作者：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不仅是《资治通鉴》的主编，还在政治上有着重要影响，曾任宰相。
年代： 《资治通鉴》的编撰始于1065年，完成于1084年，涵盖了从公元前403年（战国时期）到公元959年（五代十国时期）共1362年的历史。
内容简要：《资治通鉴》以编年体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从战国到五代十国之间的历史事件。全书共294卷，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书中不仅记录了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还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论，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见解，旨在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故书名“资治通鉴”，意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二十六-原文
起柔兆执徐，尽著雍敦牂，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五年）
春，正月，有星孛于牵牛。
丁、傅宗族骄奢，皆嫉傅喜之恭俭。又，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喜与孔光、师丹共执以为不可。上重违大臣正议，又内迫傅太后，依违者连岁。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硃博与孔乡侯傅晏连结，共谋成尊号事，数燕见，奏封事，毁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御史大夫官既罢，议者多以为古今异制，汉自天子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独改三公，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于是硃博奏言：“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罢，复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率！”上从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阳安侯明为大司马、卫将军，置官属；大司马冠号如故事。
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请，其遣就国。”
丞相孔光，自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与硃博为表里，共毁谮光。乙亥，策免光为庶人。以御史大夫硃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上以问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及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也。硃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上不听。
硃博既为丞相，上遂用其议，下诏曰：“定陶共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共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于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太皇太后语，至谓之“妪”。时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为公卿列侯者甚众。然帝不甚假以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号之议，而为关内侯师丹所劾奏，免为庶人。时天下衰粗，委政于丹，丹不深惟褒广尊号之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圣，昭然定尊号，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丹恶逆暴著，虽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请免为庶人。”奏可。又奏：“新都侯王莽前为大司马，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太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亲属，皆遣就国。
天下多冤王氏者。谏大夫杨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庙之重，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傅，行道之人为之陨涕，况于陛下！时登高远望，独不惭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复封成都侯商中子邑为成都侯。
硃博又奏言：“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上从之。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诏归葬定陶共皇之园，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以教渤海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复私以相教。上即位，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无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上久寝疾，冀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
上既改号月馀，寝疾自若。夏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无验，八月，诏曰：“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冀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上以寝疾，尽复前世所尝兴诸神祠凡七百馀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傅太后
怨傅喜不已，使孔乡侯晏风丞相硃博令奏免喜侯。
博与御史大夫赵玄议之，玄言：“事已前决，得无不宜？”
博曰：“已许孔乡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
玄即许可。
博恶独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前亦坐过免就国，事与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无益于治，虽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当也。皆请免为庶人。”
上知傅太后素尝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诣尚书问状，玄辞服。
有诏：“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请召诣廷尉诏狱”。
上减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博自杀，国除。
九月，以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迁为丞相；以冬月故，且赐爵关内侯。
以京兆尹平陵王喜为御史大夫。
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是岁，策免左将军淮阳彭宣，以关内侯归家，而以光禄勋丁望代为左将军。
乌孙卑爰疐侵盗匈奴西界，单于遣兵击之，杀数百人，略千馀人，驱牛畜去。
卑爰疐恐，遣子趋逯为质匈奴，单于受，以状闻。
汉遣使者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爰疐质子。
单于受诏遣归。
孝哀皇帝中建平三年（丁巳，公元前四年）
春，正月，立广德夷王弟广汉为广平王。
癸卯，帝太太后所居桂宫正殿火。
上使使者召丞相平当，欲封之。
当病笃，不应召。
室家或谓当：“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邪？”
当日：“吾居大位，已负素餐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馀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
遂上书乞骸骨，上不许。
三月，己酉，当薨。
有星孛于河鼓。
夏，四月，丁酉，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
崇，京兆尹骏之子也。
嘉以时政苛急，郡国守相数有变动，乃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
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
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
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
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
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
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遗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
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
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十数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
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
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
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举劾苛细，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
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
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上书告之。
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
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
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故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
孝宣皇帝爱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
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
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
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
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
前苏令发，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
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
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称者，天子纳而用之。
六月，立鲁顷王子部乡侯闵为王。
上以寝疾未定，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诏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
上亦不能亲至甘泉、河东，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
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又，瓠山石转立。
东平王云及后谒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
河内息夫躬、长安孙宠相与谋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计也。”
乃与中郎谷师谭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
是时上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谒下狱验治；服“祠祭诅祝上，为云求为天子，以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
有司请诛王，有诏，废徙房陵。
云自杀，谒并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弃市。
事连御史大夫王崇，左迁大司农。
擢宠为南阳太守，谭颍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孝哀皇帝中建平四年（戊午，公元前三年）
春，正月，大旱。
关东民无故惊走，持稿或槀一枚，转相付与，曰行西王母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不可禁止。
民又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上欲封傅太后从父弟侍中、光禄大夫商，尚书仆射平陵郑崇谏曰：“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
黄，昼昏，日中有黑气。
孔乡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缘。
今无故欲复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
臣愿以身命当国咎！
崇因持诏书案起。
傅太后大怒曰：“何有为天子乃反为一臣所颛制邪！”
二月，癸卯，上遂下诏封商为汝昌侯。
驸马都尉、侍中云阳董贤得幸于上，出则参乘，入御左右，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
常与上卧起。
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
又诏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
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位次皇后。
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
以贤父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
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土木之功，穷极技巧。
赐武库禁兵，上方珍宝。
其选物上弟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乃其副也。
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
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
郑崇以贤贵宠过度谏上，由是重得罪，数以职事见责；发疾颈痈，欲乞骸骨，不敢。
尚书令赵昌佞谄，素害崇；知见疏，因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请治。”
上责崇曰：“君门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
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愿得考覆！”
上怒，下崇狱。
司隶孙宝上书曰：“按尚书令昌奏仆射崇狱，覆治，榜掠将死，卒无一辞，道路称冤。
疑昌与崇内有纤介，浸润相陷。
自禁门枢机近臣，蒙受冤谮，亏损国家，为谤不小。
臣请治昌以解众心。”
书奏，上下诏曰：“司隶宝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诋欺，遂其奸心，盖国之贼也。免宝为庶人。”
崇竟死狱中。
二月，丁卯，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上欲侯董贤而未有缘，侍中傅嘉劝上定息夫躬、孙宠告东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贤以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赐爵关内侯。
顷之，上欲封贤等而心惮王嘉，乃先使孔乡侯晏持诏书示丞相、御史。
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馀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
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
暴评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
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其事亦议，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
臣嘉，臣延，材驽不称，死有馀责，知顺指不迕，可得容身须臾。
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
上不得已，且为之止。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
秋，八月，辛卯，上下诏切责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为之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
今东平王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故也。
赖宗庙之灵，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咸伏厥辜。《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
其封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关内侯。”
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恽子业为阳信侯。
息夫躬既亲近，数进见言事，议论无所避，上疏历诋公卿大臣。
众畏其口，见之仄目。
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
执金吾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
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
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一出少府。
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
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任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事然后蒙之。
《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
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
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
臣请收还武库。”
上不说。
顷之，傅太后使谒者贱买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买贱，请更平直。”
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无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请与永信宫争贵贱之贾，伤化失俗。
以隆前有安国之言，左迁为沛郡都尉。”
初，成帝末，隆为谏大夫，尝奏封事言：“古者选诸侯入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
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谏大夫渤海鲍宣上书曰：“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
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覆剧于前乎！
“今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
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
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
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
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
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
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
陛下擢臣岩穴，诚翼有益豪毛，岂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
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
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藿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
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
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足以移众，强可用独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剧者也，宜以时罢退。
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师傅。
急征故大司马傅喜，使领外亲。
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经皆更博士，位皆历三公；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可大委任也。
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
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
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
宣语虽刻切，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匈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
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
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
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
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
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
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
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
又高皇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
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
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
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馀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
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
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
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
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
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
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
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
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馀灾。
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县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
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
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
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
不然，壹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
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
乃以制匈奴也。
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
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
赐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
单于未发，会病，复遣使愿朝明年；上许之。
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息夫躬谋欲求居位辅政。
会单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
乌孙两昆弥弱，卑爰疐强盛，东结单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势以并乌孙；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
可令降胡诈为卑爰疐使者来上书，欲因天子威告单于归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
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
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中国常以威信
怀伏夷狄，躬欲逆诈，进不信之谋，不可许。
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蕃。
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
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竟忧也！
躬掎禄曰：“臣为国家计，冀先谋将然，豫图未形，为万世虑。
而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
臣与禄异议，未可同日语也！
上曰：“善！”乃罢群臣，独与躬议。
躬因建言：“灾异屡见，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
上然之，以问丞相嘉，对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
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
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虚造匈奴、乌孙、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
守相有罪，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欲动安之危，辩口快耳，其实未可从。
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惠、深刻也。
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其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
唯陛下观览古戒，反覆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
上不听。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二十六-译文
从柔兆执徐年开始，到著雍敦牂年结束，共三年。
孝哀皇帝中建平二年（丙辰年，公元前五年）
春天，正月，有彗星出现在牵牛星座。
丁、傅宗族骄奢淫逸，都嫉妒傅喜的恭俭。此外，傅太后想要获得尊号，与成帝的母亲齐尊；傅喜与孔光、师丹共同坚持认为不可以。皇帝既重视大臣的正议，又内心迫于傅太后的压力，犹豫不决已经多年。傅太后大怒，皇帝不得已，先免去师丹的职位以感动傅喜。傅喜最终没有顺从。硃博与孔乡侯傅晏勾结，共同谋划尊号的事情，多次私下见面，上奏封事，诋毁傅喜和孔光。丁丑日，皇帝最终决定免去傅喜的职位，让他以侯爵的身份回家。
御史大夫的官职被废除后，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古今制度不同，汉朝从天子到佐史，都与古代不同，而唯独改变三公的职位，职责难以分明，对国家的治乱没有益处。于是硃博上奏说：“按照旧例：选拔郡国守相中的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职位有序，所以尊崇圣德，重视国相。现在中二千石没有经过御史大夫的职位就直接成为丞相，权力轻，不足以重视国政。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以废除，重新设置御史大夫，遵循旧制。臣愿意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官的表率！”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夏天，四月，戊午日，重新任命硃博为御史大夫。又任命丁太后的兄长阳安侯明为大司马、卫将军，设置官属；大司马的冠号按照旧例。
傅太后又亲自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依附下属，欺骗上级，与故大司空师丹同心背叛，放命毁族，不宜再奉朝请，应该遣送他回国。”
丞相孔光，自从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议的嫌隙，又严重违背傅太后的旨意。因此傅氏在位者与硃博内外勾结，共同诋毁孔光。乙亥日，皇帝决定免去孔光的职位，贬为庶人。任命御史大夫硃博为丞相，封为阳乡侯；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时，有大声如钟鸣，殿中的郎吏和陛者都听到了。皇帝询问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及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所说的鼓妖。按照师法，认为君主不聪，被众人迷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道从何而生。其《传》说：‘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现在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中焉。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该退去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而即使不退，不出一年，其人自会蒙受其咎。”扬雄也认为：“鼓妖，是听失的象征。硃博为人强毅，多权谋，适合做将领不适合做丞相，恐怕会有凶恶亟疾的愤怒。”皇帝不听。
硃博成为丞相后，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定陶共皇的称号，不宜再称定陶。尊共皇太后为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共皇后为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在京师立寝庙，比照宣帝父悼皇考的制度。”于是四太后各自设置少府、太仆，秩禄都是中二千石。傅太后尊后，尤其骄横，与太皇太后说话时，甚至称她为“妪”。当时丁、傅在一两年间暴兴，成为公卿列侯的人很多。然而皇帝并不太给予他们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时代。
丞相硃博、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前高昌侯宏，首先提出尊号的建议，而被关内侯师丹弹劾，免为庶人。当时天下衰败，委政于师丹，师丹不深思褒广尊号的意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圣，昭然定尊号，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师丹恶逆暴著，虽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请免为庶人。”奏章被批准。又上奏：“新都侯王莽前为大司马，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皇帝说：“因为王莽与太皇太后有亲属关系，不要免职，遣送他回国。”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的亲属，都被遣送回国。
天下有很多人为王氏感到冤屈。谏大夫杨宣上封事说：“孝成皇帝深思宗庙的重要性，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年已七十，多次经历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傅，行道之人为之陨涕，何况于陛下！时登高远望，独不惭于延陵乎！”皇帝深感其言，复封成都侯商的中子邑为成都侯。
硃博又上奏说：“汉家旧例，设置部刺史，秩禄低而赏赐厚，都劝勉功绩乐于进取。前废除刺史，改设州牧，秩禄为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位，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怕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废除州牧，恢复设置刺史如旧。”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六月，庚申日，帝太后丁氏去世，诏令归葬定陶共皇的园陵，征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
起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以教渤海夏贺良等人。中垒校尉刘向上奏甘忠可假借鬼神，欺骗上级迷惑众人；下狱，治服；未判决，病死。贺良等人又私下互相教导。皇帝即位后，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推荐贺良等人，都待诏黄门。多次召见，陈述“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无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皇帝久病，希望有益，于是听从贺良等人的建议，下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秋天，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的永陵亭部为初陵，不要迁徙郡国的民众。
皇帝改号一个多月后，病情依旧。夏贺良等人又想妄变政事，大臣们争辩认为不可行。贺良等人上奏说：“大臣们都不知天命，应该退去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皇帝因为他们的言论没有应验，八月，下诏说：“待诏贺良等人建议改元易号，增加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希望为百姓获福，最终没有好的应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皆蠲除之。贺良等人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都被下狱，伏诛。李寻和解光减死一等，流放到敦煌郡。
皇帝因为久病，恢复了前世所兴建的诸神祠共七百余所，一年祭祀三万七千次。
傅太后
傅太后对傅喜的怨恨不断加深，便让孔乡侯傅晏去暗示丞相朱博，让他上奏罢免傅喜的侯爵。
朱博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此事，赵玄说：“这件事之前已经决定了，现在再提出来，恐怕不太合适吧？”
朱博说：“我已经答应了孔乡侯。普通人之间的约定，尚且要拼死兑现，何况是对待至尊的太后！我朱博只有一死了！”
赵玄便同意了。
朱博不愿意单独弹劾傅喜，因为前大司空汜乡侯何武也曾因过错被免职回到封国，情况与傅喜相似，于是朱博一并上奏：“傅喜、何武以前在位时，对治理国家毫无贡献，虽然已经被免职，但他们的爵位和封地，也不应当保留。请求将他们免为庶人。”
皇帝知道傅太后一向怨恨傅喜，怀疑朱博、赵玄是受了傅太后的指使，便召赵玄到尚书处询问情况，赵玄承认了。
皇帝下诏：“左将军彭宣与朝中大臣一起审问此事。”彭宣等人上奏弹劾：“朱博、赵玄、傅晏都犯有不道、不敬之罪，请求将他们召到廷尉诏狱。”
皇帝将赵玄的死罪减轻三等；削去傅晏四分之一的封户；假借谒者的符节召丞相朱博到廷尉，朱博自杀，封国被废除。
九月，任命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日，升任为丞相；因为是冬月，所以赐爵关内侯。
任命京兆尹平陵王喜为御史大夫。
皇帝想让丁氏、傅氏担任重要官职，这一年，罢免了左将军淮阳彭宣，让他以关内侯的身份回家，而任命光禄勋丁望为左将军。
乌孙的卑爰疐侵犯匈奴的西部边界，单于派兵攻打他，杀了几百人，俘虏了一千多人，驱赶牛马牲畜离去。
卑爰疐害怕了，派儿子趋逯到匈奴做人质，单于接受了，并将此事报告给汉朝。
汉朝派使者责备单于，命令他将卑爰疐的质子送回去。
单于接受诏令，将质子送回了乌孙。
孝哀皇帝中建平三年（丁巳，公元前四年）
春，正月，立广德夷王的弟弟广汉为广平王。
癸卯日，帝太太后居住的桂宫正殿发生火灾。
皇帝派使者召丞相平当，想封他为侯。
平当病重，无法应召。
家人对他说：“难道不能勉强起来接受侯印，为子孙谋福吗？”
平当说：“我身居高位，已经背负了无功受禄的责难。如果勉强起来接受侯印，回来躺下就死，死后还会有罪过。现在我不起来，正是为了子孙着想！”
于是上书请求退休，皇帝不允许。
三月，己酉日，平当去世。
有彗星出现在河鼓星附近。
夏，四月，丁酉日，任命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
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
王嘉因为时政严苛，郡国守相频繁变动，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圣王的功绩在于得到贤才。
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历代都设立诸侯，象征贤能。
虽然不能完全做到贤能，但天子会为他们选择臣子、任命卿大夫来辅佐他们。
在这样的国家里，世代受到尊重，然后士人和百姓才会依附。
因此教化得以推行，治国的功绩得以建立。
现在的郡守比古代的诸侯还要重要，过去选拔贤才，贤才难得，提拔可用的人，有时甚至从囚徒中选拔。
从前魏尚因事被关押，文帝听了冯唐的话，派使者持节赦免了他的罪，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因此忌惮他。
武帝从囚徒中提拔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国内史，骨肉得以安定。
张敞担任京兆尹时，因罪应当免职，狡猾的官吏知道后故意冒犯张敞，张敞将他逮捕并处死，他的家人感到冤枉，使者复查案件，弹劾张敞故意杀人，皇帝下令逮捕但未执行，后来张敞被免职；逃亡十几天后，宣帝征召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最终得到了他的才能。
前代并不是偏爱这三个人，而是贪图他们的才能对公家有益。
孝文帝时，官吏任职时间长，有的甚至传给子孙，以官职为姓氏，仓氏、库氏就是仓库吏的后代；那些二千石的长官也安心任职，乐于职守，然后上下互相尊重，没有苟且之心。
后来逐渐改变，公卿以下互相催促，政事频繁变更，司隶、部刺史弹劾苛细，揭露隐私，官吏有时任职几个月就被免职，送旧迎新，交错于道路。
中等才能的人苟且求全，下等才能的人心怀恐惧，只顾自己，一切以私利为重。
二千石的官员越来越被轻视，官吏和百姓对他们怠慢，有时抓住他们的小过错，夸大其词，增加罪名，向刺史、司隶报告，或上书告发。
百姓知道他们容易受到威胁，稍有不如意就有背叛之心。
前山阳的逃亡者苏令等人横行霸道，官吏和士兵在危难时，没有人愿意为节义而死，因为守、相的威权早已被剥夺。
孝成皇帝对此感到后悔，下诏书，二千石官员不得故意放纵，派使者赐金，安抚他们的心意，确实认为国家有急事时，需要依靠二千石官员；二千石官员受到尊重，才能让下属服从。
孝宣皇帝喜欢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有弹劾的奏章留在宫中，等到大赦时一并解决。
旧例：尚书很少下发奏章，因为会烦扰百姓，验证案件，有时会导致人死在狱中，奏章中必须有‘敢告之’的字样才会下发。
希望陛下留心选择贤才，记住他们的善行，忘记他们的过错，宽容臣子，不要苛求完美。
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中有才能任职的人，人情难免有过错，应该宽大处理，让尽力的人有所鼓励。
这是当今的急务，也是国家的利益所在。
前苏令事件发生时，想派大夫去追查情况，当时没有合适的大夫可派，便召盩厔县令尹逢，任命他为谏大夫派去处理。
现在有才能的大夫很少，应该预先培养可成就的人，这样士人才能在危难时不惜生命。
临事仓促才去寻求人才，这不是朝廷明智的做法。”
王嘉因此推荐儒者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吏萧咸、薛修等人，都是前二千石官员中有名望的人，皇帝采纳并任用他们。
六月，立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闵为王。
皇帝因为卧病在床，冬十一月，壬子日，命令太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的祭祀，罢免南郊、北郊的祭祀。
皇帝也无法亲自到甘泉、河东，派有关部门代为祭祀。
无盐危山的土自己隆起，覆盖了草，像驰道一样；还有，瓠山的石头转动立起。
东平王刘云和他的王后谒亲自到石头处祭祀，制作石像像瓠山立石，捆扎草束，一起祭祀。
河内的息夫躬、长安的孙宠一起谋划，共同告发此事，说：“这是获取封侯的机会。”
于是与中郎谷师谭一起通过中常侍宋弘上奏此事，告发他们。
当时皇帝生病，心情不好，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处理，逮捕王后谒下狱审问；她供认：“祭祀时诅咒皇帝，为刘云求天子之位，认为石头立起是宣帝复兴的征兆。”
有关部门请求处死刘云，皇帝下诏，废黜刘云，流放到房陵。
刘云自杀，王后谒和她的舅舅伍宏以及成帝的舅舅安成共侯夫人放，都被处死。
此事牵连到御史大夫王崇，被贬为大司农。
提拔孙宠为南阳太守，谷师谭为颍川都尉，宋弘、息夫躬为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孝哀皇帝中建平四年（戊午，公元前三年）
春，正月，大旱。
关东的百姓无故惊慌逃跑，手持稻草或禾秆，互相传递，说是行西王母筹，路上相遇，人数多达数千，有的披头散发赤脚，有的夜里破门而入，有的翻墙进入，有的乘车骑马奔驰，通过驿站传递，经过二十六个郡国到达京师，无法禁止。
百姓又在里巷和田间聚会，摆设博具，歌舞祭祀西王母，直到秋天才停止。
皇帝想封傅太后的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尚书仆射平陵郑崇劝谏说：“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
天色昏黄，白天昏暗，太阳中出现黑气。
孔乡侯是皇后的父亲，高武侯以三公的身份被封，尚且有一定的缘由。
如今无缘无故想要再次封商，破坏了制度，违背了天意和人心，这不是傅氏的福气！
我愿意以我的生命来承担国家的罪责！
郑崇因此拿着诏书案起身。
傅太后大怒说：“哪有天子反而被一个臣子所控制的道理！”
二月，癸卯日，皇帝于是下诏封商为汝昌侯。
驸马都尉、侍中云阳董贤得到皇帝的宠幸，外出时与皇帝同乘一辆车，入宫时侍奉在皇帝左右，赏赐累积巨万，显贵震动朝廷。
他经常与皇帝同睡同起。
有一次白天睡觉，董贤压住了皇帝的袖子，皇帝想起身，董贤没有察觉，皇帝不想惊动他，于是割断袖子起身。
皇帝又下诏让董贤的妻子可以自由出入宫中，住在董贤的住所。
皇帝又召董贤的妹妹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
昭仪和董贤及其妻子早晚出入宫中，一起侍奉在皇帝左右。
皇帝任命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
皇帝下诏让将作大匠为董贤在北阙下建造大宅，宅中有重重殿宇，洞门，土木工程极其精巧。
皇帝赐予董贤武库中的禁兵和上方的珍宝。
所有精选的物品都优先赐给董氏，而皇帝所用的物品反而是次等的。
甚至东园的秘器、珠襦、玉柙，都预先赐给董贤，无一不备。
皇帝又命令将作大匠为董贤在义陵旁建造坟墓，内部设有便房，外部有徼道，围墙长达数里，门阙和罘罳非常壮观。
郑崇因为董贤的宠幸过度而劝谏皇帝，因此得罪了皇帝，多次因职务上的事情被责备；他得了颈痈，想要请求退休，但不敢。
尚书令赵昌谄媚，一向嫉妒郑崇；知道郑崇被疏远，于是上奏说：“郑崇与宗族勾结，怀疑有奸谋，请治罪。”
皇帝责备郑崇说：“你的门庭如市，为什么想要限制君主？”
郑崇回答说：“我的门庭如市，但我的心如水。希望得到审查！”
皇帝大怒，将郑崇下狱。
司隶孙宝上书说：“按照尚书令赵昌的奏章，审查郑崇的案子，严刑拷打，郑崇几乎死去，但始终没有认罪，人们都称他冤枉。
怀疑赵昌与郑崇之间有微小的嫌隙，逐渐陷害他。
作为禁门枢机的近臣，蒙受冤屈，损害国家，诽谤不小。
我请求治赵昌的罪以平息众怒。”
奏章上呈后，皇帝下诏说：“司隶孙宝依附下属，欺骗上级，在春天进行诋毁，满足他的奸心，实在是国家的贼子。免去孙宝的官职，贬为庶人。”
郑崇最终死在狱中。
二月，丁卯日，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皇帝想要封董贤为侯，但没有合适的理由，侍中傅嘉劝皇帝定下息夫躬、孙宠告发东平王的奏章，去掉宋弘的名字，改为因董贤的功劳而上奏，想要以此封他为侯，先赐爵关内侯。
不久，皇帝想要封董贤等人，但心里忌惮王嘉，于是先让孔乡侯晏拿着诏书给丞相、御史看。
于是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奏说：“我们看到董贤等三人刚刚赐爵，百姓议论纷纷，都说董贤显贵，其他人也蒙受恩宠，至今流言未止。
陛下对董贤等人的仁恩不断，应该公开董贤等人的奏章内容，询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察古今，明确其义，然后再加封爵位；否则，恐怕会大失民心，天下人都会议论。
公开评论此事，必定有人说应当封侯，陛下可以听从；天下人即使不高兴，罪责也有所分担，不只在陛下。
以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时，也曾经过讨论，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应当封侯；众人归咎于谷永，先帝不独自承担讥讽。
我们王嘉、贾延，才能平庸，死有余辜，知道顺从旨意不会违背，可以暂时保全自己。
之所以不敢这样做，是因为想报答陛下的厚恩。”
皇帝不得已，暂时停止了封侯的事。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
秋，八月，辛卯日，皇帝下诏严厉责备公卿说：“从前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因此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挫败了淮南王的阴谋。
如今东平王云等人竟然有图谋弑君的逆乱之谋，这是公卿大臣们不能尽心竭力、运用智慧以消除未萌之祸的缘故。
幸亏宗庙的神灵，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人发觉并报告，他们都伏法了。《书经》不是说：‘用德来表彰善行。’
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关内侯。”
又封傅太后的同母弟郑恽的儿子郑业为阳信侯。
息夫躬因为亲近皇帝，多次进见言事，议论无所避讳，上疏严厉批评公卿大臣。
众人畏惧他的言辞，见到他都侧目而视。
皇帝派中黄门从武库中取出兵器，前后十次，送给董贤和皇帝的乳母王阿舍。
执金吾毋将隆上奏说：“武库的兵器，是天下公用的。
国家的武备，修缮制造，都是用大司农的钱。
大司农的钱，皇帝自己不用来供养；供养和赏赐，都出自少府。
这是不以本藏来供给末用，不以民力来供给浮费，区分公私，显示正道。
古代诸侯、方伯可以专征伐，才赐予斧钺，汉朝的边吏职责是抵御外寇，也赐予武库的兵器，都是在任事之后才蒙受恩赐。
《春秋》的义理，家中不藏甲兵，是为了抑制臣子的威势，减少私人的力量。
如今董贤等人是便僻的弄臣，私恩微妾，却用天下公用的兵器供给他们的私门，削弱国家的威器，供给他们的家备，民力被弄臣分割，武兵被微妾使用，建立不当，助长骄僭，这不是向四方展示正道。
孔子说：‘奚取于三家之堂！’
我请求收回武库的兵器。”
皇帝不高兴。
不久，傅太后派谒者低价购买执金吾的官婢八人，毋将隆上奏说：“价格太低，请重新定价。”
皇帝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毋将隆位居九卿，既不能匡正朝廷的过失，反而上奏与永信宫争贵贱的价格，损害风化，败坏习俗。
因为毋将隆以前有安国的言论，贬为沛郡都尉。”
当初，成帝末年，毋将隆为谏大夫，曾上奏说：“古代选拔诸侯入朝为公卿，以褒奖功德，应该征召定陶王使他在国邸，以安抚四方。”
因此皇帝想起他的言论而宽恕了他。
谏大夫渤海鲍宣上书说：“我看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掌权，人人拉拢自己的亲信以充塞朝廷，阻碍贤人的道路，扰乱天下，奢侈无度，使百姓穷困，因此日食多达十次，彗星四起。
这是危亡的征兆，陛下亲眼所见；如今为何反而比从前更加严重呢！
“如今百姓有七种失去生计的情况：阴阳不和，水旱成灾，这是第一种；官府苛责，增加赋税，这是第二种；贪官污吏，不断索取，这是第三种；豪强大族，蚕食无厌，这是第四种；苛吏徭役，耽误农时，这是第五种；部落鼓鸣，男女遮列，这是第六种；盗贼抢劫，夺取百姓财物，这是第七种。
七种失去生计的情况尚且可以忍受，还有七种死亡的情况：酷吏殴打杀害，这是第一种；治狱严酷，这是第二种；冤枉无辜，这是第三种；盗贼横行，这是第四种；怨仇相残，这是第五种；年景不好，饥饿致死，这是第六种；时疫流行，这是第七种。
百姓有七种失去生计的情况而无一得，想要国家安定，实在困难；百姓有七种死亡的情况而无一生存，想要刑罚停止，实在困难。
这不是公卿、守相贪婪残暴所导致的吗？
群臣有幸位居高官，享受厚禄，难道会愿意对百姓施加怜悯，
帮助陛下推行教化的人吗？他们的志向只是在于经营自己的私家，结交宾客，谋取私利罢了。
他们把苟且迎合、曲意顺从当作贤能，把沉默不语、尸位素餐当作智慧，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愚蠢的。
陛下从山野中提拔我，确实是希望我能对朝廷有所裨益，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享受美食、做大官、住在高门大宅里吗？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替天牧养万民，应当一视同仁，符合《尸鸠》诗中所说的道理。
如今贫民连粗劣的食物都吃不饱，衣服破旧不堪，父子、夫妇之间无法相互保全，实在令人心酸。
陛下如果不救助他们，他们将何去何从呢？为何偏偏要私养外戚和宠臣董贤，赏赐他们大量财物，动辄数以万计，让他们的奴仆、宾客都能享受美酒佳肴，连仆人都能致富，这难道是天意吗？
“还有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侯。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而是天下的官爵。
陛下任用不该任用的人，授予不该授予的官职，却希望上天和百姓都满意，这难道不是很难吗？
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他们的辩才足以迷惑众人，他们的强势足以独断专行，是奸人中的佼佼者，迷惑世人尤其严重，应当及时罢免他们。
还有那些外戚中尚未通晓经术的幼童，都应当让他们休息，去跟随师傅学习。
紧急征召前大司马傅喜，让他统领外戚。
前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丞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他们都曾担任过博士，官位都曾位列三公；龚胜担任司直时，郡国都谨慎选举；这些人可以委以重任。
陛下之前因为一时的不忍心而罢免了何武等人，天下人都感到失望。
陛下尚且能容忍许多没有功德的人，难道就不能容忍何武等人吗？
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天下人的心为心，不能只凭自己的心意行事。”
彭宣的话虽然尖锐，但皇帝因为他是名儒，所以宽容了他。
匈奴单于上书请求来朝见五年。
当时皇帝生病，有人说：“匈奴从上游来，会带来不祥；自从黄龙、竟宁年间，单于来朝见中国，总是发生大事。”
皇帝因此感到为难，询问公卿的意见，他们也认为这是浪费国库，可以暂时不答应。
单于的使者辞别离去，还未出发，黄门郎扬雄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六经》的治理，贵在未乱之时；兵家的胜利，贵在未战之时；这两者虽然微妙，但却是大事的根本，不可不察。
如今单于上书请求来朝见，国家却不答应而拒绝了他，我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从此将产生嫌隙。
匈奴本是五帝所不能臣服，三王所不能控制的，他们不可使产生嫌隙的道理非常明显。
我不敢远引古事，请让我以秦朝以来的历史来说明：以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威势，尚且不敢窥视西河，而是修筑长城来防御匈奴。
等到汉朝初兴，以高祖的威灵，三十万大军被困在平城，当时奇谋之士、智谋之臣众多，最终脱困的原因，世人至今无法说清。
还有高皇后时，匈奴傲慢无礼，大臣们用权谋书信与他们交涉，才得以化解。
到了孝文帝时，匈奴侵扰北方边境，侦察骑兵甚至到达雍甘泉，京师震动，朝廷派出三位将军屯兵细柳、棘门、霸上以防备匈奴，数月后才撤军。
孝武帝即位后，设下马邑之谋，想要诱捕匈奴，结果白白耗费财力、劳师动众，连一个匈奴人都没见到，更何况单于本人呢！
后来孝武帝深思社稷大计，规划万世之策，于是大举兴兵数十万，派卫青、霍去病率领军队，前后十余年，终于渡过西河，穿越沙漠，攻破寘颜，袭击王庭，深入匈奴腹地，追击匈奴，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兵临翰海，俘虏了数以百计的匈奴名王和贵人。
从此之后，匈奴震惊恐惧，更加请求和亲，然而他们始终不肯称臣。
况且前代难道愿意耗费无尽的财力，驱使无罪之人，只为了在狼望之北逞一时之快吗？
他们认为不经过一番劳苦就不能长久安逸，不暂时耗费就不能永远安宁，因此宁愿忍受百万大军的劳苦去摧毁饿虎的利齿，用国库的财富填平卢山的深谷也不后悔。
到了本始初年，匈奴有桀骜之心，想要掠夺乌孙，侵扰公主，朝廷于是派出五位将军率领十五万骑兵去攻打匈奴，当时收获甚少，只是展示了汉军的威武，让匈奴知道汉军如雷风般迅猛！
虽然汉军空手而归，还损失了两位将军，但北狄仍然不服，中国也未能高枕无忧。
到了元康、神爵年间，朝廷的教化神明，恩德广布，而匈奴内部发生内乱，五位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带着国家归顺汉朝，俯首称臣，但朝廷仍然只是羁縻他们，并未完全控制。
从此之后，匈奴愿意来朝见的，朝廷不拒绝；不愿意的，也不强求。
为什么呢？因为外族天性凶悍，体魄强健，恃力逞强，难以用善行感化，容易受恶行影响，他们的强势难以屈服，他们的和顺难以获得。
所以在他们未臣服时，朝廷劳师远征，倾尽国力，伏尸流血，攻破强敌，是如此艰难；在他们臣服之后，朝廷慰抚他们，与他们交往，赠送财物，威仪周备，也是如此谨慎。
过去朝廷曾攻破大宛的城池，踏平乌桓的堡垒，攻占姑缯的城墙，扫荡姐的战场，平定朝鲜的旗帜，拔除两越的旗帜，近的不过旬月之功，远的也不过两季之劳，就已经彻底扫平了他们的庭院，郡县化他们的领地，席卷而去，再无后患。
唯独北狄不是这样，他们真是中国的劲敌，三面边境都像悬挂的剑一样危险；前代对他们非常重视，不可轻易轻视。
“如今单于归顺，怀着真诚的心意，想要离开他的王庭，前来朝见，这是前代遗留的策略，神灵所期望的，国家虽然要耗费财力，但也是不得已的。
为何要用‘来厌’的言辞拒绝他，用‘无日’的期限疏远他，消解过去的恩情，开启未来的嫌隙呢？
如果因为怀疑而产生嫌隙，使他们心生怨恨，违背前约，借口过去的言辞，归怨于汉朝，从而自绝于汉，最终不再有归顺之心，威逼不行，劝谕无效，这难道不是大忧吗？
明智的人能在无形中看到问题，聪慧的人能在无声中听到问题，在问题未发生之前就采取行动，这样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
否则，一旦产生嫌隙之后，即使智者在内劳心，辩者在外奔波，也不如未发生之时。
况且过去朝廷经营西域，控制车师，设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每年耗费数以万计的财力，难道是为了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来侵犯西边吗？
这是为了控制匈奴。
百年劳苦，一日失去，耗费十分而珍惜一分，我私下为国家的安危感到不安。
希望陛下在未乱、未战之时多加留意，以遏制边境的祸患！”
奏书呈上后，皇帝醒悟，召回了匈奴的使者，重新写信给单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皇帝赏赐扬雄五十匹帛和十斤黄金。
单于还未出发，就生病了，再次派使者请求明年再来朝见；皇帝答应了。
董贤的宠幸日益隆盛，丁、傅两家嫉妒他的宠幸，孔乡侯晏与息夫躬密谋想要取代董贤辅政。
恰好单于因病未能来朝见，息夫躬借此上奏，认为：“单于本应在十一月入塞，后来因病推辞，恐怕有其他变故。
乌孙的两位昆弥势力衰弱，卑爰疐势力强盛，东与单于结盟，派儿子去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一旦被吞并，匈奴就会强大，西域就会危险。
可以让投降的胡人假扮卑爰疐的使者来上书，想借天子的威势告诉单于归还侍子，然后下达诏书，让匈奴的使者听到；这就是所谓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奏书呈上后，皇帝召见息夫躬，召集公卿、将军商议。
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一向以威信
心怀对夷狄的戒备，躬想要逆反欺诈，提出不可信的计谋，这是不可接受的。
而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保护边疆并称臣。
现在单于因为疾病不能亲自来朝贺，派遣使者来陈述，不失臣子的礼节。
我禄自保终身不见匈奴成为边疆的忧虑！
躬反驳禄说：“我为国家考虑，希望先谋划未来，预见未发生的情况，为万世考虑。
而禄只想用他的犬马之年来保护眼前所见。
我与禄的意见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皇上说：“好！”于是罢免了群臣，独自与躬商议。
躬因此建议：“灾异频繁出现，恐怕必有非常之变，可以派遣大将军巡视边疆军队，整顿武备，斩杀一个郡守以立威，震慑四夷，以此来应对变异。”
皇上同意，询问丞相嘉，嘉回答说：“我听说动员民众靠行动而不是言语，应对天意靠实际而不是文辞。
百姓虽然微小，尚且不可欺骗，何况是上天神明，怎能欺骗呢！
天显现异象，是为了告诫君主，希望君主觉悟并改正错误，真诚行善，民心悦服而天意得遂！
辩士只看到一点，就妄自以意附会星历，虚构匈奴、乌孙、西羌的灾难，谋划发动战争，设下权变之计，这不是应对天意的方法。
守相有罪，车马疾驰到朝廷，束手就死，如此恐惧，而谈说者想要动摇安定之危，辩口快耳，其实不可听从。
议政者，苦于谄媚、险恶、辩才、深刻。
昔日秦缪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导致军队失败，他悔过自责，痛恨误导之臣，思念黄发之言，名垂后世。
希望陛下观览古人的告诫，反复参考，不要以先入为主的话为依据！
皇上不听。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二十六-注解
星孛：古代对彗星的称呼，古人认为彗星的出现是灾异的征兆。
牵牛：即牛宿，二十八宿之一，古人认为牵牛星的出现与农业收成有关。
傅喜：西汉时期的一位官员，因与傅太后有矛盾而被免职。
孔光：西汉末年大臣，曾任丞相，因反对傅太后的尊号而被免职。
师丹：西汉末年大臣，曾任大司空，因反对傅太后的尊号而被免职。
硃博：西汉时期的丞相，因受孔乡侯晏的指使，奏免傅喜的爵位。
傅晏：傅太后的侄子，与硃博共谋尊号之事。
御史大夫：古代官职，负责监察百官，地位仅次于丞相。
大司空：古代官职，负责水利、工程等事务，后与御史大夫合并。
鼓妖：古代迷信中的一种灾异现象，认为鼓声异常是君主失德的征兆。
洪范：《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古代的政治哲学和灾异理论。
太初元年：西汉哀帝改元的年号，意为重新开始。
陈圣刘太平皇帝：西汉哀帝改元后的尊号，意为继承圣德、太平盛世。
甘忠可：西汉末年方士，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宣扬汉朝将更受天命。
夏贺良：甘忠可的弟子，继续宣扬改元易号的理论。
孔乡侯晏：西汉时期的一位侯爵，与傅喜有矛盾，指使丞相硃博奏免傅喜的爵位。
赵玄：西汉时期的御史大夫，与硃博商议奏免傅喜的事宜。
何武：西汉时期的大司空，因与傅喜有相似的经历而被奏免。
彭宣：西汉时期的左将军，因与傅太后有矛盾而被免职。
平当：西汉时期的丞相，因病重拒绝接受封侯。
王嘉：西汉时期的丞相，主张选拔贤才，反对苛政。
公孙光：西汉时期的儒者，被王嘉推荐为官员。
满昌：西汉时期的儒者，被王嘉推荐为官员。
萧咸：西汉时期的能吏，被王嘉推荐为官员。
薛修：西汉时期的能吏，被王嘉推荐为官员。
东平王云：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因涉及谋反事件而自杀。
息夫躬：西汉官员，因亲近皇帝而得以进言，言辞激烈。
孙宠：西汉时期的官员，因涉及谋反事件而被提拔为南阳太守。
谷师谭：西汉时期的官员，因涉及谋反事件而被提拔为颍川都尉。
宋弘：西汉时期的官员，因涉及谋反事件而被提拔为光禄大夫。
郑崇：西汉官员，因直言进谏而得罪傅太后和董贤，最终死于狱中。
黄：此处指日食现象，古人认为日食是不祥之兆。
孔乡侯：指傅太后的父亲傅晏，被封为孔乡侯。
高武侯：指傅太后的弟弟傅商，被封为高武侯。
董贤：西汉末年宠臣，因得汉哀帝宠爱而权倾朝野。
傅太后：汉哀帝的祖母，傅氏家族的实际掌权者。
孙宝：西汉官员，司隶校尉，因上书为郑崇鸣冤而被免职。
贾延：西汉官员，曾任御史大夫。
毋将隆：西汉官员，执金吾，因反对将武库兵器赐予董贤而被贬职。
鲍宣：西汉谏大夫，因上书批评朝廷政策而闻名。
尸鸠之诗：《诗经·小雅》中的一篇，比喻君主应当公平无私，像尸鸠一样对待臣民。
黎庶：指百姓，普通民众。
元元：指百姓，普通民众。
苍头庐儿：指奴仆、侍从。
三公：古代中国最高的三个官职，通常指太尉、司徒、司空。
博士：古代官名，负责教授经学。
司直：古代官名，负责监察官员。
黄门郎：古代官名，负责宫廷文书。
五帝：传说中的五位上古帝王，通常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君主。
马邑之权：汉武帝时期的一次军事行动，试图诱捕匈奴单于。
卫青、霍去病：汉武帝时期的著名将领，多次击败匈奴。
狼居胥山：古代地名，位于今蒙古国境内，汉武帝时期曾在此举行封禅仪式。
姑衍：古代地名，位于今蒙古国境内，汉武帝时期曾在此举行封禅仪式。
翰海：古代地名，指今蒙古高原一带。
乌孙：古代西域国家，位于今新疆一带。
康居：古代西域国家，位于今中亚一带。
白龙堆：古代地名，位于今新疆一带。
车师：古代西域国家，位于今新疆一带。
都护：古代官名，负责管理西域事务。
伏夷狄：指对夷狄（古代对非华夏民族的泛称）采取怀柔政策，使其归顺。
躬：指亲自、自身。
逆诈：指预先防备欺诈行为。
单于：匈奴的最高统治者称号。
奉朝贺：指参加朝廷的朝见和祝贺仪式。
掎：指抓住、拉住。
犬马齿：比喻人的年龄，谦辞。
灾异：指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古人常认为这是上天对人间行为的警示。
大将军：古代高级军事将领的称号。
敕武备：指整顿军事装备，加强防御。
郡守：古代地方行政长官，负责一郡的政务。
四夷：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泛指周边的少数民族。
丞相：古代朝廷中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宰相。
动民以行不以言：指通过实际行动来影响民众，而不是空谈。
应天以实不以文：指以实际行为来回应天意，而不是靠文字或言辞。
黄发：指老年人，因其头发变黄而得名。
秦缪公：即秦穆公，春秋时期秦国君主，以善于用人著称。
百里奚、蹇叔：秦穆公时期的两位贤臣，曾劝谏秦穆公不要轻率出兵。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二十六-评注
本文记载了西汉末年哀帝时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反映了当时外戚专权、朝政混乱的局面。傅太后作为外戚势力的代表，试图通过尊号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引发了朝中大臣的反对。傅喜、孔光、师丹等人因反对傅太后的尊号而被免职，而硃博等人则支持傅太后，最终导致朝中权力斗争激烈。
文中提到的‘星孛于牵牛’和‘鼓妖’等灾异现象，反映了古人对天象的迷信和对灾异的解释。古人认为天象的变化与人事的吉凶息息相关，尤其是彗星的出现和鼓声的异常，被视为君主失德或国家将乱的征兆。这种观念在《洪范》等经典中有所记载，成为古代政治哲学的一部分。
甘忠可和夏贺良等人宣扬的‘改元易号’理论，反映了西汉末年社会动荡、人心思变的历史背景。他们通过伪造经典和宣扬天命更替的理论，试图影响朝政，但最终因无实际效果而被诛杀。这一事件揭示了当时社会对天命和皇权的质疑，以及方士、术士在政治中的影响力。
本文还反映了西汉末年外戚势力的膨胀和皇权的削弱。傅太后和丁氏家族的崛起，使得朝中权力斗争更加复杂，皇帝在傅太后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妥协。然而，皇帝对外戚势力的控制并不彻底，导致朝政更加混乱。这一历史背景为后来王莽篡汉埋下了伏笔。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展现了西汉末年政治腐败、外戚专权、灾异频发的社会现实。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这段古文主要记载了西汉时期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事件。通过对傅喜、孔乡侯晏、硃博、赵玄、何武等人物的描述，展现了当时朝廷内部的复杂关系和权力斗争。傅喜因与傅太后有矛盾而被免职，孔乡侯晏指使硃博奏免傅喜的爵位，赵玄与硃博商议此事，最终傅喜和何武都被免职。这些事件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腐败。
文中还记载了平当因病重拒绝接受封侯的故事，体现了他的廉洁和责任感。平当认为自己已经身居高位，如果再接受封侯，死后会有余罪，因此拒绝接受封侯，体现了他的高尚品德。
王嘉作为丞相，主张选拔贤才，反对苛政。他上疏指出当时郡国守相频繁变动，导致吏治混乱，建议朝廷应该宽容臣子，不要苛责他们的过失，应该选拔贤才，稳定吏治。王嘉的言论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远见，也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混乱和腐败。
文中还记载了东平王云因涉及谋反事件而自杀，息夫躬、孙宠、谷师谭、宋弘等人因涉及谋反事件而被贬职或提拔。这些事件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腐败，也体现了皇帝对谋反事件的严厉态度。
最后，文中记载了郑崇因反对封傅太后从父弟商为侯而被贬职的故事，体现了他的正直和敢于直言的品质。郑崇的言论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腐败，也体现了皇帝对亲信的偏袒和对忠臣的压制。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对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描述，展现了西汉时期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腐败，也体现了当时一些官员的廉洁、正直和政治智慧。这些事件和人物形象，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政治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段文字出自《汉书》，记载了西汉末年汉哀帝时期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社会矛盾。通过对傅太后、董贤、郑崇等人物的描写，展现了当时朝廷的腐败和混乱。傅太后作为实际掌权者，通过封赏亲属和宠臣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董贤则因皇帝的宠爱而权倾朝野，甚至得到了武库兵器的赏赐，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郑崇和孙宝等人则代表了朝廷中的正直力量，他们因直言进谏而遭到打压，最终郑崇死于狱中，孙宝被免职。
这段文字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严重问题，如贪官污吏、豪强兼并、苛捐杂税等，导致了百姓的困苦和社会的动荡。鲍宣的上书更是直接指出了‘七亡七死’的社会现象，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从艺术特色来看，这段文字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对话，生动地再现了西汉末年朝廷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安。作者通过对人物言行的细致描写，展现了他们的性格和命运，使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当时的历史氛围。
从历史价值来看，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西汉末年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它揭示了权力集中和腐败对社会稳定的危害，以及正直官员在腐败政权中的艰难处境。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段古文出自《汉书·王莽传》，反映了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朝廷内部的腐败。文中通过彭宣的谏言，揭示了当时朝廷官员的腐败现象，他们只顾私利，不顾国家利益，甚至以苟且偷生为贤，以沉默不语为智，而对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忠臣则视为愚人。彭宣的谏言不仅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和百姓的深切关怀。
彭宣在谏言中引用了《尸鸠之诗》，强调君主应当公平无私，对待百姓应当一视同仁。他指出当时的贫民生活困苦，衣食无着，而朝廷却大量赏赐外亲和宠臣，导致社会不公，百姓怨声载道。彭宣的谏言不仅是对当时朝廷腐败的批判，也是对君主应当如何治理国家的深刻思考。
文中还提到了匈奴单于上书愿朝的事件，反映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复杂关系。扬雄的上书谏言，强调了未乱未战的重要性，指出汉朝应当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匈奴的关系，避免因小失大。扬雄的谏言不仅体现了他的战略眼光，也反映了当时汉朝对外政策的困境。
整段古文通过彭宣和扬雄的谏言，揭示了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朝廷内部的腐败，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和百姓的深切关怀。这段古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对这段古文的赏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汉末年的社会现实和朝廷内部的腐败现象，也可以从中汲取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这段古文选自《汉书》，记载了汉朝时期关于如何处理与匈奴关系的讨论。文中通过两位大臣的不同观点，展现了古代政治决策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首先，文中提到的‘伏夷狄’反映了古代中国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这种政策旨在通过和平手段使夷狄归顺，避免战争和冲突。然而，躬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应该预先防备匈奴的欺诈行为，不能轻易相信他们的承诺。这种观点体现了古代政治家对国家安全的高度警惕。
其次，文中提到的‘灾异屡见’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的重视。古人常认为这些现象是上天对人间行为的警示，因此躬建议派遣大将军整顿边防，斩杀郡守以立威，震慑四夷。这种建议虽然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但也反映了古代政治家对天命的敬畏和对国家安全的重视。
然而，丞相嘉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应对天意应该通过实际行动而不是空谈，民众虽然微小，但也不可欺骗，更何况是上天神明。他批评那些辩士妄自揣测天意，虚造匈奴、乌孙、西羌的威胁，企图挑起战争，认为这不是应天之道。他还引用秦穆公不听百里奚、蹇叔之言而导致失败的例子，劝谏皇帝要慎重考虑，不要轻信先入为主的言论。
这段文字不仅展现了古代政治决策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反映了古人对天命、国家安全和民众福祉的深刻思考。躬和丞相嘉的不同观点，体现了古代政治家在处理国家大事时的不同策略和智慧。躬主张通过军事手段震慑外敌，而丞相嘉则主张通过实际行动和善政来回应天意，赢得民心。这两种观点各有其合理之处，也反映了古代政治决策中的权衡和取舍。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秦穆公不听百里奚、蹇叔之言而导致失败的例子，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也是对当时政治决策的警示。丞相嘉通过这个例子，劝谏皇帝要慎重考虑，不要轻信先入为主的言论，而是要反复参考古人的教训，做出明智的决策。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和借鉴，体现了古代政治家的智慧和远见。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两位大臣的不同观点，展现了古代政治决策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反映了古人对天命、国家安全和民众福祉的深刻思考。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我们今天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