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金史是宋代历史学家所编纂的关于金朝的史书，传统上认为由宋代史学家和学者主编，内容详尽地记录了金朝的历史，从金朝的建立到灭亡的全过程，揭示了金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年代：成书于宋代（约13世纪）。
内容简要：《金史》是宋代编纂的关于金朝历史的史书，详细记录了金朝自建立以来的政治制度、战争、外交、经济等多个方面。全书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传记为主，涉及金朝与宋朝、辽朝等其他大国之间的互动，重点阐述了金朝的政治结构与军事行动。金史不仅对金朝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记录，也对金朝的政治理念、制度与社会文化做出了深刻的总结。书中的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金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金史-志-卷二十九-原文
钱币。
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
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
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
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
括民间铜鍮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
三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
京兆置监一。曰利用。
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
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书张中彦言，命陕西路参用宋旧铁钱。
四年，浸不行，诏陕西行户部、并两路通检官，详究其事。
皆言：“民间用钱，名与铁钱兼用，其实不为准数，公私不便。”遂罢之。
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
十年，上谕户部臣曰：“官钱积而不散，则民间钱重，贸易必艰，宜令市金银及诸物。
其诸路酤榷之货，亦令以物平折输之。”
十月，上责户部官曰：“先以官钱率多，恐民间不得流通，令诸处贸易金银丝帛，以图流转。
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许院务得折纳轻赍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后行者也，此尚出朕，安用若为。
又随处时有赈济，往往近地无粮，取于它处，往返既远，人愈难之。
何为不随处起仓。年丰则多籴以备赈赡，设有缓急，亦岂不易办乎？而徒使钱充府库，将安用之。
天下之大，朕岂能一一遍知，凡此数事，汝等何为而使至此。
且户部与它部不同，当从宜为计，若但务因循，以守其职，则户部官谁不能为。”
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
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
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
十二年正月，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
能指坑冶得实者，赏。
上与宰臣议鼓铸之术，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银坑冶，皆可采以铸钱，臣窃谓工费过于所得数倍，恐不可行。”
上曰：“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
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所费虽多，但在民间，而新钱日增尔。
其遣能吏经营之。”
左丞石琚进曰：“臣闻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钱货如泉，正欲流通。”
上复问琚曰：“古亦有民自铸钱者乎？”
琚对曰：“民若自铸，则小人图利，钱益薄恶，此古所以禁也。”
十三年，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钱市易金帛，运致京师，使钱币流通，以济民用。
十五年十一月，上谓宰臣曰：“或言铸钱无益，所得不偿所费。
朕谓不然。天下如一家，何公私之间，公家之费私家得之，但新币日增，公私俱便也。”
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访察铜矿苗脉。
十八年，代州立监铸钱，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往监之，而所铸斑驳黑涩不可用，诏削天吉、季孙等官两阶，解职，仍杖季孙八十。
更命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监铸。
其钱文曰“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
十九年，始铸至万六千余贯。
二十年，诏先以五千进呈，而后命与旧钱并用。
初，新钱之未行也，以宋大观钱作当五用之。
二月，上闻上京修内所，市民物不即与直，又用短钱，责宰臣曰：‘如此小事，朕岂能悉知？卿等何为不察也。’
时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
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私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
二十年十一月，名代州监曰阜通，设监一员，正五品，以州节度兼领。
副监一员，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领。
丞一员，正七品，以观察判官兼领。
设勾当官二员，从八品。
给银牌，命副监及丞更驰驿经理。
二十二年十月，以参加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代州阜通监。
二十三年，上以阜通监鼓铸岁久，而钱不加多，盖以代州长贰厅幕兼领，而夺于州务，不得专意综理故也。
遂设副监、监丞为正员，而以节度领监事。
二十六年，上曰：‘中外皆言钱难，朕尝计之，京师积钱五百万贯亦不为多，外路虽有终亦无用，诸路官钱非屯兵处可尽运至京师。’
太慰丞相克宁曰：‘民间钱固已艰得，若尽归京师，民益艰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余半变折轻赍，则中外皆便。’
十一月，上谕宰臣曰：‘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
二十七年二月，曲阳县铸钱别为一监，以利通为名，设副监、监丞，给驿更出经营铜事。
二十八年，上谓宰臣曰：‘今者外路见钱其数甚多，闻有六千余万贯，皆在僻处积贮。既不流散，公私无益，与无等尔。今中都岁费三百万贯，支用不继，若致之京师，不过少有挽运之费，纵所费多，亦惟散在民尔。’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门、五台民刘完等诉：‘自立监铸钱以来，有铜矿之地虽曰官运，其顾直不足则令民共偿。乞与本州司县均为差配。’
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审其利病，还言：‘所运铜矿，民以物力科差济之，非所愿也。其顾直即低，又有刻剥之弊。而相视苗脉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观谓当开采，因以取贿。又随冶夫匠，日办净铜四两，多不及数，复销铜器及旧钱，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通两监，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乃至八十余万贯，病民而多费，未见其利便也。’
宰臣以闻，遂罢代州、曲阳二监。
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
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
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
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
时有欲罢之者，至是二监既罢，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
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
法自此始，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浸轻之。
厥后其法屡更，而不能革，弊亦始于此焉。
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
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
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
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钞，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
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
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克工墨钱若干文。
库掐、攒司、库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
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
其搭印支钱处合同，余用印依常例。
初，大定间定制，民间应许存留铜鍮器物，若申卖入官，每斤给钱二百文。
其｛去廾｝藏应禁器物，首纳者每斤给钱百文，非器物铜货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计给之。
在都官局及外路造卖铜器价，令运司佐贰检校，镜每斤三百十四文，镀金御仙花腰带十七贯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带十七贯九百七十一文，抬鈒罗文束带八贯五百六十文，鱼袋二贯三百九文，钹钴铙磬每斤一贯九百二文，铃杵坐铜者二贯七百六十九文，鍮石者三贯六百四十六文。
明昌二年十月，敕减卖镜价，防私铸销钱也。
旧尝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采铜，明昌三年，监察御史李炳言：‘顷闻有司奏，在官铜数可支十年，若复每岁令夫匠过界远采，不惟多费，复恐或生边衅。若支用将尽之日，止可于界内采炼。’
上是其言，遂不许出界。
五月，敕尚书省曰：‘民间流转交钞，当限其数，毋令多于见钱也。’
四年，上谕宰臣曰：‘随处有无用官物，可为计置，如铁钱之类是也。’
或有言铁钱有破损，当令所司以铜钱偿之者，参知政事胥持国不可，上曰：‘令偿之尚坏，不偿将尽坏矣！若果无用，曷别为计？’
持国曰：‘如江南用铜钱，江北、淮南用铁钱，盖以隔阂铜钱不令过界尔。如陕西市易亦有用银布姜麻，若旧有铁钱，宜姑收贮，以备缓急。’
遂令有司籍铁钱及诸无用之物，贮于库。
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陕西交钞多于见钱，使民艰于流转。”
宰臣以闻，遂令本路榷税及诸名色钱，折交钞。
官兵俸，许钱绢银钞各半之，若钱银数少，即全给交钞。
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间钱所以艰得，以官豪家多积故也。
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
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二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贮之。
有能告数外留钱者，奴婢免为良，佣者出离，以十之一为赏，余皆没入。
又谕旨有司，凡使高丽还者，所得铜器令尽买之。
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工墨钱十五文。
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
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
上曰：“工墨钱，贯可令收十二文。
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
时交钞所出数多，民间成贯例者艰于流转，诏以西北二京、辽东路从宜给小钞，且许于官库换钱，与它路通行。
十二月，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须，皆以银钞相兼，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
承安三年正月，省奏：“随处榷场若许见钱越境，虽非销毁，即与销毁无异。”
遂立制，以钱与外方人使及与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驵侩同罪。
捕告人之赏，官先为代给钱五百贯。
其逮及与接引、馆伴，先排、通引、书表等以次坐罪，仍令均偿。
时交钞稍滞，命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不许用钱，一贯以下听民便。
时既行限钱法，人多不遵，上曰：“已定条约，不为不重，其令御史台及提刑司察之。”
九月，以民间钞滞，尽以一贯以下交钞易钱用之，遂复减元限之数，更定官民存留钱法，三分为率，亲王、公主、品官许留一分，余皆半之，其赢余之数期五十日内尽易诸物，违者以违制论，以钱赏告者。
于两行部各置回易务，以绵绢物段易银钞，亦许本务纳银钞。
赴榷货出盐引，纳钞于山东、河北、河东等路，从便易钱。
各降补官及德号空敕三百、度牒一千，从两行部指定处，限四月进纳补换。
又更造一百例小钞，并许官库易钱。
一贯、二贯例并支小钞，三贯例则支银一两、小钞一贯，若五贯、十贯例则四分支小钞、六分支银，欲得宝货者听，有阻滞及辄减价者罪之。
四年三月，又以银钞阻滞，乃权止山东诸路以银钞与绵绢盐引从便易钱之制。
令院务诸科名钱，除京师、河南、陕西银钞从便，余路并许收银钞各半，仍于钞四分之一许纳其本路。
随路所收交钞，除本路者不复支发，余通行者并循环用之。
榷货所鬻盐引，收纳宝货与钞相半，银每两止折钞两贯。
省许人依旧诣库纳钞，随路漕司所收，除额外羡余者，亦如之。
所支官钱，亦以银钞相兼，银已零截者令交钞库不复支，若宝货数少，可浸增铸。
银钞既通则物价自平，虽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滞银钞罪制。
四年，以户部言，命在都官钱、榷货务盐引，并听收宝货，附近盐司贴钱数亦许带纳。
民间宝货有所归，自然通行，不至销毁。
先是，设四库印小钞以代钞本，令人便赍小钞赴库换钱，即与支见钱无异。
今更不须印造，俟其换尽，可罢四库。
但以大钞验钱数支易见钱。
时私铸“承安宝货”者多杂以铜锡，浸不能行，京师闭肆。
五年十二月，宰奏臣：“比以军储调发，支出交钞数多。
遂铸宝货，与钱兼用，以代钞本，盖权时之制，非经久之法。”
遂罢“承安宝货。”
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卢构言：‘民间钞固已流行，独银价未平，官之所定每铤以十万为准，而市肆才直八万，盖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诸税以钱银钞三分均纳。庶革其弊。’
下省议，宰臣谓‘军兴以来，全赖交钞佐用，以出多遂滞，顷令院务收钞七分，亦渐流通。若与银均纳，则彼增此减，理必偏胜，至碍钞法。必欲银价之平，宜令诸名若‘铺马’‘军须’等钱，许纳银半，无者听便。’
先是，尝行三合同交钞，至泰和二年，止行于民间，而官不收敛，朝廷虑其病民，遂令诸税各带纳一分，虽止系本路者，亦许不限路分通纳。
户部见征累年铺马钱，亦听收其半。
闰十二月，上以交钞事，召户部尚书孙铎、侍郎张复亨，议于内殿。
复亨以三合同钞可行，铎请废不用，既而复亨言竟诎。
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
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弥甚，乃谓宰臣曰：‘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耶？其集问百官，必有能知之者。’
四年七月，罢限钱法，从户部尚书上官瑜所请也。
四年，欲增铸钱，命百官议所以足铜之术。
中丞孟铸谓：‘销钱作铜，及盗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邻。’
太府监梁絪等言：‘铸钱甚费，率费十钱可得一钱。识者谓费虽多犹增一钱也，乞采铜、拘器以铸。’
宰臣谓：‘鼓铸未可速行，其铜治听民煎炼，官为买之。凡寺观不及十人，不许畜法器。民间鍮铜器期以两月送官给价。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纠坐其官。寺观许童行告者赏。俟铜多，别具以闻。’
八月，定从便易钱法，听人输纳于京师，而于山东、河北、大名、河东等路依数支取。
后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
五年，上欲罢交钞工墨钱，复以印时常费遂命贯止收六文。
六年四月，陕西交钞不行，以见钱十万贯为钞本，与钞相易，复以小钞十万贯相参用之。
六年十一月，复许诸路各行小钞。
中都路则于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则于南京、归德、河南府，山东东路则于益都、济南府，山东西路则于东平、大名府，河北东路则于河间府、冀州，河北西路则于真定、彰德府，河东南路则于平阳，河东北路则于太原、汾州，辽东则于上京、咸平，西京则于西京、抚州，北京则于临潢府官库易钱。
令户部印小钞五等，附各路同见钱用。
七年正月，敕在官毋得支出大钞，在民者令赴库，以多寡制数易小钞及见钱，院务商税及诸名钱，三分须纳大钞一分，惟辽东以便。
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於市。
上知之，谕旨于御史台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三百贯。’
五月，以户部尚书高汝砺议，立‘钞法条约’，添印大小钞，以钞库至急切，增副使一员。
汝砺又与中都路转运使孙铎言钱币，上命中丞孟铸、礼部侍郎乔宇、国子司业刘昂等十人议，月余不决。
七月，上召议于泰和殿，且谕汝砺曰：‘今后毋谓钞多，不加重而辄易之。重之加于钱，可也。’
明日，敕：‘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物。六盘山西、辽河东以五分之一用钞，东鄙屯田户以六分之一用钞。不须立契者，惟辽东钱钞从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赏有差，监临犯者杖且解职，县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罚，集众沮法者以违制论。工墨钱每张止收二钱。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所司籍辨钞人以防伪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见钱，比旧减其数，若旧有见钱多者，许送官易钞，十贯以上不得出京。’
又定制，按察司以钞法流通为称职，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给券应得钞一贯，以难支用，命取见钱。
御史以沮坏钞法劾之，上曰：‘纠察之官乃先坏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阶，解职。
户部尚书高汝砺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宜各籍辨钞人，给以条印，听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以闻。民间旧有宋会子，亦令同见钱用，十贯以上不许持行。榷盐许用银绢，余市易及俸，并用交钞，其奇数以小钞足之，应支银绢而不足者亦以钞给之。’
上遣近侍谕旨尚书省：‘今既以按察司钞法通快为称职，否则为不称职，仍于州府司县官给由内，明书所犯之数，但犯钞法者虽监察御史举其能干，亦不准用。’
十月，杨序言：‘交钞料号不明，年月故暗，虽令赴库易新，然外路无设定库司，欲易无所，远者直须赴都。’
上以问汝砺，对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昏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昏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十一月，上谕户部官曰：“今钞法虽行，卿等亦宜审察，少有壅滞，即当以闻，勿谓已行而惮改。”
汝砺对曰：“今诸处置库多在公廨内，小民出入颇难，虽有商贾易之，然患钞本不丰。比者河北西路转运司言，一富民首其当存留钱外，见钱十四万贯。它路臆或有如此者，臣等谓宜令州县委官及库典，于市肆要处置库支换。以出首之钱为钞本，十万户以上州府，给三万贯，以次为差，易钞者人不得过二贯。以所得工墨钱充库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贰及转运司官一员提控。”
上是之，遂命移库于市肆之会，令民以钞易钱。
是月，敕捕获伪造交钞者，皆以交钞为赏。
时复议更钞法，上从高汝砺言，命在官大钞更不许出。听民以五贯十贯例者赴库易小钞，欲得钱者五贯内与一缗，十贯内与两缗，惟辽东从便。河南、陕西、山东及它行钞诸路，院务诸税及诸科名钱，并以三分为率，一分纳十贯例者，二分五贯例者，余并收见钱。
八年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时新制，按察司及州县官，例以钞通滞为升降。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
是月，收毁大钞，行小钞。
八月，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皆用交钞，不得用钱。
十月，孙铎又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本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渐重钞，可以流通。比来州县抑配市肆买钞，徒增骚扰，可罢诸处创设钞局，止令赴省库换易。今小钞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
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旧制，内外官兵俸皆给钞，其必用钱以足数者，可以十分为率，军兵给三分，官员承应人给二分，多不过十贯。凡前所收大钞，俟至通行当复计造，其终须当精致以图经久。民间旧钞故暗者，乞许于所在库易新。若官吏势要之家有贱买交钞，而于院务换钱兴贩者，以违制论。复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钱过数虽许奴婢以告，乃有所属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实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旧限已满，当更展五十日，许再令变易钞引诸物。”
是制既行之后，章宗寻崩，卫绍王继立，大安三年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
至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
然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年则轻而不行，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
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
臣愚谓，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
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
宋人以为喜，而金人不禁也，识者惜其既不能重无用之楮，而又弃自古流行之宝焉。
五月，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言：“关陕军多，供亿不足，所仰交钞则取于京师，徒成烦费，乞降板就造便。”
又言：“怀州旧铁钱钜万，今既无用，愿贯为甲，以给战士。”
时有司轻罪议罚，率以铁赎，而当罪不平，遂命赎铜计赃皆以银价为准。
六月，敕议交钞利便。
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仍立沮阻罪。
九月，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交钞以助军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则其价浸减，卒无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
近用‘贞祐宝券’以革其弊，又虑既多而民轻，与旧钞无异也，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严立罪赏，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
夫京师百万之众，日费不赀，物价宁不日贵耶？且时估月再定之，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
复议搜括隐匿，必令如估鬻之，则京师之物指日尽，而百姓重困矣。
臣等谓，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余宜从便。
制可。
十二月，上闻近京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翔踊，令尚书省集户部、讲议所、开封府、转运司，议所以制之者。
户部及讲议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阑籴其半，转运司谓宜悉禁其出，上从开封府议，谓：“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
但以河北、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
若令宝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入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
若直闭京城粟不出，则外亦自守，不复入京，谷当益贵。
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务从其便。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
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
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
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
因条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粟补官皆当用宝券。
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
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言：
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已而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
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之。
仍自选良监当官营为之，若半年无过，及券法通流，则听所指任便差遣。
诏议行之。
四月，河东行省胥鼎言：
交钞贵乎流通，今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术收之，不无缺误。
宜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
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多出，民不之贵，乞验民贫富征之。
虽为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与不敛何异？
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
宰臣谓：
昨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继踵南渡，遂致物价翔踊，乃权宜限以路分。
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征军须钱，宜从所请。
若陕西可征与否，诏令行省议定而后行。
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钱散失，多在民间，命尚书省经画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
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随造随尽，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将滋甚。
宜更造新券，与旧券权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
濮王守纯以下皆惮改，奏曰：
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
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
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
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
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
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轻复同旧券也。
既而，陇州防御使完颜宇及陕西行省令史惠吉继言券法之弊。
宇请姑罢印造，以见在者流通之，若滞塞则验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
吉言：
券者所以救弊一时，非可通流与见钱比，必欲通之，不过多敛少支尔。
然敛多则伤民，支少则用不足，二者皆不可。
为今日计，莫若更造，以‘贞祐通宝’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为十，听各路转运司印造，仍不得过五千贯，与旧券参用，庶乎可也。
诏集百官议。
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礼部侍郎杨云翼、郎中兰芝、刑部侍郎冯鹗皆主更造。
户部侍郎高夔、员外郎张师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皆请征敛。
惟户部尚书萧贡谓止当如旧，而工部尚书李元辅谓二者可并行。
太子少保张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严立不行之罪，足矣。
侍御史赵伯成曰：
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
征之为法，特征于农民则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贾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
刑部主事王寿宁曰：
不然，今之重钱轻券者皆农尔，其敛必先于民而后可。
转运使王扩曰：
凡论事当究其本，今岁支军士家口粮四万余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宽民力，然后征之，则行之不难。
榷货司杨贞亦欲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
或有请铸大钱以当百，别造小钞以省费。
或谓县官当择人者。
独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言：
国家立法，莫不备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
诚使臣得便宜从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许杖决，三品以上奏闻，仍付监察二人弛驿往来，法不必变，民不必征，一号令之，可使上下无不奉法。
如其不然，请就重刑。
上以示宰臣曰：
彼自许如此，试委之可乎？
宰臣未有以处，而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交诤，以为：
事有难行，圣哲犹病之，思敬何为者，徒害人尔。
上以众议纷纷，月余不决，厌之，乃诏如旧，纾其征敛之期焉。
未几，竟用惠吉言，造‘贞祐通宝’。
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当千贯，增重伪造沮阻罪及捕获之赏。
五月，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遂令计价，但征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
谓可以免民输挽之劳，而省工物之费也。
高汝砺言：
河南调发繁重，所征租税三倍于旧，仅可供亿，如此其重也。
而今年五月省部以岁收通宝不充所用，乃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以补之，又太甚矣！
而近又以通宝稍滞，又增两倍。
河南人户农居三之二，今年租税征尚未足，而复令出此，民若不粜当纳之租，则卖所食之粟，舍此将何得焉？
今所急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而有限。
可缓而易为者交钞也，出于国而可变。
以国家之所自行者而强求之民，将若之何？
向者大钞滞则更为小钞，小钞弊则改为宝券，宝券不行则易为通宝，变制在我，尚何烦民哉！
民既悉力以奉军而不足，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若是其剥，彼不能给，则有亡而已矣！
民逃田秽，兵食不给，是军储钞法两废矣。
臣非于钞法不加意，非故与省部相违也。
但以钞滞物贵之害轻，民去军饥之害重尔。
时不能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钱轻，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为钱二贯，有犯通宝之赃者直以通宝论，如因军兴调发，受通宝及三十贯者，已得死刑，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轻重之间悬绝如此。”
遂命准犯时银价论罪。
四年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言：“近制，犯通宝之赃者并以物价折银定罪，每两为钱二贯，而法当赎铜者，止纳通宝见钱，亦乞令依上输银，既足以惩恶，又有补於官。”
诏省臣议，遂命犯公错过误者止征通宝见钱，赃污故犯者输银。
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积于官而不散则病民，散于民而不敛则阙用，必多寡轻重与物相权而后可。大定之世，民间钱多而钞少，故贵而易行。军兴以来，在官殊少，民亦无几，军旅调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至于填委市肆，能无轻乎？不若驰限钱之禁，许民自采铜铸钱，而官制模范，薄恶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则钱必日多，钞可少出，少出则贵而易行矣。今日出益众，民日益轻，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计官吏之俸、验百姓之物力以敛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钱少之弊也。臣谓宜令民铸钱，而当敛钞者亦听输银，民因以银铸钱为数等，文曰“兴定元宝”，定直以备军赏，亦救弊之一法也。”
朝廷不从。
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定宝泉’，子母相权，与通宝兼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随处置库，许人以通宝易之。县官能使民流通者，进官一阶、升职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滞，则亦追降的决为差。州府官以所属司县定罪赏，命监察御史及诸路行部官察之，定挠法失纠举法，失举则御史降决，行部官降罚，集众妄议难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赏钱三百贯。”
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
二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
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
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
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
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
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
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
天兴二年十月印“天兴宝会”于蔡州，自一钱至四钱四等，同见银流转，不数月国亡。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金史-志-卷二十九-译文
钱币。金朝初期使用辽、宋时期留下的旧钱，天会末年，即使是刘豫发行的‘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也一并使用。海陵王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恢复了钞引法，于是开始制造交钞，与钱币一同流通。正隆二年，经过四十多年，才开始讨论铸币。冬季十月，开始禁止铜钱流出境外，并公布赏罚条例。搜集民间铜器，陕西、南京的铜器运往京兆，其他地方的铜器全部运往中都。三年二月，中都设立了两座钱监，东边的是宝源监，西边的是宝丰监。京兆设立了一座钱监，名为利用监。三座钱监铸造的钱币，上面写着‘正隆通宝’，重量和大小与宋朝的小平钱相似，但文字和图案更加精美，可以与旧钱一起使用。
世宗大定元年，采纳了吏部尚书张中彦的建议，命令陕西路部分使用宋朝的旧铁钱。大定四年，旧铁钱逐渐不再流通，皇帝下诏让陕西行户部、并两路通检官详细调查此事。他们都表示：‘民间使用钱币，名义上与铁钱一起使用，但实际上并不按照标准计数，对公私都不方便。’于是取消了这一政策。大定八年，有人违反了铜禁令，皇帝说：‘销毁钱币来铸铜，以前就有禁令。然而民间仍有铸造镜子的，难道不是销毁钱币吗？’于是也禁止了铸镜。
大定十年，皇帝对户部官员说：‘官钱积压不流通，民间钱币就会变得昂贵，贸易必然困难，应该让市场流通金银和其他物品。各路酤榷之货，也允许用物品来平衡折算输纳。’十月，皇帝责备户部官员：‘之前因为官钱过多，担心民间无法流通，命令各地贸易金银丝帛，以促进流通。现在发现有人用强制手段反而损害了百姓。之前允许院务折纳轻赍之物以方便百姓，这些都是我思考后实行的，这些事情还是出自我，何必用其他人呢？另外，各地常有赈济，常常近地无粮，从其他地方运来，往返路程遥远，人们更加难以承受。为什么不随时随地设立仓库？年景丰收时多购买粮食以备赈济，如果出现紧急情况，难道不是更容易处理吗？而只是让钱币充盈府库，那又有什么用呢？天下之大，我怎能一一知道，这些事情，你们为什么让它们发展到这种地步。而且户部与其他部门不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计划，如果只是墨守成规，守着职责，那么谁不能担任户部官员呢？’大定十一年二月，禁止私自铸造铜镜。所有的旧铜器都送交官府，官府支付其一半的价值。只有神佛像、钟、磬、钹、钴、腰带、鱼袋等物品保留。
大定十二年正月，因为铜料不足，命令尚书省派遣使者到各路征措铜货。能够指出实际坑冶的人，给予奖赏。皇帝与宰相讨论铸币技术，宰相说：‘有人说各地都有金银坑冶，都可以用来铸钱，我认为成本是收益的数倍，恐怕不可行。’皇帝说：‘金银是山泽之利，应当分给民众，只有钱币不应该私自铸造。现在国家财政充裕，如果将钱币流通到四方，与在官府有何区别？虽然花费较多，但在民间，新钱每天都在增加。派遣有能力的官员来经营此事。’左丞石琚进言：‘我听说天子的财富藏在天下，钱币如同泉水，正是想要流通。’皇帝再次问石琚：‘古代也有民间私自铸币的吗？’石琚回答：‘如果民间私自铸币，那么小人为了谋利，铸出的钱币就会更加劣质，这也是古代禁止民间铸币的原因。’大定十三年，命令非屯兵之州府，用钱币购买金帛，运送到京师，使钱币流通，以方便民众。大定十五年十一月，皇帝对宰相说：‘有人说铸币没有好处，得到的不能弥补花费。我认为并非如此。天下如同一家，何分公私之间，公家花费，私家得到，只是新币每天都在增加，对公私都有利。’大定十六年三月，派遣使者分路调查铜矿资源。大定十八年，代州设立钱监铸币，命令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前往监督，但所铸的钱币斑驳且不可使用，皇帝下诏剥夺李天吉、高季孙等人的官职两阶，解职，并杖责高季孙八十。重新任命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监督铸币。所铸的钱币上面写着‘大定通宝’，文字和图案又胜过正隆年间，传说这种钱币的原料中使用了银。大定十九年，开始铸造的钱币达到了一万六千余贯。大定二十年，皇帝下诏先以五千贯进呈，然后命令与旧钱一同使用。
最初，新钱还没有流通时，人们用宋代的‘大观钱’作为当五钱使用。二月，皇帝听说上京修建内府，市民买东西不给他们现钱，而且使用的是短钱，就责问宰相说：‘这样的小事，我怎么能都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察觉呢。’当时民间把八十文称为一陌，叫做短钱，官方使用的是足陌，叫做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上奏说，官私所用的钱都应该以八十文为一陌，于是成为定制。
二十年（1204年）十一月，把代州的监官称为‘阜通’，设监官一名，正五品，由州节度使兼任。副监官一名，正六品，由州同知兼任。丞官一名，正七品，由观察判官兼任。设勾当官两名，从八品。发放银牌，命令副监和丞官更换驿站管理。
二十二年（1205年）十月，任命参加政事粘割斡特剌为代州阜通监的提控。二十三年，皇帝认为阜通监铸造钱币已经很久，但钱币并没有增多，这是因为代州的财政厅和幕府都由节度使兼任，导致节度使不能专心管理。
二十六年，皇帝说：‘朝廷内外都说钱难找，我曾经计算过，京师积累的五百万贯钱也不算多，外路虽然有，但最终也没有用，各路的官钱除非是驻军的地方才能全部运到京师。’太慰丞相克宁说：‘民间的钱本来就不容易得到，如果全部运到京师，民众就更加难以得到了！不如运一半到都城，另一半折合成轻便的货物，这样内外都方便。’十一月，皇帝命令宰相说：‘国家已经很久禁止私铸铜钱，但还是听说有人私铸腰带和镜子，冒充旧物，公开出售，应该加强禁止。’
二十七年（1208年）二月，曲阳县铸造的钱币另外设立一个监，以‘利通’为名，设立副监和监丞，发放驿站，负责经营铜事。二十八年，皇帝对宰相说：‘现在外路见到的钱很多，听说有六千余万贯，都储存在偏僻的地方。既然不流通，对公私都没有好处，就像没有一样。现在中都每年花费三百万贯，支出不够，如果运到京师，不过稍微有些运输费用，即使费用多，也只是分散到民间。’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十二月，雁门、五台民刘完等人上诉：‘自从设立监铸钱以来，有铜矿的地方虽然说是官方运输，但价格不足就要求民众共同承担。请求与本州司县共同分摊。’于是命令甄官署丞丁用楫前往审查其利弊，回来报告说：‘运输铜矿，民众用物资力量分担差役，不是他们愿意的。价格虽然低，但也有剥削之弊。而且他们观察铜矿的脉络，胡乱指认人的房屋和寺庙应该开采，以此索贿。又跟随冶炼工匠，每天交四两净铜，多的时候不够，又销毁铜器和旧钱，送官府以补足。现在阜通、利通两监，每年铸钱十四万余贯，但每年花费高达八十余万贯，对民众有害且浪费，未见其有利。’宰相把这件事上报，于是罢免了代州、曲阳两监。
最初，贞元年间实行钞引法，于是设立印造钞引库和交钞库，都设立使、副、判各一名，都监两名，而交钞库副使专门负责书押、搭印合同的事务。印有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种，称为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称为小钞。与钱币并行，以七年为限，旧钞换新钞。还是遵循宋张咏四川交子的方法，放宽了期限，因为铜少，是权宜之计。当时有人想要废除钞引法，到了这时两监已经废除，有关部门说：‘交钞和现钱一样，商旅利于远行，常常用钱购买钞引，这是公私都方便的事，怎么能废除呢！只是因为有了改革期限，不能没有疑问，请求废除七年的改革期限，让民众能够经常使用。如果时间久了，字迹模糊，允许在所在官库换新，或者允许随意支取钱币。’于是废除了七年的改革期限，交钞字迹模糊时才能换新。
从此以后，钞引法屡次改革，但无法改变，弊端也从此开始。
交钞的样式，外面有边框，印有花纹，上面写明面值，左边写‘某字料’，右边写‘某字号’。料号外面，用篆书写着：‘伪造交钞者斩，告发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边框下面写着：‘中都交钞库，根据尚书户部符令，承都堂札付，户部复核检查，令史姓名押字。’又写着：‘圣旨印造各路交钞，在某处库纳钱换钞，更允许在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通。’这些钞币不限年月使用，如果字迹模糊，钞纸磨损，允许在所属库司换新。
如果到库支取钱币，或者倒换新钞，每贯要扣除一定的工墨费。库官、攒司、库副、副使、使各自盖章，年月日。印造钞引库的库子、库司、副使各自盖章，上至尚书户部官员也盖章。搭印支取钱币的地方合同，其余按照常规使用。
最初，大定年间制定规定，民间可以保留铜锡器物，如果申请卖给官府，每斤给钱二百文。对于禁止收藏的器物，首先上交的，每斤给钱一百文，不是器物的铜货一百五十文，不足一斤的按比例计算。在都城官局和外路制造和销售铜器的价格，由运司佐贰检查，镜每斤三百十四文，镀金御仙花腰带十七贯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带十七贯九百七十一文，抬舒罗文束带八贯五百六十文，鱼袋二贯三百九文，钹钴铙磬每斤一贯九百二文，铃杵坐铜者二贯七百六十九文，鍮石者三贯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1191年）十月，皇帝下令降低卖镜的价格，防止私自铸钱销毁钱币。以前常常让工匠越过天山北界外采铜，明昌三年，监察御史李炳上奏说：‘最近听说有关部门上奏，官府的铜可以支撑十年，如果每年让工匠越过边界远采，不仅浪费多，还可能引起边境争端。如果将要耗尽的时候，只能在边界内开采。’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不允许出界。
五月，皇帝下令给尚书省说：‘民间流通的交钞，应当限制数量，不要让它的数量多于现钱。’四年，皇帝对宰相说：‘各地都有一些无用的官物，可以用来处理，比如铁钱。’有人提议铁钱有破损，应当让有关部门用铜钱来偿还，参知政事胥持国不同意，皇帝说：‘让偿还还会坏，不偿还就会全部坏掉！如果确实无用，为什么不另外想办法呢？’胥持国说：‘比如江南用铜钱，江北、淮南用铁钱，是因为隔阂铜钱不让过界。比如陕西市易也用银布姜麻，如果旧有铁钱，应该暂时收存，以备不时之需。’于是命令有关部门登记铁钱和其他无用之物，存放在库中。
八月，提刑司报告说：‘陕西地区降下的交钞比现钱多，导致民众在流通中感到困难。’宰相将此事上报，于是下令本路榷税和各种名目的钱，可以折算成交钞。官兵的俸禄，允许钱、绢、银、钞各占一半，如果钱银数量不足，就全部发放交钞。
五年三月，宰相上奏说：‘民间之所以难以得到钱币，是因为官吏和豪富之家积累了太多的钱。在唐朝元和年间，曾经规定家中有钱超过五千贯的人要处死，王公贵族被重贬并没收财产，以五分之一赏赐告发者。’皇帝下令参照旧制制定规定，让官民之家根据品级和财力限制现钱，最多不超过二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的数量为标准，不得超过万贯，所有多余的钱都要求换成其他物品储存起来。如果有能告发超出限额保留钱币的人，奴隶可以免为良民，雇工可以离开，以十分之一作为赏赐，其余全部没收。
又下令有关部门，所有从高丽返回的人，所得的铜器都要全部购买。
承安二年十月，宰相上奏说：‘旧的交钞法规定，每换新钞，每贯收取工墨钱十五文。到大定二十三年，不再按照贯数收取，每张收取八文，这对官府没有好处，也妨碍了钞法的正常运行，应该恢复旧制。如果用钞购买盐引，每贯可以当作一贯五十文使用，这样就可以多卖一些。’皇帝说：‘工墨钱，每贯可以收取十二文。购买盐引的人，每贯可以当作一贯一百文使用。’当时交钞发行量过多，民间成贯的钞难以流通，皇帝下诏在西北二京、辽东路根据实际情况发行小钞，并且允许在官库兑换成钱，与其他路一样流通。
十二月，尚书省讨论，认为当时发放给官兵的俸禄和边防军队的费用，都是用银钞混合支付的，旧例中银每锭五十两，价值一百贯，民间有人截取或凿刻，价格也随之高低不等，于是改为铸造名为‘承安宝货’的银币，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合钱二贯，公私都可以和现钱一样使用，并制定了销铸和接受稽留的罪赏标准。
承安三年正月，省里上奏说：‘如果允许榷场用现钱越境，虽然不是销毁，但效果与销毁无异。’于是制定了制度，对于用钱与外国人使节或进行交易的人，处五年徒刑，三斤以上的处死，中间人同罪。对于告发的人，官府先代为支付五百贯钱。对于逮捕和接待、陪同的人，先按级别坐罪，并要求均等赔偿。当时交钞流通不畅，命令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元以上都使用银钞和宝货，不允许使用钱币，一元以下听任民众自行决定。当时已经实行限钱法，但很多人不遵守，皇帝说：‘已经制定了条约，不是不重视，让御史台和提刑司去调查。’九月，因为民间钞币流通不畅，将一元以下的交钞全部换成钱使用，于是又减少了原来的限额，重新制定了官民留存钱币的规定，三分之一的比率，亲王、公主、品官可以留下一分，其余的都减半，多余的钱在五十天内全部换成其他物品，违者以违制论处，用钱赏赐告发者。在两行部各设立回易务，用绵绢等物品交换银钞，也允许本务缴纳银钞。前往榷货市场购买盐引，在山东、河北、河东等路缴纳钞币，方便兑换成钱。
各降补官及德号空敕三百、度牒一千，从两行部指定处，限四月进纳补换。又重新制造了一百例小钞，并允许官库兑换成钱。一贯、二贯的例子都支付小钞，三贯的例子则支付银一两和小钞一贯，如果是五贯、十贯的例子，则四分之三支付小钞，六分之一支付银，想要得到宝货的人可以听任，有阻碍或擅自降价的人要受到惩罚。四年三月，因为银钞流通不畅，暂时停止了山东诸路用银钞和绵绢盐引方便兑换成钱的规定。命令院务各科名钱，除了京师、河南、陕西可以用银钞方便兑换外，其余路都可以收取银钞各占一半，仍允许钞币的四分之一在本路缴纳。
随路所收交钞，除了本路的不再发放，其余通行的都循环使用。榷货市场出售的盐引，收纳宝货和钞币各占一半，银每两只折合钞币两贯。省里允许人们依旧到库房缴纳钞币，随路漕司所收，除了额外的盈余之外，也都如此。所支付的官钱，也用银钞混合支付，已经零碎截取的银币不再支付，如果宝货数量少，可以逐渐增加铸造。银钞一旦流通，物价自然平稳，虽然有禁令也无法实施，于是取消了阻碍银钞流通的罪制。四年，因为户部的建议，命令在都城的官钱、榷货务盐引，都可以收取宝货，附近盐司贴钱的数量也可以一并缴纳。民间宝货有了去向，自然会流通，不会销毁。在此之前，设立了四库印小钞来代替钞本，让人方便携带小钞去库房兑换成钱，这样就和支出现钱没有区别。现在不再需要印造，等到兑换完毕，就可以停止四库。只需用大钞验明钱数后进行兑换。当时私铸‘承安宝货’的人很多，掺杂了铜锡，逐渐不能流通，京师市场关闭。
五年十二月，宰相上奏说：‘最近因为军需调拨，支出的交钞数量很多。于是铸造宝货，与钱币一起使用，代替钞本，这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策。’于是废除了‘承安宝货’。
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卢构言说：‘民间钞票已经普遍流通，但银价还未稳定，官方规定的每锭银以十万为标准，而市场上的价格只有八万，这是因为输出的多而输入的少造成的。如果让各种税收以钱、银、钞三分之一的比例缴纳，或许可以改变这种弊端。’朝廷下文省议，宰臣认为：‘自从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完全依赖交钞来支持军费，由于输出过多，导致交钞滞销，最近命令院务收缴七分交钞，也逐渐流通。如果与银两一起缴纳，那么这一部分增加，那一部分减少，按理说必然会造成偏颇，从而影响钞法的稳定性。如果要稳定银价，应该让各种名目的钱，如‘铺马’‘军需’等，允许一半用银两缴纳，没有的听其自然。’
在此之前，曾经实行过三合同交钞，到了泰和二年，只在民间流通，但官方没有回收，朝廷担心这会损害百姓，于是下令各种税收各带纳一分，即使是本路之外的地方也可以不受限制地通纳。户部看到历年征收的铺马钱，也允许收缴一半。闰十二月，皇帝因为交钞的事情，召集户部尚书孙铎、侍郎张复亨在内殿商议。复亨认为三合同钞可以实行，而铎请求废弃不用，最终复亨的观点被采纳。
从那时起，国家空虚，百姓贫困，经济开支不足，只靠交钞来愚弄百姓，而且法律又不稳定，世宗的事业因此衰落。到了泰和三年，弊端更加严重，皇帝对宰臣说：‘在大定年间，钱币充足，现在民间钱币少，而且不在官方手中，这是为什么？我要集合百官询问，一定有人知道。’
泰和四年七月，废除限钱法，是按照户部尚书上官瑜的建议执行的。泰和四年，想要增加铸币，命令百官讨论如何获取足够的铜。中丞孟铸说：‘销毁钱币作为铜，以及盗用出境的，不止一两个，应该惩罚相关官员及其邻里。’太府监梁絪等人说：‘铸币费用很大，平均十钱可以铸出一钱。有见识的人认为虽然费用多，但还能增加一钱，请求采集铜、拘捕器物来铸币。’
宰臣认为：‘鼓铸不能急于进行，铜的冶炼听任民间煎炼，官方购买。凡是寺庙观宇不到十人的，不允许饲养法器。民间铜器规定两个月内送官，给予价格。隐藏的按私法处罚，限制外人举报的，以知情不举处罚其官员。寺庙观宇允许儿童举报者奖励。等到铜多了，再另外上报。’
八月，制定从便易钱法，允许人们将钱币输送到京师，而在山东、河北、大名、河东等路按数支取。后来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票一起流通。泰和五年，皇帝想要废除交钞工墨钱，因为印刷时常有费用，于是命令贯止收六文。
泰和六年四月，陕西交钞不行，以见钱十万贯为钞本，与钞相易，再以小钞十万贯相参用之。泰和六年十一月，再次允许各路自行发行小钞。中都路在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在南京、归德、河南府，山东东路在益都、济南府，山东西路在东平、大名府，河北东路在河间府、冀州，河北西路在真定、彰德府，河东南路在平阳，河东北路在太原、汾州，辽东在上京、咸平，西京在西京、抚州，北京在临潢府官库易钱。命令户部印制小钞五等，附各路同见钱使用。
泰和七年正月，敕令在官者不得支出大钞，在民者令赴库，以多寡制数易小钞及见钱，院务商税及诸名钱，三分须纳大钞一分，只有辽东可以例外。当时百姓因为货币屡次变化，常常抱怨，聚集在市场上议论。皇帝得知后，下旨给御史台说：‘从今以后，都市中如有相聚议论钞法难以执行的，允许人们捕捉举报，赏钱三百贯。’
五月，根据户部尚书高汝砺的建议，制定‘钞法条约’，增加印刷大小钞票，因为钞库急需，增加了副使一名。汝砺又与中都路转运使孙铎讨论钱币问题，皇帝命令中丞孟铸、礼部侍郎乔宇、国子司业刘昂等十人讨论，一个月后仍未决断。七月，皇帝在泰和殿召集讨论，并告诉汝砺：‘今后不要说钞票多，不加重而随意更换。加重可以加在钱币上。’第二天，敕令：‘民间交易、典质，一贯以上都使用交钞，不得使用钱币。需要立契的，三分之一使用其他物品。六盘山西、辽河东以五分之一使用钞票，东鄙屯田户以六分之一使用钞票。不须立契的，只有辽东钱钞从便。犯法的处二年徒刑，举报者有奖赏，监临犯法的杖责并且解职，县官能执行流通的升迁，否则降罚，聚集众人破坏法律的以违制论。工墨钱每张只收二钱。商旅携带现钱不得超过十贯。所司负责登记辨钞人以防伪钞。官员及民间保留的现钱，比以前减少数量，如果以前有现钱多的，允许送官兑换钞票，十贯以上不得出京。’
又定制，按察司以钞法流通为称职，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给券应得钞一贯，因为难以支用，命令取现钱。御史以破坏钞法弹劾他，皇帝说：‘纠察之官先破坏法律，情不可恕。’杖责七十，降官一级，解职。
户部尚书高汝砺说：‘钞法必须执行，府州县镇应该各自登记辨钞人，给予条印，听任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以闻。民间旧有的宋会子，也令同见钱使用，十贯以上不许携带。盐税允许使用银绢，其余市场交易及俸禄，都使用交钞，其零数以小钞补足，应支银绢而不足的也以钞票补足。’皇帝派遣近侍到尚书省传达旨意：‘现在既然以按察司钞法流通为称职，否则为不称职，仍于州府司县官给由内，明书所犯之数，但犯钞法者虽监察御史举其能干，也不准使用。’
十月，杨序说：‘交钞料号不明，年月故暗，虽然令赴库易新，然外路无设定库司，欲易无所，远者直须赴都。’皇帝询问汝砺，汝砺回答说：‘各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远的城市，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过都可以相互兑换。更担心没有合同的地方，难以兑换，令官库凡纳昏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昏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十一月，皇帝对户部官员说：‘现在钞法虽然实行，你们也应当仔细审查，稍有壅滞，就应当上报，不要认为已经实行就害怕更改。’汝砺回答说：‘现在各个处置库大多设在官府内，百姓出入非常困难，虽然商人容易交易，但是担心钞本不足。最近河北西路转运司说，一位富民首先提出应当保留的钱外，还有现钱十四万贯。其他路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应当命令州县官员和库典，在市场集中处处置库支换。用提出保留的钱作为钞本，十万户以上的州府，给予三万贯，依次递减，换钞的人每人不得超过二贯。用所得的工墨钱作为库典的食直，还命令州府的副职和转运司的官员一名负责监督。’皇帝同意了，于是命令将库迁移到市场集中处，让百姓用钞换钱。
这个月，皇帝下令捕获伪造交钞的人，都把交钞作为赏赐。
当时再次讨论更改钞法，皇帝听从高汝砺的建议，命令在官大钞不再允许流出。允许百姓用五贯十贯的例子去库换小钞，想要得到钱的人，五贯内给一缗，十贯内给两缗，只有辽东地区可以随意。
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其他实行钞法的各个路，院务各种税以及各种科名的钱，都按照三分的比例，一分纳十贯的例子，二分五贯的例子，其余都收现钱。
八年正月，因为京城钞票滞销，制定了所司赏罚的规则。当时的新规定，按察司和州县官员，按照钞票流通滞销的情况来升降。于是命令监察御史的赏罚与外道按察司相同，大兴府警巡院的官员与外路州县官员相同。
这个月，收毁大钞，实行小钞。
八月，听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的建议，因为咸平、东京两路的商旅聚集，于是按照都南的例子，一贯以上的都使用交钞，不得使用钱。
十月，孙铎又说：‘民间钞票多，正应该收敛，院务税各种名目的钱，可以全部收钞，除了秋夏税纳实物外，也命令收钞，不拘泥于贯例。农民知道了就会逐渐重视钞票，可以流通。最近州县强制市场购买钞票，只是增加了骚扰，可以停止在各处设立钞局，只命令去省库换易。现在小钞各有限制路分，也非常不方便，可以命令通用。’皇帝命令立即执行。
十二月，宰相上奏：‘旧制，内外官兵的俸禄都给钞票，那些必须用钱来补足的，可以按照十分的比例，军兵给三分，官员承应人给二分，多不超过十贯。所有之前收的大钞，等到通行时再重新计算制造，最终必须精致以图经久。民间旧钞如果暗淡不清的，请求允许在所在库换新钞。如果官吏权贵之家有低价购买交钞，而在院务换钱买卖的人，以违制论处。再次派遣官员分路巡查，那些限制钱过数虽然允许奴婢告发，但是有所属的默令其主藏匿不实报告的，可以命令按察司调查。如果旧限已经满了，应当再延长五十天，允许再次令变易钞引诸物。’这个制度实行之后，章宗不久去世，卫绍王继位，大安三年会河之役，以至于用八十四车作为军赏，军队战败，国家残破，来不及救治弊端，交钞的轻贱几乎不能用来买卖了。到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想要使其变得重要，于是重新制造二十贯到百贯的例子交钞，又制造二百贯到千贯的例子。然而自从泰和以来，每次更改交钞，虽然一开始很重要，但是没几年就变得轻贱而不流通，到这时候就更加滞销了。南迁之后，国家困顿，百姓贫困，军队不断出征，供应无度，钞票的轻贱更加严重。
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奏说：‘现在物价昂贵，弊端在于钞票阻塞，有出无入。虽然院务税增收数倍，但是所收的都是十贯的大钞，这有什么用呢？现在十贯的大钞民间很多，因为没有去处，所以市场交易多用现钱，而钞票每贯只值一钱，甚至不如工墨的费用。我认为，应当暂时禁止现钱，并且让计司以军需的名义，根据民力征收，这样货币流通，物价就会平稳。’从此，钱货不用，富家内部困于藏钱之限，外部弊于交钞屡变，都到了困顿的地步，被称为‘坐化’。商人常常在江淮地区用船运输贸易，钱多流入宋朝。宋朝人以为高兴，而金朝人却不禁止，有见识的人对此感到惋惜，既不能使无用的纸币变得重要，又放弃了自古流传的宝物。
五月，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说：‘关陕军队多，供应不足，所依赖的交钞都是从京城取得，只是造成了麻烦和费用，请求降旨就地制造方便。’又说：‘怀州旧铁钱钜万，现在既然无用，愿意用钱贯为甲，来供给战士。’当时有司轻罪议罚，通常用铁赎，但是当罪不平等，于是命令赎铜计赃都以银价为准。
六月，皇帝下令讨论交钞的利弊。
七月，将交钞改名为‘贞祐宝券’，仍然设立阻挠的罪行。
九月，御史台说：‘自从多事以来，全靠交钞来帮助军需，然而收入不及支出，价格逐渐降低，最终没有办法禁止，这是必然的道理。最近使用‘贞祐宝券’来革除弊端，又担心既然已经很多，百姓就会轻视，和旧钞没有区别，于是命令民间交易都按照时价，严格设立罪赏，希望必须执行，结果使得商旅不行，四方货物不敢进入。京城有百万人口，每日花费巨大，物价难道不会每日上涨吗？而且时价每月重新确定一次，而民间价格早晚都不一样，现在有司强制执行，市场全部关闭。再次讨论搜括隐藏，必须命令按照估价出售，那么京城的货物指日尽失，百姓将更加困顿。我们认为，只有官府和买计赃之类可以使用时价，其余的应当方便行事。’制度得以通过。
十二月，皇帝听说最近京城郡县多在京城购买粮食，谷价飞涨，命令尚书省召集户部、讲议所、开封府、转运司，讨论如何控制这个问题。户部和讲议所建议，五斗出城的可没收一半，转运司认为应当全部禁止其流出，皇帝听从开封府的建议，认为：‘宝券刚开始实行时，百姓非常重视。但是因为河北、陕西各路所支出的已经很多，人们就开始轻视了。商贾争相收入京城，用来购买金银，银价高昂，谷价也随之上涨。如果让宝券各路有不同的制度，那么就不再能进入河南，那么河南金银价格低，谷价自然就会降低。如果直接关闭京城粮食不出，那么外部也会自己坚守，不再进入京城，谷价应当更加昂贵。应当告知郡县百姓，不要随意提高价格，官府制定价格，务必方便行事。’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说：‘国家调度都依赖宝券，实行才几个月，又再次滞销，不是约束不严、执行不谨慎。货币想要流通，必须轻重相权、收放有术才能实现。现在的弊端在于支出太多、收入太少。如果随时裁减所支出的，增加所收入的，或许可以做到。’于是列举了五件事，一是省去多余的官员，二是减少酒使司，三是节约军俸，四是罢免寄治官，五是酒税及纳粟补官都应当使用宝券。诏令酒税按照大定旧制，其余都不从。不久又重新制定了捕获伪造宝券的官员赏赐。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说：‘最近宝券流通不畅，因为朝廷将要进行改革，后来又传言不用了，因此被压制，逐渐废弃，这实际上是权力回到了民间。自从迁都汴梁以来，废弃了回易务，我认为应该重新设立，让懂得市场运作的官员负责，提供银钞、粟麦、缣帛等物品，根据市场行情进行买卖。同时，选择好的监官负责官方经营，如果半年内没有出现问题，券法畅通无阻，就按照指示派遣人员。’皇帝下诏讨论并实施。
四月，河东行省的胥鼎说：‘交钞贵在流通，现在各地制造的交钞不足以满足需求，不采取有效措施回收，难免会有缺失和错误。应该根据民众的财力征收，以资助军费。河中宣抚司也因为宝券过多，民众不重视，请求按照民众的贫富情况进行征收。虽然是在陕西，但如果统一征收，那么那里的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聚集到河东，这与不征收有什么区别？又因为河北的宝券不允许在河南流通，所以流通更加困难。’宰相认为：‘之前因为河北的宝券，商旅纷纷南渡，导致物价飞涨，所以暂时限制了流通范围。现在胥鼎说本路财政紧张，需要征收军费，应该同意他的请求。至于陕西是否可以征收，由行省商议决定后再执行。’五月，皇帝因为河北州府的官钱散失，多在民间，命令尚书省策划处理。
八月，平章高琪上奏：‘自从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开支巨大，只能依靠宝券，但是收入不足以支付支出，所以宝券逐渐贬值，现在一千钱的宝券只值几钱，随造随用，成本不断上升，如果不采取措施，弊端将会更加严重。应该重新制造新的宝券，与旧宝券搭配使用，这样既能节省成本，又能保证使用。’濮王守纯以下的人都害怕改革，上奏说：‘自古以来，军费都来源于民众，之前朝廷认为小钞太轻，改为宝券，又禁止使用钱币。民众目光短浅，认为纸币容易损坏，不如钱币耐用，所以得到钱币就珍藏起来，而宝券则急于使用，生怕破裂而废弃。现在朝廷只知道支出，不知道回收，所以钱币越来越贵，宝券越来越轻。然而宝券的贬值不是民众造成的，而是国家造成的。不如根据支出的量再次向民众征收，这样循环使用，民众就会知道宝券是必需品，也会珍惜它。现在只是担心宝券贬值，就想要重新制造，不仅命令无法执行，而且担心新宝券的贬值会与旧宝券一样。’不久，陇州防御使完颜宇和陕西行省令史惠吉也相继提出宝券制度的弊端。宇请求暂时停止印刷，用现有的宝券流通，如果流通不畅，就根据人口多少和财力高低进行征收。吉说：‘宝券是用来临时解决问题的，不能与流通的钱币相比，如果一定要流通，不过就是多收少支罢了。但是收得太多会伤害民众，支出太少会满足不了需求，这两种方法都不好。对于当前的情况，不如重新制造，以“贞祐通宝”命名，从一百到三千分为十等，由各路转运司印刷，但仍不得超过五千贯，与旧宝券一起使用，或许可以。’皇帝下诏召集百官讨论。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礼部侍郎杨云翼、郎中兰芝、刑部侍郎冯鹗都主张重新制造。户部侍郎高夔、员外郎张师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都请求征收。只有户部尚书萧贡认为应该保持原状，而工部尚书李元辅认为两种方法都可以同时进行。太子少保张行信也说不应该重新制造，但应该严格规定不执行命令的罪行，就可以了。侍御史赵伯成说：“重新制造的方法，实际上是暗中剥夺民众的利益，其弊端比征税还要严重。征税的方法，如果只对农民征税是不行的，如果对市肆商贾征税，这也是重视根本抑制末端的措施。”刑部主事王寿宁说：“不是这样的，现在重视钱币轻视宝券的都是农民，征税必须先从民众开始。”转运使王扩说：“讨论事情应该探究其本质，今年为军士家眷提供粮食四万余石，如果让这些人安居乐业，稍微减轻民众的负担，然后征税，那么征税就不难了。”榷货司杨贞也想要节省无名的开支，废除闲散冗余的官员。有人提议铸造大钱以当百，另外制造小钞以节省费用。有人认为县官应该选择合适的人选。只有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说：‘国家制定法律，无不周全，只是有关部门不能严格执行而已。如果让我便宜行事，所有外路四品以下的官员都可以杖责决断，三品以上的官员上报，再派监察官二人驰驿往来，法律不必改变，民众不必征税，一旦下令，可以使上下都遵守法律。如果不这样做，我请求实施重刑。’皇帝把他的话展示给宰相看，说：‘他自认为可以这样做，我们试一试可以吗？’宰相没有找到合适的处理方法，而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互相争论，认为：“事情有难以执行的，即使是圣明睿智的人也会感到困扰，思敬为什么要这样做，只会害人。”皇帝因为众说纷纭，一个多月没有决定，感到厌烦，于是下诏按照原状执行，放宽了征税的期限。不久，最终采用了惠吉的建议，制造了“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开始下诏执行，每一贯相当于一千贯，增加了伪造和阻挠的罪行及捕获的赏金。
五月，因为钞法多次变动，随出随坏，制作钞票的桑皮和旧纸都来源于民众，到这时更加难以获得，于是下令按价征收，只征收宝券、通宝，称为“桑皮故纸钱”，说是可以免除民众运输的劳苦，节省制作成本。高汝砺说：‘河南征调繁重，征收的租税是原来的三倍，仅能勉强满足需求，如此之重。而今年五月省部因为每年征收的通宝不足以使用，就在民间征收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来补充，这也太过分了！最近又因为通宝流通不畅，又增加了两倍。河南人户中农民占三分之二，今年的租税征收还没有足够，现在又要求他们缴纳这些，如果民众不卖掉当纳的租税，就只能卖掉粮食，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最急需而又难以得到的是草料和粮食，出自民众而有限。可以缓征而又容易征收的是交钞，出自国家而又可以变化。用国家自行发行的钞票强迫民众缴纳，将会如何呢？之前大钞流通不畅就改为小钞，小钞有弊端就改为宝券，宝券不行就改为通宝，变化的权力在我们手中，为什么还要麻烦民众呢！民众已经竭尽全力供应军队而仍然不足，又按照人口、税收、物品、生产等增加征收，如此剥削，民众无法承受，就会逃亡。民众逃亡，田地荒废，军队粮食供应不足，这样军储和钞法都废弃了。我并非不重视钞法，也不是故意与省部作对。只是认为钞票流通不畅、物价上涨的弊端较轻，民众逃亡、军队饥饿的弊端较重。’当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三年十月，官员上奏说：‘以前因为物品价值高而货币价值低，对犯贪污罪的人按货币金额定罪太重，于是以银两作为标准，每两银等于二贯钱，如果有人犯下使用通宝的贪污罪，就直接按通宝的价值来定罪。比如因为军事调动，接受通宝及三十贯的人，按照金银的价格计算，才相当于四百多贯钱，那么就应该受到杖刑。轻重的差别如此之大。’于是命令按照当时银价来定罪。
四年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说：‘最近的规定是，对于犯下使用通宝的贪污罪的人，按照物价折合成银两来定罪，每两银等于二贯钱，而按照法律应当用铜赎罪的人，只收取通宝现钱，也请求允许他们按照上述规定缴纳银两，这样既可以惩罚邪恶，又有助于国家。’皇帝下诏让官员讨论，于是命令犯公错失误的人只缴纳通宝现钱，而贪污故犯的人则缴纳银两。
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说：‘钱作为流通的货币，贵在流通而不应该堵塞，积累在官府而不分散就会损害百姓，分散在民间而不回收就会缺乏使用。必须根据钱的多寡和重量与物品的价值相权衡后才能使用。在大定年间，民间钱多而钞票少，所以钱值钱高而且流通方便。自从军事调动以来，官府手中的钱特别少，民间也几乎没有，军队的调度全部依赖钞票，每天流通的数量以万计，以至于在市场上堆积如山，怎能不贬值呢？不如放宽对钱的禁令，允许民间自己采矿铸钱，而官府制定模范，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铸币，不允许民间使用，这样钱就会越来越多，钞票就可以少发行，少发行就会值钱且流通方便。现在钞票发行越来越多，民众越来越轻视，官员想要提高钞票的价值却找不到办法，以至于连官员的俸禄、百姓的财产都要用来收缴钞票，但最终不能提高钞票的价值，竟然不知道钱少的问题。’臣认为应该允许民间铸钱，而收缴钞票的时候也允许缴纳银两，民间用银铸钱可以分为几个等级，上面写着‘兴定元宝’，按照价值用来准备军赏，这也是解决弊端的一个方法。”朝廷没有采纳。
五年闰十二月，宰臣上奏说：‘以前宝券已经出现问题，于是制造了‘贞祐通宝’来补救，到现在已经五年，它的弊端又像宝券末期一样。最初，通宝四贯等于一两银，现在八百贯了。应该再次制造‘兴定宝泉’，母钱和子钱相互权衡，和通宝一起流通，每贯通宝相当于四百贯，以二贯钱为一两银，在各地设立仓库，允许人们用通宝来兑换。如果县官能够让民众流通货币，可以晋升官职一阶、升职一等，如果因为姑息而导致流通不畅，也要追究责任。州府官员根据所属司县定罪赏，命令监察御史和各路行部官员监督，如果违反法律不纠正，监察御史要受到降职的处罚，行部官员要受到罚款，集体讨论无法实施的要被流放两年，举报的人赏钱三百贯。’元光元年二月，开始实施这个命令。二年五月，再次制造每贯通宝相当于五十贯，又用绫印制作了‘元光珍货’，和银钞以及其他钞票一起流通。实行不久，银价一天比一天贵，宝泉一天比一天便宜，民众只以银的价格来衡量。到元光二年，宝泉几乎不用，于是定下法律，一两银不能超过宝泉三百贯，所有价值不超过三两银的物品不允许使用银，超过三两的按照三分来计算，一分使用银，两分使用宝泉和珍货、重宝。京师和州郡设立平准务，用宝泉和银进行兑换，对于私自兑换和违法但能举报的人，罪行和赏赐有不同等级。这个命令一下达，市场关闭，商旅不通行，朝廷为此感到忧虑，于是废除了使用银和银宝泉私自兑换的法律。但是上面有限制使用的名义，下面却没有实际执行的措施，官员虽然知道，却无法控制。
义宗正大年间，民间只使用银进行交易。天兴二年十月，在蔡州印刷了‘天兴宝会’，从一钱到四钱分为四等，和现银一起流通，不到几个月国家就灭亡了。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金史-志-卷二十九-注解
钱币：钱币是古代货币的一种，以金属（如铜、金、银）制成，用于交易和存储财富。在中国历史上，钱币经历了从贝币到金属货币的演变，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辽、宋旧钱：辽和宋是历史上的两个朝代，辽宋旧钱指的是这两个朝代流通的货币，它们在金朝初期继续被使用。
刘豫：刘豫是南宋末年的一个叛臣，他建立的政权使用了“阜昌元宝”和“阜昌重宝”两种钱币。
钞引法：宋代的一种货币制度，使用纸币交子。
交钞：交钞是古代的一种货币，类似于纸币，由政府发行，用于流通和支付。
正隆通宝：正隆通宝是金朝正隆年间铸造的钱币，是金朝官方货币之一。
宋小平钱：宋小平钱是宋朝时期流通的一种铜钱，以其小平的形状而得名。
官钱：官钱指的是由政府铸造和发行的货币。
铜禁：铜禁是指禁止民间私自熔铸铜币或使用铜器作为货币的行为。
铜鍮器：铜鍮器是指用铜制成的各种器具。
中都：中都指的是金朝的都城，即今天的北京。
宝源、宝丰、利用：宝源、宝丰、利用是中都钱监的名称，负责铸造钱币。
世宗大定：世宗大定是金朝皇帝完颜雍的年号，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货币改革。
陕西路：陕西路是金朝的一个行政区域，位于今天的陕西省。
铁钱：古代的一种金属货币。
官钱积而不散：官钱积而不散指的是政府铸造的钱币过多，但流通不畅，导致民间货币短缺。
金银丝帛：金银丝帛是指金银和丝绸布匹，是古代的重要贸易商品。
赈济：赈济是指政府或个人对遭受灾害或困难的人进行救济。
尚书省：古代官署名，负责中央行政事务。
坑冶：坑冶是指开采和冶炼金属的活动。
大定通宝：大定通宝是金朝大定年间铸造的钱币，是金朝官方货币之一。
工费：工费是指生产或制作某物的成本。
班驳黑涩：班驳黑涩形容钱币质量差，难以使用。
杖：古代的一种刑罚，即鞭打。
工部郎中、吏部员外郎：工部郎中和吏部员外郎是金朝的官职，分别负责工程建设和管理官员人事。
万六千余贯：万六千余贯是指一万六千多贯钱，贯是古代货币单位，一 贯 约等于一千文钱。
宋大观钱：宋徽宗赵佶的大观年间铸造的钱币，是宋代的一种货币。
陌：古代货币单位，一陌等于十文，即一串钱。
斡鲁补：人名，此处指大名男子斡鲁补。
阜通监：官府设立的钱币铸造机构。
节度使：古代官职，负责军事，也兼管地方行政。
同知：古代官职，为副职，协助正职官员处理事务。
观察判官：古代官职，负责观察地方情况，并协助官员处理政务。
勾当官：古代官职，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
参加政事：古代官职，参与朝政的高级官员。
粘割斡特剌：人名，此处指参加政事粘割斡特剌。
岁久：时间久远。
长贰厅幕：官署名，负责地方财政。
综理：全面管理。
大定：金朝的一个年号。
甄官署丞：官职，负责审核官员。
丁用楫：人名，此处指甄官署丞丁用楫。
科差：古代对农民的一种征税方式。
垣屋：房屋。
寺观：寺庙和道观。
鼓铸：铸造钱币。
交子库：宋代管理交子的机构。
大钞：大钞是指面值较大的纸币。
小钞：小钞是指面值较小的纸币。
张咏：宋代官员，四川交子的创始人。
权制之法：临时性的货币制度。
阑：边框。
衡：平衡。
圣旨：皇帝的命令。
尚书户部：古代官署，负责财政。
符：官方文书。
札付：官方文书，传达命令。
令史：古代官职，负责文书。
押字：签名。
库子：仓库管理人员。
库司：仓库主管。
副使：指官职，为正职官员的副手。
使：官职，正职官员。
夫匠：工匠。
天山北界：古代边界的代称。
界内：边界以内。
界外：边界以外。
计置：计算和安排。
银布姜麻：银、布、姜、麻等物资。
籍：登记。
佐贰：官职，副职官员。
提刑司：提刑司是古代官署名，负责审理刑狱案件，是地方司法机构。
陕西交钞：交钞是古代的纸币，陕西交钞指的是在陕西地区流通的纸币。
见钱：现钱，即现金。
宰臣：宰臣是指宰相，古代朝廷的最高行政官员。
榷税：榷税是指对特定商品或行业征收的税。
名色钱：名色钱是指不同种类和用途的钱币。
官兵俸：官兵俸是指官兵的薪饷。
绢银钞：绢银钞是指绢、银和钞票。
元和间：元和间是指唐朝宪宗李纯的年号期间，大约是公元806年至820年。
猛安谋克：猛安谋克是金朝的军事编制单位。
牛具：牛具是指牛耕农具，这里指土地。
铜器：铜器是指用铜制成的器物。
工墨钱：指印刷钞票的费用。
盐引：盐引是古代盐业管理中的一种凭证，持有盐引者可以购买或运输盐。
西北二京：西北二京是指古代中国的两个都城，通常指长安和洛阳。
辽东路：辽东路是指古代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划。
银铤：银铤是指成锭的银块。
承安宝货：承安宝货是金朝时期的一种银币。
徒五年：徒五年是指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驵侩：驵侩是指古代的商人或中介人。
回易务：回易务是古代官府设立的一种贸易机构，负责管理市场上的商品交易。
榷货务：榷货务是指负责专卖商品的官署。
度牒：度牒是古代官方颁发的文书，如僧侣的出家证明。
宝货：宝货是指珍贵的货币或商品。
印小钞：印小钞是指印刷小额纸币。
私铸：私铸是指未经官方许可私自铸造货币的行为。
泰和元年：指金朝泰和元年的年份，即公元1205年。
通州刺史：指担任通州刺史的官员，通州是金朝的一个行政区划。
钞：古代的一种纸币。
铤：古代计量银两的重量单位，一铤等于十两。
银价：银的价格。
官之所定：指官方规定的价格。
市肆：市场。
院务：古代官署名，负责宫廷事务。
铺马：指驿站马匹，古代传递文书和物品的工具。
军须：指军需物资。
三合同交钞：指金朝发行的一种纸币，分为三等，用于不同面额的支付。
闰十二月：指农历的闰十二月，即农历的十二月。
内殿：指皇宫内的殿堂。
世宗：指金朝的皇帝完颜雍，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大定间：指金朝大定年间，即公元1161年至1189年。
钱：指铜钱，古代的一种货币形式。
铜：指铜金属，用于铸币。
鍮铜器：指用铜制成的器物。
法器：指佛教或道教等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器物。
钞库：指存放和管理纸币的库房。
御史台：指古代的监察机构。
钞法条约：指关于纸币管理的法规。
中都路：指金朝的中都路，即今天的北京。
南京路：指金朝的南京路，即今天的南京。
山东东路：指金朝的山东东路，即今天的山东东部地区。
山东西路：指金朝的山东西路，即今天的山东西部地区。
河北东路：指金朝的河北东路，即今天的河北东部地区。
河北西路：指金朝的河北西路，即今天的河北西部地区。
河东南路：指金朝的河东南路，即今天的河南东南部地区。
河东北路：指金朝的河东北路，即今天的山西东南部地区。
辽东：古代地区名，位于今天的辽宁省东部。
西京：指金朝的西京，即今天的西安。
北京：指金朝的北京，即今天的北京。
院务商税：指官府收取的商业税。
钞法：指古代的一种货币制度，即使用纸币作为流通货币，而非金属货币。
按察司：古代官署名，负责监察地方官员。
斜不出巡：指按察使斜不出巡按，即按察使没有按照规定巡视。
监察御史：指古代的监察官员。
宋会子：指宋朝发行的纸币。
榷盐：指官府垄断的盐业。
银绢：指银两和丝绸，古代的货币和商品。
条印：指印有官府标志的凭证。
辨钞人：指负责鉴别纸币真伪的人员。
昏钞：指质量较差或破损的纸币。
户部：古代官署名，负责财政事务。
公廨：官府的办公场所。
小民：指普通百姓。
商贾：商人。
钞本：指用于印刷钞票的纸张。
河北西路转运司：古代官署名，负责河北西路地区的财政运输。
州县：古代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和县级市。
州府佐贰：州府的辅助官员。
转运司：古代官署名，负责地方财政的运输。
伪造：指非法制造、仿造货币。
科名：科举考试中取得的名次。
京师：古代对首都的称呼。
警巡院：古代官署名，负责治安。
咸平：古代地名，位于今天的河北省。
东京：古代地名，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
院务税：宫廷的税收。
本色：指实物，即非货币形式。
骚扰：干扰，使不便。
钞局：发行钞票的机构。
钱货：货币和货物。
镪：古代的一种货币单位。
江淮：古代地区名，指长江和淮河流域。
宝券：古代的一种纸币，因发行过多而贬值。
章宗：金朝的皇帝。
卫绍王：金朝的皇帝。
大安三年：金朝的一个年号。
会河之役：金朝与宋朝的一次战役。
宣宗：金朝的皇帝。
泰和：金朝的一个年号。
泉货：货币。
赎铜：用铜来赎罪。
赎银：用银来赎罪。
时估：当时的市场价格。
阑籴：非法购买粮食。
宝券初行时：宝券开始流通的时候。
酒税：酒类的税收。
酒使司：负责酒类事务的官署。
兵俸：士兵的俸禄。
寄治官：临时任命的官员。
酒税及纳粟补官：酒类的税收和用粮食换取官职。
翰林侍讲学士：翰林院是唐代设立的文学艺术机构，翰林侍讲学士是其中的高级官职，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子集，具有很高的文化地位。
迁汴：指北宋时期，宋太宗赵光义将都城从开封（今河南开封）迁至洛阳（今河南洛阳），后又称迁都。
缣帛：缣帛是指古代的一种丝织品，是货币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重要的贸易商品。
权归小民：权归小民意味着权力从政府转移到民间，反映了民间对政府货币政策的质疑。
术收之：术收之指的是通过某种手段来控制或管理货币流通。
军兴以来：军兴以来指的是自从军队出征以来，即战争开始以来。
贞祐通宝：金朝的一种货币名称。
桑皮故纸：桑皮故纸是指用桑树皮和旧纸制作的纸张，用于制作货币。
榷货司：榷货司是古代官府设立的一个部门，负责管理市场上的商品和货币。
宝券不行：宝券不行意味着宝券无法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通宝：古代的一种货币，圆形方孔，代表财富。
剥：剥在这里指的是对民众的剥削，即过度征税。
军储钞法：军储钞法指的是用于军事储备的货币制度。
省臣：指朝廷中的官员，负责上奏国家大事。
物重钱轻：指货币价值低，实物价值高，即货币贬值。
赃：指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
军兴调发：指战争期间征调兵员和物资。
金银价：指金银的市场价格。
参知政事：古代官职，相当于副宰相，负责协助宰相处理政务。
物价：指商品的价格。
钱之为泉也：泉，通“钱”，指货币。
病民：使民众受到损害。
大定之世：指金朝大定年间，即金世宗在位时期。
钞少：指纸币数量少。
驰限钱之禁：解除对货币流通的限制。
采铜铸钱：指民众自己采集铜料铸造成货币。
模范：指铸钱的模具。
兴定元宝：金朝的一种货币名称。
兴定宝泉：金朝的一种货币名称。
子母相权：指货币的发行和回收。
绫印：用绫绸制成的印章。
元光珍货：金朝的一种货币名称。
平准务：负责货币平准的机构。
义宗正大间：指金朝义宗正大年间。
天兴宝会：金朝的一种货币名称。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金史-志-卷二十九-评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钱轻，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为钱二贯，有犯通宝之赃者直以通宝论，如因军兴调发，受通宝及三十贯者，已得死刑，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轻重之间悬绝如此。’
此段文字反映了古代货币制度中的一个问题，即物重钱轻的现象。由于货币的轻贱，导致犯赃者所犯之罪与所罚之刑不成比例，从而引发了官府的重视。省臣提出以银为标准，将通宝与银价挂钩，以平衡轻重之差，体现了对货币制度调整的尝试。同时，对军兴调发中的赃款进行了严格的处罚，显示了国家对军费的重视和对贪污行为的严厉打击。
‘遂命准犯时银价论罪。’
此句表明朝廷采纳了省臣的建议，以银价为标准来定罪，这一举措有助于纠正过去货币轻贱导致的刑罚不公问题，体现了朝廷对货币制度的重视和对司法公正的追求。
‘四年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言：‘近制，犯通宝之赃者并以物价折银定罪，每两为钱二贯，而法当赎铜者，止纳通宝见钱，亦乞令依上输银，既足以惩恶，又有补於官。’诏省臣议，遂命犯公错过误者止征通宝见钱，赃污故犯者输银。
李复亨的建议进一步细化了赃罪的定罪标准，将通宝与银价挂钩，同时提出了赎铜与输银两种不同的处罚方式。这体现了对赃罪的区分和对官府财政的补充。朝廷的诏令也显示了其对李复亨建议的认可，以及对赃罪处罚的细致化。
‘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积于官而不散则病民，散于民而不敛则阙用，必多寡轻重与物相权而后可。’
温迪罕思敬在书中对货币流通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认为货币应保持流通，不应积压在官府或散布于民间。他提出了货币的多寡、轻重应与物品的价值相匹配的观点，体现了对货币流通规律的深刻理解。
‘大定之世，民间钱多而钞少，故贵而易行。军兴以来，在官殊少，民亦无几，军旅调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至于填委市肆，能无轻乎？不若驰限钱之禁，许民自采铜铸钱，而官制模范，薄恶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则钱必日多，钞可少出，少出则贵而易行矣。’
温迪罕思敬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对比，提出了货币改革的建议。他认为，在大定时期，民间货币充足，钞票较少，货币因此价值高且流通顺畅。而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加，钞票的发行量增加，导致货币贬值。他建议放宽对货币铸造的限制，允许民间自铸货币，以增加货币供应，稳定货币价值。
‘今日出益众，民日益轻，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计官吏之俸、验百姓之物力以敛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钱少之弊也。臣谓宜令民铸钱，而当敛钞者亦听输银，民因以银铸钱为数等，文曰‘兴定元宝’，定直以备军赏，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从。
温迪罕思敬进一步指出，货币发行过多导致民众轻视货币，官府试图通过增加税收来提高货币价值，但效果不佳。他建议让民间铸钱，同时允许用银兑换货币，以稳定货币价值。然而，朝廷并未采纳这一建议，反映了当时朝廷对货币政策的保守态度。
‘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
宰臣在奏章中回顾了之前发行的宝券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新发行的贞祐通宝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反映了古代货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即货币发行失控，导致货币贬值。
‘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定宝泉’，子母相权，与通宝兼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随处置库，许人以通宝易之。县官能使民流通者，进官一阶、升职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滞，则亦追降的决为差。州府官以所属司县定罪赏，命监察御史及诸路行部官察之，定挠法失纠举法，失举则御史降决，行部官降罚，集众妄议难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赏钱三百贯。’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
宰臣提出了新的货币改革方案，即发行兴定宝泉，与通宝并行，以稳定货币价值。同时，对官员的奖惩措施进行了规定，以鼓励官员推动货币流通。这一改革方案体现了朝廷对货币问题的重视，以及对官员责任和激励机制的考虑。
‘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
然而，这一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银价持续上涨，宝泉贬值，导致民间只认银不认宝泉。朝廷试图通过立法限制银的使用，但效果不佳，反而造成了市场的混乱。这反映了古代货币改革中的困难和复杂性。
‘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天兴二年十月印‘天兴宝会’于蔡州，自一钱至四钱四等，同见银流转，不数月国亡。’
最后一段描述了义宗正大年间，民间只使用银进行交易，以及天兴二年发行的宝会钞票未能挽救国家财政危机，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这一段反映了货币制度对国家经济和政权稳定的重要性，以及货币改革失败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