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廷玉（1672年－1755年），清代史学家，明史的主要编撰者之一。他在清朝历代史书的编撰上都有杰出贡献，《明史》作为清朝史学中的巨著之一，也是张廷玉的重要功绩之一。
年代：成书于清代（约18世纪）。
内容简要：《明史》是清代历史学家所编的关于明朝的史书，详细记录了明朝自建立到灭亡的全过程，内容涉及明朝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方面的历史。书中不仅详细叙述了历代明朝皇帝的治国理念、政治改革与军事战略，还深入分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明史》是中国古代史学中最重要的史书之一，全面反映了明朝的历史进程、社会风貌和文化成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明史-志-卷六十九-原文
自汉以来，刑法沿革不一。
隋更五刑之条，设三奏之令。
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
宋采用之，而所重者敕。
律所不载者，则听之于敕。
故时轻时重，无一是之归。
元制，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而已。
明初，丞相李善长等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太祖从其言。
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
后屡诏厘正，至三十年，始申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
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而后乃滋弊者，由于人不知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
初诏内外风宪官，以讲读律令一条，考校有司。
其不能晓晰者，罚有差。
庶几人知律意。
因循日久，视为具文。
由此奸吏骫法，任意轻重。
至如律有取自上裁、临时处治者，因罪在八议不得擅自勾问、与一切疑狱罪名难定、及律无正文者设，非谓朝廷可任情生杀之也。
英、宪以后，钦恤之意微，侦伺之风炽。
巨恶大憝，案如山积，而旨从中下，从之不问。
或本无死理，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
故综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
厂竖姓名，传不备载，列之于此，使有所考焉。
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
吴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谕之曰：‘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
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
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
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
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
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
五年，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容隐律，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
其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
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
九年，太祖览律条犹有未当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
十六年，命尚书开济定诈伪律条。
二十二年，刑部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
改《名例律》冠于篇首。
为卷凡三十，为条四百有六十。
《名例》一卷，四十七条。
《吏律》二卷，曰职制十五条，曰公式十八条。
《户律》七卷，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八条，曰仓库二十四条，曰课程十九条，曰钱债三条，曰市廛五条。
《礼律》二卷，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
《兵律》五卷，曰宫卫十九条，曰军政二十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八条。
《刑律》十一卷，曰盗贼二十八条，曰人命二十条，曰斗殴二十二条，曰骂詈八条，曰诉讼十二条，曰受赃十一条，曰诈伪十二条，曰犯奸十条，曰杂犯十一条，曰捕亡八条，曰断狱二十九条。
《工律》二卷，曰营造九条，曰河防四条。
为五刑之图凡二。
首图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
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十为一等加减。
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十为一等加减。
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为一等加减。
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为一等加减。
死刑二，绞、斩。
五刑之外，徒有总徒四年，（遇例减一年者），有准徒五年，（斩、绞、杂犯减等者。）
流有安置，有迁徙，（去乡一千里，杖一百，准徒二年。）
有口外为民，其重者曰充军。
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
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
军有终身，有永远。
二死之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
充军、凌迟，非五刑之正，故图不列。
凡徒流再犯者，流者于原配处所，依工、乐户留住法。
三流并决杖一百，拘役三年。
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即唐、宋所谓加役流也。
徒者于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数年限决讫，应役无得过四年。
次图七：曰笞，曰杖，曰讯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鐐。
笞，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减一分。
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减如笞之数。
笞、杖皆以荆条为之，皆臀受。
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减如笞杖之数，以荆条为之，臀腿受。
笞、杖、讯，皆长三尺五寸，用官降式较勘，毋以筋胶诸物装钉。
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为长短轻重之数。
长五尺五寸，头广尺五寸，杻长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
索，铁为之，以系轻罪者，其长一丈。
鐐，铁连环之，以絷足，徒者带以输作，重三斤。
又为丧服之图凡八：族亲有犯，视服等差定刑之轻重。
其因礼以起义者，养母、继母、慈母皆服三年。
殴杀之，与殴杀嫡母同罪。
兄弟妻皆服小功，互为容隐者，罪得递减。
舅姑之服皆斩衰三年，殴杀骂詈之者，与夫殴杀骂詈之律同。
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緦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为婚姻。
大恶有十：曰谋反，曰谋大逆，曰谋叛，曰恶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义，曰内乱。
虽常赦不原。
贪墨之赃有六：曰监守盗，曰常人盗，曰窃盗，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赃。
当议者有八：曰议亲，曰议故，曰议功，曰议贤，曰议能，曰议勤，曰议贵，曰议宾。
太祖谕太孙曰：
“此书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
“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名例律》中。
“善用法者，会其意可也。”
太孙请更定五条以上，太祖览而善之。
太孙又请曰：
“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
乃命改定七十三条，复谕之曰：
“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
“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二十五年，刑部言，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
太祖以条例特一时权宜，定律不可改，不从。
三十年，作《大明律》诰成。
御午门，谕群臣曰：
“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
“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
“古人谓刑为祥刑，岂非欲民并生于天地间哉！
“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
“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谋逆及《律诰》该载外，其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大诰》者，太祖患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
其目十条：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曰空引偷军，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
其罪至抄劄。
次年复为《续编》、《三编》，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
囚有《大诰》者，罪减等。
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自《律诰》出，而《大诰》所载诸峻令未尝轻用。
其后罪人率援《大诰》以减等，亦不复论其有无矣。
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
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
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
其洪武元年之令，有律不载而具于令者，法司得援以为证，请于上而后行焉。
凡违令者罪笞，特旨临时决罪，不著为律令者，不在此例。
有司辄引比律，致罪有轻重者，以故入论。
罪无正条，则引律比附，定拟罪名，达部议定奏闻。
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
大抵明律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
至其恻隐之意，散见于各条，可举一以推也。
如罪应加者，必赃满数乃坐。
(如监守自盗，赃至四十贯绞。
若止三十九贯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也。)。
加极于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终不得至死。
而减至流者，自死而之生，无绞斩之别。
(即唐律称加就重条。)。
称日者以百刻，称年者以三百六十日。
(如人命辜限及各文书违限，虽稍不及一时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即唐例称日以百刻条。)。
未老疾犯罪，而事发于老疾，以老疾论；幼小犯罪，而事发于长大，以幼小论。
(即唐律老小废疾条。)。
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无养者，得奏闻取上裁。
犯徒流者，余罪得收赎，存留养亲。
(即唐律罪非十恶条。)。
功臣及五品以上官禁狱者，许令亲人入侍，徒流者并听随行，违者罪杖。
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
(即唐律同居相容隐条。)。
奴婢不得首主。
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
文职责在奉法，犯杖则不叙。
军官至徒流，以世功犹得擢用。
凡若此类，或间采唐律，或更立新制，所谓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者也。
建文帝即位，谕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亲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刑乱国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
成祖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
永乐元年，定诬告法。
成化元年，又令谳囚者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
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恕言：“《大明律》后，有《会定见行律》百有八条，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廪给，《刑律》骂制使及骂本管长官条，皆轻重失伦。流传四方，有误官守。乞追板焚毁。”命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论。
十八年，定挟诈得财罪例。
弘治中，去定律时已百年，用法者日弛。
五年，刑部尚书彭韶等以鸿胪少卿李鐩请，删定《问刑条例》。至十三年，刑官复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后又申明《大诰》，有罪减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遗奸，列圣因时推广之而有例，例以辅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于是下尚书白昂等会九卿议，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议以闻。九卿执奏，乃不果改。然自是以后，律例并行而网亦少密。
王府禁例六条，诸王无故出城有罚，其法尤严。
嘉靖七年，保定巡抚王应鹏言：“正德间，新增问刑条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皆宜编入。”不从。惟诏伪造印信及窃盗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
刑部尚书胡世宁又请编断狱新例，亦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钦定者。
至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喻茂坚言：“自弘治间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会同三法司，申明《问刑条例》及嘉靖元年后钦定事例，永为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事例，虽奉诏革除，顾有因事条陈，拟议精当可采者，亦宜详检。若官司妄引条例，故入人罪者，当议黜罚。”会茂坚去官，诏尚书顾应祥等定议，增至二百四十九条。
三十四年，又因尚书何鳌言，增入九事。
万历时，给事中乌昇请续增条例。
至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等乃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删世宗时苛令特多。
崇祯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复请议定《问刑条例》。帝以律应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删定画一为是。然时方急法，百司救过不暇，议未及行。
太祖之定律文也，历代相承，无敢轻改。
其一时变通，或由诏令，或发于廷臣奏议，有关治体，言获施行者，不可以无详也。
洪武元年，谕省臣：“鞫狱当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连坐。”尚书夏恕尝引汉法，请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汉仍秦旧，法太重。”却其奏不行。
民父以诬逮，其子诉于刑部，法司坐以越诉。太祖曰：“子诉父枉，出于至情，不可罪。”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
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殴孕妇至死者，律当绞，其子乞代。大理卿邹俊议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妇系二人之命，犯人当二死之条，与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无辜之子。”诏从后议。
二十年，詹徽言：“军人有犯当杖，其人尝两得罪而免，宜并论前罪，诛之。”太祖曰：“前罪既宥，复论之则不信矣。”杖而遣之。
二十四年，嘉兴通判庞安获鬻私盐者送京师，而以盐赏获者。户部以其违例，罚偿盐入官，且责取罪状。安言：“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则于律内非应捕人给赏之言，自相违悖，失信于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诏如律。
永乐二年，刑部言河间民讼其母，有司反拟母罪。诏执其子及有司罪之。
三年，定文职官及中外旗校军民人等，凡犯重条，依律科断，轻者免决，记罪。其有不应侵损于人等项及情犯重者，临时奏请。
十六年，严犯赃官吏之禁。初，太祖重惩贪吏，诏犯赃者无贷。复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著为令。”日久法弛，故复申饬之。
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谦言：“诳骗之律，当杖而流，今枭首，非诏书意。”命如律拟断。
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黄翰言：“民间无籍之徒，好兴词论，辄令老幼残疾男妇诬告平人，必更议涉虚加罚乃可。”遂定老幼残疾男妇诬告人罚钞赎罪例。
其后孝宗时，南京有犯诬告十人以上，例发口外为民。而年逾七十，律应收赎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律论断。
例应充军瞭哨、口外为民者，仍依律发遣。
若年八十以上及笃疾有犯应永戍者，以子孙发遣，应充军以下者免之。
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
正统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时，钞贵物贱，所以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免绞充军。今钞贱物贵，若以物估钞至百二十贯枉法赃俱发充军，轻重失伦矣。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估钞八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其受赃不及前数者，视见行例发落。”从之。
八年，大理寺言：“律载窃盗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绞。今窃盗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请定为例。”章下三法司议，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后三犯者绞。”帝曰：“窃盗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拟，不论赦，仍通具前后所犯以闻。”后宪宗时，都御史李秉援旧例奏革。既而南京盗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闻之，诏仍以赦前后三犯为令。至神宗时，复议奏请改遣云。
十二年，以知县陈敏政言，民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及以所携前夫之子为婿者，并依同父异母姊妹律，减等科断。
成化元年，辽东巡抚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决断武臣，独舍律用例，武臣益纵荡不检。请一切用律。”诏从之。武臣被黜降者，腾口谤讪，有司畏事，复奏革其令。
十九年定，窃盗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窃盗，计赃满百贯者犯，当绞斩。罪虽杂犯，其情颇重。”三犯前罪，即累恶不悛之人，难准常例。其不满贯犯，徒流以下罪者，虽至三犯，原情实轻，宜特依常例治之。”议上，报允。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东阳言：“五刑最轻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数有多寡。今在外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纵令事觉，不过以因公还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复生之地，多者数十，甚者数百，积骸满狱，流血涂地，可为伤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谓之公。一以公名，虽多无害。此则情重而律轻者，不可以不议也。请凡考讯轻罪即时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议行降调，或病死不实者，并治其医。”乃下所司议处。
嘉靖十五年，时有以手足殴人伤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拟斗殴杀人论绞。大理寺执嘉靖四年例，谓当以殴伤论笞。部臣言：“律定辜限，而《问刑条例》又谓斗殴杀人、情实事实者，虽延至限外，仍拟死罪，奏请定夺。臣部拟上，每奉宸断，多发充军，盖虽不执前科，亦仅末减之耳。殴伤情实至限外死，即以笞断，是乃侥幸凶人也。且如以凶器伤人，虽平复，例亦充军，岂有实殴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当一凶器伤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报罢，请谕中外仍如《条例》便。”诏如部议。自后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议拟，奏请定夺。
隆庆三年，大理少卿王诤言：“问刑官每违背律例，独任意见。如律文所谓‘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本指制诰而言。今则操军违限，守备官军不入直，开场赌博，概用此例。律文犯奸条下，所谓‘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财买求其妻，又使之休卖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应离异归宗，财礼入官。至若夫妇不合者，律应离异；妇人犯奸者，律从嫁卖；则后夫凭媒用财娶以为妻者，原非奸情，律所不禁。今则概引买休、卖休、和娶之律矣。所谓‘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盖谓律文该载不尽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条，自当依本条科断。今所犯殴人成伤，罪宜笞，而议罪者则曰‘除殴人成伤，律轻不坐外，合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殴人轻罪不坐，则无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应得为’，臣诚不知其所谓。”刑部尚书毛恺力争之，廷臣皆是诤议。得旨：“买休、卖休，本属奸条，今后有犯，非系奸情者，不得引用。他如故。
万历中，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
一、律称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盖谓功臣家方给赏奴婢，庶民当自服勤劳，故不得存养。有犯者皆称雇工人，初未言及缙绅之家也。缙绅之家，存养奴婢，势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议，无论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受值微少、工作计日月者，以凡人论。若财买十五以下、恩养日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视同子孙论。或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庶人之家，仍以雇工人论；缙绅之家，视奴婢律论。
一、律称伪造诸衙门印信者斩。惟铜铁私铸者，故斩。若篆文虽印，形质非印者，不可谓之伪造，故例又立描摸充军之条。以后伪造印信人犯，如系木石泥蜡之类，止引描摸之例，若再犯拟斩。伪造行使止一次、而赃不满徒者，亦准窃盗论。如再犯引例，三犯引律。
一、律称窃盗三犯者绞，以曾经刺字为坐。但赃有多寡，即拟有轻重。以后凡遇窃盗，三犯俱在赦前、俱在赦后者，依律论绞。或赦前后所犯并计三次者，皆得奏请定夺。录官附入矜疑辨问疏内，并与改遣。
一、强盗肆行劫杀，按赃拟辟，决不待时。但其中岂无罗织雠扳，妄收抵罪者？以后务加参详。或赃证未明，遽难悬断者，俱拟秋后斩。
一、律称同谋共殴人，以致命伤重，下手者论绞，原谋余人各得其罪。
其有两三人共殴一人，各成重伤，难定下手及系造谋主令之人，遇有在监禁毙者，即以论抵。
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数年之后者，即将见监下手之人拟从矜宥。
是以病亡之躯，而抵殴死之命，殊属纵滥。
以后毋得一概准抵。
一、在京恶逆与强盗真犯，虽停刑之年，亦不时处决。
乃凶恶至于杀父，即时凌迟，犹有余憾。
而在外此类反得迁延岁月，以故事当类奏，无单奏例耳。
夫单奏，急词也；类奏，缓词也。
如此狱在外数年，使其瘐死，将何以快神人之愤哉！
今后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单详到院，院寺单奏，决单一到，即时处决。
其死者下府州县戮其尸。
庶典刑得正。
旨下部寺酌议，俱从之。
惟伪造印文者，不问何物成造，皆斩。
报可。
赎刑本《虞书》，《吕刑》有大辟之赎，后世皆重言之。
至宋时，尤慎赎罪，非八议者不得与。
明律颇严，凡朝廷有所矜恤、限于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于赎例，所以济法之太重也。
又国家得时藉其入，以佐缓急。
而实边、足储、振荒、宫府颁给诸大费，往往取给于赃赎二者。
故赎法比历代特详。
凡赎法有二，有律得收赎者，有例得纳赎者。
律赎无敢损益，而纳赎之例则因时权宜，先后互异，其端实开于太祖云。
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赎钱，吏每季类决之，各还职役，不附过。
杖以上记所犯罪名，每岁类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满考，通记所犯次数黜陟之。
吏典亦备铨选降叙。
至于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过还职而不赎，笞五十者调用。
军官杖以上皆的决。
文官及吏杖罪，并罢职不叙，至严也。
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赎及杂犯死罪以下矣。
三十年，命部院议定赎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迁徙者俸赎之，三犯罪之如律。
自是律与例互有异同。
及颁行《大明律》，御制序：‘杂犯死罪、徒流、迁徙等刑，悉视今定赎罪条例科断。’
于是例遂辅律而行。
仁宗初即位，谕都察院言：‘输罚工作之令行，有财者悉幸免，宜一论如律。’
久之，其法复弛。
正统间，侍讲刘球言：‘输罪非古，自公罪许赎外，宜悉依律。’
时不能从。
其后循太祖之例，益推广之。
凡官吏公私杂犯准徒以下，俱听运炭纳米等项赎罪。
其军官军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赎亦如之矣。
赎罪之法，明初尝纳铜，成化间尝纳马，后皆不行，不具载。
惟纳钞、纳钱、纳银常并行焉，而以初制纳钞为本。
故律赎者曰收赎律钞，纳赎者曰赎罪例钞。
永乐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纪录收赎，及死罪情重者依律处治，其情轻者，斩罪八千贯，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贯，流徒杖笞纳钞有差。
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
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赎钞二十贯。
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并折杖百四十。
其所罚钞，悉如笞杖所定。
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死罪终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
景泰元年，令问拟笞杖罪囚，有力者纳钞。
笞十，二百贯，每十以二百贯递加，至笞五十为千贯。
杖六十，千八百贯，每十以三百贯递加，至杖百为三千贯。
其官吏赃物，亦视今例折钞。
天顺五年，令罪囚纳钞，每笞十，钞二百贯，余四笞，递加百五十贯；至杖六十，增为千四百五十贯，余杖各递加二百贯。
成化二年，令妇人犯法赎罪。
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银钱之制。
例难的决人犯，并妇人有力者，每杖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每十以二百贯递减，至杖六十为银六钱；笞五十，应减为钞八百贯，折银五钱，每十以百五十贯递减；至笞二十为银二钱；笞十应钞二百贯，折银一钱。
如收铜钱，每银一两折七百文。
其依律赎钞，除过失杀人外，亦视此数折收。
正德二年，定钱钞兼收之制。
如杖一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者，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钱三百五十文。
嘉靖七年，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言：‘收赎与赎罪有异，在京与在外不同，钞贯止聚于都下，钱法不行于南方。’
故事，审有力及命妇、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者，有赎罪例钞；老幼废疾及妇人余罪，有收赎律钞。
赎罪例钞，钱钞兼收，如笞一十，收钞百贯，收钱三十五文，其钞二百贯，折银一钱。
杖一百，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收钱三百五十文，其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
今收赎律钞，笞一十，止赎六百文，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杖一百，赎钞六贯，折银不及一分，似为太轻。
盖律钞与例钞，贯既不同，则折银亦当有异。
请更定为则，凡收赎者，每钞一贯，折银一分二厘五毫。
如笞一十，赎钞六百文，则折银七厘五毫，以罪重轻递加折收赎。
帝从其奏，令中外问刑诸司，皆以此例从事。
是时重修条例，奏定赎例。
在京则做工、(每笞一十，做工一月，折银三钱。至徒五年，折银十八两。)运囚粮、(每笞一十，米五斗，折银二钱五分。至徒五年，五十石，折银二十五两。)运灰、(每笞一十，一千二百斤，折银一两二钱六分。至徒五年，六万斤，折银六十三两。)运砖、(每笞一十，七十个，折银九钱一分。至徒五年，三千个，折银三十九两。)运水和炭五等。(每笞一十，二百斤，折银四钱。至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银十七两。)运灰最重，运炭最轻。
在外则有力、稍有力二等。(初有颇有力、次有力等，因御史言而革。)其有力，视在京运囚粮，每米五斗，纳谷一石。(初折银上库，后折谷上仓。)稍有力，视在京做工年月为折赎。
妇人审有力，与命妇、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之人，赎罪应钱钞兼收者，笞、杖每一十，折收银一钱。其老幼废疾妇人及天文生余罪收赎者，每笞一十应钞六百文，折收银七厘五毫。
于是轻重适均，天下便之。至万历十三年，复申明焉，遂为定制。
凡律赎，若天文生习业已成、能专其事、犯徒及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妇人犯徒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
(如杖六十，徒一年，全赎钞应十二贯，除决杖准讫六贯，余钞六贯，折银七分五厘，馀仿此。
其决杖一百，审有力又纳例钞二千二百五十贯，应收钱三百五十文，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
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盗及伤人者，亦收赎。凡犯罪时未老疾，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者，依幼小论，并得收赎。
(如六十九以下犯罪，年七十事发，或无疾时犯罪，废疾后事发，得依老疾收赎。他或七十九以下犯死罪，八十事发，或废疾时犯罪，笃疾时事发，得入上请。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发，得勿论，不在收赎之例。)
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
(如犯杖六十，徒一年，一月之后老疾，合计全赎钞十二贯。除已杖六十，准三贯六百文，剩徒一年，应八贯四百文计算。每徒一月，赎钞七百文，已役一月，准赎七百文外，未赎十一月，应收赎七贯七百文。余仿此。
老幼废疾收赎，惟杂犯五年仍科之。盖在明初，即真犯死罪，不可以徒论也。)
其诬告例，告二事以上，轻实重虚，或告一事，诬轻为重者，已论决全抵剩罪，未论决笞杖收赎，徒流杖一百，馀罪亦听收赎。
(如告人笞三十，内止一十实已决，全抵，剩二十之罪未决，收赎一贯二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内止二十实已决，全抵，剩四十之罪未决，收赎二贯四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内止杖五十实已决，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决，徒一年，折杖六十，并杖共七十，收赎四贯二百文。
如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内止杖六十、徒一年实已决，以总徒四年论，全抵，剩杖四十、徒三年之罪未决，以连徒折杖流加一等论，共计杖二百二十，除告实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杖一百，赎钞六贯。若计剩罪，过杖一百以上，须决杖一百讫，余罪方听收赎。)
又过失伤人，淮斗殴伤人罪，依律收赎。(至死者，准杂犯斩绞收赎，钞四十二贯。内钞八分，应三十三贯六百文，铜钱二分，应八千四百文，给付其家。)
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赎。(钞三十六贯。)若犯徒流，存留养亲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其法实杖一百，不准折赎，然后计徒流年限，一视老幼例赎之。此律自英宗时诏有司行之，后为制。)
天文生、妇女犯徒流，决杖一百，余罪收赎者，虽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亦决杖一百，律所谓应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议，其所犯徒流之罪，以《诰》减之。至临决时，某系天文生，某系妇人，依律决杖一百，余收赎。所决之杖并须一百者，包五徒之数也。然与诬告收赎剩杖不同。盖收赎余徒者决杖，而赎徒收赎剩杖者，折流归徒，折徒归杖，而照数收赎之，其法各别也。
其妇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奸盗不孝与乐妇外，若审有力并决杖，亦得以纳钞赎罪。(例每杖十，折银一钱为率，至杖一百，折银一两止。)
凡律所谓收赎者，赎余罪也。其例得赎罪者，赎决杖一百也。徒、杖两项分科之，除妇人，余囚徒流皆杖决不赎。惟弘治十三年，许乐户徒杖笞罪，亦不的决，此律钞之大凡也。
例钞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军民诸色人役及舍余审有力者，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俱令运灰、运炭、运砖、纳米、纳料等项赎罪。(此上系不亏行止者。)
若官吏人等，例应革去职役，(此系行止有亏者。)与军民人等审无力者，笞、杖罪的决，徒、流、杂犯死罪各做工、摆站、哨瞭、发充仪从，情重者煎盐炒铁。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
其在京军丁人等，无差占者与例难的决之人，笞杖亦令做工。
时新例，犯奸盗受赃，为行止有亏之人，概不许赎罪。唯军官革职者，俱运炭纳米等项发落，不用五刑条例的决实配之文，所以宽武夫，重责文吏也。
于是在京惟行做工、运囚粮等五项，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项，法令益径省矣。
要而论之，律钞轻，例钞重。
然律钞本非轻也。
祖制每钞一文，当银一厘，所谓笞一十折钞六百文定银七厘五毫者，即当时之银六钱也。
所谓杖一百折钞六贯银七分五厘者，即当时之银六两也。
以银六钱，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以银一两，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惩犯罪者之心，宜其势有所不行矣。
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于是不得已定为七厘五毫、七分五厘之制。
而其实所定之数，犹不足以当所赎者之罪，然后例之变通生焉。
考洪武朝，官吏军民犯罪听赎者，大抵罚役之令居多，如发凤阳屯种、滁州种苜蓿、代农民力役、运米输边赎罪之类，俱不用钞纳也。
律之所载，笞若干，钞若干文，杖若干，钞若干贯者，垂一代之法也。
然按三十年诏令，罪囚运米赎罪，死罪百石，徒流递减，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备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运纳甘州、威虏，就彼充军。
计其米价、脚价之费，与钞数差不相远，其定为赎钞之等第，固不轻于后来之例矣。
然罪无一定，而钞法之久，日变日轻，此定律时所不及料也。
即以永乐十一年令“斩罪情轻者，赎钞八千贯，绞及榜例死罪六千贯”之诏言之，八千贯者，律之八千两也；六千贯者，律之六千两也；下至杖罪千贯，笞罪五百贯，亦一千两、五百两也。
虽革除之际，用法特苛，岂有死罪纳至八千两，笞杖罪纳至一千两、五百两而尚可行者？则知钞法之弊，在永乐初年，已不啻轻十倍于洪武时矣。
宣德时，申交易用银之禁，冀通钞法。
至弘治而钞竟不可用，遂开准钞折银之例。
及嘉靖新定条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赎罪：有力米五斗，准律之纳钞六百文也；稍有力工价三钱，准律之做工一月也。
是则后之例钞，才足比于初之律钞耳。
而况老幼废疾，诸在律赎者之银七厘五毫，准钞六百文，银七分五厘，准钞六贯。
凡所谓律赎者，以比于初之律钞，其轻重相去尤甚悬绝乎？
唯运炭、运石诸罪例稍重，盖此诸罪，初皆令亲自赴役，事完宁家，原无纳赎之例。
其后法令益宽，听其折纳，而估算事力，亦略相当，实不为病也。
大抵赎例有二：一罚役，一纳钞，而例复三变。
罚役者，后多折工值纳钞，钞法既坏，变为纳银、纳米。
然运灰、运炭、运石、运砖、运碎砖之名尚存也。
至万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诸例，并不见施行，而法益归一矣。
所谓通变而无失于古之意者此也。
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赎罪：死罪拘役终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计日月。
或修造，或屯种，或煎盐炒铁，满日疏放。
疏放者，引赴御桥，叩头毕，送应天府，给引宁家。
合充军者，发付陕西司，按籍编发。
后皆折纳工价，惟赴桥如旧。
宣德二年，御史郑道宁言：“纳米赎罪，朝廷宽典，乃军储仓拘系罪囚，无米输纳，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
刑部郎俞士吉尝奏：“囚无米者，请追纳于原籍，匠仍输作，军仍备操，若非军匠，则遣还所隶州县追之。”
诏从其奏。
初制流罪三等，视地远近，边卫充军有定所。
盖降死一等，唯流与充军为重。
然《名例律》称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
如二死遇恩赦减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诰》减一等，皆徒五年。
犯流罪者，无不减至徒罪矣。
故三流常设而不用。
而充军之例为独重。
律充军凡四十六条，《诸司职掌》内二十二条，则洪武间例，皆律所不载者。
其嘉靖二十九年条例，充军凡二百十三条，与万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
洪武二十六年定，应充军者，大理寺审讫，开付陕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乡贯，依南北籍编排甲为二册，一进内府，一付该管百户，领去充军。
如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隶应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发云南、四川属卫；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人，发北平、大宁、辽东属卫。
有逃故，按籍勾补。
其后条例有发烟瘴地面、极边沿海诸处者，例各不同。
而军有终身，有永远。
永远者，罚及子孙，皆以实犯死罪减等者充之。
明初法严，县以千数，数传之后，以万计矣。
有丁尽户绝，止存军产者，或并无军产，户名未除者，朝廷岁遣御史清军，有缺必补。
每当勾丁，逮捕族属、里长，延及他甲，鸡犬为之不宁。
论者谓既减死罪一等，而法反加于刀锯之上，如革除所遣谪，至国亡，戍籍犹有存者，刑莫惨于此矣。
嘉靖间，有请开赎军例者。
世宗曰：“律听赎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减从谪发，不可赎。”
御史周时亮复请广赎例。
部议审有力者银十两，得赎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
而赎军之议卒罢。
御史胡宗宪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发充边军者，宜令纳银自赎。”
部议以为然，因拟纳例以上。
帝曰：“岂可设此例以待犯罪之人？”
复不允。
万历二年，罢岁遣清军御史，并于巡按，民获稍安。
给事中徐桓言：“死罪杂犯准徒充军者，当如其例。”
给事中严用和请以大审可矜人犯，免其永戍。
皆不许。
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处发叛逆家属子孙，止于本犯亲枝内勾补，尽绝即与开豁。若未经发遣而病故，免其勾补。其实犯死罪免死充军者，以著伍后所生子孙替役，不许勾原籍子孙。其他充军及发口外者，俱止终身。”
崇祯十一年，谕兵部：“编遣事宜，以千里为附近，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远，其极边烟瘴以四千里外为率。止拘本妻，无妻则已，不许擅勾亲邻。如衰痼老疾，准发口外为民。”
十五年，又谕：“欲令引例充军者，准其赎罪。”
时天下已乱，议卒不行。
明制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
亲族有科敛军装之费，里递有长途押解之扰。
至所充之卫，卫官必索常例。
然利其逃走，可干没口粮，每私纵之。
其后律渐弛，发解者不能十一。
其发极边者，长解辄贿兵部，持勘合至卫，虚出收管，而军犯顾在家偃息云。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明史-志-卷六十九-译文
自从汉朝以来，刑法的沿革并不一致。隋朝改变了五刑的条款，设立了三奏的命令。唐朝撰写律令，完全按照礼制来制定，以此为准则。宋朝采用了这些律令，但更加重视敕令。律令没有记载的内容，则听从敕令。因此，时而轻时而重，没有一个统一的准则。
元朝的制度，只是取当时实行的例子作为条款而已。明朝初年，丞相李善长等人说：‘历代的法律，都是以汉代的《九章律》为典范，到唐朝才将其完善。现在应该遵循唐朝的旧制。’太祖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最初，太祖惩罚元朝放纵松弛之后，使用严厉的刑法，但只是一时的决定，并不是作为准则。后来多次下诏修正，到三十年时，才开始实施统一的法律制度，斟酌损益到了极细微的程度，命令子孙后代遵守。如果群臣稍微议论更改，就会因为破坏祖制而受到惩罚。之后弊端增多，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法律，错误地认为法律只举大纲，不足以完全表达虚伪的变化，于是根据法律制定条例，根据条例再制定条例，条例越纷繁，弊端就越无穷。
最初下诏内外风宪官，以讲解律令为一条，考核官吏。不懂得清晰的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希望人们能了解律令的意义。沿袭已久，被视为空文。因此，奸吏歪曲法律，任意轻重。至于法律中有需要皇帝裁决、临时处理的，因为罪在八议中不能擅自询问、以及所有疑案罪名难以确定、以及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并不是说朝廷可以任意杀人。
英宗、宪宗以后，体恤之意减弱，侦伺之风盛行。巨恶大奸，案件堆积如山，而旨意从朝廷中下达，不问是否合理。有的本来没有死刑的理由，却因为一纸诏书投入诏狱，造成的祸害更加严重。所以总结明代的刑法大略，都是以厂卫来结束。
厂卫的姓名，流传不完整，这里列出，以便有所参考。
明太祖平定武昌后，立即商议律令。吴元年（1367年）冬十月，任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告诉他们说：‘法律贵在简明，使人容易理解。如果条目繁多，或者一件事有两种处理方式，可以轻可以重，官吏得以趁机作奸犯科，这不是法律的意图。网眼密了，大鱼就游不进去，法律密了，国家就没有不守法的人。你们要全心全意地研究，每天准备好刑名条目上报，我将亲自审议。’每当登上西楼，召见各位大臣赐坐，从容地讨论律令的意义。
十二月，律令完成，共有一百四十五条令，二百八十五条律。又担心小民不能全面了解，命令大理卿周桢等人取所定律令，除了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所有民间所行事宜，分类编纂，解释其意义，颁发到郡县，名为《律令直解》。太祖看了这本书很高兴，说：‘我的百姓可以少犯错误了。’
洪武元年（1368年），又命令四位儒臣，与刑官一起讲解《唐律》，每天进呈二十条。洪武五年（1372年），制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隐匿律，洪武六年夏，刊印《律令宪纲》，颁发给各司。那年的冬天，下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制定《大明律》。每次上奏一篇，命令贴在两庑，亲自审酌。完成后，翰林学士宋濂写表章进呈，说：‘我于洪武六年冬十一月接受诏令，第二年二月书成。篇目完全按照唐律：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一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摘录《唐律》以补充一百二十三条，共计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或增或减，或仍其旧，务必使轻重适宜。’洪武九年（1376年），太祖看到律条还有不合适的地方，命令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人详细商议，修正了十三条。
洪武十六年（1383年），命令尚书开济制定诈伪律条。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刑部说：‘近几年条例增减不一，以至于断案失当。请编纂颁布，使中外都知道遵守。’于是命令翰林院与刑部官员，将近几年所增加的条例分类附入。改《名例律》为篇首。
全书共分为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名例》一卷，四十七条。《吏律》二卷，包括职制十五条，公式十八条。《户律》七卷，包括户役十五条，田宅十一条，婚姻十八条，仓库二十四条，课程十九条，钱债三条，市廛五条。《礼律》二卷，包括祭祀六条，仪制二十条。《兵律》五卷，包括宫卫十九条，军政二十条，关津七条，厩牧十一条，邮驿十八条。《刑律》十一卷，包括盗贼二十八条，人命二十条，斗殴二十二条，骂詈八条，诉讼十二条，受赃十一条，诈伪十二条，犯奸十条，杂犯十一条，捕亡八条，断狱二十九条。《工律》二卷，包括营造九条，河防四条。
五刑的图共有两幅。第一幅五刑：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五等，从十到五十，每十为一等加减。杖刑五等，从六十到一百，每十为一等加减。徒刑五等，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为一等加减。流刑三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为一等加减。死刑二等，绞、斩。五刑之外，徒有总徒四年（遇例减一年者），有准徒五年（斩、绞、杂犯减等者）。流有安置，有迁徙（去乡一千里，杖一百，准徒二年）。有口外为民，其重者曰充军。充军者，明初只在边方屯种。后来定制，分为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身，有永远。除了死刑之外，还有凌迟，用来处决大逆不道之罪。充军、凌迟，不是五刑的正刑，所以图上不列出。凡徒流再犯者，流刑者在原配处所，依照工、乐户留住法。三流并罚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最初只安置，现在加上居作，即唐、宋所谓加役流。徒刑者在原役之所，依照所犯杖数年限判决完毕，应役不得超过四年。
次图七：说的是笞刑、杖刑、讯杖、枷锁、脚镣、绳索、铁链。笞刑，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小一分。杖刑，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比笞刑减少的量。笞刑和杖刑都是用荆条制成的，都是打在臀部。讯杖，大头直径四分五厘，小头比笞刑和杖刑减少的量，也是用荆条制成，打在臀部和腿部。笞刑、杖刑、讯杖，长度都是三尺五寸，使用官方规定的样式进行检验，不能使用筋、胶等物质进行加固。枷锁，从十五斤到二十五斤不等，上面刻有长短轻重的数字。长五尺五寸，头部宽度一尺五寸，脚镣长一尺六寸，厚度一寸，用于死罪男子。绳索，用铁制成，用来捆绑轻罪的人，长度一丈。脚镣，用铁链制成，用来拴住脚，流放的人带着它去服劳役，重量三斤。
又为丧服之图凡八：族亲有犯，根据服丧等级决定刑罚的轻重。那些因礼节而引起义愤的人，养母、继母、慈母都要服丧三年。殴打致死，与殴打嫡母的罪行相同。兄弟的妻子都要服小功，互相包容的人，罪行可以递减。公婆的丧服都是斩衰三年，殴打辱骂的人，与丈夫殴打辱骂的法律相同。姨的儿子、舅的儿子、姑的儿子都是麻衣，这就是所谓的表兄弟，不能相互结婚。
大恶有十：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即使常赦也不宽恕。贪污的赃物有六种：监守自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坐赃。应当讨论的有八种：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
太祖对太孙说：“这本书首先列出两种刑罚图，然后列出八种礼仪图，这是重视礼仪。但是愚昧的百姓不知道，如果在本条下面直接注明宽恕的命令，他们很容易就会犯法，所以用广泛的好生之德，把《名例律》中的内容全部列出。善于运用法律的人，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太孙请求修改五条以上的内容，太祖看了之后觉得很好。太孙又请求说：“明刑是为了辅助教化，凡是与五伦有关的事情，都应该根据法律来伸张情理。”于是命令修改了七十三条，再次告诉太孙说：“我治理乱世，刑罚不得不重。你治理太平盛世，刑罚自然应该轻，这就是所谓的刑罚世轻世重。”二十五年，刑部说，法律条文与条例不同，应该进行修改。太祖认为条例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制定的法律不能修改，没有同意。
三十年，制定《大明律》完成。在午门，皇帝告诉群臣说：“我效仿古代的治理方法，用礼仪来引导百姓，用法律来约束顽劣之徒，刻印成令。实行了很长时间，犯罪的人仍然很多，所以制定《大诰》来告诉百姓，让他们知道趋吉避凶的道路。古人说刑罚是祥刑，难道不是希望民众在天地间共同生存吗！但是法律在官员手中，百姓不了解，所以命令刑官取出《大诰》的条目，摘录其要略，附载于法律之中。所有的榜文禁例都予以废除，除了谋反和《律诰》中记载的罪行外，其他大小罪行都依照赎罪条例进行判决，编排成书，在全国范围内发布，让天下人知道应该遵守什么。
《大诰》是太祖担心百姓习惯于元朝的旧习，徇私舞弊，恶行日益增多，十八年，收集官民犯过的错误，编成《大诰》。其内容包括十条：揽纳户、安保过付、诡寄田粮、民人经该不解物、洒派抛荒田土、倚法为奸、空引偷军、黥刺在逃、官吏长解卖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行严重到抄家灭族。次年又编成《续编》、《三编》，都颁发到学校教育学生，乡村设立私塾进行教育。有《大诰》的囚犯，罪行可以减轻。当时，天下有十九万余人来朝讲读《大诰》，都赐给他们钞票遣返回去。自从《律诰》出台，而《大诰》所载的严令从未轻易使用。后来罪人常常引用《大诰》来减轻罪行，也不再讨论是否有《大诰》了。
太祖对于法律制度，始于吴元年，修改于洪武六年，整理于二十二年，到三十年才开始在全国颁布。时间久了，考虑得更加精细，一代法律才最终确定。全国各地的司法判决，都按照三十年颁布的法律进行。洪武元年发布的命令，有些在法律中没有记载但在命令中有，司法部门可以引用作为证据，向上请示后再执行。凡是违反命令的，都要受到笞刑，特别命令临时决定的罪行，不写入法律中。有官员擅自引用法律，导致罪行有轻重的，以故入论。罪行没有明确规定，就引用法律进行比附，确定罪名，上报部门讨论决定后上报。
一般来说，明律比唐律简明，但宽厚不如宋律。至于其中的同情之意，散见于各条法律中，可以举一反三。比如罪行应该加重处罚的，必须是赃物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定罪。(比如监守自盗，赃物达到四十贯才能处以绞刑。如果只有三十九贯九十九文，少了一文就不定罪。)最重的流放刑罚是三千里，依次加重，最终不能达到死刑。而减轻到流放的，从死刑到生还，没有绞刑和斩刑的区别。(即唐律中的加就重条。)称日为百刻，称年为三百六十日。(比如人命案和各类文书的期限，即使稍微不到一时刻，也不能按照所限的年月来定罪，即唐律中的日以百刻条。)年老疾病犯罪，而事发时已经年老疾病，按照年老疾病来论处；幼小犯罪，而事发时已经长大，按照幼小来论处。(即唐律中的老小废疾条。)犯死罪，即使是非常赦免也不宽恕，但如果祖父母、父母年老无人赡养，可以上奏请求上级裁决。犯徒流罪的，剩余罪行可以赎罪，留下养亲。(即唐律中的罪非十恶条。)功臣及五品以上官员被禁锢的，允许亲人入狱服侍，徒流罪的可以随行，违反者受到杖刑。同居亲属有罪，可以互相包庇。(即唐律中的同居相容隐条。)奴婢不能告发主人。凡是告发别人的人，告发人的祖父不能指证他的子孙，弟弟不能指证哥哥，妻子不能指证丈夫，奴婢不能指证主人。文职官员的责任是遵守法律，犯了杖刑就不被记功。军官到徒流罪的，凭借世功还可以被提拔使用。凡是这些情况，有的是参考唐律，有的是制定新的制度，所谓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者也。
建文帝登基后，对刑官说：《大明律》是皇祖亲自制定的，命令我仔细阅读，发现它比前代法律往往更加严厉。因为刑罚是用来治理乱国的，不是可以永远通行的法则。我之前改定的法律，皇祖已经下令实施。但是，值得同情和怀疑的罪行，还不止这些。法律设立的是大法，礼制顺应人情，用刑罚来统一民众，不如用礼制。现在命令天下有司，务必推崇礼教，赦免可疑的狱案，符合我嘉奖天下万民的心意。
成祖下诏让法司审问囚犯，完全按照《大明律》来拟定判决，不要随意引用榜文条例来加重处罚。永乐元年，制定了诬告的法律。成化元年，又下令审问囚犯的人必须按照正律，完全废除所有条例。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恕说：《大明律》之后，有《会定见行律》一百零八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比如《兵律》中多支廪给，《刑律》中骂制使及骂本管长官的条款，都是轻重失当。这些法律在四方流传，有误官守。请求追查并焚毁这些法律。
命令立即焚毁，如果有依据这些法律定罪的人，以故论。十八年，制定了挟诈得财罪例。
弘治年间，制定法律时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使用法律的人日渐放松。五年，刑部尚书彭韶等人根据鸿胪少卿李鐩的请求，删定《问刑条例》。到了十三年，刑官再次上奏说：洪武末年，制定了《大明律》，后来又申明《大诰》，有罪减等，历代都遵用。那些法律之外的奸邪行为，历代皇帝根据时势推广，形成了条例，条例是用来辅助法律的，不是用来破坏法律的。但是，内外官员中有些巧法吏或者借机谋私，法律逐渐不被使用。
于是下令尚书白昂等人召集九卿商议，增加历年问刑条例中经久可行的二百九十七条。皇帝挑选了其中的六件事，命令再次商议上报。九卿坚持上奏，最终没有改变。但是从那时起，法律和条例并行，法网也变得不那么严密。王府禁例六条，诸王无故出城有罚，法律尤其严格。嘉靖七年，保定巡抚王应鹏说：正德年间，新增问刑条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都应编入。
皇帝不同意，只下诏伪造印信及窃盗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刑部尚书胡世宁又请求编断狱新例，也命令只依据律文和弘治十三年所钦定的。到了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喻茂坚说：自弘治间定例，已经过去了五十年。请求敕令臣等会同三法司，申明《问刑条例》及嘉靖元年后钦定事例，永为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的事例，虽然奉诏革除，但有些因事条陈，拟议精当可采的，也应详细检查。如果官司随意引用条例，故意定罪的人，应当讨论罢免处罚。
会茂坚去官，敕令尚书顾应祥等人定议，增加到二百四十九条。三十四年，又因为尚书何鳌的建议，增加了九件事。万历时，给事中乌昇请求继续增加条例。到了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等人编辑了嘉靖三十四年以后的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删除了世宗时苛令特多。
崇祯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再次请求议定《问刑条例》。皇帝认为法律应当严格遵守，条例有上下之分，事情相同而条例不同的，应当删定统一。但是当时正值法纪严酷，百官救过不暇，议定的事情未能实施。
太祖制定法律时，历代相承，没有人敢轻易改动。那些一时的变通，有的是因为诏令，有的是因为廷臣的奏议，有关治体的，言辞得到实施，不能不详细记录。
洪武元年，皇帝下诏省臣：审案应当公平宽恕，古代除非大逆不道，罪行只涉及本人。民众有犯法者，不得连坐他人。
尚书夏恕曾经引用汉法，请求制定法律，对反叛者诛灭三族。太祖说：古代父子兄弟的罪行不相牵连，汉朝沿袭秦朝的旧法，法律太严。拒绝了他的奏请。
民众的父亲被诬告，其子向刑部申诉，法司以越诉罪定罪。太祖说：儿子申诉父亲的冤屈，是出于至情，不可定罪。
有儿子犯法，父亲行贿求免，御史想要一并定罪父亲。太祖说：儿子被判死刑，父亲救他，这是人之常情，但只定儿子的罪，赦免父亲。
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上奏民众殴打孕妇至死者，按律应当绞刑，其子请求代父死。大理卿邹俊提议说：儿子代父死，情有可原。但是死去的妇女涉及两个人的生命，犯人应当受到两个死刑的处罚，与其留下犯法的人，不如保全无辜的儿子。
皇帝下诏采纳了后议。二十年，詹徽说：军人有犯应当杖责，这个人曾经两次犯罪而免罪，应当一并论前罪，处死他。
太祖说：前罪已经宽恕，再次论罪则不信任了。杖责后将他遣送。
二十四年，嘉兴通判庞安抓获私盐贩子送京师，却以盐赏给抓获的人。户部认为他违反了条例，罚他赔偿盐入官，并要求他提供罪状。庞安说：法律是万世之常法，条例是一时之意。现在想要按照条例执行，那么在法律中不应该捕人给赏的话，自相矛盾，失信于天下。
太祖同意了他的话，下诏按照法律执行。
永乐二年，刑部说河间百姓诉讼其母，有司反而拟定了母亲的罪。皇帝下诏将她的儿子和有司都定罪。
三年，制定了文职官员及中外旗校军民人等，凡犯重罪，按照律法判决，轻罪免于判决，记录罪行。那些不应该侵犯他人利益的事项以及情节严重的，临时上奏请求。
十六年，严厉禁止犯赃官吏的行为。最初，太祖重惩贪官，下诏对犯赃者不宽恕。又敕令刑部：官吏受赃者，一并处罚通贿之人，将他们的家迁往边疆。定为法令。
时间久了，法律松弛，因此再次申明。
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谦说：诳骗的法律，应当杖责后流放，现在却处以斩首，不符合诏书的意思。
皇帝命令按照法律拟定判决。
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黄翰说：民间无籍之徒，喜欢兴词论事，常常让老幼残疾男女诬告平人，必须重新议定涉及虚假的加罚。
于是制定了老幼残疾男女诬告人罚钞赎罪条例。之后，孝宗时，南京有犯诬告十人以上的，按照条例发配到口外为民。而年逾七十，按律应当收赎的，又制定了新的命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按照律法判决。按照条例应当充军瞭哨、发配到口外为民的，仍然按照律法发遣。如果年八十以上及笃疾有犯应当永戍的，以子孙发遣，应当充军以下的免于处罚。
最初的规定是，所有官员和百姓如果犯了贪赃枉法之罪，不论南北，都要被发配到北方边疆去充军。正统五年，三法司上奏说：‘洪武年间制定法律时，钞币值高而物品便宜，所以贪赃枉法至一百二十贯的，可以免除绞刑而发配充军。现在钞币值低而物品贵，如果按物品价值折算到一百二十贯的贪赃枉法之罪，都发配充军，那轻重就不相称了。从今以后，文职官员和百姓，如果受到贪赃枉法之罪，按照法律应当绞死的，折算到八百贯以上的，都发配到北方边疆去充军。如果受赃不到这个数目的，按照现行条例处理。’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
八年，大理寺上奏说：‘法律上记载，窃盗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则绞死。现在窃盗如果遇赦后再次犯罪，都按照初犯来处理，或者仍然刺右臂，或者不刺。请规定为惯例。’这个建议交给三法司讨论，决定如果初次刺右臂的人再次犯罪，就刺左臂；如果初次刺左臂的人再次犯罪，就不刺，但要立案。如果赦免后第三次犯罪，就绞死。皇帝说：‘窃盗已经刺了字，如果遇赦后再次犯罪，就按照常例处理，不论是否赦免，都要将前后所犯罪行上报。’后来宪宗时期，都御史李秉引用旧例上奏请求废除这一规定。不久，南京的盗贼王阿童犯了五次罪都遇赦免了。皇帝听说后，下诏仍然按照赦免前后三次犯罪为标准。到神宗时期，再次上奏请求更改处罚方法。
十二年，因为知县陈敏政的建议，如果百姓将后妻带来的前夫的女儿作为儿媳，或者将后妻带来的前夫的儿子作为女婿，都按照同父异母姐妹的法律来处理，减轻等级处罚。成化元年，辽东巡抚滕照说：‘《大明律》是一代的法律，但判决武官时，却单独使用条例，而忽略了法律，导致武官更加放纵不检。请一切按照法律来执行。’皇帝下诏同意了这个建议。武官被罢免或降职后，如果有人诽谤他们，有关官员害怕事端，就会再次上奏请求废除这一命令。十九年确定，对于三次犯窃盗的犯罪例子。法司认为：‘南京有三犯窃盗，如果赃物价值满一百贯，应当绞死。虽然罪行是混合的，但情节相当严重。’三次犯前罪的人，即反复犯罪不改的人，难以按照常例处理。如果赃物价值不满一贯，属于流放以下罪行的，即使犯了三次，原情实轻，应该特别按照常例处理。”这个建议上报后，得到了批准。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东阳说：‘五刑中最轻的是笞杖，但是杖刑有长短，数量有多寡。现在在外地的各个官府，笞杖之罪往往导致人死亡。即使事情被发现，也不过是因为公事被恢复原职。用最轻的刑罚，放在无法复生的地方，多则几十人，少则几百人，尸体堆积在监狱里，血流成河，非常令人伤心。法律上规定，故意勘平人致死的，要抵命，刑具不合法的，要除名，如果不是这样，就称为公。一以公名，虽然多也不会有害。但是，对于情重而律轻的情况，不能不讨论。请规定，所有审讯轻罪导致即时死亡，如果累计二十人或三十人以上，除了法律规定的以外，还要讨论降职或调职，或者如果病死不实，也要追究医生的责任。’于是下令相关部门讨论处理。
嘉靖十五年，当时有人因为手脚打人导致重伤，延至死期外死亡，部里拟定的处罚是斗殴杀人，判处绞刑。大理寺坚持嘉靖四年条例，认为应当以殴打致伤论处，处以笞杖。部里官员说：‘法律上规定了死期，而《问刑条例》又规定，斗殴杀人，情节真实，即使延至死期外，仍然拟定为死罪，请求定夺。我们部里拟定的处罚，每次都得到皇帝的裁决，大多发配充军，即使不坚持以前的条例，也只是稍微减轻一些。殴打致伤情节真实至死期外，即使以笞杖论处，这也是侥幸的凶人。而且，如果用凶器伤人，即使恢复，按照例子也要发配充军，难道实际殴打致人死亡，偶尔死在死期外，就不应当像凶器伤人一样定罪吗？况且四年条例已经废除，请下诏中外，仍然按照《条例》执行。’皇帝下诏同意了部里的建议。此后，所有犯死期外杀人罪的，都按照律例讨论拟定，上报请求定夺。
隆庆三年，大理少卿王诤说：‘审问刑罚的官员常常违背律例，独自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比如律文所说的“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本意是指制诰而言。现在却把军队违限、守备官军不按时归队、开场赌博等情况，一概按照这个例子处理。律文中的犯奸条目下，所说的“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意是指用财物买求其妻，又使她休掉前夫，然后娶她为妻的情况。所以法律上规定，应该离婚归宗，财物归官。至于夫妻不合的，法律上规定应该离婚；妇女犯奸的，法律上规定应该嫁卖；那么后夫通过媒人用财物娶以为妻的，原本不是奸情，法律上不禁止。现在却一概引用买休、卖休、和娶的律例。所谓“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本意是指法律上没有规定的，才用这个律例。如果所犯罪行明显有正条，自然应该按照本条处理。现在所犯殴打致伤，罪行应当笞杖，但议罪的人却说“除了殴打致伤，法律上轻罪不处罚以外，合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既然已经除掉了殴打致伤的轻罪不处罚，那么就没有罪行可以处罚了。却又以“不应得为”来处罚，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刑部尚书毛恺坚决反对，朝中大臣都同意王诤的意见。皇帝下旨：‘买休、卖休，原本属于奸情，今后有犯者，如果不是奸情，不得引用。其他情况照旧。’
万历年间，左都御史吴时来明确律例六条：一、律法规定庶民之家不允许收养奴婢。这是说功臣之家刚被赏赐奴婢，庶民应当自己勤劳，所以不允许收养。有犯者都被称为雇工人，最初并没有提到缙绅之家。缙绅之家，收养奴婢，是情理之中的事。应该让法司酌情讨论，无论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的，以雇工人论处；受值微少、工作按日计酬的，以凡人论处。如果用财物购买十五岁以下、恩养日久、十六岁以上、已配夫妇的，视同子孙论处。如果恩养时间不长，没有配夫妇的，庶民之家，仍然以雇工人论处；缙绅之家，按照奴婢的法律论处。
一、律法规定伪造诸衙门印信者斩。只有铜铁私铸者，才会被斩首。如果篆文虽然是印，但形状质地不是印的，不能称之为伪造，所以条例又设立了描摸充军的规定。以后伪造印信的人犯，如果是木石泥蜡之类的，只引用描摸的例子，如果再犯，就拟定为斩首。伪造行使只一次、而赃物不满徒的，也按照窃盗论处。如果再犯，就引用例子，三次犯就引用律法。
一、律法规定窃盗三次者绞死，以曾经刺字为依据。但赃物有多寡，即拟有轻重。以后遇到窃盗，三次都在赦前、三次都在赦后的，按照律法论处绞死。或者赦免前后所犯罪行并计算三次的，都可以请求定夺。录官将其附入矜疑辨问疏内，并与改遣。
一、强盗肆行劫杀，按照赃物价值拟处死刑，决不等待时机。但是其中是否有人罗织罪名，胡乱收押抵罪？以后务必详细审查。或者赃证不明确，难以立刻定罪的，都拟定为秋后处决。
按照法律，如果多人共同殴打他人并造成致命伤害，下手的人会被判处绞刑，原谋和其他参与者各自承担相应的罪行。如果有两三个人共同殴打一个人，各自造成严重伤害，难以确定谁下手以及谁是主谋，如果有人在狱中死亡，就用其他人的罪行来抵偿。现在，考虑到刑法的宽恕，如果有人在家中病故，并且是在数年之后，就将看到监狱中的人从轻发落。因此，用病亡之身来抵偿被殴打致死的人命，这实在是放纵和滥用。以后不再一概准许抵偿。
在京城的恶逆和强盗真正犯罪的人，即使在停止刑罚的年份，也会不时被处决。对于杀害父亲的凶恶行为，即使立即被凌迟处死，仍然觉得遗憾。而在外地的这类案件却可以拖延时间，按照惯例应当一起上奏，没有单独上奏的例子。单独上奏是紧急的事情；一起上奏是缓慢的事情。这样，案件在外地拖延数年，使其在狱中死亡，怎么能满足神人和百姓的愤怒呢！今后在外地，所有这类案件，御史要单独详细上报到院，院寺要单独上奏，一旦接到单一的上报，就要立即处决。死者尸体由府州县处理。
皇帝的旨意下达到部寺进行商议，大家都同意。只有伪造印章的人，不论是什么东西制造的，都要被斩首。
赎刑原本在《虞书》中就有记载，《吕刑》中也有关于死刑可以赎罪的规定，后世都重视这一点。到了宋朝，赎罪更加谨慎，不是八议的人不能参与。明朝的法律比较严格，如果朝廷有所宽恕，但法律上不允许，就会通过赎例来实施，以缓解法律的严酷。同时，国家可以不时地利用这些赎金来应对紧急情况。实际上，边防、储备、救灾、宫府的发放等大宗费用，常常依赖于罚金和赎金。因此，赎法比历代都详细。赎法有两种，一种是法律允许收赎的，另一种是例允许纳赎的。法律规定的赎金不得增减，而例允许纳赎的则根据时宜，先后不同，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太祖时期。
法律规定，文武官员因公事犯笞杖之罪，官员按照等级收赎钱，吏员每季度一起判决，各自恢复职务，不计入过失。杖刑以上的罪行要记录所犯罪名，每年一起送到吏、兵两部，等到九年考核完毕，根据所犯罪行的次数进行升降。吏员也要参加铨选和降级。至于私罪，文官和吏员犯笞杖四十以下的，计入过失恢复职务而不赎罪，犯笞杖五十的会被调用。军官杖刑以上的都要直接处决。文官和吏员的杖刑，都会被罢免职务，这是非常严厉的。然而，自从洪武中年以来，已经三次下令允许赎罪以及杂犯死罪以下。
仁宗初即位时，下令都察院说：“执行罚金和劳役的命令执行，有财力的都侥幸免罪，应该一概按照法律处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法律又放松了。正统年间，侍讲刘球说：“罚金不是古代的做法，除了公罪允许赎罪外，其他都应按照法律处理。”当时没有被采纳。之后，按照太祖的例子，赎罪的范围被进一步扩大。所有官员和吏员，无论是公罪还是私罪，只要符合徒以下的罪行，都可以通过运送炭、缴纳粮食等方式赎罪。军官和军人按照例免于徒流，赎罪也是一样的。
赎罪的方法，明初曾经收铜，成化年间曾经收马，后来都不再实行，没有详细记载。只有纳钞、纳钱、纳银常常并行，而以最初规定纳钞为本。因此，按照法律赎罪的称为收赎律钞，纳赎的称为赎罪例钞。永乐十一年，下令除了公罪按照例纪录收赎，以及死罪情节严重的人按照法律处治，情节轻微的人，斩罪要纳八千贯，绞刑和榜例死罪要纳六千贯，流刑和徒刑要纳钞的数额不同。无力缴纳的会被发配到天寿山种树。宣德二年规定，笞杖罪的囚犯，每十人纳钞二十贯。徒流罪的囚犯，每徒罪一等折杖二十，三流并折杖一百四十。所罚的钞，都按照笞杖的数额确定。无力缴纳的会被发配到天寿山种树；死罪终身；徒流各按年限；杖刑五百株；笞刑一百株。
景泰元年，下令询问拟笞杖罪的囚犯，有能力的可以纳钞。笞十，纳钞二百贯，每十递加二百贯，到笞五十为千贯。杖六十，纳钞一千八百贯，每十递加三百贯，到杖百为三千贯。官员的赃物，也按照今天的例子折算成钞。天顺五年，下令囚犯纳钞，每笞十，纳钞二百贯，其余的递加一百五十贯；到杖六十，增加到一千四百五十贯，其余的杖刑各递加二百贯。成化二年，下令妇女犯法可以赎罪。
弘治十四年，规定了折收银钱的制度。对于难以判决的人犯，以及有能力的妇女，每杖一百，应纳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成银一两；每十递减，到杖六十为银六钱；笞五十，应减为钞八百贯，折成银五钱，每十递减；到笞二十为银二钱；笞十应纳钞二百贯，折成银一钱。如果收铜钱，每银一两折七百文。按照法律赎钞的，除了过失杀人外，也按照这个数额折算。
正德二年，规定了钱钞兼收的制度。如果杖一百，应纳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收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钱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说：“收赎和赎罪不同，在京和在外不同，钞贯只聚集在都下，钱法在南方不通行。按照惯例，审问有能力的以及命妇、军职正妻，以及例难判决的人，有赎罪例钞；老幼废疾以及妇女的余罪，有收赎律钞。赎罪例钞，钱钞兼收，如笞一十，收钞百贯，收钱三十五文，其钞二百贯，折成银一钱。杖一百，收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收钱三百五十文，其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成银一两。现在收赎律钞，笞一十，只赎六百文，按照比例钞折成银不到一厘；杖一百，赎钞六贯，折成银不到一分，似乎太轻了。因为律钞和例钞，贯数不同，折成银的数额也应该不同。请重新制定标准，凡是收赎的，每钞一贯，折成银一分二厘五毫。如笞一十，赎钞六百文，则折成银七厘五毫，按照罪行的轻重递加折收赎。”皇帝听从了他的奏请，下令中外问刑诸司，都按照这个例子执行。
那时候正在重新修订条例，并制定了赎罪的规定。在京城，如果做工，每鞭打十下，需要做工一个月，折合银三钱。如果被流放五年，折合银十八两。
如果运送囚犯粮食，每鞭打十下，需要运送五斗米，折合银二钱五分。如果被流放五年，运送五十石米，折合银二十五两。
如果运送灰，每鞭打十下，需要运送一千二百斤，折合银一两二钱六分。如果被流放五年，运送六万斤，折合银六十三两。
如果运送砖，每鞭打十下，需要运送七十块，折合银九钱一分。如果被流放五年，运送三千块，折合银三十九两。
如果运送水和炭等五类物品，每鞭打十下，需要运送二百斤，折合银四钱。如果被流放五年，运送八千五百斤，折合银十七两。
运送灰是最重的，运送炭是最轻的。在外地，则分为有力、稍有力两个等级。（最初还有颇有力、次有力等，因为御史的建议而取消。）有力量的人，可以按照在京城运送囚犯粮食的标准，每运送五斗米，缴纳一石谷物。（最初折合成银上交国库，后来改为折合成谷物上交仓库。）稍有力的人，则按照在京城做工的时间来折算赎金。
如果妇女被审定为有力，与命妇、军职正妻，以及难以判决的人，赎罪时可以同时收钱和钞票。对于老幼废疾的妇女以及天文生余罪需要赎罪的人，每鞭打十下，应缴纳六百文钞票，折合银七厘五毫。
这样轻重适中，天下人都感到方便。到了万历十三年，又重新申明这些规定，于是成为定制。
关于律法中的赎罪，如果天文生已经完成学业、能专注于自己的事情、犯了流放罪，将受到一百杖的处罚，其余罪行可以赎罪。
如果妇女犯了流放罪，将受到一百杖的处罚，其余罪行也可以赎罪。
（例如，杖打六十下，流放一年，全部赎金应为十二贯钞票，除去杖打六十下应得的六贯钞票，剩余六贯钞票折合银七分五厘，其余情况类似。
如果杖打一百下，审定为有力且缴纳了例钞二千二百五十贯，应收钱三百五十文，钞票一千一百二十五贯。
所有年龄在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以及废疾犯流放以下的人，都可以赎罪；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笃疾、盗窃和伤害人的人，也可以赎罪。
如果犯罪时未老疾，事发时老疾，按照老疾来论处；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按照幼小来论处，都可以赎罪。
（例如，六十九岁以下犯罪，七十岁时事发，或者无疾时犯罪，废疾后事发，可以按照老疾来赎罪。其他情况，如七十九岁以下犯死罪，八十岁时事发，或者废疾时犯罪，笃疾时事发，可以请求免于死刑。
八十九岁犯死罪，九十岁时事发，可以不予论处，不属于可以赎罪的情况。
如果在流放年限内老疾，也按照这个规定处理。
（例如，犯杖打六十下，流放一年，一个月后老疾，总共赎金应为十二贯钞票。除去已经杖打六十下应得的钞票，剩下流放一年的赎金，按照每个月赎金七百文计算。已经做工一个月，可以赎金七百文，剩下未赎的十一个月，应收赎金七贯七百文。其余情况类似。
老幼废疾的赎罪，只有杂犯五年内仍需缴纳。
（因为在明朝初期，即使是真正的死罪，也不能用流放来论处。）
关于诬告的例子，如果告发两件以上，轻罪实，重罪虚，或者告发一件，将轻罪诬为重罪，已经判决的罪行全部抵消剩余的罪行，未判决的鞭打和杖打罪行可以赎罪，流放和徒罪的杖打一百下，其余罪行也可以赎罪。
（例如，告发某人鞭打三十下，其中只有十下是实情已经判决，全部抵消，剩余二十下的罪行未判决，可以赎罪一贯二百文。
例如，告发某人杖打六十下，其中只有二十下是实情已经判决，全部抵消，剩余四十下的罪行未判决，可以赎罪二贯四百文。
例如，告发某人杖打六十下，流放一年，其中只有五十下杖打是实情已经判决，全部抵消，剩余杖打十下、流放一年的罪行未判决，流放一年折合杖打六十下，加上杖打共七十下，可以赎罪四贯二百文。
例如，告发某人杖打一百下，流放二千里，其中只有六十下杖打和一年流放是实情已经判决，以总共四年流放来论处，全部抵消，剩余杖打四十下、流放三年的罪行未判决，以连续流放加一等来论处，共计杖打二百二十下，除去告发实情杖打六十下、流放一年折合杖打六十下，剩下杖打一百下，可以赎罪六贯。
如果计算剩余的罪行，超过杖打一百下，必须先杖打一百下，其余罪行才能赎罪。
关于过失伤害人的罪行，按照律法收赎。（如果是致死的，按照杂犯斩绞来收赎，钞票四十二贯。其中钞票八分，应得三十三贯六百文，铜钱二分，应得八千四百文，给予受害者家庭。）已经流放五年，再犯流放罪也可以赎罪。（钞票三十六贯。）如果犯了流放罪，但愿意留在家中赡养父母，只杖打一百下，其余罪行可以赎罪。（实际上杖打一百下，不允许折合赎罪，然后计算流放年限，按照老幼的例子来赎罪。这个法律自英宗时期开始实施，后来成为定制。）天文生、妇女犯了流放罪，可以杖打一百下，其余罪行可以赎罪。即使罪行只有杖打六十下、流放一年，也必须杖打一百下，这是律法中所说的应该加打的。
所有被判决杖打一百下、流放一年的人，必须先按照本律法讨论，他们所犯的流放罪，可以按照《诰》来减轻。
在判决时，如果是天文生，如果是妇女，按照律法杖打一百下，其余罪行可以赎罪。所判决的杖打必须是一百下，包括五个流放罪的数量。
但是与诬告收赎剩余杖打的情况不同。因为收赎剩余流放罪的人是杖打，而赎罪剩余杖打的人，是将流放折成杖打，将杖打折成徒罪，然后按照数量来赎罪，方法各不相同。
妇女犯了流放罪，成化八年定例，除了奸盗不孝和乐妇之外，如果审定为有力并且杖打，也可以通过缴纳钞票来赎罪。（按照例子，每杖打十下，折合银一钱作为标准，到杖打一百下，折合银一两为止。）所有律法中所说的收赎，是指赎剩余的罪行。
可以赎罪的规定，是指赎杖打一百下的罪行。徒罪和杖罪分开处理，除了妇女之外，其他囚犯的徒罪和流放罪都通过杖打来判决，不赎罪。只有弘治十三年，允许乐户徒杖笞罪的囚犯也不进行判决，这是律法钞票的大致情况。
例钞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所有军民各色人役以及舍余审定为有力的人，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等，不论鞭打、杖打、徒罪、流放、杂犯死罪，都命令他们运送灰、运炭、运砖、运送米、运送材料等项来赎罪。（以上是不影响行止的人。）如果官吏等人按照规定应该被革去职务，
（这是行止有亏的人。）与军民等人审定为无力的人，鞭打和杖打罪行进行判决，徒罪、流放、杂犯死罪各自做工、站立、哨瞭、发充仪从，情节严重的煎盐炒铁。死罪五年，流放罪四年，徒罪按照年限。在京城军丁等人，如果没有差役占用，以及难以判决的人，鞭打和杖打也命令他们做工。
当时的新规定，犯奸盗受赃的人，作为行止有亏的人，一律不允许赎罪。只有军官被革职的人，都命令他们运送炭、运送米等项，不使用五刑条例的实际判决和实际流放。
这样，在京城的只有做工、运送囚犯粮食等五项，在外地的只有有力、稍有力两项，法律更加直接简洁。
要详细讨论一下，法律中的罚款较轻，而条例中的罚款较重。然而，法律中的罚款原本并不是轻的。根据祖制，每罚款一文，相当于银一厘。所谓鞭打十下折算成钞六百文，确定银七厘五毫，就是当时银六钱的价值。所谓杖责一百下折算成钞六贯银七分五厘，就是当时银六两的价值。用银六钱来比较折算的钞，连一厘都不到，用银一两来比较，连一分都不到，而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犯罪者，显然是行不通的。只是因为祖宗的法律不能更改，所以不得不规定为七厘五毫、七分五厘的金额。但实际上规定的金额，还不足以抵消所赎之罪的严重性，然后条例的变通就产生了。
考察洪武朝的情况，官吏、军民犯罪可以赎罪的大多是通过罚役的方式，比如被派往凤阳屯种、滁州种苜蓿、代替农民力役、运送米粮到边塞赎罪等，这些都不需要用钞来缴纳。法律中记载的鞭打若干下，需要缴纳若干文钞，杖责若干下，需要缴纳若干贯钞，这是垂范一代的法律。然而，按照三十年的诏令，罪囚运送米粮赎罪，死罪需要一百石，徒流罪递减，力量不够的，死罪需要自备三十石米，徒流罪需要十五石，都运送到甘州、威虏，就地充军。计算米价和运费，与钞数相差不大，所以定为赎钞的等级，并不比后来的条例轻。然而，罪行没有固定的标准，而钞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贬值，这是制定法律时没有想到的。就拿永乐十一年命令来说，‘斩罪情轻者，赎钞八千贯，绞及榜例死罪六千贯’，八千贯就是律法规定的八千两银，六千贯是律法规定的六千两银，下至杖责一千贯，鞭打五百贯，也都是一千两、五百两银。虽然在革除旧法的时候，用法特别严格，难道有死罪需要缴纳到八千两银，鞭打杖责罪需要缴纳到一千两、五百两银还能行得通的吗？这就知道钞法的弊端，在永乐初年，已经轻了十倍于洪武时期了。
宣德时期，申明交易使用银子的禁令，希望恢复钞法。到了弘治时期，钞已经无法使用，于是开始实行准钞折算成银子的规定。到了嘉靖年间，新定条例都规定了有力、稍有力两个等级来赎罪：有力者交五斗米，相当于律法规定的纳钞六百文；稍有力者交三钱工价，相当于律法规定的做工一个月。所以，后来的条例钞，才刚刚相当于最初的律法钞。而老幼残疾以及所有在律法中可以赎罪的，银七厘五毫相当于钞六百文，银七分五厘相当于钞六贯。所有所谓的律法赎罪，与最初的律法钞相比，其轻重相差更是非常悬殊。只有运送煤炭、石头等罪行稍重，因为这些罪行最初都是要求亲自服役，事情完成后才能回家，原本没有纳赎的规定。后来法律放宽，允许折纳，而估算工作量也大致相当，实际上并不算是个负担。
总的来说，赎罪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罚役，一种是纳钞，而条例又经历了三次变化。罚役的，后来大多折算成工值纳钞，钞法一旦破坏，就变成了纳银、纳米。然而，运送灰土、煤炭、石头、砖块、碎砖的名称仍然存在。到了万历中期，内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两个等级，在京的例子并没有实施，法律更加统一了。所谓通变而不失古意的，就是这个意思。最初，让罪人可以通过力役来赎罪：死罪终身拘役，徒流罪按年限，鞭打杖责按日计算。或者修造，或者屯种，或者煎盐炒铁，满期后释放。释放的人，被带到御桥前，叩头完毕，送到应天府，给予路费回家。合充军的人，被发配到陕西司，按户籍编发。后来都折算成工价，只有到御桥的程序还是照旧。宣德二年，御史郑道宁说：‘运送米粮赎罪，朝廷宽大，但是军储仓里关押的罪囚没有米粮可以缴纳，从去年二月到现在，死了九十六人。’刑部郎中俞士吉曾经上奏：‘没有米粮的囚犯，请追缴到原籍，工匠继续做工，军人继续操练，如果不是军匠，就遣返回所属州县追缴。’诏令采纳了他的建议。
最初规定的流放罪分为三等，根据距离边地的远近，边卫充军有固定的地点。因为降死罪一等，只有流放和充军是比较重的。然而，《名例律》称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比如二死遇到恩赦减一等，就是流放三千里，流放三等以《大诰》减一等，都是徒五年。犯流放罪的，没有不减到徒罪的。所以三等流放经常设立却不用。而充军的规定则特别严格。律法中规定的充军共有四十六条，《诸司职掌》中有二十二条，都是洪武年间没有记载的例子。嘉靖二十九年条例中，充军共有二百十三条，与万历十三年所定的大致相同。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应充军的人，大理寺审讯完毕，交给陕西司，本部设立文簿，记录姓名、年龄、籍贯，按照南北籍编排成两册，一册进内府，一册交给管理百户，领去充军。比如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隶应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的人，被发配到云南、四川属卫；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的人，被发配到北平、大宁、辽东属卫。有逃亡的，按户籍追补。后来条例有发配到烟瘴地区、极边沿海等地的，规定各不相同。而军役有终身和永久的，永久的，处罚会波及子孙，都是因为实际犯了死罪减等的人充军。明初法律严格，县的数量以千计，经过几代之后，数量以万计。有丁尽户绝，只存军产的情况，或者没有军产，户名未除的，朝廷每年派遣御史清查军队，有缺额必须补充。每当勾丁，逮捕族属、里长，波及其他甲，鸡犬不宁。评论者认为，既然减了死罪一等，而法律反而更加严厉，像革除旧法时被贬谪的人，到国家灭亡时，戍籍仍然存在，刑罚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了。嘉靖年间，有人提议开放赎军例。世宗说：‘法律允许赎罪的是徒杖以下的小罪。死罪疑罪，才减等贬谪，不可以赎。’御史周时亮再次请求扩大赎罪范围。部议认为，有力者交十两银，可以赎三年以上的徒罪一年，稍有力者减半。但是赎军的事最终被取消了。御史胡宗宪说：‘南方人不适合兵役，被发配到边军的人，应该允许他们纳银赎罪。’部议认为可行，因此拟定纳银赎罪的规定。皇帝说：‘怎么能设立这样的规定来对待犯罪的人呢？’再次不同意。
万历二年，取消了每年派遣清军御史的惯例，并在这期间进行了巡按，使得民众的生活稍微安定了一些。给事中徐桓说：‘对于犯死罪而按照规定可以服劳役充军的，应当依照这个例子来处理。’给事中严用和请求在大型审讯中可以同情的人犯，免除他们终身流放的处罚。这两项请求都没有被批准。而是命令法司制定条例：‘奉皇帝特旨处决的叛逆犯的家属和子孙，只能在本犯的亲族中挑选补充，一旦补充完毕就予以赦免。如果还没有被发配就病故了，就免除补充。对于实际犯了死罪但被免除死刑而充军的人，以他服役后所生的子孙代替服役，不允许调用原籍的子孙。其他被充军以及被发配到边境以外的人，都只允许终身服役。’崇祯十一年，皇帝命令兵部：‘编遣事宜，以千里为近边，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远，最边远的烟瘴地区以四千里外为标准。只拘捕本来的妻子，如果没有妻子就不再拘捕，不允许擅自拘捕亲戚邻居。如果年老体衰或有重病，可以发配到边境以外成为平民。’崇祯十五年，皇帝又下令：‘想要引用例律充军的人，可以允许他们赎罪。’当时天下已经大乱，这个提议最终没有实行。
明朝的规定中，充军的法律非常严格，犯人也非常痛苦。他们的亲戚要承担缴纳军装费用的责任，地方要承受长途押解的困扰。到达服役的卫所后，卫所官员一定会索要常规的费用。然而，他们因为可以利用逃亡的人来私吞口粮，所以常常私下放任他们。后来法律逐渐宽松，被发配的人不到十分之一。那些被发配到极边的人，往往通过贿赂兵部，拿着勘合文书到卫所，虚报人数收缴，而犯人却在家中休息。
明制中充军的法律最为严厉，犯人受的苦也最为深重。犯人的亲戚要承担缴纳军装费用的责任，地方要承受长途押解的困扰。到达服役的卫所后，卫所官员一定会索要常规的费用。然而，他们因为可以利用逃亡的人来私吞口粮，所以常常私下放任他们。后来法律逐渐宽松，被发配的人不到十分之一。那些被发配到极边的人，往往通过贿赂兵部，拿着勘合文书到卫所，虚报人数收缴，而犯人却在家中休息。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明史-志-卷六十九-注解
汉《九章》：《九章》是汉律的基础，包括《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等九篇，是古代中国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更五刑之条：隋朝对五刑制度进行了改革，五刑指的是笞、杖、徒、流、死。
三奏之令：三奏之令是指犯人被定罪前，需要经过三次奏报皇帝的审批程序。
唐撰律令：唐朝时期，法律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律令成为法律的主要形式。
出入：出入指的是法律的宽严程度，出入法度。
敕：敕是皇帝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
条格：条格是法律条文的分类和编排。
八议：指古代法律中的八种可以减免刑罚的特权。
厂卫：厂卫是明朝特设的警察机构，负责监视和打击政治异己。
厂竖：厂竖是厂卫中的官员。
吴元年：吴元年是明朝建立前的年号，即1367年。
左丞相：左丞相是明朝初期设置的宰相职位之一。
参知政事：参知政事是唐朝以后设置的一种副宰相职位。
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古代官职，负责监察官员。
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古代官职，负责皇帝的文学和学术事务。
律令直解：律令直解是对律令的通俗解释，便于民众理解。
名例律：古代法律中关于刑罚的规定。
五刑：五刑是指笞、杖、徒、流、死，是古代中国的主要刑罚形式。
充军：充军是指将犯人发配到边疆地区服劳役。
凌迟：指一种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即活活割裂至死。
拘役：拘役是明朝的一种刑罚，将罪犯拘禁并强制劳动。
笞：笞是指古代的一种刑罚，用竹板打屁股。
杖：杖是指古代的一种刑罚，用棍子打。
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减如笞杖之数，以荆条为之，臀腿受。
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为长短轻重之数。
杻：古代刑罚之一，用木棍夹住犯人的手脚。
索：铁为之，以系轻罪者，其长一丈。
鐐：古代刑罚之一，用铁链锁住犯人的脚。
荆条：一种植物，其枝条可用于制作笞杖。
臀受：指受笞杖等刑罚时，刑罚施加在臀部。
官降式：官方规定的刑罚标准。
徒者：指被判处徒刑的犯人。
输作：指犯人被罚做劳役。
丧服：古代丧葬礼仪中，亲属根据与死者关系不同而穿着的不同颜色的衣服。
族亲：同宗族的人。
犯：犯罪。
礼：古代的礼仪制度。
义：道德、正义。
继母：丈夫前妻所生的子女的继母。
慈母：收养孤儿作为自己子女的母亲。
嫡母：正妻。
小功：古代丧服制度中的一种，表示关系较近。
斩衰：古代丧服制度中的一种，表示关系最亲近。
谋反：图谋推翻国家政权的行为。
谋大逆：图谋篡夺皇位的行为。
谋叛：背叛国家，投敌的行为。
恶逆：指极端恶劣的犯罪行为。
不道：违反道德的行为。
大不敬：对皇帝不敬的行为。
不孝：不孝顺父母的行为。
不睦：家庭关系不和睦的行为。
不义：不义的行为。
内乱：家庭内部的混乱。
贪墨：贪污。
赃：赃物。
监守盗：在监管职责范围内盗窃。
常人盗：普通人的盗窃。
窃盗：指盗窃行为。
枉法：违反法律。
不枉法：不违反法律。
坐赃：因职务之便而贪污。
议亲：因亲属关系而讨论刑罚。
议故：因旧怨而讨论刑罚。
议功：因功绩而讨论刑罚。
议贤：因贤能而讨论刑罚。
议能：因能力而讨论刑罚。
议勤：因勤劳而讨论刑罚。
议贵：因贵族身份而讨论刑罚。
议宾：因宾客身份而讨论刑罚。
太祖：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太孙：指朱元璋的孙子，后来的明成祖朱棣。
弼教：辅助教化。
五伦：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种人伦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律条：法律的具体条文。
条例：法律的具体规定。
诰：古代皇帝发布的命令。
祥刑：指刑罚公正。
法司：法司是指负责司法事务的官员或机构。
抄劄：古代刑罚之一，抄没家产。
揽纳户：指私自收留逃亡人口。
安保过付：指在安保职责范围内失职。
诡寄田粮：指私自改变田地归属。
民人经该不解物：指民众对某些事物不理解。
洒派抛荒田土：指将田地荒芜。
倚法为奸：指利用法律为非作歹。
空引偷军：指虚报军情。
黥刺在逃：指对逃犯进行标记。
官吏长解卖囚：指官员将囚犯卖掉。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指士人不愿意为君主服务。
草创：初创。
更定：修改确定。
整齐：整理规范。
律：指法律条文，古代的法律体系。
令：命令。
辜限：指法律规定的时间限制。
老小废疾：老年人、小孩、残疾人。
罪非十恶：不是十恶不赦的罪行。
世功：世代的功绩。
擢用：提拔使用。
同居亲属：同住在一起的亲属。
文职：文官。
原父子之亲：尊重父子亲情。
立君臣之义：确立君臣大义。
建文帝：明朝第二位皇帝，即朱允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
谕刑官：皇帝下命令给司法官员。
《大明律》：见上。
皇祖：指建文帝的祖父，即明太祖朱元璋。
刑乱国之典：指用来治理混乱国家的法律。
礼顺人情：指法律应该顺应人的情感和道德。
齐民以刑：通过刑罚来统一民众的行为。
崇礼教：推崇礼制和教育。
赦疑狱：赦免那些有疑问的罪犯。
成祖：即明成祖朱棣，是建文帝的侄子。
诬告法：关于诬告的法律规定。
成化元年：指明宪宗成化元年，即1465年。
谳囚：审理囚犯。
南直隶巡抚：明朝时期的官职，负责管理南直隶地区的行政和军事。
王恕：明朝时期的官员，曾任南直隶巡抚。
《会定见行律》：一种律法汇编。
弘治中：明朝弘治年间，即公元1488年至1505年。
刑部尚书：刑部的最高官员，负责司法事务。
彭韶：明朝时期的官员，曾任刑部尚书。
鸿胪少卿：明朝官职，鸿胪寺的副长官。
李鐩：明朝时期的官员，曾任鸿胪少卿。
《大诰》：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一部法律。
巧法吏：指善于利用法律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官员。
九卿：明朝中央政府的九个主要部门的首长。
王府禁例：王府的禁令。
嘉靖七年：明朝嘉靖年间的第七年，即公元1528年。
正德间：明朝正德年间，即公元1506年至1521年。
可矜例：指可以同情减轻处罚的条例。
嘉靖元年：明朝嘉靖年间的第一年，即公元1522年。
三法司：指古代的三个司法机构，即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
世宗：即明世宗朱厚熜，是嘉靖帝的庙号。
崇祯十四年：明朝崇祯年间的第十四年，即公元1641年。
刘泽深：明朝时期的官员，曾任刑部尚书。
给事中：给事中是明朝官职，负责处理皇帝的奏章，相当于现代的秘书或办公厅官员。
乌昇：明朝时期的官员，曾任给事中。
舒化：明朝时期的官员，曾任刑部尚书。
世宗时苛令：明世宗时期的一些严苛的法令。
洪武元年：明朝洪武年间的第一年，即公元1368年。
鞫狱：审判案件。
夏恕：明朝时期的官员，曾任尚书。
夷三族：诛灭三族，即诛杀罪犯的家族。
诬逮：诬陷逮捕。
越诉：越级上诉。
左都御史：古代都察院的官员，负责监察官员的行为。
詹徽：明朝时期的官员，曾任左都御史。
大理卿：大理寺的副长官。
邹俊：明朝时期的官员，曾任大理卿。
枭首：将犯人斩首后悬挂示众。
嘉兴通判：嘉兴地区的行政官员。
庞安：明朝时期的官员，曾任嘉兴通判。
户部：明朝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门。
盐赏：用盐作为赏赐。
河间民讼：河间地区的民间诉讼。
旗校：指军队中的官员和士兵。
江西按察使：江西地区的监察官员。
黄翰：明朝时期的官员，曾任江西按察使。
无籍之徒：没有户籍的人。
口外为民：将罪犯流放到边疆地区。
笃疾：指重病或严重残疾。
永戍：永戍是指被发配到边疆地区永久服役。
子孙发遣：将罪犯的子孙流放。
官吏：指古代的官员和吏员，负责管理国家事务。
枉法赃：指官员在执行公务时违反法律，收受贿赂或贪污的财物。
边卫：边卫是指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设施。
钞：古代的一种货币形式，纸币。
贯：古代货币单位，一千文为一贯。
洪武定律：指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典。
正统五年：指明英宗正统五年，即1440年。
大理寺：古代司法机构之一，负责审理重大案件。
赦：指皇帝发布的赦免令，免除罪犯的刑罚。
右臂：古代在犯人手臂上刺字作为刑罚。
左臂：古代在犯人左臂上刺字作为刑罚。
笞杖：古代刑罚之一，用竹板打人，包括笞和杖两种。
平人：指普通百姓。
辽东巡抚：指负责辽东地区的巡抚官员。
武臣：指担任武官的官员。
宪宗：指明宪宗朱见深。
神宗：指明神宗朱翊钧。
知县：古代地方行政官员，负责一县的行政事务。
笞杖之罪：指用笞杖作为刑罚的罪行。
抵命：指用生命来抵偿罪行。
刑具：指执行刑罚的工具。
宸断：指皇帝的裁决。
隆庆三年：指明穆宗隆庆三年，即1569年。
大理少卿：古代大理寺的官员，负责审理案件。
问刑官：指负责审理刑事案件的官员。
制书：指皇帝的命令。
奸条：指与奸情有关的法律条文。
买休卖休：指用财物买通对方，使其休妻或卖妻。
和娶人妻：指用财物买通对方，使其娶自己的妻子。
离异：指夫妻离婚。
徒流：古代刑罚之一，包括徒役和流放。
万历中：指明神宗万历年间，即1573年至1620年。
雇工人：指受雇于人的工人。
缙绅：指官吏或士人。
印信：指官府的印章。
私铸：指私自铸造货币。
描摸：指模仿印章的形状。
辟：古代刑罚之一，相当于斩首。
罗织：指编造罪名。
雠扳：指诬陷他人。
秋后：指秋天，古代常在秋天执行死刑。
同谋共殴人：指多人共同参与殴打他人的行为。
致命伤：指能够导致死亡的伤害。
论绞：指按照绞刑的刑罚来定罪。
原谋余人：指原计划的策划者和参与者的其他人。
抵：指以生命来抵偿。
监禁毙者：指在监狱中死亡的人。
恤刑官：指负责审慎处理刑罚的官员。
矜宥：指宽恕、减轻刑罚。
强盗真犯：指真正的强盗犯罪分子。
类奏：指将案件上报给上级，进行分类处理。
急词：指紧急的言辞或请求。
缓词：指不紧急的言辞或请求。
狱：指案件。
瘐死：指在监狱中因疾病或饥饿等原因死亡。
典刑：指法律规定的刑罚。
部寺：指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
酌议：指审慎地讨论、考虑。
大辟：指死刑。
赎刑：指通过缴纳财物来减轻或免除刑罚。
虞书：指《尚书》中的《虞书》部分，古代的一部经典文献。
吕刑：指《尚书》中的《吕刑》部分，古代的一部法律文献。
赎例：赎例是指具体的赎罪条例或规定。
公罪：指官员因公事而犯的罪。
私罪：指官员因私事而犯的罪。
杂犯：指不属于主犯的从犯。
徒流迁徙：指流放或迁徙的刑罚。
铨选降叙：指官员的选拔和晋升。
输罚工作之令：指缴纳罚金和劳动的命令。
输罪：指缴纳罚金以赎罪。
纳钞：纳钞是指缴纳钞票。
纳钱：指缴纳钱币。
纳银：指缴纳银子。
折钞：折钞是指将其他形式的货币或物品折算成钞票。
折银：指将劳役折算成银两。
折收银钱之制：指将罚金折算成银钱的规定。
命妇：指有官职的妇女。
军职正妻：指军职官员的正室妻子。
收赎律钞：指按照律法规定的赎金数额来折算的钞票。
赎罪例钞：指按照赎罪条例规定的赎金数额来折算的钞票。
折银一两：指将赎金折算成一两银子。
折银五钱：指将赎金折算成五钱银子。
折银七厘五毫：指将赎金折算成七厘五毫银子。
折银一钱：指将赎金折算成一分银子。
重修条例：指对原有的法律条例进行修订和完善。
在京：指在京城，即当时的首都。
做工：指服劳役，作为刑罚的一种。
徒：古代刑罚之一，指服劳役。
囚粮：指运送囚犯所需的粮食。
米：指稻米，古代的主要粮食。
灰：指运送的灰烬，可能是建筑用灰。
砖：指运送的砖块，可能是建筑材料。
水和炭：指运送的水和木炭，可能是生活或取暖用。
有力：指有劳动能力的人。
天文生：指古代从事天文观测和占卜的人。
例难的决之人：指按照条例难以判决的人。
银：银是指古代中国的货币单位，一银通常等于十两。
徒五年：指服劳役五年。
在外：指不在京城，即地方。
颇有力：指有一定的劳动能力。
次有力：指劳动能力稍次。
御史：古代官职，负责监察官员的行为。
纳谷：指缴纳谷物。
老幼废疾妇人：指年老、年幼、残疾的妇女。
天文生余罪收赎者：指天文生犯下的余罪需要收赎的人。
笞一十：指笞打十下。
决杖：古代刑罚之一，用杖打人。
全赎钞：指完全用钞票赎买罪行。
上库：指国库。
上仓：指仓库。
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或十五岁以下的人。
盗：指盗窃。
伤人：指伤害他人。
上请：指向上级请示。
徒年限：指服徒役的年限。
诬告例：指诬告他人的例子。
淮斗殴伤人罪：指用斗殴的方式伤害他人。
死罪：指犯有死罪。
煎盐炒铁：指煎盐和炒铁的劳役，是重刑之一。
仪从：指官员的随从。
制：指制定法律。
笞十，折银一钱为率：指每笞十下，折算成银一钱。
收赎者：指需要收赎罪行的人。
军民诸色人役：指所有军民和各种职业的人。
舍余：指官府的仆役。
监生：指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国子监学习的人。
生员：指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生员资格的人。
冠带官：指有官职的人。
知印：指负责印信的人。
承差：指负责传达命令的人。
阴阳生：指从事天文、占卜的人。
医生：指医生。
老人：指负责调解纠纷的人。
舍人：指官府的仆役。
不亏行止者：指行为端正的人。
行止有亏者：指行为不端正的人。
情重者：指罪行严重的人。
五刑条例：指五种刑罚的法律条例。
实配之文：指实际执行刑罚的文告。
宽武夫：指对武官从宽处理。
重责文吏：指对文官从重处罚。
新例：指新的法律条例。
奸盗受赃：指犯有奸盗和受贿罪行。
发落：指处罚。
钞之大凡：指钞票的一般情况。
律钞：律钞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的钞票数额，用于赎罪或缴纳罚金。在古代中国，钞票是货币的一种形式，与银两并行使用。
例钞：例钞是指根据具体的案例或条例规定的钞票数额，用于赎罪或缴纳罚金。与律钞相比，例钞的数额可能更加灵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祖制：祖制是指祖先或前人制定的制度或规矩，具有历史传承和权威性。
赎罪：赎罪是指通过缴纳财物或其他方式来换取减轻或免除罪行。
罚役：罚役是指作为惩罚而强制进行的劳役。
凤阳：凤阳是明朝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天的安徽省。
滁州：滁州是明朝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天的安徽省。
苜蓿：苜蓿是一种草本植物，古代常作为牧草种植。
输边：输边是指将物品运输到边境。
大诰：大诰是明朝太祖朱元璋所颁布的一部法律文献，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永乐：永乐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棣的年号。
斩罪：斩罪是指死刑中最重的刑罚，即斩首。
绞：绞是指用绳索勒死的刑罚。
榜例：榜例是指法律中的具体案例或条例。
银两：银两是指古代中国的货币单位，一银两等于十钱。
工价：工价是指劳动的报酬。
通变：通变是指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政策或法律。
军储仓：军储仓是指储存军需物资的仓库。
匠：匠是指从事手工艺的人。
军匠：军匠是指军队中的工匠。
军籍：军籍是指军队成员的登记记录。
谪：谪是指因罪被贬谪到边远地区。
戍籍：戍籍是指被派往边防地区戍守的人的登记记录。
清军：清军是指对军队进行清理和整顿。
勾丁：勾丁是指征召壮丁。
族属：族属是指家族成员。
里长：里长是指古代地方行政单位中的负责人。
甲：甲是指古代户籍制度中的单位，相当于现代的户口。
烟瘴地面：烟瘴地面是指气候恶劣、疾病流行的地区。
极边沿海：极边沿海是指边远的海岸地区。
赎军例：赎军例是指允许士兵通过缴纳金钱来赎回军籍的规定。
自赎：自赎是指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赎回罪行的行为。
万历二年：万历二年指的是明朝万历皇帝的第二年，即公元1574年。
罢岁遣清军御史：罢岁遣清军御史指的是停止每年派遣清军御史的职务。
巡按：巡按是指官职，指派官员巡视地方，监督地方官员的行为。
民获稍安：民获稍安表示民众因此而获得些许安宁。
死罪杂犯准徒充军者：死罪杂犯准徒充军者指的是被判处死罪的犯人，可以按照一定条件改为充军。
徒充军：徒充军是指将犯人发配到边疆地区服劳役。
大审：大审是指对犯人进行的一种审判程序，目的是宽恕一些可矜之人。
叛逆家属子孙：叛逆家属子孙指的是犯有叛逆罪的家族成员的后代。
勾补：勾补是指通过某种方式补充缺失的人员。
开豁：开豁是指免除某种负担或惩罚。
口外：口外是指边疆地区之外的地方。
兵部：兵部是明朝政府的一个部门，负责军事事务。
编遣事宜：编遣事宜是指对军队进行编制和遣散的事宜。
附近：附近是指距离较近的地方。
边远：边远是指距离较远的边疆地区。
烟瘴：烟瘴是指边疆地区由于气候恶劣而形成的烟雾和瘴气。
衰痼老疾：衰痼老疾是指年老多病。
口粮：口粮是指士兵的粮食供应。
干没：干没是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军犯：军犯是指犯有军纪罪的士兵。
偃息：偃息是指休息或停息。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明史-志-卷六十九-评注
万历二年，罢岁遣清军御史，并于巡按，民获稍安。
此句反映了明代万历年间对军事制度的一次调整。罢岁遣清军御史，意味着取消了每年派遣清军御史的惯例，这可能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避免不必要的骚扰。巡按的设立，则是为了加强对地方行政的监督，确保地方安宁。这两项措施的实施，使得民众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给事中徐桓言：‘死罪杂犯准徒充军者，当如其例。’
徐桓的言论体现了明代法律体系中对犯人的处理方式。‘死罪杂犯准徒充军’表明，即使是死罪，也可以通过充军的方式来替代死刑。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的宽恕和人道主义精神。
给事中严用和请以大审可矜人犯，免其永戍。
严用和的请求反映了当时对于犯人处理的人道主义倾向。他主张对于可矜之人犯，应当免其永戍，这表明了在处理犯人时，明代政府也在考虑犯人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一味的严刑峻法。
皆不许。
此句表明了皇帝对于徐桓和严用和的请求并未采纳，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同时也反映了明代法律体系的一贯性。
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处发叛逆家属子孙，止于本犯亲枝内勾补，尽绝即与开豁。若未经发遣而病故，免其勾补。其实犯死罪免死充军者，以著伍后所生子孙替役，不许勾原籍子孙。其他充军及发口外者，俱止终身。’
这段文字详细阐述了明代充军制度的具体规定。对于叛逆家属子孙的处理，要求只在本犯亲枝内勾补，以确保家族血脉的纯洁。对于犯死罪免死充军者，则规定由其后代替役，不得勾原籍子孙，这体现了对犯人后代的惩罚。其他充军及发口外者，则规定终身充军，这表明了明代充军制度之严。
崇祯十一年，谕兵部：‘编遣事宜，以千里为附近，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远，其极边烟瘴以四千里外为率。止拘本妻，无妻则已，不许擅勾亲邻。如衰痼老疾，准发口外为民。’
此句反映了明代对于充军地点的划分和相关规定。以距离为标准，将充军地点分为附近、边卫、边远和极边烟瘴等不同等级，体现了对犯人惩罚的差异化。同时，对于犯人的家属，只拘本妻，不得擅自勾连亲邻，这体现了对犯人家属的保护。
十五年，又谕：‘欲令引例充军者，准其赎罪。’
此句表明了明代在充军制度上的一次改革。允许犯人通过赎罪的方式来免除充军，这体现了法律的灵活性和对犯人的人文关怀。
时天下已乱，议卒不行。
此句反映了明代末年社会动荡的背景。由于天下大乱，上述改革措施未能得到有效实施，这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严峻。
明制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
此句总结了明代充军制度的特点。充军制度之严，使得犯人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亲族有科敛军装之费，里递有长途押解之扰。
这两句描述了犯人在充军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亲族需要承担军装费用，里递需要长途押解犯人，这些负担使得犯人的家庭和社会都受到了影响。
至所充之卫，卫官必索常例。
此句反映了明代充军制度中的腐败现象。卫官在接收犯人时，会索要常例，即贿赂，这表明了当时官场的黑暗。
然利其逃走，可干没口粮，每私纵之。
此句揭示了充军制度中的漏洞。由于犯人逃走可以免除口粮，因此有些卫官会私自纵容犯人逃走。
其后律渐弛，发解者不能十一。
此句表明了明代充军制度在后期逐渐松弛，导致发解犯人的数量减少。
其发极边者，长解辄贿兵部，持勘合至卫，虚出收管，而军犯顾在家偃息云。
此句进一步揭示了充军制度中的腐败现象。犯人为了逃避充军，会贿赂兵部，从而获得勘合，到达卫所后，虚出收管，而犯人则在家中逍遥法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