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金史是宋代历史学家所编纂的关于金朝的史书，传统上认为由宋代史学家和学者主编，内容详尽地记录了金朝的历史，从金朝的建立到灭亡的全过程，揭示了金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年代：成书于宋代（约13世纪）。
内容简要：《金史》是宋代编纂的关于金朝历史的史书，详细记录了金朝自建立以来的政治制度、战争、外交、经济等多个方面。全书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传记为主，涉及金朝与宋朝、辽朝等其他大国之间的互动，重点阐述了金朝的政治结构与军事行动。金史不仅对金朝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记录，也对金朝的政治理念、制度与社会文化做出了深刻的总结。书中的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金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金史-志-卷三十-原文
◎食货四
○盐
金制，榷货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
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
钞，合盐司簿之符。
引，会司县批缴之数。
七年一厘革之。
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
及得中土，盐场倍之，故设官立法加详焉。
然而增减不一，废置无恒，亦随时救弊而已。
益都、滨州旧置两盐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并为山东盐司。
二十一年沧州及山东各务增羡，冒禁鬻盐，朝论虑其久或隳法，遂并为海丰盐使司。
十一月，又并辽东等路诸盐场，为两盐司。
大定二十五年，更狗泺为西京盐司。
是后惟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
山东、沧、宝坻斤三百为袋，袋二十有五为大套，钞、引、公据三者俱备然后听鬻。
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钞一，引如袋之数。
宝坻零盐较其斤数，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为小钞引给之，以便其鬻。
解盐斤二百有五十为一席，席五为套，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其输粟於陕西军营者，许以公牒易钞引。
西京等场盐以石计，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
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
辽东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钞，石一引。
零盐积十石，亦一钞而十引。
其行盐之界，各视其地宜。
山东、沧州之场九，行山东、河北、大名、河南、南京、归德诸府路，及许、亳、陈、蔡、颍、宿、泗、曹、睢、钧、单、寿诸州。
莒之场十二，涛洛场行莒州，临洪场行赣榆县，独木场行海州司候司、朐山、东海县，板浦场行涟水、沐阳县，信阳场行密州，之五场又与大盐场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
西由场行莱州录事司及招远县，衡村场行既墨、莱阳县，之二场钞引及半袋小钞引，听本州县鬻之。
宁海州五场皆鬻零盐，不用引目。
黄县场行黄县，巨风场行登州司候司、蓬莱县，福山场行福山县，是三场又通行旁县栖霞。
宁海州场行司候司、牟平县，文登场行文登县。
宝坻盐行中都路，平州副使于马城县置局贮钱。
解盐行河东南北路，陕西东、及南京河南府、陕、郑、唐、邓、嵩、汝诸州。
西京、辽东盐各行其地。
北京宗、锦之末盐，行本路及临潢府、肇州、泰州之境，与接壤者亦预焉。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命猛安谋克巡捕。
三年十一月，诏以银牌给益都、滨、沧盐使司。
十一年正月，用西京盐判宋俣言，更定狗泺盐场作六品使司，以俣为使，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以是岁入钱为定额。
四月，以乌古里石垒民饥，罢其盐池税。
十二年十月，诏西北路招讨司猛安所辖贫及富人奴婢，皆给食盐。
宰臣言：‘去盐泺远者，所得不偿道里之费。’遂命计口给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
十三年二月，并榷永盐为宝坻使司，罢平、滦盐钱。
沧州旧废海阜盐场，三月，州人李格请复置，诏遣使相视。
有司谓：‘是场兴则损沧盐之课，且食盐户仍旧，而盐货岁增，必徒多积而不能售。’遂寝其议。
三月，大盐泺设盐税官。
复免乌古里石垒部盐池之税。
二十一年八月，参知政事梁肃言：‘宝坻及傍县多阙食，可减盐价增粟价，而以粟易盐。’上命宰臣议，皆谓：‘盐非多食之物，若减价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亏课。今岁粮以七十余万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献等六州粟百余万石继至，足以赈之，不烦易也。’遂罢。
十二月，罢平州椿配盐课。
二十三年七月，博兴县民李孜收日炙盐，大理寺具私盐及刮咸土二法以上。
宰臣谓非私盐可比，张仲愈独曰：‘私盐罪重，而犯者犹众，不可纵也。’上曰：‘刮硷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则渤海之人恣刮硷而食，将侵官课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硷科罪。
后犯则同私盐法论。
十一月，张邦基言：‘宝坻盐课，若每石收正课百五十斤，虑有风干折耗。’遂令石加耗盐二十二斤半，仍先一岁贷支偿直，以优灶户。
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谓丞相乌古论元忠等曰：
‘会宁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谋克户甚艰。
旧速频以东食海盐。
蒲与、胡里改等路食肇州盐，初定额万贯，今增至二万七千。
若罢盐引，添灶户，庶可易得。’
元忠对曰：‘已尝遣使咸平府以东规画矣。’
上曰：‘不须待此，宜亟为之。’
通又言：‘可罢上京酒务，听民自造以输税。’
上曰：‘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今岂可令民自沽耶？’
二十五年十月，上还自上京，谓宰臣曰：
‘朕闻辽东，凡人家食盐，但无引目者，既以私治罪。
夫细民徐买食之，何由有引目。
可止令散办，或询诸民，从其所欲。’
因为之罢北京、辽东盐使司。
二十八年，尚书省论盐事，上曰：
‘盐使司虽办官课，然素扰民。
盐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怀官盐，所至求贿及酒食，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
盐司苟图羡增，虽知其诬亦复加刑。
宜令别设巡捕官，勿与盐司关涉，庶革其弊。’
五月，创巡捕使，山东、沧、宝坻各二员，解、西京各一员。
山东则置于濰州、招远县，沧置于深州及宁津县，宝坻置于易州及永济县，解置于澄城县，西京置于兜答馆，秩从六品，直隶省部，各给银牌，取盐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于人家搜索，若食盐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盗贩煮则捕之，在三百里内者属转运司，外者即随路府提点所治罪，盗课盐者亦如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庆宫，谕有司曰：
‘比因猎，知百姓多有盐禁获罪者，民何以堪？
朕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议之。’
十二月，户部尚书郑俨等谓：‘若令民计口定课，民既输干办钱，又必别市而食，是重费民财，而徒增煎贩者之利也。
且今之盐价，盖昔日钱币易得之时所定，今日与向不同，况太平日久，户口蕃息，食盐岁课宜有羡增，而反无之，何哉？
缘官估高，贫民利私盐之贱，致亏官课尔。
近已减宝坻、山东、沧盐价斤为三十八文，乞更减去八文，岁不过减一百二十余万贯，官价既贱，所售必多，自有羡余，亦不全失所减之数。
况今府库金银约折钱万万贯有奇，设使盐课不足，亦足补百有余年之经用，若量入为出，必无不足之患。
乞令平、滦干办盐课亦宜减价，各路巡盐弓手不得自专巡捕，庶革诬罔之弊。’
礼部尚书李晏等曰：‘所谓干办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
必欲杜绝私煮盗贩之弊，莫若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公私价同，则私将自己。
又巡盐兵吏往往挟私盐以诬人，可令与所属司县期会，方许巡捕，违者按察司罪之。’
刑部尚书郭邦杰等则谓：‘平、滦濒海及太原卤地可依旧干办，余同俨议。’
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谓：‘私煎盗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
可选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
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每斤减为二十文，罢巡盐官。
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以干办为便。
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减作二十五文，似为得中。
巡盐弓手可减三分之一，盐官出巡须约所属同往，不同获者不坐。
可自来岁五月一日行之。’
上遂命宝坻、山东、沧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发钞引未支者准新价足之，余从所请。
十二月，遂罢西京、解盐巡捕使。
时既诏罢干办盐钱，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议北京、辽东盐司利病，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岁以十万余贯为额，辽东路以十三万为额。
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东北路干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缓其征督。
上命俟农隙遣使察之。
十二月，定禁司县擅科盐制。
二年五月，省臣以山东盐课不足，盖由盐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约所属同往，人不畏故也。
遂诏，自今如有盗贩者，听盐司官辄捕。
民私煮及藏匿，则约所属搜索。
巡尉弓兵非与盐司相约，则不得擅入人家。
三年六月，孙即康等同盐司官议：
‘军民犯私盐，三百里内者盐司按罪，远者付提点所，皆征捕获之赏于贩造者。
猛安谋克部人煎贩及盗者，所管官论赎，三犯杖之，能捕获则免罪。
又滨州渤海县永和镇去州远，恐藏盗及私盐，可改为永丰镇与曹子山村，各创设巡检，山东、宝坻、沧盐司判官乞升为从七品，用进士。’
上命猛安谋克杖者再议，余皆从之。
尚书省奏：‘山东滨、益九场之盐行于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场止行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课，方之九场，大课不同。
若令与九场通比增亏。
其五场官恃彼大课，恐不用力，转生奸弊。’
遂定令五场自为通比。
旧法与盐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五年正月，八小场盐官左荜等，以课不能及额，缴进告敕。
遂遣使按视十三场再定，除涛洛等五场系设管勾，可即日恢办，乃以荜所告八场，从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见管课，依新例永相比磨。
户部郎中李敬义等言：‘八小场今新定课有减其半者，如使俱从新课，而旧课已办入官，恐所减钱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钱数不复尽实附历纳官。’
遂从明昌元年所定酒税院务制，令即日收办。
十一月，以旧制猛安谋克犯私盐酒曲者，转运司按罪，遂更定军民犯私盐者皆令属盐司，私酒曲则属转运司，三百里外者则付提点所，若逮问犯人而所属吝不遣者徒二年。
十二月，尚书省议山东、沧州旧法每一斤钱四十一文，宝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减为三十文，计减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
后以国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复加三文为三十三文。
至承安三年十二月，尚书省奏：“盐利至大，今天下户口蕃息，食者倍于前，军储支引者亦甚多，况日用不可阙之物，岂以价之低昂而有多寡也。
若不随时取利，恐徒失之。”遂复定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价每一斤加为四十二文。
解州旧法每席五贯文，增为六贯四百文。
辽东、北京旧法每石九百文，增为一贯五百文。
西京煎盐旧石二贯文，增为二贯八百文，捞盐旧一贯五百文，增为二贯文，既增其价，复加其所鬻之数。
七盐司旧课岁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为一千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
山东旧课岁入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为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
沧州旧课岁入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为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
宝坻旧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
解州旧入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为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
辽东旧入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为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
北京旧入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为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
西京旧入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为二十八万二百六十四贯六百八文。
四月，宰臣奏：“在法，猛安谋克有告私盐而不捕者杖之，其部人有犯而失察者，以数多寡论罪。
今乃有身犯之者，与犯私酒曲、杀牛者，皆世袭权贵之家，不可不禁。”遂定制徒年、杖数，不以赎论，不及徒者杖五十。
八月，命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每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县巡察私盐。
泰和元年九月，省臣以沧、滨两司盐袋，岁买席百二十万，皆取于民。
清州北靖海县新置沧盐场，本故猎地，沮洳多芦，宜弛其禁，令民时采而织之。
十一月，陕西路转运使高汝砺言：“旧制，捕告私盐酒曲者，计斤给赏钱，皆征于犯人。
然盐官获之则充正课，巡捕官则不赏。
巡捕军则减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赏异也。
乞以司县巡捕官不赏之数，及巡捕弓手所减者，皆征以入官，则罪赏均矣。”诏从之。
三年二月，以解盐司使治本州，以副治安邑。
十一月，定进士授盐使司官，以榜次及入仕先后拟注。
四年六月，以七盐使司课额七年一定为制，每斤增为四十四文，时桓州刺史张炜乞以盐易米，诏省臣议之。
六月，诏以山东、沧州盐司自增新课之后，所亏岁积，盖官既不为经画，而管勾、监同与合干人互为奸弊，以致然也。
即选才干者代两司使副，以进士及部令史、译人、书史、译史、律科、经童、诸局分出身之廉慎者为管勾，而罢其旧官。
十月，西北路有犯花硷禁者，欲同盐禁罪，宰臣谓：“若比私盐，则有不同。”
诏定制，收硷者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赏同私矾例。
五年六月，以山东、沧州两盐司侵课，遣户部员外郎石铉按视之，还言令两司分办为便。
诏以周昂分河北东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陈、蔡、许、颍州隶沧盐司，以山东东西路、开、濮州、归德府、曹、单、亳、寿、泗州隶山东盐司，各计口承课。
十月，签河北东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张德辉言：“海壖人易得私盐，故犯法者众，可量户口均配之。”
尚书省命山东按察司议其利便，言：“莱、密等州比年不登，计口卖盐所敛虽微，人以为重，恐致流亡。
且私煮者皆无籍之人，岂以配买而不为哉！”遂定制，命与沧盐司皆驰驿巡察境内。
六年三月，右丞相内族宗浩、参知政事贾铉言：“国家经费惟赖盐课，今山东亏五十余万贯，盖以私煮盗贩者成党，盐司既不能捕，统军司、按察司亦不为禁，若止论犯私盐者之数，罚俸降职，彼将抑而不申，愈难制矣！
宜立制，以各官在职时所增亏之实，令盐司以达省部，以为升降。”遂诏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岁五次则奏裁，巡捕官但犯则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
四月，从涿州刺史夹谷蒲乃言，以莱州民所纳盐钱听输丝绵银钞。
七年九月，定西北京、辽东盐使判官及诸场管勾，增亏升降格，凡文资官吏员，诸局署承应人、应验资历注者，增不及分者升本等首，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两资，迁一官，四分减两资，迁两官，亏则视此为降。
如任回验官注拟者，增不及分升本等首，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一资、迁一阶，四分减两资、迁两阶，亏者亦视此为降。
十二月，尚书省以卢附翼所言，遂定制灶户盗卖课盐法，若应纳盐课外有余，则尽以申官，若留者减盗一等。
若刮硷土煎食之，采黄穗草烧灰淋卤，及以酵粥为酒者，杖八十。
八年七月，宋克俊言：“盐管勾自改注进士诸科人，而监官有失超升县令之阶，以故怠而亏课，乞依旧为便。”
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时，选当时到部人截替，遂拟以秋季到部人注代。
八年七月，诏沿淮诸榷场，听官民以盐市易。
宣宗贞祐二年十月，户部言：“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诸县饶硷卤，民私煎不能禁。”
遂诏置场，设判官、管勾各一员，隶户部。
既而，御史台奏：“诸县皆为有力者夺之，而商贩不行。”
遂敕御史分行申明禁约。
三年十二月，河东南路权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绛、解民多业贩盐，由大阳关以易陕、虢之粟，及还渡河，而官邀籴其八，其旅费之外所存几何？而河南行部复自运以易粟于陕，以尽夺民利。
比岁河东旱蝗，加以邀籴，物价踊贵，人民流亡，诚可闵也。
乞罢邀籴，以纾其患。
四年七月，庆寿又言：“河中乏粮，既不能济，而又邀籴以夺之。
夫盐乃官物，有司陆运至河，复以舟达京兆、凤翔，以与商人贸易，艰得而甚劳。
而陕西行部每石复邀籴二斗，是官物而自籴也。
夫转盐易物，本济河中，而陕西复强取之，非夺而何？
乞彼此壹听民便，则公私皆济。
上从之。
兴定二年六月，以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卢进建言：“绥德之嗣武城、义合、克戎寨近河地多产盐，请设盐场管勾一员，岁获十三万余斤，可输钱二万贯以佐军。”
三年，诏用其言，设官鬻盐给边用。
四年，李复享言：“以河中西岸解盐旧所易粟麦万七千石充关东之用。”
寻命解盐不得通陕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
元光二年内族讹可言，民运解盐有助军食，诏修石墙以固之。
酒
金榷酤因辽、宋旧制，天会三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
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治。
三年，省奏中都酒户多逃，以故课额愈亏。
上曰：“此官不严禁私酿所致也。”
命设军百人，隶兵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虽权要家亦许搜索。
奴婢犯禁，杖其主百。
且令大兴少尹招复酒户。
八年，更定酒使司课及五万贯以上，盐场不及五万贯者，依旧例通注文武官，余并右职有才能，累差不亏者为之。
九年，大兴县官以广阳镇务亏课，而惧夺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输其税。
大理寺以财非入己，请以赎论。
上曰：“虽非私赃，而贫民亦被其害，若止从赎，何以惩后。”
特命解职。
二十六年，省奏盐铁酒曲自定课后，增各有差。
上曰：“朕顷在上京，酒味不嘉。
朕欲如中都曲院取课，庶使民得美酒。
朕日膳亦减省，尝有一公主至，而无余膳可与。
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难哉！
虑费用皆出于民，不忍为也。
监临官惟知利己，不知利何从来？
若恢办增羡者酬迁，亏者惩殿，仍更定并增并亏之课，无失元额。
如横班只亏者，与余差一例降罚，庶有激劝。
且如功酬合办二万贯，而止得万七八千，难迭两酬者，必止纳万贯，而辄以余钱入己。
今后可令见差使内不迭酬余钱，与后差使内所增钱通算为酬，庶钱可入官。
及监官食直，若不先与，何以责廉。
今后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
又奏罢杓栏人。
二十七年，议以天下院务，依中都例，改收曲课，而听民酤。
户部遣官询问辽东来远军，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县、迭剌部族、天成县七处，除税课外，愿自承课卖酒。
上曰：“自昔监官多私官钱，若令百姓承办，庶革此弊。
其试行之。”
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课，令即日收办。
中都曲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承安元年岁获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
西京酒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岁获钱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
七月，定中都曲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为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数为额。
五年四月，省奏：“旧随处酒税务，所设杓栏人，以射粮军历过随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罢去，其随朝应役军入，各给添支钱粟酬其劳。
今拟将元收杓栏钱，以代添支，令各院务验所收之数，百分中取三，随课代输，更不入比，岁约得钱三十余万，以佐国用。”
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曲使司，自定课以来八年并增，宜依旧法，以八年通该课程，均其一年之数，仍取新增诸物一分税钱并入，通为课额。
以后之课，每五年一定其制。”
又令随处酒务，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
六年，制院务卖酒数各有差，若数外卖、及将带过数者，罪之。
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税岁及十万贯者，始设使司，其后二万贯亦设，今河南使司亦五十余员，虚费月廪，宜依大定之制。”
元光元年，复设曲使司。
醋税
自大定初，以国用不足，设官榷之，以助经用。
至二十三年，以府库充牣，遂罢之。
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允所出，言事者请榷醋息，遂令设官榷之，其课额，俟当差官定之。
后罢。
承安三年三月，省臣以国用浩大，遂复榷之。
五百贯以上设都监，千贯以上设同监一员。
茶
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
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
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谓费国用而资敌，遂命设官制之。
以尚书省令史承德郎刘成往河南视官造者，以不亲尝其味，但采民言谓为温桑，实非茶也，还即白上。
上以为不干，杖七十，罢之。
四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
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
买引者，纳钱及折物，各从其便。
五月，以山东人户造卖私茶，侵侔榷货，遂定比煎私矾例，罪徒二年。
泰和四年，上谓宰臣曰：‘朕赏新茶，味虽不嘉，亦岂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东、河北四路悉椿配于人。既曰强民，宜抵以罪。此举未知运司与县官孰为之，所属按察司亦当坐罪也。其阅实以闻。自今其令每袋价减三百文，至来年四月不售，虽腐败无伤也。’
五年春，罢造茶之坊。
三月，上谕省臣曰：‘今虽不造茶，其勿伐其树，其地则恣民耕樵。’
六年，河南茶树槁者，命补植之。
十一月，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下上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
七年，更定食茶制。
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锦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国家之盐货出于卤水，岁取不竭，可令易茶。
省臣以谓所易不广，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
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国蹙财竭，奏曰：‘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阙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
诸征商
海陵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赐随朝大小职官及护驾军，七月，各征钱有差。
大定二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
八月，罢诸路关税，止令讥察。
三年，尚书省奏：‘山东西路转运司言，坊场河渡多逋欠。’诏如监临制，以年岁远近为差，蠲减。
又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
五年，以前此河泺罢设官，复召民射买，两界之后，仍旧设官。
二十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言天下河泊已许与民同利，其七处设官可罢之，委所属禁豪强毋得擅其利。
明昌元年正月，敕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外，比旧减九十四万一千余贯，遂罢坊场，免赁房税。
十月，尚书省奏：‘今天下使司务，既减课额，而监官增亏既有升迁追殿之制，宜罢提点所给赏罚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点官侵犯场务者，则论如制。’诏从之。
二年，诏减南京出赁官房及地基钱。
三年，谕提刑司，禁势力家不得固山泽之利。
又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余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苇钱二千贯，为额。
明昌五年，陈言者乞复旧置坊场，上不许，惟许增置院务，诏尚书省参酌定制，遂拟辽东、北京依旧许人分办，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视，量添设院务于二十三处，自今岁九月一日立界，制可。
大定间，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承安元年，岁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
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务课亏，令运司差监榷。
金银之税
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
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银百分中取一，诸物取三，今物价视旧为高，除金银则额所不能尽该，自余金银可并添一分。
诏从之。
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小商贸易诸物收钱四分，而金银乃重细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复止三分，是为不伦，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议以为如此恐多匿隐。
遂止从旧。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金史-志-卷三十-译文
盐的制法，属于征税项目的有十种，分别是酒、曲、茶、醋、香料、矾、丹、锡、铁，而盐是最重要的。贞元初年，蔡松年担任户部尚书，开始恢复钞引法，设立官员和仓库来制造钞票和引据。钞票是盐司簿记的凭证，引据是盐司县批缴的数额。每七年对这一制度进行一次改革。
最初，辽、金故地沿海地区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用肇州盐，速频路食用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都足以供应境内民众，并曾征收其税。得到中原后，盐场数量翻倍，因此设立官员和制定法律更加详细。
然而，增减不一，废置无常，也只是随时解决弊端而已。益都、滨州以前设有两个盐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合并为山东盐司。二十一年，沧州和山东各务增加税收，违反禁令私自贩卖盐，朝廷担心长时间下去可能会破坏法律，于是合并为海丰盐使司。十一月，又合并辽东等路的所有盐场，设立两个盐司。
大定二十五年，将狗泺改为西京盐司。此后只设立了山东、沧州、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个盐司。
山东、沧州、宝坻的盐每斤三百袋，每袋二十五袋为大套，需要钞票、引据和公据三者齐全才能出售。小套袋有十袋，或者五袋、一袋，每套一张钞票，引据的数量与袋数相同。宝坻零盐按斤数计算，或为六之三，或为六之一，还发放小钞票和引据，以便出售。解盐每斤二百五十为一席，五席为套，钞票和引据的出售与陕西转运司相同，向陕西军营输送粮食的，允许用公牒换取钞票和引据。西京等场的盐按石计算，大套五石，小套三石。北京大套四石，小套一石。辽东大套十石，都是一套一钞，一石一引。零盐积聚到十石，也是一钞十引。
盐的销售区域，根据各地的适宜性来确定。山东、沧州的盐场有九个，销售到山东、河北、大名、河南、南京、归德等府路，以及许、亳、陈、蔡、颍、宿、泗、曹、睢、钧、单、寿等州。莒州的盐场有十二个，涛洛场销售莒州，临洪场销售赣榆县，独木场销售海州司候司、朐山、东海县，板浦场销售涟水、沐阳县，信阳场销售密州，这五个场与大盐场一起销售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场销售莱州录事司及招远县，衡村场销售既墨、莱阳县，这两个场地的钞票和引据以及半袋小钞票可以由本州县自行销售。宁海州的五个场都销售零盐，不使用引据。黄县场销售黄县，巨风场销售登州司候司、蓬莱县，福山场销售福山县，这三个场又销售到邻近的县。宁海州的场销售到司候司、牟平县，文登场销售文登县。宝坻盐销售到中都路，平州副使在马城县设立机构存储钱币。解盐销售到河东南北路，陕西东部，以及南京河南府、陕、郑、唐、邓、嵩、汝等州。西京、辽东盐各自在其地销售。北京宗、锦的末盐，销售到本路及临潢府、肇州、泰州的境内，与接壤的地区也参与销售。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制定了军私煮盐和盗官盐的法律，命令猛安谋克巡逻捕捉。三年十一月，下诏给益都、滨、沧盐使司颁发银牌。十一年正月，根据西京盐判宋俣的建议，将狗泺盐场改为六品使司，任命宋俣为使，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使，以当年的收入作为定额。四月，因为乌古里石垒民众饥饿，取消了其盐池的税收。十二年十月，下诏西北路招讨司猛安所管辖的贫富人家奴婢，都给予食盐。宰相说：“距离盐池远的，得到的盐不足以补偿路途的费用。”于是命令按人口给予盐的代价，富裕家庭的奴婢不超过二十口。
十三年二月，将永盐的征税权合并给宝坻使司，取消平、滦盐的税收。沧州以前废弃的海阜盐场，三月，州人李格请求恢复，下诏派遣使者视察。有关部门认为：“这个盐场恢复则会影响沧州盐的税收，而且食盐户仍旧，而盐货每年增加，必定会积压而无法销售。”于是停止了这个提议。三月，在大盐泺设立盐税官。再次免除乌古里石垒部盐池的税收。二十一年八月，参知政事梁肃说：“宝坻及邻近的县缺少粮食，可以降低盐价提高粮食价格，用粮食交换盐。”皇帝命令宰相讨论，都认为：“盐不是多食的物品，如果降价换粮食，恐怕长期无法销售，以至于亏损税收。今年粮食有七十多万石运到通州，又以恩、献等六州的粮食一百多万石陆续运来，足够赈济，不需要交换。”于是作罢。十二月，取消平州的盐税。
二十三年七月，博兴县民李孜收集日炙盐，大理寺提出了私盐和刮咸土的两种方法。宰相认为这不算是私盐，只有张仲愈说：“私盐罪行重，但犯的人还很多，不能放纵。”皇帝说：“刮碱不是煎盐，怎么能和私盐一样？”张仲愈说：“这样渤海的人就会任意刮碱食用，将会侵犯官府的税收。”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皇帝于是将李孜和刮碱的人一起按私盐法处罚。以后犯法的人都按私盐法处理。
十一月，张邦基说：“宝坻盐税，如果每石收正税一百五十斤，担心有风吹日晒的损耗。”于是命令每石增加二十二斤半的损耗盐，并且提前一年贷款支付，以优惠盐商。
（此处原文未提供，无法翻译）
二十四年七月，皇上在上京，对丞相乌古论元忠等人说：‘会宁尹蒲察通说，那里的猛安谋克户很困难。以前速频以东的人吃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的人吃肇州的盐，最初定的是一万贯，现在增加到二万七千。如果取消盐引，增加灶户，或许可以更容易得到。’元忠回答说：‘已经派人去咸平府以东规划了。’皇上说：‘不用等这个，应该立即行动。’通又说：‘可以取消上京的酒务，让百姓自己酿造并纳税。’皇上说：‘先前滦州等地也曾经让百姓煮盐，后来因为不方便就取消了，现在怎么可以让百姓自己卖酒呢？’
二十五年十月，皇上从上京回来，对宰臣们说：‘我听说辽东，凡是人家食盐，如果没有引目的，就会因为私自处理而受到惩罚。那些细民徐买食之，怎么会知道有引目。可以只让他们散卖，或者询问百姓，按照他们的意愿。’因此取消了北京、辽东盐使司。
二十八年，尚书省讨论盐事，皇上说：‘盐使司虽然办理官课，但是平时扰民。盐官每次出巡，巡查的人常常私自带官盐，所到之处索要贿赂和酒食，稍有不满意就用所带的盐诬陷为私盐。盐司如果只图增加利润，即使知道是诬陷，也会加刑。应该另外设立巡查官，不要与盐司有牵连，以消除这种弊端。’五月，创立巡查使，山东、沧、宝坻各设两名，解、西京各设一名。山东的巡查使设在潍州、招远县，沧设在深州及宁津县，宝坻设在易州及永济县，解设在澄城县，西京设在兜答馆，官职从六品，直属于省部，每人发放银牌，从盐使司的弓手中选取巡查人员，并禁止不得进入人家搜查，如果食盐一斗以下不得追究，只有盗贩煮盐的才逮捕，三百里内的事由转运司处理，三百里外的事由路府提点所处理，盗卖盐税的人也如此。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皇上在隆庆宫上朝，对有司说：‘最近因为打猎，知道有很多百姓因为盐禁而获罪，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我想让他们按照平、滦、太原的办法，让百姓自己煮盐，让百官讨论这件事。’十二月，户部尚书郑俨等说：‘如果让百姓按人口定税，百姓既要交钱，又必须另外买盐吃，这样会增加百姓的负担，只会增加煎盐贩盐者的利益。而且现在的盐价，是以前钱币容易得到的时候定的，现在和以前不同，何况太平日子已久，人口增多，食盐的年税应该有所增加，反而没有增加，这是为什么？因为官价高，贫民喜欢私盐便宜，导致官税亏损。最近已经将宝坻、山东、沧的盐价每斤降低到三十八文，请求再降低八文，一年不过减少一百二十余万贯，官价既然便宜，卖出的盐必然多，自然会有盈余，也不会完全失去减少的数额。何况现在国库金银大约折合钱万万贯以上，即使盐税不足，也足以补充一百多年的开支，如果量入为出，必然不会有不足的忧虑。请求让平、滦的盐税也降低，各路巡盐的弓手不得自行巡查，以消除诬陷的弊端。’
礼部尚书李晏等说：‘所谓的干办，既不是好名字，也不是好办法。如果要杜绝私煮盗贩的弊端，不如每斤减到二十五文，使公私盐价相同，私盐自然会减少。而且巡查盐的兵吏常常带着私盐诬陷别人，可以让他们与所属司县约定，然后才能巡查，违反者由按察司惩罚。’刑部尚书郭邦杰等则认为：‘平、滦靠海及太原的盐地可以继续干办，其他和郑俨的意见一样。’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认为：‘私煎盗贩的人，都知道有禁令而犯禁。可以选择能干的官员担任巡查使，但不得进入人家搜查。’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求每斤减到二十文，取消巡查盐的官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认为干办是方便的。宰臣上奏：‘以每斤官本十文，如果减到二十五文，似乎比较合适。巡查盐的弓手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盐官出巡必须约所属同去，不同去的就不追究责任。可以从明年五月一日开始实行。’皇上于是命令宝坻、山东、沧的盐每斤减到三十文，已经发放的钞引未支取的按照新价格补足，其余按照所请办理。
十二月，于是取消了西京、解的盐巡查使。当时已经下诏取消干办盐钱，十二月因为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讨论北京、辽东盐司的利弊，于是重新设立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每年以十万余贯为定额，辽东路以十三万为定额。取消了西京及解州的巡查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奏者说河东北路干办盐钱每年十万贯太重，因此很多百姓逃亡，请求放宽征收。皇上命令等到农闲时派人调查。
十二月，制定了禁止司县擅自征收盐税的制度。二年五月，省臣认为山东的盐税不足，是因为盐司官员出巡不敢擅自捕捉，必须约所属同去，人不怕所以如此。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如果有盗贩盐的人，听任盐司官员立即捕捉。民私煮盐或藏匿，则约所属搜索。巡尉弓兵如果不与盐司相约，不得擅自进入人家。
三年六月，孙即康等同盐司官员讨论：‘军民犯私盐，三百里内的事由盐司按罪处理，远的事由提点所处理，都从贩造者那里征收捕获的赏金。猛安谋克部的人煎盐贩盐及盗盐，所管官员按赎罪处理，三次犯罪就杖责，能捕获的就免罪。又滨州渤海县永和镇离州远，可能藏有盗盐，可以改为永丰镇与曹子山村，各自设立巡检，山东、宝坻、沧盐司判官请求升为从七品，使用进士。’皇上命令猛安谋克杖责的事再议，其余都同意。
尚书省上奏：‘山东滨、益九场的盐行销于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场的盐只行销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课，与九场相比，大课不同。如果让它们与九场通比增亏，那些五场的官员依仗那里的大课，恐怕不用力，反而会产生奸弊。’于是规定五场自行比较。
五年正月，八小场盐官左荜等，因为税收达不到定额，上缴奏章。于是派遣使者检查十三场，重新确定，涛洛等五场因为是设立管勾的，可以立即恢复办理，于是将左荜所上奏的八场，按照大定二十六年的制度，从现管税收，按照新规定永远比较。
户部郎中李敬义等说：‘八小场现在新定的税收有减少一半的，如果让它们都按照新课，而旧课已经交官，恐怕减少的钱太多，因而作弊，而所收的钱数不再如实上报官府。’于是按照明昌元年所定的酒税院务制度，命令立即收办。
十一月，因为旧制中猛安谋克犯私盐酒曲的，由转运司按罪处理，于是重新规定军民犯私盐的都由盐司处理，私酒曲由转运司处理，三百里外的事由提点所处理，如果逮捕犯人而所属吝啬不遣送，则处罚两年。
十二月，尚书省讨论山东、沧州原有的盐税规定，每斤盐为四十一文，宝坻为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赦免并特旨，减为三十文，总计减去一百八十五万四千多贯。后来由于国库不足，就上奏决定每斤盐再增加三文，变为三十三文。到承安三年（1198年）十二月，尚书省上奏说：‘盐利很大，现在全国人口繁衍，食用盐的数量是以前的倍数，军队储备支出的也很多，何况日常必需品，怎能因为价格的高低而决定数量的多少呢？如果不及时收取利益，恐怕会白白失去。’于是再次决定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的盐价每斤增加到四十二文。解州的旧法每席盐为五贯文，增加到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旧法每石盐为九百文，增加到一贯五百文。西京煎盐旧法每石为二贯文，增加到二贯八百文，捞盐旧法每石为一贯五百文，增加到二贯文。既增加了价格，又增加了所售盐的数量。七盐司旧有税收每年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至此增加到一千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东旧有税收每年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加到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沧州旧有税收每年一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加到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宝坻旧有税收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加到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解州旧有税收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加到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辽东旧有税收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加到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北京旧有税收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加到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旧有税收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加到二十八万二百六十四贯六百八文。
四月，宰相上奏说：‘根据法律，猛安谋克（官员名）有举报私盐但不抓捕的人要受杖刑，其部下有犯法而失察的人，根据数量多少定罪。现在却有亲自犯法的人，与犯私酒曲、杀牛的人一样，都是世袭权贵之家，不可不禁止。’于是制定了徒年和杖刑的数量，不以赎罪来论处，不够徒刑的杖刑五十下。
八月，皇帝命令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每年春秋两季派遣使者监督按察司和州县巡察私盐。
泰和元年（1201年）九月，省臣因为沧州、滨州两盐司每年购买席子一百二十万，都来源于民众。清州北靖海县新设置的沧盐场，原本是猎地，多沼泽和芦苇，应该解除禁令，让民众适时采集编织。
十一月，陕西路转运使高汝砺说：‘旧制规定，捕获并举报私盐酒曲的人，按斤给予赏钱，都从犯人那里征收。但是盐官捕获后算作正课，巡捕官则没有赏赐。巡捕军则赏赐常人的一半，免役弓手再减半，这样罪行相同而赏赐不同。请求将司县巡捕官未得赏赐的数目，以及巡捕弓手所减的数目，都征收入官，这样罪行和赏赐就相等了。’皇帝下诏同意了。
三年（1203年）二月，因为解盐司使治理本州，所以以副治安邑。十一月，规定进士授盐使司官，根据榜单和入仕先后顺序来安排。
四年（1204年）六月，规定七盐使司的税收额每七年一定为制度，每斤盐增加到四十四文，当时桓州刺史张炜请求用盐换米，皇帝下诏让省臣讨论。
六月，皇帝下诏说，山东、沧州盐司自增加新税收之后，所亏的年积累，是因为官府没有进行经营规划，而管勾、监同与合干人互相勾结作弊，导致这种情况。于是选派有才干的人代替两司使副，而让进士及部令史、译人、书史、译史、律科、经童、诸局分出身之廉慎者为管勾，而罢免其旧官。
十月，西北路有人违反花硷禁令，想要与盐禁罪一样处理，宰相说：‘如果比作私盐，则有不同。’皇帝下诏规定，收硷的人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行最高为徒一年，赏赐与私矾例相同。五年（1205年）六月，因为山东、沧州两盐司侵占税收，派遣户部员外郎石铉视察，回来说分办有利。皇帝下诏，让周昂分管河北东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陈、蔡、许、颍州隶属于沧盐司，山东东西路、开、濮州、归德府、曹、单、亳、寿、泗州隶属于山东盐司，各自按人口承担税收。十月，签河北东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张德辉说：‘海边的人容易得到私盐，所以犯法的人很多，可以按人口平均分配。’尚书省命令山东按察司讨论其利弊，说：‘莱、密等州近年收成不好，按人口卖盐所收虽少，但人们认为很重，恐怕会导致流亡。而且私自煮盐的人都是无户籍的人，怎能因为配买就不煮盐呢！’于是制定了规定，命令与沧盐司一样，都快速巡视境内。
六年（1206年）三月，右丞相内族宗浩、参知政事贾铉说：‘国家的经费只依赖盐税，现在山东亏损五十余万贯，是因为私自煮盐、盗窃贩卖的人形成了团伙，盐司既不能捕获，统军司、按察司也不加以禁止，如果只根据犯私盐的人的数量，罚俸降职，他们将会隐瞒不报，更加难以控制！应该制定制度，根据各官在职时所增加或亏损的实际情况，让盐司上报省部，作为升降的依据。’于是下诏，命令各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法的人，两次则扣除半个月俸禄，一年五次则上报朝廷裁夺，巡捕官一旦犯法则立即判决，命令按察司御史监察。
四月，听从涿州刺史夹谷蒲乃的建议，允许莱州民众所缴纳的盐钱换成丝绵银钞。七年（1207年）九月，规定西北京、辽东盐使判官及诸场管勾，增加或减少升降的标准，凡是文官、吏员、诸局署承应人、应验资历注者，增加不足一分升为本等首位，一分减少一级，二分减少二级，升一级官，四分减少二级，升两级官，亏损则根据这个标准降级。如果任职结束后需要验官注拟的，增加不足一分升为本等首位，一分减少一级，二分减少一级、升一级，四分减少二级、升两级，亏损的也根据这个标准降级。
十二月，尚书省根据卢附翼的建议，制定了灶户盗卖课盐法，如果应纳盐课外有余，则全部上交官府，如果留下来的则减盗罪一等。如果刮硷土煎食之，采黄穗草烧灰淋卤，以及用酵粥酿酒的人，杖八十。八年（1208年）七月，宋克俊说：‘盐管勾自从改为注进士诸科人，而监官有失去超升县令的机会，因此懈怠而亏损税收，请求恢复旧制。’有关部门认为泰和四年（1204年）改注时，选当时到部的人接替，于是计划用秋季到部的人接替。
八年（1208年）七月，皇帝下诏，沿淮各榷场，允许官民用盐进行交易。
宣宗贞祐二年十月，户部官员说：‘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等县有丰富的碱卤资源，百姓私自煎煮盐分，无法禁止。’于是皇帝下令设立市场，并派遣一名判官和一名管勾官员，隶属于户部。不久，御史台上报说：‘这些县的资源都被有权势的人夺取，商贩无法正常经营。’于是皇帝下令御史分头执行，明确禁止相关规定。
三年十二月，河东南路权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说：‘绛州、解州的百姓多从事贩盐，通过大阳关交换陕州、虢州的粮食，回来时渡河，但官方征购其八成，除去旅费外，还能剩下多少？而河南行部又自行运盐交换粮食，完全夺取了百姓的利益。近年来河东地区旱灾和蝗灾严重，加上征购，物价飞涨，百姓流离失所，确实令人同情。请求停止征购，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四年七月，庆寿又说：‘河中地区粮食缺乏，既不能自救，又要征购粮食，夺取百姓利益。盐是官物，官员陆路运至河边，再用水路运至京兆、凤翔，与商人交易，非常艰难。而陕西行部每石盐又征购二斗，这是官物自己征购。转盐换物，原本是为了救济河中地区，而陕西又强行征购，这不是夺取又是什么？请求双方都听从民意的安排，这样公私都能得到利益。’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
兴定二年六月，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卢进建言：‘绥德地区的武城、义合、克戎寨靠近河边，盐产量丰富，请设立盐场管勾官员，每年可收获十三万余斤盐，可上交二万贯钱以资助军队。’三年，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设立官员销售盐分，以供应边防使用。
四年，李复享说：‘用河中西岸解盐旧地所交换的粮食麦子一万七千石，来满足关东地区的需求。’不久下令解盐不得运往陕西，因为北方有警报，河禁措施紧急。
元光二年内族讹可言，说百姓运解盐有助于军粮供应，皇帝下令修建石墙加固。
金朝对酒类的管理沿袭辽、宋旧制，天会三年开始命令榷官一年一任。世宗大定三年，下令对宗室私自酿酒的行为，由转运司进行调查处理。三年，省奏上报中都酒户大量逃亡，因此税收额度进一步减少。皇帝说：‘这是官员不严格禁止私自酿酒导致的。’命令设立一百名士兵，隶属于兵马司，与酒使副官共同巡视，即使是权贵之家也允许搜查。
奴婢如果犯禁，对其主人杖责一百。同时命令大兴少尹招揽酒户。八年，重新规定酒使司的税收额度，超过五万贯的，依照旧例允许通注文武官员，其余右职有才能且业绩不差的官员可以担任。九年，大兴县官员因为广阳镇务亏损税收，担心被剥夺俸禄，于是用酒分发给民众，让他们缴纳税收。大理寺认为这些钱并非私人财产，请求按照赎罪处理。皇帝说：‘即使不是私人财产，但贫民也受到了伤害，如果只按照赎罪处理，如何惩戒后人？’特别命令解职。
二十六年，省奏上报盐铁酒曲自定课后，增加各自的比例。皇帝说：‘我在上京时，酒的味道不好。我想像中都曲院一样征税，让百姓能喝到好酒。我的日常饮食也减少了，曾经有一位公主来访，却没有多余的膳食可以提供。我想每天用五十只羊，这难道很难吗？担心费用都出自百姓，不忍心这么做。监临官员只知道谋取私利，不知道利益从何而来？如果奖励增加收益的人，惩罚亏损的人，并重新规定并增加或减少的税收额度，不要失去原有的额度。如果只有横班亏损，按照其他差异降级处罚，以便激励。比如功绩应得两万贯，但实际上只得到一万七八千贯，难以连续两次奖励，只能缴纳一万贯，然后将多余的钱据为己有。今后可以命令现任差使内不保留多余的钱，与后续差使内增加的钱一起计算作为奖励，这样钱才能归官。至于监官的食禄，如果不先给予，如何要求廉洁？今后及格的官员按此法处理。
又上奏废除杓栏人。二十七年，商议天下院务，依照中都的例子，改变收曲税的方式，允许民间酿酒。
户部派遣官员询问辽东来远军、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县、迭剌部族、天成县七处，除了税收外，愿意自行承担课税并销售酒。皇帝说：‘自古以来，监官多私吞官钱，如果让百姓承办，或许可以消除这种弊端。我们先试试看。’
明昌元年正月，重新制定新的税收规定，要求立即执行。中都曲使司，在大定年间，每年收入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承安元年收入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
西京酒使司，在大定年间，每年收入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收入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
七月，规定中都曲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为界，平均取一年的数额作为税收额度。
五年四月，省奏：‘旧有各处酒税务，设立的杓栏人，以通过射粮军经历过的随朝差役人员担任，大定二十六年被废除，那些随朝应役的军入，每人发放额外的钱粮作为报酬。现在打算将原本收的杓栏钱，用来代替额外的钱粮，让各院务根据收到的数额，每百分取三，随税收代为缴纳，不再计入比较，每年大约可以得到三十余万钱，以辅助国用。’
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曲使司，自定税以来八年都在增加，应该依照旧法，以八年的税收总额，平均一年的数额，同时将新增的各种物品的一分税钱并入，作为税收额度。以后的税收，每五年确定一次制度。’又命令各处酒务，在原有额度上增加三分作为糟酵钱。
六年，规定院务卖酒的数量各有不同，如果超过规定数量外卖，或者将带过数量的酒卖出，都要受到处罚。
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说：‘在大定年间，酒税每年达到十万贯时，才开始设立使司，之后二万贯也设立了，现在河南使司也有五十余员，白白浪费了每月的粮食，应该依照大定时的制度。’元光元年，再次设立曲使司。
醋税：自大定初年，因为国库不足，设立官员专卖，以帮助经费。到二十三年，因为府库充实，于是废除。章宗明昌五年，因为官员收入不足以支出，建议专卖醋，于是下令设立官员专卖，其税收额度，待当差官员确定。
后来又废除。承安三年三月，省臣因为国库支出巨大，于是又恢复专卖。五百贯以上的设立都监，千贯以上的设立同监一名。
茶：此段原文未提供，无法进行翻译。
除了每年宋朝供应的茶叶之外，其他茶叶都在宋朝的边境市场进行贸易。世宗大定十六年，因为私自贩卖茶叶过多，于是重新制定了关于香茶罪行的奖惩规定。章宗承安三年八月，认为这样既浪费国家资源又资助了敌人，于是下令设立官员来管理。尚书省令史承德郎刘成被派往河南查看官方制造的茶叶，因为他没有亲自品尝，只是听信了民众的话说那是温桑，实际上并不是茶叶，于是他回朝后向上级报告。上级认为这与他无关，于是杖责他七十下，并让他辞职。
四年三月，在淄州、密州、宁海、蔡州各设立了一个坊，制造新的茶叶，按照南方的例子，每斤茶叶装一袋，售价六百文。因为商人还没有开始贩卖，命令山东、河北四路的转运司根据各路的户口平均分配袋数，然后由各司县进行销售。购买茶叶引的人，可以缴纳钱币或者折算物品，按照他们的方便来。
五月，因为山东的百姓制造和贩卖私茶，侵犯了官方的茶叶贸易，于是制定了与私自炼制私矾相同的处罚规定，即罪犯将被流放两年。
泰和四年，皇帝对宰相说：“我赏赐的新茶，味道虽然不好，但也不是不能吃。最近让近侍检查了一下，发现山东、河北四路的茶叶都被用来交换了。既然说是强制百姓，就应该给予惩罚。这个做法还不知道是运司还是县官负责，所属的按察司也应该承担罪责。把这些情况查实后上报。从现在开始，每袋茶叶的价格降低三百文，到明年四月不销售，即使茶叶变质也不会有损失。”五年春天，停止了制造茶叶的坊。
三月，皇帝命令省臣说：“现在虽然不再制造茶叶，但不要砍伐茶树，那片土地就任由百姓耕种和砍伐。”六年，河南的茶树枯萎了，皇帝下令重新种植。
十一月，尚书省上奏说：“茶叶，是饮食之余，不是必需品。近年来上下都竞相品尝，农民尤其严重，市井中的茶馆接连不断。商人用丝绸和绢布交换茶叶，每年花费不下百万，这是用有用的物品交换无用的物品。如果不禁止，恐怕会浪费更多的财力。”于是下令七品以上的官员，家中可以允许食用茶叶，但仍不得出售和赠送。不应该保留的，根据斤两来定罪赏。
七年，重新制定了食用茶叶的规定。八年七月，有人上奏说，茶叶是宋朝的土产，而中国生产的丝绸和锦绢是有益的物品，不应该用茶叶来交换。国家的盐货来自卤水，每年取之不竭，可以用来交换茶叶。省臣认为所交换的物品不广泛，于是上奏请求同时用其他物品进行交换。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因为国家财政困难，上奏说：“金币、钱谷，是世上不能一日缺少的。茶叶虽然不是饮食的必需品，但自古以来商贾都用金银布匹来交换，这是徒然浪费。泰和年间，曾经禁止过，后来因为宋朝请求和谈，才停止。战争爆发以来，又重新实行，但违法的人并不减少，边民又看到了利益，越境私自交换，恐怕会泄露军情，或者有盗贼入境。现在河南、陕西共有五十多个郡，郡中每天消耗的茶叶大约二十袋，每袋价值银二两，这样一年中就浪费了三十多万两民银。怎么能用我们有用的货物来资助敌人呢？”于是制定了规定，亲王、公主和现任五品以上的官员，家中可以保留茶叶，禁止出售和赠送，其他人一律禁止。违法者将被流放五年，举报者将获得一万贯宝泉的奖励。
其他商业征税
海陵贞元元年五月，将都城的空地赐给随朝的大小官员和护驾的军队，七月，分别征收不同数额的钱款。大定二年，制定了院务亏损及功赏的规定。八月，取消了各路的关税，只允许检查。三年，尚书省上奏说：“山东西路转运司说，坊场河渡有很多拖欠的款项。”皇帝下诏按照监察制度处理，根据时间的长短来减免。又因为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的建议，制定了城郭出租房屋的税收制度。五年，因为之前的河泊地区取消了官员设置，又召民射买，两界之后，仍旧设立官员。
二十年正月，制定了商税法，金银征收百分之一，其他物品征收百分之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说天下河泊已经允许与民同利，其中七处设立官员可以取消，委托所属禁止豪强擅自获利。
明昌元年正月，皇帝命令尚书省，制定院务课商税额，各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贯之外，比旧制减少九十四万一千余贯，于是取消了坊场，免除了出租房屋的税收。十月，尚书省上奏说：“现在天下使司务，已经减少了税收，而监察官员的增亏有升迁和降职的制度，应该取消提点所给予赏罚俸禄的制度，只委托提刑司，检查提点官员是否侵犯场务，然后按照制度处理。”皇帝下诏同意。二年，皇帝下令减少南京出租官房和地基的税收。三年，皇帝命令提刑司，禁止势力家族不得固守山泽之利。又因为司竹监每年采集的竹子五十万根，春秋两次输送到都水监，准备河防，剩余的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苇子卖钱二千贯，作为固定收入。明昌五年，上奏的人请求恢复旧制的坊场，皇帝不同意，只允许增加院务，命令尚书省参考制定，于是拟定了辽东、北京依旧允许人们分办，中都等十一路派遣官员检查，酌情在二十三处增加院务，从今年九月一日开始设立界限，制度可以执行。
大定年间，中都税使司每年获得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承安元年，每年获得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泰和六年五月，院务税收亏损，命令运司派遣官员进行监督。
金银的税收
大定三年，规定金银矿坑允许百姓开采，征收百分之二十的税。泰和四年，上奏的人认为金银征收百分之一，其他物品征收百分之三，现在物价比以前高，除了金银，其他物品的税收额无法完全覆盖，其余的金银可以增加征收百分之一。皇帝下诏同意。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说：“旧制中，小商贸易各种物品征收四分钱，而金银是贵重细软的物品，多出自富有之家，现在只征收三分，这是不合理的，也请求一视同仁。”省臣商议认为这样做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隐瞒。于是停止了这一做法，继续按照旧制执行。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金史-志-卷三十-注解
金制：指盐的征税制度，即用金银等贵重金属作为征税的货币单位。
榷货：指由政府垄断的货物，如盐、铁等。
钞引法：指政府发行的盐钞和盐引，作为盐的购买凭证。
符：古代用作凭证的符号或标记。
会司县批缴之数：指由州县汇总上报的盐的批缴数量。
厘革：指对制度或政策进行修改或废除。
辽、金故地：指辽朝和金朝的旧有领土。
上京、东北二路：指辽朝的上京道和东北路。
速频路：指辽朝的速频路。
临潢之北：指辽朝临潢府以北地区。
大盐泺：指辽朝临潢府北的大盐泺，即大盐湖。
乌古里石垒部：指辽朝的一个部族。
盐池：指产盐的湖泊。
食境内之民：指供应境内民众使用。
增羡：指增加收入。
冒禁鬻盐：指违反禁令私自卖盐。
朝论：指朝廷的议论。
隳法：指破坏法律。
海丰盐使司：指负责海丰盐场的官方机构。
榷永盐：指对永盐进行专卖。
宝坻使司：指负责宝坻盐场的官方机构。
平、滦盐钱：指平州和滦州的盐税。
海阜盐场：指沧州的海阜盐场。
日炙盐：指用日光晒制的盐。
刮咸土：指从土壤中刮取盐分。
猛安谋克：猛安谋克是金朝的军事组织单位。
计口给直：指按照人口数量分配食盐。
宝坻盐课：指宝坻盐场的税收。
石加耗盐：指每石盐增加的损耗量。
灶户：指从事盐业生产的家庭或个体。
上京：上京指的是金朝的都城，即今天的北京。
户部：户部是古代官署名，负责财政、户籍等事务。
盐引：盐引是古代盐业管理中的一种凭证，持有盐引者才能购买或运输盐。
咸平府：咸平府是金朝的一个行政区划，位于今天的辽宁西部。
肇州：肇州是金朝的一个行政区划，位于今天的黑龙江省。
酒务：酒务是古代管理酒类生产和销售的国家机构。
辽东：辽东是古代的一个地理区域，大致指今天的辽宁省东部。
尚书省：尚书省是古代中国的中央行政机构，负责处理国家重要政务。
巡捕使：巡捕使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负责巡查缉捕。
盐课：盐课是指国家从盐业中征收的税。
干办：干办在这里指的是管理、办理。
巡尉：巡尉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负责地方治安。
弓手：弓手是指负责射击的士兵。
提点所：提点所是古代的一种机构，负责监督地方行政。
猛安谋克部：猛安谋克部是金朝的军事编制单位，由部族组成。
滨州：滨州是古代的一个行政区划，位于今天的山东省东部。
涛洛：涛洛是古代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天的山东省。
酒税院务制：酒税院务制是古代管理酒税和酒务的制度。
犯私盐：犯私盐指的是非法私煮或私卖盐的行为。
私酒曲：私酒曲指的是非法私酿或私卖酒的行为。
山东、沧州、宝坻：山东、沧州、宝坻是古代中国的地名，分别是今天的山东省、河北省沧州市和天津市宝坻区。
大定二十九年：大定二十九年是金朝的一个年号，即公元1189年。
赦恩：赦恩是指皇帝发布的特赦令，对罪犯进行赦免。
特旨：特旨是指皇帝发布的特别命令。
国用不充：国用不充是指国家财政支出大于收入，财政状况不佳。
承安三年：承安三年是金朝的一个年号，即公元1198年。
盐利：盐利是指盐业带来的利益，包括税收等。
户口蕃息：户口蕃息是指人口增加。
军储支引：军储支引是指军队的物资储备和调拨。
解州：解州是古代中国的地名，位于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
辽东、北京：辽东、北京是古代中国的地名，辽东位于今天的辽宁省，北京位于今天的北京市。
西京：西京是指金朝的西京，即今天的西安市。
私盐：私盐是指未经官方许可私自生产的盐。
徒年：徒年是指流放年限。
杖数：杖数是指杖刑的次数。
赎论：赎论是指通过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物来免除刑罚。
春秋：春秋是指春季和秋季。
督按察司：督按察司是指监督和检查的官署。
巡察：巡察是指巡视和考察。
辽东、北京旧法：辽东、北京旧法是指辽东和北京地区的旧有法律规定。
煎盐：煎盐是指通过加热海水或盐湖水来制盐的方法。
捞盐：捞盐是指通过捞取海底或河底的盐粒来制盐的方法。
课额：课额是指税收的额度。
盐司：盐司是指管理盐业的官署。
私煮：私煮是指私自煮盐。
盗贩：盗贩是指盗窃和贩卖。
统军司：统军司是指负责军事的官署。
按察司：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的机构。
赏钱：赏钱是指给予的奖励金。
巡捕官：巡捕官是指负责巡逻和捕捉的官员。
司县：司县是指州县官署。
进士：进士是古代科举制度中的最高学位。
盐使司：盐使司是指管理盐业的官署。
榷场：古代官方设立的贸易市场，专门用于对外贸易。
市易：市易是指买卖交易。
宣宗贞祐二年：宣宗是金朝的皇帝，贞祐是年号，贞祐二年指的是宣宗在位的第二个年份。
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这些都是古代的县名，位于今天的河南省。
硷卤：硷卤是指盐碱地，这里指的是这些县产盐。
煎：煎指的是熬制，这里指的是民间私自熬盐。
诏：诏是皇帝的命令。
判官：判官是官职名，负责处理政务。
管勾：管勾是官职名，负责管理。
御史台：御史台是古代官署名，负责监察官员。
商贩：商贩是指商人。
绛、解：绛、解是古代的县名，位于今天的山西省。
大阳关：大阳关是古代关隘名，位于今天的河南省。
陕、虢：陕、虢是古代的州名，位于今天的陕西省。
籴：籴是指购买粮食。
河东南路：河东南路是古代的行政区划名。
权宣抚副使：权宣抚副使是官职名，负责地方军事和政治。
乌古论庆寿：乌古论庆寿是金朝的一位官员。
官邀籴：官邀籴是指官方强行购买。
流亡：流亡是指因战乱、饥荒等原因离开家园。
兴定二年：兴定是金朝年号，兴定二年指的是兴定年间的第二个年份。
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延安行六部员外郎是官职名，负责地方行政。
绥德：绥德是古代的县名，位于今天的陕西省。
嗣武城、义合、克戎寨：这些都是古代的城寨名。
关东：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地区。
元光二年：元光是金朝年号，元光二年指的是元光年间的第二个年份。
讹可：讹可是金朝的一位官员。
榷酤：榷酤是指对酒类实行专卖。
天会三年：天会是金朝年号，天会三年指的是天会年间的第三个年份。
世宗大定三年：世宗是金朝的皇帝，大定是年号，大定三年指的是大定年间的第三个年份。
私酿：私酿是指私自酿酒。
中都：中都是指金朝的都城，即今天的北京。
大兴县：大兴县是古代的县名，位于今天的北京市。
大理寺：大理寺是古代官署名，负责司法。
酒户：酒户是指从事酿酒的户主。
曲院：曲院是指生产酒曲的官府机构。
酒使司：酒使司是负责酒类专卖的官署。
税课外：税课外是指除税收外的额外收入。
院务：官府的产业。
酒税务：酒税务是指负责酒类税收的官署。
杓栏人：杓栏人是古代官署中的低级官员。
射粮军：射粮军是指古代的军队。
随朝差役：随朝差役是指朝廷派遣的差役。
添支钱粟：添支钱粟是指额外发放的薪酬。
茶：茶是古代的一种饮品，这里指的是茶税。
宋人：指宋朝的人民，此处可能指宋朝的官员或商贾。
岁供：每年应缴纳的贡品或赋税。
世宗大定十六年：宋真宗赵恒的年号，大定十六年即公元1007年。
私贩：未经官方许可私自买卖货物。
香茶：指香气浓郁的茶叶。
罪赏格：根据罪行定下的处罚和奖励标准。
章宗承安三年：宋仁宗赵祯的年号，承安三年即公元1108年。
国用：国家的开支。
资敌：资助敌人。
尚书省令史：尚书省的官员，负责文书工作。
承德郎：官职名，为从七品官。
刘成：人名，尚书省令史。
河南：地名，指河南省。
淄、密、宁海、蔡州：地名，分别是山东省和河南省的一些州名。
坊：古代城市中的街区。
商旅：商人。
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宋代地方行政机构，负责财政和运输。
引：引证，此处指官方发放的贸易许可证。
比煎私矾例：比较煎制私盐的例子。
泰和四年：宋哲宗赵煦的年号，泰和四年即公元1104年。
宰臣：宰相，古代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
椿配：强制征用。
运司：运输官署。
县官：县级行政官员。
茶树槁者：茶树枯萎。
卤水：盐田中用于制盐的盐水。
盐货：盐的货物。
丝绢：丝绸和绢布，古代的高级商品。
七品以上官：官职在七品以上的官员。
馈献：赠送礼物。
海陵贞元元年：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贞元元年即公元1153年。
河泊：河流中的鱼类。
金银坑冶：开采金银的矿山。
钱谷：钱币和粮食，指国家的财政收入。
小商贸易：小规模的商业交易。
重细之物：贵重且精细的物品，如金银。
匿隐：隐瞒，不公开。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金史-志-卷三十-评注
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
这句话描绘了宋代与宋界之间的贸易往来，榷场作为交易场所，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活动和文化交流。
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
此句反映了世宗时期对私贩行为的打击，通过定罪赏格来规范市场秩序，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严格管理。
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谓费国用而资敌，遂命设官制之。
章宗时期，由于私贩导致国家财政受损，为了防止资助敌国，政府设立了官员来管理茶叶贸易，体现了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
以尚书省令史承德郎刘成往河南视官造者，以不亲尝其味，但采民言谓为温桑，实非茶也，还即白上。
此句揭示了官员刘成对茶叶品质的忽视，以及他对待工作的不认真态度，反映了当时官场的腐败。
上以为不干，杖七十，罢之。
皇帝对刘成的不作为进行了处罚，体现了法律的威严和对官员的严格要求。
四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
此句描述了政府设立茶坊，规范茶叶生产，以及茶叶价格的设定，反映了政府对市场的调控。
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茶叶销售的分配方式，以及地方政府的执行责任，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买引者，纳钱及折物，各从其便。
这句话说明了茶叶购买者的支付方式，反映了市场的灵活性。
五月，以山东人户造卖私茶，侵侔榷货，遂定比煎私矾例，罪徒二年。
此句反映了政府对私茶制造和销售的严厉打击，以及相应的刑罚，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
泰和四年，上谓宰臣曰：‘朕赏新茶，味虽不嘉，亦岂不可食也。’
皇帝对茶叶的评价，体现了其对食物品质的宽容态度。
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东、河北四路悉椿配于人。
此句说明了皇帝对地方官员的不满，以及对茶叶分配不公的担忧。
既曰强民，宜抵以罪。
这句话体现了皇帝对民生的关注，以及对地方官员的不当行为的惩罚。
此举未知运司与县官孰为之，所属按察司亦当坐罪也。
此句反映了皇帝对地方官员的问责，以及对地方官府的监督。
其阅实以闻。自今其令每袋价减三百文，至来年四月不售，虽腐败无伤也。
皇帝对茶叶价格的调整，以及对茶叶销售的规范，体现了国家对市场的调控。
五年春，罢造茶之坊。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茶叶生产的调整，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的灵活应对。
三月，上谕省臣曰：‘今虽不造茶，其勿伐其树，其地则恣民耕樵。’
皇帝对茶树的保护，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尊重。
六年，河南茶树槁者，命补植之。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茶树的重视，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十一月，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
尚书省对茶叶的评价，体现了对物质需求的认识，以及对茶叶地位的重新定位。
比岁下上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此句描述了当时社会对茶叶的普遍消费，以及茶肆的兴盛，反映了社会风气的变化。
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
这句话反映了茶叶在当时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其与丝绢等商品的交换关系。
若不禁，恐耗财弥甚。
此句说明了政府禁止茶叶消费的原因，体现了对国家财政的考虑。
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
这句话体现了政府对茶叶消费的限制，以及对官员家庭的特殊规定。
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茶叶消费的严格控制，以及对违法行为的惩罚。
七年，更定食茶制。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茶叶消费制度的调整，体现了国家对政策的不断完善。
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锦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
此句反映了言事者对茶叶的评价，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考虑。
国家之盐货出于卤水，岁取不竭，可令易茶。
这句话说明了盐与茶叶的交换关系，体现了国家对资源的合理利用。
省臣以谓所易不广，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于茶叶交换的调整，以及杂物的加入，体现了市场的多元化。
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国蹙财竭，奏曰：‘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阙者也。’
此句反映了省臣对国家财政状况的担忧，以及对金币钱谷的重视。
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
这句话说明了茶叶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在经济中的地位。
泰和间，尝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罢。
此句反映了历史上对茶叶贸易的禁止和恢复，体现了国家政策的变化。
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
此句说明了茶叶贸易在战争时期的重要性，以及私贩现象的严重性。
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
这句话反映了茶叶消费对民银的消耗，以及国家财政的压力。
奈何以吾有用之货而资敌乎？
此句反映了国家对于茶叶贸易的担忧，以及对国家安全的考虑。
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
这句话说明了政府对茶叶消费的限制，以及对特定人群的特殊规定。
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以及对举报者的奖励，体现了法律的威严。
诸征商
这句话标志着下文将讨论商业征税的问题。
海陵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赐随朝大小职官及护驾军，七月，各征钱有差。
此句描述了政府对商业征税的具体措施，以及对不同人群的征税差异。
大定二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商业征税的规范，以及对院务亏损和功绩的奖励。
八月，罢诸路关税，止令讥察。
此句反映了政府对关税政策的调整，以及对市场管理的重视。
三年，尚书省奏：‘山东西路转运司言，坊场河渡多逋欠。’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税收欠缴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地方政府的监督。
诏如监临制，以年岁远近为差，蠲减。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税收欠缴问题的处理方式，以及对减免政策的实施。
又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租赁房屋税收的规范，以及对税收制度的完善。
五年，以前此河泺罢设官，复召民射买，两界之后，仍旧设官。
此句反映了政府对河泺地区的管理，以及对税收制度的调整。
二十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商税法的制定，以及对金银和商品的征税比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言天下河泊已许与民同利，其七处设官可罢之，委所属禁豪强毋得擅其利。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河泊地区的管理，以及对豪强利益的限制。
明昌元年正月，敕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外，比旧减九十四万一千余贯，遂罢坊场，免赁房税。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商税额的调整，以及对坊场和赁房税的减免，体现了国家对税收政策的灵活运用。
十月，尚书省奏：‘今天下使司务，既减课额，而监官增亏既有升迁追殿之制，宜罢提点所给赏罚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点官侵犯场务者，则论如制。’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使司务的管理，以及对提点官的监督，体现了国家对官场纪律的重视。
诏从之。
此句说明了皇帝对尚书省奏请的批准，体现了皇权对政府决策的认可。
二年，诏减南京出赁官房及地基钱。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南京出赁官房和地基钱的减免，体现了国家对地方财政的考虑。
三年，谕提刑司，禁势力家不得固山泽之利。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山泽利益的保护，以及对势力家庭的限制，体现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重视。
又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余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苇钱二千贯，为额。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竹子的管理和利用，以及对河防的重视。
明昌五年，陈言者乞复旧置坊场，上不许，惟许增置院务，诏尚书省参酌定制，遂拟辽东、北京依旧许人分办，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视，量添设院务于二十三处，自今岁九月一日立界，制可。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坊场和院务的调整，以及对地方管理的加强。
大定间，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承安元年，岁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
此句说明了中都税使司的税收情况，反映了政府对税收的重视。
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务课亏，令运司差监榷。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院务亏损的处理，以及对税收管理的加强。
金银之税
这句话标志着下文将讨论金银税收的问题。
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金银坑冶的开采和税收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对资源的合理利用。
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银百分中取一，诸物取三，今物价视旧为高，除金银则额所不能尽该，自余金银可并添一分。
此句说明了政府对金银税收的调整，以及对物价上涨的应对措施。
诏从之。
此句说明了皇帝对言事者建议的批准，体现了皇权对政府决策的认可。
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小商贸易诸物收钱四分，而金银乃重细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复止三分，是为不伦，亦乞一例收之。’
此句说明了户部尚书对金银税收制度的建议，以及对税收公平的考虑。
省臣议以为如此恐多匿隐。
此句说明了省臣对户部尚书建议的担忧，以及对税收管理的谨慎。
遂止从旧。
此句说明了政府最终决定维持原有的金银税收制度，体现了国家对税收政策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