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廷玉（1672年－1755年），清代史学家，明史的主要编撰者之一。他在清朝历代史书的编撰上都有杰出贡献，《明史》作为清朝史学中的巨著之一，也是张廷玉的重要功绩之一。
年代：成书于清代（约18世纪）。
内容简要：《明史》是清代历史学家所编的关于明朝的史书，详细记录了明朝自建立到灭亡的全过程，内容涉及明朝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方面的历史。书中不仅详细叙述了历代明朝皇帝的治国理念、政治改革与军事战略，还深入分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明史》是中国古代史学中最重要的史书之一，全面反映了明朝的历史进程、社会风貌和文化成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明史-志-卷五十四-原文
赋役之法，唐租庸调犹为近古。
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
太祖为吴王，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
县上、中、下三等，以赋十万、六万、三万石下为差。
府三等，以赋二十万上下、十万石下为差。
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
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
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
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
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
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
成丁而役，六十而免。
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
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
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
两税，洪武时，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
秋粮曰米，曰钱钞，曰绢。
弘治时，会计之数，夏税曰大小米麦，曰麦荍，曰丝绵并荒丝，曰税丝，曰丝绵折绢，曰税丝折绢，曰本色丝，曰农桑丝折绢，曰农桑零丝，曰人丁丝折绢，曰改科绢，曰棉花折布，曰苎布，曰土苎，曰红花，曰麻布，曰钞，曰租钞，曰税钞，曰原额小绢，曰币帛绢，曰本色绢，曰绢，曰折色丝。
秋粮曰米，曰租钞，曰赁钞，曰山租钞，曰租丝，曰租绢，曰粗租麻布，曰课程棉布，曰租苎布，曰牛租米谷，曰地亩棉花绒，曰枣子易米，曰枣株课米，曰课程苎麻折米，曰棉布，曰鱼课米，曰改科丝折米。
万历时，小有所增损，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
夏税之米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麦荍惟贵州，农桑丝遍天下，惟不及川、广、云、贵，馀各视其地产。
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
麻亩徵八两，木棉亩四两。
栽桑以四年起科。
不种桑，出绢一疋。
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
此农桑丝绢所由起也。
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
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
棉苎一疋，折米六斗，麦七斗。
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麦五斗。
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人粟者听。
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
於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
越二年，又令户部侍郎杨靖会计天下仓储存粮，二年外并收折色，惟北方诸布政司需粮饷边，仍使输粟。
三十年谕户部曰：‘行人高稹言，陕西困逋赋。其议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许任土所产，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著为令。’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绢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苎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
帝曰：‘折收逋赋，盖欲苏民困也。今赋重若此，将愈困民，岂恤之之意哉。金、银每两折米加一倍。钞止二贯五百文折一石。餘从所议。’
永乐中，既得交阯，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诸香代租赋。
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内附，输赋比内地。
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
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
虽岁贡银三十万两有奇，而民间交易用银，仍有厉禁。
至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
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
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濙。
濙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於陕西、浙江，民以为便。
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
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馀万石，折银百万馀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
其后概行於天下。
自起运兑军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
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
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
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
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
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其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
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馀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
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
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
成祖尽革建文政，浙西之赋复重。
宣宗即位，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常、嘉、湖诸府还，言：‘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
如吴江、昆山民田租，旧亩五升，小民佃种富民田，亩输私租一石。
后因事故入官，辄如私租例尽取之。
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
尽取，则民必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也。
仁和、海宁、昆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馀顷，逮今十有馀年，犹征其租。
田没於海，租从何出？请将没官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视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
海水沦陷田，悉除其税，则田无荒芜之患，而细民获安生矣。
帝命部议行之。
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
於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馀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
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
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
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
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
帝与尚书胡濙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
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
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
至是，乃获少苏。
英宗复辟之初，令镇守浙江尚书孙原贞等定杭、嘉、湖则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轻者徵米宜多。
乃定官田亩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二石二斗。
凡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欲使科则适均，而亩科一石之税未尝减云。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
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
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一区画，则知赋入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
於是户部议：‘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徵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节俭，以先天下。’
帝纳之。
既而谕德顾鼎臣条上钱粮积弊四事：
一曰察理田粮旧额。
请责州县官，於农隙时，令里甲等仿洪武、正统间鱼鳞、风旗之式，编造图册，细列元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口数目，官为覆勘，分别界址，履亩检踏丈量，具开垦改正豁除之数。
刊刻成书，收贮官库，给散里中，永为稽考。
仍斟酌先年巡抚周忱、王恕简便可行事例，立为定规。
取每岁实徵、起运、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并处补、暂徵、带徵、停徵等件数目，会计已定，张榜晓谕。
庶吏胥不得售其奸欺，而小民免赔累科扰之患。
一曰催徵岁办钱粮。
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粮户上纳，粮长收解，州县临收。
粮长不敢多收斛面，粮户不敢搀杂水谷糠粃，兑粮官军不敢阻难多索，公私两便。
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徵。
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
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
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於箠楚囹圄者几数百人。
且往时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
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
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
宜令户部议定事例，转行所司，审编粮长务遵旧规。
如州县官多佥粮长，纵容下乡，及不委里甲催办，辄酷刑限比粮长者，罪之。
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论。
其二则议遣官综理及复预备仓粮也。
疏下，户部言：‘所陈俱切时弊，令所司举行。’
迁延数载如故。
粮长者，太祖时，令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
岁七月，州县委官偕诣京，领勘合以行。
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辄蒙擢用。
末年更定，每区正副二名轮充。
宣德间，复永充。
科敛横溢，民受其害，或私卖官粮以牟利。
其罢者，亏损公赋，事觉，至陨身丧家。
景泰中，革粮长，未几又复。
自官军兑运，粮长不复输京师，在州里间颇滋害，故鼎臣及之。
未几，御史郭弘化等亦请通行丈量，以杜包赔兼并之弊。
帝恐纷扰，不从。
给事中徐俊民言：“今之田赋，有受地於官，岁供租税者，谓之官田。
有江水泛溢沟塍淹没者，谓之坍江。
有流移亡绝，田弃粮存者，谓之事故。
官田贫民佃种，亩入租三斗，或五六斗或石以上者有之。
坍江、事故虚粮，里甲赔纳，或数十石或百馀石者有之。
夫民田之价十倍官田，贫民既不能置。
而官田粮重，每病取盈，益以坍江、事故虚粮，又令摊纳，追呼敲扑，岁无宁日。
而奸富猾胥方且诡寄、那移，并轻分重。
此小民疾苦，闾阎凋瘁，所以日益而日增也。
请定均粮、限田之制。
坍江、事故，悉与蠲免。
而合官民田为一，定上、中、下三则起科以均粮。
富人不得过千亩，听以百亩自给，其羡者则加输边税。
如此，则多寡有节，轻重适宜，贫富相安，公私俱足矣。
部议：“疆土民俗各异，令所司熟计其便。”不行。
越数年，乃从应天巡抚侯位奏，免苏州坍海田粮九万馀石，然那移、飞洒之弊，相沿不改。
至十八年，鼎臣为大学士，复言：“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供输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
宜将欺隐及坍荒田土，一一检核改正。
於是应天巡抚欧阳铎检荒田四千馀顷，计租十一万石有奇，以所欺隐田粮六万馀石补之，馀请豁免。
户部终持不下。
时嘉兴知府赵瀛建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徵。”
铎乃与苏州知府王仪尽括官、民田裒益之。
履亩清丈，定为等则。
所造经赋册，以八事定税粮：曰元额稽始，曰事故除虚，曰分项别异，曰归总正实，曰坐派起运，曰运馀拨存，曰存馀考积，曰徵一定额。
又以八事考里甲：曰丁田，曰庆贺，曰祭祀，曰乡饮，曰科贺，曰恤政，曰公费，曰备用。
以三事定均徭：曰银差，曰力差，曰马差。
著为例。
徵一者，总徵银米之凡，而计亩均输之。
其科则最重与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
重者不能尽损，惟递减耗米，派轻赍折除之，阴予以轻。
轻者不能加益，为徵本色，递增耗米加乘之，阴予以重。
推收之法，以田为母，户为子。
时豪右多梗其议，鼎臣独以为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输，然贫民减千石矣，不可易也。”
顾其时，上不能损赋额，长民者私以己意变通。
由是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赋反加矣。
时又有纲银、一串铃诸法。
纲银者，举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徵之，易知而不繁，犹网之有纲也。
一串铃，则夥收分解法也。
自是民间输纳，止收本色及折色银矣。
是时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
旧制以七分经费而存积三分备兵、歉，以为常。
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
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
二十九年，俺荅犯京师，增兵设戍，饷额过倍。
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蒿目无策，乃议於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加派於是始。
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馀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
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
其初亦赖以济匮，久之诸所灌输益少。
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为其地奏留或请免：浙、直以备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
不惟停格军兴所徵发，即岁额二百万，且亏其三之一。
而内廷之赏给，斋殿之经营，宫中夜半出片纸，吏虽急，无敢延顷刻者。
三十七年，大同右卫告警，赋入太仓者仅七万，帑储大较不及十万。
户部尚书方钝等忧惧不知所出，乃乘间具陈帑藏空虚状，因条上便宜七事以请。
既，又令群臣各条理财之策，议行者凡二十九事，益琐屑，非国体。
而累年以前积逋无不追徵，南方本色逋赋亦皆追徵折色矣。
是时，东南被倭，南畿、浙、闽多额外提编，江南至四十万。
提编者，加派之名也。
其法，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则提下甲补之，故谓之提编。
及倭患平，应天巡抚周如斗乞减加派，给事中何煃亦具陈南畿困敝，言：“军门养兵，工部料价，操江募兵，兵备道壮丁，府州县乡兵，率为民累，甚者指一科十，请禁革之。”
命如煃议，而提编之额不能减。
隆、万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
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
逋欠之多，县各数十万。
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於官。
一岁之役，官为佥募。
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
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徵银，折办於官，故谓之一条鞭。
立法颇为简便。
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其后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事毕旋已。
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
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
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
明年复加三厘五毫。
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
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
所不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
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言：‘辽饷加派，易致不均。盖天下户口有户口之银，人丁有人丁之银，田土有田土之银，有司徵收，总曰银额。按银加派，则其数不漏。东西南北之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之法，徵纳不同。惟守令自知其甘苦，而通融其徵纳。今因人土之宜，则无偏枯之累。其法，以银额为主，而通人情，酌土俗，颁示直省。每岁存留、起解各项银两之数，以所加饷额，按银数分派，总提折扣，裒多益寡，期不失饷额而止。如此，则愚民易知，可杜奸胥意为增减之弊。且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宜取额丁、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则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而有司亦免逋赋之患。’下部覆议，从之。
崇祯三年，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於九厘外亩复徵三厘。惟顺天、永平以新被兵无所加，馀六府亩徵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后五年，总督卢象升请加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徵每两一钱，名曰助饷。越二年，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计米六合，石折银八钱，又亩加徵一分四厘九丝。越二年，杨嗣昌督师，亩加练饷银一分。兵部郎张若麒请收兵残遗产为官庄，分上、中、下，亩纳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御史卫周胤言：‘嗣昌流毒天下，剿练之饷多至七百万，民怨何极。’御史郝晋亦言：‘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馀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疏语虽切直，而时事危急，不能从也。
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寻编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岁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曰均徭。他杂役。凡祗应、禁子、弓兵，悉佥市民，毋役粮户。额外科一钱、役一夫者，罪流徙。
后法稍驰，编徭役里甲者，以户为断，放大户而勾单小。於是议者言，均徭之法，按册籍丁粮，以资产为宗，核人户上下，以蓄藏得实也。稽册籍，则富商大贾免役，而土著困；核人户，则官吏里胥轻重其手，而小民益穷蹙。二者交病。然专论丁粮，庶几古人租庸调之意。乃令以旧编力差、银差之数当丁粮之数，难易轻重酌其中。役以应差，里甲除当复者，论丁粮多少编次先后，曰鼠尾册，按而徵之。市民商贾家殷足而无田产者，听自占，以佐银差。正统初，佥事夏时创行於江西，他省仿行之，役以稍平。
其后诸上供者，官为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须，复给所输银於坊里长，责其营办。给不能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无所给，惟计值年里甲祗应夫马饮食，而里甲病矣。凡均徭，解户上供为京徭，主纳为中官留难，不易中纳，往复改贸，率至倾产。其他役苛索之弊，不可毛举。
明初，令天下贡土所有，有常额，珍奇玩好不与。即须用，编之里甲，出银以市。顾其目冗碎，奸黠者缘为利孔。又大工营缮，祠官祝厘，资用繁溢。迨至中叶，倭寇交讧，仍岁河决，国用耗殚。於是里甲、均徭，浮於岁额矣。
凡役民，自里甲正办外，如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皂隶、门禁、厨斗为常役。后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插浅夫之类，因事编佥，岁有增益。嘉、隆后，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然粮长、里长，名罢实存，诸役卒至，复佥农氓。条鞭法行十馀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天启时，御史李应升疏陈十害，其三条切言马夫、河役、粮甲、修办、白役扰民之弊。崇祯三年，河南巡抚范景文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钱粮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皆佥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户。究之，所佥非富民，中人之产辄为之倾。自变为条鞭法，以境内之役均於境内之粮，宜少苏矣，乃民间仍岁奔走，罄资津贴，是条鞭行而大户未尝革也。’时给事中刘懋复奏裁驿夫，征调往来，仍责编户。驿夫无所得食，至相率从流贼为乱云。
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军户死若逃者，於原籍勾补。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轮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监局中官，多占匠役，又括充幼匠，动以千计，死若逃者，勾补如军。灶户有上、中、下三等。每一正丁，贴以馀丁。上、中户丁力多，或贴二三丁，下户概予优免。他如陵户、园户、海户、庙户、幡夫、库役，琐末不可胜计。
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甓，工匠造作，以万万计。
所在筑城、浚陂，百役具举。
迄於洪、宣，郊坛、仓庾犹未迄工。
正统、天顺之际，三殿、两宫、南内、离宫，次第兴建。
弘治时，大学士刘吉言：“近年工役，俱摘发京营军士，内外军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请至一二万，无所稽核。”
礼部尚书倪岳言：“诸役费动以数十万计，水旱相仍，乞少停止。”
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复陈工役之苦。
吏部尚书林瀚亦言：“两畿频年凶灾，困於百役，穷愁怨叹。
山、陕供亿军兴，云南、广东西征发剿叛。
山东、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兴造王邸，财力不赡。
浙江、福建办物料，视旧日增多。
库藏空匮，不可不虑。”
帝皆纳其言，然不能尽从也。
武宗时，乾清宫役尤大。
以太素殿初制朴俭，改作雕峻，用银至二千万馀两，役工匠三千馀人，岁支工食米万三千馀石。
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霁诸殿，御马临、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皆鼎新之。
权幸阉宦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复窃官银以媚焉。
给事中张原言：“工匠养父母妻子，尺籍之兵御外侮，京营之军卫王室，今奈何令民无所赖，兵不丽伍，利归私门，怨丛公室乎？”
疏入，谪贵州新添驿丞。
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
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
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
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
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
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
万历以后，营建织造，溢经制数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得少休。
迨阉人乱政，建第营坟，僣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
盖二百馀年，民力殚残久矣。
其以职役优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
万历时，免田有至二三千者。
至若赋税蠲免，有恩蠲，有灾蠲。
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
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
又设预备仓，令老人运钞易米以储粟。
荆、蕲水灾，命户部主事赵乾往振，迁延半载，怒而诛之。
青州旱蝗，有司不以闻，逮治其官吏。
旱伤州县，有司不奏，许耆民申诉，处以极刑。
孝感饥，其令请以预备仓振贷，帝命行人驰驿往，且谕户部：自今凡岁饥，先发仓庾以贷，然后闻，著为令。”
在位三十馀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百馀万，所蠲租税无数。
成祖闻河南饥，有司匿不以闻，逮沼之。
因命都御史陈瑛榜谕天下，有司水旱灾伤不以闻者，罪不宥。
又敕朝廷岁遣巡视官，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下狱。
仁宗监国时，有以发振请者，遣人驰谕之，言：“军民困乏，待哺嗷嗷，尚从容启请待报，不能效汉汲黯耶？”
宣宗时，户部请核饥民。
帝曰：“民饥无食，济之当如拯溺救焚，奚待勘。”
盖二祖、仁、宣时，仁政亟行。
预备仓之外，又时时截起运，赐内帑。
被灾处无储粟者，发旁县米振之。
蝗蝻始生，必遣人捕枌。
鬻子女者，官为收赎。
且令富人蠲佃户租。
大户贷贫民粟，免其杂役为息，丰年偿之。
皇庄、湖泊皆驰禁，听民采取。
饥民还籍，给以口粮。
京、通仓米，平价出粜。
兼预给俸粮以杀米价，建官舍以处流民，给粮以收弃婴，养济院穷民各注籍，无籍者收养蜡烛、幡竿二寺。
其恤民如此。
世宗、神宗於民事略矣，而灾荒疏至，必赐蠲振，不敢违祖制也。
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
永乐以后，减其数。
纳米振济赎罪者，景帝时，杂犯死罪六十石，流徒减三之一，馀递减有差。
捐纳事例，自宪宗始。
生员纳米百石以上，人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
武宗时，富民纳粟振济，千石以上者表其门，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授散官，得至从六品。
世宗令义民出谷二十石者，给冠带，多者授官正七品，至五百石者，有司为立坊。
振粥之法，自世宗始。
报灾之法，洪武时不拘时限。
弘治中，始限夏灾不得过五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
万历时，又分近地五月、七月，边地七月、九月。
洪武时，勘灾既实，尽与蠲免。
弘治中，始定全灾免七分，自九分灾以下递减。
又止免存留，不及起运，后遂为永制云。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明史-志-卷五十四-译文
赋税和徭役的法律，唐朝的租庸调制度比较接近古代。自从杨炎创立了两税法，它简单易行，历代沿袭下来，直到明朝都没有改变。太祖在成为吴王时，赋税是田地的十分之一，徭役是按田地出夫计算的。县分为上、中、下三等，以赋税十万石、六万石、三万石以下为等级。府也分为三等，以赋税二十万石以上、十万石以下为等级。即位之初，确定了赋役法，以黄册为准。册中记载有丁口和田地，丁口有徭役，田地有租税。租税分为夏税和秋粮，共两个等级。夏税不得超过八月，秋粮不得超过第二年二月。丁口分为成丁和未成丁，共两个等级。人民出生时，登记名字为不成丁，十六岁时称为成丁。成丁后服役，六十岁免役。还有职务徭役的优免，徭役分为里甲、均徭、杂泛，共三个等级。按户计算的是甲役，按丁计算的是徭役，皇帝临时命令的是杂役，都有力役和雇役。府州县根据册上的丁口多少，财产厚薄，来均衡分配他们的劳力。
两税法在洪武时期，夏税包括米麦、钱钞、绢。秋粮包括米、钱钞、绢。弘治时期，会计的数目包括大小米麦、麦荍、丝绵和荒丝、税丝、丝绵折绢、税丝折绢、本色丝、农桑丝折绢、农桑零丝、人丁丝折绢、改科绢、棉花折布、苎布、土苎、红花、麻布、钞、租钞、税钞、原额小绢、币帛绢、本色绢、绢、折色丝。秋粮包括米、租钞、赁钞、山租钞、租丝、租绢、粗租麻布、课程棉布、租苎布、牛租米谷、地亩棉花绒、枣子易米、枣株课米、课程苎麻折米、棉布、鱼课米、改科丝折米。万历年间的变化不大，主要以米麦为主，丝绢和钞币次之。夏税中的米只限于江西、湖广、广东、广西，麦荍只限于贵州，农桑丝遍布全国，只有四川、广东、云南、贵州除外，其他地区根据地产情况而定。
太祖建国初期就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的，种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麻亩征税八两，木棉亩征税四两。种植桑树从第四年开始征税。不种桑树的，要交一疋绢。不种麻和木棉的，要交一疋麻布和棉布。这就是农桑丝绢的起源。
洪武九年，天下税粮，规定民众可以用银、钞、钱、绢代替缴纳。一两银、一千文钱、一贯钞，都折合成一石米，小麦则减少十分之二。棉布一疋，折合成六斗米，麦七斗。麻布一疋，折合成四斗米，麦五斗。丝绢等根据轻重来增减，愿意交粮食的也听任其便。十七年，云南可以用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替秋租。于是米麦被称为本色，其他折合成纳税粮的称为折色。两年后，又让户部侍郎杨靖计算天下仓库储存的粮食，两年外一并收折色，只有北方各布政司需要粮食饷边，仍然让他们交粮食。三十年，皇帝下诏户部说：‘行人高稹说，陕西困于欠税。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欠租，都允许用土产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著为令。’于是户部规定：一锭钞折米一石；一两金折米十石；一两银折米二石；一疋绢折米石有二斗；一疋棉布折米一石；一疋苎布折米七斗；一斤棉花折米二斗。皇帝说：‘折收欠税，是为了缓解民困。现在赋税如此之重，将会使民更加困苦，这哪里是体恤民意的做法呢？金、银每两折米加一倍。钞币只限二贯五百文折一石。其余按照所议。’
永乐年间，征服了交阯后，用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香、速香、安息香等代替租赋。广东琼州黎人和肇庆瑶人归附，缴纳的赋税与内地相同。全国本色税粮有三千多万石，丝钞等有二千多万。算起来当时，全国富庶，赋税收入充足，除了输送到京师的数百万石米粟外，府县仓库积蓄也非常丰富，甚至腐烂不能食用。年景不好时，官府常常先发放粮食救济，然后再上报。虽然每年缴纳的银三十万两有余，但民间交易使用银两，仍有严格禁止。
到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说：‘行在各卫的官员俸禄支米南京，路途遥远费用多，就交换货物，高价买进低价卖出，十倍都不到。朝廷浪费了粮食，官员们得不到实惠。请在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航的地区，折收布、绢、白金，解送京师充作俸禄。’江西巡抚赵新也提出同样的意见，户部尚书黄福再次提出请求。皇帝询问行在户部尚书胡濙。胡濙回答说太祖曾在陕西、浙江折纳税粮，民众认为方便。于是效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的米麦共四百多万石，折成银一百多万两，存入内承运库，称为金花银。此后在全国推广。除了起运兑换军粮外，粮食四石收银一两解送京师，成为永例。各方赋税收入折成银两，而仓库的积蓄逐渐减少。
最初，太祖确定天下官田、民田的赋税，官田每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去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只有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因为曾是张士诚守卫的地方，于是登记各豪族和富民的土地作为官田，按照私租簿作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因为浙西土地肥沃，增加赋税，每亩增加两倍。
因此，浙西的官田和民田的价值是其他地方的几倍，每亩的税收有二三石。一般来说，苏州最重，松江、嘉定、湖州次之，常州、杭州又次之。洪武十三年，朝廷命令户部裁减税收，每亩从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的减去十分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的只征收三斗五升，以下的不变。当时苏州一府，秋粮有二百七十四万六千多石，除了民粮十五万石外，其余都是官田粮。官田的年税收额与浙江全省相当，其重税程度如此之高。
建文二年，皇帝下诏说：“江浙地区的赋税特别重，而苏州、松江按照私租来征收，只是为了惩罚一时的顽民，不能作为固定的政策来加重某一地区的负担。应该全部减免，每亩不超过一斗。”成祖废除建文帝的政策，浙西的赋税又加重了。
宣宗即位后，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常、嘉、湖等府回来，说：“这些府的民众很多逃亡，询问老人们，都说是因为重税造成的。比如吴江、昆山的民田租，以前每亩五升，小民租种富民田，每亩交私租一石。后来因为事故入官，就按照私租的例子全部收取。收取十分之八，民众都难以承受，何况全部收取呢？全部收取，民众必然受冻挨饿，想要不逃亡，是不可能的。仁和、海宁、昆山的海水淹没官田和民田一千九百多顷，至今十多年了，仍然征收其租。田地被海水淹没，租税从何而来？请将没收的官田和公侯归还的官田租，都按照当地官田的税率征收，每亩税六斗。海水淹没的田地，全部免除其税，这样田地就不会荒芜，而小民也能安居乐业。”皇帝命令部门讨论并执行。
宣德五年二月，皇帝下诏：“旧额官田租，每亩一斗至四斗的各减去十分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的减去十分之三。定为法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巧妙地减少了七十多万石苏粮，其他府也相应减轻了负担，东南地区的民力得到了缓解。
周忱又命令松江官田按照民田的税率征收，户部弹劾他扰乱了成法。宣宗虽然没有处罚他，但也无法接受。而朝廷多次下诏书，减免租赋。掌管财政的人私下警告有关部门，不要用诏书作为借口。皇帝与尚书胡濙说‘计臣壅遏膏泽’，但并没有深究。
正统元年，命令苏、松、浙江等处的官田，按照民田的税率征收，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的减为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的减为二斗，一斗一升以上至二斗的减为一斗。因为宣德末年，苏州拖欠的粮食达到七百九十万石，民众困苦到了极点。到这时，才稍微得到缓解。
英宗复辟之初，命令镇守浙江的尚书孙原贞等制定杭、嘉、湖的条例，按照征收重者征米宜少，征收轻者征米宜多的原则。于是规定官田每亩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年征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年征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年征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年征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想要使税率适当均衡，但每亩一石的税额并未减少。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说：“国初的夏秋两税，麦四百七十多万石，现在少了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多万石，现在少了二百五十多万。而宗室的人口增加，官吏的冗余，内官的人数增多，军士的增多，都从这些赋税中供给。赋税收入日益减少，开支日益增加。请核查祖宗的赋额和经费的多寡，一一进行规划，那么就会知道赋税收入是有限的，而浮费不容不节省。”于是户部提议：“命令天下官吏考核期满迁秩，必须严格核查任内的租税，征收解缴要足数，才允许交接。还请求朝廷亲自实行节俭，以率先天下。”皇帝采纳了。
不久，皇帝命令德高望重的顾鼎臣列举钱粮积弊四事：一是调查整理田粮旧额。请求责成州县官，在农闲时，让里甲等仿照洪武、正统年间鱼鳞、风旗的式样，编制图册，详细列出原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口数目，官方进行复查，分别界址，实地丈量，列出开垦改正豁除的数目。刻印成书，存放在官库，分发到乡里，永远作为考核的依据。仍然参考先前巡抚周忱、王恕简便可行的例子，制定为定规。取每年实际征收、起运、存留、加耗、本色、折色以及补征、暂征、带征、停征等项目的数目，计算确定，张榜公布。
二是催征岁办钱粮。成化、弘治以前，里甲催征，粮户上纳，粮长收解，州县临收。粮长不敢多收斛面，粮户不敢搀杂水谷糠粃，兑粮官军不敢阻难多索，公私两便。最近，有关部门不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只是限定期限打击粮长，令下乡追征。豪强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到之处鸡犬不宁。弱者被豪强欺凌，拖延欺骗，不免变卖产业补纳。甚至有旧役欠款，责成新任赔偿，一人欠款，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于棍棒监狱的几乎有几百人。而且以前每个区的粮长不过正、副两名，现在多到十人以上。实际上收掌管粮的数量很少，而科敛打点使用的年例数目很多。州县一年之间，就破坏了中等人家百户的产业，害处极大。
应该令户部议定事例，转行所司，审查编制粮长务必遵守旧规。如果州县官多选粮长，纵容下乡，以及不委托里甲催办，就严厉处罚粮长，定罪。导致人命死亡者，以故犯论。
第三是提议派遣官员综合管理以及恢复预备仓粮。奏疏下达后，户部说：“所陈述的都是时弊，命令有关部门执行。”但拖延了几年，情况依旧。
粮长在太祖时，令田多者担任，监督其乡赋税。每年七月，州县官员偕同前往京师，领取勘合后执行。粮万石，正副各一人，按时缴纳，可以得到召见，言辞符合，就得到提拔使用。晚年更改规定，每个区正副各两名轮流担任。宣德年间，改为永久担任。科敛横溢，民众受到其害，有人私下卖官粮以谋利。被罢免者，亏损公赋，事情败露，以至于丧命。
景泰年间，废除粮长，不久又恢复。自从官军兑运，粮长不再输送到京师，在州县之间造成了很多麻烦，所以顾鼎臣提到了这一点。
不久之后，御史郭弘化等人也请求普遍进行土地丈量，以杜绝包赔和兼并的弊端。皇帝担心会引起混乱，没有同意。给事中徐俊民说：“现在的田赋，有从官府那里获得土地，每年缴纳租税的，称为官田。有江水泛滥淹没田地的，称为坍江。有因流民逃亡、田地荒废，粮食存留的，称为事故。官田由贫民耕种，每亩租金三斗，或者五斗六斗，甚至一石以上的也有。坍江和事故导致的虚粮，由里甲赔偿缴纳，有的几十石，有的百石以上。而民田的价格是官田的十倍，贫民根本买不起。而官田的粮食负担重，每年都难以满足，再加上坍江和事故的虚粮，还要摊派缴纳，催租催粮，整年都没有安宁的日子。而那些奸猾的富户和胥吏，还在暗中隐瞒、转移土地，将轻的负担加在重的上面。这就是百姓疾苦，乡村凋敝，所以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请制定均粮、限田的制度。坍江和事故，全部免除。将官田和民田合并，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照等级来征收粮食。富人不得超过一千亩，允许他们自己耕种一百亩，多余的部分则增加边税。这样，就能使多寡有节制，轻重适宜，贫富相安，国家和百姓都能满足。”部议：“疆土和民俗各不相同，应该由相关部门仔细考虑其可行性。”但最终没有实行。
过了几年，皇帝才同意应天巡抚侯位的奏请，免除苏州坍海田粮九万多余石，然而那移、飞洒的弊端，依然没有改变。到十八年，鼎臣担任大学士，再次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定、湖州、杭州七府，承担的赋税是全国最多的，但里甲豪右的弊端特别严重。应该检查核实隐瞒和荒废的土地，一一改正。”于是应天巡抚欧阳铎检查出荒地四千多余顷，计算租金十一万石，用所隐瞒的六万多余石田粮来补充，其余请求免除。户部最终没有同意。
当时嘉兴知府赵瀛建议：“田地不分官田、民田，税收不分等级，一切从每亩三斗开始征收。”欧阳铎于是与苏州知府王仪将官田和民田合并，重新丈量，定为等级。所编写的经赋册，根据八项内容确定税粮：元额稽始、事故除虚、分项别异、归总正实、坐派起运、运余拨存、存余考积、征一定额。又根据八项内容考核里甲：丁田、庆贺、祭祀、乡饮、科贺、恤政、公费、备用。根据三项内容确定徭役：银差、力差、马差。并定为成例。
征收税粮的方法，是汇总征收银米，然后按亩平均分配。对于最重和最轻的税粮，稍微调整损耗。重的不能完全减少，只能逐渐减少耗米，分配给轻的负担，暗中给予减轻。轻的不能增加，征收实物，逐渐增加耗米，增加乘数，暗中给予加重。推收的方法，以田地为母，以户为子。当时豪富之家多阻挠这个提议，只有鼎臣认为这是好办法，说：“这个办法实行，我家多交一千石粮食，但贫民少交一千石，不能改变。”但当时，皇帝不能减少赋税额度，地方官员私自根据自己意愿变通。因此，官田的负担没有偏重，而民田的赋税反而增加了。
当时还有纲银、一串铃等办法。纲银，是征收民间应役岁费的，丁四粮六总征收，易于了解而不繁琐，就像网有纲一样。一串铃，是众多收解分解的方法。从此，民间缴纳的税粮，只收实物和折色银。
那时，天下的财赋，每年收入太仓库的有二百万两以上。旧制是用七分作为经费，存积三分作为备兵、救灾之用，作为常规。世宗中年，边疆供费繁重，加上土木工程、祈祷祭祀，每月没有空闲的日子，国库空虚。司农想尽办法增加收入，甚至变卖寺庙田地，收赎军罪，还是不能满足。二十九年，俺答侵犯京师，增加兵力设防，军饷额度超过一倍。三十年，京边每年用度达到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无计可施，于是提议在南畿、浙江等州县增加赋税一百二十万，从此开始加派。
此后，京边每年用度，多的超过五百万，少的也有三百多万，年收入不能满足年支的一半。因此，财政部门想出各种办法，包括征收财贿、增加派捐、收缴赃款赎金、计算税契、折算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等。起初也依靠这些办法解决财政困难，但时间久了，各种收入越来越少。又因为四方多事，有关部门常常为其地奏请留用或请求免除：浙江、直隶以备倭寇，四川、贵州以采木，山东、陕西、宣化、大同以兵荒。不仅停止征收军兴所需的赋税，连每年二百万的定额，也亏空了三分之一。而内廷的赏赐，斋殿的经营，宫中半夜发出命令，即使官员再急，也不敢拖延片刻。三十七年，大同右卫报警，太仓的收入只有七万，国库储备大大不足十万。户部尚书方钝等人忧虑恐惧，不知所措，于是趁机陈述国库空虚的情况，并提出七条有利建议。之后，又命令群臣各自提出理财之策，讨论实行的共有二十九条，过于繁琐，不符合国家体制。而历年以前积欠的赋税无不追征，南方实物赋税也全部追征折色。
那时，东南沿海遭受倭寇侵扰，南畿、浙江、福建等地额外增加征收，江南地区甚至达到四十万。提编，是加派的名目。其法，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果一甲不足，则提取下甲补充，所以称为提编。等到倭寇之患平息，应天巡抚周如斗请求减少加派，给事中何煃也详细陈述南畿的困顿，说：“军门养兵，工部料价，操江招募兵员，兵备道壮丁，府州县乡兵，都成为百姓的负担，有的甚至一项费用分摊十次，请禁止革除。”皇帝命令何煃提出意见，但提编的额度没有减少。
隆庆、万历年间，增加的额度已经如故，又增加了无休止的征税，逃税的情况更加严重。已经解缴的，延期缴纳的有时达到十多年，未征收的却上报已收，一个县上报的有时达到十万。逃欠的赋税，每个县都有几十万。幸亏实行了一条鞭法，没有其他额外的税收，民力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
一条鞭法，是将一个州县的赋税和徭役汇总起来，按照土地和人口计算，丁粮全部缴纳给官府。一年的徭役，由官府征募。力差，计算其工食费用，适量增减；银差，计算其交纳费用，加上损耗。所有的定额、派办、京库年需以及存留、供亿等费用，以及土贡方物，全部合并为一条，都按亩征收银两，由官府折算办理，所以称为一条鞭。这个办法制定得比较简便。嘉靖年间，多次实行又停止，到万历九年才全部实行。
之后，连续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征税，增加了很多派捐，事情结束后又停止了。到四十六年，突然增加辽饷三百万。当时内库充实，皇帝吝啬不肯发放。户部尚书李汝华就引用征倭、播例，每亩增加三厘五毫，全国赋税增加二百万多余。第二年又增加三厘五毫。第二年，因为兵部和工部的请求，又增加二厘。总共前后九厘，增加赋税五百二十万，于是成为每年的定额。没有增加的，只有畿内八府和贵州。
以上是古文内容的白话文翻译。
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言说：‘增加辽饷的征收，容易导致不平均。因为天下户口有户口的银两，人丁有丁税的银两，田地有地租的银两，官府征收，统称为银额。按照银两增加征收，那么数额就不会遗漏。东西南北的百姓，生活苦乐不同，布匹、粮食、力役的征收方式也不一样。只有地方官员自己知道百姓的苦乐，才能灵活处理征收。现在根据土地适宜的情况，就可以避免偏颇和不均。这个办法，以银额为主，同时考虑人情，酌情考虑地方风俗，向直省颁布。每年保留和上解的各项银两数额，按照增加的饷额，按照银两数量分配，总的折扣，补足不足，以达到饷额为止。这样，愚民容易理解，可以杜绝官吏随意增减的弊端。而且，小民最苦的是没有田地的粮食税，没有米粮的丁税，田地卖给富户，财产没有了但粮食税还是要交。应该根据丁税和米粮的数量来平衡确定数额，多少米就对应多少丁税。买田的人，收米的同时也收丁税，这样县册就不会失去丁税数额，贫民也不会因此受累，官府也可以避免逃税的问题。’下级部门审议后，同意了这个意见。
崇祯三年，因为军事行动，兵部尚书梁廷栋请求增加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无法阻止，于是除了九厘之外，每亩再征收三厘。只有顺天、永平两府因为新近遭受战乱没有增加，其余六府每亩征收六厘，相当于其他省的一半，总共增加了百六十五万四千多两。五年后，总督卢象升请求增加宦官田赋的十分之一，普通百姓的粮食税十两以上的也如此。不久，普遍征收每两一钱的税，称为助饷。两年后，又实行均输法，根据粮食输送军饷，每亩计算六石米，一石折合银八钱，又每亩增加征收一分四厘九丝。再过两年，杨嗣昌督师，每亩增加练饷银一分。兵部郎中张若麒请求收缴士兵死亡后的遗产作为官庄，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亩缴纳八斗到二三斗不等。御史卫周胤说：‘杨嗣昌祸害天下，剿练的军饷多达七百万，民怨何时才能到头。’御史郝晋也说：‘万历末年，合九边军饷只有二百八十万。现在增加辽饷到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已经停止，却又增加练饷七百三十多万。自古以来，有没有一年征收二千万输送到京城的，又有从京城征收二千万输送到边疆的呢？’虽然他们的奏疏言辞直接，但时局危急，无法采纳。
役法规定于洪武元年。一顷田地出一名丁夫，不够一顷的用其他田地补足，称为均工夫。不久，编造了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的均工夫册籍。每年农闲时到京城服役三十天，然后遣返回去。田多丁少的，用佃农充当夫役，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助他们。不是佃农而是按亩出夫的，每亩资助米二升五合。等到黄册编成，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分为十个甲，称为里甲。以上、中、下户分为三等，五年轮一次役，十年重新编造。一年中轮到服役的，按照丁粮多少编次先后，称为鼠尾册，按照册籍征收。市民商贾家富足而没有田产的，可以自己申报，以补充银差。正统初年，佥事夏时在江西开始实行，其他省效仿，役法因此稍微公平。
后来，各种上供物资由官府负责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需，又把所缴纳的银两交给坊里长，让他们负责办理。有时给不出一二成，而需要供给的却是十分之百，甚至一无所有，只有计算值年的里甲应付夫马饮食，而里甲因此疲惫不堪。所有的役法，解户上供称为京徭，主纳称为中官留难，不易中纳，往返改贸，常常导致倾家荡产。其他各种苛捐杂税的弊端，无法一一列举。
明初，规定天下贡土所有，有固定的数额，珍奇玩好不计入。如果需要，编入里甲，出银购买。但项目繁杂，奸猾的人借此谋利。又有大规模的工程营建，祠官祭祀，费用庞大。到中期，倭寇侵扰，每年河堤决口，国库耗尽。于是里甲、均徭超过了年度的定额。
所有役使百姓的，除了里甲正办之外，如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皂隶、门禁、厨斗等，都是常役。后来又有砍柴、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插浅夫等，根据事情编入，每年都有增加。嘉、隆之后，实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的丁粮，均匀分配一省的徭役。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合并，小民得到安宁，事情也容易处理。但是粮长、里长名义上取消，实际上还存在，各种役法最终还是要征召农民。一条鞭法实行十多年，规章制度混乱，不能完全遵守。天启时，御史李应升上疏陈述十个弊端，其中三条直接指出马夫、河役、粮甲、修办、白役扰民的弊端。崇祯三年，河南巡抚范景文说：‘百姓最苦的就是差役。钱粮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都是征召有力量的人家，称为大户。实际上，所征召的不是富民，中产之家的财产常常因此耗尽。自从变为一条鞭法，把境内的役法分配到境内的粮食上，应该稍微缓解了，但民间仍然每年奔波，耗尽资财资助，这说明一条鞭法实行了，但大户并未取消。’当时给事中刘懋再次上奏裁减驿夫，征调往来，仍然征召有力量的人家。
所有的军户、工匠、灶户，役法都是永久性的。军户死亡或逃跑的，在原籍补充。工匠分为两个等级：住坐和轮班。住坐的工匠，每月上工十天。不参加轮班的，缴纳罚银每月六钱，因此称为输班。监局中的官员，多占工匠役使，又招募幼匠，动辄以千计，死亡或逃跑的，像军户一样补充。灶户有上、中、下三等。每有一个正丁，用余丁补充。上、中户丁力多，可能补充二三丁，下户全部免除。其他如陵户、园户、海户、庙户、幡夫、库役等，琐碎的事务数不胜数。
明初时期，工程劳役非常繁重，包括自营建两京的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集木材、陶器，工匠制作，数量以万计。各地修建城墙、疏通陂塘，各种劳役都进行。直到洪武、宣德年间，郊坛、仓库的建设还未完成。正统、天顺年间，三殿、两宫、南内、离宫依次开始建设。弘治时期，大学士刘吉说：“近年来的工程劳役，都是征召京营军士，内外军官禁止估算工程使用的大小和多少。本来使用五千人，奏请增加到一、二万人，没有任何稽核。”礼部尚书倪岳说：“各种劳役的费用动辄以数十万计，水旱灾害连续发生，请求稍微停止一些。”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再次陈述工程劳役的苦难。吏部尚书林瀚也说：“两畿连年发生灾害，困于各种劳役，穷困愁怨。山、陕供应军需，云南、广东西征讨伐叛乱。山东、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建造王邸，财力不足。浙江、福建办理物料，比过去增加。国库空虚，不可不虑。”皇帝都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但不能完全实行。
武宗时期，乾清宫的工程尤其巨大。因为太素殿最初的设计简朴，后来改为雕刻华丽，用了二千万多两银子，动用了三千多工匠，每年开支的粮食有一万三千多石。又修建了凝翠、昭和、崇智、光霁等殿，御马监、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都进行了全新的建设。权贵宦官的庄园、祠堂、墓地、香火寺观，工部又偷偷挪用官银来取悦他们。给事中张原说：“工匠养家糊口，士兵保卫国家，现在为何让百姓无所依靠，士兵不归队，利益归于私门，怨声载于公室呢？”奏疏呈上后，被贬为贵州新添驿丞。
世宗时期的营建活动最为繁重，十五年前，名义上是要节省开支，但实际上经费已经达到六七百万。之后经费增加了十几倍，斋宫、秘殿同时开始建设。工场有二三十处，役使工匠数万人，每年费用达二三百万。当时宗庙、万寿宫发生灾害，皇帝并未关心，营建工作更加急迫。经费不足，就命令臣民捐助；捐助不止，又实行了征税。劳民伤财，比武宗时期更甚。万历以后，营建和织造超过了规定的数倍，加上征调、开采，百姓得不到休息。等到宦官乱政，建造府邸、墓地，僭越等级，功德私祠遍布天下。大概两百多年，民力已经耗尽。
那些因为职务而免除劳役的人，少的有一两个丁，多的到十六个丁。万历年，免除的田地有二三千亩。
至于赋税的减免，有恩赐减免，有灾害减免。太祖的教诲，凡是四方发生水旱灾害就免税，丰收年份没有灾害，也选择土地贫瘠、百姓贫穷的地方给予优免。每年灾害，免除全部两税，并且借给米粮，严重的赐予米布或钞票。又设立预备仓，让老人用钞票换取米粮储存。荆、蕲水灾，命令户部主事赵乾前往赈灾，拖延了半年，愤怒地杀了他。青州旱灾和蝗灾，官吏没有上报，逮捕了他们。旱灾州县，官吏不上报，允许耆民申诉，处以极刑。孝感饥荒，命令请求用预备仓赈贷，皇帝命令行人驰驿前往，并且命令户部：从今以后，每年发生饥荒，先发放仓库中的粮食进行赈贷，然后再上报，定为法令。
在位三十多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粮一百多万，减免的租税无数。成祖听说河南饥荒，官吏隐瞒不上报，逮捕了他们。因此命令都御史陈瑛在全国张贴告示，官吏不报告水旱灾害的，罪不赦。又命令朝廷每年派遣巡视官，亲眼目睹百姓困苦而不言的，全部逮捕入狱。仁宗监国时，有人请求赈灾，派人驰驿传达命令，说：‘军民困乏，等待救助，还从容请示等待回复，怎么能不效仿汉代的汲黯呢？’宣宗时期，户部请求核实饥民。皇帝说：‘百姓饥荒无食，救济他们应当像救火救溺，何必等待核查。’因为太祖、成祖、仁宗、宣宗时期，仁政迅速施行。除了预备仓之外，还时时截留运往的粮食，赐予内库。受灾的地方没有储备粮食，就发放邻近县份的粮食进行赈灾。蝗虫刚出生，就派人捕捉。卖子女的，官府负责赎回。并且命令富人减免佃户的租税。大户借给贫民粮食，免除他们的杂役作为利息，丰收年偿还。
皇庄、湖泊都解除禁令，允许百姓采集。饥民返回户籍，给予口粮。京、通仓的米粮，平价出售。同时预先发放俸粮以降低米价，建造官舍以安置流民，发放粮食以收养弃婴，养济院穷民各自登记，无户籍的收养在蜡烛、幡竿二寺。就是这样体恤百姓。世宗、神宗对百姓的事情比较忽视，但灾害发生时，必定赐予减免赈灾，不敢违背祖制。
赈米的方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的不给。永乐以后，数量减少。
纳粮赈灾赎罪的人，景帝时期，杂犯死罪纳六十石，流放减三分之一，其余依次递减。捐纳的事例，从宪宗开始。生员纳粮一百石以上，进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成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加二级，到正七品为止。武宗时期，富民纳粮赈灾，一千石以上的在门上挂匾，九百石到二三百石的授予散官，可以到从六品。世宗命令义民出谷二十石，给予冠带，多出的授予正七品官职，到五百石的有司为他立坊。
赈粥的方法，从世宗开始。
上报灾害的方法，洪武时不限制时间。弘治中期，开始限制夏灾不得超过五月末，秋灾不得超过九月末。万历年，又分近地五月、七月，边地七月、九月。
洪武时期，灾害调查核实后，全部予以减免。弘治中期，开始规定全灾免除七分，自九分灾以下依次递减。又只免除存留的部分，不及起运的部分，后来就成为了永久的制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明史-志-卷五十四-注解
赋役：赋役是指古代国家向民众征收的田赋和徭役。田赋是按照土地面积征收的税，徭役是强制性的劳役，如修路、筑城等。
租庸调：租庸调是唐代的一种赋税制度，包括田租、户调、身丁税三部分，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个重要阶段。
两税法：两税法是唐代后期由杨炎提出并实施的一种赋税制度，将租庸调合并为夏税和秋粮，简化了赋税征收。
黄册：黄册是明代户籍登记的簿册，用于记录人口、田地等信息，是征收赋税和徭役的依据。
丁：人丁，古代以成年男子为一丁。
役法：役法是指规定徭役种类、征收标准和实施方式的法律。
里甲：里甲是古代的基层行政单位。
均徭：均徭是指平均徭役。
杂泛：杂泛是指除正常徭役外的临时性劳役。
本色：本色是指实物税，如粮食、布匹等。
折色：折色是指将实物税折合成货币或其他形式缴纳。
交阯：交阯是明代对越南的称呼。
南畿：古代地区名，位于江南地区。
金花银：金花银是明代的一种货币，主要用于官俸和军饷。
官田：由官府直接拥有的土地。
民田：民田是指私人所有的土地。
重租田：重租田是指租税较重的土地。
没官田：没官田是指被国家没收的土地。
浙西官、民田：指浙江西部地区的官田和民田。官田是由官府直接耕种或出租给农民的田地，民田则是私人所有并耕种的田地。
倍蓰：形容数量极多，此处指浙西官、民田的税收比其他地方多得多。
亩税：每亩土地的税收。
石：古代计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此处指粮食的重量。
洪武十三年：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期间的第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
户部：明朝的一个官署，负责财政。
建文二年：指明朝建文帝朱允炆在位期间的第二年，即公元1400年。
成祖：指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即明成祖。
宣宗：明朝的一个皇帝，名朱瞻基，年号宣德。
周干：指明朝官员周干。
仁和、海宁、昆山：指明朝时期的三处地名。
公、侯：指明朝的公爵和侯爵。
宣德五年：指明朝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的第五年，即公元1430年。
江南巡抚：指明朝时期负责江南地区的巡抚。
况钟：指明朝时期苏州知府况钟。
松江官田：指松江地区的官田。
正统元年：指明朝正统皇帝朱祁镇在位的第一年，即公元1436年。
英宗：指明朝第五位皇帝朱祁镇，即明英宗。
镇守浙江尚书孙原贞：指明朝时期镇守浙江的尚书孙原贞。
杭、嘉、湖则例：指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的税收规定。
嘉靖二年：指明朝嘉靖皇帝在位期间的第二年，即公元1523年。
御史：御史是古代的监察官员。
夏秋二税：指夏税和秋税，是古代中国的主要税收形式。
宗室之蕃：指宗室成员的繁衍。
官吏之冗：指官吏数量过多。
内官：指宫廷内的官员。
军士之增：指军队人数的增加。
核祖宗赋额：指核实祖宗时期的赋税额度。
经费：指国家的开支。
鱼鳞、风旗：古代用来记录土地和税收的图籍。
坍荒：指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土地荒废。
成熟步口数目：指土地的产量和人口数量。
覆勘：指官方对土地和税收的核实。
界址：指土地的边界。
履亩检踏丈量：指实地测量土地。
豁除：指免除或减少税收。
著为令：指正式成为法令。
处补：指补充或调整。
暂徵：指暂时征收。
带徵：指附带征收。
停徵：指停止征收。
箠楚：指鞭打。
囹圄：指监狱。
太祖：明朝的开国皇帝，名朱元璋。
科敛横溢：指征税过于繁重。
景泰中：指明朝景泰年间，即公元1450年至1457年。
革粮长：指废除粮长这一官职。
官军兑运：指由官军负责粮食的运输。
德顾鼎臣：指明朝官员顾鼎臣。
郭弘化：人名，具体历史人物。
丈量：古代对土地面积进行测量的行为。
包赔：承担损失赔偿。
兼并：指土地或财产的集中，多指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兼并。
帝：指皇帝，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给事中：给事中是明朝官职，属于朝廷中的监察官员，负责监察六部及其下属机构。
徐俊民：人名，具体历史人物。
田赋：古代对耕种土地的税收。
坍江：江水泛滥，导致土地被淹没。
事故：指由于意外原因导致田地无法耕种。
佃种：租种土地。
亩入租：每亩土地的租金。
坍江、事故虚粮：由于坍江或事故导致的虚报粮食。
摊纳：按比例分摊缴纳。
追呼敲扑：强制征收，使用暴力手段。
均粮：平均分配粮食。
限田：限制土地的拥有量。
应天巡抚：古代官名，负责应天府的巡抚。
蠲免：免除或减免。
经赋册：记载赋税的册子。
元额稽始：从最初的数额开始计算。
事故除虚：除去虚假的记录。
分项别异：区分不同的项目。
归总正实：将所有项目汇总，确保真实无误。
坐派起运：确定征收的地点和运输方式。
运馀拨存：运输后的剩余部分。
存馀考积：存储后的计算。
徵一定额：征收的固定数额。
纲银：征收的银两。
一串铃：一种征收方法，类似于串珠，每串代表一定的征收数额。
太仓库：古代的财政仓库。
世宗：明朝的一个皇帝，名朱厚熜，年号嘉靖。
土木：指建筑和土木工程。
祷祀：祈祷和祭祀活动。
帑藏：国库。
俺荅：指蒙古族的一支，历史上多次侵扰明朝。
京师：指国都，即现在的北京。
增兵设戍：增加兵力，设立防御。
浙江：古代地区名，位于今天的浙江省。
增赋：增加赋税。
度支：古代官名，负责财政收支。
箕敛财贿：征收财物。
题增派：提出增加征收。
括赃赎：收缴赃款。
算税契：计算税收。
折民壮：征收壮丁。
提编：增加征收。
事例：先例，可以参照的案例。
东南：指中国东南部地区。
倭：指日本。
隆、万之世：指明朝隆庆、万历年间。
一条鞭法：一种税收制度，将各种税收合并，按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征收银两。
天启元年：天启元年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年份，即1621年，是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
辽饷：辽饷是明朝用于供应辽东边防的军饷，因辽东边防费用巨大，故称。
户口：户口是指户籍，古代对人口的管理制度。
人丁：人丁是指成年男子，古代赋税制度中常以此作为征税标准。
田土：田土是指土地，古代土地是赋税的主要来源。
有司：有司是指官府，古代对官吏的称呼。
银额：银额是指银两的数额，古代货币单位。
加派：加派是指增加赋税或徭役。
徵收：徵收是指征收，收取。
守令：守令是指地方官员，包括知府、知县等。
甘苦：甘苦是指生活的苦乐。
布帛粟米力役：布帛粟米力役是指古代的四种徭役，即布帛、粟米、力役。
徵纳：徵纳是指征收和缴纳。
偏枯：偏枯是指不平衡，不均匀。
直省：直省是指直隶省，明朝时直隶省直属中央。
存留：保留。
起解：起解是指解送，将银两解送至中央。
折扣：折扣是指减少或扣除。
裒多益寡：裒多益寡是指把多的分给少的，以达到平衡。
愚民：愚民是指无知无识的百姓。
奸胥：奸胥是指官府中的贪污腐败者。
增减：增减是指增加或减少。
部覆议：部覆议是指部门审查议定。
崇祯三年：崇祯三年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年份，即1630年，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
兵部尚书：兵部尚书是明朝兵部的最高长官。
户部尚书：户部尚书是明朝户部的最高长官。
亩：亩是古代的面积单位，相当于今天的1/15公顷。
徵：徵是征收的意思。
助饷：助饷是指帮助军饷，即捐助军饷。
均输法：均输法是古代的一种税收制度，即按土地产出分配税额。
练饷：练饷是指用于训练军队的军饷。
宦户：宦户是指官府中的宦官。
督师：督师是指军事指挥官。
疏语：疏语是指上奏的文书。
切直：切直是指直率、坦率。
洪武元年：洪武元年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年份，即1368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
丁夫：丁夫是指成年男子。
编：编是指编制，编制册籍。
均工夫：均工夫是指平均分配劳役。
佃人：佃人是指租种土地的农民。
资：资是指资助，提供。
杂役：杂役是指各种杂项劳役。
祗应：祗应是指应役。
禁子：禁子是指监狱中的犯人。
弓兵：弓兵是指弓箭手。
市民：市民是指城市居民。
杂目：杂目是指各种杂项。
编第：编第是指编排次序。
鼠尾册：鼠尾册是指按照丁粮多少编排的册籍。
坊里长：坊里长是指坊和里（基层行政单位）的长官。
营办：营办是指办理。
冗碎：冗碎是指繁琐、杂乱。
祠官：祠官是指管理宗庙的官员。
祝厘：祝厘是指祭祀。
资用：资用是指费用。
倭寇：倭寇是指侵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
河决：河决是指河流决口。
国用：国用是指国家的开支。
役：役是指劳役。
上供：上供是指向上级官府缴纳。
主纳：主纳是指主要负责缴纳。
中官：中官是指宫廷中的官员。
留难：留难是指拖延、刁难。
改贸：改贸是指改变、交易。
倾产：倾产是指耗尽家产。
贡土：贡土是指进贡的土特产。
常额：常额是指固定的数额。
珍奇玩好：珍奇玩好是指珍贵的物品。
市：市是指买卖。
大工营缮：大工营缮是指大规模的工程和修缮。
祠官祝厘：祠官祝厘是指管理宗庙的官员进行祭祀。
国用耗殚：国用耗殚是指国家开支耗尽。
役民：役民是指被征召服劳役的百姓。
正办：正办是指正式办理。
解户：解户是指负责解送钱粮的户。
驿递：驿递是指驿站传递。
马户：马户是指负责马匹的户。
供应：供应是指提供。
行户：行户是指负责行走的户。
流贼：流贼是指流亡的盗贼。
军户：军户是指世袭军籍的家族。
匠户：匠户是指世袭工匠的家族。
住坐：住坐是指居住并服役。
轮班：轮班是指轮流服役。
罚班银：罚班银是指因未服役而缴纳的罚金。
监局：监局是指监管机构。
幼匠：幼匠是指年轻的工匠。
灶户：灶户是指从事烧炭等行业的家族。
上、中、下：上、中、下是指等级，分别指上等、中等、下等。
正丁：正丁是指成年男子。
贴：贴是指补充。
陵户：陵户是指守陵的家族。
园户：园户是指管理园林的家族。
海户：海户是指从事海上贸易的家族。
庙户：庙户是指管理庙宇的家族。
幡夫：幡夫是指举旗的士兵。
库役：库役是指负责仓库的劳役。
两京：指明朝的两个首都，南京和北京。
宗庙：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场所。
宫殿：帝王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
阙门：宫殿前的城门。
王邸：王的宅邸。
采木：采集木材。
陶甓：制作陶器和砖瓦。
工匠：手工艺人。
造作：制造。
筑城：修建城墙。
浚陂：疏通陂塘。
郊坛：皇帝祭祀天地的地方。
仓庾：仓库。
正统：明朝的一个年号，公元1436年至1449年。
天顺：明朝的一个年号，公元1457年至1464年。
三殿：指皇宫中的三大殿。
两宫：指皇宫中的两个主要宫殿。
南内：指皇宫中的南部区域。
离宫：皇帝的行宫。
弘治：明朝的一个年号，公元1488年至1505年。
大学士：明朝的一种官职，相当于宰相。
摘发：选拔。
京营军士：驻守京城的军队。
内外军官：指朝廷中的官员。
估工用：估算工程所需。
水旱：洪水和旱灾。
库藏：国库。
武宗：明朝的一个皇帝，名朱厚照，年号正德。
乾清宫：皇帝的寝宫。
太素殿：乾清宫中的一个小殿。
雕峻：雕刻精美。
御马临：皇帝的御马厩。
钟鼓司：负责宫廷钟鼓的官署。
南城豹房新房：南城的一处新房。
火药库：存放火药的仓库。
权幸阉宦：有权势的宦官。
庄园祠墓：庄园、祠堂和墓地。
香火寺观：香火旺盛的寺庙和道观。
工部：明朝的一个官署，负责工程建设。
尺籍：兵籍。
京营之军：驻守京城的军队。
私门：私人。
公室：公家。
营建：修建。
织造：纺织和制造。
溢经制：超过规定的标准。
迨：到。
阉人：宦官。
乱政：扰乱朝政。
僣越：超越。
功德：功德。
私祠：私人建立的祠堂。
二百馀年：两百多年。
职役：官职和劳役。
赋税蠲免：减免赋税。
恩蠲：因恩惠而减免。
灾蠲：因灾害而减免。
四方：全国。
丰岁：丰收的年份。
瘠民：贫瘠地区的百姓。
二税：田赋和户赋。
预备仓：储备粮食的仓库。
振：赈济。
陈瑛：明朝的一个官员。
榜谕：公告。
仁宗：明朝的一个皇帝，名朱高炽，年号洪熙。
截起运：截留运输的物资。
内帑：皇帝的私库。
流民：因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
弃婴：被遗弃的婴儿。
养济院：收养贫民的机构。
宪宗：明朝的一个皇帝，名朱见深，年号成化。
生员：通过科举考试的学生。
捐纳：通过捐献财物来获得官职。
义民：有义行的百姓。
冠带：官帽和腰带。
粥：稀饭。
报灾：上报灾害。
勘灾：调查灾害。
全灾：完全受灾。
起运：运输。
永制：永久的规定。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明史-志-卷五十四-评注
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甓，工匠造作，以万万计。
此句描绘了明初时期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反映了当时国家力量的强大和皇权的至高无上。‘自营建’一词突显了皇家的直接参与，‘两京’则表明了工程的范围之广。‘采木、陶甓’和‘工匠造作’描绘了建筑材料的采集和工匠的辛勤劳作，‘以万万计’则强调了工程规模的宏大。
所在筑城、浚陂，百役具举。
此句进一步描绘了工程的内容，‘所在’和‘百役具举’表现了工程项目的多样性和覆盖面之广，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
迄於洪、宣，郊坛、仓庾犹未迄工。
‘迄於’和‘犹未’形成对比，说明了尽管工程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仍有部分工程尚未完成，这反映了工程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正统、天顺之际，三殿、两宫、南内、离宫，次第兴建。
此句描述了正统、天顺年间继续进行的工程建设，‘次第’一词表明了工程建设的有序性和连续性。
弘治时，大学士刘吉言：‘近年工役，俱摘发京营军士，内外军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请至一二万，无所稽核。’
此段文字反映了当时对于工程规模的过度膨胀和缺乏有效的监管。刘吉的言论揭示了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如军士被过度征用，官员对于工程规模的估算缺乏稽核。
礼部尚书倪岳言：‘诸役费动以数十万计，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复陈工役之苦。
倪岳和童轩的言论反映了当时民众对于工程建设的负担和不满，‘诸役费’和‘水旱相仍’表明了工程费用的高昂和自然灾害的频繁。
吏部尚书林瀚亦言：‘两畿频年凶灾，困於百役，穷愁怨叹。山、陕供亿军兴，云南、广东西征发剿叛。山东、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兴造王邸，财力不赡。浙江、福建办物料，视旧日增多。库藏空匮，不可不虑。’
林瀚的言论进一步揭示了当时国家财政的紧张和民间生活的困苦，‘两畿频年凶灾’和‘财力不赡’等词表明了自然灾害和财政压力的双重打击。
帝皆纳其言，然不能尽从也。
此句反映了皇帝对于官员和民众意见的接纳，但实际执行中仍存在困难，‘然不能尽从也’说明了政策执行的不彻底性。
武宗时，乾清宫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朴俭，改作雕峻，用银至二千万馀两，役工匠三千馀人，岁支工食米万三千馀石。
此句描述了武宗时期乾清宫的重建工程，‘改作雕峻’和‘用银至二千万馀两’等词展现了工程规模的豪华和费用的巨大。
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霁诸殿，御马临、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皆鼎新之。
此句进一步列举了武宗时期进行的其他工程，‘鼎新’一词表明了工程的新建和翻新。
权幸阉宦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复窃官银以媚焉。
此句揭示了当时权贵和宦官对于工程资源的滥用，‘权幸阉宦’和‘工部复窃官银’等词揭示了腐败现象的存在。
给事中张原言：‘工匠养父母妻子，尺籍之兵御外侮，京营之军卫王室，今奈何令民无所赖，兵不丽伍，利归私门，怨丛公室乎？’疏入，谪贵州新添驿丞。
张原的言论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和矛盾，‘工匠养父母妻子’和‘利归私门’等词揭示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
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
此句描述了世宗时期的工程建设，‘名为汰省’和‘经费已六七百万’表明了虽然表面上有所缩减，但实际上经费仍然巨大。
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
此句说明了世宗时期工程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斋宫、秘殿’等词反映了工程内容的多样性和奢华。
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
此句进一步描绘了工程规模，‘工场’和‘役匠’等词揭示了工程所需的人力资源。
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
此句反映了皇帝对于国家重要建筑的忽视，‘不之省’和‘营缮益急’表明了在自然灾害面前，皇帝仍然坚持进行工程建设。
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
此句揭示了当时国家财政的困境，‘献助’和‘开纳’等词表明了国家对于民间资源的过度征用。
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
此句将世宗时期的工程建设与武宗时期进行了比较，指出世宗时期的工程建设更为耗费民力和财力。
万历以后，营建织造，溢经制数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得少休。
此句描述了万历时期国家对于民力的过度征用，‘溢经制’和‘民不得少休’等词揭示了国家政策的过度和民众的疲惫。
迨阉人乱政，建第营坟，僣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
此句揭示了阉党乱政的现象，‘建第营坟’和‘功德私祠遍天下’等词表明了阉党对于国家资源的滥用。
盖二百馀年，民力殚残久矣。
此句总结了前文，指出数百年来民众的辛勤劳作和付出，但国家并未给予相应的回报。
其以职役优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
此句说明了当时对于部分民众的优免政策，‘少者一二丁’和‘多者至十六丁’表明了优免范围的有限性。
万历时，免田有至二三千者。
此句进一步说明了万历年间的免田政策，‘有至二三千者’表明了免田范围的广泛。
至若赋税蠲免，有恩蠲，有灾蠲。
此句介绍了明朝时期的赋税蠲免政策，‘恩蠲’和‘灾蠲’分别指因恩惠和灾害而减免赋税。
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
此句描述了太祖时期的赋税蠲免政策，‘辄免税’和‘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表明了政策的人道主义色彩。
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
此句说明了灾害时期的赋税蠲免和救济措施，‘尽蠲二税’和‘贷以米’等词揭示了国家对于灾民的关怀。
又设预备仓，令老人运钞易米以储粟。
此句介绍了预备仓的设立和运作方式，‘运钞易米’和‘储粟’等词表明了国家对于粮食储备的重视。
荆、蕲水灾，命户部主事赵乾往振，迁延半载，怒而诛之。
此句反映了当时对于救灾不力的官员的惩罚，‘迁延半载’和‘怒而诛之’表明了皇帝对于救灾工作的重视。
青州旱蝗，有司不以闻，逮治其官吏。
此句说明了对于灾害隐瞒不报的官员的惩罚，‘不以闻’和‘逮治’等词揭示了皇帝对于灾害报告的重视。
旱伤州县，有司不奏，许耆民申诉，处以极刑。
此句说明了对于灾害不报的官员的严厉惩罚，‘不奏’和‘处以极刑’等词揭示了皇帝对于灾害报告的重视。
孝感饥，其令请以预备仓振贷，帝命行人驰驿往，且谕户部：自今凡岁饥，先发仓庾以贷，然后闻，著为令。
此句描述了孝感饥荒时期的救灾措施，‘驰驿往’和‘著为令’等词表明了皇帝对于救灾工作的重视。
在位三十馀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百馀万，所蠲租税无数。
此句总结了皇帝在位期间对于民众的救济和赋税蠲免，‘赐予’和‘所蠲租税无数’等词揭示了皇帝的仁政。
成祖闻河南饥，有司匿不以闻，逮沼之。
此句说明了成祖对于救灾工作的重视，‘匿不以闻’和‘逮沼之’等词揭示了皇帝对于灾害报告的重视。
因命都御史陈瑛榜谕天下，有司水旱灾伤不以闻者，罪不宥。
此句说明了皇帝对于灾害报告的重视，‘榜谕天下’和‘罪不宥’等词揭示了皇帝对于官员的责任要求。
又敕朝廷岁遣巡视官，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下狱。
此句说明了皇帝对于巡视官的要求，‘目击民艰不言者’和‘悉逮下狱’等词揭示了皇帝对于官员的责任要求。
仁宗监国时，有以发振请者，遣人驰谕之，言：‘军民困乏，待哺嗷嗷，尚从容启请待报，不能效汉汲黯耶？’
此句描述了仁宗时期对于救灾工作的重视，‘待哺嗷嗷’和‘尚从容启请待报’等词揭示了皇帝对于灾民的关怀。
宣宗时，户部请核饥民。
此句说明了宣宗时期对于救灾工作的重视，‘核饥民’等词揭示了皇帝对于灾民的关怀。
帝曰：‘民饥无食，济之当如拯溺救焚，奚待勘。’
此句反映了皇帝对于救灾工作的态度，‘民饥无食’和‘济之当如拯溺救焚’等词揭示了皇帝的仁政。
盖二祖、仁、宣时，仁政亟行。
此句总结了前文，指出太祖、成祖、仁宗和宣宗时期的仁政。
预备仓之外，又时时截起运，赐内帑。
此句说明了国家对于粮食储备和救灾物资的重视，‘截起运’和‘赐内帑’等词揭示了国家对于救灾工作的重视。
被灾处无储粟者，发旁县米振之。
此句说明了国家对于灾区的救援措施，‘发旁县米振之’等词揭示了国家对于灾民的关怀。
蝗蝻始生，必遣人捕枌。
此句说明了国家对于灾害的预防和应对措施，‘必遣人捕枌’等词揭示了国家对于灾害的重视。
鬻子女者，官为收赎。
此句说明了国家对于贫民的救助措施，‘官为收赎’等词揭示了国家对于贫民的关怀。
且令富人蠲佃户租。
此句说明了国家对于贫民的救助措施，‘令富人蠲佃户租’等词揭示了国家对于贫民的关怀。
大户贷贫民粟，免其杂役为息，丰年偿之。
此句说明了国家对于贫民的救助措施，‘大户贷贫民粟’和‘免其杂役为息’等词揭示了国家对于贫民的关怀。
皇庄、湖泊皆驰禁，听民采取。
此句说明了国家对于民间资源的开放，‘驰禁’和‘听民采取’等词揭示了国家对于民间资源的重视。
饥民还籍，给以口粮。
此句说明了国家对于灾民的救助措施，‘给以口粮’等词揭示了国家对于灾民的关怀。
京、通仓米，平价出粜。
此句说明了国家对于粮食市场的调控，‘平价出粜’等词揭示了国家对于市场的重视。
兼预给俸粮以杀米价，建官舍以处流民，给粮以收弃婴，养济院穷民各注籍，无籍者收养蜡烛、幡竿二寺。
此句说明了国家对于弱势群体的救助措施，‘给粮以收弃婴’和‘养济院穷民各注籍’等词揭示了国家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
其恤民如此。
此句总结了前文，指出国家对于民众的关怀。
世宗、神宗於民事略矣，而灾荒疏至，必赐蠲振，不敢违祖制也。
此句说明了世宗和神宗时期对于灾荒的应对措施，‘必赐蠲振’和‘不敢违祖制’等词揭示了皇帝对于祖制的尊重。
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
此句描述了明初时期的振米政策，‘大口六斗’和‘小口三斗’等词揭示了政策的具体内容。
永乐以后，减其数。
此句说明了永乐时期对于振米政策的调整，‘减其数’等词揭示了政策的改变。
纳米振济赎罪者，景帝时，杂犯死罪六十石，流徒减三之一，馀递减有差。
此句描述了景帝时期的纳米赎罪政策，‘杂犯死罪六十石’和‘流徒减三之一’等词揭示了政策的具体内容。
捐纳事例，自宪宗始。
此句说明了捐纳事例的起源，‘自宪宗始’等词揭示了政策的起源。
生员纳米百石以上，人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
此句描述了捐纳事例的具体内容，‘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和‘军民纳二百五十石’等词揭示了政策的具体内容。
武宗时，富民纳粟振济，千石以上者表其门，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授散官，得至从六品。
此句描述了武宗时期的捐纳事例，‘富民纳粟振济’和‘表其门’等词揭示了政策的具体内容。
世宗令义民出谷二十石者，给冠带，多者授官正七品，至五百石者，有司为立坊。
此句描述了世宗时期的捐纳事例，‘令义民出谷二十石者’和‘给冠带’等词揭示了政策的具体内容。
振粥之法，自世宗始。
此句说明了振粥政策的起源，‘自世宗始’等词揭示了政策的起源。
报灾之法，洪武时不拘时限。
此句描述了洪武时期的报灾政策，‘不拘时限’等词揭示了政策的具体内容。
弘治中，始限夏灾不得过五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
此句说明了弘治时期的报灾政策，‘始限’等词揭示了政策的改变。
万历时，又分近地五月、七月，边地七月、九月。
此句说明了万历时期的报灾政策，‘又分’等词揭示了政策的进一步细化。
洪武时，勘灾既实，尽与蠲免。
此句描述了洪武时期的勘灾政策，‘勘灾既实’和‘尽与蠲免’等词揭示了政策的具体内容。
弘治中，始定全灾免七分，自九分灾以下递减。
此句说明了弘治时期的勘灾政策，‘始定’和‘递减’等词揭示了政策的改变。
又止免存留，不及起运，后遂为永制云。
此句说明了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后遂为永制’等词揭示了政策的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