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廷玉（1672年－1755年），清代史学家，明史的主要编撰者之一。他在清朝历代史书的编撰上都有杰出贡献，《明史》作为清朝史学中的巨著之一，也是张廷玉的重要功绩之一。
年代：成书于清代（约18世纪）。
内容简要：《明史》是清代历史学家所编的关于明朝的史书，详细记录了明朝自建立到灭亡的全过程，内容涉及明朝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方面的历史。书中不仅详细叙述了历代明朝皇帝的治国理念、政治改革与军事战略，还深入分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明史》是中国古代史学中最重要的史书之一，全面反映了明朝的历史进程、社会风貌和文化成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明史-志-卷七十-原文
◎刑法二
三法司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
太祖尝曰：‘凡有大狱，当面讯，防构陷锻炼之弊。’故其时重案多亲鞫，不委法司。
洪武十四年，命刑部听两造之词，议定入奏。
既奏，录所下旨，送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覆核无异，然后覆奏行之。
有疑狱，则四辅官封驳之。
逾年，四辅官罢，乃命议狱者一归于三法司。
十六年，命刑部尚书开济等，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
十七年，建三法司于太平门外钟山之阴，命之曰贯城。
下敕言：‘贯索七星如贯珠，环而成象名天牢。中虚则刑平，官无邪私，故狱无囚人；贯内空中有星或数枚者即刑繁，刑官非其人；有星而明，为贵人无罪而狱。’
今法天道置法司，尔诸司其各慎乃事，法天道行之，令贯索中虚，庶不负朕肇建之意。
又谕法司官：‘布政、按察司所拟刑名，其间人命重狱，具奏转达刑部、都察院参考，大理寺详拟。著为令。’
刑部有十三清吏司，治各布政司刑名，而陵卫、王府、公侯伯府、在京诸曹及两京州郡，亦分隶之。
按察名提刑，盖在外之法司也，参以副使、佥事，分治各府县事。
京师自笞以上罪，悉由部议。
洪武初决狱，笞五十者县决之，杖八十者州决之，一百者府决之，徒以上具狱送行省，移驳繁而贿赂行。
乃命中书省御史台详谳，改月报为季报，以季报之数，类为岁报。
凡府州县轻重狱囚，依律决断。
违枉者，御史、按察司纠劾。
至二十六年定制，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笞杖就决；徒流、迁徙、充军、杂犯死罪解部，审录行下，具死囚所坐罪名上部详议如律者，大理寺拟覆平允，监收侯决。
其决不待时重囚，报可，即奏遣官往决之。
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大理寺驳回改正，再问驳至三，改拟不当，将当该官吏奏问，谓之照驳。
若亭疑谳决，而囚有番异，则改调隔别衙门问拟。
二次番异不服，则具奏，会九卿鞫之，谓之圆审。
至三四讯不服，而后请旨决焉。
正统四年，稍更直省决遣之制，徒流就彼决遣，死罪以闻。
成化五年，南大理评事张钰言：‘南京法司多用严刑，迫囚诬服，其被纠者亦止改正而无罪，甚非律意。’
乃诏申大理寺参问刑部之制。
弘治十七年，刑部主事朱瑬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
大理卿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
帝是其言。
会官审录之例，定于洪武三十年。
初制，有大狱必面讯。
十四年，命法司论囚，拟律以奏，从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允，然后覆奏论决。
至是置政平、讼理二幡，审谕罪囚。
谕刑部曰：‘自今论囚，惟武臣、死罪，朕亲审之，余俱以所犯奏。然后引至承天门外，命行人持讼理幡，传旨谕之；其无罪应释者，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
继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间及驸马杂听之，录冤者以状闻，无冤者实犯死罪以下悉论如律，诸杂犯准赎。
永乐七年，令大理寺官引法司囚犯赴承天门外，行人持节传旨，会同府、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审录，如洪武制。
十七年，令在外死罪重囚，悉赴京师审录。
仁宗特命内阁学士会审重囚，可疑者再问。
宣德三年奏重囚，帝令多官覆阅之，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覆审，毋致枉死。’
英国公张辅等还奏，诉枉者五十六人，重命法司勘实，因切戒焉。
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
历朝遂遵行之。
成化十七年，命司礼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谓之大审。
南京则命内守备行之。
自此定例，每五年辄大审。
初，成祖定热审之例，英宗特行朝审，至是复有大审，所矜疑放遣，尝倍于热审时。
内阁之与审也，自宪宗罢，至隆庆元年，高拱复行之。
故事，朝审吏部尚书秉笔，时拱适兼吏部故也。
至万历二十六年朝审，吏部尚书缺，以户部尚书杨俊民主之。
三十二年复缺，以户部尚书赵世卿主之。
崇祯十五年，命首辅周延儒同三法司清理淹狱，盖出于特旨云。
大审，自万历二十九年旷不举，四十四年乃行之。
热审始永乐二年，止决遣轻罪，命出狱听候而已。
寻并宽及徒流以下。
宣德二年五、六、七月，连论三法司录上系囚罪状，凡决遣二千八百余人。
七年二月，亲阅法司所进系囚罪状，决遣千余人，减等输纳，春审自此始。
六月，又以炎暑，命自实犯死罪外，悉早发遣，且驰谕中外刑狱悉如之。
成化时，热审始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诸例。
正德元年，掌大理寺工部尚书杨守随言：
“每岁热审事例，行于北京而不行于南京。
“五年一审录事例，行于在京，而略于在外。
“今宜通行南京，凡审囚，三法司皆会审，其在外审录，亦依此例。”
诏可。
嘉靖十年，令每年热审并五年审录之期，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皆减一年。
二十三年，刑科罗崇奎言：
“五、六月间，笞罪应释放、徒罪应减等者，亦宜如成化时钦恤枷号例，暂与蠲免，至六月终止。
“南法司亦如之。”
报可。
隆庆五年，令赃银止十两以上、监久产绝、或身故者，热审免追，释其家属。
万历三十九年，方大暑省刑，而热审矜疑疏未下。
刑部侍郎沈应文以狱囚久滞，乞暂豁矜疑者。
未报。
明日，法司尽按囚籍军徒杖罪未结者五十三人，发大兴、宛平二县监候，乃以疏闻。
神宗亦不罪也。
旧例，每年热审自小满后十余日，司礼监传旨下刑部，即会同都察院、锦衣卫题请，通行南京法司，一体审拟具奏。
京师自命下之日至六月终止。
南京自部移至日为始，亦满两月而止。
四十四年不举行。
明年，又逾两月，命未下，会暑雨，狱中多疫。
言官以热审愆期、朝审不行、诏狱理刑无人三事交章上请。
又请释楚宗英嫶、蕴钫等五十余人，罣误知县满朝荐，同知王邦才、卞孔时等。
皆不报。
崇祯十五年四月亢旱，下诏清狱。
中允黄道周言：
“中外斋宿为百姓请命，而五日之内系两尚书，不闻有抗疏争者，尚足回天意乎？”
“两尚书谓李日宣、陈新甲也。
帝方重怒二人，不能从。
历朝无寒审之制，崇祯十年，以代州知州郭正中疏及寒审，命所司求故事。
尚书郑三俊乃引数事以奏，言：
“谨按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太祖谕刑部尚书杨靖，‘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论死，余死罪皆令输粟北边以自赎’。
永乐四年十一月，法司进月系囚数，凡数百人，大辟仅十之一。
成祖谕吕震曰：‘此等既非死罪，而久系不决，天气冱寒，必有听其冤死者。’
凡杂犯死罪下约二百，悉准赎发遣。
九年十一月，刑科曹润等言：‘昔以天寒，审释轻囚。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间瘐死者九百三十余人，狱吏之毒所不忍言。’
成祖召法司切责，遂诏：‘徒流以下三日内决放，重罪当系者恤之，无令死于饥寒。’
十二年十一月，复令以疑狱名上，亲阅之。
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节，减杂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鐐者。
嗣后，世宗、神宗或以灾异修刑，或以覃恩布德。
寒审虽无近例，而先朝宽大，皆所宜取法者。”
奏上，帝纳其言。
然永乐十一年十月，遣副都御史李庆赍玺书，命皇太子录南京囚，赎杂犯死罪以下。
宣德四年冬，以天气冱寒，敕南北刑官悉录系囚以闻，不分轻重。
因谓夏原吉等曰：‘尧、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时，刑措不用，皆君臣同德所致。
朕德薄，卿等其勉力匡扶，庶无愧古人。’
此寒审最著者，三俊亦不暇详也。
在外恤刑会审之例，定于成化时。
初，太祖患刑狱壅蔽，分遣御史林愿、石恒等治各道囚，而敕谕之。
宣宗夜读《周官·立政》：“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慨然兴叹，以为立国基命在于此。
乃敕三法司：“朕体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令尔等详覆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万里外，需次当决，岂能无冤？”因遣官审录之。
正统六年四月，以灾异频见，敕遣三法司官详审天下疑狱。
于是御史张骥、刑部郎林厚、大理寺正李从智等十三人同奉敕往，而复以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审两京刑狱，亦赐敕。
后评事马豫言：“臣奉敕审刑，窃见各处捉获强盗，多因仇人指攀，拷掠成狱，不待详报，死伤者甚多。今后宜勿听妄指，果有赃证，御史、按察司会审，方许论决。若未审录有伤死者，毋得准例升赏。”
是年，出死囚以下无数。
九年，山东副使王裕言：“囚狱当会审，而御史及三司官或逾年一会，囚多瘐死。往者常遣御史会按察司详审，释遣甚众。今莫若罢会审之例，而行详审之法，敕遣按察司官一员，专审诸狱。”
部持旧制不可废。帝命审例仍旧，复如详审例，选按察司官一员与巡按御史同审。
失出者姑勿问，涉赃私者究如律。
成化元年，南京户部侍郎陈翼因灾异复请如正统例。
部议以诸方多事，不行。
八年，乃分遣刑部郎中刘秩等十四人会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审录，敕书郑重遣之。
十二年，大学士商辂言：“自八年遣官后，五年于兹，乞更如例行。”
帝从其请。
至十七年，定在京五年大审。
即于是年遣部寺官分行天下，会同巡按御史行事。
于是恤刑者至，则多所放遣。
嘉靖四十三年，定坐赃不及百两，产绝者免监追。
万历四年，敕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并两犯徒律应总徒四年者，各减一年，其他徒流等罪俱减等。
皆由恤刑者奏定。
所生全者益多矣。
初，正统十一年，遣刑部郎中郭恂、员外郎陆瑜审南、北直隶狱囚，文职五品以下有罪，许执问。
嘉靖间制，审录官一省事竣，总计前后所奏，依准改驳多寡，通行考核。
改驳数多者听劾。
故恤刑之权重，而责亦匪轻。
此中外法司审录之大较也。
凡刑部问发罪囚，所司通将所问囚数，不问罪名轻重，分南北人各若干，送山东司，呈堂奏闻，谓之岁报。
每月以见监罪囚奏闻，谓之月报。
其做工、运炭等项，每五日开送工科，填写精微册，月终分六科轮报之。
凡法官治囚，皆有成法，提人勘事，必赍精微批文。
京外官五品以上有犯必奏闻请旨，不得擅勾问罪。
在八议者，实封以闻。
民间狱讼，非通政司转达于部，刑部不得听理。
诬告者反坐，越诉者笞，击登闻鼓不实者杖。
讦告问官，必核实乃逮问。
至罪囚打断起发有定期，刑具有定器，停刑有定月日，检验尸伤有定法，恤囚有定规，籍没亦有定物，惟复仇者无明文。
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言：“旧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验精微批文，与符号相合，然后发遣。此祖宗杜渐防微深意也。近者中外提人，止凭驾帖，既不用符，真伪莫辨，奸人矫命，何以拒之？请给批文如故。”
帝曰：“此祖宗旧例，不可废。”命复行之。
然旗校提人，率赍驾帖。
嘉靖元年，锦衣卫千户白寿等赍驾帖诣科，给事中刘济谓当以御批原本送科，使知其事。
两人相争并列，上命检成、弘事例以闻。
济复言，自天顺时例即如此。
帝入寿言，责济以状对，亦无以罪也。
天启时，魏忠贤用驾帖提周顺昌诸人，竟激苏州之变。
两畿决囚，亦必验精微批。
嘉靖二十一年，恤刑主事戴楩、吴元璧、吕颙等行急失与内号相验，比至，与原给外号不合，为巡按御史所纠，纳赎还职。
成化时，六品以下官有罪，巡按御史辄令府官提问。
陕西巡抚项忠言：“祖制，京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不得擅勾问。今巡按辄提问六品官，甚乖律意，当闻于朝，命御史、按察司提问为是。”
乃下部议，从之。
凡罪在八议者，实封奏闻请旨，惟十恶不用此例。
所属官为上司非理凌虐，亦听实封径奏。
军官犯罪，都督府请旨。
诸司事涉军官及呈告军官不法者，俱密以实封奏，无得擅勾问。
嘉靖中，顺天巡按御史郑存仁檄府县，凡法司有所追取，不得辄发。
尚书郑晓考故事，民间词讼非自通政司转达，不得听。
而诸司有应问罪人，必送刑部，各不相侵。
晓乃言：“刑部追取人，府县不当却。存仁违制，宜罪。”
存仁亦执自下而上之律，论晓欺罔。
乃命在外者属有司，在京者属刑部。
然自晓去位，民间词讼，五城御史辄受之，不复遵祖制矣。
洪武时，有告谋反者勘问不实，刑部言当抵罪。
帝以问秦裕伯。
对曰：“元时若此者罪止杖一百，盖以开来告之路也。”
帝曰：“奸徒不抵，善人被诬者多矣。自今告谋反不实者，抵罪。”
学正孙询讦税使孙必贵为胡党，又讦元参政黎铭常自称老豪杰，谤讪朝廷。
帝以告讦非儒者所为，置不问。
永乐间定制，诬三四人杖徒，五六人流三千里，十人以上者凌迟，家属徙化外。
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
命老人理一乡词讼，会里胥决之，事重者始白于官，然卒不能止，越诉者日多。
乃用重法，戍之边。
宣德时，越诉得实者免罪，不实仍戍边。
景泰中，不问虚实，皆发口外充军，后不以为例也。
登闻鼓，洪武元年置于午门外，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
后移置长安右门外，六科、锦衣卫轮收以闻。
旨下，校尉领驾帖，送所司问理，蒙蔽阻遏者罪。
龙江卫吏有过，罚令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吏部尚书詹徽不听，击鼓诉冤。
太祖切责徽，使吏终丧。
永乐元年，县令以赃戍，击鼓陈状。
帝为下法司，其人言实受赃，年老昏眊所致，惟上哀悯。
帝以其归诚，屈法宥之。
宣德时，直登闻鼓给事林富言：‘重囚二十七人，以奸盗当决，击鼓诉冤，烦渎不可宥。’
帝曰：‘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恼？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凡讦告原问官司者，成化间定议，核究得实，然后逮问。
弘治时，南京御史王良臣按指挥周恺等怙势黜货，恺等遂讦良臣。
诏下南京法司逮系会鞫。
侍郎杨守随言：‘此与旧章不合。请自今以后，官吏军民奏诉，牵缘别事，摭拾原问官者，立案不行。所奏事仍令问结，虚诈者拟罪，原问官枉断者亦罪。’
乃下其议于三法司。
法司覆奏如所请，从之。
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部令主事厅会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马指挥使官，打断罪囚。
二十九年，并差锦衣卫官。
其后惟主事会御史，将笞杖罪于打断厅决讫，附卷，奉旨者次日覆命。
万历中，刑部尚书孙丕扬言：‘折狱之不速，由文移牵制故耳。议断既成，部、寺各立长单，刑部送审挂号，次日即送大理。大理审允，次日即还本部。参差者究处，庶事体可一。至于打断相验，令御史三、六、九日遵例会同，余日止会寺官以速遣。徒流以上，部、寺详鞫，笞杖小罪，听堂部处分。’
命如议行。
凡狱囚已审录，应决断者限三日，应起发者限十日，逾银计日以笞。
囚淹滞至死者罪徒，此旧例也。
嘉靖六年，给事中周瑯言：‘比者狱吏苛刻，犯无轻重，概加幽系，案无新故，动引岁时。意喻色授之间，论奏未成，囚骨已糜。又况偏州下邑，督察不及，奸吏悍卒倚狱为市，或扼其饮食以困之，或徙之秽溷以苦之，备诸痛楚，十不一生。臣观律令所载，凡逮系囚犯，老疾必散收，轻重以类分，枷杻荐席必以时饬，凉浆暖匣必以时备，无家者给之衣服，有疾者予之医药，淹禁有科，疏决有诏。此祖宗良法美意，宜敕臣下同为奉行。凡逮系日月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载文册，申报长吏，较其结竟之迟速，病故之多寡，以为功罪而黜陟之。’
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斥为民，虽才守可观，不得推荐。
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
酷吏辄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俱奏请，罪至充军。
停刑之月，自立春以后，至春分以前。
停刑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十日。
检验尸伤，照磨司取部印尸图一幅，委五城兵马司如法检验，府则通判、推官，州县则长官亲检，毋得委下僚。
狱囚贫不自给者，洪武十五年定制，人给米日一升。
二十四年革去。
正统二年，以侍郎何文渊言，诏如旧，且令有赃罚敝衣得分给。
成化十二年，令有司买药饵送部，又广设惠民药局，疗治囚人。
至正德十四年，囚犯煤、油、药料，皆设额银定数。
嘉靖六年，以运炭等有力罪囚，折色籴米，上本部仓，每年约五百石，乃停收。
岁冬给绵衣裤各一事，提牢主事验给之。
犯罪籍没者，洪武元年定制，自反叛外，其余罪犯止没田产孳畜。
二十一年，诏谋逆奸党及造伪钞者，没赀产丁口，以农器耕牛给还之。
凡应合钞劄者，曰奸党，曰谋反大逆，曰奸党恶，曰造伪钞，曰杀一家三人，曰采生拆割人为首。
其《大诰》所定十条，后未尝用也。
复仇，惟祖父被殴条见之，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
按律罪人应死，已就拘执，其捕者擅杀之，罪亦止此。
则所谓家属人等，自包兄弟在内，其例可类推也。
凡决囚，每岁朝审毕，法司以死罪请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
在外者奏决单于冬至前，会审决之。
正统元年，令重囚三覆奏毕，仍请驾帖，付锦衣卫监刑官，领校尉诣法司，取囚赴市。
又制，临决囚有诉冤者，直登闻鼓给事中取状封进，仍批校尉手，驰赴市曹，暂停刑。
嘉靖元年，给事中刘济等以囚廖鹏父子及王钦、陶杰等颇有内援，惧上意不决，乃言：
“往岁三覆奏毕，待驾帖则已日午，鼓下仍受诉词，得报且及未申时，及再请始刑，时已过酉，大非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之意。
请自今决囚，在未前毕事。”
从之。
七年定议，重囚有冤，家属于临决前一日挝鼓，翼日午前下，过午行刑，不覆奏。
南京决囚，无刑科覆奏例。
弘治十八年，南刑部奏决不待时者三人，大理寺已审允，下法司议，谓：
“在京重囚，间有决不待时者，审允奏请，至刑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监候会审。
南京无覆奏例，乞俟秋后审竟，类奏定夺。
如有巨憝难依常例者，更具奏处决，著为令。”
诏可。
各省决囚，永乐元年，定制，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审决。
弘治十三年，定岁差审决重囚官，俱以霜降后至，限期复命。
凡有大庆及灾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
十恶及故犯者不赦。
律文曰：
“赦出临时定罪名，特免或降减从轻者，不在此限。”
十恶中，不睦又在会赦原宥之例，此则不赦者亦得原。
若传旨肆赦，不别定罪名者，则仍依常赦不原之律。
自仁宗立赦条三十五，皆杨士奇代草，尽除永乐年间敝政，历代因之。
凡先朝不便于民者，皆援遗诏或登极诏革除之。
凡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即坐以所告者罪。
弘治元年，民吕梁山等四人坐窃盗杀人死，遇赦，都御史马文升请宥死戍边，帝特命依律斩之。
世宗虽屡停刑，尤慎无赦。
廷臣屡援赦令，欲宥大礼大狱暨建言诸臣，益持不允。
及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辂酷杀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当发口外，乃特命如诏书宥免，而以违诏责廷相等。
四十一年，三殿成，群臣请颁赦。
帝曰：
“赦乃小人之幸。”
不允。
穆宗登极覃恩，虽徒流人犯已至配所者，皆许放还，盖为迁谪诸臣地也。
有明一代刑法大概。
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
又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复职，书过榜其门，使自省。
不悛，论如律。
累颁犯谕、戒谕、榜谕，悉象以刑，诰示天下。
及十八年《大诰》成，序之曰：
“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
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
其《三编》稍宽容，然所记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
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治事。
其推原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诛首。
郭桓者，户部侍郎也。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时咸归谤御史余敏、丁廷举。
或以为言，帝乃手诏列桓等罪，而论右审刑吴庸等极刑，以厌天下心，言：
“朕诏有司除奸，顾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
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
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
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
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复杖戍之。
二狱所诛杀已过当。
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
然时引大体，有所纵舍。
沅陵知县张杰当输作，自陈母贺，当元季乱离守节，今年老失养。
帝谓可励俗，特赦之，秩杰，令终养。
给事中彭与民坐系，其父为上表诉哀。
立释之，且免同系十七人。
有死囚妻妾诉夫冤，法司请黥之。
帝以妇为夫诉，职也，不罪。
都察院当囚死者二十四人，命群臣鞫，有冤者，减数人死。
真州民十八人谋不轨，戮之，而释其母子当连坐者。
所用深文吏开济、詹徽、陈宁、陶凯辈，后率以罪诛之。
亦数宣仁言，不欲纯任刑罚。
尝行郊坛，皇太子从，指道旁荆楚曰：
“古用此为扑刑，取能去风，虽寒不伤也。”
尚书开济议法密，谕之曰：
“竭泽而渔，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
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
济惭谢。
参政杨宪欲重法，帝曰：
“求生于重典，犹索鱼于釜，得活难矣。”
御史中丞陈宁曰：
“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
太祖曰：
“不然。
古人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
秦有凿颠抽胁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
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
宁惭而退。
又尝谓尚书刘惟谦曰：
“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
舍仁义而专用刑罚，是以药石养人，岂得谓善治乎？”
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未尝偏废也。
建文帝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
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
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
抗违者既尽杀戮，惧人窃议之，疾诽谤特甚。
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
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
永乐十七年，复申其禁。
而陈瑛、吕震、纪纲辈先后用事，专以刻深固宠。
于是萧议、周新、解缙等多无罪死。
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间示宽大。
千户某灌桐油皮鞭中以决人，刑部当以杖，命并罢其职。
法司奏冒支官粮者，命即戮之，刑部为覆奏。
帝曰：‘此朕一时之怒，过矣，其依律。自今犯罪皆五覆奏。’
至仁宗性甚仁恕，甫即位，谓金纯、刘观曰：‘卿等皆国大臣，如朕处法失中，须更执奏，朕不难从善也。’
因召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至榻前，谕曰：‘比年法司之滥，朕岂不知。其所拟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先帝数切戒之。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为酷吏而不愧。自今审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谳，有冤抑者，虽细故必以闻。’
洪熙改元，二月谕都御史刘观、大理卿虞谦曰：‘往者法司以诬陷为功，人或片言及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今数月间，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奈何禁诽谤哉？’因顾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诏书行之。’
于是士奇承旨，载帝言于己丑诏书云：‘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文武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宫者以不孝论。除谋反及大逆者，余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连坐法。告诽谤者勿治。’
在位未一年，仁恩该洽矣。
宣宗承之，益多惠政。
宣德元年，大理寺驳正猗氏民妻王骨都杀夫之冤，帝切责刑官，尚书金纯等谢罪，乃已。
义勇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为盗，当斩，家人击登闻鼓诉冤。
覆按实不为盗。
命释群儿等，而切责都御史刘观。
其后每遇奏囚，色惨然，御膳为废。
或以手撤其牍，谓左右曰：‘说与刑官少缓之。’
一日，御文华殿与群臣论古肉刑，侍臣对：‘汉除肉刑，人遂轻犯法。’
帝曰：‘此自由教化，岂关肉刑之有无。舜法有流宥金赎，而四凶之罪止于窜殛。可见当时被肉刑者，必皆重罪，不滥及也。况汉承秦敝，挟书有律，若概用肉刑，受伤者必多矣。’
明年，著《帝训》五十五篇，其一恤刑也。
武进伯朱冕言：‘比遣舍人林宽等送囚百十七人戍边，到者仅五十人，余皆道死。’
帝怒，命法司穷治之。
帝宽诏岁下，阅囚屡决遣，有至三千人者。
谕刑官曰：‘吾虑其瘐死，故宽贷之，非常制也。’
是时，官吏纳米百石若五十石，得赎杂犯死罪，军民减十之二。
诸边卫十二石，辽东二十石，于例为太轻，然独严赃吏之罚。
命文职犯赃者俱依律科断。
由是用法轻，而贪墨之风亦不甚恣，然明制重朋比之诛。
都御史夏迪催粮常州，御史何楚英诬以受金。
诸司惧罪，明知其冤，不敢白，迪竟充驿夫愤死。
以帝之宽仁，而大臣有冤死者，此立法之弊也。
英宗以后，仁、宣之政衰。
正统初，三杨当国，犹恪守祖法，禁内外诸司锻炼刑狱。
刑部尚书魏源以灾旱上疑狱，请命各巡抚审录。
从之。
无巡抚者命巡按。
清军御史、行在都察院亦以疑狱上，通审录之。
御史陈祚言：‘法司论狱，多违定律，专务刻深。如户部侍郎吴玺举淫行主事吴軏，宜坐贡举非其人罪，乃加以奏事有规避律斩。及軏自经死，狱官卒之罪，明有递减科，乃援不应为事理重者，概杖之。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范至周，而法司乃抑轻从重至此，非所以广圣朝之仁厚也。今后有妄援重律者，请以变乱成法罪之。’
帝是其言，为申警戒。
至六年，王振始乱政，数辱廷臣，刑章大紊。
侍讲刘球条上十事，中言：‘天降灾谴，多感于刑罚之不中。宜一任法司，视其徇私不当者而加以罪。虽有触忤，如汉犯跸盗环之事，犹当听张释之之执奏而从之。’
帝不能用。
而球即以是疏触振怒，死于狱。
然诸酷虐事，大率振为之，帝心颇宽平。
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悦以殴斗杀人之类百余人闻，请宥，俱减死戍边。
景泰中，阳谷主簿马彦斌当斩，其子震请代死。
特宥彦斌，编震充边卫军。
大理少卿薛瑄曰：‘法司发拟罪囚，多加参语奏请，变乱律意。’
诏法官问狱，一依律令，不许妄加参语。
六年，以灾异审录中外刑狱，全活者甚众。
天顺中，诏狱繁兴，三法司、锦衣狱多系囚未决，吏往往泄狱情为奸。
都御史萧维桢附会徐有贞，枉杀王文、于谦等。
而刑部侍郎刘广衡即以诈撰制文，坐有贞斩罪。
其后缇骑四出，海内不安。
然霜降后审录重囚，实自天顺间始。
至成化初，刑部尚书陆瑜等以请，命举行之。
狱上，杖其情可矜疑者，免死发戍。
列代奉行，人获沾法外恩矣。
宪宗之即位也，敕三法司：‘中外文武群臣除赃罪外，所犯罪名纪录在官者，悉与湔涤。’其后岁以为常。
十年，当决囚，冬至节近，特命过节行刑。
既而给事中言，冬至后行刑非时，遂诏俟来年冬月。
山西巡抚何乔新劾奏迟延狱词佥事尚敬、刘源，因言：‘凡二司不决断词讼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请执问。’
帝曰：‘刑狱重事，《周书》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特为未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即宜决断。无罪拘幽，往往瘐死，是刑官杀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条，其即以乔新所奏，通行天下。’
又定制，凡盗贼赃仗未真、人命死伤未经勘验、辄加重刑致死狱中者，审勘有无故失明白，不分军民职官，俱视酷刑事例为民。
侍郎杨宣妻悍妒，杀婢十余人，部拟命妇合坐者律，特命决杖五十。
时帝多裨政，而于刑狱尤慎之，所失惟一二事。
尝欲杀一囚，不许覆奏。
御史方佑复以请，帝怒，杖谪佑。
吉安知府许总有罪，中官黄高嗾法司论斩。
给事中白昂以未经审录为请，不听，竟乘夜斩之。
孝宗初立，免应决死罪四十八人。
元年，知州刘概坐妖言罪斩，以王恕争，得长系。
末年，刑部尚书闵珪谳重狱，忤旨，久不下。
帝与刘大夏语及之，对曰：‘人臣执法效忠，珪所为无足异。’
帝曰：‘且道自古君臣曾有此事否？’
对曰：‘臣幼读《孟子》，见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语。珪所执，未可深责也。’
帝颔之。
明日疏下，遂如拟。
前后所任司寇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皆持法平者，海内翕然颂仁德焉。
正德五年会审重囚，减死者二人。
时冤滥满狱，李东阳等因风霾以为言，特许宽恤。
而刑官惧触刘瑾怒，所上止此。
后磔流贼赵鐩等于市，剥为魁者六人皮。
法司奏祖训有禁，不听。
寻以皮制鞍镫，帝每骑乘之。
而廷杖直言之臣，亦武宗为甚。
世宗即位七月，因日精门灾，疏理冤抑，命再问缓死者三十八人，而廖鹏、王瓛、齐佐等与焉。
给事中李复礼等言：‘鹏等皆江彬、钱宁之党。王法所必诛。’
乃令禁之如故。
后皆次第伏法。
自杖诸争大礼者，遂痛折廷臣。
六年，命张璁、桂萼、方献夫摄三法司，变李福达之狱，欲坐马录以奸党律。
杨一清力争，乃戍录，而坐罪者四十余人。
璁等以为己功，遂请帝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
是狱所坐，大抵璁三人夙嫌者。
以祖宗之法，供权臣排陷，而帝不悟也。
八年，京师民张福杀母，诉为张柱所杀，刑部郎中魏应召覆治得实。
而帝以柱乃武宗后家仆，有意曲杀之，命侍郎许讃尽反谳词，而下都御史熊浃及应召于狱。
其后，猜忌日甚，冤滥者多，虽间命宽恤，而意主苛刻。
尝谕辅臣：‘近连岁因灾异免刑，今复当刑科三覆请旨。朕思死刑重事，欲将盗陵殿等物及殴骂父母大伤伦理者取决，余令法司再理，与卿共论，慎之慎之。’
时以为得大体。
越数年，大理寺奉诏谳奏狱囚应减死者。
帝谓诸囚罪皆不赦，乃假借恩例纵奸坏法，黜降寺丞以下有差。
自九年举秋谢醮免决囚，自后或因祥瑞，或因郊祀大报，停刑之典每岁举行。
然屡谴怒执法官，以为不时请旨，至上迫冬至，废义而市恩也。
遂削刑部尚书吴山职，降调刑科给事中刘三畏等。
中年益肆诛戮，自宰辅夏言不免。
至三十七年，乃出手谕，言：‘司牧者未尽得人，任情作威。湖广幼民吴一魁二命枉刑，母又就捕，情迫无控，万里叩阍。以此推之，冤抑者不知其几。尔等宜亟体朕心，加意矜恤。仍通行天下，咸使喻之。’
是诏也，恤恤乎有哀痛之思焉。
末年，主事海瑞上书触忤，刑部当以死。
帝持其章不下，瑞得长系。
穆宗立，徐阶缘帝意为遗诏，尽还诸逐臣，优恤死亡，纵释幽系。
读诏书者无不叹息。
万历初，冬月，诏停刑者三矣。
五年九月，司礼太监孙得胜复传旨：‘奉圣母谕，大婚期近，命阁臣于三覆奏本，拟旨免刑。’
张居正言：‘祖宗旧制，凡犯死罪鞫问既明，依律弃市。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斋醮，始有暂免不决之令，或间从御笔所勾，量行取决。此特近年姑息之弊，非旧制也。’
臣等详阅诸囚罪状，皆灭绝天理，败伤彝伦，圣母独见犯罪者身被诛戮之可悯，而不知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愤于幽冥之中，使不一雪其痛，怨恨之气，上干天和，所伤必多。
今不行刑，年复一年，充满囹圄，既费关防，又乖国典，其于政体又大谬也。
给事中严用和等亦以为言。
诏许之。
十二年，御史屠叔明请释革除忠臣外亲。
命自齐、黄外，方孝孺等连及者俱勘豁。
帝性仁柔，而独恶言者。
自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内外官杖戍为民者至百四十人。
后不复视朝，刑辟罕用，死囚屡停免去。
天启中，酷刑多，别见，不具论。
庄烈帝即位，诛魏忠贤。
崇祯二年，钦定逆案凡六等，天下称快。
然是时承神宗废弛、熹宗昏乱之后，锐意综理，用刑颇急，大臣多下狱者矣。
六年冬论囚，素服御建极殿，召阁臣商榷，而温体仁无所平反。
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麒抵任七日，城陷，坐死。
帝心悯之，体仁不为救。
十一年，南通政徐石麒疏救郑三俊，因言：
“皇上御极以来，诸臣丽丹书者几千，圜扉为满。
“使情法尽协，犹属可怜，况怵惕于威严之下者。
“有将顺而无挽回，有揣摩而无补救，株连蔓引，九死一生，岂圣人惟刑之恤之意哉！”
帝不能纳也。
是年冬，以彗见，停刑。
其事关封疆及钱粮剿寇者，诏刑部五日具狱。
十二年，御史魏景琦论囚西市，御史高钦舜、工部郎中胡琏等十五人将斩，忽中官本清衔命驰免，因释十一人。
明日，景琦回奏，被责下锦衣狱。
盖帝以囚有声冤者，停刑请旨，而景琦仓卒不辨，故获罪。
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疏请清狱，言：
“狱中文武累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
不报。
是时国事日棘，惟用重法以绳群臣，救过不暇，而卒无救于乱亡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明史-志-卷七十-译文
刑法二：三法司指的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负责处理全国的刑法事务，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太祖曾经说：‘所有的大案，都要亲自审讯，防止有人陷害和滥用刑罚。’因此，当时重大案件多由皇帝亲自审理，不委托法司处理。洪武十四年，命令刑部听取双方的陈述，议定后上报。上报后，记录下皇帝的旨意，送给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复核，没有异议后，再上报执行。如果有疑问的案件，四辅官负责驳回。过了一年，四辅官被撤销，于是命令审理案件的人全部归三法司管理。十六年，命令刑部尚书开济等人，议定每五天审讯三次，五次复核的方法。十七年，在太平门外钟山的北面建立三法司，命名为贯城。下旨说：‘贯索七星如同穿珠，环绕成形状叫做天牢。中间空虚则刑罚公正，官员没有偏私，所以监狱中没有囚犯；贯索内中间有空星或数颗星时，刑罚就会繁重，刑罚官员不称职；有星且明亮，表示贵人无罪而受冤狱。现在按照天道设立法司，你们这些部门要各自谨慎行事，按照天道来执行，让贯索中间空虚，不要辜负我建立的意思。’又命令法司官员：‘布政司、按察司拟定的刑罚，其中涉及人命的重案，要上报给刑部、都察院参考，大理寺详细拟定。定为法令。’
刑部有十三清吏司，负责处理各布政司的刑法事务，而陵卫、王府、公侯伯府、在京诸曹以及两京州郡，也分别归它们管理。按察司的职责是提刑，是外地的法司，由副使、佥事参与，分别管理各府县的事务。京师自笞刑以上的罪行，全部由部议定。洪武初年审理案件，笞刑五十由县决断，杖刑八十由州决断，一百由府决断，徒刑以上则将案件送到行省，移送到其他地方审讯，贿赂现象严重。于是命令中书省御史台详细审理，改为每月上报为每季上报，根据每季上报的数字，分类为年度报告。所有府州县的轻重案件，根据律法决断。如果有违法的，御史、按察司负责纠举弹劾。到二十六年定下制度，布政司以及直隶府州县，笞杖直接决断；徒刑、流放、充军、杂犯死罪解送到部，审录后下达，具体死囚所犯罪名上报给皇帝详细议论，大理寺拟定后审核，如果公正，监收等待决断。对于不等待时间的重囚，上报批准后，即奏请派遣官员前往决断。如果案情不明确或失误，大理寺驳回改正，再问驳到三次，如果改拟不当，将当该官吏上报审问，这叫做照驳。如果案件有疑点，而囚犯有不同意见，则改调到其他衙门审问拟定。如果两次不同意见不服，则上报，由九卿会审，这叫做圆审。到三四次审讯不服，然后请皇帝决断。
正统四年，稍微更改了直省决遣的制度，徒刑流放就地决遣，死罪上报。成化五年，南大理评事张钰说：‘南京法司多用严刑，逼迫囚犯屈打成招，被纠举的人也只改正而没有罪，非常不符合律法的精神。’于是下诏申明大理寺参与审问刑部的制度。弘治十七年，刑部主事朱瑬说：‘部囚送到大理，只应当驳回改正，不应当用刑。’大理卿杨守随说：‘刑具在永乐年间设立，不可废除。’皇帝同意了他的说法。
会官审录的例子，定于洪武三十年。最初制度，有大案必须亲自审讯。十四年，命令法司审理囚犯，拟定律法上报，由翰林院、给事中以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允，然后上报论决。到这时设立政平、讼理两旗，审谕罪囚。对刑部说：‘从今以后审理囚犯，只有武臣、死罪，朕亲自审讯，其余的都上报所犯罪行。然后引到承天门外，命令行人手持讼理旗，传达旨意；对于无罪应当释放的，手持政平旗，宣读德意遣返。’接着命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偶尔及驸马杂听，记录冤情的人上报情况，没有冤情的人实际犯死罪以下的都按照律法论处，其他杂犯可以赎罪。永乐七年，命令大理寺官员引领法司囚犯到承天门外，行人手持符节传达旨意，会同府、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员审录，如同洪武制度。十七年，命令在外地的死罪重囚，全部到京师审录。仁宗特别命令内阁学士会审重囚，有疑问的再问。宣德三年上报重囚，皇帝命令多官员复核，说：‘古代断狱，必须由三公九卿审讯，所以能够达到公正，重视民命。你们前往一同复核审讯，不要导致冤枉死亡。’英国公张辅等人上报，诉说冤枉的有五十六人，皇帝特别命令法司核实，因此严格告诫。
天顺三年，命令每年霜降后，三法司与公、侯、伯会审重囚，这叫做朝审。历代都遵循这个制度。成化十七年，命令司礼太监一名会同三法司堂上官，在大理寺审录，这叫做大审。南京则命令内守备执行。从此定下惯例，每五年进行一次大审。最初，成祖定下热审的例子，英宗特别实行朝审，到这时又实行大审，所矜疑放遣的人数，常常是热审时的两倍。内阁参与审案，从宪宗罢免后，到隆庆元年，高拱又实行。按照旧例，朝审由吏部尚书执笔，当时高拱正好兼任吏部尚书。到万历二十六年朝审，吏部尚书职位空缺，由户部尚书杨俊民主持。三十二年再次空缺，由户部尚书赵世卿主持。崇祯十五年，命令首辅周延儒与三法司一起清理积压的案件，这是出于特旨。大审，从万历二十九年空缺，到四十四年才实行。
大审，自万历二十九年空缺，到四十四年才实行。
热审始于永乐二年，只判决并遣送轻罪，命令出狱等待处理。不久，宽恕范围扩大到徒流以下的罪犯。宣德二年五、六、七月，连续三次讨论三法司上报的囚犯罪状，共判决遣送二千八百余人。宣德七年二月，皇帝亲自审阅法司上报的囚犯罪状，判决遣送千余人，减刑后缴纳赋税，春审从此开始。六月，又因为炎热的天气，命令除了实犯死罪的囚犯外，其余都要尽早遣送，并且下令中外刑狱都按照这个办法执行。成化时期，热审开始有了对重罪宽大处理、轻罪减刑、枷号释放等规定。正德元年，掌管大理寺的工部尚书杨守随说：‘每年热审的事例，只在北京执行，不在南京执行。每五年一次的审录事例，只在京城执行，对外地则简略。现在应该在全国通行，所有审囚，三法司都要会审，外地的审录也要按照这个例子。’皇帝下诏同意。嘉靖十年，下令每年热审和五年审录的期限，对杂犯死罪、准予徒五年的人，都减去一年。嘉靖二十三年，刑科罗崇奎说：‘五、六月间，笞杖罪应该释放、徒罪应该减刑的人，也应该像成化时那样宽恕，暂时免除，到六月结束。南法司也要这样。’上报后得到批准。隆庆五年，下令对赃银十两以上、监禁时间久导致财产耗尽、或者囚犯死亡的，热审时免于追赃，释放其家属。万历三十九年，正值盛夏，省刑的时候，热审宽恕囚犯的疏文尚未下达。刑部侍郎沈应文因为囚犯长期滞留，请求暂时宽恕疑罪。没有得到回复。第二天，法司按照囚犯档案，对五十三名未结的军徒杖罪囚犯进行了发落，将他们送到大兴、宛平两县监候，然后上报。神宗也没有责罚他们。旧例，每年热审从小满后十几天开始，司礼监传达旨意给刑部，然后与都察院、锦衣卫一起提出请求，通知南京法司，统一审案并上报。京师从接到命令的那天到六月结束。南京从刑部移文的那天开始，也满两个月结束。万历四十四年没有进行。第二年，又超过两个月，命令没有下达，正值夏天多雨，监狱中疫病流行。言官因为热审延误、朝审没有进行、诏狱处理无人三件事联名上奏。还请求释放楚宗英嫶、蕴钫等五十余人，以及因失误被拘捕的知县满朝荐，同知王邦才、卞孔时等人。都没有得到回复。崇祯十五年四月大旱，下诏清理监狱。中允黄道周说：‘中外斋宿为百姓请命，但五天之内拘捕了两名尚书，没听说有人上疏抗争，还能改变天意吗？’这两名尚书是李日宣和陈新甲。皇帝当时非常愤怒这两个人，不能听从他们的意见。
历代没有寒审的制度，崇祯十年，因为代州知州郭正中提到了寒审，命令有关部门寻找旧例。尚书郑三俊于是引用了几件事来上奏，说：‘仔细查阅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太祖命令刑部尚书杨靖，‘从今以后，只有犯十恶不赦和杀人者论死，其余的死罪都命令他们到北边输纳粮食来赎罪’。永乐四年十一月，法司上报了当月关押的囚犯人数，共有几百人，死刑的只占十分之一。成祖命令吕震说：‘这些人既然不是死罪，却长期关押未决，天气寒冷，一定有听任他们冤死的。’所有杂犯死罪减刑后释放的人数大约有两百，都准予赎罪后遣送。永乐九年十一月，刑科曹润等人说：‘以前因为天气寒冷，审释了轻罪囚犯。现在囚犯有的被关押一年以上，而且一个月内有九百三十余人死于狱中，狱吏的残酷不忍心说。’成祖召见法司严厉斥责，于是下诏：‘徒流以下的罪犯三天内决放，重罪应当关押的给予体恤，不要让他们死于饥寒。’永乐十二年十一月，再次命令将疑罪上报，亲自审阅。宣德四年十月，因为皇太子千秋节，减刑杂犯死罪以下，宽恕了鞭打和枷锁的刑罚。此后，世宗、神宗有时因为灾害异象修订刑罚，有时因为施恩布德。寒审虽然没有近期的例子，但先朝的宽大政策，都是应该效法的。’上奏后，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然而永乐十一年十月，派遣副都御史李庆携带御书，命令皇太子录查南京囚犯，赎免杂犯死罪以下。宣德四年冬天，因为天气寒冷，命令南北刑官全部录查囚犯上报，不分轻重。皇帝对夏原吉等人说：‘尧、舜时代，百姓不犯法，成王、康王时期，刑罚不用，都是君臣同心同德的结果。我的德行浅薄，你们要努力辅佐，才不辜负古人。’这是寒审最著名的一次，郑三俊也没有详细记载。
在古代，关于刑狱会审的例子，是在成化时期确立的。最初，太祖担心刑狱问题被隐瞒，于是派遣御史林愿、石恒等人分别治理各道的囚犯，并下令告知他们。
宣宗在夜晚阅读《周官·立政》时说：“要敬重你们处理狱事，以巩固我们的王国。”他感慨地叹息，认为立国的基础和命运就在于这一点。于是下令三法司：“我体察到上帝好生的心意，对刑罚非常关心。命令你们详细审查全国的重罪案件，而罪犯远在千万里之外，需要依次审判，怎能没有冤案？”因此派遣官员进行审录。
正统六年四月，因为灾害频繁出现，下令三法司官员详细审查全国疑案。于是御史张骥、刑部郎林厚、大理寺正李从智等十三人一同奉命前往，同时还派遣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审阅两京的刑狱，也赐予敕令。
后来评事马豫说：“我奉命审阅刑狱，私下看到各处抓获的强盗，多是因为仇人指认，经过拷打形成案件，不经过详细报告，死伤的人很多。今后应该不听任胡乱指认，如果有赃证，御史和按察司会审，才允许判决。如果未经审录就伤害致死的人，不得按照惯例晋升赏赐。”那一年，释放了无数死囚。
九年，山东副使王裕说：“囚犯的狱案应当会审，但御史和三司官员或许一年只审一次，囚犯多因饥饿而死。过去常常派遣御史和按察司详细审阅，释放了很多。现在不如废除会审的惯例，实行详细审阅的方法，敕令派遣按察司官员一名，专门审阅各狱。”部里坚持旧制不可废除。皇帝命令审例照旧，再次按照详细审阅的例子，选派按察司官员一名与巡按御史一同审阅。如果审错，暂且不追究，涉及贪污私情的按律处罚。
成化元年，南京户部侍郎陈翼因灾害再次请求按照正统的例子。部里讨论认为各方事务繁多，没有实行。成化八年，分派刑部郎中刘秩等十四人会巡按御史和三司官员审阅，敕令郑重地派遣他们。成化十二年，大学士商辂说：“自从八年派遣官员以来，至今五年，请求再次按照惯例实行。”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
到成化十七年，确定在京城五年进行一次大审。即在这一年派遣部寺官员分赴天下，与巡按御史一同行事。于是，关心刑罚的人到了，就多释放了囚犯。嘉靖四十三年，规定贪污不满百两银子，财产绝迹的人免于监禁追赃。
万历四年，敕令杂犯死罪准许服刑五年的人，以及两犯徒罪应总服刑四年的人，各减一年，其他徒流等罪也都减等。这些都是关心刑罚的人奏请确定的。被保全的生命越来越多。
最初，正统十一年，派遣刑部郎中郭恂、员外郎陆瑜审阅南北直隶的囚犯，文职五品以下有罪的，允许审问。嘉靖时期的制度，审阅官员一省的事务结束后，总计前后所奏，根据批准与否的多少，进行考核。批准多的可以弹劾。
因此，关心刑罚的权重很大，责任也不轻。这是中外法司审阅的大概。
凡刑部审问发配的囚犯，所负责的官员将审问的囚犯人数，无论罪名轻重，分别南北人各有多少，送到山东司，呈堂奏闻，这叫做岁报。每月以在监囚犯的情况奏闻，这叫做月报。对于做工、运炭等项目，每五天开送工科，填写精微册，月底分六科轮流上报。
凡法官审囚，都有固定的方法，提人审案，必须携带精微批文。京外官员五品以上有罪的必须奏闻请旨，不得擅自审问罪名。属于八议的人，必须密封奏闻。民间的狱讼，如果不是通政司转达给部里，刑部不得受理。诬告的人反坐，越级上诉的人鞭打，击登闻鼓不实的人杖责。
告发官员的人，必须核实后才逮捕审问。至于罪囚打断起发有固定的日期，刑具有固定的器具，停刑有固定的月日，检验尸伤有固定的方法，关心囚犯有固定的规则，籍没也有固定的物品，只有复仇没有明文规定。
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说：“旧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须验明精微批文，与符号相合，然后发遣。这是祖宗预防微小错误深意所在。最近中外提人，只凭驾帖，既不用符，真伪难辨，奸人伪造命令，如何拒绝？请恢复原来的批文。”皇帝说：“这是祖宗的旧例，不可废除。”命令恢复实行。
然而，旗校提人，大多携带驾帖。嘉靖元年，锦衣卫千户白寿等人携带驾帖到科，给事中刘济说应该将御批原本送到科，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两人争执并排列队，皇帝命令检查成、弘事例上报。刘济再次说，自天顺时期就是这样的例子。
皇帝询问白寿，责问刘济以状对，也没有什么罪。天启时期，魏忠贤用驾帖提周顺昌等人，竟然激起了苏州之变。两畿决囚，也必须验明精微批。
嘉靖二十一年，关心刑罚的主事戴楩、吴元璧、吕颙等人执行急失与内号相验，等到他们到达，与原来给的外号不符，被巡按御史弹劾，缴纳赎金恢复原职。
成化时期，六品以下的官员有罪，巡按御史就命令府官审问。陕西巡抚项忠说：“祖制，京外五品以上的官员有罪，必须奏闻，不得擅自审问。现在巡按就审问六品官员，非常违背律意，应当奏闻朝廷，命令御史、按察司审问才是。”于是下命令讨论，同意了他的意见。
凡属于八议的罪行，必须密封奏闻请旨，只有十恶不适用这个例子。所属官员被上司非理凌虐，也可以直接奏闻。军官犯罪，都督府请旨。各司事务涉及军官及呈告军官不法的人，都必须秘密密封奏闻，不得擅自审问。
嘉靖中，顺天巡按御史郑存仁下檄令府县，凡法司有所追取，不得擅自发出。尚书郑晓考究旧例，民间的狱讼如果不是自通政司转达，不得受理。而各司有应问罪的人，必须送到刑部，各不相侵。郑晓于是说：“刑部追取人，府县不得拒绝。郑存仁违反制度，应当处罚。”郑存仁也坚持自下而上的律法，指责郑晓欺骗。
于是命令在外的地方由有司负责，在京的地方由刑部负责。然而自从郑晓离职后，民间的狱讼，五城御史就擅自受理，不再遵循祖制了。
洪武时期，有告发谋反的人审问不实，刑部说应当抵罪。皇帝询问秦裕伯。秦裕伯回答说：“元朝如果这样，罪只杖打一百，是为了开通告发之路。”皇帝说：“奸徒不抵罪，好人被诬告的很多。从今以后，告发谋反不实的人，应当抵罪。”学正孙询告发税使孙必贵为胡党，又告发元参政黎铭常自称老豪杰，诽谤朝廷。皇帝认为告发不是儒者所为，不予追究。
永乐间制定制度，诬告三四人杖打流放，五六人流放三千里，十人以上凌迟，家属流放到化外。
洪武末年，小民多越级上诉到京师，等到审查事情，往往不实，于是严格禁止越级上诉。命令老人处理一乡的狱讼，会同里胥判决，事情重大的才上报官府，但最终不能阻止，越级上诉的人越来越多。于是用重法，将他们流放到边疆。
宣德时期，越级上诉得实的人免罪，不实的人仍然流放到边疆。景泰中，不论虚实，都发配到口外充军，后来不再作为惯例。
景泰中，不论虚实，都发配到口外充军，后来不再作为惯例。
设立登闻鼓，洪武元年（1368年）放在午门外，由一名御史每天监督，除非是大冤案或者机密重要案件，否则不得敲鼓，敲鼓后就要上报。
后来移到长安右门外，由六科和锦衣卫轮流接收上报。皇帝下旨后，校尉领取命令，送至相关部门审问处理，阻挠者要受罚。龙江卫的官员有过错，被罚写书，正值母亲丧事，请求守丧，吏部尚书詹徽不同意，于是敲鼓诉冤。
太祖严厉责备詹徽，让他守完丧期。永乐元年（1403年），县令因为贪污被罚充军，敲鼓陈述情况。皇帝下令法司调查，那人说确实收了贿赂，是因为年老昏庸所致，皇帝怜悯他，因为他的归顺而宽恕了他。
宣德时期，直接敲登闻鼓的给事中林富说：“有二十七名重囚，因为奸盗被判处死刑，敲鼓诉冤，打扰太大不能宽恕。”皇帝说：“设立登闻鼓就是为了传达下情，怎么能说是打扰呢？以后凡是敲鼓诉冤，阻挠者都要受罚。
凡是揭发原审问官司的人，成化年间规定，核实确实后，再逮捕审问。弘治时期，南京御史王良臣弹劾指挥周恺等人依仗势力贪污，周恺等人就弹劾王良臣。皇帝下诏南京法司逮捕审问。
侍郎杨守随说：“这与旧规不符。请从现在开始，官吏军民上诉，涉及其他事情，搜集原审官的，立案不处理。所奏的事情仍要审结，虚假的定罪，原审官错判的也要受罚。”于是将这个意见下发给三法司。
法司复奏同意，皇帝也同意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以前，刑部命令主事厅与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马指挥使官员一起审问罪囚。二十九年（1396年），又增加了锦衣卫官员。
之后只有主事与御史一起，将笞杖之刑在打断厅执行完毕，附在案卷上，奉旨的次日覆命。万历年间，刑部尚书孙丕扬说：“审案不快，是因为文书牵制。议断一旦形成，部、寺各自立长单，刑部送审挂号，次日即送大理寺。大理寺审允后，次日即返回本部。有差错的要追究，这样事情才能统一。
至于打断相验，令御史每隔三天与五城兵马司一起，其他日子只与寺官会合，以加快处理。徒流以上的罪囚，部、寺详细审问，笞杖小罪，由堂部处理。
凡是已经审录的狱囚，应决断的限三天，应起发的限十天，超过期限按日鞭打。因狱囚拖延至死的，按旧例处罚。
嘉靖六年（1527年），给事中周瑯说：“最近狱吏苛刻，不论罪行轻重，都关押起来，不论新旧案件，动辄引用岁时。意思是在颜色和授意之间，论奏未成，囚徒的骨头已经磨碎。再加之偏远州县，监督不及，恶吏凶卒依仗狱事为市，有的限制饮食以困之，有的移至污秽之地以苦之，各种痛苦，十个中难得一个生还。
我看律令所载，凡是被逮捕的囚犯，年老病弱必须分散关押，轻重分别对待，枷锁床席必须按时整理，清凉饮料和温暖的食物必须按时准备，无家可归的给予衣服，有病的给予医药，拖延关押有规定，疏解有诏令。这是祖宗的良法美意，应该命令臣下共同执行。凡是逮捕关押的日期，已审结、未审结、生病、死亡的，各自记录在册，上报长吏，比较审结的快慢，病故的多寡，以此定功过，进行升降。
皇帝深以为然，并命令中外有用法严酷，致人死亡的，立即贬为平民，即使才能和操守都好，也不得推荐。
凡是内外问刑的官员，只有死罪和重大盗窃犯，才使用拷问，其他只使用鞭打等常规刑罚。酷吏经常使用木棍、夹棍、脑箍、烙铁以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等刑具，或者灌鼻、钉指，使用直径一寸、不去棱节的竹片，或者鞭打背部、两踝致伤以上，都要上报，罪行严重到充军的。
停止用刑的月份，从立春之后到春分之前。停止用刑的日子，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共十天。检验尸体伤害，照磨司取部印尸体图一幅，委派五城兵马司依法检验，府则由通判、推官，州县则由长官亲自检验，不得委派下属。
狱囚贫穷无法自给，洪武十五年（1382年）规定，每人每天给一升米。二十四年（1391年）取消。正统二年（1437年），因为侍郎何文渊的建议，皇帝下诏恢复旧制，并命令有赃罚的可以分得破旧衣服。成化十二年（1476年），命令有司购买药品送给部里，又广泛设立惠民药局，治疗囚犯。到正德十四年（1519年），囚犯的煤、油、药料，都设有定额的银两。
嘉靖六年（1527年），因为运输煤炭等有力罪囚，折合米价，上交本部仓库，每年大约五百石，于是停止收取。每年冬天给棉衣裤各一件，提牢主事验发。
犯罪被籍没的，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除了反叛之外，其他罪犯只没收田产和牲畜。二十一年（1388年），皇帝下诏，对谋反奸党及伪造钞票的人，没收财产和人口，用农具和耕牛归还。
凡应该被没收财产的，称为奸党，谋反大逆，奸党恶，伪造伪钞，杀一家三人，采生拆割人为首。大诰所定的十条，后来未曾使用过。复仇，只有祖父被殴这一条有规定，说：‘祖父母、父母被人杀害，而子孙擅自杀死行凶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不追究。其余亲属等人被人杀害而擅自杀死者，杖一百。’按照律法，应该处死的人已经逮捕，其捕者擅自杀死，罪行也只到此。
所谓家属等人，包括兄弟在内，这个例子可以类推。
每年判决囚犯，朝廷大审结束后，法司上报死刑案件请求皇帝批准，刑科三次上奏，得到皇帝旨意后执行死刑。在外的囚犯，在冬至前上报判决单，集中审理判决。
正统元年，规定重囚三次上奏完毕后，还要请示皇帝的驾帖，交给锦衣卫监刑官，带领校尉到法司那里，将囚犯带到刑场。又规定，如果临刑前囚犯有申诉冤情的，立即登上闻鼓，给事中取状子封存上报，并批示校尉的手，快马赶到刑场，暂停行刑。
嘉靖元年，给事中刘济等人认为囚犯廖鹏父子及王钦、陶杰等人有内援，担心皇帝的意旨不能决断，于是说：‘往年三次上奏完毕，等待驾帖就已经是中午，鼓声已经响起，仍然接受申诉，得到报告已经接近未时，再次请求才开始行刑，时间已经过了酉时，这完全不符合在市场上处决犯人的意图。请从现在开始，判决囚犯在未时之前完成。’皇帝同意了。
嘉靖七年确定议定，重囚有冤情，家属于临刑前一天击鼓，第二天中午之前上报，过了中午行刑，不再上奏。南京判决囚犯，没有刑科上奏的例子。
弘治十八年，南刑部上报有三个人不按时判决，大理寺已经审查同意，下法司讨论，认为：‘在京的重囚，偶尔有不按时判决的，审查同意后上奏请求，到刑科三次上奏，或者蒙恩仍监候会审。南京没有上奏的例子，请求等到秋天审查完毕，集中上奏决定。如果有大恶难依常例的，再另外上奏判决，制定成令。’皇帝下诏同意。
各省判决囚犯，永乐元年，定制，死刑囚犯一百人以上，派遣御史审查判决。弘治十三年，规定每年派遣审查判决重囚的官员，都在霜降后到达，限期复命。
凡有大事庆典和灾荒都要赦免，但是有常规赦免，有不赦免，有特别赦免。十恶大罪和故意犯罪的不赦免。律文说：‘赦免出临时定罪名，特别免除或减刑的，不在此限。’十恶中，不睦也在会赦原宥的例子中，这个不赦免的也可以宽恕。如果传旨大赦，不另外定罪名，则仍然依照常规赦免不宽恕的律法。
自仁宗立赦条三十五，都是杨士奇代笔，全部废除永乐年间的弊政，历代沿袭。凡是对百姓不利的先朝政策，都依据遗诏或登极诏令废除。凡是以赦免前的事情告发他人罪行的，即按所告的罪行处罚。
弘治元年，百姓吕梁山等四人因盗窃杀人被判处死刑，遇到赦免，都御史马文升请求宽恕死刑流放到边疆，皇帝特命依照律法斩首。
世宗虽然多次停止行刑，但特别谨慎，不轻易赦免。朝臣多次引用赦免令，想要宽恕大礼大狱以及建言的诸臣，皇帝都坚决不同意。
到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辂残酷杀害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请将其发配到边疆，皇帝特命按照诏书宽恕，而以违抗诏书责备王廷相等。
嘉靖四十一年，三殿建成，群臣请求颁布赦免令。皇帝说：‘赦免是奸人的幸运。’不同意。
穆宗登基施恩，即使是流放到配所的犯人，也都允许放还，这是为了迁谪的诸臣。
明朝一代的刑法大概如此。太祖开国之初，惩罚元朝末年的贪污腐败，严厉惩处贪官污吏，在申明亭公开宣布各司犯法者以示警戒。又命令刑部，凡官吏犯罪，宽恕罪行恢复职务，将过错记录在门上，让他们自我反省。如果不悔改，就依法论处。
多次颁布犯谕、戒谕、榜谕，都用刑罚来警示，通告天下。到十八年《大诰》完成，序言中说：‘各司如果敢不急于公事而只顾私利，一定要彻底追查原因并加以处罚。’三《诰》所列的凌迟、枭首示众、株连诛杀的人，不计其数，弃市以下的死刑犯数以万计。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才子姚润、王谟被征召不到，都被诛杀并抄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科所由此设立。其《三编》稍微宽容一些，但所记进士监生罪名，从一犯到四犯的还有三百六十四人。幸而不死还能复职，大多戴着斩罪的头衔处理事务。
其推究中外贪污的根源，以六部为罪魁祸首，郭桓为首要的诛杀对象。郭桓是户部侍郎。皇帝怀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与郭桓有勾结，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赃款七百万，涉及直省各级官吏，被逮捕的死者数万人。核实赃款所寄放的地方遍布天下，百姓中产之家大多破产。
当时都归咎于御史余敏、丁廷举。有人提出异议，皇帝于是亲手写下郭桓等人的罪行，并判处右审刑吴庸等极刑，以平息天下人的愤怒，说：‘我下诏让有关部门除奸，结果反而生出了奸人，骚扰我的百姓，今后有如此行为的，即使遇到赦免也不宽恕。’在此之前，十五年空印案发生。
每年布政司、府州县吏到户部核实钱粮、军需等事，因为路途遥远，预先拿着空印文书，遇到驳回就修改，成为常态。到这时，皇帝怀疑有奸情，非常愤怒，判处有关长吏死刑，副职流放边疆。宁海人郑士利上书申诉冤情，再次被杖责流放。
这两个案件所杀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应有的比例。而胡惟庸、蓝玉两个案件，株连死者将近四万。
然而当时也考虑大局，有所宽恕。沅陵知县张杰应当服劳役，他自陈母亲年老无养，在元朝末年乱世中坚守节操，今年年老失养。皇帝认为可以鼓励风俗，特命赦免他，提升他的官职，让他能够养老。
给事中彭与民坐系，他的父亲上表诉哀。立即释放了他，并且免除了与他一同被关押的十七人。
有死囚的妻子妾室申诉丈夫的冤情，法司请求在脸上刺字。皇帝认为妇女为丈夫申诉是职责，不加以处罚。
都察院有二十四名囚犯应当处死，皇帝命令群臣审问，有冤情的，减少几人死刑。
真州民十八人图谋不轨，被处死，而释放了因连坐而应当受罚的母子。
所用的深文吏开济、詹徽、陈宁、陶凯等人，后来都因罪被诛杀。皇帝也多次宣扬仁德之言，不希望只依靠刑罚。
曾经行走在郊坛，皇太子跟随，指着路旁的荆楚说：‘古时候用这作为鞭刑，取其能去风，即使寒冷也不会伤害。’尚书开济议论法律严密，皇帝告诉他：‘竭泽而渔，害及鲲鹏，焚林而田，祸及麋鹿。法律过于严密，百姓如何自保？’开济感到惭愧并道歉。
参政杨宪想要加重刑罚，皇帝说：‘在重典之下求生存，就像在锅里找鱼一样，很难活下来。’御史中丞陈宁说：‘法律加重，人们就不敢轻易犯罪，官吏监察，下面就没有隐藏的情况。’太祖说：‘不是这样。古人制定刑罚是为了防止恶行保护善行，所以唐、虞时代画衣冠、异章服作为惩罚，而百姓不犯。秦朝有凿颅抽筋的刑罚、灭族之诛，而监狱成为市场，天下人怨恨叛乱。没听说用商鞅、韩非子的法律，可以导致尧、舜之治。’陈宁感到惭愧而退去。
又曾经对尚书刘惟谦说：‘仁义是养育百姓的精华；刑罚是惩罚恶行的药物。放弃仁义而只使用刑罚，就像用药物养育人一样，怎么能说是好的治理呢？’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适中制定法律以垂范后世，所以严厉的治理和宽仁的诏令相辅相成，从未偏废。
建文帝继承皇位，遵守先帝的遗训，专门想要用仁义教化百姓。元年刑部上报囚犯，比太祖时减少了十三人。
成祖起兵靖难，把忠臣指责为奸党，甚至加以灭族、挖掘坟墓的处罚，妻子和女儿被发配到浣衣局和教坊司，亲信被贬谪到边疆，人数多达成千上万，而且相互勾结不断。对抗的人都被杀光后，成祖担心人们私下议论，于是特别痛恨诽谤。
山阳的民丁钰揭发他乡里的人诽谤，被定罪数十人。法司迎合皇帝的旨意，说丁钰有才能，立刻任命他为刑科给事中。永乐十七年，再次宣布禁令。
陈瑛、吕震、纪纲等人先后掌权，专门以严酷的方法巩固自己的宠爱。于是萧仪、周新、解缙等多位官员无辜被杀。
然而皇帝心里知道严酷的法律是不对的，偶尔也会表现出宽容。有一个千户用桐油浸过的皮鞭来打人，刑部打算用杖刑，皇帝下令同时罢免他的职务。
法司上奏说有人冒领官粮，皇帝下令立即处决，刑部为此覆奏。皇帝说：“这是我一时之怒，错了，应该依法处理。从今以后，犯罪都要经过五次覆奏。”
仁宗性格非常仁慈，刚即位时，对金纯、刘观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大臣，如果朕的法律执行不当，你们要提出异议，朕不难改正。”于是召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到床前，告诉他们：“近年来法司的滥用，朕岂能不知。他们所定的大逆不道之罪，往往出于文过饰非，先帝多次严厉告诫。因此死刑必须四五次覆奏，而法司却很少认真对待，甘愿做酷吏而不感到羞愧。
从今以后，审重囚时，你们三人必须一同审理，有冤屈的人，即使是小事也要上报。”洪熙改元，二月，皇帝对都御史刘观、大理卿虞谦说：“以前法司以诬陷为功，有人只是说了一句国家的事情，就被定罪为诽谤，身家被毁，无法申辩。
现在几个月内，这种风气又出现了。治理国家最急迫的是求言，最担心的是以言为讳，怎么能禁止诽谤呢？”于是回头对杨士奇等人说：“这件事一定要用诏书来执行。”于是杨士奇遵旨，在己丑诏书中记载了皇帝的话：“如果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
文武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宫者以不孝论。除谋反及大逆者，余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连坐法。告诽谤者勿治。”在位不到一年，仁慈的恩德已经广泛传播。
宣宗继承了他的政策，更加注重仁政。宣德元年，大理寺纠正了猗氏民妻王骨都杀夫的冤案，皇帝严厉责备刑官，尚书金纯等人谢罪，才算了事。
义勇军士兵阎群儿等九人被诬为盗，应当被斩首，家人击鼓上奏诉冤。复查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偷盗。皇帝下令释放阎群儿等人，并严厉责备都御史刘观。
此后每次审囚，皇帝脸色都显得很惨淡，御膳也因此而被废弃。有时他会用手撕毁文书，对左右的人说：“告诉刑官要稍微宽大一些。”有一天，他在文华殿与群臣讨论古代肉刑，侍臣回答说：“汉朝废除肉刑后，人们就轻易犯法。”皇帝说：“这完全是由于教化的原因，与肉刑的有无无关。
舜的法律有流放、赎金等，而四凶的罪行只是被流放。可见当时受肉刑的人，必定都是重罪，不会滥用。
况且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弊端，有挟书律，如果普遍使用肉刑，受伤的人必然很多。”第二年，他著述了《帝训》五十五篇，其中一篇是关于宽刑的。
武进伯朱冕说：“最近派遣舍人林宽等人送一百十七名囚犯去边疆戍守，到达的只有五十人，其余都在路上死了。”皇帝发怒，命令法司彻底调查。
皇帝宽恕的诏书每年都会下，审阅囚犯并多次决遣，有时多达三千人。皇帝对刑官说：“我担心他们会在监狱中死去，所以宽恕了他们，这不是常规的做法。”
当时，官员如果缴纳一百石或五十石粮食，就可以赎免杂犯死罪，军民减半。各边卫十二石，辽东二十石，按照惯例来说太轻了，但是唯独对贪官污吏的处罚很严厉。
命令文职官员犯赃罪的都按照律法处罚。因此，用法较轻，贪污的风气也不太猖獗，但是明朝的法律对朋比之诛很重视。
都御史夏迪催粮常州，御史何楚英诬陷他收受贿赂。各司官员都害怕受罪，明知他是冤枉的，不敢申辩，夏迪最终充作驿夫气愤而死。
尽管皇帝宽仁，但大臣中仍有冤死者，这是立法的弊端。
英宗以后，仁、宣之政衰。正统初年，三杨当国，仍然严格遵守祖法，禁止内外各司锻炼刑狱。
刑部尚书魏源因为灾旱而上疑狱，请求命令各巡抚审录。皇帝同意了。没有巡抚的地方，命令巡按。
清军御史、行在都察院也以疑狱上报，统一审录。御史陈祚说：“法司审理案件，多违反法律，专门追求严酷。
如户部侍郎吴玺弹劾举荐非其人罪行的吴軏，应当以举荐非其人罪处罚，却加上奏事有规避律斩的罪名。及軏自缢而死，狱官的罪行，明文有递减的处罚，却援引不应为事理重者，一律杖责。
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范至周，而法司乃抑轻从重至此，非所以广圣朝之仁厚也。今后有妄援重律者，请以变乱成法罪之。”皇帝同意了他的话，为此再次警告。
至六年，王振开始乱政，多次侮辱朝臣，刑法混乱。侍讲刘球上奏十事，其中提到：“天降灾异，多因刑罚不公。
宜一任法司，视其徇私不当者而加以罪。虽有触犯，如汉犯跸盗环之事，犹当听张释之的执奏而从之。”皇帝没有采纳。
而刘球因此疏触怒了王振，死于狱中。然而各种残酷的事情，大多是由王振造成的，皇帝心里却很宽平。
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悦以殴斗杀人等一百余人上报，请求宽恕，都减死戍边。景泰年间，阳谷主簿马彦斌应当被斩首，他的儿子马震请求代父死。
皇帝特别宽恕了马彦斌，将马震编入边卫军。大理少卿薛瑄说：“法司拟罪囚犯，多加参语奏请，变乱律意。”
诏令法官审案，必须依照律令，不得随意加参语。六年，因为灾异审录中外刑狱，救活的人很多。
天顺年间，诏狱增多，三法司、锦衣卫监狱中有很多未决的囚犯，官吏常常泄露狱情为奸。
都御史萧维桢附和徐有贞，冤杀王文、于谦等人。而刑部侍郎刘广衡就因为伪造制文，被定罪为徐有贞的斩罪。
此后，锦衣卫四处出动，天下不安。然而霜降后审录重囚，实际上是从天顺年间开始的。
至成化初年，刑部尚书陆瑜等人请求，皇帝下令实行。对那些情有可矜的囚犯，免死发配边疆。
历代都奉行这一做法，人们因此得到了法外之恩。
宪宗即位时，下令三法司：‘内外文武群臣除了贪污罪行外，其他所犯罪行记录在官府的，都要彻底清洗。’之后每年都成为惯例。十年，正值冬至节临近，特别命令在节日期间执行死刑。后来给事中提出，冬至后执行死刑不合时宜，于是皇帝下诏等到明年冬天再执行。
山西巡抚何乔新弹劾奏报拖延狱词的佥事尚敬、刘源，并说：‘凡是两个司不决断诉讼的，半年以上，都应该奏请审查。’皇帝说：‘刑罚是重要的事情，《周书》说：“要囚，服念五六天到十几天”，特别是为了那些没有了解情况的人说的。如果了解了情况，就应该决断。无罪的人被关押，往往因狱中病饿而死，这是刑罚官杀死的。所以法律特别规定了长期囚禁罪囚的条款，现在就按照乔新的奏报，在全国实行。’又规定，凡是盗窃贼赃未确凿、人命死伤未经审查、随意加重刑罚致人死亡的，审查是否有故意或过失，不论军民官员，都按照严酷的刑法处理。
侍郎杨宣的妻子凶悍嫉妒，杀了十多个婢女，部里拟议按照命妇合坐的律法，特别命令杖打五十。当时皇帝多参与政务，但对刑罚尤其谨慎，只有一两个事情处理不当。曾经想要杀死一个囚犯，不允许复奏。御史方佑再次请求，皇帝发怒，杖打并贬谪了方佑。吉安知府许总有罪，宦官黄高唆使法司判处死刑。给事中白昂以未经审录为由请求，不被接受，最终在夜间将他斩首。
孝宗初立，免除了四十八人的死刑。元年，知州刘概因妖言罪被斩首，因为王恕的争辩，得以长期监禁。晚年，刑部尚书闵珪审理重大案件，违背皇帝旨意，久久不下判决。皇帝和刘大夏谈论此事，刘大夏回答说：‘人臣执法效忠，闵珪所做并无不妥。’皇帝说：‘那么自古以来的君臣之间有这种情况吗？’刘大夏回答说：‘我小时候读《孟子》，看到瞽瞍杀人，皋陶捉拿他的话。闵珪所做，不值得过分责备。’皇帝点头同意。第二天，奏疏下达，就按照原来的意见执行。前后所任用的司寇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都是坚持法律的平允者，全国都一致赞扬他们的仁德。
正德五年会审重囚，减去了两个人的死刑。当时冤案和滥刑充斥监狱，李东阳等人趁机提出意见，皇帝特别下令宽恕。但刑官害怕触怒刘瑾，上报的只有这些。后来将流贼赵鐩等人公开处决，剥去六个为首者的皮。法司上奏说祖训有禁令，皇帝不听。不久用皮制作鞍鞯，皇帝每次骑乘都用它。而廷杖直言的臣子，武宗时期尤为严重。
世宗即位七个月后，因为日精门发生火灾，清理冤案，命令再次审查三十八个缓期执行的囚犯，其中包括廖鹏、王瓛、齐佐等人。给事中李复礼等人说：‘鹏等人都是江彬、钱宁的党羽。按照王法必须处死。’于是命令像以前一样监禁。后来都依次伏法。自从杖责那些争论大礼的人以来，就严厉打击了朝廷大臣。六年，命令张璁、桂萼、方献夫代理三法司，改变李福达的案件，想要按照奸党律法定罪。杨一清极力反对，于是将马录贬谪，而受到处罚的有四十多人。璁等人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于是请求皇帝编纂《钦明大狱录》颁布天下。这个案件所涉及的，大多是璁等三人过去的仇人。因为祖宗的法律，被权臣用来排挤陷害，而皇帝没有意识到。
八年，京师百姓张福杀害母亲，声称是被张柱所杀，刑部郎中魏应召复查得知真相。但皇帝因为张柱是武宗后家的仆人，有意曲解法律将其处死，命令侍郎许讚完全推翻原来的判决，并将都御史熊浃和魏应召关进监狱。此后，猜疑日益加深，冤案和滥刑越来越多，尽管偶尔下令宽恕，但主要还是倾向于苛刻。皇帝曾经告诉辅臣：‘近年来因为灾害免除了刑罚，现在应该再次审查死刑案件。我想死刑是重要的事情，对于盗掘陵墓、殿宇等物品以及殴打、辱骂父母严重伤害伦理的人，应该依法处理，其余的让法司再次审理，和你们共同讨论，要谨慎再谨慎。’当时认为这是正确的。过了几年，大理寺奉诏上奏囚犯应该减刑的情况。皇帝说这些囚犯的罪行都不应该赦免，于是假借恩例放纵奸邪破坏法律，将大理寺丞以下官员降职。
自九年举秋谢醮免决囚以来，此后或因祥瑞，或因郊祀大报，停刑的惯例每年都进行。然而屡次谴责愤怒执法的官员，认为他们不及时请示，以至于到了冬至，废弃正义而市恩。于是削去了刑部尚书吴山的职务，降调刑科给事中刘三畏等人。中年以后更加肆意诛杀，即使是宰相夏言也不免。到三十七年，才下令说：‘司牧者未尽得人，任情作威。湖广幼民吴一魁二命枉刑，母又被捕，情急无控，万里叩阍。以此推之，冤抑的人不知有多少。你们应该立刻体察我的心意，更加注意怜悯。并且在全国通行，让大家都明白。’这道诏书，充满了哀痛之情。晚年，主事海瑞上书触怒皇帝，刑部应当以死罪论处。皇帝坚持不批下他的奏章，海瑞得以长期监禁。穆宗即位后，徐阶根据皇帝的意愿写下遗诏，让所有被逐的官员都回归原职，优待死者，释放被囚禁的人。读诏书的人无不叹息。
万历初年，冬天，三次下诏停止刑罚。五年九月，司礼太监孙得胜再次传达圣旨：‘奉圣母之命，大婚之期临近，命令阁臣在三覆奏本，拟旨免刑。’张居正说：‘祖宗的旧制，凡是犯死罪经过审问已经明确的，按照律法公开处决。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为斋醮，开始有暂时免除死刑的命令，或者偶尔根据御笔批示，酌情处理。这仅仅是近年来的姑息之弊，并非旧制。我们仔细查阅了囚犯的罪状，他们的罪行都灭绝天理，败坏伦理，圣母只看到犯罪者被处决的可怜，却不知道他们所伤害的人都在阴间含冤受苦，如果不为他们洗刷冤屈，怨恨之气会上升干扰天和，造成的伤害必然很多。现在不执行刑罚，年复一年，监狱里充满囚犯，既浪费了防守，又违背了国法，对政治体制有很大的错误。’给事中严用和等人也提出了意见。皇帝下诏同意。
十二年，御史屠叔明请求释放因革除忠臣而牵连的外亲。皇帝下令除了齐、黄之外，方孝孺等人被牵连的都进行审查。皇帝性格仁慈柔弱，却特别厌恶直言的人。从十二年到三十四年，内外官员被杖责、贬谪为民的有百四十人。后来不再亲自处理朝政，刑罚很少使用，死刑囚犯屡次停止执行。
天启年间，酷刑很多，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庄烈帝登基后，处死了魏忠贤。崇祯二年，皇帝钦定了六种逆案，天下人都感到高兴。但是，那时国家刚刚经历了神宗的废弛和熹宗的昏乱之后，皇帝急于整顿国政，用刑非常严厉，很多大臣都被关进了监狱。崇祯六年冬天，皇帝穿着素服在御用的建极殿上，召集阁臣商议，但温体仁没有进行任何平反。陕西华亭县的知县徐兆麒上任七天，城就被攻陷了，他因此被处死。皇帝心里很同情他，但温体仁没有救他。崇祯十一年，南通政的徐石麒上疏请求救助郑三俊，趁机说：‘皇上登基以来，被诬陷的官员有几千里，监狱里都满了。如果情理都合适，还算可怜，何况在威严之下感到恐惧的人。有人顺应潮流却没有挽回的余地，有人揣摩人心却没有补救的方法，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九死一生，这难道是圣人只重视刑罚的宽恤之意吗！’皇帝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这年冬天，因为出现了彗星，皇帝下令停止用刑。那些关系到国家边疆和钱粮剿匪的事情，皇帝下诏让刑部五天内准备好案件。崇祯十二年，御史魏景琦在西市讨论囚犯案件，御史高钦舜、工部郎中胡琏等十五人将被处斩，突然宦官本清奉命迅速免除了他们的死刑，因此释放了十一个人。第二天，魏景琦回奏，却被责备并被关进了锦衣卫的监狱。因为皇帝认为囚犯中有喊冤的人，就停止用刑并请求旨意，但魏景琦匆忙中没有分辨清楚，所以受到了惩罚。崇祯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上疏请求清理监狱，说：‘监狱里有文武官员有一百四十多人，非常值得同情。’但皇帝没有回复。那时国家事务日益棘手，只使用严厉的法律来约束群臣，救过不及，最终也没有挽救国家的乱亡局面。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明史-志-卷七十-注解
刑部：古代官署，负责刑法、刑狱等事务。
都察院：都察院是明代中央监察机关，负责纠察官员，弹劾不法，相当于现代的监察委员会。
大理寺：古代官署，负责审理重大案件。
大狱：大狱指重大的案件，尤其是涉及死刑的案件。
亲鞫：亲鞫指皇帝亲自审理案件。
四辅官：四辅官是古代中国的官职，负责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谏院官：谏院官是古代中国的官职，负责向皇帝进谏，监督官员。
给事中：明朝官职，负责监察和上奏事。
疑狱：指有疑问的案件。
封驳：封驳指对皇帝的命令或官员的判决提出异议。
贯城：贯城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司法机构。
贯索：贯索是古代星宿名，此处指天牢。
法司：指负责司法事务的官员或机构。
布政司：布政司是明代的地方行政机构，负责地方行政、财政和司法。
按察司：按察司是明代的地方监察机构，负责监察地方官员。
笞：笞是古代的一种刑罚，用竹板打屁股。
杖：古代的一种刑罚，用棍棒打人。
徒：徒是古代的一种刑罚，流放。
流：流是古代的一种刑罚，流放。
迁徙：迁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流放。
充军：古代刑罚，将罪犯流放到边疆充军。
杂犯死罪：杂犯死罪指犯有多种死罪。
中书省：中书省是明代中央行政机构，负责处理政务。
御史台：御史台是明代中央监察机构，负责监察官员。
岁报：每年一次的汇报。
照驳：照驳指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圆审：圆审指对案件进行多次审理。
朝审：指每年朝廷对囚犯的审讯。
大审：大审指每五年对囚犯进行一次全面审查。
热审：热审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审判制度，主要在夏季进行，目的是减轻囚犯在酷热天气中的苦楚。始于明朝永乐二年，主要是对轻罪囚犯进行决遣，并命令他们出狱听候处理。后来，范围扩大到徒流以下的囚犯。
内阁：内阁是明代中央行政机构，负责处理政务。
朝审吏部尚书：朝审吏部尚书指负责朝审的吏部尚书。
首辅：首辅是明代宰相的别称，指宰相中的首席宰相。
决遣：决遣是指对囚犯进行判决并发遣，即根据罪行的轻重决定囚犯的去向，可能是流放、监禁或其他。
系囚：系囚是指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囚犯。
徒流：徒流是古代刑罚的一种，包括流放和徒刑。流放是指将罪犯流放到边远地区，而徒刑是指将罪犯监禁在监狱中。
枷号疏放：枷号疏放是指对轻罪囚犯使用枷锁，然后释放，以示惩戒。
工部尚书：工部尚书是古代中国官职，负责管理国家工程建设和工匠事务。
笞罪：笞罪是指古代刑罚中的一种，用竹板或荆条打罪犯。
徒罪：徒罪是指古代刑罚中的一种，将罪犯监禁在监狱中。
蠲免：蠲免是指免除或减轻某种义务或处罚。
赃银：赃银是指犯罪所得的银两。
省刑：省刑是指减轻刑罚。
狱囚：狱囚是指在监狱中的囚犯。
笞杖：古代刑罚，用竹板或荆条打屁股或背部。
枷鐐：枷鐐是指古代用来束缚犯人的刑具。
寒审：寒审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审判制度，主要在冬季进行，目的是减轻囚犯在寒冷天气中的苦楚。
洪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的年号。
大辟：大辟是指古代死刑的一种，包括斩首、绞刑等。
约：约在此处指大约。
赎发遣：赎发遣是指罪犯通过缴纳赎金来换取流放。
瘐死者：瘐死者是指在监狱中因疾病或饥饿而死亡的人。
刑科：古代官署名，负责刑狱事务。
千秋节：千秋节是指皇太子的生日。
灾异：指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古人认为这些现象是上天对人间政事的警示。
玺书：玺书是指皇帝的诏书，上面有皇帝的印章。
斋宿：斋宿是指斋戒并住宿在寺庙或道观中，以求神灵保佑。
抗疏：抗疏是指向皇帝上书直言，表示反对或抗议。
刑狱：指刑罚和监狱，古代对司法审判和刑罚执行的总称。
太祖：指明太祖朱元璋。
御史：官职名，负责监察官员的行为。
石恒：古代官员名。
宣宗：指明朝第三位皇帝朱瞻基。
周官：《周礼》的别称，是古代中国的一部法典。
立政：《周礼》中的一篇。
三法司：指明朝的三个司法机构：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
帝：指皇帝，此处指明朝皇帝。
两京：指明朝的两个首都，南京和北京。
刑科给事中：古代官职，负责处理刑法事务。
马豫：古代官员名。
山东副使：明朝地方官职，负责山东地区的行政和司法。
王裕：古代官员名。
详审：详细审查。
成化：明朝第九位皇帝朱见深在位的年号。
南京户部侍郎：明朝官职，负责南京地区财政的副职。
陈翼：古代官员名。
巡按御史：明朝地方官职，负责巡视地方，监察地方官员。
何文渊：古代官员名。
王文：古代官员名。
周忱：古代官员名。
郭瑾：古代官员名。
成化元年：明朝成化年间的第一年。
山东司：明朝刑部下属的部门，负责山东地区的司法事务。
月报：每月一次的汇报。
八议：古代法律中的八种可以免除或减轻刑罚的议罪方式。
通政司：明朝官职，负责传达皇帝的命令和奏章。
诬告：无中生有地控告他人。
越诉：未经上级审判机关允许，越级向上级机关上诉。
击登闻鼓：古代民间向皇帝申诉的一种方式，通过击鼓来引起皇帝的注意。
讦告：揭发他人的罪行。
秦裕伯：古代官员名。
孙询：古代官员名。
孙必贵：古代官员名。
黎铭常：古代官员名。
越诉之禁：禁止越级上诉的规定。
老人理一乡词讼：让村里的老人处理本村的诉讼。
里胥：古代地方官府的基层官员，负责管理乡里事务。
口外充军：将被判刑的人发配到边疆地区充军。
景泰：明朝第七位皇帝朱祁钰在位的年号。
登闻鼓：古代一种用于向上级官府申诉冤情的设施，申诉者击鼓，官府听到鼓声后必须受理。
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一年，即公元1368年。
午门外：明朝皇宫午门外的广场，是朝廷举行大典和官员上朝的地方。
长安右门外：长安门是古代长安城（今西安）的城门，长安右门外即长安门右侧的外门。
六科：明朝官制中的六个科，分别为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负责处理相关政务。
锦衣卫：明朝的特务机构，负责监视和逮捕犯人。
旨下：皇帝的命令。
校尉：古代官名，负责军事和治安。
驾帖：皇帝的亲笔信，用于授权或命令。
所司：指负责处理某项事务的官府或官员。
问理：审理案件。
蒙蔽阻遏：指隐瞒真相或阻止申诉。
龙江卫吏：龙江卫是明朝的一个军事单位，吏指该单位的官员。
守制：古代丧礼，子女在父母去世后守丧三年。
吏部尚书：吏部是古代官制中的六部之一，负责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尚书是其最高长官。
詹徽：吏部尚书的名字。
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在位的第一年，即公元1403年。
县令：古代地方行政官员，负责一县的行政事务。
赃戍：因贪污被罚充军。
奸盗：指犯有奸情和盗窃罪的犯人。
成化间：明宪宗成化年间，即公元1465年至1487年。
议：对某事提出意见或建议。
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第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
主事厅：古代官署中负责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的部门。
五军断事司：古代军事机构，负责军事审判。
五城兵马指挥使官：古代军事机构，负责城防和军事事务。
打断罪囚：对囚犯进行审判。
万历中：明神宗万历年间，即公元1573年至1620年。
刑部尚书：刑部是古代官制中的六部之一，负责司法事务，尚书是其最高长官。
折狱：审理案件。
文移：官方文书。
淹滞：拖延，指案件处理缓慢。
嘉靖六年：明世宗嘉靖六年，即公元1527年。
周瑯：给事中的名字。
律令：法律和命令。
逮系：逮捕并关押。
长吏：地方官员。
自立春以后，至春分以前：指农历新年的第一个节气立春之后到春分之前的时间段。
照磨司：古代官署，负责审核官府文书。
五城兵马司：古代军事机构，负责城防和军事事务。
通判：古代地方行政官员，负责一县的行政事务。
推官：古代地方行政官员，负责司法审判。
长官：地方行政长官。
提牢主事：古代官职，负责监狱事务。
籍没：没收罪犯的财产。
孳畜：繁殖的牲畜。
造伪钞：制造假钞。
《大诰》：明太祖朱元璋所编的一部法律文献。
复仇：为亲人报仇。
就拘执：被逮捕。
捕者：捕快，负责抓捕罪犯的官员。
决囚：指对囚犯进行审判和判决的过程。
请旨：向上级请示并请求批准。
覆奏：再次上奏。
旨行刑：皇帝批准执行死刑。
市曹：指行刑的场所。
内援：指囚犯的亲属或朋友在朝廷中的关系。
大礼大狱：指重大的礼仪和案件。
建言诸臣：指提出建议的官员。
十恶：古代法律中规定的十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故犯：故意犯罪。
赦：皇帝发布命令，免除罪犯的刑罚。
敝政：指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或政策。
遗诏：皇帝临终前发布的命令。
登极诏：皇帝即位后发布的命令。
坐以所告者罪：根据告发者的罪行来定罪。
徒流人犯：被流放或监禁的罪犯。
配所：罪犯被流放或监禁的地方。
迁谪：官员被贬谪或流放。
贪墨：贪污腐败。
六曹：古代官署名，指六个主要的政府部门。
郭桓：明朝官员，因贪污被处死。
空印：指伪造印章。
榜：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在犯人脸上刺字。
扑刑：古代的一种刑罚，用荆条打人。
药石：比喻惩罚和制裁。
商、韩之法：指商鞅和韩非子的法律思想。
尧、舜之治：指古代尧、舜时期的理想政治。
仁义：儒家思想中的道德原则，指仁爱和正义。
猛烈之治：指严厉的法律和刑罚。
宽仁之诏：指宽恕和仁慈的命令。
守文：遵守先前的法律和制度。
靖难之师：指明成祖朱棣为了夺取皇位而发动的战争，即靖难之役。
奸党：指被成祖朱棣视为背叛者或反对者的人。
族诛：指将一个人的家族成员全部处死。
掘冢：指挖掘坟墓，通常是对死者的不敬行为。
浣衣局：古代官府设立的负责洗衣服的机构，此处指将女子流放到该机构。
教坊司：古代官府设立的负责音乐、舞蹈、戏曲等文艺表演的机构。
谪戍：指被贬谪到边远地区去服役。
隆、万间：指非常繁华、热闹的景象。
勾伍：指相互勾结、结党营私。
抗违：指反抗或违抗。
疾诽谤：指非常痛恨诽谤。
山阳：古代地名，此处指山阳县。
丁钰：指山阳县的官员丁钰。
永乐十七年：指明成祖朱棣在位的第十七年。
千户：古代军职，负责指挥一定数量的士兵。
灌桐油皮鞭：一种刑具，用桐油浸泡的皮鞭。
冒支官粮：指未经批准就支取官府的粮食。
戮：指处死。
仁宗：指明仁宗朱高炽，明成祖朱棣的儿子。
金纯：指明仁宗时期的官员金纯。
刘观：指明仁宗时期的官员刘观。
学士：古代官职，负责撰写文书、讲学等。
杨士奇：指明仁宗时期的官员杨士奇。
杨荣：指明仁宗时期的官员杨荣。
金幼孜：指明仁宗时期的官员金幼孜。
大逆不道：指违反道义、大逆不道的行为。
肉刑：古代的一种刑罚，包括斩首、砍足等。
流宥：指流放和宽恕。
金赎：指用金钱赎罪。
窜殛：指流放和处死。
流放：指将犯人流放到边远地区。
肉刑之有无：指肉刑是否存在。
帝训：指皇帝的教诲或训诫。
武进伯：指明代的武进伯。
舍人：古代官职，负责传达命令、书写文书等。
戍边：指被贬谪到边疆地区去服役。
都御史：官职名，负责监察工作。
诬陷：指无中生有地陷害他人。
告诽谤：指告发别人诽谤皇帝。
变乱成法：指破坏原有的法律制度。
王振：指明英宗时期的权臣王振。
廷臣：指朝廷的官员。
侍讲：古代官职，负责教授皇帝经书、文学等。
张释之：指西汉时期的官员张释之，以公正执法著称。
十事：指刘球提出的十项建议。
灾谴：指天灾人祸。
递减科：指根据罪行轻重递减的刑罚。
杖之：指用杖刑处罚。
刑部侍郎：古代官职，负责协助刑部尚书处理刑狱事务。
诈撰制文：指伪造或篡改官方文书。
缇骑：指古代官府的差役。
霜降：二十四节气之一，表示秋季的结束。
审录重囚：指对重大囚犯进行审理。
发戍：指流放到边远地区去服役。
列代奉行：指历代都遵循的做法。
法外恩：指超出法律规定的恩惠。
宪宗：明朝的皇帝，名朱见深，是明英宗的孙子，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敕：皇帝的命令或诏书。
中外文武群臣：指朝廷中的文官和武官。
赃罪：指贪污受贿的罪行。
湔涤：清洗，清除。
冬至：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每年的12月21日或22日，是中国传统节日。
山西巡抚：明朝地方行政官职，负责管理山西地区的行政和军事事务。
何乔新：明朝官员，曾任山西巡抚。
劾奏：弹劾上奏。
佥事：官职名，负责文书和监察工作。
刘源：明朝官员。
《周书》：古代史书，记载了周朝的历史。
要囚：拘禁囚犯。
旬时：十天。
淹禁：长期拘禁。
侍郎：明朝官职，是六部中的副职。
悍妒：凶狠嫉妒。
命妇：官员的妻子。
裨政：辅助政治。
吉安知府：地方行政官职，负责管理吉安地区的行政事务。
中官：宫廷中的官员。
黄高：明朝宦官。
白昂：明朝官员。
孝宗：明朝的皇帝，名朱祐樘，是宪宗的儿子。
妖言罪：指散布迷信言论的罪行。
王恕：明朝官员，曾任吏部尚书。
长系：长期监禁。
谳：审理案件。
司寇：官职名，负责司法事务。
海内：全国。
正德：明朝皇帝朱厚照的年号。
磔：古代的一种刑罚，将人活活撕裂。
刘瑾：明朝宦官，权倾朝野。
世宗：明朝的皇帝，名朱厚熜，是正德的儿子。
日精门灾：古代认为日食或月食等天象不正常为灾异。
疏理：梳理，审查。
廖鹏：明朝官员。
王瓛：明朝官员。
齐佐：明朝官员。
张福：明朝人名。
张柱：明朝人名。
刑部郎中：刑部中的中级官员。
魏应召：明朝人名。
熊浃：明朝人名。
猜忌：猜疑，怀疑。
辅臣：辅助皇帝的官员。
夏言：明朝官员，曾任首辅。
湖广幼民：湖广地区的年轻民众。
吴一魁：明朝人名。
海瑞：明朝官员，以刚正不阿著称。
穆宗：明朝的皇帝，名朱载垕，是世宗的儿子。
徐阶：明朝官员，曾任首辅。
万历：明朝皇帝朱翊钧的年号。
司礼太监：明朝宦官，负责管理宫廷事务。
孙得胜：明朝人名。
圣母：对皇帝母亲的尊称。
嘉靖：明朝皇帝朱厚熜的年号。
严用和：明朝人名。
屠叔明：明朝人名。
齐、黄：指齐泰和黄子澄，都是明成祖朱棣篡位时的忠臣。
彝伦：指社会伦理。
天启：明朝皇帝朱由校的年号。
庄烈帝：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名朱由检，庙号庄烈帝，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魏忠贤：明朝末年的权臣，因专权跋扈，被明思宗朱由检诛杀。
崇祯二年：崇祯二年指的是明朝崇祯皇帝的第二年，即1639年。
钦定逆案：钦定，指皇帝亲自决定或批准。逆案，指对叛逆者的审判和处理。
神宗：明朝的第九位皇帝，名朱翊钧，庙号神宗。
熹宗：明朝的第十位皇帝，名朱由校，庙号熹宗。
综理：全面管理，综合处理。
用刑颇急：指使用刑罚非常严厉。
下狱：被关进监狱。
论囚：对囚犯进行审判。
素服：穿着白色的衣服，表示哀悼。
建极殿：明朝皇帝处理政务的宫殿。
阁臣：古代朝廷中的高级官员，通常指宰相。
温体仁：明朝末年的大臣，因权谋而受到皇帝信任。
抵任：到达任职地点。
城陷：城池被攻陷。
坐死：因城陷而处死。
心悯之：内心感到同情。
本清：本名清，中官名。
驰免：迅速赦免。
锦衣狱：明朝的监狱之一，专门关押重要囚犯。
彗见：彗星出现，古代认为是不祥之兆。
封疆：边疆地区。
钱粮剿寇：征收钱粮，征讨敌寇。
具狱：准备案件材料。
株连蔓引：因一人之事而牵连多人。
圣人惟刑之恤之意：圣明之君对待刑罚应该有同情之心。
国事日棘：国家事务日益艰难。
绳群臣：约束群臣。
乱亡：国家陷入混乱和灭亡的状态。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明史-志-卷七十-评注
庄烈帝即位，诛魏忠贤。此句开篇点明庄烈帝即位后，首先诛杀权臣魏忠贤，体现了皇帝的果断和力图清除内患的决心。魏忠贤是明朝末年的权奸，其专权跋扈，残害忠良，庄烈帝诛杀魏忠贤，可以说是拨乱反正，为明朝政治注入一股清新的力量。
崇祯二年，钦定逆案凡六等，天下称快。此句描述了崇祯二年，庄烈帝钦定逆案六等，使得天下百姓为之称快。这里的‘钦定’表明了皇帝对司法的权威，而‘天下称快’则反映了百姓对正义的渴望和对邪恶的痛恨。
然是时承神宗废弛、熹宗昏乱之后，锐意综理，用刑颇急，大臣多下狱者矣。此句指出，庄烈帝在神宗、熹宗之后即位，虽然锐意改革，但用刑过于急切，导致许多大臣被下狱。这里的‘废弛’和‘昏乱’暗示了前朝政治的衰败，而‘用刑颇急’则反映了庄烈帝在改革过程中过于急功近利。
六年冬论囚，素服御建极殿，召阁臣商榷，而温体仁无所平反。此句描绘了六年冬天，庄烈帝素服御建极殿，召见阁臣商榷囚徒之事，但温体仁未能平反任何一人。这里的‘素服’和‘御建极殿’体现了皇帝的谦逊和对囚徒的关怀，而‘无所平反’则反映了当时司法的黑暗。
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麒抵任七日，城陷，坐死。帝心悯之，体仁不为救。此句讲述了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麒在城陷后坐死，庄烈帝虽心有悯意，但温体仁未能救之。这里的‘心悯之’体现了皇帝的仁慈，而‘体仁不为救’则揭示了朝政的腐败。
十一年，南通政徐石麒疏救郑三俊，因言：‘皇上御极以来，诸臣丽丹书者几千，圜扉为满。使情法尽协，犹属可怜，况怵惕于威严之下者。有将顺而无挽回，有揣摩而无补救，株连蔓引，九死一生，岂圣人惟刑之恤之意哉！’帝不能纳也。此段话中，徐石麒上疏救郑三俊，并对庄烈帝的治国策略提出了批评。‘丽丹书者几千’和‘圜扉为满’描绘了当时司法的混乱，而‘将顺而无挽回’和‘揣摩而无补救’则反映了朝政的腐败。
是年冬，以彗见，停刑。其事关封疆及钱粮剿寇者，诏刑部五日具狱。此句说明，当年冬天因彗星出现，庄烈帝下令停刑。但涉及封疆、钱粮和剿寇等重大事务，仍需五日内上报刑部。这里的‘彗见’暗示了天象的变化，而‘停刑’则体现了皇帝的仁慈。
十二年，御史魏景琦论囚西市，御史高钦舜、工部郎中胡琏等十五人将斩，忽中官本清衔命驰免，因释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责下锦衣狱。盖帝以囚有声冤者，停刑请旨，而景琦仓卒不辨，故获罪。此段话描述了御史魏景琦等人因冤狱被斩，后因中官本清驰免，部分人得以释放。但魏景琦因回奏不慎，被责下锦衣狱。这里的‘声冤者’和‘仓卒不辨’反映了当时司法的混乱和冤假错案。
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疏请清狱，言：‘狱中文武累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报。此句讲述了大学士范复粹上疏请求清理冤狱，但未得到回应。这里的‘清狱’和‘累臣’揭示了当时司法的黑暗和冤假错案。
是时国事日棘，惟用重法以绳群臣，救过不暇，而卒无救于乱亡也。此句总结了庄烈帝时期的政治状况，指出国家日益陷入危机，而庄烈帝却一味用重法约束群臣，导致救过不暇，最终无法挽救国家的乱亡。这里的‘日棘’和‘救过不暇’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国家的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