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吕不韦（约公元前291年－前235年），战国时期魏国的著名政治家、商人和学者。他通过其商人背景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并以魏国国君的顾问身份影响了历史。吕不韦整理和编撰了《吕氏春秋》，总结了多种哲学思想。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吕氏春秋》是吕不韦汇集多家思想精华、整理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内容涵盖了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学等方面。书中的内容体现了自然法则、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等多方面的理论，强调“治国理政”的智慧。它系统总结了当时流行的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学说，提出了“权术”与“德治”的结合。书中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总结，提供了具体的治国理政和社会道德的实践指导，堪称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政治学的宝贵经典。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吕氏春秋-览-审应览-原文
一曰：人主出声应容，不可不审。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
孔思请行，鲁君曰：“天下主亦犹寡人也，将焉之？”孔思对曰： “盖闻君子犹鸟也，骇则举。”鲁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违不肖，过不肖，而自以为能论天下之主乎？凡鸟之举也，去骇从不骇。去骇从不骇，未可知也。去骇从骇，则鸟曷为举矣？”孔思之对鲁君也，亦过矣。
魏惠王使人谓韩昭侯曰： “夫郑乃韩氏亡之也，愿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谓存亡继绝之义。君若封之，则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请往对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见魏王，曰： “大国命弊邑封郑之後，弊邑不敢当也。弊邑为大国所患。昔出公之後声氏为晋公，拘於铜鞮，大国弗怜也，而使弊邑存亡继绝，弊邑不敢当也。”魏王惭曰： “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请勿复言。”是举不义以行不义也。魏王虽无以应，韩之为不义，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辩，适足以饰非遂过。
魏昭王问於田诎曰：“寡人之在东宫之时，闻先生之议曰：‘为圣易。’有诸乎？”田诎对曰臣之所举也。” 昭王曰：“然则先生圣于？”田诎对曰：“未有功而知其圣也，是尧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圣也。今诎未有功，而王问诎曰‘若圣乎’，敢问王亦其尧邪？”昭王无以应。田诎之对，昭王固非曰“我知圣也”耳，问曰 “先生其圣乎”己因以知圣对昭王。昭王有非其有，田诎不察。
赵惠王谓公孙龙曰：“寡人事偃兵十馀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无礼慢易而求敬，阿党不公而求令，烦号数变而求静，暴戾贪得而求定，虽黄帝犹若困。
卫嗣君欲重税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将以为民也。其自藏之与在於上，奚择？”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听必反诸己，审则令无不听矣。国久则固，固则难亡。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
公子沓相周，申向说之而战。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说我而战，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则不肖，虽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见老者而使之战，请问孰病哉？”公子沓无以应。战者，不习也；使人战者，严驵也。意者恭节而人犹战，任不在贵者矣。故人虽时有自失者，犹无以易恭节。自失不足以难，以严驵则可。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暗。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 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无遗者。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 ”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
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讔。成公贾入谏，王曰：“不谷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设不谷矣？”对曰：“有鸟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矣，不谷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邪！成公贾之讔也，贤於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讔。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於国，桓公怪之，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於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执蹠■而上视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之而上，分级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 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显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衰绖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候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故圣人听於无声，视於无形。詹何、田子方、
老耽是也。
【精谕】
三曰：圣人相谕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
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从蜻游，蜻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前後左右尽蜻也，终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 “闻蜻皆从女居，取而来，吾将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无至者矣。
胜书说周公旦曰：“延小人众，徐言则不闻，疾言则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胜书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胜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旦能以不言听。此之谓不言之听。不言之谋，不闻之事，殷虽恶周，不能疵矣。口昬不言，以精相告，纣虽多心，弗能知矣。目视於无形，耳听於无声，商闻虽众，弗能窥矣。同恶同好，志皆有欲，虽为天子，弗能离矣。
孔子见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贡曰：“夫子之欲见温伯雪子好矣，今也见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以容声矣。”故未见其人而知其志，见其人而心与志皆见，天符同也。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
白公问於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 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 “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渑之合者，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 “然则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胡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谓则不以言矣。言者谓之属也。求鱼者濡，争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浅智者之所争则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齐桓公合诸侯，卫人後至。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曰：“吾於卫无故，子曷为请？”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有动色，伐卫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终不为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声，夫人乃以行步气志。桓公虽不言，若暗夜而烛燎也。
晋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寝疾，卜以守龟，曰：‘三涂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愿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许之，朝，礼使者事毕，客出。苌弘谓刘康公曰：“夫祈福於三涂，而受礼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愿公备之也。”刘康公乃儆戎车卒士以待之。晋果使祭事先，因令杨子将卒十二万而随之，涉於棘津，袭聊、阮、梁蛮氏，灭三国焉。此形名不相当，圣人之所察也，苌弘则审矣。故言不足以断小事，唯知言之谓者可为。
【离谓】
四曰：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为惑，故惑惑之中有晓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国之主，不自以为惑，故与桀、纣、幽、厉皆也。然有亡者国，无二道矣。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可不可无辩也。可不可无辩，而以赏罚，其罚愈疾，其乱愈疾。此为国之禁也。故辩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 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夫伤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人主之无度者，无以知此，岂不悲哉？比干、苌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穷，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从此生矣。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子产患之，於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国，而莫之诛邓析之类，此所以欲治而愈乱也。
齐有事人者，所事有难而弗死也。遇故人於涂，故人曰： “固不死乎？”对曰：“然。凡事人，以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 “子尚可以见人乎？”对曰：“子以死为顾可以见人乎？”是者数传。不死於其君长，大不义也，其辞犹不可服，辞之不足以断事也明矣。
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
齐人有淳于髡者，以从说魏王。魏王辨之，约车十乘，将使之荆。辞而行，有以横说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从之意，又失横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辩不若无辩。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
【淫辞】
五曰：非辞无以相期，从辞则乱。乱辞之中又有辞焉，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
，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
空雒之遇，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
孔穿、公孙龙相与论於平原君所，深而辩，至於藏三牙，公孙龙言藏之三牙深辩。孔穿不应，少选，辞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谓孔穿曰：“昔者公孙龙之言甚辩。”孔穿曰：“然。几能令藏三牙矣。虽然难。愿得有问於君：谓藏三牙甚难而实非也，谓藏两牙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不应。明日，谓公孙龙曰：“公无与孔穿辩。”
荆柱国庄伯令其父视曰，日“在天”；视其奚如，曰“正圆”；视其时，日“当今”。令谒者驾，曰“无马”。令涓人取冠，“进上”。问马齿，圉人曰 “齿十二与牙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庄白决之，任者无罪。
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涂，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禅缁也。以禅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
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 “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其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几何，宋君杀唐鞅。唐鞅之对也，不若无对。
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对曰：“今举大木者，前乎舆謣，後亦应之，此其於举大木者善矣。岂无郑、卫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国亦木之大者也。”
【不屈】
六曰：察士以为得道则未也，虽然，其应物也，辞难穷矣。辞虽穷，其为祸福犹未可知。察而以达理明义，则察为福矣；察而以饰非惑愚，则察为祸矣。古者之贵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
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於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惠王谓惠子曰：古之有国者，必贤者也。夫受而贤者，舜也，是欲惠子之为舜也；夫辞而贤者，许由也，是惠子欲为许由也；传而贤者，尧也，是惠王欲为尧也。尧、舜、许由之作，非独传舜而由辞也，他行称此。今无其他，而欲为尧、舜、许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为，必诚。
匡章谓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此无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难以辞与公相应。虽然，请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筑乎城上，或负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为丝，不能治丝；使大匠化而为木，不能治木；使圣人化而为农夫，不能治农夫。施而治农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惠子之治魏为本，其治不治。当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也。大术之愚，为天下笑，得举其讳。乃请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众庶诽谤，诸侯不誉。谢於翟翦，而更听其谋，社稷乃存。名宝散出，土地四削，魏国从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让国，大实也。说以不听不信。听而若此，不可谓工矣。不工而治，贼天下莫大焉。幸而独听於魏也。以贼天下为实，以治之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
白圭新与惠子相见也，惠子说之以强，白圭无以应。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妇者，妇至，宜安矜烟视媚行。竖子操蕉火而钜，新妇曰：‘蕉火大钜’。入於门，门中有敛陷，新妇曰：‘塞之！将伤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之，曰：“不然。《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君子之德，长且大者，则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岂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妇乎？《诗》岂曰‘恺悌新妇’哉？”诽污因污，诽辟因辟，是诽者与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而诽之，因自以为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应言】
七曰：白圭谓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鸡，多洎之则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则焦而不熟，然而视之蝺
焉美，无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闻之，曰：“不然。使三军饥而居鼎旁，适为之甑。则莫宜之此鼎矣。”白圭闻之，曰： “无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论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蝺焉美，无所可用，是魏王以言无所可用者为仲父也，是以言无所用者为美也。
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寡人愿与客计之。”公孙龙曰：“窃意大王之弗为也。”王曰：“何故？”公孙龙曰：“日者大王欲破齐，诸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大王尽养之；知齐之险阻要塞、君臣之际者，大王尽养之；虽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犹若弗养。其卒果破齐以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为也。王无以应。”
司马喜难墨者师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术非攻夫？”墨者师曰：“然。” 曰：“今王兴兵而攻燕，先生将非王乎？”墨者师对曰：“然则相国是攻之乎？” 司马喜曰：“然。”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司马喜无以应。
路说谓周颇曰“公不爱赵，天下必从。”周颇曰“固欲天下之从也。天下从，则秦利也。路说应之曰：“然则公欲秦之利夫？”周颇曰：“欲之。”路说曰：“公欲之，则胡不为从矣？”
魏令孟卬割绛、汾、安邑之地以与秦王。王喜，令起贾为孟卬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说，应起贾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宁以臧为司徒，无用卬。愿大王之更以他人诏之也。”起贾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贾曰：“公甚贱子公之主。公之主曰：宁用臧为司徒，无用公。”孟卬入见，谓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为司徒。”孟卬曰：“王应之谓何？”王曰：“宁以臧，无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绛、汾、安邑令负牛书与秦，犹乃善牛也。卬虽不肖，独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将军为臣先，曰‘视卬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轻臣也，令臣责，卬虽贤，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听起贾。凡人主之与其大官也，为有益也。今割国之锱锤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给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责以偿矣，尚有何责？魏虽强，犹不能责无责，又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卬为司徒，以弃其责，则拙也。
秦王立帝，宜阳许绾诞魏王，魏王将入秦。魏敬谓王曰：“以河内孰与梁重？” 王曰：“梁重。”又曰：“梁孰与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内，则王将与之乎？”王曰：“弗与也。”魏敬曰：“河内，三论之下也；身，三论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听，索其上而王听之，臣窃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辍行。秦虽大胜於长平，三年然後决，士民倦，粮食。当此时也，两周全，其北存，魏举陶削卫，地方六百，有之势是而入，大蚤，奚待於魏敬之说也？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将可以入而不入。入与不入之时，不可不熟论也。
【具备】
八曰：今有羿、蜂蒙、繁弱於此，而无弦，则必不能中也。中非独弦也，而弦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贤虽过汤、武。则劳而无功矣。汤尝约於郼、薄矣，武王尝穷於毕、裎矣，伊尹尝居於庖厨矣，太公尝隐於钓鱼矣。贤非衰也，智非愚也，皆无其具也。故凡立功名，虽贤，必有其具，然後可成。
宓子贱治亶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於鲁君与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二吏归报於君，曰：“宓子不得为书。” 君曰：“何故？”吏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乃得行其术於亶父。三年，巫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观化於亶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旗问焉，曰： “渔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巫马旗归，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暗行若有严刑於旁。敢问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术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术也，鲁君後得之也。鲁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备也。先有其备，岂遽必哉？此鲁君之贤也。
三月婴儿，轩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钺在後，弗知恶也；慈母之爱，谕焉。诚也。故诚有诚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动也，又况於有血气者乎？故凡说与治之务莫若诚。听言哀者，不若见其哭也；听言怒者，不若见其斗也。说与治不诚，其动人心不神。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吕氏春秋-览-审应览-译文
第一点：君主在发言和应对时，必须谨慎。凡是明智的君主，不会急于先发言。别人先发言，我再附和；别人先行动，我再跟随。根据他们的言行来判断他们的意图，用他们的言论来定义他们的名声，用实际行为来要求他们的名声，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而君主也能掌握关键。
孔思请求离开，鲁君说：“天下的君主都像我一样，你要去哪里？”孔思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就像鸟一样，受到惊吓就会飞走。”鲁君说：“君主不贤明，大家都这样，违背不贤明的君主，超越不贤明的君主，你自以为能评论天下的君主吗？凡是鸟飞走，都是离开惊吓而跟随不惊吓。离开惊吓而跟随不惊吓，未必可知。离开惊吓而跟随惊吓，那鸟为什么要飞走呢？”孔思的回答，也有些过分了。
魏惠王派人告诉韩昭侯说：“郑国是韩氏灭亡的，希望您能封其后人。这就是所谓的存亡继绝的道理。如果您封了他们，就会有大名声。”昭侯对此感到忧虑，公子食我说：“请让我去应对。”公子食我到了魏国，见到魏王，说：“大国命令我们封郑国的后人，我们不敢接受。我们被大国所困扰。过去出公的后人声氏成为晋公，被拘禁在铜鞮，大国没有怜悯，反而让我们存亡继绝，我们不敢接受。”魏王惭愧地说：“这本来不是我的意愿，客人请不要再说了。”这是用不义的行为来行不义的事。魏王虽然无法回应，但韩国的不义行为却更加严重了。公子食我的辩辞，正好足以掩饰错误，继续过错。
魏昭王问田诎说：“我在东宫的时候，听说先生的议论说：‘成为圣人很容易。’有这回事吗？”田诎回答说：“这是我所说的。”昭王说：“那么先生是圣人吗？”田诎回答说：“没有功劳就知道他是圣人，这是尧知道舜的方式；等到有了功劳才知道他是舜，这是普通人知道圣人的方式。现在我还没有功劳，而王问我‘你是圣人吗’，敢问王也是尧吗？”昭王无法回应。田诎的回答，昭王本来不是说“我知道圣人”，而是问“先生是圣人吗”，田诎却用知道圣人来回答昭王。昭王有他没有的东西，田诎没有察觉。
赵惠王对公孙龙说：“我致力于停止战争十多年了，但没有成功，战争真的不能停止吗？”公孙龙回答说：“停止战争的意图，是兼爱天下的心。兼爱天下，不能只靠虚名，必须有实际行动。现在蔺、离石被秦国占领，而王却穿着素服；东攻齐国得到城池，而王却加餐设宴。秦国得到土地而王穿素服，齐国失去土地而王加餐，这不是兼爱的心。这就是停止战争不成功的原因。”现在有人在这里，无礼傲慢却要求尊敬，偏袒不公却要求公正，频繁改变命令却要求稳定，暴戾贪婪却要求安定，即使是黄帝也会感到困难。
卫嗣君想通过重税来聚集粮食，百姓不安，告诉薄疑说：“百姓很愚蠢。聚集粮食，是为了百姓。他们自己藏起来和放在上面，有什么区别？”薄疑说：“不是这样。粮食在百姓手中而君主不知道，不如放在上面；粮食在上面而百姓不知道，不如放在百姓手中。”凡是听取意见，必须反求诸己，审慎则命令无不听从。国家长久则稳固，稳固则难以灭亡。现在虞、夏、殷、周都不存在了，都是因为不知道反求诸己。
公子沓担任周国的相，申向劝说他而引发战争。公子沓责备他说：“申子劝说我而引发战争，是为了我做相吗？”申向说：“我虽然不贤，但公子二十岁就做相，见到老人却让他们去打仗，请问谁有问题呢？”公子沓无法回应。打仗的人，是不熟悉的人；让人打仗的人，是严厉的人。意思是恭敬节制而人仍然打仗，责任不在贵人身上。所以人虽然有时会自己犯错，但仍然无法改变恭敬节制。自己犯错不足以成为困难，但用严厉的人就可以。
第二点：君主的言论，不可不谨慎。高宗是天子。即位后，守丧三年不说话。卿大夫们感到恐惧，担心他。高宗于是说：“我一人正四方，我唯恐说话不合适，所以不说话。”古代的天子，重视言论如此，所以言论没有遗漏的。
成王与唐叔虞闲居，拿梧桐叶当作玉圭，递给唐叔虞说：“我用这个封你。”叔虞很高兴，告诉周公。周公请示说：“天子要封虞吗？”成王说：“我和虞开玩笑。”周公回答说：“我听说，天子没有戏言。天子的话，史官会记录，乐工会传诵，士人会称颂。”于是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以说是善于劝说了，一句话就让成王更加重视言论，明白爱弟之义，巩固了王室。
荆庄王即位三年，不听劝谏而喜欢隐语。成公贾进谏，王说：“我不允许劝谏，现在你劝谏，为什么？”成公贾回答说：“我不敢劝谏，只是想和君王说隐语。”王说：“为什么不设我不允许呢？”成公贾回答说：“有鸟停在南方的山丘上，三年不动不飞不鸣，这是什么鸟？”王回答说：“有鸟停在南方的山丘上，三年不动，是为了定志意；不飞，是为了长羽翼；不鸣，是为了观察民则。这鸟虽然不飞，飞将冲天；虽然不鸣，鸣将骇人。贾出去了，我知道了。”第二天上朝，提拔了五人，罢免了十人。群臣很高兴，荆国的百姓互相祝贺。所以《诗经》说：“为什么这么久，一定有原因。为什么在这里，一定有同伴。”这说的就是庄王吧！成公贾的隐语，比太宰嚭的劝说更贤明。太宰嚭的劝说，被夫差听从，而吴国成为废墟；成公贾的隐语，被荆王理解，而荆国因此称霸。
齐桓公与管仲谋划攻打莒国，计划未发而国内已经知道，桓公感到奇怪，说：“与仲父谋划攻打莒国，计划未发而国内已经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管仲说：“国内一定有圣人。”桓公说：“嘻！那天服役的人，有拿着锄头向上看的人，大概就是他吧！”于是命令重新服役，不得互相替代。不久，东郭牙来了。管仲说：“一定是他。”于是命令迎宾的人请他上来，分等级站立。管仲说：“你是说攻打莒国的人吗？”东郭牙回答说：“是的。”管仲说：“我没有说攻打莒国，你为什么说攻打莒国？”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于猜测。我私下猜测的。”管仲说：“我没有说攻打莒国，你凭什么猜测？”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有三种表情：显然喜乐的，是钟鼓的表情；湫然清静的，是丧服的表情；艴然充盈、手足矜持的，是兵革的表情。那天我看到君在台上，艴然充盈、手足矜持，是兵革的表情。君张口而不闭，所说的是‘莒’；君举臂而指，所指的也是莒。我私下考虑诸侯不服的，只有莒吧！所以我这么说。”凡是耳朵听到的，是声音。现在没有听到声音，而是通过容貌和手臂，是东郭牙不用耳朵听而听到了。桓公、管仲虽然善于隐藏，也无法隐瞒了。所以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
老子就是这样的人。
【精谕】
第三点：圣人之间的交流不需要言语，有先于言语的交流方式。
海边有个人喜欢蜻蜓，每次住在海边，都会跟着蜻蜓游玩，蜻蜓来了上百只也不停止，前后左右都是蜻蜓，整天玩赏而不离开。他的父亲告诉他说：“听说蜻蜓都跟着你住，抓来给我，我也要玩赏。”第二天他到海边，蜻蜓却不再来了。
胜书对周公旦说：“如果小人众多，慢慢说话他们就听不见，快速说话他们就会知道。是慢慢说呢，还是快速说呢？”周公旦说：“慢慢说。”胜书说：“如果有一件事，详细说明却说不清楚，不说又办不成。是详细说明呢，还是不说呢？”周公旦说：“不说。”所以胜书能够用不说话来说服，而周公旦能够用不说话来倾听。这就是所谓的“不言之听”。不言之谋，不闻之事，即使殷朝厌恶周朝，也无法挑剔。沉默不语，以精妙的方式交流，即使纣王多疑，也无法知晓。眼睛看到无形之物，耳朵听到无声之音，即使商朝耳目众多，也无法窥探。共同的厌恶和喜好，志向和欲望，即使身为天子，也无法摆脱。
孔子见到温伯雪子，没有说话就离开了。子贡问：“夫子您想见温伯雪子很久了，今天见到他却不说话，这是什么原因呢？”孔子说：“像他这样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道，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所以没有见到人就能知道他的志向，见到人后，他的内心和志向都一目了然，这是天意的契合。圣人之间的相知，难道还需要言语吗？
白公问孔子：“人可以与别人说微妙的话吗？”孔子没有回答。白公说：“如果用石头投入水中，会怎么样？”孔子说：“没人能取回。”白公说：“如果把水倒入水中，会怎么样？”孔子说：“淄水和渑水混合在一起，易牙尝一口就能分辨出来。”白公说：“那么人就不能与别人说微妙的话吗？”孔子说：“为什么不能？只有懂得言语含义的人才能做到。”白公没有理解。懂得言语的含义就不需要言语了。言语只是附属物。捕鱼的人会湿身，追逐野兽的人会奔跑，这并不是他们喜欢的。所以最高明的言语是去掉言语，最高明的作为是无为。浅薄的人所争的只是末节。这就是白公最终死在法室的原因。
齐桓公召集诸侯，卫国人迟到了。桓公上朝后与管仲商量讨伐卫国，退朝后进入内宫，卫姬看到君主，下堂拜了两拜，请求卫君的罪过。桓公说：“我对卫国没有敌意，你为什么要请求？”卫姬回答说：“我看到君主进来时，脚步高迈，气势强盛，有讨伐他国的意图。看到我后神色有所变化，是要讨伐卫国。”第二天桓公上朝，向管仲行礼并请他进来。管仲说：“君主放弃讨伐卫国了吗？”桓公说：“仲父怎么知道的？”管仲说：“君主在朝堂上行礼恭敬，说话缓慢，见到我时神色有些惭愧，我因此知道。”桓公说：“好。仲父治理外政，夫人治理内政，我知道最终不会被诸侯嘲笑。”桓公之所以隐藏意图不言，现在管仲通过容貌和声音，夫人通过步伐和气势，都能看出。桓公虽然没有说话，却像暗夜中的烛光一样明亮。
晋襄公派人到周朝说：“我们国君病重，占卜用龟甲，说：‘三涂山作祟。’我们国君派我来借路祈福。”天子同意了，朝见时，礼仪结束后，客人离开。苌弘对刘康公说：“向三涂山祈福，却在天子面前接受礼仪，这是柔和美好的事情，但客人神色威武，恐怕有其他事情，希望您有所防备。”刘康公于是戒备兵车和士兵等待。晋国果然先举行祭祀，随后命令杨子率领十二万士兵跟随，渡过棘津，袭击聊、阮、梁蛮氏，灭掉了三国。这是形名不符，圣人所察觉的，苌弘则审慎对待。所以言语不足以判断小事，只有懂得言语含义的人才能做到。
【离谓】
第四点：言语是用来表达意思的。言语和意思分离，是凶兆。乱国的风俗，流言很多，不顾事实，只顾互相诋毁，只顾互相吹捧，诋毁和吹捧形成党派，众口喧嚣，贤与不肖不分。用这种方式治国，贤明的君主尚且会迷惑，更何况不肖的君主呢？迷惑者的祸患在于不自以为迷惑，所以在迷惑中有明白，在黑暗中也有光明。亡国的君主，不自以为迷惑，所以与桀、纣、幽、厉一样。然而亡国的原因，没有第二条路。
郑国有很多人用书信互相攻击，子产下令禁止悬挂书信，邓析就用别的方式传递。子产下令禁止传递书信，邓析就倚靠别的方式。命令无穷，邓析的应对也无穷。这是可与否无法分辨。可与否无法分辨，却用赏罚来治理，惩罚越严厉，混乱越严重。这是治国的禁忌。所以辩论不合理的就会虚伪，知道不合理的就会欺诈。欺诈虚伪的人，是先王所诛杀的。理，是是非的根本。
洧水很大，郑国有个富人溺水而死，有人找到了他的尸体。富人家人请求赎回尸体，那人要价很高。富人家人告诉邓析，邓析说：“安心。那人一定卖不出去。”找到尸体的人担心，告诉邓析，邓析又回答说：“安心。他一定找不到其他买家。”伤害忠臣的人也有类似的情况。没有功劳得不到民心，就用没有功劳得不到民心来伤害他；有功劳得到民心，又用有功劳得到民心来伤害他。君主没有准则，无法理解这一点，难道不悲哀吗？比干、苌弘因此而死，箕子、商容因此困穷，周公、召公因此被怀疑，范蠡、子胥因此流亡，生死存亡安危，都由此而生。
子产治理郑国，邓析总是为难他，与有诉讼的百姓约定：大案一件衣服，小案一件短衣。百姓献上衣服和短衣来学习诉讼，人数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没有准则，可与不可每天都在变化。想胜诉就胜诉，想定罪就定罪。郑国大乱，百姓喧哗。子产为此担忧，于是杀了邓析并示众，民心才服，是非才定，法律才行。现在的人，大多想治理国家，却不去诛杀邓析这样的人，这就是想治理却越来越乱的原因。
齐国有个侍奉别人的人，所侍奉的人有难却不死。在路上遇到故人，故人说：“你果然不死吗？”他回答说：“是的。凡是侍奉别人，都是为了利益。死没有利益，所以不死。”故人说：“你还能见人吗？”他回答说：“你以为死了还能见人吗？”这样的话传了很多次。不为君主和长辈而死，是大不义，他的言辞仍然无法服人，言辞不足以判断事情是显而易见的。
言辞，是意思的表象。只看表象而忽略意思，是荒谬的。所以古人，得到意思就舍弃言辞。听言辞的人通过言辞来观察意思，听言辞而意思不可知，与桥言无异。
齐国有个叫淳于髡的人，用纵论说服魏王。魏王与他辩论，约定十辆车，准备派他去楚国。辞行时，有人用横论说服魏王，魏王就停止了他的行程。失去了纵论的意思，又失去了横论的事情，他的多能不如寡能，有辩不如无辩。周鼎上刻着倕咬自己的手指，先王以此表明大巧不可为。
【淫辞】
第五点：没有言辞就无法相互期待，顺从言辞就会混乱。混乱的言辞中又有言辞，这就是心的意思。言辞不欺骗心，就接近了。凡是言辞都是用来表达心的。言辞和心分离
如果上级没有参与其中，那么下级所说的话往往与他们的行为不符，行为也与他们所说的话不一致。言行不一致，这是最大的不祥之兆。
在空雒的会面中，秦国和赵国相互约定，约定说：“从今以后，秦国想做的事情，赵国帮助；赵国想做的事情，秦国帮助。”没过多久，秦国出兵攻打魏国，赵国想要救援魏国。秦王不高兴，派人责备赵王说：“约定说：‘秦国想做的事情，赵国帮助；赵国想做的事情，秦国帮助。’现在秦国想攻打魏国，而赵国却想救援魏国，这不符合约定。”赵王把这件事告诉了平原君，平原君又告诉了公孙龙，公孙龙说：“也可以派使者去责备秦王说：‘赵国想救援魏国，现在秦王却不帮助赵国，这也不符合约定。’”
孔穿和公孙龙在平原君那里辩论，辩论得很深入，甚至涉及到“藏三牙”的问题，公孙龙关于“藏三牙”的辩论非常深刻。孔穿没有回应，过了一会儿，告辞离开。第二天，孔穿上朝，平原君对孔穿说：“昨天公孙龙的辩论非常精彩。”孔穿说：“是的，几乎能让‘藏三牙’成立。虽然很难。我想问您一个问题：说‘藏三牙’很难但实际上并不成立，说‘藏两牙’很容易但实际上成立。不知道您会选择容易且成立的说法，还是选择困难但不成立的说法？”平原君没有回答。第二天，平原君对公孙龙说：“你不要再和孔穿辩论了。”
荆柱国庄伯让他的父亲看天，说“在天上”；问他天是什么样子，说“正圆”；问他时间，说“现在”。庄伯让谒者驾车，谒者说“没有马”。庄伯让涓人拿帽子，涓人说“已经进献上去了”。庄伯问马齿，圉人说“马齿有十二颗，牙有三十颗”。有人推荐臣子不会逃跑，臣子逃跑了，庄伯判决推荐者无罪。
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人，丢失了一件黑色衣服。他在路上寻找，看到一个妇人穿着黑色衣服，便抓住她不放，想要拿走她的衣服，说：“今天我丢失了一件黑色衣服。”妇人说：“您虽然丢失了黑色衣服，但这件衣服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澄子说：“你不如赶快把衣服给我。我以前丢失的是纺缁，现在你穿的是禅缁。用禅缁来抵纺缁，你难道不觉得划算吗？”
宋王对他的相国唐鞅说：“我杀的人已经很多了，但群臣却越来越不害怕，这是什么原因？”唐鞅回答说：“大王所惩罚的，都是不好的人。惩罚不好的人，好人当然不会害怕。如果大王想让群臣害怕，不如不分好坏，随时惩罚，这样群臣就会害怕了。”没过多久，宋王杀了唐鞅。唐鞅的回答，不如不回答。
惠子为魏惠王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完成后，展示给百姓看，百姓都觉得很好。惠子把法律献给魏惠王，魏惠王也觉得很好，便拿给翟翦看，翟翦说：“很好。”魏惠王问：“可以实行吗？”翟翦说：“不可以。”魏惠王问：“很好却不可以实行，这是什么原因？”翟翦回答说：“现在抬大木头的人，前面的人喊‘舆謣’，后面的人也应和，这对抬大木头的人来说是很好的。难道没有郑国、卫国的音乐吗？但不如这种喊声合适。国家也像大木头一样。”
【不屈】
第六点：明察之士以为自己已经得道，其实未必，虽然他们应对事物时，言辞难以穷尽。言辞虽然穷尽，但他们的祸福仍然未知。明察而能通达道理、明白义理，那么明察就是福；明察而用来掩饰错误、迷惑愚人，那么明察就是祸。古代重视善于驾驭的人，是为了驱逐暴虐、禁止邪恶。
魏惠王对惠子说：“上古拥有国家的人，一定是贤人。现在我实在不如先生，希望把国家传给您。”惠子推辞。魏惠王又坚持请求说：“我没有比这更好的国家了，传给贤人，百姓的贪争之心就会停止。希望先生能听从我的请求。”惠子说：“如果按照大王的话，那么我不能听从。大王是万乘之主，把国家传给别人尚且可以。现在我是一个布衣，却可以拥有万乘之国而推辞，这只会让贪争之心更加严重。”魏惠王对惠子说：古代拥有国家的人，一定是贤人。接受国家而成为贤人的，是舜，这是希望惠子成为舜；推辞国家而成为贤人的，是许由，这是惠子想成为许由；传国而成为贤人的，是尧，这是魏惠王想成为尧。尧、舜、许由的行为，不仅仅是传国给舜和许由推辞，他们的其他行为也与此相称。现在没有其他行为，却想成为尧、舜、许由，所以魏惠王戴着布冠被拘禁在鄄，齐威王几乎不接受；惠子换了衣服和帽子，乘车逃走，几乎没能逃出魏国。凡是自己的行为不能侥幸成功，必须真诚。
匡章在魏王面前对惠子说：“蝗虫，农夫抓到就杀掉，为什么？因为它们危害庄稼。现在您出行，多的时候有几百辆车，几百人步行；少的时候有几十辆车，几十人步行。这些人不耕种却吃饭，对庄稼的危害也很大。”魏惠王说：“惠子难以用言辞与您对应。不过，请让我说说他的志向。”惠子说：“现在筑城的人，有的在城上操持大筑，有的背着畚箕到城下，有的拿着表掇来观察。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拿着表掇的人。让织女变成丝，她不能治丝；让大匠变成木头，他不能治木；让圣人变成农夫，他不能治农夫。我是治理农夫的人，您为什么把我比作蝗虫呢？”惠子治理魏国，实际上并没有治理好。在魏惠王时期，打了五十场仗，输了二十场，被杀的人不计其数，大将和爱子都被俘虏。他的大术愚蠢，被天下人嘲笑，甚至不得不请周太史更改他的名字。围攻邯郸三年却未能攻下，士兵疲惫，国家空虚，天下的军队四面而来，百姓诽谤，诸侯不称赞。他向翟翦道歉，并听从他的谋略，国家才得以保存。名贵的宝物散失，土地被割让，魏国从此衰落。仲父，是一个大名声；让国，是一个大事实。劝说却不被听从和信任。听从却如此，不能说是高明。不高明却治理国家，危害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幸好只在魏国被听从。以危害天下为事实，以治理为名声，匡章的批评，不也是合理的吗！
白圭刚与惠子见面，惠子用强硬的言辞说服他，白圭无法回应。惠子离开后，白圭对别人说：“有人刚娶了媳妇，媳妇进门时，应该安静、矜持、温柔、顺从。小孩子拿着大火把，新媳妇说：‘火把太大了。’进门时，门里有坑，新媳妇说：‘堵上它！会伤到人的脚。’这并不是不方便的家庭，但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现在惠子刚与我见面，他的言辞有些太过分了。”惠子听到后，说：“不是这样。《诗经》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是大的意思，悌是长的意思。君子的德行，既长且大，就是百姓的父母。父母教育孩子，难道需要很长时间吗？为什么把我比作新媳妇呢？《诗经》难道说‘恺悌新妇’吗？”诽谤污秽的人是因为污秽，诽谤邪恶的人是因为邪恶，这是诽谤者与被诽谤者不同。白圭说：惠子刚与我见面，他的言辞有些太过分了。惠子听到后诽谤他，自以为是他的父母，他的错误比白圭的还要大。
【应言】
第七点：白圭对魏王说：“用市丘的鼎来煮鸡，水放多了味道淡而不可食，水放少了又焦而不熟，然而看起来却很美味。”
虽然美丽，但没有实际用途。惠子的话，与此相似。”惠子听后说：“不是这样的。如果让三军饥饿地站在鼎旁，正好可以用它来蒸饭。那么没有比这个鼎更合适的了。”白圭听后说：“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难道只是增加了蒸饭的器具吗？”白圭的言论自相矛盾，他对魏王的轻视太过分了。以惠子的话来说，虽然美丽但没有实际用途，这是魏王把没有实际用途的话当作仲父，也就是把没有实际用途的话当作美。
公孙龙向燕昭王建议停止战争，昭王说：“很好。我愿意和客人商量这件事。”公孙龙说：“我私下认为大王不会这样做。”王问：“为什么？”公孙龙说：“以前大王想攻破齐国，天下所有想攻破齐国的人，大王都养着他们；知道齐国险阻要塞、君臣关系的人，大王也都养着他们；即使知道但不想攻破齐国的人，大王也不养。最终果然攻破齐国立下功劳。现在大王说：我非常赞成停止战争。诸侯的士人在大王朝廷中的，都是善于用兵的人。我因此知道大王不会这样做。”王无言以对。
司马喜在中山王面前责难墨家学者，说：“先生所主张的不是反对战争吗？”墨家学者说：“是的。”司马喜说：“现在王兴兵攻打燕国，先生会反对王吗？”墨家学者回答说：“那么相国是支持攻打燕国的吗？”司马喜说：“是的。”墨家学者说：“现在赵国兴兵攻打中山，相国会支持吗？”司马喜无言以对。
路说对周颇说：“您不爱赵国，天下人一定会跟随您。”周颇说：“我当然希望天下人跟随我。天下人跟随我，秦国就会得利。”路说回答说：“那么您希望秦国得利吗？”周颇说：“希望。”路说说：“您希望秦国得利，为什么不跟随秦国呢？”
魏国命令孟卬割让绛、汾、安邑的土地给秦王。秦王很高兴，命令起贾为孟卬向魏王请求司徒的职位。魏王不高兴，回答起贾说：“卬是我的臣子。我宁愿用臧为司徒，不用卬。希望大王另找他人。”起贾出来后，在朝廷遇到孟卬。孟卬问：“您的事情怎么样了？”起贾说：“您的主人对您非常轻视。您的主人说：宁愿用臧为司徒，不用您。”孟卬进去见魏王，问：“秦国的客人说了什么？”王说：“请求让您为司徒。”孟卬说：“王怎么回答的？”王说：“宁愿用臧，不用卬。”孟卬叹息说：“王被秦国控制是应该的！王为什么怀疑秦国善待臣子呢？用绛、汾、安邑的土地让牛背着书给秦国，还不如善待牛。卬虽然不才，难道还不如牛吗？而且王命令三位将军为我开路，说‘把卬当作自己的身体’，这是重视我。现在命令两位轻视我，命令我负责，卬虽然贤能，能做到吗？”过了三天，魏王才听从起贾。凡人主给大臣大官，是为了有益。现在割让国家的土地，却因此得到大官，还有什么土地可以给呢？大官，是臣子所想要的。孟卬让秦国得到他们想要的，秦国也让孟卬得到他想要的，责任已经偿还了，还有什么责任？魏国虽然强大，也不能要求没有责任，何况是弱国？魏王命令孟卬为司徒，以放弃他的责任，这是愚蠢的。
秦王称帝，宜阳的许绾欺骗魏王，魏王准备去秦国。魏敬对王说：“河内和梁哪个重要？”王说：“梁重要。”又问：“梁和身体哪个重要？”王说：“身体重要。”又问：“如果秦国要求河内，王会给吗？”王说：“不会给。”魏敬说：“河内，是三论中的下等；身体，是三论中的上等。秦国要求下等而王不听，要求上等而王听，我私下认为不可取。”王说：“很对。”于是停止行程。秦国虽然在长平大胜，三年后才决定，士兵和百姓都疲倦了，粮食也短缺。在这个时候，两周完整，北方存在，魏国攻占陶、削弱卫国，地方六百，有这样的形势而进入秦国，太早了，何必等魏敬的话呢？不能进入而进入，其害处在于可以进入而不进入。进入与不进入的时机，不能不仔细考虑。
【具备】
第八条：现在有羿、蜂蒙、繁弱在这里，但没有弓弦，就肯定不能射中目标。射中目标不仅仅靠弓弦，但弓弦是弓箭中的必备工具。建立功名也需要工具，没有工具，即使贤能超过汤、武，也会劳而无功。汤曾经在郼、薄受困，武王曾经在毕、裎受困，伊尹曾经在厨房里，太公曾经隐居钓鱼。贤能不是衰退，智慧不是愚笨，都是因为没有工具。所以凡是建立功名，即使贤能，也必须有工具，然后才能成功。
宓子贱治理亶父，担心鲁君听信谗言，使自己不能施行自己的方法，准备辞行，请求鲁君派两位近臣与他同行。到了亶父，邑吏都来朝见。宓子贱命令两位近臣书写。近臣正要书写，宓子贱在旁边不时拉扯他们的肘部，近臣书写得不好，宓子贱就对他们发怒。近臣非常烦恼，请求辞行回去。宓子贱说：“你们的书写得很不好，你们努力回去吧！”两位近臣回去报告鲁君，说：“宓子不能书写。”鲁君问：“为什么？”近臣回答说：“宓子让我们书写，却不时拉扯我们的肘部，书写得不好就非常生气，邑吏都嘲笑宓子。这是我们辞行离开的原因。”鲁君叹息说：“宓子用这种方法劝谏我的不肖。我扰乱了宓子，使他不能施行自己的方法，一定有很多次了。如果不是这两位近臣，我几乎犯了大错。”于是派遣自己喜爱的人去亶父，告诉宓子贱说：“从今以后，亶父不是我的了，是你的了。对亶父有利的事，你就决定去做。五年后报告要点。”宓子贱恭敬地答应，于是得以在亶父施行自己的方法。三年后，巫马旗穿着短褐破裘去亶父观察教化，看到夜间捕鱼的人，捕到鱼就放生。巫马旗问：“捕鱼是为了得到鱼，现在你捕到鱼却放生，为什么？”回答说：“宓子不希望人们捕小鱼。放生的是小鱼。”巫马旗回去，告诉孔子说：“宓子的德行达到了极点，使百姓暗中行事好像有严刑在旁边。请问宓子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孔子说：“我曾经对他说：‘诚心在这里，刑罚在那里。’宓子一定在亶父施行这种方法。”宓子能够施行这种方法，是鲁君后来才明白的。鲁君后来明白，是因为宓子先有准备。先有准备，难道一定就能成功吗？这是鲁君的贤明。
三个月的婴儿，华丽的帽子在前面，他不知道想要；斧钺在后面，他不知道害怕；慈母的爱，他明白。这是真诚。所以真诚有真诚才能合于情。精诚有精诚才能通于天。通于天，水、木、石的性质都可以感动，何况是有血气的人呢？所以凡是劝说和治理的关键莫过于真诚。听别人说悲伤的话，不如看到他哭泣；听别人说愤怒的话，不如看到他打斗。劝说和治理不真诚，感动人心就不深刻。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吕氏春秋-览-审应览-注解
审应：指君主在言语和表情上应当审慎，不应轻易表露自己的意图。
孔思：孔思是鲁国的一位大夫，以其智慧和辩才著称。
魏惠王：战国时期魏国的君主，以扩张领土和加强中央集权著称。
韩昭侯：战国时期韩国的君主，以政治手腕和外交策略闻名。
公子食我：韩国的贵族，以其辩才和政治智慧著称。
田诎：魏国的学者，以其对圣贤之道的理解和辩论技巧闻名。
赵惠王：战国时期赵国的君主，以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著称。
公孙龙：战国时期著名的逻辑学家，名公孙龙，以辩论和逻辑推理著称，主张名实分离。
卫嗣君：卫国的君主，以政治改革和军事扩张著称。
薄疑：卫国的学者，以其政治见解和辩论技巧闻名。
公子沓：周朝的贵族，以其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著称。
申向：周朝的学者，以其辩论技巧和政治见解闻名。
高宗：商朝的一位君主，以其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著称。
成王：周朝的一位君主，以其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著称。
唐叔虞：周朝的贵族，以其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著称。
周公：周朝的重要政治家，以其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著称。
荆庄王：楚国的君主，以其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著称。
成公贾：楚国的学者，以其辩论技巧和政治见解闻名。
齐桓公：春秋时期齐国的君主，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管仲：齐桓公的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
东郭牙：齐国的学者，以其辩论技巧和政治见解闻名。
老耽：指老子，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
精谕：指通过精妙的言辞或行为传达深意，强调言外之意。
周公旦：即周公，西周初年的政治家，辅佐周成王，制定了周礼，被后世尊为圣人。
胜书：周公旦的谋士，善于以不言传达深意。
不言之听：指通过观察和感知，而非言语，来理解对方的意图。
纣：商朝末代君主，以暴虐著称，最终导致商朝灭亡。
孔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温伯雪子：孔子时代的贤人，孔子通过观察他的行为而了解其志向。
白公：春秋时期楚国的贵族，曾向孔子请教微言大义。
苌弘：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善于观察细节，预判形势。
邓析：春秋时期郑国的法学家，善于辩论，但最终被子产所杀。
子产：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以法治国，整顿郑国的混乱局面。
淳于髡：战国时期齐国的辩士，善于言辞，但最终因言辞过多而失去信任。
言行相诡：言行不一致，相互矛盾。诡，违背、相反。
空雒之遇：指秦国和赵国在空雒（地名）会盟的事件。
平原君：战国时期赵国的重要政治人物，赵胜，封于平原，故称平原君。
藏三牙：公孙龙提出的一个逻辑命题，具体含义不详，可能是关于逻辑推理的复杂问题。
荆柱国庄伯：荆国的柱国（官职名）庄伯，具体事迹不详。
澄子：宋国的一个普通人，具体事迹不详。
唐鞅：宋国的相国，具体事迹不详。
惠子：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名惠施，以辩论著称，主张名实相符，强调语言的精确性。
翟翦：魏国的官员，具体事迹不详。
匡章：魏国的官员，具体事迹不详。
白圭：战国时期魏国的政治家，以智慧和谋略闻名，曾任魏国相国。
市丘之鼎：市丘（地名）的鼎，鼎是古代的一种烹饪器具。
燕昭王：战国时期燕国的君主，以贤明著称，曾广纳贤士，振兴燕国。
司马喜：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相国，以智谋和辩才著称。
墨者师：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
路说：战国时期赵国的谋士，以机智和辩才著称。
周颇：战国时期赵国的政治家，曾任赵国相国。
孟卬：战国时期魏国的政治家，曾任魏国司徒。
魏王：战国时期魏国的君主，以权谋和外交手段著称。
秦王：战国时期秦国的君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扩张政策著称。
魏敬：战国时期魏国的谋士，以智慧和谋略著称。
羿：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射手，以射日著称。
蜂蒙：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射手，以射箭技艺高超著称。
繁弱：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射手，以射箭技艺高超著称。
宓子贱：战国时期鲁国的政治家，以智慧和谋略著称，曾任鲁国相国。
鲁君：战国时期鲁国的君主，以贤明著称。
巫马旗：战国时期鲁国的官员，以正直和智慧著称。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吕氏春秋-览-审应览-评注
《审应》一文通过多个历史故事，深入探讨了君主在言语和表情上的审慎重要性。文章开篇即指出，君主在表达自己的意图时应当审慎，不应轻易表露，以免被他人利用或误解。这种审慎不仅体现在言语上，也体现在表情和举止上。
文章通过孔思与鲁君的对话，展示了君主在言语上的审慎。孔思以鸟为喻，指出君子应当像鸟一样，在受到惊吓时才会起飞。鲁君则以鸟的起飞为例，指出君主不应轻易表露自己的意图，而应当在适当的时机采取行动。这种对话不仅展示了孔思的智慧和辩才，也揭示了君主在言语上的审慎重要性。
魏惠王与韩昭侯的故事则展示了君主在外交上的审慎。魏惠王希望通过封郑之后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韩昭侯则通过公子食我的辩才，巧妙地拒绝了这一提议。这种外交策略不仅展示了韩昭侯的政治手腕，也揭示了君主在外交上的审慎重要性。
田诎与魏昭王的对话则展示了君主在治国理念上的审慎。田诎以尧舜为例，指出君主应当在有实际功绩之后才能被称为圣贤。这种对话不仅展示了田诎的智慧和辩才，也揭示了君主在治国理念上的审慎重要性。
公孙龙与赵惠王的对话则展示了君主在军事上的审慎。公孙龙指出，偃兵不仅是一种军事策略，更是一种兼爱天下的理念。这种对话不仅展示了公孙龙的智慧和辩才，也揭示了君主在军事上的审慎重要性。
卫嗣君与薄疑的对话则展示了君主在税收政策上的审慎。薄疑指出，税收政策应当以民为本，而不应仅仅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种对话不仅展示了薄疑的智慧和辩才，也揭示了君主在税收政策上的审慎重要性。
公子沓与申向的对话则展示了君主在用人上的审慎。申向指出，君主在用人时应当以才能为标准，而不应仅仅看重年龄或地位。这种对话不仅展示了申向的智慧和辩才，也揭示了君主在用人上的审慎重要性。
《重言》一文则通过多个历史故事，深入探讨了君主在言语上的重要性。文章开篇即指出，君主的言语应当慎重，因为君主的言语不仅会影响国家的政策，也会影响国家的声誉。
高宗的故事展示了君主在言语上的慎重。高宗在即位后三年不言，直到他认为自己的言语能够正四方时才开口。这种慎重不仅展示了高宗的治国理念，也揭示了君主在言语上的重要性。
成王与唐叔虞的故事则展示了君主在言语上的慎重。成王在与唐叔虞戏言时，周公指出天子无戏言，因为天子的言语会被史书记载，工诵之，士称之。这种慎重不仅展示了成王的治国理念，也揭示了君主在言语上的重要性。
荆庄王与成公贾的故事则展示了君主在言语上的慎重。成公贾通过讔言，巧妙地劝谏荆庄王，使其在朝政上有所改进。这种慎重不仅展示了成公贾的智慧和辩才，也揭示了君主在言语上的重要性。
齐桓公与管仲的故事则展示了君主在言语上的慎重。管仲通过观察东郭牙的举止，推断出齐桓公的意图，从而揭示了君主在言语上的重要性。这种慎重不仅展示了管仲的智慧和辩才，也揭示了君主在言语上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审应》和《重言》两篇文章通过多个历史故事，深入探讨了君主在言语和表情上的审慎重要性。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古代君主的智慧和辩才，也揭示了君主在治国理念、外交策略、军事策略、税收政策和用人上的审慎重要性。这些审慎不仅影响了国家的政策，也影响了国家的声誉和命运。
本文通过多个历史故事和寓言，探讨了言辞与深意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不言之听”和“精谕”的重要性。文章开篇以老子的思想为引子，提出圣人之间的交流不需要言语，而是通过深层次的默契和理解来传达。这种思想在道家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强调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文章通过“海上之人好蜻”的故事，揭示了言语的局限性。当海上之人试图通过言语捕捉蜻蜓时，蜻蜓却不再出现，暗示了言语的干扰性。这一寓言反映了道家对言语的怀疑态度，认为过多的言辞反而会破坏自然的和谐。
周公旦与胜书的对话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胜书通过不言的方式传达深意，周公旦则通过不言的方式理解其意图。这种“不言之听”体现了圣人的智慧，能够通过观察和感知，而非言语，来理解对方的内心。这种思想在后来的儒家和道家哲学中都有所体现，强调通过行为而非言辞来传达道德和智慧。
孔子与温伯雪子的故事则展示了圣人之间的默契。孔子通过观察温伯雪子的行为，便了解了他的志向，无需言语。这种“目击而道存”的境界，体现了儒家对内在道德修养的重视，强调通过行为而非言辞来传达内心的道德境界。
白公与孔子的对话则探讨了“微言大义”的难度。孔子通过比喻说明，微言大义需要极高的智慧和理解力，只有真正懂得言辞深意的人才能理解。这一思想在后来的儒家经典中也有所体现，强调言辞的深层次含义，而非表面的表达。
齐桓公与管仲的故事则展示了通过观察行为来理解意图的重要性。管仲通过齐桓公的举止和表情，判断出他的内心想法，体现了“不言之听”的智慧。这种思想在政治和军事中尤为重要，强调通过观察细节来预判形势。
邓析与子产的故事则揭示了言辞的滥用所带来的危害。邓析通过言辞操纵是非，导致郑国大乱，最终被子产所杀。这一故事反映了法家对言辞滥用的警惕，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认为言辞必须符合理性和道德，否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最后，文章通过淳于髡的故事，揭示了言辞过多的弊端。淳于髡虽然善于言辞，但最终因言辞过多而失去信任，体现了“多能不若寡能”的道理。这一思想在后来的儒家和道家哲学中都有所体现，强调言辞的节制和内在的修养。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多个历史故事和寓言，探讨了言辞与深意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不言之听”和“精谕”的重要性。这种思想在道家、儒家和法家哲学中都有所体现，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对言辞的深刻反思，认为言辞必须符合理性和道德，否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这段文本主要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政治斗争以及思想家的辩论活动。通过秦国和赵国在空雒会盟的事件，展现了当时各国之间复杂的外交关系和盟约的脆弱性。秦国和赵国虽然签订了盟约，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因为各自的利益而产生了矛盾，最终导致盟约的破裂。这一事件揭示了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盟约往往只是权宜之计，难以真正约束各国的行为。
在思想家的辩论方面，公孙龙和孔穿的辩论展现了战国时期名家学派的逻辑思辨能力。公孙龙提出的“藏三牙”命题，虽然具体含义不详，但可以看出这是关于逻辑推理的复杂问题。孔穿则通过简单的“藏两牙”命题来反驳公孙龙，指出复杂的问题未必正确，简单的问题未必错误。这一辩论反映了名家学派在逻辑推理上的高超技巧，也揭示了当时思想家们在辩论中追求真理的精神。
此外，文本中还涉及了宋国澄子与妇人关于缁衣的争执，以及宋王与唐鞅的对话。澄子与妇人的争执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财产纠纷和道德观念，而宋王与唐鞅的对话则揭示了统治者与臣子之间的权力关系和统治策略。唐鞅提出的“不辨善恶而时罪之”的建议，虽然看似荒谬，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采取的一种极端手段。
最后，惠子与魏惠王的对话以及惠子与匡章的辩论，展现了惠子作为哲学家的智慧和辩才。惠子通过巧妙的比喻和逻辑推理，反驳了匡章的指责，并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惠子的治国理念强调“治农夫”，即通过治理农民来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一理念虽然与匡章的观点不同，但反映了惠子对治国之道的深刻思考。
总的来说，这段文本通过多个历史事件和思想家的辩论，展现了战国时期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思想家们的智慧与辩才。这些内容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我们理解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段古文通过多个历史人物的对话和故事，展现了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外交策略以及思想辩论。文中涉及的人物如惠子、白圭、公孙龙、司马喜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反映了战国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思想交锋。
首先，惠子与白圭的对话揭示了语言与实际的矛盾。惠子强调语言的精确性，认为语言应当与实际相符，而白圭则质疑语言的实用性，认为语言有时只是徒有其表。这种辩论反映了战国时期名实之争的思想背景，即名家和儒家在语言与现实关系上的不同观点。
其次，公孙龙与燕昭王的对话展示了外交策略的复杂性。公孙龙通过分析燕昭王的行为，指出其表面上的偃兵政策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其扩张的野心。这种对话揭示了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权谋和外交手段，反映了当时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再次，司马喜与墨者师的辩论反映了墨家非攻思想与现实的冲突。司马喜质疑墨者师的非攻主张，认为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非攻思想显得不切实际。这种辩论揭示了战国时期思想与现实的矛盾，反映了墨家思想在当时社会中的困境。
最后，宓子贱与鲁君的故事展示了政治智慧与道德的结合。宓子贱通过巧妙的手段，使鲁君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最终获得了治理亶父的权力。这种故事反映了战国时期政治家如何通过智慧和谋略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同时也强调了道德在政治中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这段古文通过多个历史人物的对话和故事，展现了战国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思想交锋。文中涉及的语言辩论、外交策略、思想冲突以及政治智慧，都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交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