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不仅是《资治通鉴》的主编，还在政治上有着重要影响，曾任宰相。
年代： 《资治通鉴》的编撰始于1065年，完成于1084年，涵盖了从公元前403年（战国时期）到公元959年（五代十国时期）共1362年的历史。
内容简要：《资治通鉴》以编年体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从战国到五代十国之间的历史事件。全书共294卷，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书中不仅记录了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还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论，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见解，旨在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故书名“资治通鉴”，意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二十-原文
起昭阳作噩，尽屠维单阏，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四八年）
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为阳平候。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
是岁，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车师故地。
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四七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抚，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昊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二月，丁巳，立弟竟为清河王。
戊午，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
三月，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又诏赦天下，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夏，四月，丁巳，立子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
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秋，七月，己酉，地复震。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白，皆以为中郎。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亻及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硃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鸩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是岁，弘恭病死，石显为中书令。
初，武帝灰南越，开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馀年间，凡六反。至宣帝时，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众久困，流离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馀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馀，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从之。捐之，贾谊曾孙也。
孝元皇帝上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四六年）
春，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
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夏，四月，乙末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
夏，旱。
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六月，诏曰：“朕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宫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
是岁，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四五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
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四四年）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
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诏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令民有能通一经者。皆复。省刑罚七十馀事。
陈万年卒。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上嘉其质直，多采用之。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乾江乃始等；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郅支单于乡化末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无应敌之数，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心，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到庭。”上许焉。既到，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长无匈忧矣。”即使使到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馀财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去。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
冬，十二月，丁末，贡禹卒。丁已，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视毕，因留射猎。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陨霜，杀桑。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
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
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
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
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
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
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
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
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
《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
《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
《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
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
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
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
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
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
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
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
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
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
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
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
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
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
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
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
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
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
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
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
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
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
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
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
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
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贾捐之与杨兴善。
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
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
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
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
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
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
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
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
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
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
春，二月，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赦天下。
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
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
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
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
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
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
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
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
《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
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
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
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
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
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
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
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
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
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
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
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
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
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
一月足以决。”
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
奉世曰：“不可。
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
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
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
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
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
固争之，不能得。
有诏，益二千人。
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
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
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
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
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
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
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
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二十-译文
从昭阳作噩年开始，到屠维单阏年结束，共七年。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癸酉年，公元前48年）
春天，正月，辛丑日，孝宣皇帝被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
三月，丙午日，立王氏为皇后，封皇后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
将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中可以节省的部分用来救济贫民；财产不足千钱的人，可以借贷种子和粮食。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的弟弟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夏天，六月，因为民间有瘟疫，命令太官减少膳食，减少乐府的人员，节省苑中的马匹，用来救济困乏的人。
秋天，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处发生大水灾，饥荒严重，甚至有人吃人；从邻近的郡县调拨钱粮来救济。
皇帝一向听说琅邪的王吉、贡禹都是明经洁行的人，派遣使者征召他们。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到达后，被任命为谏大夫。皇帝多次虚心向他请教政事，贡禹上奏说：“古代的君主节俭，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没有其他赋役，所以家家户户都富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时期，宫女不过十几人，马厩里的马不过一百多匹。后世争相奢侈，越来越严重；臣下也互相效仿。臣愚以为要像太古那样很难，但应该稍微效仿古代以自我节制。现在宫室已经建成，无法改变了；其他的都可以减少。过去齐国的三服官，进贡的物品不过十箱；现在齐国的三服官，工匠各有数千人，一年花费数亿钱，马厩里的马吃粮食的将近一万匹。武帝时期，又选取了数千名美女充实后宫。等到他去世时，还藏有大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等一百九十种物品；又将这些后宫女子安置在陵园中。到了孝宣皇帝时期，陛下对这些事情感到厌恶，群臣也随波逐流，实在令人痛心！所以天下都效仿，娶妻纳妾都过度，诸侯的妻妾有的多达数百人，豪富的官吏和百姓养歌女的多达数十人，因此宫中有很多怨女，宫外有很多单身男子。百姓的葬礼，也都是虚地上以实地下。这些过错都是从上面开始的，都是大臣们循规蹈矩的罪过。希望陛下深入考察古代的制度，效仿节俭的做法。大幅度减少乘舆、服饰、器物，去掉三分之二；选择后宫贤德的女子，留下二十人，其余的全都遣散，以及陵园中没有子女的女子，也应该全部遣散；马厩里的马可以不超过数十匹，只保留长安城南的苑地，作为田猎的场所。现在天下饥荒，难道不应该大幅度减少开支以顺应天意吗！天生圣人，是为了万民，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娱乐。”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令，命令各宫馆中很少被临幸的地方不要修缮；太仆减少马匹的粮食；水衡减少肉食动物的供应。
臣光说：忠臣侍奉君主，责难那些困难的事情，那么容易的事情就不费力而自然得到纠正；弥补君主的短处，那么他的长处不需要鼓励就能实现。孝元皇帝即位之初，虚心向贡禹请教，贡禹应该先提出那些紧急的事情，然后再提那些不急的事情。然而他优柔寡断，谗佞之人掌权，这是当时的大患，而贡禹却没有提及；恭谨节俭，是孝元皇帝一贯的志向，而贡禹却孜孜不倦地谈论，为什么呢！如果贡禹的智慧不足以知道这些，怎么能算是贤人！知道而不说，罪过就更大了！
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再次上书，说民众困乏。皇帝下诏，命令云中、五原郡调拨二万斛粮食给他们。
这一年，首次设置戊己校尉，让他们在车师故地屯田。
孝元皇帝初元二年（甲戌年，公元前47年）
春天，正月，皇帝前往甘泉，祭祀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戚的身份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名儒，与周堪都因为曾是皇帝的师傅而受到重用，皇帝多次召见他们，谈论治乱之道，陈述国家大事。萧望之推荐宗室中明经有德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一起在皇帝左右拾遗补缺。四人同心协力，劝导皇帝遵循古制，多次想要匡正时弊；皇帝非常信任他们。史高只是充数而已，因此与萧望之产生了矛盾。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从宣帝时期就长期掌管枢机，熟悉法律条文；皇帝即位后多病，因为石显长期掌管事务，宫中的人没有外党，精专可靠，于是将政事委托给他，无论大小事务，都由石显决定，权倾朝野，百官都敬畏他。石显为人机巧，熟悉事务，能深刻理解皇帝的心意，内心阴险，善于诡辩，常常用法律来伤害他人，稍有不满，就会用严法处置；他与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勾结，常常坚持旧制，不听从萧望之等人的建议。
萧望之等人对许、史的放纵感到忧虑，又痛恨弘恭、石显专权，上书建议：“中书是政事的根本，国家的枢机，应该由通明公正的人来掌管。武帝在后庭游宴，所以使用宦官，这不是古制。应该废除中书宦官，遵循古代不近刑人的原则。”因此与史高、弘恭、石显产生了矛盾。皇帝刚即位，谦让，不愿轻易改变制度，讨论了很久也没有结果，最终将刘更生调任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茂才担任谏官，会稽的郑朋暗中想要依附萧望之，上书说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在郡国谋取私利，并列举了许、史弟子的罪过。奏章被周堪看到，周堪说：“让郑朋在金马门待诏。”郑朋写信给萧望之说：“现在将军的规划，如果像管仲、晏婴那样功成身退，那么我将回到延陵的皋地，终老一生。如果将军能振兴周公、召公的遗业，像日昊那样兼听则明，那么我愿意竭尽全力，奉献万分之一的力量！”萧望之最初见到郑朋时，以礼相待；后来发现他心术不正，便不再与他来往。郑朋是楚地人，心怀怨恨，转而投靠许、史，推卸自己所说的话，说：“这些都是周堪、刘更生教我的；我是关东人，怎么会知道这些！”于是侍中许章召见了郑朋。郑朋出来后，扬言说：“我见到前将军犯了五个小错，一个大罪。”待诏华龙行为不端，想要投靠周堪等人，周堪等人不接受，他也与郑朋勾结。
弘恭、石显命令二人告发萧望之等人密谋罢免车骑将军，疏远许、史的情况，等到萧望之休假时，让郑朋、华龙上书。事情交给弘恭审问，萧望之回答说：“外戚在位多奢侈淫乱，我想要匡正国家，并非有邪念。”弘恭、石显上奏：“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党营私，多次诬告大臣，离间亲戚，想要专擅权势。作为臣子不忠，诬告君主不道，请求谒者将他们召到廷尉。”当时皇帝刚即位，不知道召到廷尉就是下狱，同意了他们的奏请。后来皇帝召见周堪、刘更生，说：“他们被关在狱中。”皇帝大惊说：“难道只是廷尉审问吗！”于是责备弘恭、石显，他们都叩头谢罪。皇帝说：“让他们出来继续任职。”弘恭、石显趁机让史高说：“皇帝刚即位，还没有以德化闻名天下，却先审问师傅。如果将他们下狱，应该立即赦免。”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前将军萧望之，教导我八年，没有其他罪过。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很久，难以查明，赦免萧望之的罪，收回前将军、光禄勋的印绶；周堪、刘更生都被免为庶人。”
二月，丁巳日，立弟弟竟为清河王。
戊午日，陇西发生地震，毁坏城郭、房屋，压死了很多人。
三月，立广陵厉王的儿子刘霸为王。
皇帝下诏废除黄门乘舆的狗马，将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借给贫民使用。又下诏赦免天下，选拔有才能、直言极谏的人士。
夏季，四月，丁巳日，立皇子刘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推荐太原太守张敞，认为他是先帝的名臣，应该担任皇太子的师傅。皇帝询问萧望之的意见，萧望之认为张敞虽然是有能力的官员，擅长处理复杂事务，但才能较轻，不适合担任师傅。皇帝派使者征召张敞，打算任命他为左冯翊，但张敞因病去世。
皇帝下诏赐萧望之关内侯的爵位，任命他为给事中，每月初一和十五上朝。
关东地区发生饥荒，齐地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秋季，七月，己酉日，再次发生地震。
皇帝再次征召周堪和刘更生，打算任命他们为谏大夫；弘恭和石显建议，任命他们为中郎。
皇帝非常器重萧望之，想让他担任丞相；弘恭、石显以及许、史家族的子弟、侍中、诸曹等人都对萧望之等人心怀不满。刘更生让他的外亲上书，说“地震可能是由于弘恭等人引起的，而不是因为三位独夫。臣愚以为应该罢免弘恭、石显，以惩罚他们的恶行，提拔萧望之等人，以畅通贤者的道路。这样，太平之门就会打开，灾异也会消失。”奏书呈上后，弘恭和石显怀疑是刘更生所为，请求调查，结果刘更生果然承认了；于是逮捕刘更生下狱，免为庶人。
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亻及也上书为萧望之辩护，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再次上奏：“萧望之之前的事情已经很清楚，没有人诬告他，但他教儿子上书，引用无辜的诗句，失大臣体统，不敬，请求逮捕。”弘恭、石显等人知道萧望之素来有高节，不会屈服，建议：“萧望之前幸免于罪，又赐爵邑，但他不悔过服罪，反而心怀怨恨，教儿子上书，归罪于皇帝，自以为托付给师傅，最终不会受罚，如果不将他关进牢狱，堵住他的不满之心，那么朝廷就无法施恩。”皇帝说：“萧太傅素来刚直，怎么会愿意接受审讯！”石显等人说：“人命至重，萧望之所犯的只是言语上的小罪，不会有事的。”皇帝于是同意了他们的奏请。冬季，十二月，石显等人封诏书交给谒者，命令召萧望之亲自接诏。同时命令太常紧急派出执金吾的车骑包围萧望之的府邸。使者到达后，召见萧望之。萧望之询问门下的学生鲁国硃云，硃云是个崇尚节操的人，劝萧望之自杀。于是萧望之仰天叹息说：“我曾经担任将相，年过六十，老了还要进牢狱，苟且求生，岂不是太卑鄙了！”他对硃云说：“游，快去拿毒药来，不要让我久等！”最终饮鸩自杀。皇帝听说后非常震惊，拍手说：“我早就怀疑他不肯进牢狱，果然杀了我的贤傅！”当时，太官正在上昼食，皇帝却推开了食物，为萧望之流泪，哀伤感动了左右的人。于是召见石显等人责问他们为何不详细商议，石显等人免冠谢罪，良久才罢休。皇帝追念萧望之，每年都派使者祭祀他的坟墓，直到皇帝去世。
臣司马光评论说：孝元皇帝作为君主，实在是太容易被欺骗而难以醒悟了！弘恭、石显诬告萧望之，他们的邪说诡计，确实难以辨别。但皇帝一开始怀疑萧望之不肯进牢狱，弘恭、石显却认为他一定不会有事。结果萧望之果然自杀，弘恭、石显的欺骗也就显而易见了。对于中等智力的君主来说，谁不会因此感动奋发，惩罚奸臣呢！但孝元皇帝却不是这样。他虽然为萧望之流泪不食，但最终没有诛杀弘恭、石显，只是让他们免冠谢罪而已。这样一来，奸臣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这只会让弘恭、石显更加肆无忌惮地行恶。
这一年，弘恭病死，石显担任中书令。
当初，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了珠厓、儋耳郡，位于海中的洲岛上，官吏和士兵都是中国人，经常欺凌当地百姓。当地百姓也非常暴恶，自以为地处偏远，多次违反官吏的禁令，每隔几年就会反叛一次，杀害官吏；汉朝则派兵镇压。二十多年间，共发生了六次反叛。到了宣帝时期，又发生了两次反叛。皇帝即位后的第二年，珠厓山南县反叛，朝廷派兵镇压。各县相继反叛，连年不定。皇帝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打算大举出兵。待诏贾捐之说：“臣听说尧、舜、禹的圣德，国土不过数千里，西至流沙，东至大海，南北至声教所及的地方，愿意接受声教的地方就治理，不愿意接受的地方不强求治理。所以君臣歌颂他们的德行，万物各得其所。武丁、成王、殷、周的大仁，国土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因此颂声并作，万物都乐于生存，越裳氏经过九次翻译来献礼，这不是靠武力所能达到的。到了秦朝，兴兵远攻，贪图外部的虚名而内部空虚，导致天下叛乱。孝文皇帝偃武修文，当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役繁重，寇贼并起，军旅频繁出征，父亲战死在前线，儿子受伤在后，女子在亭障中守候，孤儿在道路上哭泣，老母、寡妇在巷中哭泣，这都是因为国土扩张太大，征伐不休的缘故。如今关东民众长期困苦，流离失所。人情最亲近的是父母，最快乐的是夫妇；但如今却有人嫁妻卖子，法律无法禁止，道义无法阻止，这是国家的忧患。如今陛下不忍心愤怒，想驱使士兵挤入大海之中，快心于幽冥之地，这不是救助饥馑、保全百姓的办法。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意思是说圣人兴起时，蛮荆会后来归服，中国衰败时，他们会先反叛，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何况是南方万里之外的蛮族呢！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习惯于用鼻子饮水，与禽兽无异，本不值得设立郡县。他们孤独地居住在海中，雾露潮湿，多有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还未见到敌人，战士就已经死亡。而且珠厓并非唯一出产珠、犀、玳瑁的地方。放弃它并不可惜，不攻打它也不会损害威严。那里的百姓就像鱼鳖一样，有什么值得贪图的呢！臣私下以过去的羌军为例，暴师不到一年，出兵不过千里，花费了四十多万万；大司农的钱用尽，只好用少府的禁钱来补充。一个小小的角落作乱，花费尚且如此，何况是劳师远攻，士兵死亡而无功呢！从古代来看，这种做法不合时宜；从当今来看，也不方便。臣愚以为，这些地方不是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的地方，都可以暂且不去管它。希望陛下放弃珠厓，专心救济关东的忧患。”皇帝询问丞相和御史的意见。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该攻打，丞相于定国认为：“前日兴兵攻打，连年不断，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共十一人，回来的只有两人，士兵及转运的死者超过万人，花费了三万万多，仍然未能完全降服。如今关东困乏，民众难以动摇，贾捐之的建议是正确的。”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
孝元皇帝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四六年）
春季，皇帝下诏说：“珠厓的敌人杀害官吏和百姓，背叛为逆。如今朝廷讨论的人有的说可以攻打，有的说可以防守，有的说可以放弃，意见各不相同。朕日夜思考这些意见，如果威令不行，就想要诛杀他们；
如果因为疑虑而避开困难，那就只能守住屯田；如果能够通晓时局的变化，那就要为万民担忧。万民的饥饿与远方蛮族的不讨伐，哪个更危险呢？况且宗庙的祭祀，在凶年也无法准备，更何况是避开不嫌的耻辱呢！如今关东地区非常困苦，仓库空虚，无法相互救济，又要动用军队，不仅劳民伤财，凶年也会随之而来。应该废除珠崖郡，民众有愿意归附的，就安置他们；不愿意的，不要勉强。”
夏天，四月，乙末晦日，茂陵的白鹤馆发生火灾；大赦天下。
夏天，发生旱灾。
立长沙炀王的弟弟宗为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书说：“各个离宫和长乐宫的守卫，可以减少一大半以减轻徭役。”六月，皇帝下诏说：“我考虑到百姓的饥寒，远离父母妻子，从事非本业的工作，守卫不常居住的宫殿，恐怕这不是辅助阴阳之道的方法。应该废除甘泉、建章宫的守卫，让他们去务农。百官各自节省费用。上书奏事，不要有所隐瞒。”
这一年，皇帝再次提拔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非常受信任。
孝元皇帝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四五年）
春天，正月，皇帝前往甘泉，祭祀泰畤。三月，前往河东，祭祀后土；赦免汾阴的囚徒。
孝元皇帝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四四年）
春天，正月，封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皇帝前往雍，祭祀五畤。
夏天，四月，有彗星出现在参宿。
皇帝采纳了诸儒贡禹等人的建议，下诏太官不要每天杀生，所准备的食物各减一半；皇帝的乘舆和喂马，不要耽误正事即可。废除角抵、上林宫馆中不常使用的、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不再限定名额，以扩大学习者的范围。命令民众有能通晓一经的，都可以免除徭役。减少刑罚七十余项。
陈万年去世。六月，辛酉日，长信少府贡禹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贡禹前后上书数十次，皇帝赞赏他的正直，大多采纳了他的建议。
匈奴郅支单于自认为道路遥远，又怨恨汉朝支持呼韩邪而不帮助自己，困辱汉朝使者乾江乃始等；派遣使者奉献，请求送子入侍。汉朝商议派遣卫司马谷吉送他，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认为：“郅支单于的归化还不纯正，所在的地方非常遥远，应该让使者送他的儿子，到边塞就返回。”谷吉上书说：“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的道义，现在已经养育他的儿子十年，恩德深厚，如果空绝而不送，从边塞返回，表示抛弃不养，使他没有归附之心，抛弃前恩，立下后怨，不妥。议者看到前江乃始没有应敌的策略，智勇都困，以致耻辱，就预先为我担忧。我有幸能够建立强汉的节操，承明圣的诏令，宣谕厚恩，不应该敢桀骜不驯。如果他有禽兽之心，对我无道，那么单于将长期背负大罪，必定逃遁远方，不敢靠近边塞。牺牲一个使者以安定百姓，是国家的计策，也是我的愿望。愿意送到他的庭帐。”皇帝同意了。到了之后，郅支单于发怒，竟然杀了谷吉等人；自知辜负汉朝，又听说呼韩邪越来越强大，害怕被袭击，想要远走。正好康居王多次被乌孙困扰，与诸翕侯商议，认为：“匈奴是大国，乌孙一向臣服于它。现在郅支单于困在外地，可以迎接他到东边，让他合兵攻取乌孙并立他为王，这样长期没有匈奴的忧患了。”于是派遣使者到坚昆，告诉郅支。郅支一向害怕，又怨恨乌孙，听到康居的计策，非常高兴，于是与他们结盟，引兵西行。郅支的人众在寒冷的路途中死去，剩下三千人。到了康居，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郅支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非常尊敬郅支，想要依靠他的威势胁迫诸国。郅支多次借兵攻打乌孙，深入至谷城，杀掠民众，驱赶牲畜而去。乌孙不敢追击。西边空虚不居的地方有五千里。
冬天，十二月，丁末日，贡禹去世。丁已日，长信少府薛广德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孝元皇帝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
春天，正月，皇帝前往甘泉，郊祭泰畤。祭祀完毕后，留下射猎。薛广德上书说：“我私下看到关东非常困苦，人民流离失所。陛下每天敲击亡秦的钟，听郑、卫的音乐，我实在感到悲哀。现在士兵暴露在外，随从官员劳倦，希望陛下尽快返回宫中，思考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皇帝当天就返回了。
二月，下诏：“丞相、御史推荐质朴、敦厚、谦让、有德行的人，光禄每年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大赦天下。
雨雪、霜冻，毁坏了桑树。秋天，皇帝酎祭宗庙，出便门，想要乘坐楼船。薛广德挡在乘舆车前，免冠顿首说：“应该从桥上走。”诏书说：“大夫戴上帽子。”广德说：“陛下不听我的，我就自刎，用血污车轮，陛下就不能进入宗庙了！”皇帝不高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言说：“我听说主圣臣直。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主不乘危险。御史大夫的话可以听从。”皇帝说：“晓人不应该这样吗！”于是从桥上走。
九月，霜冻毁坏了庄稼，天下大饥荒。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都因为灾异请求退休。赐予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免。太子太傅韦玄成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广德回家后，悬挂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皇帝做太子时，跟随太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即位后，赐予孔霸关内侯的爵位，号褒成君，给事中。皇帝想要让孔霸担任相位，孔霸为人谦退，不喜欢权势，常说“爵位太过，我有什么德行可以承受！”御史大夫多次空缺，皇帝总是想用孔霸；孔霸多次推让，自陈至再三。皇帝深知他的至诚，于是不再用他。因此更加敬重他，赏赐非常丰厚。
戊子日，侍中，卫尉王接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害怕周堪、张猛等人，多次诬陷他们。刘更生害怕他们倾危，上书说：“我听说舜任命九官，大家互相谦让，和谐至极。众臣在朝廷和谐，万物在野外和谐，所以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到了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互相怨恨，于是日月食，水泉沸腾，山谷易位，霜降失节。由此看来，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国家安定，异多者国家危险。这是天地的常经，古今的通义。现在陛下开创三代的基业，招揽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他们并进。现在贤与不肖混杂，黑白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错乱，互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迷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害正臣。正臣进者，是治的表象；正臣陷者，是乱的契机；乘治乱之机，未知谁任，而灾异屡见，这是我所以寒心的原因。初元以来六年了，按春秋六年的
如今，灾异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
究其原因，是由于谗言和邪恶之人同时得势；谗言和邪恶之人之所以能够得势，是因为君主多疑心，虽然已经任用贤人并推行善政，但如果有人进谗言，贤人就会被罢退，善政也会被废除。
那些心怀狐疑的人，会招来谗言和贼人的口舌；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会打开邪恶之门；谗言和邪恶之人得势，贤人就会退隐，邪恶盛行，正直之士就会消失。
所以《易经》中有《否》卦和《泰》卦，小人得势，君子失势，政治就会日益混乱；君子得势，小人失势，政治就会日益清明。
从前，鲧、共工、驩兜与舜、禹同在尧的朝廷中，周公与管叔、蔡叔同在周朝任职，那时，他们互相攻击，流言蜚语不断，真是难以言表！
帝尧和成王能够任用舜、禹、周公而罢退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大治，荣耀至今。
孔子与季孙、孟孙同在鲁国任职，李斯与叔孙同在秦国任职，定公和始皇任用季孙、孟孙、李斯而罢退孔子、叔孙，所以国家大乱，耻辱至今。
因此，治乱荣辱的关键在于所信任的人；信任贤人，关键在于坚定不移。
《诗经》说：‘我的心不像石头，不可转动’，意思是坚守善道。
《易经》说：‘涣汗其大号’，意思是号令如汗，汗出而不返。
如今发布善令却未能持久，反而很快废除，这是反汗；任用贤人却未能坚持三十天就罢退，这是转石。
《论语》说：‘见到不善之事，就像把手伸进沸水中一样。’
如今二府奏请佞臣不应在位，却多年不去除。
所以发布命令就像反汗，任用贤人就像转石，去除佞臣就像移山，这样，想要调和阴阳，岂不是太难了！
因此，小人们窥见机会，修饰文字，巧言诋毁，流言蜚语在民间传播。
所以《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确实令人愤怒。
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赞，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互相推荐，不为结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国家，没有邪心。
如今佞臣与贤臣同在朝廷，结党共谋，违背善道，依附邪恶，不断设下危险之言，想要动摇君主，如果突然任用他们，这是天地之所以先警告，灾异之所以频繁发生的原因。
自古以来，明君圣主没有不诛杀邪恶而能治理好国家的，所以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才能得以推行。
如今陛下明智，确实应该深思天地之心，阅读《否》、《泰》之卦，借鉴周、唐的治国之法，反思秦、鲁的失败教训，考察祥瑞之福。
省察灾异之祸，以应对当今的变局，远离佞臣之党，解散邪恶之聚，关闭群枉之门，开辟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是非分明，那么百异消灭，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显见到这封奏书，更加与许、史勾结，怨恨更生等人。
这一年，夏天寒冷，太阳发青无光，显和许、史都说这是堪、猛执政的过错。
皇帝内心重视堪，但又担心众口铄金，无法取信。
当时长安令杨兴因才能得到宠幸，常常称赞堪，皇帝想让他帮忙，于是召见杨兴问道：“朝臣们纷纷反对堪担任光禄勋，这是为什么？”
杨兴是个巧言令色的人，见皇帝怀疑堪，便顺着皇帝的意思说：“堪不仅在朝廷不可用，在地方也不可用！臣听说众人认为堪与刘更生等人谋害骨肉，应当诛杀；所以臣之前上书说堪不应诛杀，是为了国家培养恩德。”
皇帝说：“那么他有什么罪要诛杀呢？现在该怎么办？”
杨兴说：“臣愚以为可以赐他关内侯的爵位，食邑三百户，但不让他管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这是最好的策略。”
皇帝于是对堪产生了怀疑。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以特立刚直著称于朝，多次冒犯贵戚，在位时很多人说他的坏话。
后来因春夏季节拘捕人，被调任城门校尉。
诸葛丰于是上书控告堪、猛的罪行，皇帝不认可诸葛丰，于是下诏给御史：“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时，多次称赞堪、猛的美德。
诸葛丰以前担任司隶校尉时，不顺应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取虚威；朕不忍心将他交给官吏，所以调任他为城门校尉。
他不反省自己，反而怨恨堪、猛以求报复，控告无证之辞，宣扬难以验证的罪行，毁誉恣意，不顾前言，这是极大的不忠。
朕怜惜诸葛丰年老，不忍心加刑，免去他的官职，让他成为庶人！”
又说：“诸葛丰说堪、猛不忠信，朕怜悯而不治罪，又可惜他们的才能未能发挥，所以将堪调任为河东太守，猛调任为槐里令。”
臣光说：诸葛丰对堪、猛，先是称赞后是诋毁，他的目的不是为朝廷进善而去奸，而是为了结党求进。
这也是郑朋、杨兴之流，哪里谈得上刚直呢！
作为君主，应该明察美恶，辨别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
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那么诸葛丰不应被贬；如果他的话是诬陷，那么堪、猛又有什么罪呢！
如今两人都被责罚并抛弃，那么美恶、是非究竟在哪里呢！
贾捐之与杨兴关系很好。
贾捐之多次诋毁石显，因此不得官，很少再被召见；杨兴因才能得到宠幸。
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职位空缺，如果我能见到皇帝，推荐你，京兆尹的职位马上就能得到。”
杨兴说：“你的文笔，言语妙天下；如果你能担任尚书令，比五鹿充宗强多了。”
贾捐之说：“如果我能代替充宗，你担任京兆尹，京兆是郡国之首，尚书是百官之本，天下真能大治，士人就不会被阻隔了！”
贾捐之又诋毁石显，杨兴说：“石显现在正得宠，皇帝信任他；现在想要升官，只要按我的计策，与他合意，就能入朝了！”
贾捐之于是与杨兴一起上奏推荐石显，称赞他的美德，认为应该赐他关内侯的爵位，推荐他的兄弟担任诸曹；又一起上奏推荐杨兴，认为可以试任京兆尹。
石显听说后，报告给皇帝，皇帝于是将杨兴、贾捐之下狱，命令石显审理，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诈伪，互相推荐，想要得到高位，欺骗皇帝，不道！”
贾捐之最终被处死，杨兴被剃发钳颈，发配为城旦。
臣光说：君子以正攻邪，尚且担心不能成功。
何况贾捐之以邪攻邪，怎能免于灾祸呢！
将清河王竟调任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民众日益增多，塞下的禽兽被猎尽，单于足以自卫，不再畏惧郅支，他的大臣们大多劝他北归。
过了很久，单于终于北归庭，民众渐渐归附，他的国家终于安定。
孝元皇帝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
春天，二月，大赦天下。
丁酉日，御史大夫韦玄成被任命为丞相；右扶风郑弘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发生日食。
夏天，六月，大赦天下。
皇帝问给事中匡衡关于地震和日食的变象，匡衡上疏说：“陛下躬行圣德，开辟太平之路，怜悯愚昧的官吏和百姓触犯法律，近年来多次大赦，使百姓得以改过自新，天下幸甚！
臣私下看到大赦之后，奸邪并未减少，
今天大赦，明天又犯法，接着又入狱，这大概是引导不当的结果。
现在天下的风气是贪财轻义，喜欢声色，崇尚奢侈，亲戚之间的恩情淡薄，婚姻的党派势力强大，苟且结合以求侥幸，以自身谋取利益；如果不改变这种根源，即使每年都大赦，刑罚也难以避免使用，我认为应该彻底改变这种风俗。
朝廷是国家的支柱。
朝廷有变色的言论，下面就会有争斗的祸患；上面有专断的人，下面就会有不让的人；上面有克胜的辅佐，下面就会有伤害的心思；上面有好利的大臣，下面就会有盗窃的百姓；这是根本。
治理天下的人，只需要审视上面就可以了。
教化的传播，不是每家每户去说教；贤能的人在位，有能力的人担任职务，朝廷崇尚礼仪，百官互相敬让，道德的推行，由内到外，从近处开始，然后百姓知道该效法什么，逐渐向善而不自知。
《诗经》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现在的长安，是天子的都城，亲自接受圣化，但它的习俗与远方无异，郡国来的人没有法则可循，或者看到奢侈就效仿；这是教化的根本，风俗的关键，应该首先纠正。
我听说天人之际，精气有相互激荡，善恶有相互推动，下面的事情发生，上面就会有相应的变化，阴气变化则静者动，阳气遮蔽则明者暗，水旱灾害随之而来。
陛下敬畏天戒，怜悯百姓，应该减少奢侈，考察制度，亲近忠正，远离巧佞，以崇尚至仁，纠正失俗，道德在京师弘扬，美名在边疆传扬，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
皇上赞同他的话，升迁衡为光禄大夫。
荀悦评论说：赦免是权宜之计，不是常规。
汉朝兴起，承接秦朝的兵革之后，是一个大愚的时代，家家户户都可以受刑，所以设立了三章之法，大赦的命令，清除污秽，与百姓重新开始，这是时势使然。
后世继承事业，沿袭而不改革，失去了时宜。
像惠帝、文帝的时代，没有赦免。
像孝景帝的时候，七国都乱，异心并起，奸诈不一；到武帝末年，赋役繁重，群盗并起，加上太子的事情，巫蛊之祸，天下纷乱，百姓无聊，人不安定；到光武帝的时候，拨乱反正：像这样的情况，应该赦免。
秋天，七月，陇西的羌族彡姐旁种反叛，诏令召丞相韦玄成等人入朝商议。
当时，年成不好，朝廷正为此忧虑，又遇到羌族叛乱，玄成等人漠然，没有人应对。
右将军冯奉世说：“羌虏近在境内背叛，不及时诛杀，无法威制远方的蛮夷，我愿意率军讨伐！”
皇上问用兵的数量，回答说：“我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所以军队不久暴而天诛迅速决断。
以往多次不料敌，而军队折损，再三调发，则旷日持久，耗费巨大，威武受损。
现在反叛的敌人大约三万人，按法律应该加倍，用六万人。
但羌戎是弓矛之兵，武器不犀利，可以用四万人。
一个月足以决断。”
丞相、御史、两将军都认为：“百姓正在收获时不可多发兵，发一万人屯守，足够了。”
奉世说：“不行。
天下遭受饥荒，兵马疲弱，守战的准备久废不修，夷狄有轻视边吏的心思，而羌族首先发难。
现在用一万人分屯数处，敌人看到兵少，必不畏惧。
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这样，怯弱的形象显现。
羌人乘利，各种族联合，相互煽动而起，我担心中国的战争不止于四万，不是财币所能解决的。
所以少发兵而旷日持久，与一举而迅速决断，利害相差万倍。”
坚决争取，未能如愿。
有诏令，增加二千人。
于是派遣奉世率领一万二千骑兵，以屯守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副将，到陇西，分屯三处。
昌先派遣两校尉与羌族交战，羌虏众多，都被打败，杀了两校尉。
奉世详细上报地形和部众的数量，希望增加三万六千人，才足以决断事情。
书奏上，天子大为发兵六万余人。
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
冬天，十月，军队全部到达陇西，十一月，一起进攻，羌虏大败，斩首数千级，其余都逃出塞外。
战争未决时，汉朝又招募士兵一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听说羌族被打败而返回。
诏令罢免吏士，留下屯田，防备要害处。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二十-注解
昭阳作噩：昭阳是古代天文学中的星名，作噩指凶年。这里指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
屠维单阏：屠维是古代天文学中的星名，单阏指凶年。这里指汉元帝初元七年（公元前42年）。
杜陵：汉宣帝的陵墓，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
三辅：汉代指京畿地区的三个行政区，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
太常：汉代官名，掌管宗庙礼仪。
郡国公田：汉代郡国拥有的公田，用于供给官府和赈济贫民。
苑：古代皇家园林，用于狩猎和休闲。
赀：财产、财富。
赋贷：官府借贷给贫民的种子和粮食。
平恩戴侯：汉元帝外祖父的封号。
同产弟：同父异母的弟弟。
中常侍：汉代官名，皇帝的近侍官员。
太官：古代掌管宫廷饮食的官员。
乐府：汉代掌管音乐的官署。
关东：指函谷关以东的地区。
琅邪：汉代郡名，今山东省临沂市一带。
王吉、贡禹：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以明经洁行著称。
谏大夫：汉代官名，负责向皇帝进谏。
什一而税：古代税收制度，征收十分之一的税。
齐三服官：古代掌管服饰的官员。
笥：古代盛放衣物的竹箱。
乘舆服御器物：皇帝的车马、服饰和日常用品。
水衡：汉代官名，掌管皇家园林和水利。
戊己校尉：汉代官名，负责屯田和边防。
车师：古代西域国名，今新疆吐鲁番一带。
甘泉：汉代皇家园林，位于今陕西省淳化县。
泰畤：古代祭祀天地的场所。
乐陵侯史高：汉代外戚，汉元帝的舅舅。
尚书事：汉代官名，掌管朝廷文书。
前将军萧望之：汉代名将，汉元帝的老师。
光禄大夫周堪：汉代官员，汉元帝的老师。
散骑：汉代官名，皇帝的近侍官员。
谏大夫刘更生：汉代官员，负责向皇帝进谏。
侍中金敞：汉代官员，皇帝的近侍官员。
中书令弘恭：汉代官员，掌管朝廷文书。
仆射石显：汉代官员，掌管朝廷文书。
车骑将军高：汉代名将，汉元帝的舅舅。
宗正：汉代官名，掌管皇族事务。
会稽郑朋：汉代官员，曾依附萧望之。
金马门：汉代皇宫的门名，用于接待待诏的官员。
管、晏：管仲和晏婴，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
周、召：周公和召公，西周时期的贤臣。
延陵：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的封地。
华龙：汉代官员，曾依附萧望之。
九卿：汉代朝廷的九个高级官员。
御史：汉代官名，负责监察百官。
清河王：汉代诸侯王，汉元帝的弟弟。
陇西：汉代郡名，今甘肃省东南部。
广陵厉王子霸：广陵厉王是西汉时期的一个封王，子霸是其子，被立为王。
黄门乘舆狗马：黄门指皇宫中的宦官，乘舆狗马指的是皇帝的车马和随从。
水衡禁囿：水衡是汉代管理皇家园林的官职，禁囿指皇家园林。
宜春下苑：宜春是汉代皇家园林之一，下苑指园林中的一部分。
少府佽飞外池：少府是汉代管理皇家财物的官职，佽飞外池指皇家园林中的水池。
严籞池田：严籞指皇家园林中的水池和农田。
茂材异等：茂材指有才能的人，异等指特别优秀的人才。
直言极谏：直言指直言不讳，极谏指极力劝谏。
萧望之：西汉时期的著名大臣，以刚直不阿著称。
关内侯：汉代的一种爵位，封地在关内。
关东饥：关东指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饥指饥荒。
周堪、刘更生：西汉时期的大臣，以直言敢谏著称。
弘恭、石显：西汉时期的宦官，以权倾朝野著称。
贾捐之：汉朝官员，因与权贵不合而不得志。
珠厓、儋耳郡：汉代在海南岛设置的郡县。
贾谊：西汉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政治家，以《过秦论》著称。
狐疑辟难：指因疑虑而避开困难，选择保守的策略。
屯田：指军队在边境地区开垦农田，以自给自足。
宗庙之祭：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仪式，是国家重要的宗教活动。
凶年：指灾荒之年，粮食歉收，民众生活困难。
珠崖郡：古代中国的一个郡，位于今天的海南岛。
茂陵：汉武帝的陵墓，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市。
白鹤馆：古代宫殿中的一处建筑，可能用于祭祀或休闲。
贡禹：西汉时期的官员，以直言进谏著称。
甘泉、建章宫：西汉时期的宫殿，位于长安附近。
周堪：西汉时期的官员，曾任光禄勋。
张猛：周堪的弟子，曾任光禄大夫、给事中。
后土：古代神话中的大地之神，常与天相对。
汾阴：古代地名，位于今山西省。
周子南君：西汉时期的诸侯，被封为周承休侯。
雍：古代地名，位于今陕西省。
五畤：古代祭祀五方天帝的场所。
星孛：古代对彗星的称呼。
角抵：古代的一种角力游戏，类似于摔跤。
上林宫：西汉时期的皇家园林，位于长安附近。
北假田官：古代掌管北方边疆土地的官员。
盐铁官：古代掌管盐铁专卖的官员。
常平仓：古代用于平抑粮价的粮仓。
博士弟子：古代太学中的学生，学习儒家经典。
陈万年：西汉时期的官员。
薛广德：西汉时期的官员，曾任御史大夫。
郅支单于：匈奴的一位单于，曾与汉朝发生冲突。
呼韩邪：匈奴的一位单于，曾与汉朝和亲。
谷吉：西汉时期的官员，曾任卫司马。
康居：古代中亚的一个国家。
乌孙：古代中亚的一个游牧民族。
坚昆：古代中亚的一个国家。
孔霸：西汉时期的学者，曾教授皇帝《尚书》。
石显：汉朝权臣，以奸诈著称，常被用来比喻朝廷中的奸臣。
刘更生：西汉时期的官员，以直言进谏著称。
舜命九官：传说中舜帝任命九位贤臣治理国家。
箫《韶》：古代的一种音乐，传说中舜帝时期的乐曲。
凤皇来仪：传说中凤凰来朝，象征祥瑞。
周幽、厉：指周幽王和周厉王，西周时期的两位昏君。
日月薄食：指日食和月食，古代认为是不祥之兆。
水泉沸腾：指泉水异常沸腾，古代认为是灾异的征兆。
山谷易处：指山谷位置发生变化，古代认为是灾异的征兆。
霜降失节：指霜降时节异常，古代认为是灾异的征兆。
和气致祥：指和谐之气带来祥瑞。
乖气致异：指不和谐之气带来灾异。
初元：西汉元帝的年号，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4年。
谗邪：指诽谤和邪恶之人，常用来形容朝廷中那些通过诽谤他人来提升自己地位的人。
狐疑之心：形容人心中充满疑虑和不确定，常导致决策犹豫不决。
群枉：指一群行为不正的人，常与“正士”相对，表示社会或朝廷中的不正之风。
《否》、《泰》：《易经》中的两个卦名，分别代表闭塞和通达，常用来比喻社会或政治的盛衰。
鲧、共工、驩兜：古代传说中的三位恶人，常被用来比喻朝廷中的奸臣。
周公与管、蔡：周公是周朝的贤臣，管叔和蔡叔则是周朝的奸臣，常被用来比喻忠臣与奸臣的对立。
孔子与季、孟：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季孙氏和孟孙氏是鲁国的权臣，常被用来比喻贤人与小人的对立。
李斯与叔孙：李斯是秦朝的丞相，叔孙通是秦朝的奸臣，常被用来比喻忠臣与奸臣的对立。
《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出自《诗经·小雅·车舝》，比喻坚定的意志不可动摇。
《易》曰：‘涣汗其大号’：出自《易经·涣卦》，比喻号令一出，不可收回。
《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出自《论语·颜渊》，比喻见到不善之事要像碰到热水一样迅速避开。
《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出自《诗经·小雅·小弁》，比喻因小人成群而感到忧虑和愤怒。
舜有四放之罚：指舜帝对四位恶人的惩罚，常被用来比喻对奸臣的严厉处置。
孔子有两观之诛：指孔子对两位恶人的诛杀，常被用来比喻对奸臣的严厉处置。
诸葛丰：汉朝官员，以刚直著称，但因得罪权贵而被贬。
匈奴呼韩邪单于：匈奴的一位单于，曾与汉朝和亲，后因内部矛盾而北归。
孝元皇帝：汉元帝，西汉的第十位皇帝，以宽厚著称。
匡衡：汉朝官员，以学问和正直著称，曾多次上书劝谏皇帝。
大赦：指国家或君主对罪犯进行普遍赦免的行为，通常是为了庆祝重要事件或缓解社会矛盾。
贪财贱义：指人们过分追求财富而轻视道德和正义。
好声色：指人们沉迷于音乐、舞蹈等感官享受。
上侈靡：指上层社会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
亲戚之恩薄：指亲属之间的感情淡薄。
婚姻之党隆：指婚姻关系中的派系斗争激烈。
苟合徼幸：指人们为了追求利益而随意结合，心存侥幸。
以身设利：指人们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
朝廷：指国家的中央政府，是国家的核心机构。
桢幹：指国家的支柱或基础。
变色之言：指朝廷中出现的激烈言辞或争论。
自专之士：指朝廷中专断独行的人。
克胜之佐：指朝廷中善于战胜对手的辅佐者。
好利之臣：指朝廷中贪图私利的官员。
教化：指通过教育和引导来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商邑翼翼：出自《诗经》，形容商朝的都城井然有序，是四方诸侯的榜样。
长安：汉朝的都城，今陕西西安。
天人之际：指天与人的关系，古人认为天象变化与人间事务有关联。
精祲：指天地间的精气，古人认为精气的变化会影响人间事务。
水旱之灾：指水灾和旱灾，古人认为这些灾害与天象变化有关。
光禄大夫：汉代官职，属于高级文官，负责顾问和礼仪事务。
三章之法：指汉初制定的简化的法律条文。
惠、文之世：指汉惠帝和汉文帝时期，以宽政著称。
孝景之时：指汉景帝时期，曾发生七国之乱。
武帝末年：指汉武帝晚年，社会动荡，赋税繁重。
光武之际：指东汉光武帝时期，经历了王莽篡汉后的社会动荡。
陇西羌：指居住在陇西地区的羌族部落。
丞相韦玄成：汉朝丞相，负责国家政务。
右将军冯奉世：汉朝将领，负责军事事务。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二十-评注
这段文字记载了汉元帝初元元年至初元二年（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7年）的历史事件，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首先，汉元帝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国家，如赦免天下、立皇后、封赏外戚等。这些举措体现了新皇帝即位后对国家的初步治理和对民生的关注。
在经济方面，汉元帝采取了赈济贫民、减免赋税等措施，特别是在关东地区发生水灾和饥荒时，及时调拨钱粮进行救济，显示了其对民生的重视。同时，他还下令减少宫廷开支，削减乐府官员和苑马，以节约资源用于赈济困乏的百姓。这些措施反映了汉元帝在即位初期对节俭和民生的重视。
在文化方面，汉元帝征召了著名的儒家学者王吉和贡禹，尤其是贡禹被任命为谏大夫，多次向皇帝进谏，提出了节俭治国的主张。贡禹的谏言不仅回顾了古代君主的节俭传统，还批评了当时社会的奢侈风气，特别是宫廷和后宫的过度奢华。他建议皇帝减少宫廷开支，削减后宫人数，减少马匹数量，以应对当时的饥荒和民困。这些建议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节俭和民本主义，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奢侈风气的反思。
在政治方面，汉元帝即位后，面临着外戚和宦官专权的问题。萧望之、周堪等名儒多次向皇帝进谏，试图匡正国家政治，但由于外戚史高和宦官弘恭、石显的阻挠，他们的建议未能得到有效实施。特别是萧望之等人提出罢免中书宦官的建议，遭到了宦官集团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萧望之等人被诬陷下狱。这一事件反映了汉元帝初期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外戚和宦官对朝政的操控。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汉元帝初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奢侈风气和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贡禹的谏言和萧望之等人的努力，体现了儒家思想对节俭和民生的重视，但他们的建议未能得到有效实施，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复杂局势。这段历史为我们了解汉代政治和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这段古文记载了西汉时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社会动荡。首先，文中提到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显示了皇帝对宗室的重视。接着，诏令将皇家园林和农田假与贫民，体现了皇帝对民生的关注。然而，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却愈演愈烈，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等大臣因直言敢谏而遭到排挤和迫害，最终萧望之被迫自杀，显示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残酷。
文中还提到关东地区的饥荒和齐地人相食的惨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民不聊生的局面。地震的发生更是被视为天谴，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弘恭、石显等宦官权倾朝野，操纵朝政，导致忠臣被害，皇帝虽有所察觉，却无力改变现状，显示了皇权的衰落和宦官的专权。
贾捐之的谏言则反映了当时对外政策的争议。他主张放弃对珠厓、儋耳等边远地区的控制，集中精力解决关东地区的民生问题，体现了务实的外交思想和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然而，朝廷内部对此意见不一，最终皇帝采纳了贾捐之的建议，显示了皇帝对民生的重视和对边远地区的务实态度。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一系列政治事件，展现了西汉时期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社会的动荡和民生的艰难，反映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皇权的衰落。同时，文中也体现了忠臣的直言敢谏和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段古文主要记载了西汉元帝时期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社会事件，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内忧外患以及统治者的应对策略。文本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展现了古代中国在面临自然灾害、边疆危机和内部腐败时的复杂局面。
首先，文本提到了元帝在面对关东大困、仓库空虚的情况下，决定罢珠崖郡，并允许民众自愿内属。这一决策体现了元帝在权衡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时的谨慎态度。同时，元帝还采取了减省宫廷开支、罢免不必要的官职等措施，以减轻民众负担，显示出他对民生问题的关注。
其次，文本详细描述了元帝在处理匈奴问题时的复杂局面。郅支单于与汉朝的关系紧张，元帝派遣谷吉护送匈奴使者，结果谷吉被杀，导致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事件反映了汉朝在边疆问题上的困境，以及统治者在外交策略上的权衡与失误。
此外，文本还提到了元帝在灾异频发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减省刑罚、罢免不必要的官职等。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也暴露了当时朝廷内部的腐败和无能。特别是石显等权臣的谗言，导致忠臣周堪、张猛等人受到排挤，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混乱。
从文化内涵来看，这段文本反映了古代中国“天人感应”的思想，即认为自然现象与人事密切相关。元帝在面对灾异时，采取了减省刑罚、罢免官职等措施，试图通过调整人事来平息天怒。这种思想在古代中国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影响了历代统治者的决策。
从艺术特色来看，这段文本以简洁的语言记录了复杂的历史事件，通过具体的事例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全貌。文本中的人物形象鲜明，如贡禹的直言进谏、薛广德的忠贞不屈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文本还通过对比手法，突出了忠臣与奸臣的对立，增强了叙事的张力。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展现了古代中国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复杂局面。文本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事件的叙述，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为后人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段古文主要讨论了朝廷中谗邪与贤臣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作者通过引用《易经》、《诗经》、《论语》等经典文献，强调了信任贤臣、远离谗邪的重要性。文中提到，谗邪之人通过诽谤和流言蜚语来排挤贤臣，导致朝廷政治混乱，国家治理不善。作者认为，只有坚定不移地信任贤臣，远离谗邪，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文中还通过历史典故，如舜帝对四位恶人的惩罚、孔子对两位恶人的诛杀，来说明对奸臣的严厉处置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作者认为，历史上的明君之所以能够实现大治，正是因为他们能够信任贤臣，远离谗邪。反之，如果君主听信谗言，排挤贤臣，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诸葛丰、贾捐之、石显等，这些人物的命运反映了朝廷中忠臣与奸臣的斗争。作者通过这些例子，进一步强调了信任贤臣、远离谗邪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对历史典故和经典文献的引用，深入分析了朝廷中谗邪与贤臣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作者认为，只有坚定不移地信任贤臣，远离谗邪，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观点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也对后世的政治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这段文本出自《汉书》，主要讨论了汉代社会风俗的败坏以及如何通过教化来改变这种状况。作者认为，社会风俗的败坏源于上层社会的奢侈和腐败，导致下层民众效仿，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作者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朝廷开始，通过崇礼、敬让、道德教化等手段，逐步影响整个社会。
文本中提到的‘大赦’问题，反映了汉代社会对法律和刑罚的态度。作者认为，频繁的大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助长犯罪。这与荀悦的观点相呼应，他认为大赦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作为常规手段。只有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如汉初的动荡时期，大赦才是必要的。
文本还涉及了汉代对外战争的问题，特别是对羌族的战争。冯奉世提出，对待边境的叛乱，必须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否则会助长敌人的气焰。他的观点反映了汉代对外政策的强硬态度，同时也揭示了当时边疆地区的复杂局势。
从文化内涵来看，这段文本体现了汉代儒家思想对社会治理的影响。作者强调道德教化和礼让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内在的道德修养，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种思想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一脉相承。
从艺术特色来看，文本语言简练，逻辑清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作者通过对比和举例，生动地展示了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特别是对‘天人之际’的讨论，体现了汉代人对自然与人事关系的深刻思考。
从历史价值来看，这段文本为我们了解汉代社会风俗、法律制度、对外政策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它不仅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现实问题，也展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治国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