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士禛（1634年－1711年），清代文学家、学者、书法家。王士禛的《容斋随笔》是其散文作品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反映了他在文学、艺术和历史等多个领域的深刻思考。
年代：成书于清代（约17世纪末）。
内容简要：《容斋随笔》是王士禛的散文集，内容包括他对文学、历史、艺术、社会等多个领域的随笔。书中通过生动的笔触与细腻的思考，呈现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涵盖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王士禛的散文语言精炼、思想深刻，尤其在文学评论、艺术鉴赏方面具有很高的成就。通过《容斋随笔》，王士禛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人对生活、艺术、历史的深刻理解，是清代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之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三-张嘉贞-原文
唐张嘉贞为并州长史、天兵军使，
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诏中书侍郎韦抗曰：
“朕尝记其风操，今为北方大将，张姓而复名，卿为我思之。”
抗曰：
“非张齐丘乎？今为朔方节度使。”
帝即使作诏以为相。
夜阅大臣表疏，得嘉贞所献，遂相之。
议者谓明皇欲大用人，而卤莽若是，非得嘉贞表疏，则语相齐丘矣。
予考其事大为不然。
按开元八年，嘉贞为相，而齐丘以天宝八载始为朔方节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
又是时明皇临御未久，方厉精为治，不应置相而不审其名位，
盖郑处诲所著《明皇杂录》妄载其事，史家误采之也。
“《资治通鉴》弃不取云。”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三-张嘉贞-译文
唐朝的张嘉贞担任并州长史和天兵军使，唐明皇想要任命他为宰相，但是忘记了张嘉贞的名字，于是下诏给中书侍郎韦抗说：‘我曾经记得他的风度和品行，现在他是北方的大将，姓张又名叫什么，你帮我想想。’韦抗回答：‘难道不是张齐丘吗？现在他是朔方节度使。’皇帝立刻下令起草诏书任命张齐丘为宰相。
夜晚，皇帝查阅大臣们的奏章，发现了张嘉贞上呈的奏章，于是决定任命张嘉贞为宰相。有人议论说，唐明皇想要大量任用人才，但是如此粗心大意，如果不是因为得到了张嘉贞的奏章，就可能说错了要任命的人是张齐丘。
我考察了这件事情，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根据记载，开元八年时，张嘉贞已经是宰相了，而张齐丘直到天宝八年才开始担任朔方节度使，两者相隔了三十年，怎么可能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而且当时唐明皇刚刚登基不久，正致力于治理国家，不应该任命宰相而不清楚他的名位。这应该是郑处诲所著的《明皇杂录》中错误记载了这件事，史学家们误信了这种说法。《资治通鉴》中对此事没有采纳。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三-张嘉贞-注解
并州长史：并州长史是古代官职，指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一带）的长官，负责该地区的行政和军事事务。
天兵军使：天兵军使是唐朝设立的一种军事官职，负责指挥天兵军，即朝廷的直属军队。
明皇：明皇指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唐朝的第八位皇帝，他的在位期间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之一。
中书侍郎：中书侍郎是唐朝中央政府中书省的官员，负责协助中书令处理政务。
韦抗：韦抗是唐朝的一位官员，曾任中书侍郎，此处是皇帝询问其姓名的官员。
风操：风操指一个人的品德和作风，此处指张嘉贞的品德和作风。
朔方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是唐朝设立的地方军事行政长官，负责管理朔方道（今内蒙古一带）的军事和行政事务。
作诏：作诏是指皇帝下诏书，宣布某项决策或任命。
表疏：表疏是指臣子向皇帝上呈的文书，用于陈述意见或请求。
开元八年：开元八年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即公元720年。
天宝八载：天宝八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即公元749年。
郑处诲：郑处诲是唐朝的一位史学家，著有《明皇杂录》。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纂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的历史。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三-张嘉贞-评注
此段古文描述了唐代明皇李隆基欲任命张嘉贞为相，却因遗忘其名而询问中书侍郎韦抗的情景。从专业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赏析。
首先，这段文字展现了唐代皇帝与臣子的互动。明皇欲用张嘉贞，却因遗忘其名而询问韦抗，体现了皇帝对人才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皇帝对臣子的信任。这种信任与尊重，是古代君主与臣子关系的一种典型表现。
其次，韦抗的回答‘非张齐丘乎？今为朔方节度使。’体现了唐代官员的智慧与忠诚。面对皇帝的询问，韦抗并未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巧妙地引导皇帝思考，既维护了皇帝的尊严，又确保了正确的人选。
再者，这段文字揭示了唐代皇帝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明皇欲用张嘉贞，却因遗忘其名而犹豫不决，这种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皇帝的个性特点。然而，议者认为明皇的这种做法过于卤莽，如果不是因为得到了张嘉贞的表疏，可能会误用张齐丘。
此外，作者对《明皇杂录》的质疑，体现了史家对史料的严谨态度。作者认为《明皇杂录》中关于此事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是张嘉贞为相的时间与张齐丘成为朔方节度使的时间相隔三十年，且明皇在此时应更加注重人才选拔。
最后，这段文字还反映了唐代史书的编纂情况。作者指出《资治通鉴》并未采纳《明皇杂录》中的这一记载，说明唐代史家对史料的筛选与判断具有一定的标准。这种标准，对于后世史书的编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