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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论衡-卷十-刺孟篇

作者: 王充(27年-97年),东汉时期的哲学家、文学家,以其学术独立和对理性思考的坚持著称。他的《论衡》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作品之一。

年代:成书于东汉(约1世纪)。

内容简要:《论衡》是王充的重要哲学著作,书中涉及到自然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王充通过对自然现象的理性解释,提出了“无神论”和“物质主义”的观点,批判了当时流行的迷信与神话,强调通过理性与证据来理解世界。他的哲学观点对中国古代的理性主义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论衡》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作品,被后人视为中国古代启蒙思想的先驱。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论衡-卷十-刺孟篇-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将何以利吾国乎?”

孟子曰: “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夫利有二:有货财之利,有安吉之利。

惠王曰“何以利吾国”?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於径难以货财之利也?《易》曰:“利见大人”,“利涉大川”, “《乾》,元享利贞”。《尚书》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

行仁义,得安吉之利。孟子必〔且语问惠王:“何谓‘利吾国’”,惠王言货财之利,乃可答若设。令惠王之问未知何趣,孟子径答以货财之利。如惠王实问货财,孟子无以验效也;如问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货财之利,失对上之指,违道理之实也。

齐王问时子:“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

孟子曰:“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夫孟子辞十万,失谦让之理也。

夫富贵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

故君子之於爵禄也,有所辞,有所不辞。

岂以己不贪富贵之故,而以距逆宜当受之赐乎?

陈臻问曰:“於齐,王馈兼金一百镒而不受;於宋,归七十镒而受;於薛,归五十镒而受取。

前日之不受是,则今受之非也。

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

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归赆,予何为不受?

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戒归之备乎!’予何为不受?

若於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归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夫金归或受或不受,皆有故。

非受之时已贪,当不受之时己不贪也。

金有受不受之义,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

今不曰“己无功”,若“己致仕,受室非理, ”而曰“己不贪富”,引前辞十万以况後万。

前当受十万之多,安得辞之?

彭更问曰:“後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於诸侯,不亦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受尧天下,孰与十万?舜不辞天下者,是其道也。

今不曰受十万非其道,而曰己不贪富贵,失谦让也。

安可以为戒乎?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

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哙。

有士於此,而子悦之,不告於王,而私与之子之爵禄。

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则可乎?何以异於是。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

沈同曰:‘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

彼然而伐之。

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

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

则将应之曰:‘可。’

彼如曰:‘孰可以杀之?’

则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

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也?

夫或问孟子劝王伐燕,不诚是乎?

沈同问“燕可伐与”,此挟私意欲自伐之也。

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虽可伐,须为天吏,乃可以伐之。”

沈同意绝,则无伐燕之计矣。

不知有此私意而径应之,不省其语,是不知言也。

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

孟子曰:“我知言。”

又问:“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发於其政;害於其事。

虽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祸,其极所致之〔害〕,见彼之问,则知其措辞所欲之矣。

知其所之,则知其极所当害矣。

孟子有云:“民举安,王庶几改诸!予日望之。”

孟子所去之王,岂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轻之疾而後重之甚也?

如非是前王,则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

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为王,终始不一也?

且孟子在鲁,鲁平公欲见之。

嬖人臧仓毁孟子,止平公。

乐正子以告。

曰: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行止非人所能也。

予之不遇鲁侯,天也!

前不遇於鲁,後不遇於齐,无以异也。

前归之天,今则归之於王。

孟子论称竟何定哉?

夫不行於齐,王不用,则若臧仓之徒毁谗之也。

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

去,何以不径行而留三宿乎?

天命不当遇於齐,王不用其言,天岂为三日之间易命使之遇乎?

在鲁则归之於天,绝意无冀;在齐则归之於王,庶几有望。

夫如是,不遇之议一在人也。

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

冀三日之间,王复追之,天命或时在三日之间故可也。

夫言如是,齐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

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间,鲁平公比三日亦时弃臧仓之议,更用乐正子之言,往见孟子,孟子归之於天,何其早乎?

如三日之间,公见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

孟子去齐,充虞涂问曰:“夫子若不豫色然。

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矣。

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而谁也?

吾何为不豫哉?

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兴,何以见乎?

帝喾王者,而尧又王天下;尧传於舜,舜又王天下;舜传於禹,禹又王天下。

四圣之王天下也,断踵而兴。

禹至汤且千岁,汤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传於武王。

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

由周至孟子之时,又七百岁而无王者。

五百岁必有王者之验,在何世乎?

云“五百岁必有王者”,谁所言乎?

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不遇去齐,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

“五百年”者,以为天出圣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为天欲平治天下,当以五百年之间生圣王也。

如孟子之言,是谓天故生圣人也。

然则五百岁者,天生圣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圣?圣王非其期故不生。

孟子犹信之,孟子不知天也。

“自周已来,七百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

何谓数过?何谓“时可”乎?

数则时,时则数矣。

“数过”,过五百年也。

从周到今七百余岁,逾二百岁矣。

设或王者,生失时矣,又言“时可”,何谓也?

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又言“其间必有名世”,与王者同乎?异也?

如同,为再言之?如异,“名世”者,谓何等也?

谓孔子之徒、孟子之辈,教授後生,觉悟顽愚乎?已有孔子,己又以生矣。

如谓圣臣乎?当与圣〔王〕同时。

圣王出,圣臣见矣。

言五百年而已,何为言其间?如不谓五百年时,谓其中间乎?是谓二三百年之时也。

〔人〕不与五百年时圣王相得。

夫如是,孟子言其间必有名世者,竟谓谁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谁也?”

言若此者,不自谓当为王者,有王者,若为王臣矣。

为王者臣,皆天也。

己命不当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齐,怀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问曰:“士无事而食,可乎?”

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

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於子。

於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学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

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孟子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於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食功也。”

夫孟子引毁瓦画墁者,欲以诘彭更之言也。

知毁瓦画墁无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

虽然,引毁瓦画墁,非所以诘彭更也。

何则?诸志欲求食者,毁瓦画墁者不在其中。

不在其中,则难以诘人矣。

夫人无故毁瓦画墁,此不痴狂则遨戏也。

痴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戏之人,亦不求食。

求食者,皆多人所〔共〕得利之事,以作此鬻卖於市,得贾以归,乃得食焉。

今毁瓦画墁,无利於人,何志之有?

有知之人,知其无利,固不为也;无知之人,与痴狂比,固无其志。

夫毁瓦画墁,犹比童子击壤於涂,何以异哉?

击壤於涂者,其志亦欲求食乎?

此尚童子,未有志也。

巨人博戏,亦画墁之类也。

博戏之人,其志复求食乎?

博戏者尚有相夺钱财,钱财众多,己亦得食,或时有志。

夫投石超距,亦画墁之类也。

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

然则孟子之诘彭更也,未为尽之也。

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谓御人以口给矣。

匡章子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乎?

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

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扶服往,将食之。

三咽,然後耳有闻,目有见也。

孟子曰:“於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

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後可者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

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

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伤哉?

彼身织屦,妻辟纑,以易之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兄戴,盖禄万锺。

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

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弗居也。

辟兄离母,处於於陵。

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也,己频蹙曰:恶用是鶂鶂者为哉?

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

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

出而吐之。

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不居,以於陵则居之。

是尚能为充其类也乎?

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

仲子之怪鹅如吐之者,岂为在母不食乎?

乃先谴鹅曰:“恶用鶂鶂者为哉?”

他日,其母杀以食之,其兄曰:“是鶂鶂之肉。”

仲子耻负前言,即吐而出之。

而兄不告,则不吐;不吐,则是食於母也。

谓之“在母则不食”,失其意矣。

使仲子执不食於母,鹅膳至,不当食也。

今既食之,知其为鹅,怪而吐之。

故仲子之吐鹅也,耻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负亲亲之恩,而欲勿母食也。

又“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性,则蚓而後可者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是谓蚓为至廉也。

仲子如蚓,乃为廉洁耳。

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筑;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

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洁可也。

或时食盗跖之所树粟,居盗跖之所筑室,污廉洁之行矣。

用此非仲子,亦复失之。

室因人故,粟以屦纑易之,正使盗之所树筑,己不闻知。

今兄之不义,有其操矣。

操见於众,昭晰议论,故避於陵,不处其宅,织屦辟纑,不食其禄也。

而欲使仲子处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禄,耳闻目见,昭晰不疑,仲子不处不食,明矣。

今於陵之宅,不见筑者为谁,粟,不知树者为谁,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

孟子非之,是为太备矣。

仲子所居,或时盗之所筑,仲子不知而居之,谓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

夫盗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盗宅中之槁壤,饮盗宅中之黄泉,蚓恶能为可乎?

在仲子之操,满孟子之议,鱼然後乃可。

夫鱼处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士,海非盗所凿,士非盗所聚也。

然则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

夫仲子之去母辟兄,与妻独处於陵,以兄之宅为不义之宅,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故不处不食,廉洁之至也。

然则其徒於陵归候母也,宜自赍食而行。

鹅膳之进也,必与饭俱。

母之所为饭者,兄之禄也。

母不自有私粟。

以食仲子,明矣。

仲子食兄禄也。

伯夷不食周粟。

饿死於首阳之下,岂一食周粟而以污其洁行哉?

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谓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当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顺受其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尽其道而死者,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天命也。

夫孟子之言,是谓人无触值之命也。

顺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为得非正〔命〕,是天命於操行也。

夫子不王,颜渊早夭,子夏失明,伯牛为疠。

四者行不顺与?何以不受正命?

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极戮,非徒桎梏也。

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则比干、子胥行不顺也。

人禀性命,或当压溺兵烧,虽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

窦广国与百人俱卧积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广国独济,命当封侯也。

积炭与岩墙何以异?命不压,虽岩崩,有广国之命者,犹将脱免。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命当压,犹或使之立於墙下。

孔甲所入主人〔之〕子,天命当贱,虽载入宫,犹为守者。

不立岩墙之下,与孔甲载子入宫,同一实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论衡-卷十-刺孟篇-译文

孟子去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打算如何让我国受益呢?’孟子回答:‘只讲仁义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说利益。’

利益有两种:一种是物质财富的利益,另一种是平安吉祥的利益。惠王问‘如何让我国受益’,怎么知道您不想得到平安吉祥的利益,而只是直接提到物质财富的利益呢?《易经》说:‘有利于见到大人’,‘有利于渡过大河’,‘《乾》卦,大始亨通有利’,《尚书》说:‘百姓也追求利益吗?’这些都是指平安吉祥的利益。实行仁义,就能得到平安吉祥的利益。孟子一定会问惠王:“什么叫做‘让我国受益’”,如果惠王说的是物质财富的利益,那就可以回答了。如果惠王的问题并不明确,孟子直接回答物质财富的利益,那么如果惠王实际上是在问平安吉祥的利益,而孟子却以物质财富的利益来回答,那就会失去回答问题的要点,违背了道理的实际。

齐王问时子:‘我想要在中都赐给孟子一处住所,用万钟的粮食来供养他的弟子们,让各位大夫和国人都有所效仿。你为什么不替我传达这个意思呢?’时子就告诉了陈子,陈子又告诉了孟子。孟子说:‘时子怎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呢?如果我想发财,拒绝十万钟粮食而接受万钟,这能算作想发财吗?’

孟子拒绝十万钟粮食,这是不懂得谦让的道理。富贵是人们都想要的,如果不按照正道得到它,就不会接受。所以君子对于爵位和俸禄,有的会拒绝,有的不会拒绝。难道因为自己不贪图富贵,就拒绝应当接受的赏赐吗?

陈臻问道:‘在齐国,齐王馈赠了百镒黄金却不接受;在宋国,馈赠了七十镒黄金才接受;在薛国,馈赠了五十镒黄金才接受。前一次不接受是正确的,那么现在接受就是错误的。今天接受是正确的,那么前一次不接受就是错误的。您肯定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了一个。’孟子说:‘都是对的。在宋国的时候,我准备远行,出行的人必须有礼物,我推辞说拿回礼物,我为什么不接受呢?在薛国的时候,我有戒备之心,推辞说“听到戒备,所以准备兵器的准备”,我为什么不接受呢?如果在齐国,就没有地方可以存放,无处存放而接受,这就像是赠送礼物,哪有君子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呢?’

黄金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都有原因。不是在接受的时候已经贪婪,而是在不接受的时候不贪婪。黄金有接受和不接受的意义,住所也有接受和不接受的道理。现在不说“自己没有功劳”,也不说“自己退休了,接受住所不合理”,而说“自己不贪图富贵”,用拒绝十万钟粮食来类比后来的万钟。以前应该接受更多的十万钟,怎么能拒绝呢?

彭更问道:‘后面的车有几十辆,跟随的人有几百人,在诸侯那里传食,不是太奢侈了吗?’孟子回答:‘如果不是正道,那么一箪食物也不可以接受别人的;如果是正道,那么即使舜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认为这是奢侈。’

接受尧的天下,和接受十万钟粮食相比,哪个更少?舜不拒绝天下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道。现在不说接受十万钟粮食不是正道,而说‘自己不贪图富贵’,这是失去了谦让。怎么能作为教训呢?

沈同私下里问:‘燕国可以攻打吗?’孟子回答:‘可以。子哙不能把燕国交给别人,您也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这里有一个士人,您喜欢他,不向王报告,却私下里把您的爵位和俸禄给他。这个士人,也没有王的命令就私下接受,对于您来说,这可以吗?这和那有什么区别。’齐国人攻打燕国,有人问:‘劝说齐王攻打燕国,有这回事吗?’回答说:‘没有。沈同说:“燕国可以攻打吗?”我回答说:“可以。”他就这样攻打燕国了。如果他说:“谁可以攻打燕国?”我就回答说:“作为天吏就可以攻打它。”现在有杀人的人,如果有人问:“可以杀人吗?”我就回答说:“可以。”如果他问:“谁可以杀人?”我就回答说:“作为士师就可以杀人。”现在用燕国攻打燕国,为什么劝说攻打呢?’

有人问孟子是否劝说齐王攻打燕国,这不确实吗?沈同问‘燕国可以攻打吗’,这是带着私心想要自己去攻打。知道他的意图是如此,就应该说:“燕国虽然可以攻打,但必须是天吏才能攻打。”沈同的意图就消失了,那么就没有攻打燕国的计划了。不知道有这个私心就直接回答,没有理解他的话,这是不懂说话的技巧。

公孙丑问道:‘请问老师您擅长什么?’孟子回答:‘我懂得如何说话。’又问:‘什么叫做懂得说话?’孟子说:‘偏颇的言辞知道它所掩盖的,过度的言辞知道它所陷入的,邪恶的言辞知道它所偏离的,回避的言辞知道它所穷尽的。如果这些产生在心中,就会对政治有害,如果表现在政治上,就会对事情有害。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一定会遵循我的话。’孟子是懂得说话的人,也懂得说话所引起的祸害,以及最终可能带来的危害,看到他们的提问,就知道他们言辞背后想要达到的目的。知道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就知道他们最终可能带来的危害。

孟子说过:‘百姓生活安定,国王或许会改变自己的做法!我每天都期待着。’孟子离开的那个国王,难道是之前不去朝拜的那个国王吗?但是,为什么之前轻视得那么快,后来却重视得那么厉害呢?如果不是之前的国王,那么不去,而在后来去,这就说明后来的国王比之前的国王更加不成器;而离开三天就返回,对之前的国王来说不算什么,不朝拜而住在景丑氏家。

孟子的行为为什么前后不同?这是因为他的为王之道始终不一致。

而且孟子在鲁国时,鲁平公想要见孟子。宠臣臧仓诋毁孟子,阻止平公。乐正子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去,有人让我去;留,有人阻止我。去留不是人所能决定的。我没有遇到鲁侯,这是天意!’之前没有遇到鲁侯,之后也没有遇到齐侯,没有区别。之前把不遇归因于天意,现在则归因于王。孟子对天命的看法究竟是什么?

因为不在齐国实行,国王不采纳他的建议,那么就像臧仓这类人诋毁他。这也是有人阻止他。这都是天命不遇,不是人所能决定的。离开,为什么不直接走而不停留三天呢?天命不应当在齐国遇到,国王不采纳他的话,天怎么可能因为三天之间就改变命运让他遇到呢?在鲁国时把不遇归因于天,断绝了希望;在齐国时把不遇归因于王,还有希望。如果是这样,不遇的说法就只在于人了。

有人说:最初离开,还不能确定天命。希望三天之间,国王会追回来,天命或许就在这三天之间。如果这样说,齐王最初让他离开,这不是天命吗?如果天命在三天之间,鲁平公在三天之内也可能会放弃臧仓的建议,改变主意,去见孟子,孟子把不遇归因于天,为什么这么早呢?如果三天之间国王见到孟子,孟子如何面对之前的话呢?

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道:‘老师您看起来不太高兴。之前,我听说您说过:“君子不怨天,不责怪人。”’孟子说:‘那是一时的想法,现在是另一时。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起,这期间必然有闻名于世的人。从周朝以来,七百多年了,按照这个数字算,已经超过了,但是按照时间来考察,还是可以的。天还没有想要平定天下吗?如果想要平定天下,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孟子说,每隔五百年就会有一位王者兴起,这是怎么看得出来的呢?帝喾是王者,尧又成为天下的王;尧传位给舜,舜又成为天下的王;舜传位给禹,禹又成为天下的王。这四位圣人成为天下之王,都是因为他们的断然决断而兴起。从禹到汤有一千岁,汤到周朝也是如此,从文王开始,最终传位给武王。武王去世后,成王和周公共同治理天下。从周朝到孟子的时候,又过了七百年而没有出现王者。五百年必定会有王者出现,这是在哪个时代呢?说‘五百年必有王者’,是谁说的呢?讨论问题时不去核实事实,却相信那些浮夸不实的话;没有遇到去齐国的时候,就有不满的表情。这不是孟子应有的贤明,与一般俗儒没有区别。

‘五百年’这个说法,认为是天意中圣人的周期,又说‘天还未打算平治天下’,意思是天如果要平治天下,应当在五百年之间出现圣王。按照孟子的说法,这是天特意生圣人的。那么,五百年是不是天生圣人的周期呢?如果是这样的周期,天为什么不在五百年内生圣人?圣王不是在它的周期内生出来的。孟子还相信这一点,孟子并不了解天。

从周朝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按照这个时间算已经超过了;如果从时间上考虑,则是合适的。什么是时间超过了?什么是‘时间合适’呢?时间就是时,时就是时间。‘时间超过了’,超过了五百年。从周朝到今天七百多年,超过了二百岁。假设有王者,生不逢时了,又说‘时间合适’,这是什么意思呢?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起’,又说‘这期间必有名世者’,与王者相同吗?不同吗?如果相同,这是重复说吗?如果不同,‘名世者’指的是什么人呢?是指孔子的学生、孟子的同辈,教授后生,启迪愚昧的人吗?既然已经有了孔子,孟子又出现了。如果是圣臣呢?应当与圣王同时出现。圣王出现,圣臣就会显现。说五百年,为什么还要说中间呢?如果不是说五百年的时候,是说其中的时间吗?这是指两三百年的时间。人没有与五百年时的圣王相匹配。

孟子说中间必有名世者,究竟是指谁呢?‘天还未打算平治天下。如果天想要平治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这样说的人,不是自认为应当成为王者,如果有王者,他也愿意成为王臣。成为王臣,都是天意。自己的命不应该平治天下,不满足于在齐国的生活,心怀怨恨,有不愉快的表情,这是失策。

彭更问孟子说:‘士人不用做事就能得到食物,可以吗?’孟子回答:‘如果不通过分工交换来弥补不足,那么农民会有多余的粮食,女工会有多余的布料。如果你能进行分工交换,那么木匠、轮匠、车匠都能从你这里得到食物。在这里有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在外尊敬兄长,坚守先王的道路,等待后世的学者,却不能从你这里得到食物。你为什么尊重木匠、轮匠、车匠,却轻视行仁义的人呢?’彭更说:‘木匠、轮匠、车匠,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食物。君子行道,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得到食物吗?’孟子说:‘你为什么根据他们的目的来判断呢?如果他们对你有功,你就可以用食物来报答他们。你是在吃他们的志向,还是在吃他们的功绩呢?’彭更说:‘吃他们的志向。’孟子说:‘这里有一个人,毁坏瓦片,画坏墙壁,他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食物,你给他食物吗?’彭更说:‘不。’孟子说:‘那么你并不是吃他们的志向,而是吃他们的功绩。’

孟子引用毁坏瓦片、画坏墙壁的人,是为了质问彭更的话。他知道毁坏瓦片、画坏墙壁没有功绩但有志向,彭更一定不会给他食物。尽管如此,引用毁坏瓦片、画坏墙壁的人,并不是用来质问彭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有有志向想要得到食物的人,毁坏瓦片、画坏墙壁的人并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就难以用来质问别人了。人无缘无故毁坏瓦片、画坏墙壁,这如果不是疯狂就是嬉戏。疯狂的人,志向不在于求食;嬉戏的人,也不在于求食。求食的人,都是人们共同得到利益的事情,通过在市场上买卖,得到金钱,然后才能得到食物。现在毁坏瓦片、画坏墙壁,对人们没有利益,有什么志向呢?有知识的人,知道这样做没有利益,当然不会做;无知的人,与疯狂、嬉戏的人相比,也没有这样的志向。毁坏瓦片、画坏墙壁,就像小孩子在路上击壤一样,有什么不同呢?在路上击壤的小孩子,他的志向也是为了求食吗?这还是小孩子,还没有形成志向。大人打牌,也像画坏墙壁一样。打牌的人,他的志向也是为了求食吗?打牌的人还有争夺钱财,钱财多,自己也得到食物,有时也有志向。投掷石头、跳跃,也像画坏墙壁一样。投掷石头、跳跃的人,他的志向有求食的吗?那么,孟子质问彭更的话,并没有完全说清楚。如果彭更按照孟子的话去做,可以说是用巧舌来驾驭别人了。

匡章子说:‘陈仲子难道不是真正的廉洁之士吗?住在於陵,三天不吃饭,耳朵听不到,眼睛看不见。井上有李子,虫子吃掉了一半,他扶着拐杖去摘,吃了三个,然后耳朵才能听到,眼睛才能看到。’孟子说:‘在齐国的士人中,我一定把仲子看作是大家了!尽管如此,仲子怎么能算是廉洁呢?如果充实仲子的行为,那么只有像蚯蚓那样的人才可以。蚯蚓,向上吃干土,向下喝泉水。仲子所住的房间,是伯夷建造的吗?还是盗跖建造的?他吃的粮食,是伯夷种的吗,还是盗跖种的?这些都是未知的。’匡章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他自己织鞋,妻子纺纱,用这些来交换食物。’孟子说:‘仲子是齐国的世家,他的哥哥戴禄,有万钟的俸禄。他把哥哥的俸禄看作是不义的俸禄,不吃;把哥哥的住宅看作是不义的住宅,不住。离开哥哥,远离母亲,住在於陵。有一天他回家,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活鹅,他很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送这种东西呢?有一天,他的母亲杀了这只鹅,给他吃。他的哥哥从外面回来,说:这是鹅肉。他出来就吐了。因为母亲不吃,妻子吃;因为哥哥的住宅不吃,於陵的住宅吃。这样还能算充实他的行为吗?如果仲子能充实他的行为,那么只有像蚯蚓那样的人才可以。’

孟子反对仲子,并没有抓住仲子的短处。仲子对鹅的怪异行为,难道是因为在母亲面前不吃吗?他先责备鹅说:‘为什么要送这种东西呢?’有一天,他的母亲杀了鹅给他吃,他的哥哥说:‘这是鹅肉。’仲子因为违背了前言而吐出来。如果哥哥没有告诉他,他就不会吐;如果不吐,那就是吃了母亲的。说‘在母亲面前不吃’,误解了他的意思。如果仲子坚持不吃饭给母亲,鹅肉送到,他不应该吃。现在既然吃了,知道是鹅肉,感到奇怪就吐出来。所以仲子吐鹅,是耻于吃不符合自己志向的东西,并不是因为负亲亲之恩,而不愿母亲吃鹅肉。

又有人说:‘仲子怎么可能做到廉洁?如果按照仲子的本性来发展,那么只有像蚯蚓那样才可能做到。蚯蚓,向上吃干土,向下饮泉水’,这就是说蚯蚓是最廉洁的。如果仲子像蚯蚓一样,那么他就算做到了廉洁。现在他住的宅子是伯夷所建,吃的粮食是伯夷所种。仲子住在这里,吃这里的粮食,对于廉洁来说是可以的。有时候他吃的粮食是盗跖所种,住的屋子是盗跖所建,这就玷污了廉洁的行为。这样做不是仲子的本意,也是错误的。屋子因为人的存在而有了价值,粮食因为人的劳作而有了价值,即使这些是盗跖所建所种,自己并不知道。现在哥哥的行为不义,有他的操守。他的操守被众人看到,明显无误,所以他避开了陵墓,不住在哥哥的宅子里,编织草鞋和麻布,不领取哥哥的俸禄。但是想要让仲子住在陵墓里,避开哥哥的宅子,拒绝哥哥的俸禄,耳闻目睹,明显无误,仲子不居住也不领取,这是很明显的。现在仲子在陵墓的宅子,看不到是哪个人建的,粮食,不知道是谁种的,怎么能建成宅子就住进去?能种出粮食就吃下去?孟子对此表示反对,认为是过于苛刻了。仲子所住的,有时可能是盗跖所建,仲子不知道就住进去,这叫不坚持他的操守,只有像蚯蚓那样才可能做到。盗跖的屋子中间,也有蚯蚓,吃盗跖屋子里的干土,饮盗跖屋子里的泉水,蚯蚓怎么能做到呢?在仲子的操守和孟子的议论中,只有像鱼那样才可能做到。鱼生活在江海中,吃江海中的鱼虾,海不是盗挖的,鱼虾也不是盗聚集的。

那么仲子有大的错误,孟子反对他,也不能得到什么。仲子离开母亲,避开哥哥,和妻子独自住在陵墓,把哥哥的宅子看作是不义的宅子,把哥哥的俸禄看作是不义的俸禄,所以不住不领,这是极端的廉洁。那么他到陵墓去等待母亲,应该自己带食物去。鹅肉进献的时候,一定是和饭一起。母亲所做的饭,是哥哥的俸禄。母亲没有私藏粮食。用这些粮食给仲子吃,很明显。仲子是吃哥哥的俸禄。伯夷不吃周朝的粮食。饿死在首阳山下,难道是一顿吃周朝的粮食就玷污了他的廉洁吗?仲子的操守,近似的比不上伯夷,而孟子说只有像蚯蚓那样才可能,这是对仲子操守的误解。

孟子说:‘没有不是天命的,顺应天命接受自己的命运。因此,懂得天命的人,不会站在危险的墙下。’尽了自己的道而死的,是正命;被囚禁而死的,不是天命。

孟子的话,是说人没有触犯天命的命运。顺应自己的行为得到正命,胡乱行为而得到非正命,这是天命对行为的考验。孔子没有成为王,颜渊早逝,子夏失明,伯牛得病。这四个人行为不端正吗?为什么不能接受正命?比干被剖心,子胥被煮,子路被剁成肉酱,天下极刑,不仅仅是被囚禁。如果一定要用囚禁来证明不是正命,那么比干、子胥的行为就不端正了。人受到天命,有时可能会遭受兵灾、火灾,即使谨慎地修行,有什么用呢?窦广国和一百人一起睡在积炭下面,炭崩塌,一百人都死了,广国却活了下来,这是他的命当封侯。积炭和危险的墙有什么不同?命不该压,即使墙崩塌,有广国之命的人,还是可以逃脱。行动,有时是被推动的;停止,有时是被阻止的。命该压,还是可能被推到墙下。孔甲进入主人的儿子,天命注定要低贱,即使被带入宫中,还是做守卫。不站在危险的墙下,和孔甲带儿子入宫,是同一个道理。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论衡-卷十-刺孟篇-注解

梁惠王:梁惠王,即梁惠王,战国时期魏国的君主,这里指孟子拜访的君主。

叟:叟,老者,对年长者的尊称。

仁义:仁义,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仁指爱人之心,义指合乎道德的行为。

货财之利:货财之利,指物质财富的利益。

安吉之利:安吉之利,指安全和吉祥的利益,这里指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

《易》:《易》,即《易经》,儒家经典之一,包含卦象和卦辞,用于占卜和哲学思考。

《乾》:《乾》,指《易经》中的乾卦,代表天,象征创始和强大。

《尚书》:《尚书》,儒家经典之一,记载了上古至周初的历史和政治文献。

黎民:黎民,指普通百姓。

时子:时子,指孟子时代的一位人物,此处可能是齐王的谋士。

中国:中国,此处指中原地区,即古代的中央王朝。

室:房屋。

万钟:万钟,古代计量单位,指一种重量单位,此处指很高的赏赐。

兼金:兼金,指混合了多种金属的金,此处指珍贵的金子。

赆:赆,指赠送的财物,作为礼物。

士师:士师,古代的法官。

夫子:夫子,对有道德学问的人的尊称,此处指孟子。

私:私,指个人的私欲。

泰:泰,指过分、奢侈。

子哙:子哙,指燕国的君主。

天吏:天吏,指代表天意行使权力的官吏。

士:士,指有道德和才能的人。

王命:王命,指君王的命令。

乐正子:乐正子,指鲁国的官员。

嬖人:嬖人,指君主宠幸的人。

臧仓:臧仓,指鲁平公的宠臣。

行止:行止,指行动和停止。

天命:天命,指天意,命运。

豫色:豫色,指不愉快的表情。

怨天:怨天,指抱怨天命。

尤人:尤人,指责怪他人。

王者:古代指统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帝喾: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五帝之一,被认为是古代华夏族的首领。

尧: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五帝之一,以德治天下著称。

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五帝之一,继承尧的帝位。

禹: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五帝之一,治水有功,成为夏朝的开国君主。

汤:商朝的开国君主,以德服人,推翻了夏朝。

周文王:周朝的开国君主,以德行著称。

周武王:周朝的第二位君主,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

成王:周武王的儿子,继位成为周朝的君主。

周公:周武王的弟弟,辅佐成王,安定周朝。

孟子: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五百年:在古代,五百年被视为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常用来指代历史的长河。

断踵而兴:指断绝后继而重新兴起,形容一种中断后的复兴。

名世:指在某个时代有显著名声,为世人所知。

食志:以人的志向为标准来决定是否给予食物。

食功:以人的实际功绩为标准来决定是否给予食物。

毁瓦画墁:指破坏房屋的瓦片和墙壁,比喻无益于人的行为。

童子击壤:指小孩子在道路上击打瓦片游戏,比喻无意义的行为。

博戏:古代的一种棋类游戏,也泛指各种游戏。

投石超距:古代的一种体育活动,通过投掷石头来比赛距离。

蚓:蚯蚓,一种生活在土壤中的环节动物,以其清洁、食土饮泉的生活方式而著称。

辟纑:指织布,比喻从事手工劳动。

不义之禄:指不正当的俸禄,即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收入。

不义之室:指不正当的住所,即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房产。

仲子:指孔子弟子中的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

廉:廉洁,指不贪污,不贪污求私利。

充仲子之性:充分发挥仲子的本性。

槁壤:干涸的土壤。

黄泉:古代指地下泉水。

伯夷:商末周初的贤人,以廉洁著称。

盗跖:春秋时期的一个盗贼,以其不义行为著称。

粟:小米,古代的主要粮食之一。

伯夷之所树:伯夷所种植的。

居:居住。

於:在。

陵:丘陵,这里指仲子居住的地方。

操:操守,指人的品德和行为准则。

议论:评论,指对事物的看法。

避於陵:避开丘陵。

织屦辟纑:编织草鞋,制作麻布。

禄:俸禄,官职所得的报酬。

鹅膳:鹅肉。

饭:米饭。

母之所为饭者:母亲所做的饭。

周粟:周朝的小米,这里指周朝的俸禄。

首阳之下:首阳山,指伯夷、叔齐隐居的地方。

命:命运,天命。

岩墙:危险的墙壁。

桎梏:脚镣手铐,比喻束缚。

比干:商朝末年的忠臣,被商纣王杀害。

子胥:春秋时期的吴国名将,被吴王夫差杀害。

子路:孔子的弟子,字仲由,以勇猛著称。

伯牛:孔子的弟子,字伯牛,因患病早逝。

窦广国:西汉时期的将领,以勇猛著称。

积炭:堆积的炭火。

孔甲:商朝的一位君主,据说其子天命低下。

主人之子:主人的儿子,这里指孔甲的儿子。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论衡-卷十-刺孟篇-评注

此段古文出自《孟子·离娄上》,作者通过对比仲子和伯夷的行为,探讨了廉洁与天命的关系,以及个人操守与外界环境的关系。

首先,作者用‘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性,则蚓而后可者也’这句话,形象地比喻仲子的廉洁程度。仲子若像蚯蚓一样,只食腐土、饮黄泉,才能称得上廉洁。这里的蚯蚓象征着至廉,是对仲子廉洁程度的讽刺。

接着,作者指出仲子居住的房屋和所食的粮食都是伯夷所筑所树,若仲子居住并食用,则无可厚非。但如果仲子食用盗跖所树之粟,居住盗跖所筑之室,则违背了廉洁的行为准则。

作者进一步阐述,即使仲子不知房屋和粮食的来源,也不能算作失德。因为房屋和粮食是因人而存在,仲子若不知情,则不能怪罪。

孟子对仲子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认为仲子若要追求廉洁,应该像鱼一样,生活在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士,而不必纠结于房屋和粮食的来源。

然而,孟子也指出仲子有他自己的操守,即远离不义之兄,不居住在不义之宅,不食用不义之禄。这种操守虽然不及伯夷,但也足以称得上廉洁。

孟子还提到,人无触值之命,顺操行者得正命,反之则得非正命。这里强调了天命与个人操守的关系,认为顺应天命、坚守操守的人能够得到正命。

最后,作者通过孔甲的例子,说明即使天命注定要受苦,只要坚守操守,也能够得到解脱。这里的‘不立岩墙之下’和‘孔甲载子入宫’都是指避开不义之事,坚守自己的操守。

整段古文通过对仲子、伯夷、孟子等人物的对比,展现了作者对廉洁、天命和个人操守的深刻思考,具有很高的哲学价值。

内容标题:《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论衡-卷十-刺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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