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房玄龄（579年－648年），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晋书的编纂工作大多是在唐代完成的。房玄龄是唐朝初期的功臣之一，也是《晋书》的主要作者之一，《晋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年代：成书于唐代（约7世纪）。
内容简要：《晋书》是唐代的史学家房玄龄等编纂的关于晋朝历史的书籍，内容涵盖了晋朝从西晋到东晋的历史进程。全书记录了晋朝的开国历程、战争、宫廷斗争、经济、文化等方面，并对晋朝的许多重要人物进行了详细的传记。书中着重讲述了西晋的统一与灭亡以及东晋的建立与发展，对晋朝的历史变迁、政治风云与人物命运进行了深入探讨。《晋书》不仅是研究晋朝历史的主要文献，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经典之一，对后代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晋书-列传-第十六章-原文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
世为名族。
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雷、蒋、谷、鲁，刘最为祖。”
父观，平阳太守。
颂少能辨物理，为时人所称。
察孝廉，举秀才，皆不就。
文帝辟为相府掾，奉使于蜀。
时蜀新平，人饥土荒，颂表求振贷，不待报而行，由是除名。
武帝践阼，拜尚书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讼。
累迁中书侍郎。
咸宁中，诏颂与散骑郎白褒巡抚荆、扬，以奉使称旨，转黄门郎。
迁议郎，守廷尉。
时尚书令史扈寅非罪下狱，诏使考竟，颂执据无罪，寅遂得免，时人以颂比张释之。
在职六年，号为详平。
会灭吴，诸将争功，遣颂校其事，以王浑为上功，王浚为中功。
帝以颂持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不行，转任河内。
临发，上便宜，多所纳用。
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转为浸害，颂表罢之，百姓获其便利。
寻以母忧去职。
服阕，除淮南相。
在官严整，甚有政绩。
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颂在郡，上疏曰：
臣昔忝河内，临辞受诏：“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数以闻。恆苦多事，或不能悉有报，勿以为疑。”
臣受诏之日，喜惧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愿以萤烛，增晖重光。
到郡草具所陈如左，未及书上，会臣婴丁天罚，寝顿累年，今谨封上前事。
臣虽才不经国，言浅多违，犹愿陛下垂省，使臣微诚得经圣鉴，不总弃于常案。
如有足采，冀补万一。
伏见诏书，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籓，夫岂不怀，公理然也。
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
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
何则？彼因自然而就之，异乎绝迹之后更创之。
虽然，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
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
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
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
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
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
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
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
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吴、蜀。
以其去近就远，割裂土宇，令倍于旧。
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须皇子长乃遣君之，于是无晚也。
急所须地，交得长主，此事宜也。
臣所陈封建，今大义已举，然余众事，傥有足采，以参成制，故皆并列本事。
臣闻：不惮危悔之患，而愿献所见者，尽忠之臣也；垂听逆耳，甘纳苦言者，济世之君也。
臣以期运，幸遇无讳之朝。
虽尝抗疏陈辞，泛论政体，犹未悉所见，指言得失，徒荷恩宠，不异凡流。
臣窃自愧，不尽忠规，无以上报，谨列所见如左。
臣诚未自许所言必当，然要以不隐所怀为上报之节。
若万一足采，则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则国之福也。
愿陛下缺半日之间，垂省臣言。
伏惟陛下虽应天顺人，龙飞践阼，为创基之主，然所遇之时，实是叔世。
何则？汉末陵迟，阉竖用事，小人专朝，君子在野，政荒众散，遂以乱亡。
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后吏清下顺，法始大行。
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骄纵，倾殆之主也。
然内盛台榭声色之娱，外当三方英豪严敌，事成克举，少有愆违，其故何也？
实赖前绪，以济勋业。
然法物政刑，固已渐穨矣。
自嘉平之初，晋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间累年。
虽鈇钺屡断，翦除凶丑，然其存者咸蒙遭时之恩，不轨于法。
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
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难正，故曰时遇叔世。
当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
然陛下犹以用才因宜，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
三祖崛起，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诚时宜也。
然至所以为政，矫世众务，自宜渐出公涂，法正威断，日迁就肃。
譬由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渐靡而往，终得其济。
积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
而自泰始以来，将三十年，政功美绩，未称圣旨，凡诸事业，不茂既往。
以陛下明圣，犹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传之后世，不无虑乎！
意者，臣言岂不少概圣心夫！
顾惟万载之事，理在二端。
天下大器，一安难倾，一倾难正。
故虑经后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遗业，使数世赖之。
若乃兼建诸侯而树籓屏，深根固蒂，则祚延无穷，可以比迹三代。
如或当身之政，遗风余烈不及后嗣，虽树亲戚，而成国之制不建，使夫后世独任智力以安大业。
若未尽其理，虽经异时，忧责犹追在陛下，将如之何！
愿陛下善当今之政，树不拔之势，则天下无遗忧矣。
夫圣明不世及，后嗣不必贤，此天理之常也。
故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
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
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
圣王推终始之弊，，权轻重之理，包彼小违以据大安，然后足以籓固内外，维镇九服。
夫武王圣主也，成王贤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而广封建者，虑经无穷也。
且善言今者，必有验之于古。
唐、虞以前，书文残缺，其事难详。
至于三代，则并建明德，及兴王之显亲，列爵五等，开国承家，以籓屏帝室，延祚久长，近者五六百岁，远者仅将千载。
逮至秦氏，罢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辅，二世而亡。
汉承周、秦之后，杂而用之，前后二代各二百馀年。
揆其封建不用，虽强弱不适，制度舛错，不尽事中，然迹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职，诸侯微时，不在强盛。
昔吕氏作乱，幸赖齐、代之援，以宁社稷。
七国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难。
自是之后，威权削夺，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车。
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谋，倾荡天下，毒流生灵。
光武绍起，虽封树子弟，而不建成国之制，祚亦不延。
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
长短之应，祸福之徵，可见于此。
又魏氏虽正位居体，南面称帝，然三方未宾，正朔有所不加，实有战国相持之势。
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舟车所至，人迹所及，皆为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
宜承大勋之籍，及陛下圣明之时，开启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
臣又闻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
而王制，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
而贤明至少，不肖至众，此固天理之常也。
物类相求，感应而至，又自然也。
是以暗君在位，则重臣盈朝；明后临政，则任臣列职。
夫任臣之与重臣，俱执国统而立断者也。
然成败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
重臣假所资以树私，任臣因所籍以尽公。
尽公者，政之本也；树私者，乱之源也。
推斯言之，则泰日少，乱日多，政教渐穨，欲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又非徒唯然而已。
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遗绪，得中贤之佐，而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
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
若乃建基既厚，籓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忠而为任臣矣。
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
圣王知贤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势以御其臣。
是以五等既列，臣无忠慢，同于竭节，以徇其上。
群后既建，继体贤鄙，亦均一契，等于无虑。
且树国苟固，则所任之臣，得贤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
何则？势固易持故也。
然则建邦苟尽其理，则无向不可。
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后，到于赧王，其间历载，朝无名臣，而宗庙不陨者，诸侯维持之也。
故曰，为社稷计，莫若建国。
夫邪正逆顺者，人心之所系服也。
今之建置，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同忿俱奋，令其力足以维带京邑。
若包藏祸心，惕于邪而起，孤立无党，所蒙之籍不足独以有为。
然齐此甚难，陛下宜与达古今善识事势之士深共筹之。
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
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
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
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
今之建置，宜使率由旧章，一如古典。
然人心系常，不累十年，好恶未改，情愿未移。
臣之愚虑，以为宜早创大制，迟回众望，犹在十年之外，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荣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籓辅。
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
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国，后虽王之子孙，无复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
若推亲疏，转有所废，以有所树，则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
今宜豫开此地，令十世之内，使亲者得转处近。
十世之远，近郊地尽，然后亲疏相维，不得复如十世之内。
然犹树亲有所，迟天下都满，已弥数百千年矣。
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甚非所宜。
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
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后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
今虽一国周环近将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
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
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
须车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彩章；仓廪已实，乃营宫室；百姓已足，乃备官司；境内充实，乃作礼乐。
唯宗庙社稷，则先建之。
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
今臣所举二端，盖事之大较，其所不载，应在二端之属者，以此为率。
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若备旧典，则官司以数，事所不须，而以虚制损实力。
至于庆赏刑断，所以卫下之权，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
故臣之愚虑，欲令诸侯权具，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亦终于必备今事为宜。
周之建侯，长享其国，与王者并，远者仅将千载，近者犹数百年；汉之诸王，传祚暨至曾玄。
人性不甚相远，古今一揆，而短长甚违，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
周之封建，使国重于君，公侯之身轻于社稷，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
敦兴灭继绝之义，故国祚不泯。
不免诛放，则群后思惧；胤嗣必继，是无亡国也。
诸侯思惧，然后轨道，下无亡国，天子乘之，理势自安，此周室所以长在也。
汉之树置君国，轻重不殊，故诸王失度，陷于罪戮，国随以亡。
不崇兴灭继绝之序，故下无固国。
下无固国，天子居上，势孤无辅，故奸臣擅朝，易倾大业。
今宜反汉之弊，修周旧迹。
国君虽或失道，陷于诛绝，又无子应除，苟有始封支胤，不问远近，必绍其祚。
若无遗类，则虚建之，须皇子生，以继其统，然后建国无灭。
又班固称“诸侯失国亦犹网密”，今又宜都宽其检。
且建侯之理，本经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诸宗庙，副在有司。
寡弱小国犹不可危，岂况万乘之主！承难倾之邦而加其上，则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
臣之愚，愿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业于固成之势，则可以无遗忧矣。
今阎闾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
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
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
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
夫欲富贵而恶贫贱，人理然也。
圣王大谙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诡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贫，欲贵者必先安贱。
安贱则不矜，不矜然后廉耻厉；守贫者必节欲，节欲然后操全。
以此处务，乃得尽公。
尽公者，富贵之徒也。
为无私者终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
今欲富者不由贫自得富，欲贵者不安贱自得贵，公私之涂既乖，而人情不能无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则恆背公而横务。
是以风节日穨，公理渐替，人士富贵，非轨道之所得。
以此为政，小大难期。
然教穨来既久，难反一朝。
又世放都靡，营欲比肩，群士浑然，庸行相似，不可顿肃，甚殊黜陟也。
且教不求尽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犹有甚泰。
使夫昧适情之乐者，捐其显荣之贵，俄在不鲜之地；约己洁素者，蒙俭德之报，列于清官之上。
二业分流，令各有蒙。
然俗放都奢，不可顿肃，故臣私虑，愿先从事于渐也。
天下至大，万事至众，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听所得周览。
是以圣王之化，执要而已，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
分职既定，无所与焉，非惮日昃之勤，而牵于逸豫之虞，诚以政体宜然，事势致之也。
何则？夫造创谋始，逆暗是非，以别能否，甚难察也。
既以施行，因其成败，以分功罪，甚易识也。
易识在考终，难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则安，人臣不处其难则乱。
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采以避目下之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
今人主能恆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逃其诛赏。
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诬。功不可诬，则能者劝；罪不可蔽，则违慢日肃，此为国之大略也。
臣窃惟陛下圣心，意在尽善，惧政有违，故精事始，以求无失。
又以众官胜任者少，故不委务，宁居日昃也。
臣之愚虑，窃以为今欲尽善，故宜考终。
何则？精始难校故也。
又群官多不胜任，亦宜委务，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败。
败著可得而废，功成可得遂任，然后贤能常居位以善事，暗劣不得以尸禄害政。
如此不已，则胜任者渐多，经年少久，即群司遍得其人矣。
此校才考实，政之至务也。
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与诸下共造事始，则功罪难分。
下不专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别。
何以验之？今世士人决不悉良能也，又决不悉疲软也。
然今欲举一忠贤，不知所赏；求一负败，不知所罚。
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
登进者自以累资及人间之誉耳，非功实也。
若谓不然，则当今之政未称圣旨，此其征也。
陛下御今法为政将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
古人有言：“琴瑟不调，甚者必改而更张。”
凡臣所言，诚政体之常，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
陛下纵未得尽仰成之理，都委务于下，至如今事应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
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
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
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
惟立法创制，死生之断，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连度支之事，台乃奏处。
其余外官皆专断之，岁终台閤课功校簿而已。
此为九卿造创事始，断而行之，尚书书主，赏罚绳之，其势必愈考成司非而已。
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
夫监司以法举罪，狱官案劾尽实，法吏据辞守文，大较虽同，然至于施用，监司与夫法狱体宜小异。
狱官唯实，法吏唯文，监司则欲举大而略小。
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全人，此所谓欲理而反乱者也。
故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纲举则所罗者广，网疏则小必漏，所罗者广则为政不苛，此为政之要也。
而自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
微过不足以害政，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则百姓失职矣，此错所急而倒所务之由也。
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
及此非难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责犯强举尤之奏，当以尽公，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
夫大奸犯政而乱兆庶之罪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顾势而顿笔。
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
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
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
古人有言曰：“君子之过，如日之蚀焉。”
又曰：“过而能改”
又曰“不贰过”。
凡此数者，皆是贤人君子不能无过之言也。
苟不至于害政，则皆天网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后王诛所必加，此举罪浅深之大例者也。
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众，此为政诛赦之准式也。
何则？所谓贤人君子，苟不能无过，小疵不可以废其身，而辄绳以法，则愧于明时。
何则？虽有所犯，轻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责不同而名不异者，故不轨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众听，因名可乱，假力取直，故清议益伤也。
凡举过弹违，将以肃风论而整世教，今举小过，清议益穨。
是以圣人深识人情而达政体，故其称曰：“不以一眚掩大德。”
又曰：“赦小过，举贤才。”
又曰：“无求备于一人。”
故冕而前旒，充纩塞耳，意在善恶之报必取其尤，然后简而不漏，大罪必诛，法禁易全也。
何则？害法在犯尤，而谨搜微过，何异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盗于隅隙。
古人有言，“鈇钺不用而刀锯日弊，不可以为政”，此言大事缓而小事急也。
时政所失，少有此类，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务也。
夫权制不可以经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术异也。
百姓虽愚，望不虚生，必因时而发。
有因而发，则望不可夺；事变异前，则时不可违。
明圣达政，应赴之速，不及下车，故能动合事机，大得人情。
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
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
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
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
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
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
魏氏错役，亦应改旧。
此二者各尽其理，然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
自董卓作乱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难极矣。
六合浑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宁，非虚望也。
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
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
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
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政务多端，世事之未尽理者，难遍以疏举，振领总纲，要在三条。
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无为。
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籴。
为政欲著信，著信在简贤，简贤在官久。
官久非难也，连其班级，自非才宜，不得傍转以终其课，则事善矣。
平籴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则谷积矣。
无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损之利。
如斯而已，则天下静矣。
此三者既举，虽未足以厚化，然可以为安有余矣。
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财，农是也。
所立为指于此，事诚有功益。
苟或妨农，皆务所息，此悉似益而损之谓也。
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
目下为之，虽少有废，而计终已大益。
农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终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渐。
如河、汴将合，沈莱苟善，则役不可息。
诸如此类，亦不得已已。
然事患缓急，权计轻重，自非近如此类，准以为率，乃可兴为，其余皆务在静息。
然能善算轻重，权审其宜，知可兴可废，甚难了也，自非上智远才，不干此任。
夫创业之美，勋在垂统，使夫后世蒙赖以安。
其为安也，虽昏犹明，虽愚若智。
济世功者，实在善化之为，要在静国。
至夫修饰宫署，凡诸作役务为恆伤过泰，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
至于仰蒙前绪，所凭日月者，实在遗风系人心，余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须，以伤所凭。
钧此二者，何务孰急，陛下少垂恩回虑，详择所安，则大理尽矣。
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
臣以为圣德隆杀，将在乎后，不在当今。
何则？陛下龙飞凤翔，应期践阼，有创业之勋矣。
扫灭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
以天子之贵，而躬行布衣之所难，孝俭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
履宜无细，动成轨度，又有之矣。
若善当身之政，建籓屏之固，使晋代久长，后世仰瞻遗迹，校功考事，实与汤、武比隆，何孝文足云！
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其事实然。
若所以资为安之理，或未尽善，则恐良史书勋，不得远尽弘美，甚可惜也。
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参圣虑，经年少久，终必有成。
愿陛下少察臣言。
又论肉刑，见《刑法志》。
诏答曰：‘得表陈封国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齐法，宜复肉刑，及六州将士之役，居职之宜，诸所陈闻，具知卿之乃心为国也。动静数以闻。’
元康初，从准南王允入朝。
会诛杨骏，颂屯卫殿中，其夜，诏以颂为三公尚书。
又上疏论律令事，为时论所美。
久之，转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否，明其赏罚。
贾郭专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
及赵王伦之害张华也，颂哭之甚恸。
闻华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种也！’
伦党张林闻之，大怒，惮颂持正而不能害也。
孙秀等推崇伦功，宜加九锡，百僚莫敢异议。
颂独曰：‘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庙乂安，虽嬖后被退，势臣受诛，周勃诛诸吕而尊孝文，霍光废昌邑而奉孝宣，并无九锡之命。违旧典而习权变，非先王之制。九锡之议，请无所施。’
张林积忿不已，以颂为张华之党，将害之。
孙秀曰：‘诛张、裴已伤时望，不可复诛颂。’
林乃止。
于是以颂为光禄大夫，门施行马。
寻病卒，使使者吊祭，赐钱二十万、朝服一具，谥曰贞。
中书侍郎刘沈议，颂当时少辈，应赠开府。
孙秀素恨之，不听。
颂无子，养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诩子焉为嫡孙，袭封。
永康元年，诏以颂诛贾谧督摄众事有功，追封梁邹县侯，食邑千五百户。
颂弟彪字仲雅，参安东军事。
伐吴，获张悌，累官积弩将军。
及武库火，彪建计断屋，得出诸宝器。
历荆州刺史。
次弟仲字世混，历黄门郎、荥阳太守，未之官，卒。
初，颂嫁女临淮陈矫，矫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改姓陈氏。
中正刘友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系，而世皆为婚，礼律不禁。今与此同义，为婚可也。’
友方欲列上，为陈骞所止，故得不劾。
颂问明法掾陈默、蔡畿曰：‘乡里谁最屈？’
二人俱云：‘刘友屈。’
颂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议冒犯明府为非，然乡里公论称屈。’
友辟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也。
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
重少好学，有文辞；早孤，与群弟居，以友爱著称。
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
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
且其检防转碎，征刑失实，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
而至于议改，又以为疑。
臣以革法创制，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举而错之，使体例大通而无否滞亦未易故也。
古者诸侯之治，分土有常，国有定主，人无异望，卿大夫世禄，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上下体固，人德归厚。
秦反斯道，罢侯置守，风俗浅薄，自此来矣。
汉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
方今圣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颙颙，欣睹太平。
然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
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
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
又建树官司，功在简久。
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
圣王知天下之难，常从事于其易，故寄隐括于闾伍，则邑屋皆为有司。
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则虽竭圣智，犹不足以赡其事。
由此而观，诚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让日隆矣。
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
时太中大夫恬和表陈便宜，称汉孔光、魏徐干等议，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及禁百姓卖田宅。
中书启可，属主者为条制。
重奏曰：‘先王之制，士农工商有分，不迁其业，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
‘《周官》以土均之法，经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贡赋之序，然后公私制定，率土均齐。’
自秦立阡陌，建郡县，而斯制已没。
降及汉、魏，因循旧迹，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耳。
至于奴婢私产，则实皆未尝曲为之立限也。
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
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已上，官长免。
如诏书之旨，法制已严。
今如和所陈而称光、干之议，此皆衰世逾侈，当时之患。
然盛汉之初不议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
盖以诸侯之轨既灭，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
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
方今圣明垂制，每尚简易，法禁已具，和表无施。
又司隶校尉石鉴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求召还；
尚书荀恺以为远郡非人情所乐，奏登贬秩居官。
重驳曰：‘臣闻立法无制，所以齐众检邪，非必曲寻事情，而理无所遗也。’
故所滞者寡，而所济者众。
今如登郡比者多，若听其贬秩居官，动为准例，惧庸才负远，必有黩货之累，非所以肃清王化，辑宁殊域也。
臣愚以为宜听鉴所上，先召登还，且使体例有常，不为远近异制。
诏从之。
太熙初，迁廷尉平。
驳廷尉奏邯郸醉等，文多不载。
再迁中书郎，每大事及疑议，辄参以经典处决，多皆施行。
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
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
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
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
重奏曰：“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
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隐迹丘园，或克己复礼，或耄期称道，出处默语，唯义所在。
未可以少长异操，疑其所守之美，而远同终始之责，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
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审之于任举之主。
沈为中正，亲执铨衡。
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行不要名，绝迹穷山，韫韣道艺，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节，行成名立，搢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
始举原，先谘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
去三年，诸州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拟之西河，求加征聘。
如沈所列，州党之议既举，又刺史班诏表荐，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舍所征检之实，而无明理正辞，以夺沈所执。
且应二品，非所求备。
但原定志穷山，修述儒道，义在可嘉。
若遂抑替，将负幽邦之望，伤敦德之教。
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
诏从之。
重与李毅同为吏部郎，时王戎为尚书，重以清尚见称，毅淹通有智识，虽二人操异，然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
毅字茂彦，旧史阙其行事。
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
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宠之士，虽违世背时，出处殊轨，而先王许之者，嘉其服膺高义也。
昔先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纯朴，乃谘询朝众，搜求隐逸。
咸宁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硃冲，太康元年，复以太子庶子征冲，虽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悦服。
陛下远迈先帝礼贤之旨，臣访冲州邑，言其虽年近耋耋，而志气克壮，耽道穷薮，老而弥新，操尚贞纯，所居成化，诚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笃俗者也。
臣以为宜垂圣恩，及其未没，显加优命。
时朝廷政乱，竟不能从。
出为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崇德化，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清简无欲，正身率下，在职三年，弹黜四县。
弟嶷亡，表去官。
永康初，赵王伦用为相国左司马，以忧逼成疾而卒，时年四十八。
家贫，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
追赠散骑常侍，谥曰成。
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发登朝，竭诚奉国，广陈封建，深中机宜，详辨刑名，该核政体。
虽文惭华婉，而理归切要。
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顗而有余。
逮元康之间，贼臣专命，举朝战栗，苟避菹醢；颂以此时，忠鲠不挠，哭张公之非罪，拒赵王之妄锡，虽古遗直，何以尚兹。
至于缘其私议，不平刘友，异夫憎而知善，举不避仇者欤！
李重言因革之理，驳田产之制，词惬事当，盖亹癖可观。
及锐志铨衡，留心隐逸，浚冲期之识会，岂虚也哉！
赞曰：刘颂刚直，义形于词。自下摩上，彼实有之。
李重清雅，志乃无私。推贤拔滞，嘉言在兹。
懋哉两哲，邦家之基。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晋书-列传-第十六章-译文
刘颂，字子雅，是广陵人，是汉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世代都是名门望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都出自刘家之下，当时的人有句话说‘雷、蒋、谷、鲁，刘最为祖。’他的父亲刘观，是平阳太守。刘颂从小就能辨识物理，被当时的人所称赞。他被举荐为孝廉和秀才，但他都没有接受。汉文帝征召他到相府担任掾，派他出使蜀地。当时蜀地刚被平定，人们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赈济，不等回复就行动了，因此被除名。
汉武帝即位后，任命刘颂为尚书三公郎，负责科律，申冤讼。他多次升迁，担任中书侍郎。咸宁年间，皇帝下诏让刘颂和散骑郎白褒巡视抚慰荆、扬，因为奉使称旨，转任黄门郎。后来又升迁为议郎，代理廷尉。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被关进监狱，皇帝下诏让他审查，刘颂坚持认为扈寅无罪，扈寅因此得以免罪，当时的人把刘颂比作张释之。他在职六年，以公正著称。恰逢灭吴，诸将争功，皇帝派遣刘颂校核事情，他认为王浑是上功，王浚是中功。皇帝认为刘颂执法失当，将他降职为京兆太守，但他没有去上任，转任河内。临行前，他上奏了一些有利国家的事情，大多被采纳。郡界有很多公主的水碓，堵塞了流水，变成了灾害，刘颂上表请求废除，百姓因此受益。不久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淮南相。他在任期间严肃整饬，政绩显著。他修复了芍陂，每年需要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刘颂让大小官员共同努力，根据功绩分配，百姓都称赞他的公平仁惠。
刘颂在郡中上疏说：‘我以前在河内任职，临别时接受诏令：“你所说的都是重要的事情，应该分大小顺序上报。我常常苦于事务繁多，可能不能一一回复，不要因此怀疑。”我接受诏令的那天，又喜又怕，更加想尽自己的努力，忘记了自身的浅薄，愿意用微薄的力量，增加光辉。到郡后，草拟了以下陈述，还没来得及上报，就遇到了我遭受天罚，卧床多年，现在谨封好呈上。’我虽然才能有限，言语浅薄，多有违背，还是希望陛下能审阅，让我微小的诚意能够经过圣明的审视，不要被常规的案卷所埋没。如果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
我听说：不怕危险和后悔，愿意献出自己见解的人，是忠诚的臣子；愿意听取逆耳之言，甘愿接受苦言的君主，是能够拯救世界的君主。我因为时运，有幸遇到一个没有忌讳的朝廷。虽然我曾经上疏陈述，泛泛地讨论政治体制，但还没有完全表达我的见解，指出得失，只是承蒙恩宠，和普通人没有区别。我私下里感到羞愧，没有尽到忠诚的规劝，无法向上报答，谨列以下所见。
我私下认为，陛下虽然顺应天意和民意，龙飞九天，成为开创基业的君主，但是所遇到的时代，实际上是衰落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汉末时期，政治衰败，宦官当权，小人专权，君子在野，政治荒废，民众离散，最终导致混乱和灭亡。魏武帝凭借经略之才，拨乱反正，同时重视文教，经过数十年，到了延康初年，官吏清廉，民众顺从，法律开始得到广泛执行。到了文帝和明帝时期，奢侈淫逸，是倾覆的君主。然而他们内部享受着台榭声色的娱乐，外部面对三方的英豪和严敌，事情能够成功，很少有失误，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是因为前人的基业，才成就了他们的功业。然而法律和政令，已经逐渐衰落了。自从嘉平初年，晋朝开始建立，到了咸熙末年，其间经过了多年。虽然多次使用斧钺，剪除凶恶之人，但那些幸存的人都被赋予了时运的恩惠，没有违反法律。泰始初年，陛下即位，所服用的都是前代功臣的后代，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或玄孙。古人有言，富贵人家的子弟难以端正，所以说是时运衰落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天地的位置刚刚稳定，四海洗心整纲的时刻。然而陛下仍然以用才因宜，法度宽松，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和汉、魏之前不同。三祖崛起，改朝换代，不可能一下子就严格治理下属，确实符合时宜。然而至于治理国家，纠正世上的事务，自然应该逐渐公开，法度严明，威严果断，日积月累，最终达到目的。积累的微小之处逐渐显现，到了现在，可以说政治已经有所成就。然而自从泰始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政治功绩和美好业绩，还没有达到圣旨的要求，所有的事业，都没有超过过去。
以陛下之明圣，还没有达到衰落时代的弊端，成就初期的辉煌，传给后世，不能不有所忧虑！也许我的话会减少圣上的喜悦吧！
考虑到万载之事，道理在于两个方面。天下的大器，一旦安定就难以倾覆，一旦倾覆就难以恢复。因此，考虑让后世继承，必须精心治理现在的政治，政治安定，才能留下好的基业，让几代人都能依赖。如果同时建立诸侯国，树立藩屏，深深扎根，牢固根基，那么国运就可以延续无穷，可以和三代相比。如果现在的政治，遗风余烈不能传给后代，即使树立了亲戚，但国家制度没有建立，让后世只能依靠智力和力量来维持大业。如果这个道理没有完全实现，即使经过异时，忧虑和责任仍然会追在陛下身上，那该怎么办呢！希望陛下好好治理现在的政治，树立不可动摇的基业，那么天下就没有遗留下来的忧虑了。
圣明的君主不世出，后代也不一定都贤能，这是天理的常态。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是利用形势而不是依赖个人。利用形势的，是诸侯；依赖个人的，是郡县。郡县的监察，虽然小事处理得好，但大局可能危险；诸侯治理国家，虽然近处可能有些违背，但长远考虑是稳固的。
圣明的君王会推究终始的弊端，权衡轻重的关系，包容那些小的违背以稳固大局，这样才足以保卫内外，维护九服的稳定。武王是圣明的君主，成王是贤明的继承人，但武王并不依赖成王的贤能而广泛地封邦建国，是因为他考虑到了长远。
善于谈论现在的人，一定要在古代找到验证。在唐尧虞舜以前，书籍文献残缺，事情难以详细了解。到了夏商周三代，都是建立明德，到了兴王时期，分封诸侯，建立国家，以此来保卫王室，延续国祚，近的有五六百年，远的将近千年。到了秦朝，废除诸侯，设立郡守，子弟不分封土地，孤立无援，两代就灭亡了。
汉朝继承了周秦之后，杂糅两种制度，前后两代各有两百多年。虽然封建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虽然强弱不适宜，制度有缺陷，但衰亡的原因通常是在同姓贵族失职，诸侯弱小时不在强盛。
过去吕氏作乱，幸亏有齐、代二国的援助，才使国家安定。七国叛乱，梁王抵抗，最终平定了危机。从此以后，威权被削弱，诸侯只能领取租税，甚至有的只能乘坐牛车。因此王莽得以擅权，实现他的阴谋，动荡天下，祸害生灵。光武帝兴起，虽然封了子弟，但没有建立稳定的国制，国祚也不长。
魏氏继承之后，限制亲戚，囚禁子弟，因此国家迅速崩溃，天命转移到了陛下这里。长短之应，祸福之征，都可以从这里看出。魏氏虽然正位称帝，但三方未臣服，正朔没有普及，实际上有战国相持的形势。
大晋的兴起，宣帝平定了燕国，太祖平定了蜀国，陛下灭掉了吴国，可以说是功盖天地，国土宽广如三王，舟车所至，人迹所至，都成为臣民，四海大同，从今天开始。
应该继承大功勋的记录，以及陛下圣明的时候，开拓疆土，使同姓必为王，建立长期的稳定，传承无穷。
我听说国家有任用大臣则安定，有重用大臣则混乱。根据王制，君主立嗣以嫡子不以长子，立嫡子以长不以贤，这是事情不可改变的原则。而贤明的少，不肖的多，这是天理的常态。物以类聚，感应自然，这也是自然规律。
因此昏君在位，重臣充斥朝堂；明君临政，任用大臣各司其职。任用大臣和重用大臣，都是掌握国家大权的人。然而成败相反，邪正相反，原因是什么呢？重臣利用自己的地位培植私党，任用大臣则利用自己的地位尽公事。尽公是政治的根本；培植私党是混乱的根源。
推究这些言论，那么太平时期少，混乱时期多，政治教化逐渐衰落，想要国家没有危机，是不可能的。而且不仅仅是这样。假设愚劣的继承人继承了先哲的遗志，得到了贤能的辅佐，但国家根基不深，没有坚固的辅佐，那么所谓的任用大臣就会变成重用大臣。
为什么呢？因为国家有倾覆的趋势，掌握权力的人会受到怀疑，众人的怀疑难以自信，而愿意接受死亡的人不是人情。
如果国家根基深厚，有强大的屏障，即使放置年幼的君主，天下也不会害怕，过去的所谓重臣，现在都会反过来忠诚地成为任用大臣。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危险的趋势，心怀坦荡，忠诚明显，不惧怕邪恶。
圣明的君王知道贤哲不世出，所以设立相持的局面来制约大臣。因此五等分封之后，大臣没有忠诚或怠慢，都竭尽全力，以效忠于君主。群臣既已建立，继承者的贤愚，也都平等一致，没有忧虑。
如果国家根基稳固，那么所任用的大臣，如果贤能则政治清明，次之则足以安定。为什么呢？因为根基稳固容易维持。
然而如果国家治理得当，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因此周室从成王、康王以来，直到宣王，宣王之后，到赧王，中间历经的年月，朝中没有名臣，但宗庙没有倒塌，这是因为诸侯的维护。
所以说，为了国家考虑，没有比建立国家更好的办法。邪正逆顺，是人心所向的。现在的建立，应该审慎评估形势，使诸侯遵循正义行动，共同愤怒，用他们的力量来维护京城。
如果心怀叵测，对邪恶有所警惕而行动，孤立无援，所依靠的力量不足以单独行动。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陛下应该与懂得古今、善于识别形势的贤士深入商议。
建立诸侯的原理，使君主喜爱自己的国家，大臣荣耀自己的朝廷，各自享受福分，传承无穷。上下一心，像爱护家庭一样爱护国家，像对待子女一样对待百姓，然后才能承担天赐的福禄，辅助王室。
现在诸王分封的土地，都相当于古代的诸侯，但君主的爵位低，大臣的职位可耻，没有人安心，这是为什么？因为法律同郡县一样，没有建立国家的制度。
现在的建立，应该按照旧章，完全按照古典来。然而人心向往常道，十年之内，好恶未改，愿望未移。我的愚见，认为应该尽早制定大制度，避免引起众人的不满，这样十年之后，才能使君臣各安其位，荣耀所受，上下相持，形成屏障。
现在的做法，只会削弱国家的财富，浪费资源，对巩固国家、保卫上层没有帮助。
古代封建制度已经确立，每个国家都有其领土，后来即使是王的子孙，也不再拥有任何土地，这是现在事情必然无法实行的情况。如果按照亲疏关系来调整，反而会有所废弃，因为建立郡县制度并不是建国的方式。现在应该提前开辟这片土地，让在十代之内，亲近的人能够相互靠近。十代之后，近郊的土地已经用尽，然后亲近和疏远的人相互联系，就不会再像十代之内那样了。尽管如此，建立亲近的人的居所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几百上千年。现在刚开始封地，却把亲近和疏远的关系颠倒了，这非常不合适。应该大量调查天下的土地面积，重新划分土地分给人们，让王的同姓亲属得到封地，使亲近和疏远的关系得到适当的安排，然后才能长久安定。
古代封国时，最大的封地不过方圆百里，这样人口众多，境内资源充足，足以满足制度的需求。现在即使一个国家周围环绕的土地近千里，但实际上人口稀少，不足以维持国家的典章制度。由于遇到的情况不同，因此应该根据时代的特点来制定政策，以适应现在的实际情况。应该让各个王国人口较少而军队较强，但古典中应该有的制度都应该设立，但不是急需的，可以逐渐准备，不能一下子设立。
车甲器械准备好了，大臣们才会穿戴彩章；仓库充实了，才会建造宫殿；百姓生活富足了，才会设立官职；境内资源充足了，才会制作礼乐。只有宗庙和社稷，要优先建立。至于国内的政务，官员的任命由内史和国相在天子那里决定，其他职位以及生死、粮食布匹、奖赏刑罚等，非封爵者都可以自行处理。现在我所提出的两点，是事情的大概，其他不属于这两点的内容，以此为标准。
现在的各个王国原本只是郡的政务，如果准备旧典，那么官职数量过多，不必要的制度会削弱实力。至于奖赏刑罚，是用来维护下级权力的，如果不重视，就无法威慑众人并保护上级。因此，我的愚见是，应该让诸侯的权力完备，人口较少而军队较强，但也应该准备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周朝建立诸侯，可以长久享受自己的国家，与王并列，远的将近千年，近的还有数百年；汉朝的诸侯，传位可以到曾孙。人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古今一样，但长短相差甚远，原因是什么呢？立意不同，制度也不同。周朝的封建制度，使国家的重要性超过君主，公侯的身体比社稷轻，所以无道的君主难免被诛杀放逐。重视兴灭继绝的意义，所以国家不会灭亡。难免被诛杀放逐，诸侯就会有所警惕；后嗣必定会继承，这样就不会有亡国。诸侯有所警惕，然后国家才会走上正轨，下面没有亡国的担忧，天子因此而安心，这就是周室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
汉朝建立诸侯国，轻重没有差异，所以诸侯失度，陷入罪戮，国家随之灭亡。不重视兴灭继绝的顺序，所以下面没有稳固的国家。下面没有稳固的国家，天子在上面，势力孤单没有辅助，所以奸臣可以擅权，容易倾覆大业。现在应该反对汉朝的弊端，恢复周朝的旧制。国君即使有失道的行为，陷入诛杀放逐，又没有儿子可以继承，如果有最初封地的后代，不论远近，都必须继承其位。如果没有后代，就空设封地，等到皇子出生，再继承王位，这样国家就不会灭亡。
班固说‘诸侯失国也像网眼一样密’，现在应该放宽对诸侯的检查。而且建立诸侯的道理，本来是关于盛衰的，大的制度已经确定，分封给诸侯，写在红纸上，刻在玉板上，藏在金匮里，放在宗庙里，副本由官员保管。弱小的国家都不容易有危险，何况是万乘之主！承袭难以倾覆的国家并加强其地位，自然可以长久稳固，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我的愚见，希望陛下将天下置于安定的地位，将大业寄托在稳固的基础上，这样就可以没有遗忧了。
现在民间缺少有名望的人士，官府没有高能力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清议不严肃，人们不注重品德，行为只是为了取悦他人，所以没有有名望的人。下面没有专门的机构，又没有考核制度，官员不尽心尽力，所以没有高能力的人。没有高能力的人，就会对世事产生偏见；有名望的人少，后辈就没有了榜样，所以我想要设立官员考核制度，使清议严肃。
人们想要富贵而厌恶贫贱，这是人的常情。圣明的君王深刻理解人情，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将公私的利益等同起来，而用不同的方式追求，让想要富贵的人必须先经历贫贱，想要高贵的人必须先安于卑贱。安于卑贱就不会炫耀，不炫耀然后就会注重廉耻；坚守贫贱的人一定会节制欲望，节制欲望然后才能掌握全局。用这种方法处理事务，才能做到公正。做到公正的人，才能获得富贵。无私的人最终会得到自己的私利，所以公私的利益是相同的。现在想要富贵的人不通过贫贱而获得富贵，想要高贵的人不安于卑贱而获得高贵，公私的道路已经偏离，而人情又不能无私，私利又不能通过公道获得，所以常常违背公道而追求私利。因此，风气日下，公理逐渐丧失，人士的富贵不是通过正道获得的。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大小事情都难以预期。然而，教育风气已经衰落很久，不可能一朝之间改变。又因为世风颓废，追求欲望，群士混同，行为相似，不能一下子整顿，与升降官员的做法大相径庭。而且教育不求尽善尽美，善在于抑制过分，在奢侈之中，仍然有过度的地方。让那些不懂得适情之乐的人，放弃显赫的富贵，突然处于不显眼的地方；让那些约束自己、保持简朴的人，得到俭德的回报，位列清廉的官职之上。两种不同的行为，让每个人都有所收获。然而，习俗已经放纵奢侈，不能一下子整顿，所以我私下里考虑，希望先从渐进的方式开始。
天下非常广大，事物非常多，君主虽然地位崇高，但也不能像天和太阳一样全面观察，所以不能单靠听取汇报就能了解全局。
因此，圣明的帝王只掌握关键，将具体事务委托给下面的人，而不亲自陷入事务之中。职责已经明确，就没有什么可以干预的，这不是因为害怕日暮时分的辛劳，而是因为顺应政体和事态发展的需要。
为什么这样说呢？创造和开始一项事业，辨别是非对错，以区分能力与无能，是非常难以观察的。一旦开始实施，根据其成功或失败，来区分功过，是非常容易识别的。
容易识别的是结果，难以观察的是开始，所以君主常常安于容易的一面，而臣子不处理困难的一面则会造成混乱。现在陛下每次都精心处理开始阶段，而忽略了考察结果，所以群臣在考虑事情时，对成败的担忧很轻，而装饰文采以避免眼前的责备很重，这就是政治功绩没有完善的原因。
现在君主如果能常常掌握关键来管理臣子，那么臣子的功过就会在成败上显现出来，无法逃避惩罚或奖赏。所以罪行不能掩盖，功绩不能诬陷。功绩不能诬陷，那么有能力的人就会受到鼓励；罪行不能掩盖，那么违法的行为就会变得严肃。
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大策略。我私下认为陛下圣明的心意，是希望尽善尽美，担心政治有偏差，所以精心处理开始阶段，以求不出现失误。又因为许多官员不胜任，所以不委托事务，宁愿自己承担日暮时的辛劳。
我愚昧地认为，现在要尽善尽美，应该考察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精心处理开始阶段很难比较。
又因为许多官员不胜任，也应该委托事务，让有能力的人能够成功，不能胜任的人能够暴露失败。失败的人可以被罢免，成功的人可以得到任用，这样贤能的人就能常居高位以做好事情，能力差的人就不能依靠领取俸禄来危害政治。
这样下去，有能力的人就会逐渐增多，经过多年的培养，群司就能普遍得到合适的人选。这是考察人才、核实事实，是政治的重要任务。
现在君主不委托事务而依赖下属完成，却与下属共同处理开始阶段的事务，那么功过就难以区分。下属不专注于事务，任职时间不长，所以无法区分能力与无能。
怎么验证这一点呢？现在世上的士人决不会全部了解真正有能力的人，也绝不会全部了解无能的人。然而现在要举荐一个忠诚贤良的人，不知道该奖赏谁；要找一个有罪的人，不知道该惩罚谁。等到他们被免职或退休，自己认为是因为犯法，而不是因为无能。被提升的人自己认为是因为积累了资历和得到了人间的赞誉，而不是因为实际功绩。
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现在的政治还没有达到圣旨的要求，这是证明。
陛下执政已经三十年，政治功绩没有每天都有新的进步，原因在哪里？古人有话说：‘琴瑟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改变弦音。’我所说的，确实是政治体制的常规，但是古今不同，所面临的情况也不同。
陛下即使没有完全掌握依赖下属完成事务的道理，至少现在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报告，让重要的事情能够得到精心的处理，达到三分之二。
古代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以来，九列执事，丞相总揽。现在尚书负责裁决，诸卿负责执行，这在古代制度中很重要，但现在已经不再需要。
可以将其他事务交给外寺处理，让他们专门负责，尚书作为总负责人，就像丞相一样。只有立法、决定生死、免职流放、退免重大事务，以及与财政有关的事务，台才能处理。
其他外官都负责独立裁决，年底台阁考核功绩和账簿而已。这是九卿在开始阶段创造事务，决定并执行，尚书负责记录，赏罚由法律决定，这样就会更加注重考核。
现在亲自掌管事务的人总是向上级汇报，上级的失误，不能以罪责下级，年底事情没有进展，不知道该责备谁。
监察官根据法律举发罪行，狱官根据事实弹劾，法吏根据辞令遵守法律，虽然大体相同，但在实施时，监察官与法狱的适宜性略有不同。
狱官只关注事实，法吏只关注法律，监察官则希望抓大放小。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小的过失和微小的错误，是人之常情，如果全部用法律来纠正，那么朝野就没有完整的人了，这就是所谓想要治理反而造成混乱的原因。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提起网纲而网眼稀疏，提起网纲则所捕获的更多，网眼稀疏则小的东西一定会漏掉，捕获的更多意味着治理不会过于苛刻，这是治理的关键。
然而，从近代以来，担任监察官的人，通常是大纲不振而微小的过失一定要举发。微小的过失不足以危害政治，举发它反而会使混乱加剧；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行，豪强横行，则百姓失去生计，这就是错失重点而颠倒事务的原因。
现在应该命令有司恢复常规的政治，使天下能够得到良好的治理。在这个时候，这并不困难，君主不擅长处理琐碎的案件，一定会责成犯人举发重大罪行，以实现公正，那么危害政治的坏人自然会受到惩罚。
那些犯下重大罪行、扰乱百姓生活的坏人，通常出自富有之家，而豪富者力量足以令人畏惧，财富足以引起欲望，因此官员们看到权势就会犹豫不决。
下级官员纵容坏人，害怕监察官不举发，就会谨慎地布下严密的网来捕捉微小的罪行。使得奏章和弹劾接连不断，表面上看起来是公正的，但实际上已经扭曲了法律。
这不仅对政治体制没有好处，反而会伤害到公正的舆论。古人有话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一样。’又说：‘知错能改。’又说：‘不犯同样的错误。’这些话都是贤人君子不能没有过错的言论。
如果过错不至于危害政治，那么都是天网疏漏的结果；如果过错非常严重，那么王法一定会加以惩罚，这是根据罪行的轻重来定罪的大原则。
因此，君子能够保持完美以做好事情，不贤的人一定会被处死以警示众人，这是政治处罚和赦免的标准。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贤人君子，如果不可避免地犯错误，小的缺点不能废除他的身份，而立即用法律来制裁他，那么就会在明时感到羞愧。
为什么这样说呢？即使有所犯，轻重程度不同，在士人君子心中受到的责备不同而名声不同，所以不守规矩的人会引用名声来标榜自己，以迷惑众人，因为名声可以混乱，借助力量来追求正义，所以公正的舆论会受到伤害。
所有举发过错和纠正错误，都是为了整顿风气和整顿社会教育。现在举发小的过错，公正的舆论就会更加衰落。
因此，圣人深刻理解人情和政体，所以他说：‘不因为一点小错而掩盖大德。’又说：‘赦免小过，举用贤才。’又说：‘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因此，冕上有珠，耳中塞满棉絮，意在善恶的回报必须选择最严重的，然后简而不漏，大罪必须受到惩罚，法律禁令就容易得到遵守。
为什么这样说呢？危害法律的是犯下重大罪行，而仔细搜寻微小过错，这与在公路上放兕牛和老虎，在角落里禁止鼠盗有什么不同。古人有话说：‘斧钺不用而刀锯日弊，不可以为政’，这是说大事要缓，小事要急。
现在政治的失误，很少有这种情况，陛下应该反过来寻找这些失误，才能找到应该关注的事情。
权制不能永远适用，政治偏离了正道也不能保持安定，这话说明攻守的策略是不同的。
百姓虽然愚昧，他们的期望不会是空穴来风，一定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有所行动。
有原因才会行动，那么期望就不能被剥夺；事情变化在之前，那么时机就不能违背。
明智的统治者，应对时机迅速，甚至不及下车，所以能够顺应事态，深得民心。
过去魏武帝曹操分割天下，让人服役居住在不同的地方；既然这是形势所必需的，而且他有意为之，权宜之计，为了完成他的事务，并不是正当的做法。
然而拖延至今，多年未改，百姓虽然身处困境，但私下里并没有怨恨，实在是由于三方还未完全统一，知道现在还不能寻求安宁的缘故。
因此，他们甘愿像回家一样接受劳役，把危险看作是平坦的。
到了平定吴国的时候，天下渴望安宁，而东南两方的六州郡兵，将士和武吏，守卫江表，有的供应京城粮食，父子南北，家庭分离，都不安宁。
又不适应水土，劳役繁重，都有死亡的隐患，形势不可能长久。
这应该大力处理，以满足人们的期望。
魏氏的错役，也应该改变旧法。
这两者都各尽其理，然而百姓感恩戴德，歌唱欢乐的生活必定比现在多十倍。
从董卓作乱至今，近百年，四海劳苦，丁役艰难至极。
天下统一，始于今日，百姓渴望安宁，这不是空想。
然而古今不同，所遇情况也不同，确实不能期望遵循过去的做法，放任马牛。
然而如果让承受劳役的人不出国，兵备等待在他们的家乡，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
即使不能完全做到，只要尽力而为，可以平静三分之二，官吏和劳役可以不出千里。
只要这样，天下受惠就已经很多了。
政务繁多，世事中未尽理的地方，难以一一列举，重要的是三条。
如果想要政治稳定，稳定在于停止劳役，停止劳役在于无为而治。
仓库想要充实，充实在于利于农业，利于农业在于平定粮食价格。
想要政治有成效，成效在于选拔贤能，选拔贤能在于官员任职时间长。
官员任职时间长并不难，只要连续评定等级，不是人才就不应该调动，这样事情就会做得好。
平定粮食价格已有成法，未完善的地方可以参照周全，那么粮食就会积累。
无为并不是别的，就是减少劳动的强度，抑制那些看似有益实则有害的利益。
只要这样，天下就会安定。
这三条如果做到了，虽然不足以厚植教化，但足以保证安宁。
君王的利益，在于利用天地自然的财富，农业就是这样的。
所设立的指针就在于此，事情确实有功。
如果妨碍农业，都应该停止，这些都是看似有益实则有害的做法。
然而现在天下自有必须做的事情，不能停止，有的虽然用功不多，但作用很大。
目前做的事情，虽然有些废弃，但最终会大有益处。
农官有百倍的利润，如果有害，一开始可能看似不紧急，最终会成为大患，应该提前处理，以阻止其发展。
比如黄河、汴河即将合并，如果沈莱治理得好，那么劳役就不能停止。
诸如此类，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然而事情有缓有急，权宜之计有轻有重，如果不是这类事情，按照这个标准来行动，才可以进行，其余的事情都致力于平静和休息。
然而能够善于权衡轻重，权宜之计，知道哪些可以行动，哪些可以废弃，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有智慧的人，不会承担这个责任。
创业的美德，功绩可以流传后世，让后代依靠它而安宁。
为了安宁，即使昏庸也能变得明智，即使愚昧也能变得聪明。
救世之功，实在在于良好的教化，关键在于使国家平静。
至于修饰宫署，所有这些劳役都过于奢侈，不担心不去做，这是将来陛下不需要亲自去做的事情。
至于依赖前人的遗风，这是真正依靠的，而现在所做的这些并不需要，反而会伤害所依赖的。
权衡这两者，哪个更紧急，陛下稍微考虑一下，详细选择最合适的，那么大道理就都明白了。
世间的私议，私下把陛下比作孝文帝。我认为圣德的高低，在于后世，而不在于当今。
为什么？陛下如同龙飞凤翔，顺应时机登基，有创业的功勋。
扫灭强吴，征服南海，又有这样的功绩。
以天子的尊贵，亲身经历布衣之难，孝俭之德，冠绝百王，又有这样的美德。
言行无小，动成规矩，又有这样的风范。
如果善于处理当前的政务，建立藩屏之固，使晋代长久，后世仰慕遗迹，比较功绩，实际上与商汤、周武王相比，哪里是孝文帝可以比的！
我的这番话，不是臣下对上空的赞美之词，事实就是如此。
如果用来保障安宁的道理，还没有完善，那么恐怕良史记载功绩，不能远扬，非常可惜。
然而不能让懂得政治的人参与圣上的思考，经过一段时间，最终会有所成就。
愿陛下稍微考虑我的话。
又论及肉刑，见《刑法志》。诏答曰：“得到上表陈述封国制度，应该按照古典，任用刑罚，应该恢复肉刑，以及六州将士的劳役，居官之道，所陈述的，都知道你心怀国家。”
元康初年，跟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正值诛杀杨骏，司马颂驻守在殿中，那晚，诏令司马颂担任三公尚书。
又上疏论述律令之事，被当时的人所赞美。
过了一段时间，转任吏部尚书，建立九班制度，想要让百官任职后少有调动，考核能力，明确赏罚。
贾郭专权，仕者想要快速升迁，最终没有实施。
等到赵王司马伦害死张华时，司马颂非常悲痛。
听说张华的儿子逃跑了，很高兴地说：“茂先，你还有后代！”
司马伦的党羽张林听到这话，非常愤怒，害怕司马颂坚持正义而不能加害他。
孙秀等人推崇司马伦的功绩，应该加封九锡，百官没有人敢有异议。
司马颂独自说：“过去汉朝赐予曹魏，曹魏赐予晋朝，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能普遍实行。
现在宗庙安宁，即使宠妃被退位，权臣被诛杀，周勃诛杀诸吕而尊崇孝文帝，霍光废除昌邑王而拥立孝宣帝，都没有九锡的命令。
违背旧典而习权变，不是先王的制度。
九锡的建议，请不要再实行。”
张林愤怒不已，认为司马颂是张华的党羽，想要加害他。
孙秀说：“诛杀张华、裴秀已经伤害了时望，不能再诛杀司马颂。”
张林才作罢。
于是任命司马颂为光禄大夫，门施行马。
不久后病逝，使者前往吊祭，赐予钱二十万、朝服一套，谥号贞。
中书侍郎刘沈提议，司马颂当时是年轻一辈，应该追赠开府。
孙秀一直恨他，不听。
司马颂没有儿子，收养弟弟的儿子司马和，司马和早逝，又以司马和的弟弟司马诩的儿子司马焉为嫡孙，继承封爵。
永康元年，诏令司马颂诛杀贾谧，督摄众事有功，追封梁邹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
司马颂的弟弟司马彪，字仲雅，参与安东军事。
征伐吴国，俘获张悌，累积功劳成为积弩将军。
等到武库失火，司马彪提出断屋之计，救出了所有宝器。
历任荆州刺史。
次弟司马仲，字世混，历任黄门郎、荥阳太守，还未上任，就去世了。
当初，郑颂把女儿嫁给临淮人陈矫，陈矫原本是刘氏的儿子，和郑颂是近亲，因为被过继给姑姑而改姓陈。中正刘友对此进行讽刺，郑颂回答说：“虞舜的后代姚虞和陈田原本同属于一个根系，世世代代都在通婚，礼法和律令并没有禁止。现在和这个情况相同，通婚是可以的。”刘友正准备上奏，被陈矫阻止，所以没有被弹劾。
郑颂问明法掾陈默、蔡畿说：“乡里谁最委屈？”两人都说：“刘友委屈。”郑颂生气地斥责他们，蔡畿说：“刘友因为私下议论冒犯了您，这在乡里公论中是不对的。”刘友被免去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的职务。
李重字茂曾，是江夏钟武人。他的父亲李景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李重年轻时好学，有文采；早丧父母，和弟弟们一起生活，以友爱著称。成年后成为本国中正，谦让而不接受。后来成为始平王的文学，上疏陈述九品制的问题说：“先王的制度，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改革，改革的道理，只有根据实际情况变化。九品制始于乱世，军中的政治，确实不是治理国家的不可更改之法。而且它的检查防范过于繁琐，征罚失实，所以朝野上下的议论，都认为它推动了风俗，弊端已经很大。至于改革，又有人表示怀疑。我认为改革法律，应当首先彻底分析利弊，全面实施，使条例畅通无阻，这也不容易。古代诸侯治理，分封土地有常，国家有固定的君主，人民没有非分之想，卿大夫世袭禄位，做官没有越位的想法，臣子没有越境交好的行为，上下关系稳固，人民的品德也更为敦厚。秦朝改变了这种制度，废除诸侯设立郡县，风俗变得浅薄，从此开始。汉朝改革这种弊端，参考周朝和秦朝的做法，同时设立诸侯和郡守，也使分封土地有定，而且地方官员必须举荐贤能，贡举士人由乡里评议，事情符合圣典，和三代相媲美。现在圣王的德行非常崇高，光芒照耀四方，百姓都仰望太平盛世。然而继承了魏朝衰败的痕迹，人才流散，做官没有固定的朝廷，人们没有固定的居所，郎吏被安置在军府，豪族聚集在都城，事情复杂，和古代不同。我认为九品制废除后，应当首先开放迁徙，允许人们相互接近。并且明确贡举法，不滥用境外的人，那么士农工商的地位就会自然平均，土地断绝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再建立官员制度，功绩在于长久。等级少，人心就稳定；事情久做，政治就会成熟，优劣也就显现出来，这就是三代能够直接实行正道的原因。我认为九等选拔制度，现在是关键，应当实施。
圣王知道治理天下的困难，常常从容易的地方着手，所以把隐逸和征税的事情交给邻里。如果任用不合适，事情没有经过核实，那么即使用尽圣智，也不足以处理事务。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这两件事都实行了，那么人们就会思念本源，在乡里修身养性，华而不实的东西自然会停止，而礼让之风就会日益兴盛。
李重升任太子舍人，转任尚书郎。当时太中大夫恬和上表建议，提到汉朝孔光、魏朝徐干等人的议论，建议限制王公以下的人奴婢的数量，以及禁止百姓卖田宅。中书省认为可行，并让主管官员制定具体条例。李重上奏说：“先王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分工，不改变他们的职业，是为了充分利用资源，让人们发挥自己的能力。《周官》用土地均等的方法，实行井田制度，然后区分五物九等的贡赋顺序，然后公私制度确定，全国统一。自从秦朝建立阡陌制，设立郡县，这个制度就已经消失了。到了汉朝、魏朝，沿袭旧制，王法严格规定的，只有服饰车马器物有贵贱之分，命令不得僭越以乱尊卑。至于奴婢和私产，实际上都没有特别规定限额。八年的《己巳诏书》明确了律令，所有士卒百工以上的官员，所穿所乘都不能违反规定。如果一县一年中，有违反规定的三家，洛阳县有十家以上，官员将被免职。按照诏书的精神，法制已经严格。现在恬和提出的建议，和孔光、徐干的议论，这些都是衰世过分奢侈，当时的问题。然而盛汉初期并没有讨论这个制度，孔光等人提出建议却没有实行，不是遗漏没有涉及，而是有能力却没有采用。因为诸侯的规矩已经废除，井田制度也没有恢复，王者的法律不能控制人们的私人财产。人们的田宅没有固定限额，那么奴婢的数量不应该特别限制，担心只是制定法律，实际上难以检查。
现在圣明的皇帝制定制度，总是崇尚简易，法制已经完备，恬和的建议没有必要实施。
又司隶校尉石鉴上奏，郁林太守介登被监察，要求召回；尚书荀恺认为偏远的地方不是人们愿意去的，上奏请求降职调任。李重反驳说：“我听说制定法律没有限制，是为了统一众人，检查邪恶，不一定要详细探究每一个细节，而让道理无所遗漏。所以滞留的人少，而得到救助的人多。现在如果按照介登的情况来比较，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如果听从荀恺的建议，按照惯例处理，担心平庸的人承担偏远地区的职务，必然会有贪污的弊端，这不是肃清王化，安抚远方的方法。我认为应该听从石鉴的建议，先召回介登，这样可以使条例有常，不因远近而异制。”皇帝下诏同意。
太熙初年，刘颂被任命为廷尉平。他驳回了廷尉关于邯郸醉等人的奏章，但详细内容没有记载。后来又被任命为中书郎，每当遇到重大事务和有争议的问题，他总是参照经典来做出决定，并且大多数决策都被采纳。之后他被任命为尚书吏部郎，致力于抑制浮华的竞争，不接待私人拜访，特别关注隐逸之士，因此各种人才都被选拔出来。他提拔了北海的西郭汤、琅邪的刘珩、燕国的霍原、冯翊的吉谋等人担任秘书郎和诸王的文学顾问，因此全国的人都归心于他。当时燕国的中正刘沈推荐霍原为寒素，但司徒府不同意，刘沈又上奏中书省，中书省又让司徒府讨论。司徒府左长史荀组认为：‘寒素应该是指门第寒微、出身贫贱的人，没有世袭的资本。霍原是列侯，显赫地佩戴金印紫绶，他先从事人间流通的事务，后来才致力于学习，年轻时从事不同的职业，年纪轻轻就立下了事业，民间对他的赞誉还没有广泛传播，他的德行和礼节也没有被人知晓，不符合寒素的标准。’他再次上奏说：‘根据《癸酉诏书》，应该推崇廉洁和谦让，排斥浮华和竞争。对于那些践行谦逊、寒素、恭谨、自我要求的士人，应该给予优先考虑。根据诏书的意图，将二品官员与资历挂钩，可能会遗漏那些廉洁退让的士人，因此开设寒素之门以表明崇尚德行的举措。司徒总揽人伦，实际上掌握国家的教化，应当严格标准，统一评价。然而，古代那些品行高尚的士人，有的隐居山洞，有的隐藏在田园，有的克己复礼，有的年老而更加坚定，他们的出处和沉默，只遵循道义。不能因为他们的年轻和不同职业而怀疑他们坚守的美德，而远离他们始终如一的责任，这不是所谓的拟人必于其伦的道理。确实应该从国家的党派关系中考察他们，从选拔官员的主管那里审查他们。刘沈作为中正，亲自掌握选拔标准。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学习不为利益，行为不要名声，隐居在深山之中，藏匿自己的道艺，外面没有追求世间的容貌，内心保持着隐逸的节操，他的行为成名，士人们都敬仰他，愿意拜他为师的人遍布千里，有孙武、孟子之风，严子陵、郑国子产之操。最初推荐陈原，先咨询了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三年前，各州回到朝廷，幽州刺史许猛特别以陈原的名字上报，拟议将他征召到西河，请求加以征聘。正如刘沈所列，州党的推荐已经提出，又有刺史颁布诏书推荐，如此还认为民间对他的赞誉还不够广泛，他的德行和礼节没有被人知晓，放弃他所征召的事实，而没有明确合理的言辞，来否定刘沈的主张。而且，按照二品官员的标准，并不是他所追求的全部。只是陈原坚定地立志隐居深山，修养儒道，他的义举值得赞扬。如果就这样压制他，将会辜负幽州的期望，伤害敦德的教育。根据诏书的意图，他应该被授予二品官职。”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刘颂和李毅一起担任吏部郎，当时王戎担任尚书，刘颂以清廉高尚著称，李毅博学多才，有智慧，虽然二人的性格不同，但都担任了重要职务，王戎以识见和才智对待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李毅字茂彦，旧史没有记载他的事迹。当时内官受到重视，外官受到轻视，而且官职等级繁多，对此有详细的讨论，见《百官志》。他还上疏说：‘凡是在山林中隐居避世的人，虽然违背世道，背离时代，他们的出处不同，但先王允许他们这样做，是赞赏他们坚守高尚的道义。过去先帝担忧流俗之弊，想要恢复纯朴之风，于是征求朝中众人的意见，搜寻隐逸之士。咸宁二年，开始以太子中庶子的身份征召安定皇甫谧，咸宁四年又以博士的身份征召南安朱冲，太康元年，再次以太子庶子的身份征召朱冲，虽然他们都因为疾病没有到任，但朝廷和民间都很高兴。陛下远远超过了先帝礼贤的旨意，我访问了朱冲的州邑，听说他虽然年纪将近九十，但志气依然旺盛，沉迷于道义，年纪越大越有新意，他的操守纯正，他所居住的地方成为风俗的典范，确实是山居的耆德，足以成为世世代代遵守风俗的表率。我认为应该降下圣恩，趁他还没有去世，给予他显赫的优待。’当时朝廷政治混乱，最终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出京担任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推崇德化，修建学校，表彰忠诚行为，选拔贤能之人，清廉简朴，没有私欲，以身作则，三年内弹劾罢免了四个县的官员。他的弟弟刘嶷去世，他上表请求辞去官职。
永康初年，赵王伦任命他为相国左司马，因为忧愁过度而生病去世，当时四十八岁。家中贫穷，住宅狭小，没有殡葬的地方，皇帝下诏在典客署安排丧事。追赠他为散骑常侍，谥号成。他的儿子刘式，有美好的名声，官至侍中，咸和初年去世。
史臣评论说：刘颂性格刚直，他的义正言辞表现在他的言辞中。从下级到上级，他确实有这样的品质。李重清雅，他的志向无私。推荐贤能，提拔有才能的人，他的美好言辞就在这里。这两位贤哲，是国家的基石。
赞曰：刘颂刚直，义形于词。自下摩上，彼实有之。李重清雅，志乃无私。推贤拔滞，嘉言在兹。懋哉两哲，邦家之基。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晋书-列传-第十六章-注解
刘颂：刘颂，字子雅，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汉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他一生为官，以清廉公正著称。
广陵：广陵，古地名，位于今天的江苏省扬州市一带，是古代重要的城市之一。
汉广陵厉王胥：刘胥，西汉广陵厉王，是刘颂的远祖。
世为名族：世代为名门望族，指刘颂家族历史悠久，社会地位显赫。
雷、蒋、谷、鲁四姓：这四姓与刘颂同郡，且社会地位低于刘颂家族。
孝廉：古代选拔官员的一种方式，指孝顺父母、品行廉洁的人。
秀才：古代选拔人才的科目之一，指有才能的人。
文帝：指汉文帝刘恒，西汉时期的一位皇帝。
武帝：指汉武帝刘彻，西汉时期的一位皇帝。
相府掾：相府的属官，相府是古代宰相的官署。
蜀：指蜀汉，三国时期的一个政权。
振贷：赈济借贷，指对灾民进行经济援助。
尚书三公郎：尚书省的官员，三公是古代官职，地位很高。
申冤讼：为冤屈的人申辩。
中书侍郎：中书省的官员，中书省是古代的中央行政机构。
黄门郎：黄门侍郎的简称，是皇帝的近臣。
议郎：古代官职，参与议论国事。
廷尉：古代官职，掌管司法。
尚书令史：尚书省的官员，负责文书处理。
扈寅：尚书令史扈寅，因非罪被下狱。
张释之：西汉时期的一位著名官员，以公正著称。
京兆太守：京兆地区的行政长官。
河内：古代地区名，位于今天的河南省。
水碓：古代一种利用水力磨米的工具。
芍陂：古代水利工程，位于今天的安徽省。
萤烛：比喻微小的力量。
封建：指古代的一种政治制度，即君主将土地分封给亲族或功臣，以建立诸侯国，以此来巩固中央政权。
籓屏：籓屏，指国家的屏障，即边疆。
叔世：指衰落的时代。
阉竖：宦官，指古代宫廷中的太监。
经略：筹划、治理。
嘉平：魏国的一个年号。
泰始：晋朝的一个年号。
鈇钺：古代的一种刑具。
膏粱：富贵人家的子弟，指娇生惯养的人。
公涂：公共的道路，比喻公开的途径。
始初：指国家的初期，创始时期。
万载之事：指长久的历史。
大器：国家的大事，重要的事物。
圣明：指具有极高智慧和德行的君主，具有洞察力和正确的决策能力。
后嗣：指君主的子孙后代。
天理：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和道理。
任势：指依靠形势和趋势来治理国家。
诸侯：古代分封制下的地方领主。
郡县：古代的地方行政单位。
察：考察，审查。
终始之弊：指事物从开始到结束过程中的弊端。
权轻重之理：权衡轻重得失的道理。
籓固：保护，巩固。
九服：古代指国家的九个区域，象征国家的统治范围。
武王：周武王，周朝的开国君主。
成王：周成王，周武王的儿子，继位成为周朝的第二位君主。
唐、虞：唐尧和虞舜，传说中的古代圣王。
三代：指夏、商、周三代，古代中国的三个朝代。
兴王：指兴起的国家或王朝。
列爵五等：古代中国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
开国承家：建立国家并继承家族事业。
延祚：延长国祚，即国家的寿命。
秦氏：指秦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罢侯置守：废除诸侯分封，设置郡守。
汉承周、秦之后：汉朝继承周、秦之后，即汉朝是在周朝和秦朝之后建立的。
杂而用之：混合使用，指汉朝在政治制度上结合了周、秦两朝的元素。
衰亡：衰败和灭亡。
同姓失职：同姓的诸侯失职。
诸侯微时：诸侯在力量微弱的时候。
幸赖：幸亏依赖。
弭其难：平息了这场灾难。
威权削夺：权力被削弱和剥夺。
王莽：西汉末年的权臣，后来篡位建立新朝。
光武：东汉的开国皇帝，即光武帝刘秀。
魏氏：指魏国，三国时期的一个国家。
神器：指帝位，国家的最高权力象征。
正朔：历法，也指帝王的统治时期。
大晋：指晋朝，西晋和东晋的总称。
宣帝：晋宣帝司马懿，晋朝的奠基人。
太祖：晋太祖司马炎，建立晋朝的皇帝。
灭吴：指晋朝灭亡吴国，结束了三国时期。
土宇：领土和疆域。
王制：古代中国的国家制度。
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储君以嫡长子而非长孙。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正室所生之子为储君，不论其贤能与否。
不肖：不贤，品行不端。
物类相求，感应而至：同类的事物相互吸引，感应而聚集。
暗君：昏庸无道的君主。
明后：贤明的君主。
国统：国家的统治权。
邪正相背：邪恶与正义相对立。
泰日：太平盛世。
乱日：乱世。
政教渐穨：政治和教育逐渐衰落。
干辅：辅佐，帮助。
相持之势：相持不下的局面。
成大勋：完成伟大的功业。
旧章：旧有的规章制度。
天府之藏：国家的财富。
谷帛：粮食和布匹，古代的主要物资。
镇国卫上：保卫国家，维护上层建筑。
亲疏：指血缘关系的远近。
十世：古代以十世为远亲，这里指血缘关系较远。
宗庙：古代祭祀祖先的场所。
社稷：古代国家的象征，社为土地神，稷为谷物神。
周之建侯：指周朝时期的分封制度。
汉之诸王：指汉朝时期的诸侯王。
曾玄：曾孙和玄孙，都是远亲。
内史、国相：古代官职，内史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国相是诸侯国的宰相。
庆赏刑威：指奖励和惩罚的手段。
班固：东汉时期的史学家，著有《汉书》。
阎闾：古代的里巷，这里指民间。
清议：公正的舆论。
考课：指对官员的考核。
教穨：指教育的衰落。
放都靡：指都城的风气颓废。
比肩：指并列，这里指竞争。
黜陟：指官员的升降。
天下至大：指整个世界的广阔无边。
万事至众：指世间的事务繁多。
人君至少：人君，即君主；至少，指地位最低。
同于天日：与天一样高远，意味着君主的至高无上。
垂听所得周览：垂听，指君主亲自听取；周览，指全面了解。
圣王之化：圣王，指古代的贤明君主；化，指教化。
执要而已：只掌握关键。
委务于下：将事务委托给下属。
事自婴也：自己纠缠于事务。
分职既定：职责已经明确划分。
日昃之勤：日落时的辛勤工作。
逸豫之虞：安逸享乐的忧虑。
政体宜然：政治体制应当如此。
事势致之：事情的发展趋势导致的。
造创谋始：创造和策划的开始。
逆暗是非：面对黑暗和是非。
别能否：区分能否胜任。
考终：考察结果。
群吏：一群官吏。
饰文采：装饰文采，指粉饰言辞。
政功：政治成就。
人主：君主。
委事仰成：委托事务，依赖下属完成。
蠲除不急：废除不紧急的事务。
外寺：外部的寺庙，此处指外部的机构。
九卿：古代官制中的九个高级官员。
台閤：古代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
监司：监察官员。
法吏：执法官员。
纲举而网疏：纲举，指抓住主要问题；网疏，指放宽对细节的控制。
豪强横肆：豪强，指豪族强人；横肆，指横行无忌。
尸禄害政：尸位素餐，指空占职位而不履行职责，危害政治。
校才考实：考察和评价人才的真实能力。
至务：最重要的任务。
蠲除：废除。
举罪浅深：根据罪行的轻重。
大德：大德，指高尚的品德。
赦小过：赦免小的过错。
无求备于一人：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
冕而前旒：戴冠冕，前面有装饰。
充纩塞耳：用棉花塞住耳朵，指不听取外界意见。
尤：特别严重的问题。
简而不漏：选择而不遗漏。
法禁易全：法律禁令容易得到遵守。
刀锯日弊：刀锯，指刑罚；日弊，指日益滥用。
犯尤：犯下严重罪行。
挠法不亮：破坏法律，不光明正大。
眚：小过错。
明时：贤明的时代。
引名自方：以自己的名字为标准。
假力取直：借助力量以取得正义。
穨：衰落。
害政之奸：危害政治的坏人。
禽：捕捉。
兆庶：指众多的百姓。
顿笔：放下笔，指停止行动。
谨密网：严密的网。
微罪：小的罪行。
相接：连续不断。
固已在其中矣：确实已经存在了。
犯强举尤：强行提出严重的问题。
害政之奸自然禽：危害政治的坏人自然会受到惩罚。
此言大事缓而小事急也：这是说大事要缓行，小事要急办。
时政所失：当前政治的失误。
反而求之：反过来寻找。
乃得所务：才能找到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权制：权制，指权变之制，即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的制度。
政乖：政乖，指政治措施不当或政治混乱。
百姓：百姓，指普通民众。
望：望，指民众的期望或愿望。
时：时，指时机。
明圣达政：明圣达政，指明智且能够通达政务的君主。
魏武帝：魏武帝，指曹操，三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
役居户：役居户，指被征召服役的农户。
权假：权假，指暂时借用权力。
黔首：黔首，指古代对平民的称呼。
讴吟乐生：讴吟乐生，指歌颂赞美生活。
董卓：董卓，东汉末年权臣，以暴政著称。
四海：四海，指全国各处。
丁难：丁难，指劳动的艰难。
六合：六合，指天地四方，泛指全国。
平吴：平吴，指三国时期东吴被灭。
江表：江表，指长江以南地区。
运漕：运漕，指运输粮食。
政欲静：政欲静，指希望政治稳定。
息役：息役，指停止劳役。
无为：无为，指不干预，让事情自然发展。
仓廪：仓廪，指仓库。
平籴：平籴，指平价收购粮食。
简贤：简贤，指选拔贤能之人。
官久：官久，指官员任职时间长。
龙飞凤翔：龙飞凤翔，比喻帝王登基或显贵。
践阼：践阼，指登基为帝。
扫灭强吴：扫灭强吴，指消灭强大的吴国。
奄征南海：奄征南海，指征服南方海域。
布衣：布衣，指平民百姓。
孝俭：孝俭，指孝顺节俭的美德。
轨度：轨度，指行为准则或规范。
汤、武：汤、武，指商汤和周武王，古代著名的贤君。
肉刑：肉刑，指古代的一种刑罚，包括斩首、宫刑等。
杨骏：杨骏，三国时期蜀汉名将。
颂：指人名，可能是某位官员或文人。
贾郭：贾郭，指贾充和郭淮，三国时期魏国官员。
孙秀：孙秀，三国时期蜀汉官员。
九锡：九锡，指古代皇帝赐予功臣的九种特权。
霍光：霍光，西汉末年权臣。
昌邑：昌邑，西汉时期的一个县。
孝宣：孝宣，指汉宣帝。
张华：张华，三国时期蜀汉官员。
贾谧：贾谧，三国时期蜀汉官员。
开府：开府，指古代官员的一种封号，表示有较大的权力。
刘友：指人名，刘姓的朋友或同族。
陈矫：指人名，陈姓的人物。
刘氏：指刘姓的家族。
出养：指被送养到其他家庭。
改姓：指改变姓氏。
中正：中正是古代官名，负责地方官员的考核。
明府：古代对地方行政长官的尊称。
明法掾：古代官职，负责法律事务的官员。
蔡畿：指人名，蔡姓的人物。
辟公府掾：古代官职，辟公府的属官。
尚书郎：古代官职，尚书省的官员。
黄沙御史：古代官职，负责监察的官员。
李重：指人名，李姓的人物。
江夏钟武：地名，江夏郡钟武县。
秦州刺史：古代官职，秦州的行政长官。
都亭定侯：古代爵位，都亭县的侯爵。
弱冠：古代指男子二十岁，成年的标志。
始平王：古代王爵，始平国的国王。
文学：古代官职，负责文学教育。
九品：古代官员的品级制度，分为九等。
丧乱：指战乱或灾难。
经国不刊之法：指不可更改的国家法律。
检防：指检查和防范。
征刑：指征收赋税和刑罚。
体例：指规章制度。
否滞：指阻碍或停滞。
侯守：古代官职，侯国的守卫官员。
贡士：古代指被推荐或选拔的士人。
乡议：古代指乡里的舆论或评议。
圣典：指圣明的典籍或法律。
颙颙：形容百姓仰望或恭敬的样子。
太平：指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状态。
凋弊：指衰败或衰弱。
播越：指流离失所。
郎吏：古代官职，郎官和吏员。
豪右：指豪族或权贵。
都邑：指都市或城邑。
驳错：指混乱或不一致。
阡陌：古代田地间的道路。
井田：古代的一种土地制度。
贡赋：古代指对国家的贡品和赋税。
服物：古代指服饰和器物。
车器：古代指车辆和工具。
服制：古代的服饰制度。
僭拟：指越级或僭越。
隐括：古代对人口和财产的统计。
闾伍：古代对居民的编制。
条制：指规章制度。
八年《己巳诏书》：指某年某月发布的诏书。
服乘：古代指车马和服饰。
违制：指违反制度。
洛阳县：地名，洛阳县。
免：指免职。
属主者：指负责的人。
先王之制：指古代先王的制度。
土均之法：指土地平均分配的制度。
井田之制：古代的一种土地制度。
五物九等贡赋之序：指对土地和贡赋的分类和顺序。
公私制定：指公共和私人的规定。
率土均齐：指全国土地和人口的平均分配。
服物车器：古代指服饰、车辆和工具。
贵贱之差：指贵贱的差别。
奴婢私产：指奴隶和私人的财产。
申明律令：指明确法律和命令。
士卒百工：古代指士兵和工匠。
违犯者：指违反规定的人。
官长：指官员的长官。
衰世：指衰败的时代。
逾侈：指过分奢侈。
议制：指讨论制度。
诸侯之轨：指诸侯的轨迹或制度。
王者之法：指君王的法规。
私：指私人。
定限：指规定的限制。
简易：指简单易行。
法禁：指法律和禁令。
恬和：指人名，恬姓和和姓的人物。
便宜：指有益或有利的事情。
王公已下：指王公以下的官员。
制奴婢限数：指制定奴隶数量的限制。
禁百姓卖田宅：指禁止百姓卖掉田地和房屋。
中书：古代官职，中书省的官员。
启可：指提出并得到批准。
制：指制定。
秦立阡陌：指秦朝建立阡陌制度。
因循旧迹：指沿袭旧有的制度。
峻：指严厉。
漏而不及：指遗漏而没有涉及。
能而不用：指有能力但没有被采用。
徒为之法：指只是制定法律而没有执行。
实碎而难检：指实际上很碎裂而且难以检查。
垂制：指颁布制度。
司隶校尉：古代官职，负责监察的官员。
石鉴：指人名，石姓的人物。
郁林太守：古代官职，郁林郡的行政长官。
介登：指人名，介姓的人物。
役使：指役使或征召。
所监：指所监督的地方。
召还：指召回。
尚书荀恺：古代官职，尚书省的官员。
贬秩：指降低官职。
居官：指担任官职。
驳：反对、驳斥。
立法无制：指制定法律而没有规定。
齐众检邪：指使众人遵守法律，检举邪恶。
曲寻事情：指曲解事情。
理无所遗：指没有遗漏的道理。
滞：指阻碍。
济：指帮助。
登郡：指介登所在的郡。
准例：指标准或例子。
庸才：指平庸的人才。
黩货：指贪污。
肃清王化：指使王化清明。
辑宁殊域：指使异域安宁。
诏从之：指皇帝下诏同意。
太熙初：太熙是年号，初指的是开始，太熙初即太熙年号刚开始的时候。
廷尉平：廷尉是古代官名，掌管司法，平表示平定、处理。
中书郎：中书郎是古代官名，掌管机密文书，参与决策。
尚书吏部郎：尚书吏部郎是古代官名，负责官员的选拔和考核。
华竞：华竞指的是华丽的竞争，这里指过分追求名利。
私谒：私下的拜访，指私人关系。
隐逸：隐居不仕。
北海西郭汤：北海西郭汤是人名，北海是地名。
琅邪刘珩：琅邪刘珩是人名，琅邪是地名。
燕国霍原：燕国霍原是人名，燕国是地名。
冯翊吉谋：冯翊吉谋是人名，冯翊是地名。
秘书郎：秘书郎是古代官名，负责文书档案。
诸王文学：诸王文学是古代官名，负责为王公贵族撰写文书。
司徒：司徒是古代官名，掌管教化、礼仪。
荀组：荀组是人名。
寒素：寒素指的是出身贫寒而有节操的人。
金紫：金紫是古代官服的颜色，代表高级官员。
癸酉诏书：癸酉诏书是指某个癸酉年发布的诏书。
峻准评：峻准评指的是严格的标准。
风流：风流在这里指的是风雅、有才情。
出处：出指的是出仕，处指的是隐居。
铨衡：铨衡是古代选拔官员的方式。
典客署：典客署是古代官署名，负责接待宾客。
散骑常侍：散骑常侍是古代官名，负责顾问皇帝。
谥：谥是对死者的一种尊称。
子雅：子雅是人名。
贾谊：贾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
郎顗：郎顗是人名。
元康：元康是年号。
贼臣：贼臣指的是叛乱的官员。
菹醢：菹醢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剁成肉酱。
田产：田产指的是土地和财产。
亹癖：亹癖指的是文辞优美。
浚冲：浚冲是人名。
摩上：摩上指的是向上级进言。
懋哉：懋哉是称赞的意思。
两哲：两哲指的是两位贤哲，这里指刘颂和李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晋书-列传-第十六章-评注
太熙初，迁廷尉平。这一句描述了主人公在太熙初年，被迁任为廷尉平，这是一个司法官职，表明主人公在法律方面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驳廷尉奏邯郸醉等，文多不载。这里的‘驳’字体现了主人公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精神，对廷尉的奏章进行反驳，显示出其独立思考的能力。
再迁中书郎，每大事及疑议，辄参以经典处决，多皆施行。主人公在担任中书郎期间，处理大事和疑议时，经常参考经典，这说明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主人公在尚书吏部郎的职位上，致力于抑制奢华竞争，不追求个人私利，专注于发掘隐逸人才，这种品德和作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主人公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才，他们的才能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使得主人公在海内享有极高的声望。
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这一段描述了主人公在选拔人才时，遇到了来自司徒府的阻力，但主人公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得到了中书的支持。
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荀组对主人公的选拔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霍原不符合寒素的标准。
重奏曰：“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隐迹丘园，或克己复礼，或耄期称道，出处默语，唯义所在。未可以少长异操，疑其所守之美，而远同终始之责，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审之于任举之主。沈为中正，亲执铨衡。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行不要名，绝迹穷山，韫韣道艺，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节，行成名立，搢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始举原，先谘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去三年，诸州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拟之西河，求加征聘。如沈所列，州党之议既举，又刺史班诏表荐，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舍所征检之实，而无明理正辞，以夺沈所执。且应二品，非所求备。但原定志穷山，修述儒道，义在可嘉。若遂抑替，将负幽邦之望，伤敦德之教。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主人公在重奏中详细阐述了霍原的品德和才能，并反驳了荀组的质疑。
诏从之。这一句表明皇帝最终采纳了主人公的观点。
重与李毅同为吏部郎，时王戎为尚书，重以清尚见称，毅淹通有智识，虽二人操异，然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主人公与李毅共同担任吏部郎，虽然二人性格不同，但都在重要职位上发挥了作用。
毅字茂彦，旧史阙其行事。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宠之士，虽违世背时，出处殊轨，而先王许之者，嘉其服膺高义也。昔先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纯朴，乃谘询朝众，搜求隐逸。咸宁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硃冲，太康元年，复以太子庶子征冲，虽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悦服。陛下远迈先帝礼贤之旨，臣访冲州邑，言其虽年近耋耋，而志气克壮，耽道穷薮，老而弥新，操尚贞纯，所居成化，诚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笃俗者也。臣以为宜垂圣恩，及其未没，显加优命。”主人公对李毅的评价和对隐逸之士的重视。
时朝廷政乱，竟不能从。出为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崇德化，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清简无欲，正身率下，在职三年，弹黜四县。弟嶷亡，表去官。主人公在朝廷政乱时，外出担任地方官职，致力于德化教育和选拔贤能，但最终因弟弟去世而辞去官职。
永康初，赵王伦用为相国左司马，以忧逼成疾而卒，时年四十八。家贫，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追赠散骑常侍，谥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主人公在晚年担任相国左司马，因忧虑过度而病逝，但他的品德和才能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史臣曰：子雅束发登朝，竭诚奉国，广陈封建，深中机宜，详辨刑名，该核政体。虽文惭华婉，而理归切要。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顗而有余。逮元康之间，贼臣专命，举朝战栗，苟避菹醢；颂以此时，忠鲠不挠，哭张公之非罪，拒赵王之妄锡，虽古遗直，何以尚兹。至于缘其私议，不平刘友，异夫憎而知善，举不避仇者欤！李重言因革之理，驳田产之制，词惬事当，盖亹癖可观。及锐志铨衡，留心隐逸，浚冲期之识会，岂虚也哉！这一段是对主人公一生的总结，肯定了他的忠诚、才智和品德。
赞曰：刘颂刚直，义形于词。自下摩上，彼实有之。李重清雅，志乃无私。推贤拔滞，嘉言在兹。懋哉两哲，邦家之基。这是对主人公的赞美，强调了他的刚直、无私和推贤拔能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