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尔巽（1844年－1927年），清代著名历史学家。作为清史的编撰者之一，他在清朝历史研究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赵尔巽编写的《清史稿》成为了后世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年代：成书于清代（约20世纪初）。
内容简要：《清史稿》是赵尔巽根据丰富的史料和个人研究，所编纂的清朝历史书籍。书中详细记录了清朝自建立到灭亡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全书通过对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展现了清朝的盛衰和历史进程。它对后世研究清朝历史、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清朝历史的基本参考书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清史稿-列传-卷二百三十二-原文
吴可读 潘敦俨 朱一新 屠仁守 吴兆泰 何金寿 安维峻文悌 江春霖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
初以举人官伏羌训导。
道光三十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
晋员外郎，遭忧去，主讲兰山书院。
会撒拉番蠢动，被命佐团练。
服阕，起故官。
迁吏部郎中，转御史。
各国使臣请觐，议礼久未决，可读请免拜跪，时论韪之。
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民为逆，击杀多人，虚饰胜状，为左宗棠所劾。
可读继陈其罪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寻逮问，谳上论斩，廷臣请改监候。
可读愤甚，复疏争：‘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语过戆直，被诃责，镌三级。
归，复掌教兰山。
逾年，穆宗崩，德宗缵业，起吏部主事。
光绪五年，穆宗奉安惠陵，自请随赴襄礼。
还次蓟州，宿废寺，自缢，未绝，仰药死，於怀中得遗疏，则请为穆宗立嗣也。
其言曰：‘罪臣闻治不讳乱，安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忘，则进苦口於尧舜，为无疾呻吟，陈隐患於圣明，为不祥举动。’
‘罪臣前因言事获谴，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免臣以斩而死，以囚而死，以传讯触忌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馀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
‘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
‘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必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
‘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
‘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而犹首背杜太后；以明大学士王直之为旧臣，而犹以黄请立景帝太子一疏不出我辈为愧。’
‘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
‘惟有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
‘如此，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於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
‘彼时罪臣即欲有言，继思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今逢我大行皇帝奉安山陵，恐积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
‘谨以我先皇帝所赐馀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数行懿旨，惟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哀鸣，勿以为无疾呻吟、不祥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
‘尤原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祖、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馀。’
‘罪臣言毕於斯，命毕於斯，谨以大统所系上闻。’
‘吏部奏诸朝，诏悯其忠，予优恤。下群臣议，遂定以继德宗之统为穆宗之子，无异论。’
‘可读临殁遗书与其子之桓，谓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之桓遂成其遗志，葬蓟州。都人即所居城南旧宅祠祀之。’
‘有潘敦俨者，字清畏，籍江宁，总督铎子。’
‘以任子官工部郎中，迁御史。’
‘默念穆宗嗣统未有定议，孝哲毅皇后又仰药殉，遂疏请表扬穆后潜德，更谥号，并解醇亲王奕譞职任，诏严斥夺职。’
‘归隐於酒，阅二十馀年，卒。’
‘朱一新，字蓉生，浙江义乌人。’
‘乡举对策语触时忌，主司李文田特拔之。’
‘入赀为内阁中书。’
‘光绪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法越事起，数上书主战，又尝画海防策，语至切要。’
‘典湖北乡试，称得士。’
‘十一年，转御史，连上封事，言论侃侃，不避贵戚。’
‘内侍李莲英渐著声势。’
‘逾岁，醇亲王奕譞阅海军，莲英从，一新忧之。’
‘而適值山东患河，燕、晋、蜀、闽患水，遂以遇灾修省为言，略曰：‘我朝家法，严驭宦寺。’’
‘‘世祖宫中立铁牌，更亿万年，昭为法守。’’
‘‘圣母垂帘，安得海假采办出京，立寘重典。’’
‘‘皇上登极，张得喜等情罪尤重，谪配为奴。’’
‘‘是以纲纪肃然，罔敢恣肆。’’
‘‘乃今夏巡阅海军之役，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道路譁传，士庶駴愕，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苦衷，匪外廷所能喻。’’
‘‘然宗藩至戚，阅军大典，而令刑馀之辈厕乎其间，其将何以诘戎兵崇体制？况作法於凉，其弊犹贪。’’
‘‘唐之监军，岂其本意，积渐者然也。’’
‘‘圣朝法制修明，万无虑此。’’
‘‘而涓涓弗塞，流弊难言，杜渐防微，亦宜垂意。’’
‘‘从古阉宦，巧於逢迎而昧於大义，引援党类，播弄语言，使宫闱之内，疑贰渐生，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为，以阴窃夫作福作威之柄。’’
‘‘我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岂有跬步之地而或敢售其欺？顾事每忽於细微，情易溺於近习，侍御仆从，罔非正人，辨之宜早辨也。’’
‘‘疏上，太后怒，诘责疏言‘苦衷’何指？一新曰：‘臣所谓‘不得已苦衷’者，意以亲藩远涉，内侍随行，藉以示体恤、昭慎重也。’’
‘‘顾在朝廷为曲体，在臣庶则为创见。风闻北洋大臣以座船迎醇亲王，王弗受，而太监随乘之，至駴人观听。一不谨慎，流弊遂已至斯，臣所为不能已於言也。’’
‘‘诏切责，降主事。乞终养归。’’
‘‘张之洞督粤，建广雅书院，延为主讲。’’
‘‘一新博极群书，洞知两汉及宋、明诸儒家法，务通经以致用。’’
‘‘诸生有聪颖尚新奇者，必导而返诸笃实正大，语具所箸无邪堂答问中。’’
‘‘卒，年四十有九。’’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
同治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光绪中，转御史。
时政出多门，仁守因天变请修政治，条上六事，曰：杜诿卸，开壅蔽，慎动作，抑近习，轸民瘼，重国计，而归本於大公至正、敬天勤民，疏上不省。
又以海军报效，杂进无次，侥幸日多。
仁守痛陈五弊：资叙不计，弊一；名器冒滥，弊二；劝惩倒置，弊三；求益得损，财计转亏，弊四；驵侩朋侵，莫可究诘，弊五。
五弊既滋，乃生三患：患病民，患妨贤，患隳纪纲法度。
‘特以自海军衙门达之，奉懿旨行之，毋或敢贸然入告，遂使谤腾衢路，而朝廷不闻，患伏隐微，而朝廷不知，群小得志，宠赂滋张。若不停止，即承平无事，犹或召乱，况时局孔艰乎？’
疏入，诏从之，权贵益侧目。
十五年，太后归政，仁守虑佥人谗构两宫，易生嫌隙，疏请依高宗训政往事：‘凡部院题本、寻常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摺、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皇上圣鉴，俟慈览后施行。’
并请太后居慈宁宫，节游观。
诏严责，革职永不叙用。
既归，主讲山西令德堂。
二十六年，两宫西狩，起用五品京堂，授光禄寺少卿。
寻卒。
吴兆泰，字星阶，籍麻城。
与仁守友善，互相厉以道义。
光绪二年进士，阅十年，以编修考授御史。
时国防废弛，海军尤不振，朝廷乃移其费修颐和园。
兆泰上疏力争，略谓：‘畿辅奇灾，嗷鸿遍野，僵仆载涂，此正朝廷减膳彻乐之时，非土木兴作之日。乞罢园工，以慰民望，以光继列祖列宗俭德。’
太后怒，罢其官。
归里后，历主龙泉、经心书院讲席，充学务公所议长。
宣统二年，卒。
其先有何金寿者，字铁生，籍江夏。
同治元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
出督河南学政，还充日讲起居注官。
光绪二年，晋饥，上储粮平粜策。
越二年，畿辅旱，金寿曰：‘此枢臣可尽弹也！’
乃援汉代天灾策免三公为言，请罢枢臣、回天意。
越日，命下，恭亲王奕等五人并褫职留任，直声震一时。
五年，复沥陈时弊，斥言中外臣工皆瞻徇，侃侃不挠。
上以所奏为祛积习，特宣示。
忤当轴意，出知江苏扬州府。
未出都，会崇厚与俄定约，敕下廷臣议。
金寿引西国上下议院例，请资众论，折强敌。
逾岁到官，录筑堤功，赐三品服。
八年秋，祷雨中暍，病卒，贫不能归葬。
总督左宗棠等上其事於朝，谓有古循吏风云。
安维峻，字晓峰，甘肃秦安人。
初以拔贡朝考，用七品小京官。
光绪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十九年，转御史。
未一年，先后上六十馀疏。
日韩衅起，时上虽亲政，遇事必请太后意旨，和战不能独决，及战屡败，世皆归咎李鸿章主款。
于是维峻上言：‘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固不欲战，有言战者，动遭呵斥。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见贼即惊溃。我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乃俯首听命于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岂复可容？唯是朝廷受李鸿章哱喝，不及详审，而枢臣中或系私党，甘心左袒，或恐决裂，姑事调停。李鸿章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唯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其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贼人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
疏入，上谕：‘军国要事，仰承懿训遵行，天下共谅。乃安维峻封奏，讬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之语，妄言无忌，恐开离间之端。’
命革职发军台。
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
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
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
二十五年，释还，遂归里。
三十四年，起授内阁侍读，充京师大学总教习。
宣统三年，复辞归。
越十有五年，卒。
维峻崇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辨，尤严义利之分。
归后退隐柏崖，杜门著书，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
每谈及世变，辄忧形於色，卒抑郁以终。
著有四书讲义、诗文集。
文悌，字仲恭，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
以笔帖式历户部郎中，出为河南知府，改御史。
光绪二十四年，变法诏下，礼部主事王照应诏上言，尚书许应骙不为代奏。
御史宋伯鲁、杨深秀联名劾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谕应骙明白回奏，覆奏称珍惜名器，物色通才，并辞连工部主事康有为，请罢斥驱逐。
奏上，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礼部尚书、侍郎皆革职，赏照四品京堂。
文悌以言官为人指使，党庇报复，紊乱台谏，遂上疏言：
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阅其著作，以变法为宗。
而尤堪骇诧者，讬辞孔子改制，谓孔子作春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春秋变周为孔子当一代王者。
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
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
及聆其谈治术，则专主西学，以师法日本为良策。
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拜跪之礼仪，废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
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立可召乱；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
曾以此言戒劝康有为，乃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会，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必亡！’
以致士夫惶骇，庶众摇惑。
设使四民解体，大盗生心，藉此以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未知康有为又何以善其后？
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
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
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
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
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
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
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
疏上，斥回原衙门行走。
太后复训政，赏文悌知府，旋授河南知府。
二十六年，两宫西狩，文悌迎驾，擢贵西道。
乞病归，卒。
江春霖，字杏村，福建莆田人。
光绪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
二十九年，转御史，首论都御史陆宝忠干烟禁，不宜为台长，劾亲贵及枢臣疆臣，章凡数十上。
德宗季叶，袁世凯出督畿辅，入赞枢廷，权势倾一时。
春霖独论列十二事，谓：‘洪范有言：‘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尔家，凶於尔国。’左氏传云：‘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今世凯所为，其心即使无他，其迹要难共谅。
历考史册所载权臣，大者贻忧君国，小者祸及身家。
窥窃神器之徒，姑置勿论，即功在社稷，如霍光、李德裕、张居正，亦以权宠太盛，倾覆相寻。
今不独为国家计，宜加裁抑，即欲使世凯子孙长守富贵，亦不可无善处之法。
嗣是纠弹世凯及庆亲王奕劻父子，连上八疏，皆不报，然朝贵颇严惮之。
宣统改元，醇亲王载沣既摄政，其弟载洵、载涛分长军谘、海军，颇用事。
春霖谓：‘古者郑宠共叔，失教旋讥，汉骄厉王，不容终病，载在史册，为万世戒。
二王性成英敏，休戚相关，料不至蹈覆辙，而慎终於始，要宜杜渐防微。’
又谓：‘景皇帝以神器付之皇上，冲龄践阼，军国重事，监国摄政王主之。
治同其乐，乱同其忧，国之不保，家於何寄？’
篇末又言：‘监国岁未及周，物议沸腾，至於此极。
臣不禁为祖宗三百年国祚效贾生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明年，又劾江西巡抚冯汝骙谩欺状，效宋臣包拯七上弹章，末复言：‘是非不明，请将前后章奏明诏宣示，敕部平议。’
语至戆直，被诃责。
复劾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非特简忠良，不足以赞大猷、挽危局。
词连尚书徐世昌，侍郎杨士琦、沈云沛，总督陈夔龙、张人骏，巡抚宝棻、恩寿等十数人。
朝旨再责之，令回原衙门行走。
春霖遂称疾归。
越八年，卒。
论曰：有清列帝，家法最严，迨至季世，创制垂帘，於是阉寺渐肆，而亲贵权要亦声势日著，虽有直言敢谏之士，无补危亡，亦尽其心焉而已。
可读尸谏，幸鉴孤忠。
一新、仁守、维峻先后直言，皆以语侵太后获罪。
文悌言攻结党，实启党争，而春霖连劾权贵，言尤痛切，当国者终於不悟。
又有太监寇连才，上书泣谏，请太后归政，废颐和园，且言：‘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
终以违制被刑以死。
建言又何得以阉官少之？类无可归，故附见於此。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清史稿-列传-卷二百三十二-译文
吴可读，字柳堂，是甘肃皋兰人。最初以举人的身份担任伏羌训导。道光三十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后来晋升为员外郎，因家中有丧事离职，之后主讲兰山书院。遇到撒拉番叛乱，被任命协助团练。服丧期满后，恢复原职。后来调任吏部郎中，再转为御史。各国使臣请求觐见，礼仪讨论久未决断，吴可读请求免于跪拜，当时的舆论认为他是对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陷百姓为叛贼，杀死多人，夸大胜利，被左宗棠弹劾。吴可读继而又上奏，认为成禄的罪行中有十项应当处斩，五项不可缓刑，不久之后被逮捕审问，最终被判处斩首，但朝廷大臣请求改为监候。吴可读非常愤怒，再次上疏争辩：‘请斩成禄以谢甘肃百姓，再斩我以谢成禄。’言辞过于直率，受到责备，被降三级。回到家乡后，再次掌教兰山书院。过了一年，穆宗去世，德宗继位，吴可读被任命为吏部主事。
光绪五年，穆宗安葬于惠陵，吴可读主动请求随行参与仪式。返回途中在蓟州住宿，住在废弃的寺庙里，上吊自尽，未死，又服毒药而死，怀中留下遗书，请求为穆宗立嗣。他在遗书中说：‘罪臣听说治理国家不能讳疾忌医，安定不忘危险。如果危险可以讳避，那么即使对尧舜进苦口良言，也会像没有病呻吟一样，对圣明君主陈说隐患，也会被视为不祥举动。罪臣之前因言事获罪，承蒙先皇帝宽恕保全，免我以斩首而死，以囚禁而死，以传讯触怒而死。犯了三次死罪而没有死，不求生存而得以再生，那么今日罪臣未尽之年，都是先皇帝数年前赐予的。我遵奉两宫皇太后的懿旨，以醇亲王之子继承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等到嗣皇帝有皇子，就继承大行皇帝为嗣。我皇上仁孝天性，承继两宫皇太后授以皇位，将来千秋万岁，必能以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然而在朝之臣忠诚与否不齐，即众人的议论也各不相同。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也首背杜太后；以明大学士王直之为旧臣，也因黄宗羲请求立景帝太子的一疏不出，感到羞愧。贤者如此，更不用说那些不贤的人了？旧人如此，如何责备新人？名位已定的人如此，更不用说那些未定的人了。只有请求两宫皇太后再降懿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即使嗣皇帝有百子，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这样，才能保持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虽有子而无子，即我两宫皇太后虽有孙而无孙，将来代代相传的，都是两宫皇太后所出而不可更改的。那时罪臣即使有话要说，也想到降调不得越职言事。现在逢我大行皇帝安葬山陵，恐怕时间久了逐渐被遗忘，那么罪臣昔日所留以等待的机会，现在就迫在眉睫了。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之余生，为我先皇帝请求数条懿旨，只希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悯我的哀鸣，不要认为我是无病呻吟、不祥举动，那么罪臣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更希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谅圣祖、世宗的心意，调和宽猛，培养忠厚和平的福气，任用老成之人；不要争外国所争，为中华留下不尽之遗；不要创祖宗未创之业，为子孙留下余地。罪臣言尽于此，命尽于此，谨以大统所系上闻。’吏部将此事上奏朝廷，皇帝下诏表示同情，给予优待抚恤。下诏群臣讨论，最终决定以继德宗之统为穆宗之子，没有异议。
可读临终前给儿子吴之桓留下遗书，说走出蓟州一步就不是死的地方。之桓遂实现了他的遗愿，将他葬在蓟州。京城的人们就在他居住的城南旧宅建立祠堂来祭祀他。
有潘敦俨，字清畏，籍贯江宁，总督潘铎之子。以任子身份官至工部郎中，后升任御史。他暗自思量穆宗继位之事尚未有定论，孝哲毅皇后又服毒自尽，于是上疏请求表彰穆后隐德，更改谥号，并解除醇亲王奕譞的职务，皇帝下诏严厉斥责并剥夺了他的职务。归隐于酒，过了二十多年，去世。
朱一新，字蓉生，浙江义乌人。在乡试对策中言语触犯时忌，主考官李文田特别提拔他。通过捐资成为内阁中书。光绪二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法越战争爆发，他多次上书主张战争，还曾绘制海防策略图，言辞非常切要。主持湖北乡试，被认为选拔出了优秀人才。十一年，转为御史，连续上书言事，言论直率，不避权贵。
内侍李莲英逐渐显赫。过了一年，醇亲王奕譞视察海军，李莲英随行，朱一新对此感到忧虑。而恰逢山东发生水患，燕、晋、蜀、闽也遭遇水灾，朱一新于是以遇到灾害反省为借口，简略地说：‘我朝家法，严格驾驭宦官。世祖宫中立有铁牌，历经亿万年，昭示为法所守。圣母垂帘听政，怎么能让海假采办出京，立下重典。皇上登基，张得喜等人的罪责尤其严重，被贬为奴隶。因此纲纪严明，无人敢肆意妄为。然而今夏巡阅海军之役，太监李莲英随行至天津，路上传闻四起，士人百姓都感到震惊，似乎深宫中或有不得已的苦衷，非外廷所能理解。然而宗室至亲，阅军大典，却让受过刑的人混在其中，他们将如何询问军队，维护体制？何况做法于凉，其弊端犹贪。唐代的监军，难道是其本意，而是逐渐形成的。圣朝法制修明，万无此虑。然而涓涓细流不堵塞，流弊难以言说，防微杜渐，也应当引起注意。自古以来，宦官擅长逢迎而昧于大义，引荐朋党，播弄是非，使宫闱之内，疑虑渐生，而他们得以出售其小忠小信，暗中窃取作福作威之权。我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岂有一步之地而敢出售其欺？然而事情常常忽略于细微之处，情感容易沉溺于亲近之人，侍御仆从，无不正直，应当及早辨别。’疏上，太后大怒，责问疏中的‘苦衷’指的是什么？朱一新说：‘臣所说的‘不得已的苦衷’，是指亲王远行，内侍随行，借此表示体恤、昭示慎重。然而在朝廷被视为曲体，在臣民看来则是创见。听说北洋大臣用座船迎接醇亲王，王不接受，而太监随船而行，以至于百姓观听。一旦不谨慎，流弊就到了这种地步，臣因此不能不说话。’诏令严厉责备，降为主事。他请求辞官回乡。
张之洞督粤，建立广雅书院，邀请朱一新主讲。朱一新博学多才，深知两汉及宋、明诸儒家法，致力于通经以致用。对于那些聪明但崇尚新奇的学生，他必定引导他们回归扎实正大的道路，他的话语在所写的《无邪堂答问》中都有所体现。去世时，享年四十九岁。
屠仁守，字梅君，是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予编修一职。光绪年间，转为御史。当时政治混乱，部门众多，仁守因天灾请求整顿政治，提出了六条建议：杜绝推诿责任，打开阻塞，谨慎行事，抑制亲近的权贵，关心民生疾苦，重视国家大计，回归到公正无私、敬天爱民的根本。上疏后没有被采纳。又因为海军的贡献，多次晋升，但晋升无序，侥幸心理日益增强。仁守痛陈五项弊端：资历不计，弊端一；名号滥用，弊端二；奖惩颠倒，弊端三；求利反损，财政亏空，弊端四；官场朋党相互侵吞，无法追究，弊端五。五项弊端既已产生，随之而来的是三种祸患：民众患病，阻碍贤才，破坏纪律法规。
特地将海军衙门的报告上报，皇帝下旨执行，不允许任何人贸然上报，于是谣言四起，朝廷却听不到，祸患隐藏在细微之处，朝廷却不知道，小人得志，宠幸和贿赂不断。如果不停止，即使和平无事，也可能引发混乱，何况时局已经非常艰难了？上疏被采纳，权贵们更加侧目。
十五年，太后归还政权，仁守担心朝廷和太后之间因为谗言和构陷而产生嫌隙，上疏请求按照高宗时期的先例：‘所有部院的题本、常规奏事，按照常例处理；外省的密折、廷臣的封奏，仍然写明皇太后、皇上的圣鉴，等待太后审阅后再执行。’并请求太后居住在慈宁宫，减少游览观景。
皇帝下旨严厉责备，撤销了他的职务，永不录用。回到家乡后，担任山西令德堂的主讲。二十六年，两宫西迁，起用五品京堂，授予光禄寺少卿。不久后去世。
吴兆泰，字星阶，籍贯麻城。与仁守友好，互相以道义勉励。光绪二年考中进士，十年后，以编修的身份被授予御史。当时国防废弛，海军尤其不振，朝廷竟然将海军的费用用于修建颐和园。兆泰上疏力争，大致说：‘畿辅地区发生奇灾，饿殍遍野，倒地的人满路都是，这正是朝廷应该减少饮食、停止娱乐的时候，而不是大兴土木的时候。请求停止园工，以满足民众的期望，彰显祖先的节俭美德。’太后大怒，撤销了他的官职。回到家乡后，先后担任龙泉、经心书院的教席，担任学务公所的议长。宣统二年去世。
他的前辈有何金寿，字铁生，籍贯江夏。同治元年考中一甲二名进士，被授予编修。外出担任河南学政，回来后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光绪二年，河南发生饥荒，上奏请求储备粮食平价出售。过了两年，畿辅地区旱灾，金寿说：‘这是枢臣应该尽力解决的问题！’于是引用汉代天灾策免三公的例子，请求罢免枢臣、回天意。第二天，命令下达，恭亲王奕劻等五人同时被免职留任，直声震动一时。五年，再次上奏时弊，直言不讳，坚持己见。皇帝认为他所奏有益于消除积习，特别予以宣示。因为违背了权贵的意愿，被任命为江苏扬州知府。还未离开都城，正值崇厚与俄国签订条约，皇帝下令廷臣讨论。金寿引用西方上下议院的例子，请求参考众议，对抗强敌。一年后到任，记录了筑堤的功绩，被赐予三品官服。八年秋天，祈雨中中暑，病逝，贫穷到无法归葬。总督左宗棠等将此事上报朝廷，称其为古代循吏的典范。
安维峻，字晓峰，甘肃秦安人。最初以拔贡的身份参加朝考，被任命为七品小京官。光绪六年考中进士，改为庶吉士，授予编修。十九年，转为御史。不到一年，先后上奏六十多次。日韩战争爆发，当时虽然皇帝亲政，但遇到事情必须请示太后的意见，和战不能独立决定，等到战争屡次失败，世人都把责任归咎于李鸿章主张议和。于是维峻上奏说：‘李鸿章平时倚仗外国势力自重，本来就不想打仗，有主张打仗的，动辄遭到斥责。淮军将领随风转舵，未见敌人先逃跑，偶尔见到敌人就惊慌溃散。我不能激励将士，决心一战，却低头听从敌人的命令。那么这件事不是议和，而是直接投降，不仅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而且有人说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际上是左右决策的人，我不敢深信。为什么？皇太后既然归还了政权，如果仍然遇到事情被牵制，将如何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天下臣民？至于李莲英是什么人，竟然敢干预政事？如果属实，按照祖宗的法制，怎么还能容忍？只是朝廷受到李鸿章的欺骗，没有详细审查，而枢臣中有些人可能是他的私党，甘心偏袒，或者担心决裂，姑且进行调解。李鸿章事事压制朝廷，违抗皇帝的命令。只希望皇帝能够震怒，明正其罪，向天下公布，如果这样而将士不奋发、敌人不灭亡，就请处斩我以正妄言之罪。’上奏后，皇帝下旨：‘军国要事，仰承懿训遵行，天下共谅。但安维峻的封奏，托词于传闻，竟然有“皇太后遇事牵制”的话，胡言乱语，恐怕会开启离间的端倪。’下令撤销他的职务，发配到军台。维峻因为直言获罪，名声震动中外，很多人以他为荣。来访者聚集在他的门前，送行者堵塞了道路，有人赠言，有人资助，车马饮食，大家争相供应。到达戍所后，都统以下都对他以客礼相待，聘请他主讲抡才书院。二十五年，被释放返回，于是回到家乡。三十四年，被起用为内阁侍读，担任京师大学总教习。宣统三年，再次辞去职务。过了十五年，去世。
维峻崇尚朴实，重视实践，不喜欢辩论，尤其严格区分义利。退隐后居住在柏崖，闭门著书，以名教纲常为己任。每当谈及世变，总是忧心忡忡，最终抑郁而终。著有四书讲义、诗文集。
文悌，字仲恭，姓瓜尔佳，是满洲正黄旗人。以笔帖式的身份历任户部郎中，外出担任河南知府，改任御史。光绪二十四年，变法诏书下达，礼部主事王照应诏上言，尚书许应骙没有代为上奏。御史宋伯鲁、杨深秀联名弹劾他守旧迂腐，阻挠新政，皇帝下令许应骙明确回奏，覆奏称珍惜名号，寻找通才，并辞连工部主事康有为，请求罢免驱逐。奏章上报后，因为抑制言路，首先违背了诏令，礼部尚书、侍郎都被革职，赏赐王照为四品京堂。
文悌以言官的身份被人指使，结党庇护，报复他人，扰乱了台谏（监察机构），于是上疏说：‘康有为我不认识，突然登门拜访，送给我他所著的书籍，阅读了他的著作，发现他主张变法。而特别令人惊讶的是，他借孔子改制的名义，说孔子作《春秋》时西狩获麟是受命之符，把《春秋》中的周朝变革看作是孔子作为一代君王的象征。表面上看似推崇孔子，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改制的理念辩护。这才明白康有为的学术，正如《汉书》中严助所说的，把《春秋》当作苏秦纵横家书来看待。等到听他谈论治国之道，则专门主张学习西方，认为以日本为师是良策。正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纸所讨论的，尊重侠义，伸张民权，兴起党派，改革制度，甚至想要废除跪拜的礼仪，废弃满、汉的文字，平息君臣的尊卑，改变男女的内外之别。简直就像只要中国一变而为外国政治、宗教、风俗，就可以立刻变得富强，却不知道如果势力小就会引起群起而攻之，立刻引发动乱；如果势力大，就会各自谋取私利，卖国不就变得容易了吗？我曾以此言劝诫康有为，但他并不思悔改，反而私自聚集数百人，在京城之下，成立保国会，每天在路上拉住人喊道：“中国必亡，必亡！”以至于士人惶恐，民众疑惑。如果四民解体，大盗心生，利用这个机会聚集匪徒，招揽党羽，进而犯上作乱，不知道康有为又将如何善后？我曾命令他把忠君爱国合为一件事情，不要只想着保中国而把大清放在一边，康有为似乎也后悔了。我又亲手写下一份御史名单，想要带头鼓动众人跪拜哭诉，力请变法。我告诉他们，言官结党是朝廷的大忌，这件事绝对不能做。因为康有为一人在京城肆意妄为，广泛结交言官，把持国事，已经足够令人震惊；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护党派，诬陷朝廷大臣，这种风气怎么可以继续呢！我思考国家变法，原本是为了整顿国事，不是想要败坏国事。就像房屋年久失修，自然应该招来工匠依法改造，如果任由几个好事之徒将其推倒，说非这样做不能迅速，恐怕梁柱会折断，还会伤人。康有为的变法，与这有何不同？这就是我不敢停止言说的原因。’他的奏疏呈上后，被斥责回原衙门任职。
太后重新处理政务，赏赐文悌知府之职，不久又任命他为河南知府。二十六年，两宫西行，文悌迎接皇帝，被提升为贵西道。因病请求退休，去世。
江春霖，字杏村，福建莆田人。光绪二十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予检讨。二十九年，转为御史，首先弹劾都御史陆宝忠违反烟禁，不适合担任台长，弹劾亲贵及枢密大臣，奏章有数十篇。德宗晚年，袁世凯出督畿辅，入赞枢廷，权势一时无两。春霖独自提出十二件事，说：‘《洪范》有言：“臣子有作威作福，其害于家，凶于国。”左传云：“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莫大焉？”现在袁世凯所做所为，即使他的心没有恶意，他的行为也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历考史册所载权臣，大的危害国家，小的祸及自身。窃取神器的人，暂且不提，即使是功在国家，如霍光、李德裕、张居正，也因为权势过大，导致相位的倾覆。现在不仅为国家考虑，应该加以裁抑，即使想要袁世凯的子孙长久富贵，也不能没有妥善的处理方法。’从此弹劾袁世凯及庆亲王奕劻父子，连续上八篇奏疏，都没有得到回复，但朝中权贵都很害怕他。
宣统改元，醇亲王载沣摄政后，他的弟弟载洵、载涛分别担任军谘、海军要职，权势很大。春霖说：‘古代郑国宠爱共叔，失教之后受到指责，汉朝的骄纵王，不容终病，载在史册上，成为万世的教训。两位王爷性格聪明，休戚相关，料想不至于重蹈覆辙，但慎终如始，应该杜绝渐变防微。’又说：‘景皇帝把神器交给皇上，皇上年纪轻轻就登基，军国重事，由监国摄政王主持。治同其乐，乱同其忧，国家不保，家又在哪里寄托呢？’篇末又说：“监国年纪未满周岁，物议沸腾，到了这种地步。我不禁为祖宗三百年的国运痛哭流涕，长叹不已！”第二年，又弹劾江西巡抚冯汝骙傲慢无礼，效仿宋朝的包拯，七次上弹章，最后又说：“是非不明，请将前后章奏明确诏示，敕部平议。”言辞直率，受到斥责。又弹劾奕劻老奸巨猾，窃取高位，多引匪人；不仅挑选忠良，不足以辅佐大计、挽救危局。涉及尚书徐世昌，侍郎杨士琦、沈云沛，总督陈夔龙、张人骏，巡抚宝棻、恩寿等十几人。朝廷再次责备他，命令他回原衙门任职。春霖于是称病回家。过了八年，去世。
评论说：清朝的列位皇帝，家法最严，到了晚年，创制垂帘听政，于是宦官逐渐放肆，而亲贵权要也声势日盛，虽然有直言敢谏之士，也无法挽救危亡，但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心意。可以阅读尸谏，幸得孤忠。一新、仁守、维峻先后直言，都因为言语触及太后而获罪。文悌言攻结党，实启党争，而春霖连劾权贵，言辞尤其痛切，当国者终于没有觉悟。又有宦官寇连才，上书痛哭劝谏，请求太后归政，废除颐和园，还说：“不为祖宗天下着想，难道不为自己的将来着想吗？”最终因为违反制度被处死。建言又怎能因为宦官少而忽视呢？类似的事情没有其他归属，所以附载于此。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清史稿-列传-卷二百三十二-注解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清朝官员，以直言敢谏著称。
潘敦俨：字清畏，江宁人，清朝官员，曾任工部郎中、御史。
朱一新：字蓉生，浙江义乌人，清朝官员，曾任内阁中书、编修、御史。
屠仁守：原文中未提及此人物，可能为遗漏。
吴兆泰：原文中未提及此人物，可能为遗漏。
何金寿：原文中未提及此人物，可能为遗漏。
安维峻文悌：原文中未提及此人物，可能为遗漏。
江春霖：原文中未提及此人物，可能为遗漏。
举人：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的最低一级，通过考试者称举人。
进士：科举制度中的最高级别考试及第者，意为有才学的人。
刑部：明清两代的中央司法机关之一，负责审理刑事案件。
员外郎：明清两代官职，为六品官，通常在六部或地方官署中担任。
兰山书院：位于甘肃兰州的一所书院，是古代教育机构。
撒拉番：指撒拉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
团练：明清时期地方上组织的一种自卫组织。
服阕：指守丧期满。
吏部：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六部之一，负责官吏的选拔、任用、考核等事务。
御史：官名，古代监察官，负责监察官员和弹劾不法。
觐：古代指臣子拜见皇帝。
乌鲁木齐：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提督：明清时期地方军事长官的官职。
左宗棠：清朝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曾任新疆巡抚。
穆宗：清朝皇帝，名载淳，庙号穆宗。
德宗：清朝皇帝，名载湉，庙号德宗。
奉安：古代帝王、贵族死后安葬的仪式。
惠陵：清朝皇帝穆宗的陵墓。
蓟州：今北京市蓟州区。
遗疏：临终前所写的奏疏。
懿旨：皇帝或皇太后发布的命令。
醇亲王奕譞：清朝宗室，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宋初宰相赵普：北宋初期著名政治家，曾任宰相。
杜太后：宋太祖赵匡胤的母亲。
明大学士王直之：明代官员，曾任大学士。
黄宗羲：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
景帝太子：明朝景帝的儿子。
大统：指帝位。
世祖：清朝皇帝，名福临，庙号世祖。
世宗：清朝皇帝，名胤禛，庙号世宗。
阉宦：指太监。
内侍：指宫廷中的宦官。
张得喜：原文中未提及此人物，可能为遗漏。
谪配为奴：指被贬谪并成为奴隶。
北洋大臣：指北洋大臣，即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官。
座船：指高级官员乘坐的船只。
座船迎：指用座船迎接。
刑馀之辈：指受过刑罚的人。
诘戎兵：询问军队情况。
崇体制：重视礼仪制度。
作法於凉：指制定法律。
唐之监军：唐代时监军官负责监督军队。
积渐者然也：逐渐积累而成。
涓涓弗塞，流弊难言：指小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会变成大问题。
辨之宜早辨也：应该及早辨别。
内阁中书：明清时期内阁的官员，负责文书工作。
法越事起：指法国与越南的战争。
典湖北乡试：主持湖北的乡试。
赀：指用财物换取官职。
庶吉士：科举制度中的进士选入翰林院供职的士人。
编修：翰林院中的官职，负责编纂史书、撰拟文书等。
内侍李莲英：清朝宫廷中的宦官，曾深受慈禧太后宠信。
广雅书院：位于广东广州的一所书院，是古代教育机构。
笃实正大：诚实正直。
无邪堂：朱一新的书房名。
箸：指书写的笔。
终养归：辞官回家养老。
同治十三年：同治是清朝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的年号，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这是指清朝的一个特定年份。
天变：指自然界发生的异常现象，古人认为这是上天对人间政治的警示。
杜诿卸：杜绝推卸责任的行为。
开壅蔽：开放言路，消除阻塞。
慎动作：谨慎行事。
抑近习：抑制亲近宠臣。
轸民瘼：关心民众疾苦。
重国计：重视国家大计。
海军报效：指对海军的投入和贡献。
资叙不计：不计较资历和叙用。
名器冒滥：名位和器物被滥用。
劝惩倒置：奖惩不当，颠倒黑白。
求益得损：追求利益却招致损失。
财计转亏：财政状况恶化。
驵侩朋侵：指官场中的贪污腐败。
谗构：挑拨离间。
高宗：清朝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庙号，这里指他的政治理念或行为。
题本：官员向上级呈报的文书。
密摺：秘密的奏折。
封奏：密封的奏章。
慈宁宫：古代宫中居住皇太后的宫殿。
归政：皇帝将政权交还给皇太后。
谄谀：奉承讨好。
畿辅：古代指京城附近的地方。
颐和园：清朝皇家园林，位于北京。
奇灾：严重的灾害。
嗷鸿遍野：形容灾民众多，流离失所。
僵仆载涂：形容灾民死伤惨重。
减膳彻乐：减少饮食和娱乐，表示哀悼。
土木兴作：指修建土木工程。
储粮平粜：储存粮食，平价出售。
畿辅旱：京城附近地区发生旱灾。
三公：古代官职，指宰相、太尉、御史大夫等高级官员。
褫职留任：被免职但保留官职。
淮军：清朝末期由李鸿章创立的军队。
呵斥：大声斥责。
贼：指敌人。
哱喝：威胁恐吓。
懿训：皇帝或皇太后的教诲。
托诸传闻：将责任归咎于传闻。
离间：挑拨关系，制造矛盾。
军台：古代流放犯人的地方。
拔贡：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中的一种选拔方式，由地方官推荐优秀人才。
日讲起居注官：负责记录皇帝日常言行和朝廷大事的官员。
储粮平粜策：储存粮食，平价出售的政策。
枢臣：宰相级别的官员。
天灾策免三公：古代遇到天灾时，皇帝会免掉三公的职务。
左袒：偏袒一方。
抗违谕旨：违抗皇帝的命令。
赫然震怒：非常愤怒。
祛积习：消除积弊。
拔贡朝考：通过拔贡身份参加科举考试。
笔帖式：清朝官职，负责书写文书。
礼部主事：礼部中的官员。
尚书：古代高级官员，相当于现代的部长。
侍郎：尚书之下的官员。
抑格言路：阻碍言路。
物色通才：寻找有才能的人。
连：牵连。
赏照四品京堂：赏赐四品京堂的官职。
守旧迂谬：思想守旧，行为迂腐。
阻挠新政：阻碍新政策的实施。
覆奏：再次上奏。
珍惜名器：重视名位和器物。
通才：有广泛才能的人。
罢斥驱逐：罢免并驱逐。
抑格：压制。
首违诏旨：首先违反皇帝的命令。
正黄旗：清朝八旗之一，满洲人的一个社会集团。
文悌：文悌，清朝官员，因上疏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而知名。
康有为：康有为，清末思想家、政治家，主张变法维新，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台谏：台谏，指御史台和谏官，是古代中国监察制度中负责监督官员和弹劾不当行为的官员。
春秋：春秋，中国古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儒家经典之一，孔子曾编订。
苏秦纵横：苏秦纵横，指战国时期苏秦游说各国，联合抗秦的故事，后用来比喻游说或辩论。
辇毂之下：辇毂之下，指皇帝的京城，比喻朝廷。
保国会：保国会，康有为等人在清朝末年成立的团体，主张变法维新。
四民：四民，指士、农、工、商，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四个主要阶层。
大盗生心：大盗生心，指有野心的人想要谋反。
阉寺：阉寺，指太监，古代宫廷中的男性宦官。
亲贵：亲贵，指皇室成员和贵族。
权要：权要，指有权势的人。
垂帘听政：垂帘听政，指太后在幕后掌握政权。
监国摄政王：监国摄政王，指代理国政的亲王。
贾生痛哭流涕长太息：贾生痛哭流涕长太息，指贾谊在汉文帝时期因国事忧虑而痛哭流涕。
阉官：阉官，指太监，古代宫廷中的男性宦官。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清史稿-列传-卷二百三十二-评注
文悌以言官为人指使，党庇报复，紊乱台谏，遂上疏言：‘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阅其著作，以变法为宗。’
此段文字展现了文悌对于康有为变法思想的批判态度。他首先指出康有为是通过非正式途径寻求会面，并赠送自己的著作，从而表明他对康有为的变法理念有所了解。然而，文悌随后用‘忽踵门求谒’来形容康有为的行为，暗示其急切和唐突，这可能反映了文悌对康有为的警惕和排斥。
‘而尤堪骇诧者，讬辞孔子改制，谓孔子作春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春秋变周为孔子当一代王者。’
文悌在这里指出康有为利用孔子及其著作《春秋》来为自己的变法理念辩护，认为孔子通过《春秋》变周，体现了其作为一代王者的地位。这种解读显然是文悌所不能接受的，他可能认为康有为的这一做法是对孔子形象的曲解和利用。
‘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
文悌在这里揭示了康有为的真正意图，即通过推崇孔子来为自己的变法主张辩护，实际上是在宣扬自己的改制理念。这反映了文悌对康有为变法思想的深刻洞察。
‘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
文悌将康有为的学术观点比作《汉书》中严助对苏秦纵横术的批评，认为康有为的春秋学不过是苏秦纵横术的翻版。这表明文悌对康有为的学术观点持否定态度。
‘及聆其谈治术，则专主西学，以师法日本为良策。’
文悌在这里提到康有为的治术主张，即主张学习西方，以日本为榜样。这反映了文悌对康有为改革方向的不满，认为其过于依赖西方模式。
‘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拜跪之礼仪，废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
文悌列举了康有为在《时务报》、《知新报》等媒体上提出的改革主张，包括尊重侠力、伸张民权、兴办党会、改革制度等，甚至包括废除拜跪礼仪、废除满汉文字、平定君臣尊卑、改变男女内外等。这些主张在文悌看来过于激进，可能威胁到现有的社会秩序。
‘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立可召乱；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
文悌对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提出了质疑，认为其过于理想化，忽视了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国家的安全隐患。
‘曾以此言戒劝康有为，乃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会，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必亡！’以致士夫惶骇，庶众摇惑。’
文悌指出康有为不仅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反而聚集数百人成立保国会，宣扬“中国必亡”的言论，导致社会恐慌。
‘设使四民解体，大盗生心，藉此以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未知康有为又何以善其后？’
文悌担心康有为的言论和行为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引发叛乱，从而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
文悌曾经劝告康有为将忠君爱国合二为一，不要只顾保中国而忽视大清王朝，康有为似乎对此有所悔悟。
‘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
文悌曾经试图鼓动康有为和其他御史联名上书请求变法，但被文悌以言官结党为理由阻止。
‘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
文悌对康有为在京城的行为表示担忧，认为其结党营私，把持国事，而宋伯鲁、杨深秀等台谏官员也参与其中，这种风气不可长。
‘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
文悌用房屋失修的比喻来说明国家变法的必要性，但同时也表达了对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担忧。
‘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
文悌通过对比康有为的变法与房屋失修的比喻，表达了自己对康有为变法的不满和担忧。
‘疏上，斥回原衙门行走。’
文悌的奏疏被上呈，结果是被斥责并要求回到原衙门。
‘太后复训政，赏文悌知府，旋授河南知府。’
太后重新开始训政，赏赐文悌知府职位，后来又任命他为河南知府。
‘二十六年，两宫西狩，文悌迎驾，擢贵西道。’
在二十六年，文悌迎接太后和皇帝西行，因此被提升为贵西道。
‘乞病归，卒。’
文悌因病请求回家，最终去世。
‘江春霖，字杏村，福建莆田人。’
介绍了江春霖的基本信息，包括他的字、籍贯和官职。
‘光绪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
江春霖在光绪二十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来被任命为检讨。
‘二十九年，转御史，首论都御史陆宝忠干烟禁，不宜为台长，劾亲贵及枢臣疆臣，章凡数十上。’
江春霖在二十九年转为御史，首先弹劾都御史陆宝忠违反烟禁，不宜担任台长，并弹劾了多位亲贵和枢臣疆臣，上奏的奏章有数十篇。
‘德宗季叶，袁世凯出督畿辅，入赞枢廷，权势倾一时。’
在德宗晚年，袁世凯出督畿辅，进入枢廷，权势一时无两。
‘春霖独论列十二事，谓：“洪范有言：‘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尔家，凶於尔国。’左氏传云：‘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今世凯所为，其心即使无他，其迹要难共谅。’
江春霖独自提出了十二项弹劾袁世凯的理由，认为袁世凯的行为即使没有其他意图，其行为本身也难以被理解。
‘历考史册所载权臣，大者贻忧君国，小者祸及身家。窥窃神器之徒，姑置勿论，即功在社稷，如霍光、李德裕、张居正，亦以权宠太盛，倾覆相寻。’
江春霖回顾历史，指出权臣的危害，无论是大权在握还是小有势力，都可能对国家和个人造成灾难。
‘今不独为国家计，宜加裁抑，即欲使世凯子孙长守富贵，亦不可无善处之法。’
江春霖认为，不仅为了国家利益，也为了袁世凯子孙的长久富贵，都应该采取措施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嗣是纠弹世凯及庆亲王奕劻父子，连上八疏，皆不报，然朝贵颇严惮之。’
江春霖随后连续上奏弹劾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父子，但都没有得到回应，尽管如此，他的行为还是让朝中的权贵感到畏惧。
‘宣统改元，醇亲王载沣既摄政，其弟载洵、载涛分长军谘、海军，颇用事。’
宣统改元后，醇亲王载沣摄政，他的弟弟载洵和载涛分别担任军谘和海军的要职，权力很大。
‘春霖谓：“古者郑宠共叔，失教旋讥，汉骄厉王，不容终病，载在史册，为万世戒。”’
江春霖引用古代的例子，指出权力过大可能会导致失教和批评，这是历史对后人的警示。
‘又谓：“景皇帝以神器付之皇上，冲龄践阼，军国重事，监国摄政王主之。治同其乐，乱同其忧，国之不保，家於何寄？”’
江春霖进一步指出，皇帝年幼登基，军国大事由摄政王处理，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安危与皇帝和摄政王息息相关。
‘篇末又言：“监国岁未及周，物议沸腾，至於此极。臣不禁为祖宗三百年国祚效贾生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江春霖在奏章的结尾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认为当前的局势已经到了极点，他为此感到痛心。
‘明年，又劾江西巡抚冯汝骙谩欺状，效宋臣包拯七上弹章，末复言：“是非不明，请将前后章奏明诏宣示，敕部平议。”语至戆直，被诃责。’
江春霖在第二年再次弹劾江西巡抚冯汝骙，效仿宋代包拯，连续上奏七次，并在最后要求皇帝明确诏示，命令相关部门进行公正评议，但他的直言不讳引起了皇帝的不满。
‘复劾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非特简忠良，不足以赞大猷、挽危局。词连尚书徐世昌，侍郎杨士琦、沈云沛，总督陈夔龙、张人骏，巡抚宝棻、恩寿等十数人。’
江春霖再次弹劾庆亲王奕劻，并涉及多位官员，包括尚书徐世昌、侍郎杨士琦、沈云沛，以及总督陈夔龙、张人骏，巡抚宝棻、恩寿等。
‘朝旨再责之，令回原衙门行走。春霖遂称疾归。越八年，卒。’
江春霖再次受到责备，被命令回到原衙门，他随后称病回家，最终在八年后去世。
‘论曰：有清列帝，家法最严，迨至季世，创制垂帘，於是阉寺渐肆，而亲贵权要亦声势日著，虽有直言敢谏之士，无补危亡，亦尽其心焉而已。’
这段文字是对江春霖一生的总结，指出清朝晚期，尽管有直言敢谏之士，但他们的努力无法挽救国家的危亡，他们只是尽了自己的心意。
‘可读尸谏，幸鉴孤忠。’
这段文字是对江春霖忠诚的赞扬，认为他的直言不讳是值得学习的。
‘一新、仁守、维峻先后直言，皆以语侵太后获罪。’
这里提到了其他几位直言敢谏的官员，他们因为言辞过于激烈而得罪了太后。
‘文悌言攻结党，实启党争，而春霖连劾权贵，言尤痛切，当国者终於不悟。’
文悌和江春霖都是直言敢谏的官员，他们的言论引起了党争，但国家的领导者最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又有太监寇连才，上书泣谏，请太后归政，废颐和园，且言：“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终以违制被刑以死。’
这里提到了太监寇连才的泣谏，他请求太后归政，废除颐和园，但最终因为违反制度而被处死。
‘建言又何得以阉官少之？类无可归，故附见於此。’
这段文字是对寇连才的同情，认为他的建言应该得到重视，而不是因为他是阉官而被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