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金史是宋代历史学家所编纂的关于金朝的史书，传统上认为由宋代史学家和学者主编，内容详尽地记录了金朝的历史，从金朝的建立到灭亡的全过程，揭示了金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年代：成书于宋代（约13世纪）。
内容简要：《金史》是宋代编纂的关于金朝历史的史书，详细记录了金朝自建立以来的政治制度、战争、外交、经济等多个方面。全书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传记为主，涉及金朝与宋朝、辽朝等其他大国之间的互动，重点阐述了金朝的政治结构与军事行动。金史不仅对金朝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记录，也对金朝的政治理念、制度与社会文化做出了深刻的总结。书中的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金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金史-列传-卷四十五-原文
高汝砺，字岩夫，应州金城人。
登大定十九年进士第，莅官有能声。
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诏宰执，举奏中外可为刺史者，上亲阅阙点注，盖取两员同举者升用之。
于是，汝砺自同知绛阳军节度事起为石州刺史。
承安元年七月，入为左司郎中。
一日奏事紫宸殿，时侍臣皆回避，上所御凉扇忽堕案下，汝砺以非职不敢取以进。
奏事毕，上谓宰臣曰：‘高汝砺不进扇，可谓知体矣。’
未几，擢为左谏议大夫。
以赋调军须，郡县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规取货赂，深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调发，有犯者乞权依‘推排受财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惧。’
二年六月，定制，因军前差发受财者，一贯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贯处死，从汝砺之言也。
时遇奏事，台臣亦令回避，汝砺乃上言：‘国家置谏臣以备侍从，盖欲周知时政以参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俾预闻政事，冀其有所开说。今省台以下，遇朝奏事则一切回避，与诸侍卫之臣旅进旅退。殿廷论事初莫得闻，及其已行，又不详其始末，遂事而谏，斯亦难矣。顾谏职为何如哉？若曰非材，择人可也，岂可置之言责而疏远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谏官得以预闻，庶望少补。且修注之职，掌记言动，俱当一体。’上从之。
又言：‘年前十月尝举行推排之法，寻以逾时而止，诚知圣上爱民之深也。切闻周制，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征令，三年则天下大比，按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检前后，迄今三十余年，其间虽两经推排，其浮财物力，惟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贫弱寡援者抑屈而无诉。况近年以来，边方屡有调发，贫户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缘去岁条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强之家预为请嘱狡狯之人，冀望至时同辞推唱。或虚作贫之，故以产业低价质典，及将财物徙置他所，权止营运。如此奸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难矣。欲革斯弊，莫若据实通检，预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条理，严立罪赏，截日立限，关防禁约。其间有可以轻重者斟酌行之，去烦碎而就简易，戒搔扰而事镇静，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于少息，则赋税易办，人免不均之患矣。’诏尚书省俟边事息行之。
是岁十月，上谕尚书省，遣官诣各路通检民力，命户部尚书贾执刚与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令诸路所差官视以为法焉。
寻为同知大兴府事。
四年十二月，为陕西东路转运使。
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转运使。
二年正月，为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
四年二月，迁河北西路转运使。
十一月，进中都路都转运使。
六年六月，拜户部尚书。
时钞法不能流转，汝砺随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语在《食货志》。上嘉其议，敕尚书省曰：‘内外百官所司不同，比应诏言事者不啻千数，俱不达各司利害，汗漫陈说，莫能详尽。近惟户部尚书高汝砺，论本部数事，并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谕内外百司各究利害举明，若可举而不即申闻，以致上司举行者，量制其罚。’
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迁，次邯郸，拜汝砺为参知政事。
次汤阴，上闻汴京谷价腾踊，虑扈从人至则愈贵，问宰臣何以处之。
皆请命留守司约束，汝砺独曰：‘物价低昂，朝夕或异，然籴多粜少则贵。盖诸路之人辐凑河南，籴者既多，安得不贵？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将闭而不出，商旅转贩亦不复入城，则籴者益急而贵益甚矣。事有难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难得者谷也，多而易致者钞也，自当先其所难，后其所易，多方开诱，务使出粟更钞，则谷价自平矣。’上从之。
三年五月，朝廷议徙河北军户家属于河南，留其军守卫郡县，汝砺言：‘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强家耳，贫户岂能徙？且安土重迁，人之情也。今使尽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园，扶携老幼，驱驰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军人已去其家，而令护卫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尽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虽告以卫护之意，亦将不信，徒令交乱，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乞先令诸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熟论可否，如无可疑，然后施行。’不报。
军户既迁，将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论，上敕尚书省曰：‘北兵将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共图保守。今既至矣，粮食所当必与，然未有以处之。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谕汝砺。
既而所遣官言：‘农民并称，比年以来，租赋已重，若更益之，力实不足，不敢复佃官田，愿以给军。’于是汝砺奏：‘迁徙军户，一时之事也。民佃官田，久远之计也。河南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坟茔、庄井俱在其中。率皆贫民，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此言。及其与人，即前日之主，今还为客，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地时，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无益於军，而民则有损，至于互相憎疾，今犹未已，前事不远，足为明戒。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粮之半，复以系官荒田、牧马草地量数付之，令其自耕，则百姓免失业之艰，而官司不必为厉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麦，今雨泽沾足，正播种之时，诚恐民疑以误岁计，宜早决之。’上从其请。
寻迁尚书右丞。时上以军户地当拨付，使得及时耕垦，而汝砺复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艺麦之时，彼知将以与人，必皆弃去。军户虽得，亦已逾时，徒成旷废。若候毕功而后拨，量收所得，以补军储，则公私俱便。乞尽九月然后遣官。’
十月，汝砺言：‘今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才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仍以系官闲田及牧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谏冯开等分诣诸郡就给之，人三十亩，以汝砺总之。
既而括地官还，皆曰：‘顷亩之数甚少，且瘠恶不可耕。计其可耕者均以与之，人得无几，又僻远处不免徙就之，军人皆以为不便。’汝砺遂言於上，诏有司罢之，但给军粮之半，而半折以实直焉。
四年正月，拜尚书左丞，连上表乞致仕，皆优诏不许。
会朝廷议发兵河北，护民芟麦，而民间流言谓官将尽取之。上闻，以问宰职曰：‘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枢密院遣兵居其冲要，镇遏土寇，仍许收逃户之田，则军民两便。或有警急，军士亦必尽心。’汝砺曰：‘甚非计也。盖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麦耳。今已有流言，而复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惧也。不若听其自便，令宣抚司禁戢无赖，不致侵扰足矣。逃户田令有司收之，以充军储可也。’乃诏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阅视田数，及访民愿发兵以否，还奏：‘臣西由怀、孟，东抵曹、单，麦苗苦亦无多，讯诸农民，往往自为义军。臣即宣布朝廷欲发兵之意，皆感戴而不愿也。’于是罢之。
汝砺以数乞致仕不从，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关隘、简练兵士之时，须得通敏经纶之才预为筹画，俾济中兴。伏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副使胥鼎，才擅众长，身兼数器，乞召还朝省。’不从。
时高琪欲从言事者岁阅民田征租，朝廷将从之。汝砺言：‘臣闻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最为政之善喻也。国朝自大定通检后，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贵简静而重劳民耳。今言者请如河北岁括实种之田，计数征敛，即是常时通检，无乃骇人视听，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体不同。河北累经劫掠，户口亡匿，田畴荒废，差调难依元额，故为此权宜之法，盖军储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见也。河南自车驾巡幸以来，百姓凑集，凡有闲田及逃户所弃，耕垦殆遍，各承元户输租，其所征敛，皆准通推之额，虽军马益多，未尝阙误，讵宜一概动扰。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赋，则有司检括亦岂尽实。但严立赏罚，许其自首，及听人告捕，犯者以盗军储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惧，而赋悉入官，何必为是纷纷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岁检括，则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间杂种亦且随时量之，一岁中略无休息，民将厌避，耕种失时，或止耕膏腴而弃其余，则所收仍旧而所输益少，一不可也。检括之时，县官不能家至户到，里胥得以暗通货赂，上下其手，虚为文具，转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与军田犬牙相错，彼或阴结军人以相冒乱，而朝廷止凭有司之籍，倘使临时少于元额，则资储阙误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举事，务在必行，既行而复中止焉，是岂善计哉。’议遂寝。
兴定元年十月，上疏曰：
“言者请姑与宋人议和以息边民，切以为非计。
宋人多诈无实，虽与文移往来，而边备未敢遽撤。
备既不撤，则议和与否盖无以异。
或复蔓以浮辞，礼例之外别有求索，言涉不逊，将若之何？
或曰：‘大定间亦尝先遣使，今何不可？’
切谓时殊事异，难以例言。
昔海陵师出无名，曲在于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报谕宋主，罢淮甸所侵以修旧好。
彼随遣使来，书辞慢易，不复奉表称臣，愿还故疆，为兄弟国。
虽其枢密院与我帅府时通书问，而侵轶未尝已也。
既而征西元帅合喜败宋将吴璘、姚良辅于德顺、原州，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败李世辅于宿州，斩首五万，兵威大振。
世宗谓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请和，乘吾无备遂攻宿州，今为我军大败，杀戮过当，故不敢复通问。
朕哀南北生灵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较细故，其令帅府移书宋人，以议和好。’
宋果遣使告和，以当时堂堂之势，又无边患，竟免其奉表称臣之礼。
今宋弃信背盟，侵我边鄙，是曲在彼也。
彼若请和，于理为顺，岂当先发此议而自示弱耶？
恐非徒无益，反招谤侮而已。
十一月，汝砺言：
“臣闻国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是以王者必先爱养基本。
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
今省部计岁收通宝不敷所支，乃于民间科敛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以补之。
近以通宝稍滞，又加两倍。
河南人户，农民居三之二，今税租犹多未足，而此令复出，彼不粜所当输租，则必减其食以应之。
夫事有难易，势有缓急。
今急用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力，其来有限，可缓图。
而易为者，钞法也，行于国家，其变无穷。
向者大钞滞，更为小钞，小钞弊，改为宝券，宝券不行，易为通宝，从权制变，皆由于上，尚何以烦民为哉。
彼悉力以奉军储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宝，苟不能给，则有逃亡。
民逃亡则农事废，兵食何自而得？
有司不究远图而贪近效，不固本原而较末节，诚恐军储、钞法两有所妨。
臣非于钞法不为意也，非于省部故相违也，但以钞法稍滞物价稍增之害轻，民生不安军储不给之害重耳。
惟陛下外度事势，俯察臣言，特命有司减免，则群心和悦，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时朝廷以贾仝、苗道润等相攻不和，将分畀州县、别署名号以处之。
汝砺上书曰：
“甚非计也。
盖河北诸帅多本土义军，一时权为队长，亦有先尝叛亡者，非若素宦于朝，知礼义、识名分之人也。
贪暴不法，盖无足怪。
朝廷以时方多故，姑牢笼用之，庶使遣民少得安息。
彼互相攻劫则势浸弱，势力既弱则朝廷易制。
今若分地而与之，州县官吏得辄署置，民户税赋得擅征收，则地广者日益强，狭者日益弱。
久之，弱者皆并于强，强者之地不可复夺，是朝廷愈难制也。
昔唐分河朔地授诸叛将，史臣谓其护养孽萌以成其祸，此可为今日大戒也。
不若姑令行省羁縻和辑，多方牵制，使之不得逞。
异时边事稍息，气力渐完，若辈又何足患哉。
议遂寝。
上尝谓汝砺曰：
“朕每见卿侍朝，恐不任其劳，许坐殿下，而卿终不从何哉？
夫君臣相遇，贵在诚实，小谨区区，朕固不较也。
汝砺以君臣之分甚严，不敢奉命。
三年，河南颇丰稔，民间多积粟，汝砺乃奏曰：
“国家之务，莫重于食，今所在屯兵益众，而修筑新城其费亦广，若不及此丰年多方营办，防秋之际或乏军兴。
乞于河南州府验其物价低昂，权宜立式，凡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散官及承荫人，免当暴使监官功酬，或僧道官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并听买之。
司县官有能劝诱输粟至三千石者，将来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迁官一阶，万石以上升职一等，并注见阙。
庶几人知劝慕，多所收获。
上从之。
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劝上行之。
汝砺上言曰：‘古无榷法，自汉以来始置盐铁酒榷均输官，以佐经费。末流至有算舟车、税间架，其征利之术固已尽矣，然亦未闻榷油也。盖油者世所共用，利归于公则害及于民，故古今皆置不论，亦厌苛细而重烦扰也。国家自军兴，河南一路岁入税租不啻加倍，又有额征诸钱、横泛杂役，无非出于民者，而更议榷油，岁收银数十万两。夫国以民为本，当此之际，民可以重困乎！若从三锡议，是以举世通行之货为榷货，私家常用之物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为良法，切为圣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请言之：河南州县当立务九百余所，设官千八百馀员，而胥隶工作之徒不与焉。费既不赀，而又创构屋宇，夺买作具，公私俱扰，殆不胜言。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之法，其课一亏，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贵贱所在不齐，惟其商旅转贩有无相易，所以其价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设官各有分地，辄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贵处常贵而贱处常贱，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转鬻者增取利息，则价不得不贵，而用不得不难，其害三也。盐、铁、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于分别，惟油不然，莫可辨记。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赏，则无赖辈因之得以诬构良民枉陷于罪，其害四也。油户所置屋宇、作具，用钱已多，有司按业推定物力，以给差赋。今夺其具、废其业而差赋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罢之便。’
上是之，然重违高琪意，乃诏集百官议于尚书省。
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议同高琪，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戩皆以为不可。
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罢之。’
十月，赐金鼎一，重币三。
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进拜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寿国公。
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许。
九月，上谕汝砺曰：‘昨日视朝，至午方罢。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毕，用宝之际，可先退坐，恐以劳致疾，反妨议政也。’是月，复乞致仕，上谕之曰：‘丞相之礼尽矣，然今廷臣谁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辅朕可也。’
十月，躐迁荣禄大夫，仍谕曰：‘丞相数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坚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犹未至二品，故特升两阶。’
十二月，上复谕曰：‘向朕以卿年老，视朝之日侍立为劳，令用宝时退坐廊下，而卿违之，复侍立终朝，岂有司不为设榻耶？卿其勉从朕意。’
元光元年四月，汝砺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计。朕之责卿，惟在尽诚，何事小谨，自今勿复尔也。’
七月，上谓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俭者，或曰不尔则安得广畜积。章宗时用度甚多，而得不阙乏者，盖先朝有以遗之也。’
汝砺因进言曰：‘俭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
九月，上又谓宰臣曰：‘有功者虽有微过亦当贷之，无功者岂可贷耶？然有功者人喜谤议。凡有以功过言于朕者，朕必深求其实，虽近侍为言不敢轻信，亦未尝徇一己之爱憎也。’
汝砺因对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爱憎，不合公议。陛下圣明，故能如是耳。’
二年正月，复乞致政，上面谕曰：‘今若从卿，始终之道俱尽，于卿甚安，在朕亦为美事。但时方多故，而朕复不德，正赖旧人辅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
汝砺固辞，竟不许，因谓曰：‘朕每闻人有所毁誉，必求其实。’
汝砺对曰：‘昔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尝毁誉者，由是群臣恐惧，莫敢饰非，齐国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
二月，上以汝砺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则憩于殿下，仍敕有司设榻焉。
三月，又乞致仕，复优诏不许。
上谓群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处心不正者，终不足贵。’
汝砺对曰：‘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者也，虽古圣人亦未易知。’
上以为然。
他日复谓宰臣曰：‘凡人处心善良而行事忠实，斯为难得。若言巧心伪，亦复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为平常。’
汝砺对曰：‘人材少全，亦随其所长取之耳。’
上然之。
五月，上问宰执以修完京城楼橹事，汝砺奏：‘所用皆大木，顾今难得，方令计置。’
上曰：‘朕宫中别殿有可用者即用之。’
汝砺对以不宜毁，上曰：‘所居之外，毁亦何害，不愈于劳民远致乎！’
哀宗初即位，谏官言汝砺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厉百官。
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当守先帝法耳。汝砺乃先帝立以为相者，又可黜欤！’
又有投匿名书云：‘高某不退当杀之。’
汝砺因是告老，优诏不许。
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庙。
为人慎密廉洁，能结人主知，然规守格法，循嘿避事，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
贪恋不去，当时士论颇以为讥云。
张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庄献太子讳改焉。
行简弟也。
登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第，累官铜山令。
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监察御史。
泰和三年，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俄签河东路按察司事。
四年四月，召见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依旧移转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麦，税粟许纳麦以便民。
上是其言，令尚书省议行之。
崇庆二年，为左谏议大夫。
时胡沙虎已除名为民，赂遗权贵，将复进用。
举朝无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
“胡沙虎残忍凶悖，跋扈强梁，媚结近习，以图称誉。
自其废黜，士庶莫不忻悦。
今若复用，惟恐为害更甚前日，况利害之机更有大于此者。”
书再上，不报。
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顾也。
是岁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贞祐。
行信以皇嗣未立，无以系天下之望，上疏曰：
“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为储副，必下诏以告中外。
窃见皇长子每遇趋朝，用东宫仪卫，及至丹墀，还列诸王班。
况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礼，可谓名不正言不顺矣。
昔汉文帝元年，首立子启为太子者，所以尊祖庙、重社稷也。
愿与大臣详议，酌前代故事，早下明诏，以定其位，慎选宫僚，辅成德器，则天下幸甚。”
上嘉纳之。
胡沙虎诛，上封事言正刑赏，辞载《胡沙虎传》。
又言：
“自兵兴以来，将帅甚难其人，愿陛下令重臣各举所知，才果可用，即赐召见，褒显奖谕，令其自效，必有奋命报国者。
昔李牧为赵将，军功爵赏皆得自专，出攻入守不从中覆，遂能北破大敌，西抑强秦。
今命将若不以文法拘绳、中旨牵制，委任责成，使得尽其智能，则克复之功可望矣。”
上善其言。
时方擢任王守信、贾耐儿者为将，皆鄙俗不材、不晓兵律。
行信惧其误国，上疏曰：
“《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圣人所以垂戒后世者，其严如此。
今大兵纵横，人情汹惧，应敌兴理，非贤智莫能。
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参预机务，甚无谓也。”
于是上皆罢之。
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率兵五千护粮通州，遇兵辄溃，行信上章曰：
“御兵之道，无过赏罚，使其临敌有所慕而乐于进，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后将士用命而功可成。
若讹可败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宽容，一切不问，臣恐御兵之道未尽也。”
诏报曰：
“卿意具悉，讹可等已下狱矣。”
时中都受兵，方遣使请和，握兵者畏缩不敢战，曰：
“恐坏和事。”
行信上言：
“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
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
顷北使既来，然犹破东京，略河东。
今我使方行，将帅辄按兵不动，于和议卒无益也。
事势益急，刍粮益艰，和之成否盖未可知，岂当闭门坐守以待弊哉。
宜及士马尚壮，择猛将锐兵，防卫转输，往来拒战，使之少沮，则附近蓄积皆可入京师，和议亦不日可成矣。”
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上书言：
“近日朝廷令知大兴府胥鼎便宜计画军食，鼎因奏许人纳粟买官。
既又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括官民粮，户存两月，余悉令输官，酬以爵级银钞。
时有粟者或先具数于鼎，未及入官。
忠孝复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数，民甚苦之。
今米价踊贵，无所从籴，民粮止两月又夺之，将不独归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
大兵在迩，人方危惧，若复无聊，或生他变，则所得不偿所损矣。”
上深善其言，即命与近臣往审处焉。
仍谕忠孝曰：
“极知卿尽心于公，然国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从人便可也。”
四月，迁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权本路宣抚副使。
将行，求入见，上御便殿见之。
奏曰：
“臣伏见奥屯忠孝饰诈不忠，临事惨刻，与胡沙虎为党。”
历数其罪，且曰：
“无事时犹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可使斯人与政乎？愿即罢之。”
上曰：
“朕始即位，进退大臣自当以礼，卿语其亲知，讽令求去可也。”
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鲁白忠孝，忠孝不恤也。
三年二月，改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
始至，即上书言四事，其一曰：
“杨安儿贼党旦暮成擒，盖不足虑。
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
向者官军讨赋，不分善恶，一概诛夷，劫其资产，掠其妇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
今宜明敕有司，严为约束，毋令劫掠平民。
如此则百姓无不安之心，奸人诳胁之计不行，其势渐消矣。”
其二曰：
“自兵乱之后，郡县官豪，多能纠集义徒，摧击土寇，朝廷虽授以本处职任，未几遣人代之。
夫旧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缓急之间，启衅败事。
自今郡县阙员，乞令尚书省选人拟注。
其旧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资级未及，令摄其职，待有功则正授。
庶几人尽其才，事易以立。”
其三曰：
“掌军官敢进战者十无一二，其或有之，即当责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职。”
其四曰：
“山东军储皆鬻爵所获，及或持敕牒求仕，选曹以等级有不当鬻者往往驳退。
夫鬻所不当，有司罪也，彼何责焉。
况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无所收，仓廪无所积，一旦军饷不给，复欲鬻爵，其谁信之？”
朝廷多用其议。
八月，召为吏部尚书。
九月，改户部尚书。
十二月，转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四年二月，为太子少保，兼前职。
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言，参议官王澮尝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昔汉祖陶唐，唐祖老子，皆为立庙。我朝迄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无乃愧于汉、唐乎！’又云：‘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阙而不讲，亦非礼经重祭祀之意。臣闻于澮者如此，乞朝廷议其事。’
诏问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未闻出于高辛。今所据欲立黄帝庙，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绍之，当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谓也？况国初太祖有训，因完颜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变，乃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告宗庙而诏天下焉。顾澮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
八月，上将祔享太庙，诏依世宗十六拜之礼。
行信与礼官参定仪注，上言宜从四十四拜之礼，上嘉纳焉，语在《礼志》。祭毕，赐行信宝券二万贯、重币下端，谕之曰：‘太庙拜礼，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进奏章，备述随室读祝，殊为中理。向非卿言，朕几失之，故特以是旌赏，自今每事更宜尽心。’
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去官。
兴定元年三月，起复旧职，权参知政事。
六月，真拜参知政事。
时高琪为相，专权用事，恶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动遭窘辱，惟行信屡引旧制力抵其非。
会宋兵侵境，朝廷议遣使详问，高琪等以为失体，行信独上疏曰：‘今以遣使为不当，臣切惑之。议者不过曰：‘遣使则为先示弱，其或不报，报而不逊，则愈失国体。’臣独以为不然。彼幸吾衅隙，数肆侵掠，边臣以兵却之复来，我大国不责以辞而敌以兵，兹非示弱乎。至于问而不报，报而不逊，曲自在彼，何损于我。昔大定之初，彼尝犯顺，世宗虽遣丞相乌者行省于汴，实令元帅撒合辇先为辞诘之，彼遂伏罪。其后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复欲加兵，丞相娄室独以为不可，及刑部尚书梁肃衔命以往，寻亦屈焉。在章宗时，猖狂最甚，犹先理问而后用兵。然则遣使详问正国家故事，何失体之有。且国步多艰，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书生无甚高论，然事当机会，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
上复令尚书省议，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旧制，然今日之事与昔不同。’诏姑待之。
已而高汝砺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议遂寝，语在汝砺传。
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间，监察坐罪大抵收赎，或至夺俸，重则外降而已，间有的决者，皆有为而然。当时执政程辉已尝面论其非是，又有敕旨，监察职主弹劾，而或看循者，非谓凡失察皆然也。近日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的决，以为大定故实、先朝明训，过矣。’
于是诏尚书省更定监察罪名制。
史馆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旧制，凡修史，宰相执政皆预焉。然女直、汉人各一员。崇庆中，既以参知政事梁絪兼之，复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同事，盖行简家学相传，多所考据。今修《章宗实录》，左丞汝砺已充兼修，宜令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简例。’制可。
二年二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谕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称卿才，乃令参决机务。而廷议之际，每不据正，妄为异同，甚非为相之道。复闻迩来殊不以干当为意，岂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职，卿宜悉之。’
初，内族合周避敌不击，且诡言密奉朝旨，下狱当诛。诸皇族多抗表乞从末减，高琪以为自古犯法无告免者，行信独曰：‘事无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
又以行信族弟行贞居山东，受红袄贼伪命，枢密院得宋人书，有干涉行信事，故出之。
其子莒，时为尚书省令史，亦命别加注授焉。
初，行信言：‘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伏见大定间世宗敕旨，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然其后三十余年，有司论罪，未尝引用，盖非经久为例之事也。乞详定之。’
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书省。
至是，宰臣奏：‘自今违奏条之所指挥、及诸条格，当坐违制旨者，其徒年、杖数论赎可也。特奉诏旨违者，依大定例。’制可。
行信去未久，上尝谕宰臣曰：‘自张行信降黜，卿等遂缄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岂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尽言，毋复畏忌。’
行信始至泾，即上书曰：‘马者甲兵之本，方军旅未息，马政不可缓也。臣自到泾，闻陕右豪民多市于河州，转入内地，利盖百倍。及见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市于洮州，以银百铤几得马千疋，云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广。盖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势陵夺，遂失其和，且常患银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闻蕃地今秋薄收，鬻马得银辄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艰食，马价甚低。乞令所司辇银粟于洮、河等州，选委知蕃情、达时变如桓端者贸易之。若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疋，机会不可失，惟朝廷亟图之。’
又曰：‘此者沿边战士有功，朝廷遗使宣谕，赐以官赏，莫不感戴圣恩，愿出死力，此诚得激劝之方也。然赠遗使者或马或金，习以为常，臣所未谕也。大定间，尝立送宣礼，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数，后竟停罢。况今时务与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迁散官者，亦不免馈献，或莫能办，则敛所部以应之，至有因而获罪者。彼军士效死立功，仅蒙恩赏，而反以馈献为苦，是岂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参以时务，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无伤大体，则上下两得矣。’
又曰：‘近闻保举县令，特增其俸，此朝廷为民之善意也。然自关以西，尚未有到任者，远方之民不能无望。岂举者犹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诏内外职事官，益广选举，以补其阙，使天下均受其赐。且丞、簿、尉亦皆亲民，而独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给，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谓国用方阙，不宜虚费，是大不然。夫重吏禄者，固使之不扰民也，民安则国定，岂为虚费。诚能裁减冗食，不养无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军充役，举家廪给，军既物故，给其子弟，感悦士心，为国尽力耳。至于无男丁而其妻女犹给之，此何谓耶？自大驾南巡，存赡者已数年，张颐待哺，以困农民。国家粮储，常患不及，顾乃久养此老幼数千万口，冗食虚费，正在是耳。如即罢之，恐其失所，宜限以岁月，使自为计，至期而罢，复将何辞。’上多采纳焉。
元光元年正月，迁保大军节度使，兼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静难军节度使，兼邠州管内观察使。未几，致仕。哀宗即位，征用旧人，起为尚书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颇减。寻复致仕家居，惟以抄书教子孙为事，葺园池汴城东，筑亭号‘静隐’，时时与侯挚辈游咏其间。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宫，年六十有九。初游嵩山，尝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终于此。
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虽两登相位，殆若无官然。遇事辄发，无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为动色，行信处之坦如也。及薨之日，虽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犹康健，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中第居官，当世未之有也。
赞曰：高汝砺禔身清慎，练达事宜，久居相位，虽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宠遇不衰。张行信砺志謇谔，言无避忌，然一簉政途，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论事稍不及前，岂以汝砺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万全之策，行信谏，汝砺不谏，又沮和议。胡沙虎之恶未著，行信两疏击之。汝砺与高琪共事，人疑其党附。优劣可概见于斯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金史-列传-卷四十五-译文
高汝砺，字岩夫，是应州金城人。在大定十九年考中进士，担任官职后有声望。明昌五年九月，章宗皇帝下诏让宰相和执政大臣推荐可以担任刺史的人选，皇帝亲自阅读并圈点批注，主要是选择两名一同推荐的人进行提升使用。于是，高汝砺从同知绛阳军节度事开始，被任命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他被调入朝廷担任左司郎中。有一天在紫宸殿奏事，当时侍臣都回避了，皇帝所用的凉扇不慎掉在案下，高汝砺因为不是自己的职责范围，不敢去取来呈上。奏事结束后，皇帝对宰相说：“高汝砺不递上扇子，可以说是懂得礼节的。”
不久之后，他被提升为左谏议大夫。因为军需物资的调配，郡县官员有时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一些胥吏和士兵趁着事情紧急，谋求贿赂，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提出建议说：“从今以后，如果因为军事调动而有人违法受贿，请求依据‘推排受财法’进行处罚，这样可以使小人有所畏惧。”二年六月，朝廷制定了规定，因军事调动中受贿的人，一贯以下判徒二年，一贯以上判徒三年，十贯以上处死，这是根据高汝砺的建议实行的。当时遇到奏事，台臣也要求回避，高汝砺于是上奏说：“国家设立谏官是为了让他们随时陪伴皇帝，以便全面了解时政得失，不仅仅是让他们排班站队。所以唐朝的制度，凡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都必须有谏官随行，以便提前了解政事，希望他们能够提出有益的意见。现在省台以下，遇到朝奏事就全部回避，和各位侍卫大臣一起进退。殿廷上讨论事情最初听不到，等到事情已经决定，又不知道前因后果，事后才来谏言，这也是很困难的。那么谏官的职责是什么呢？如果说不是合适的人选，可以选择合适的人，怎么可以置之不理，疏远到这种程度。请求从今以后，有司奏事时谏官可以提前得知，希望多少能够弥补一下。而且修注的职责，负责记录言论和行动，都应当一视同仁。”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
他又说：“年前十月曾经实行推排法，不久因为时间过长而停止，确实知道圣上对百姓的深厚爱意。听说周朝的制度，根据年岁确定百姓的多少，辨别物品的多少，将数字登记在小司徒处，用来施行政教，执行征令，三年天下进行一次大比，根据比的结果制定定法。从大定四年开始通检，至今三十余年，其间虽然经过两次推排，但浮财和劳动力，只是凭借一时小民的话来增减，官员只求快速确定，不再深入调查实际情况。因此，豪强有势力的人符合同样可以幸免，贫弱无依的人被压制而无法申诉。何况近年以来，边疆地区多次调动，贫户越来越多。如果只是按照惯例推排，因为去年的条理已经实行，人们都已经知道，恐怕新富之家会预先请托狡猾的人，希望到时候一同推举。或者假装贫穷，故意以低价典当产业，以及将财物转移到别处，暂时停止运营。这样奸邪弊端层出不穷，想要使物力均衡，很难。想要改变这种弊端，不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通检，预先命令有司按照大定四年的条理进行核查，严格设立奖惩制度，规定截止日期，加强防范和禁止。其中可以轻重有别的，斟酌实行，去掉繁琐，追求简易，警告不要打扰，事情才能平静，这样富者不能轻易逃避，贫者可以稍微得到休息，那么赋税就容易征收，人们可以避免不均的问题。”皇帝下诏尚书省等到边疆事务结束后再实行。
这年十月，皇帝下令尚书省，派遣官员到各路进行通检民力，命令户部尚书贾执刚与高汝砺先在都两警巡院进行推排，让各路派遣的官员以此为标准。
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同知大兴府事。四年十二月，担任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七月，改任西京路转运使。二年正月，担任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调任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晋升为中都路都转运使。
六年六月，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当时钞法不能流通，高汝砺就事论事地上奏，做了很多改变，民众感到非常方便，详情见《食货志》。皇帝赞赏他的建议，下令尚书省说：“内外百官所负责的事情不同，最近应诏上奏的人不少于千数，但他们都不了解各司的利害，漫无边际地陈述，没有人能够详尽。最近只有户部尚书高汝砺，论述本部的几件事情，都切中要害，都已经实行。命令内外各司都要深入研究利害关系，提出明确的意见，如果可以实行而不立即上报，导致上司实行时出现问题，要量制处罚。”
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迁，驻扎邯郸，任命高汝砺为参知政事。驻扎汤阴时，皇帝听说汴京的谷价飞涨，担心随从的人到达后价格会更高，询问宰相如何处理。大家都请求命令留守司进行约束，只有高汝砺说：“物价的高低，早晚可能不同，但买的多卖得少就会贵。因为各路的人汇集到河南，买的人已经很多，怎么能不贵呢？如果禁止，有货之家都会闭门不出，商旅转贩也不再进入城市，那么买的人会更急，价格会更高。事情有难易之分，不能不知道，现在少而难以得到的是粮食，多而容易得到的是钞票，自然应该先解决困难的事情，后解决容易的事情，多方诱导，务必使粮食换成钞票，那么粮食价格自然会平稳。”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
三年五月，朝廷商议将河北军户家属迁往河南，留下军队守卫郡县，高汝砺说：“如果这件事真的实行，只会对豪强有利，贫户怎么能迁走呢？而且安土重迁，这是人的常情。现在如果让他们全部迁往河南，他们一旦离开田园，带着老幼奔波在道路上，流离失所，难道不可怜吗？而且所经过的百姓看到军户全部迁走，一定会感到惊疑，认为国家区别对待，他们的心怎么能不动摇。何况军人已经离开了家，却让他们保护别人，从情理上推断，他们一定不会尽心尽力。民众虽然愚昧但也很敏感，即使告诉他们保护的意思，他们也不会相信，只会导致混乱，大家都不能安宁，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请求先让各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详细讨论是否可行，如果没有可疑之处，然后再实行。”但没有得到回应。
军队调动后，将土地分配给他们，但还没有定下来，皇帝下令给尚书省说：‘北方的敌军即将到达河南，因此调动了各路军户，共同守卫。现在他们已经到了，粮食必须供应，但还没有办法处理。可以派遣官员召集老人们询问，是增加赋税，还是给他们土地，哪一种方式更合适。’又把这个命令告诉了汝砺。
不久后，派遣的官员回来说：‘农民们都说，近年来租税已经很重了，如果再增加，他们的力量确实不够，不敢再租种官田，希望把这些土地分给军队。’于是汝砺上奏说：‘迁移军户是一时的事情，而农民租种官田是长久之计。河南的民地和官田，数量上各占一半。还有许多完全租种官田的家庭，他们的坟墓和井都在其中。这些家庭都是贫民，一旦夺走他们的土地，他们怎么生活呢？普通百姓容易动乱而不稳定，一时逃避赋税，就有了这样的说法。等到他们得到土地后，就是之前的主人，现在却变成了客人，他们能不后悔吗？后悔就会产生怨恨。就像山东拨地时，肥沃的土地都进入了权贵之家，贫瘠的土地才给了贫民。这对军队没有好处，对百姓却有损害，以至于互相仇恨，现在这种情况还没有结束，前事不远，足以作为教训。应该加倍增加官租，以供给军队一半的粮食，再以官府的荒地和牧马地按数量分配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耕种，这样百姓就可以避免失业的困难，而官府也不必做伤害百姓的事情了。而且河南的土地最适合种植麦子，现在雨水充足，正是播种的时候，实在担心百姓怀疑会误了农时，应该尽早决定。’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不久后，他被提升为尚书右丞。当时皇帝认为军户的土地应该及时分配，以便他们及时耕种，汝砺又上奏说：‘在官府的荒地和牧马地，很多人私自耕种。现在正是种植麦子的时候，他们知道将要分配给他人，肯定会放弃。军户虽然得到了土地，但也已经过了最佳种植时间，白白浪费了。如果等到工作完成后再分配，根据收获的数量来补充军粮，那么对公私都有利。请求在九月之前完成。’十月，汝砺说：‘现在有将近百万的河北军户迁移到河南，每人每天供应一升米，一年大约需要三百六十万石，如果只供应一半，还需要供应三百万石。河南的租地共有二十四万顷，每年征收的粮食才一百五十六万石多一点，请求在经费之外加倍征收，以供应军队，同时将官府闲置的土地和可耕种的牧马地分配给他们。’奏章被批准。于是派遣右司谏冯开等人分赴各郡分配，每人分得三十亩，由汝砺总负责。
后来，分配土地的官员回来，都说：‘土地的数量很少，而且贫瘠，不适合耕种。计算一下，可以耕种的土地平均分配给他们，每人得到的土地不多，而且偏远的地方不得不迁移过去，士兵们都认为不方便。’汝砺于是向皇帝上奏，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取消这个计划，只供应军队一半的粮食，另一半折合成实际价值。
四年正月，他被任命为尚书左丞，连续上表请求退休，都被皇帝优待而拒绝。当时朝廷讨论在河北派兵保护百姓收割麦子，而民间有传言说官府将全部夺取麦子。皇帝听到后，问宰相说：“怎么办？”高琪等人上奏说：‘如果让枢密院派兵驻守要害地方，镇压土匪，同时允许收回逃户的土地，那么军民都会方便。如果有紧急情况，士兵也一定会尽心尽力。’汝砺说：‘这根本不是好办法。因为河朔的百姓赖以生存的食物，就是这些麦子。现在已经有传言了，如果再派兵去，只会增加他们的疑虑和恐惧。不如让他们自行处理，让宣抚司禁止无赖之徒，防止他们侵扰就足够了。逃户的土地让有关部门收回，用来补充军粮就可以了。’于是皇帝下诏派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去视察土地数量，并调查百姓是否愿意派兵，回来上奏说：‘我从怀、孟向西，到曹、单向东，麦苗长得也不多，询问农民，他们往往自己组织义军。我宣布朝廷打算派兵的意思，他们都感激并不愿意。’于是取消了派兵的计划。
汝砺因为多次请求退休而被拒绝，于是上奏说：‘建立非常之功，必须等待非常之人。现在大军已经撤退，正是修复关隘、选拔士兵的时候，必须得到通达、聪明、有谋略的人才来预先筹划，以便中兴。我看到尚书左丞兼行枢密副使胥鼎，才智出众，身兼多职，请求召回朝廷。’但皇帝没有同意。当时高琪想要按照言事者的建议每年检查民田征收租税，朝廷准备接受这个建议。汝砺说：‘我听说治理大国就像烹小鲜，这是对政治最好的比喻。我朝自从大定通检以来，十年一次推算物力，只是因为重视简静而避免劳民伤财。现在言事者请求像河北一样每年检查实际种植的田地，按数量征税，这就像是平时的通检，难道不会让人感到惊慌，使他们不安吗？而且河南和河北的情况不同。河北经历了多次劫掠，户口流失，田地荒废，征收的税额难以达到原定数额，所以采取了权宜之计，因为军粮没有增加，而且土地少，容易看见。河南自从皇帝巡幸以来，百姓聚集，所有的闲置土地和逃户放弃的土地几乎都被耕种了，各户按照原定数额缴纳租税，征收的税额都是按照通推的数额，即使军队增加，也从未有过失误，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地扰动他们呢？如果担心豪强隐藏土地而逃避税收，那么有关部门的检查也不可能完全准确。但只要严格设立奖惩制度，允许他们自首，并允许人们举报，对犯者以盗用军粮的罪名处罚，土地归举报者所有，自然会使人们害怕，而税收全部归官府，何必这样纷纷扰扰呢？还有三个大问题：如果每年检查，那么夏田要在春天测量，秋田要在夏天测量，中间的杂种也要随时测量，一年中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百姓会厌倦逃避，耕种也会失去时机，或者只耕种肥沃的土地而放弃其他土地，那么收成的数量仍然一样，但缴纳的税收却减少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检查的时候，县官不能家家户户都到，里胥就可以暗中收受贿赂，上下其手，虚报数目，反而失去了真实情况，这是第二个问题。民田和军田交错在一起，他们可能会暗中勾结军人来混淆视听，而朝廷只依靠有关部门的登记，如果临时数量少于原定数额，那么军粮储备就会出错，这是第三个问题。朝廷行事，务必做到坚决执行，一旦开始，又中途停止，这难道是好的办法吗？’这个建议最终被搁置了。
兴定元年十月，上疏说：‘建议的人请求暂且和宋朝人议和，以平息边境的百姓，但我认为这不是好办法。宋朝人常常欺诈，没有实际内容，即使有文书往来，边境的防备也不敢轻易撤除。既然防备没有撤除，那么议和与否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有人可能会用浮夸的言辞，超出礼例之外提出额外要求，言辞不敬，那该怎么办呢？有人说：“大定年间也曾先派遣使者，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认为时势不同，事情也不同，不能简单类比。以前海陵王出兵没有正当理由，错误在我们，所以世宗即位后，首先派遣高忠建等人去告诉宋朝君主，停止淮甸的侵夺以修复旧好。他们随后也派遣使者来，书信中态度傲慢，不再上表称臣，希望回到故土，成为兄弟国家。尽管他们枢密院与我方帅府时有书信往来，但侵夺行为从未停止。后来征西元帅合喜在德顺、原州打败宋朝将领吴璘、姚良辅，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在宿州打败李世辅，斩首五万，军威大振。世宗对宰臣说：“以前宋朝人，说派遣使者请求和谈，趁我们无备就进攻宿州，现在我们军队大败，杀戮过多，所以他们不敢再通书信。我哀怜南北百姓长期受战争之苦，本来想让他们休息，何必在意这些小事情，命令帅府给宋朝人写信，商议和谈。’宋朝果然派遣使者告知和谈，凭借当时的强大势力，又没有边患，最终免去了他们上表称臣的礼节。现在宋朝背信弃义，侵犯我国边境，错误在他们。如果他们请求和谈，从理上来说是对的，怎么可以主动提出和谈而显得自己软弱呢？恐怕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招来别人的嘲笑和侮辱而已。”
十一月，汝砺说：“我听说国家以百姓为根基，百姓以财富为根本，所以王者必须首先爱护和培养这个根本。国家调发，河南最为重要，所征税租率常常是过去的三倍。现在省部计算年收通宝不够支出，于是向民间征收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来补充。最近因为通宝流通不畅，又增加了两倍。河南的农户，农民占三分之二，现在税租仍然不够，而这项命令又再次出台，如果他们不卖掉应缴纳的租粮，就必定要减少食物来应对。事情有难有易，形势有缓有急。现在急需而难以得到的是粮食，它来自民力，来源有限，可以慢慢想办法。而容易做的，是钞法，它由国家实行，变化无穷。以前大钞流通不畅，就改为小钞，小钞有弊端，又改为宝券，宝券不行，又改为通宝，从权变通，都是因为上级的决策，还有什么理由让百姓受苦呢？他们已经尽全力供应军需，已经感到不足，现在又增加通宝的征收，如果不能提供，就会有人逃亡。百姓逃亡，农事就会荒废，军队的粮食从哪里来？有关官员不考虑长远打算，只贪图眼前的成效，不巩固根本而只计较细节，我确实担心军需和钞法都会受到影响。我对钞法并不是不在意，也不是故意与省部作对，只是因为钞法流通不畅物价稍涨的害处轻，而民生不安、军需不足的害处重。希望陛下从大局出发，考虑我的建议，特别命令有关官员减免税收，那么百姓就会心满意足，不足的租税也有所期待。”
当时朝廷因为贾仝、苗道润等人相互攻击不和，打算将他们分到州县，分别赋予不同的名号来处理。汝砺上书说：“这并不是好办法。因为河北的各位将领大多是本土义军，一时权且担任队长，也有之前曾经叛逃的人，他们不像是在朝廷中任职，知道礼义、懂得名分的人。他们的贪婪和残暴，并不值得奇怪。朝廷因为时局多变，姑且安抚使用他们，希望让百姓稍微得到安宁。他们互相攻击，势力逐渐减弱，势力一旦减弱，朝廷就容易控制。现在如果分给他们土地，州县官吏就可以随意任命，民户的税赋也可以随意征收，那么土地多的会越来越强，土地少的会越来越弱。时间久了，弱者都会并入强者，强者占有的土地就无法再夺取，这样朝廷就更加难以控制了。以前唐朝分割河朔土地给各位叛将，史臣说这是保护祸根，成为祸害，这可以作为今天的重大教训。不如暂时让行省进行羁縻和辑，多方牵制，使他们不能肆意妄为。将来边事稍微平息，实力逐渐恢复，这些人又怎么会成为问题呢。”这个提议最终被搁置。
皇上曾经对汝砺说：“我每次看到你上朝，担心你承受不了这份劳累，允许你坐在殿下休息，但你始终不听从，这是为什么？君臣相遇，贵在真诚，小心的谨慎，我当然不会计较。”汝砺认为君臣之间的界限非常严格，不敢接受命令。
三年，河南地区丰收，民间积累了大量粮食，汝砺于是上奏说：“国家的重任，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了，现在各地驻军越来越多，修建新城的费用也很高，如果不及此丰收年景多方筹备，到了秋天可能会缺乏军需。请求在河南州府查验物价的高低，临时制定措施，对于内外四品以下的各种散官以及承袭官职的人，免除他们应当承担的劳役和监官的功酬，或者僧道官的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都允许他们购买。司县官中有能够劝诱百姓输送粮食达到三千石的人，将来任命时可以提升到榜首，五千石以上晋升一阶，一万石以上晋升一等，并且记录在案。这样或许能让人们知道鼓励和追求，多收获粮食。”皇上同意了他的建议。
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实行榷油，高琪认为国家急需用度，劝说皇帝采纳这个建议。汝砺上奏说：‘古代没有榷法，自汉朝以来才开始设立盐铁酒榷均输官，来辅助国家经费。后来甚至有征收船只、车辆、房屋税等，征税的方法已经非常彻底了，但也没有听说过征收油税。因为油是世人共同使用的，如果利益归公，那么就会损害到民众，所以古今都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厌烦了繁琐的征税而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自从军队兴起，河南一路的税收租赋增加了不止一倍，还有额定的钱税和杂役，这些都是出自民众的，现在又提出征收油税，每年可以收入几十万两银子。国家以民众为基础，在这个时候，民众难道可以承受更多的重负吗！如果采纳王三锡的建议，那么就是把世上通行的货物作为征税对象，把私家常用的物品作为禁止物品，把自古不行的法律作为良法，这实在是不应该被圣朝采纳的。如果真的实行，其害处有五点，请允许我一一说明：河南州县需要设立九百多个官署，设立一千八百多个官员，而那些胥隶和工人则不包括在内。费用已经无法计算，还要建造房屋，购买工具，公私都受到了干扰，这几乎无法言说。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的规定，一旦税收亏损，必然会产生抑配的弊端，小民受苦，更加难以承受，这是害处之一。
油的价格在不同的地方并不一致，只有商旅转运才能互通有无，所以价格通常保持稳定，人们容易买到。现在既然设立了官员分别管理各自的区域，一旦相互侵犯就有罪，这就使得价格高的地方一直高价，价格低的地方一直低价，这是害处之二。
民众日常生活中不能亲自购买油，而转卖者增加了利息，所以价格不得不上涨，使用起来也更加困难，这是害处之三。
盐、铁、酒、醋，公私制造的不同，容易区分，但油却不然，无法辨别。现在私自制造的有刑罚，举报者有赏赐，那么无赖之徒就可以借此诬陷良民，使他们受到冤枉的惩罚，这是害处之四。
油户所置的房屋、工具，花费已经很多，官府根据产业推定财产，来收取差赋。现在夺取了他们的工具，废除了他们的产业，但差赋仍然如故，他们如何自活，这是害处之五。只有废除这个政策才是最好的选择。’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但因为尊重高琪的意见，于是下诏在尚书省召集百官讨论。
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同意高琪的意见，而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戩都认为不可行。皇帝说：‘古代不实行的事情现在却要实行，这又增加了一件事，还是废除它吧。’
十月，皇帝赐给金鼎一个，重币三。四年三月，授予平章政事，不久晋升为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为寿国公。五年二月，上表请求退休，但没有被允许。九月，皇帝告诉汝砺说：‘昨天上朝，直到中午才结束。你年纪大了，不能长时间站立，事情结束后，用宝印的时候，可以先退下坐下，以免过度劳累而生病，反而妨碍议政。’这个月，汝砺再次请求退休，皇帝告诉他：‘丞相的礼节已经尽了，但是现在的朝廷中谁能够像丞相一样，你一定要离开吗？暂且留下来辅佐我吧。’十月，被提升为荣禄大夫，皇帝仍然告诉他：‘丞相多次请求离开，我因为国家大事重要，所以坚决留下你。丞相年纪大了，但官职还没有达到二品，所以特别提升了两级。’十二月，皇帝再次告诉他：‘以前我因为你觉得年纪大，上朝的时候站立很辛苦，让你用宝印的时候退到廊下，但你却违背了我的意思，又一直站立到朝会结束，难道官府没有为你设置椅子吗？你一定要努力遵从我的意思。’元光元年四月，汝砺跪着上奏事情，皇帝命令他起身说：‘你是大臣，所说的话都是国家大事。我对你的要求，只在于尽诚，何必过于小心，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这样了。’
七月，皇帝对宰臣说：‘以前有人说世宗太节俭了，有人说如果不这样，怎么能积累财富。章宗时期用度很多，但从不缺乏，这大概是因为先朝留下了财富。’汝砺趁机进言说：‘节俭是帝王的大德，陛下提到这一点，是天下的大福。’九月，皇帝又对宰臣说：‘有功的人即使有小的过错也应当宽恕，没有功的人怎么可以宽恕呢？但是有功的人人们喜欢诽谤。凡是有人向我提起功过，我一定会深入调查事实，即使是近侍说的话也不敢轻信，也没有因为个人的爱憎而偏袒过。’汝砺趁机回答说：‘公正产生明智，偏私产生昏暗。人们常常因为个人的爱憎而不公正，陛下圣明，所以能够这样。’
二年正月，汝砺再次请求退休，皇帝面谕他说：‘现在如果你离开，你的始终之道就尽了，对你来说很安心，对我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时局多事，而我又不贤德，正需要你这样的旧人辅佐，所以不能实现你的高志。’汝砺坚决辞让，最终没有被允许，皇帝说：‘我每次听到有人受到诽谤或赞誉，一定会寻求事实真相。’汝砺回答说：‘以前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了阿大夫和那些曾经诽谤赞誉的人，从此群臣都感到恐惧，没有人敢掩盖错误，齐国因此大治。陛下提到这一点，治安有望。’二月，因为汝砺年纪大，皇帝免除他朝拜，长时间站立就休息在殿下，并命令官府为他设置椅子。三月，汝砺再次请求退休，皇帝再次以优诏不允许。皇帝对群臣说：‘有才能可以担当重任，但心地不正的人，终究不值得重视。’汝砺回答说：‘那些心地不正但依靠才能的人，就像有翅膀的老虎，即使是古代的圣人也不容易看穿。’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有一天，皇帝再次对宰臣说：‘凡人心地善良，行为忠实，这是很难得的。如果言辞巧诈，还有什么用呢？但是心地善良的人，人们又常常认为他们很平常。’汝砺回答说：‘人才很少是全才，我们也只能根据他们的长处来任用他们。’皇帝同意了他的观点。五月，皇帝询问宰执关于修缮京城楼橹的事情，汝砺上奏说：‘所用的都是大木，现在很难找到，正在让人计算准备。’皇帝回答说：‘我宫中别的殿宇有可用的就使用吧。’汝砺回答说不宜毁坏，皇帝说：‘居住的地方之外，毁坏又有什么关系，不是比劳民远运更好吗！’
哀宗刚即位，谏官说汝砺欺骗皇帝，固守相位，天下人都很痛恨他，应该罢免他来惩戒百官。哀宗说：‘以前惠帝说，我不如汉高祖，应该遵守先帝的法律。汝砺是先帝任命的丞相，怎么可以罢免他呢！’还有匿名信说：‘高某不退位，就要杀了他。’汝砺因此请求退休，皇帝以优诏不允许。正大元年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配享宣宗庙。
汝砺为人谨慎、廉洁，能够得到君主的理解，但他遵守法度，沉默寡言，回避事务，所以在相位上十多年从未有过责备。他贪恋权位不退，当时的士人评论中很多人认为这是对他的批评。
张行信，字信甫，起初名叫行忠，因为避讳庄献太子，所以改名。他是张行简的弟弟。在大定二十八年考中进士，后来逐渐升官成为铜山令。明昌元年，因为廉洁被提拔为监察御史。泰和三年，担任山东西路转运使的同知，不久后又被任命为河东路按察司事。泰和四年四月，被召见于泰和殿，张行信提出了两件事，一是继续按照旧例调动官员以消除民害，二是徐州、邳州地区适宜种植小麦，允许纳税时以小麦代替粟米，以方便百姓。皇帝赞同他的建议，下令尚书省讨论执行。
崇庆二年，担任左谏议大夫。当时胡沙虎已经被免职成为平民，他贿赂权贵，打算重新被任用。满朝文武没有人敢说这件事，张行信于是上奏章说：‘胡沙虎残忍凶恶，横行霸道，巴结亲近的人，为了博取声誉。自从他被废黜以来，士人和百姓无不感到高兴。现在如果他再次被任用，恐怕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危害，何况还有比这更大的利害关系。’他两次上奏，都没有得到回复。等到胡沙虎叛逆，人们都很担心，但张行信却坦然不顾。
这年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贞祐。张行信因为皇位继承人还没有确定，无法让天下人有所期待，上疏说：‘自古以来，君主即位后，必定要立太子作为储君，并下诏告诉天下。我看到皇长子每次上朝，都使用东宫的仪仗队，等到丹墀，又回到诸王的行列。何况他已经除去侍臣的身份，现在还没有确定他的礼仪，可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过去汉文帝元年，首先立儿子刘启为太子，是为了尊敬祖庙、重视国家。希望与大臣们详细讨论，参照前代的故事，早日下明诏，确定他的地位，慎重选择宫僚，辅助培养他的德行和才能，这样天下人都会感到幸运。’皇帝赞同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胡沙虎被诛杀后，张行信上奏言事，谈论正刑赏，这些话记载在《胡沙虎传》中。他还说：‘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很难找到合适的将帅，希望陛下让重臣们各自推荐所知的人才，如果确实可用，就赐予召见，给予表扬和奖励，让他们自己为国家效力，必然会有奋勇报国的人。过去李牧担任赵国将领，军功和爵赏都能自己决定，出兵防守都不受中央干预，最终能够北击大敌，西抑强秦。现在任命将领如果不以文法束缚、以中央旨意牵制，充分授权，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那么收复失地的功绩是可以期待的。’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好。
当时正提拔王守信、贾耐儿为将领，他们都粗俗无才，不懂兵法。张行信担心他们误国，上疏说：‘《易经》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所以告诫后世，就是如此严格。现在战争频繁，人们都很恐慌，应对敌人、治理国家，非贤智不能胜任。这些狂妄之徒，被随意提拔，参与机要事务，实在没有意义。’于是皇帝都罢免了他们。
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率领五千士兵护送粮食到通州，遇到敌人就溃败，张行信上奏章说：‘治理军队的方法，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要让他们面对敌人时有所渴望而乐于前进，有所畏惧而不敢后退，这样将士才会用命，功绩才能成就。如果讹可战败，应该明确他的罪行，朝廷宽容，不再追究，我担心治理军队的方法还没有完全正确。’诏书回复说：‘你的意见我已经知道了，讹可等人已经被关进监狱了。’
当时中都受到敌军攻击，朝廷正派遣使者求和，握有兵权的人害怕退缩，不敢作战，说：‘恐怕破坏和谈。’张行信上奏说：‘和与战两件事本来就没有关系，奉使者自己决定和谈，带兵的人只应该负责作战，怎么能以和谈为借口。自从崇庆以来，都是因为和谈而误事，如果我们军队适时进攻，稍微挫败敌人的锐气，那么和谈就会很快成功。最近北方的使者已经来了，但我们还是攻破了东京，略取了河东。现在我们的使者正在出发，将领们却按兵不动，对和谈毫无益处。形势越来越紧急，草料粮食越来越困难，和谈能否成功还不知道，怎么能闭门坐守等待敌人疲惫呢？应该趁士兵们还强壮，选择猛将精兵，保卫粮草运输，往来拒战，稍微阻挠敌人，那么附近的积蓄都可以运到京城，和谈也可以不久就成功了。’皇帝知道他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无法实施。
贞祐二年三月，因为朝廷征收粮食可能失去民心，上书说：‘最近朝廷命令大兴府知府胥鼎便宜行事，计划军粮，胥鼎因此上奏允许人们用粮食买官。后来又派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征收官民粮食，每户存留两个月，其余的全部上交官府，用爵位、银钞作为报酬。当时有粮食的人有的已经向胥鼎报了数，还没有来得及上交。奥屯忠孝还想多得到一些，以显示自己的功劳，对于胥鼎所征收的粮食不减少数量，百姓非常痛苦。现在米价飞涨，无处购买，百姓的粮食只存留两个月又都被夺走，不仅会归咎于官府，也会怨恨朝廷不了解情况。敌军就在附近，人们正感到恐慌，如果再让他们无所依靠，可能会发生其他变故，那么得到的粮食就不足以弥补损失了。’皇帝非常赞同他的话，立即命令他与近臣前往审查处理。并告诉奥屯忠孝说：‘非常清楚你为国家尽心尽力，但现在国家已经得到了粮食，你可以随意处理。’四月，调任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代理本路宣抚副使。即将出发时，他请求进见，皇帝在便殿接见了他。
他上奏说：‘我看到奥屯忠孝虚伪不忠，遇事残忍刻薄，与胡沙虎结党。’列举了他的罪行，并说：‘平时都不容忍一个不称职的宰相，何况现在国家多事，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参与政务呢？希望立即罢免他。’皇帝说：‘我刚刚即位，任免大臣自然应该以礼待人，你告诉他的亲戚朋友，劝他辞职就可以了。’张行信把这件事告诉了右司郎中把胡鲁，但奥屯忠孝并不在意。
贞祐三年二月，改任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刚到任，就上书谈论四件事，其中一件说：‘杨安儿的贼党早晚会被擒获，这不足以担心。现在的紧急情况，只是在于收复人心。以前官军征讨赋税，不分善恶，一概诛杀，劫掠他们的财产，抢夺他们的妇女，让居民感到怀疑和恐惧，逃到山林中。现在应该明确命令官府，严格约束，不要让他们抢劫平民。这样百姓就没有不安的心情，坏人欺诈的计谋就不可行，他们的势力就会逐渐消失。’第二件事说：‘自从战乱以来，郡县的官员和豪族，很多人能够纠集义士，打击土匪，朝廷虽然授予他们本地的职务，但不久就派人代替他们。旧官吏是人们所熟悉的，新官吏未必都有才能，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引起争端，导致失败。从现在起，郡县缺少官员，请求尚书省选人拟注。对于旧官吏，如果百姓认为他们好，应该继续任用他们，如果资历不够，让他们代理职务，等到有功再正式任命。这样就可以让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才能，事情也容易成功。’第三件事说：‘掌管军官中敢于作战的不到十分之一，如果有，就应该让他们立功，不应该再授予其他职务。’第四件事说：‘山东的军粮都是通过卖官获得的，以及有的人拿着敕令求官，吏部根据等级往往驳回。卖官不合适，是官府的过错，他们有什么可责备的呢？何况海岱地区是重要之地，群贼尚未平定，田野没有收成，仓库没有储存，一旦军粮供应不上，又想卖官，谁会相信呢？’朝廷多采用他的建议。八月，被召回朝廷担任吏部尚书。九月，改任户部尚书。十二月，转任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四年二月，张行信被任命为太子少保，同时保留之前的职务。当时尚书省上奏说：‘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说，参议官王澮曾经说，我们朝代是承袭高辛氏，是黄帝的后代。过去汉祖刘邦、唐祖老子李耳都为他们立了庙。我们朝至今已经一百年，却没有为黄帝立庙，难道不觉得对不起汉、唐吗！’又说：‘我们朝代初兴时，旗帜崇尚红色，说明我们的德行是火德。但是对主德的祭祀却缺失而不举行，这也不符合礼经中重视祭祀的精神。我听王澮这样说过，请求朝廷讨论这件事。’皇帝下诏询问相关部门，行信上奏说：‘根据《始祖实录》，只说我们是从高丽而来，没有听说出自高辛。现在要立黄帝庙，黄帝是高辛的祖先，就算我们承袭，也应该是木德，现在却说火德，这是什么意思呢？何况国初太祖有训示，因为完颜部族多崇尚白色，又取金之不变，于是以大金为国号，从未讨论过德运。最近章宗朝始集百官讨论，认为我们继承亡宋的火德，定为土德，并告祭宗庙，诏告天下。王澮的话只是狂妄之言。’皇帝同意了他的看法。
八月，皇帝准备在太庙举行祭祀，下诏按照世宗的十六拜之礼。行信与礼官共同制定仪式，上奏说应该按照四十四拜之礼，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这在《礼志》中有记载。祭祀结束后，皇帝赐给行信宝券二万贯、重币下端，并告诉他：‘太庙的拜礼，我最初想按照世宗的做法，你上奏章，详细描述了随室读祝的情形，非常合理。如果不是你提醒，我差点犯错误，所以特别以此表彰你，从今以后每件事都应该尽心尽力。’当年十二月，行信因为父亲张暐去世，辞去了官职。
兴定元年三月，他被恢复原职，代理参知政事。六月，正式任命为参知政事。当时高琪担任宰相，专权用事，讨厌不依附自己的人，士大夫们动不动就遭受屈辱，只有行信多次引用旧制坚决反对他的错误。恰逢宋兵侵犯边境，朝廷讨论派遣使者详细询问，高琪等人认为这样做有失国体，只有行信上疏说：‘现在认为派遣使者不妥，我深感疑惑。议论的人不过说：‘派遣使者就是先示弱，如果他们不回复，或者回复而不恭敬，那就更失国体了。’我唯独认为不是这样。他们趁我们两国之间有隙，多次侵犯，边境的军队虽然击退了他们，但他们又回来。我们作为大国，不责以辞而用兵，这不是示弱吗？至于他们不回复或者回复而不恭敬，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对我们有什么损失。过去大定之初，他们曾经犯逆，世宗虽然派遣丞相乌者到汴京行省，实际上是让元帅撒合辇先去质问他们，他们最终认罪。后来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又想出兵，丞相娄室独认为不可，等到刑部尚书梁肃奉命前往，不久也屈服了。在章宗时期，他们的猖狂达到了顶点，但仍然先理问后用兵。那么派遣使者详细询问正是国家的常规，有什么失国体的地方。而且国家现在处境艰难，守军驻扎已久，不思考如何让他们休息，对民力有何益处。我虽然只是个书生，没有高深的见解，但是事情到了关键时刻，不敢不献出我的愚见，希望陛下明察。’皇帝再次令尚书省讨论，高琪等人上奏：‘行信所说的固然遵循旧制，但今天的事情与过去不同。’皇帝下诏暂且等待。不久，高汝砺也上言说先派遣使者不妥，讨论就此停止，这在汝砺的传记中有记载。
当时监察御史多被决断，行信于是上言说：‘大定年间，监察官员犯罪大多收赎，或者扣除俸禄，严重的只是降职。偶尔有被决断的，都是有原因的。当时执政的程辉曾经当面指出这种做法的不对，又有敕旨，监察官员的职责是弹劾，而有时看顾的人，并不是说所有失察都是这样。近日无论事情大小、情节轻重，一律决断，认为是大定时期的旧例、先朝的明训，这是错误的。’于是皇帝下诏尚书省重新制定监察官员的罪名制度。
史馆修撰《章宗实录》，尚书省上奏说：‘旧制，修史时宰相和执政官员都要参与。然而女真人、汉人各有一人。崇庆年间，已经让参知政事梁絪兼管，又命令翰林承旨张行简一起参与，因为行简家学相传，多有考据。现在修撰《章宗实录》，左丞汝砺已经担任兼修，应该让参知政事行信按照行简的例子一起修撰。’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
二年二月，行信被任命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皇帝告诉他：‘最初，我认为朝中大臣都称赞你有才能，才让你参与决策机要。但在讨论时，你常常不依据正道，胡乱发表不同意见，这非常不符合做宰相的道理。又听说你最近并不把处理事务当回事，难道是想要寻求闲职吗？现在授予你这个职位，你应该明白这一点。’最初，内族合周在避敌时不击，还谎称是奉朝旨，被下狱判刑。许多皇族都上表请求从轻发落，高琪认为自古以来犯法的人没有免罪的，只有行信说：‘事情无论古今，只要合周平时忠诚孝顺，或许可以免罪。’又因为行信的族弟行贞在山东，接受了红袄贼的伪命，枢密院得到宋人的书信，有关行信的事情，所以他被调离。他的儿子莒，当时是尚书省令史，也被命令另行加注授职。
最初，行信说：‘现在法律，官员论罪，大多采用决断。我看到大定年间世宗的敕旨，官员犯故意违反圣旨的罪行，服刑年限、杖数都要决断。然而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有关部门论罪时，从未引用这个例子，这说明这不是长久作为例子的规定。请求详细规定这件事。’行信被调离后，皇帝把他的奏章交给尚书省。到这时，宰相上奏说：‘从今以后，违反奏章中的指挥、以及其他条规，应当根据违反制旨的罪行来论处，服刑年限、杖数可以赎罪。特别奉诏旨违反的，按照大定时期的例子。’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行信离开不久，皇帝曾经对宰臣说：‘自从张行信被降职，你们就沉默不语，这很不应该。行信的事情，你们都知道，难道是因为害怕说话吗！从今以后，你们应该各抒己见，不要再有所顾忌。’
行信刚到泾州，就上书说：‘马是军队的基础，现在战事未息，马政不能拖延。自从我到泾州，听说陕右的豪民多在河州购买马匹，然后转卖到内地，利润超过百倍。我见到省里派去买马的官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在洮州购买马匹，用一百锭银子几乎买到一千匹马，说生羌木波等部族的牧民养马很多。以前派去的官员或者压低价格，或者用权势欺压抢夺，导致失去和气，而且常常担心银子不足，所以不能多买。又听说蕃地今年秋天收成不好，卖马得到的银子用来换粮食。冬春之交一定会粮食困难，马价会非常低。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将银子粮食运到洮、河等州，选择了解蕃情、懂得时变的人像桓端一样进行贸易。如果捐献一万两银子，可以得到一千匹好马，机会不可失，希望朝廷赶快行动。’
又说：‘这些沿边战士有功，朝廷派人宣布命令，赐予他们官职和奖赏，没有人不感激皇帝的恩惠，愿意付出最大的努力，这确实是激励他们的好方法。但是赠送给使者的礼物，有时是马有时是金，已经成了习惯，这是我不理解的。在大定年间，曾经设立过送宣礼，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有固定的数量，后来竟然停止了。何况现在的事务和过去不同，六品以下的官员以及只升迁为散官的人，也难免要送礼，如果无法自己准备，就向部下敛取来应付，以至于因此获罪的人。那些士兵冒着生命危险立功，仅仅得到皇帝的赏赐，却反而因为送礼而感到痛苦，这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请求让有关部门依照大定时期的例子，结合当前的情况，明确等级，使赏赐和索取都有所限制，这样上下双方都能得到满足。’
又说：‘最近听说保举县令，特别增加了他们的俸禄，这是朝廷为了民众的善意。但是从关西地区开始，还没有人到任，远方的民众不能没有期待。难道推荐的人还很少，有所不足吗？请求皇帝下诏给内外官员，扩大选举范围，以填补空缺，让天下人都能享受到这份恩赐。而且县丞、主簿、县尉也都亲近民众，却唯独不增加他们的俸禄，他们既然不足以自给自足，又怎么能禁止他们侵占百姓呢？有人说国家财政困难，不应该浪费，这完全不对。重视官员的俸禄，本来就是为了让他们不扰民，民众安宁则国家稳定，这难道是浪费吗？如果真的能够裁减不必要的开支，不养那些无用的人，又何必担心不够用呢。现在一个军队服役，全家的粮食供应，军队成员去世后，供应他们的子弟，这样能够感动士兵的心，让他们为国家尽力。至于没有男丁而妻子女儿还能得到供应，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自从皇帝南巡以来，赡养这些老幼已经好几年了，张口要吃，却让农民困苦。国家粮食储备，常常担心不足，却长期养活这些老幼数千万口，不必要的开支，正是在这里。如果立即停止，恐怕他们会失去依靠，应该限制时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到了期限再停止，又有什么借口呢。’皇帝采纳了这些意见。
元光元年正月，他被任命为保大军节度使，兼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任静难军节度使，兼邠州管内观察使。不久后，他退休了。哀宗即位后，重新起用旧臣，他被任命为尚书左丞。他提出的建议不如以前那么有力，人们的期望也减少了。不久后，他又退休回家，只以抄书教育子孙为业，在汴城东边修建园林池塘，建造了一座亭子，命名为‘静隐’，时常与侯挚等人一起游玩吟咏。正大八年二月乙丑日，他在嵩山崇福宫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他最初游嵩山时曾说：“我想要成为这座山的主人。”最终果然在这里结束了一生。
他为人纯正真诚，不事虚饰，尽管两次担任相位，但几乎像没有官职一样。遇到事情总是直言不讳，无所畏惧，每次向皇帝奏事，旁人都会为之动容，而他处理事情却坦荡如砥。到他去世的那天，即使是平时非常嫉妒他的人，也说：‘正直的人走了。’他刚到汴京时，父亲高暐以御史大夫的身份退休，身体还很健康，哥哥高行简是翰林学士承旨，高行信是礼部尚书，他的儿子侄子中有很多人中了进士并担任官职，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
赞曰：高汝砺修身清正谨慎，处理事务老练通达，长期担任相位，尽管被大夫士所轻视，但皇帝对他的宠爱并没有减少。张行信立志刚正不阿，言辞无所避讳，但一旦进入政治舞台，就遭遇了很多困难，等到再次被重用，他提出的建议不如以前那么有力，难道是因为高汝砺真的值得效法吗？宣宗攻打宋朝，本来不是万全之策，张行信进谏，高汝砺没有进谏，还阻挠和议。胡沙虎的恶行还没有暴露，张行信两次上疏弹劾他。高汝砺与高琪共事，人们怀疑他与之结党。他们的优劣可以从中看出。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金史-列传-卷四十五-注解
高汝砺：高汝砺，字岩夫，金朝官员，应州金城（今山西省应县）人。他在金朝历史上担任过多个重要职位，以其能力和声望著称。
章宗：章宗是金朝的皇帝，名完颜璟。
宰执：指宰相和执政大臣，是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官员。
石州刺史：石州是古代的一个行政区划，刺史是州的行政长官。
左司郎中：金朝官职，左司是尚书省下设的六个司之一，郎中是其中的官员。
紫宸殿：紫宸殿是古代皇宫中的大殿，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朝会的地方。
左谏议大夫：古代官职，负责向皇帝提出建议。
推排受财法：一种法律，用于处理官员在征收赋税时收受贿赂的行为。
省台：省指尚书省，台指御史台，都是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机构。
推排之法：一种清查户口和财产的方法，用于征收赋税。
小司徒：古代官职，负责管理户口和土地。
推唱：指在推排时故意表现出贫困，以逃避赋税。
符同：指通过官方文书来确认某种情况或身份。
都转运使：金朝官职，负责管理一个地区的财政和运输。
钞法：钞法是指纸币的发行和管理制度。
宣宗：金朝的第八位皇帝，名为完颜珣，他在位期间，金朝开始走向衰落。
参知政事：金朝官职，相当于副宰相，负责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籴：指购买粮食。
粜：指出售粮食。
河北军户：指在河北地区的军人家属。
元帅府：金朝地方军事机构，元帅是军事指挥官。
宣抚司：金朝地方行政机构，负责处理地方政务。
总管府：金朝地方行政机构，总管是地方行政长官。
军户：指古代中国的一种户籍制度，军户是指被征召为士兵的家族，他们及其后代都负有服兵役的义务。
括地：指将土地进行划分或分配。
尚书省：尚书省是古代中国的中央行政机构，负责处理国家政务，是皇帝的直接行政机构。
北兵：指来自北方的军队。
河南：河南是指中国的一个省份，历史上曾是多个朝代的都城。
耆老：指年纪较大、有经验的人。
益赋：增加赋税。
田：指土地，尤其是可耕种的土地。
佃官田：指租种官府的土地。
系官荒田：指由官府管理的荒废土地。
牧马草地：指用于放牧马匹的草地。
势家：指有权势的家族。
瘠恶：指土地贫瘠，不适宜耕种。
系官闲田：指由官府管理的空闲土地。
义军：义军是指以保卫家乡、反抗侵略为目的的民间武装组织。
枢密院：枢密院是古代中国的官职，负责军事事务。
土寇：指在地方上为非作歹的盗贼。
逃户：指因逃避赋税或兵役而离开原籍的人。
物力：指国家的财政收入。
通检：指对土地进行普查。
豪右：指豪族大户。
里胥：指地方上的小官吏。
资储：指国家的物资储备。
元额：指原有的数额或标准。
膏腴：指肥沃的土地。
权宜之法：指临时的、应急的措施。
通推之额：指根据普遍调查确定的数额。
坐之：指被定罪。
告捕：指举报和捕捉。
资储阙误：指物资储备不足或出错。
议遂寝：指讨论或提议被搁置或停止。
兴定元年：兴定元年是金朝的一个年号，由金宣宗所定，对应公元1217年。
上疏：上疏是指臣子向皇帝上书陈述意见或请求。
宋人：宋人指的是南宋的百姓或南宋政府。
议和：议和是指两国或多方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的和平谈判。
边民：边民是指边疆地区的居民。
海陵师：海陵师指的是金朝海陵王完颜亮出兵南宋的事。
世宗：世宗是金朝的皇帝，名完颜雍。
高忠建：高忠建是金朝的一位官员，曾作为使者出使南宋。
淮甸：淮甸是指淮河流域地区。
侵轶：侵轶是指侵犯和掠夺。
帅府：帅府是指军事指挥官的官邸。
大定间：指金朝大定年间，即公元1161年至1189年。
桑皮故纸钱：桑皮故纸钱是一种古代的货币。
宝券：宝券是古代的一种货币形式。
通宝：通宝是古代的一种货币形式，类似于现代的流通货币。
省部：省部是指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
科敛：科敛是指征收赋税。
汝砺：汝砺是金朝的一位官员，名叫完颜汝砺。
河北诸帅：河北诸帅是指河北地区的军事指挥官。
叛亡者：叛亡者是指曾经叛变逃亡的人。
知礼义、识名分：知礼义、识名分是指懂得礼节、懂得名分的人。
牢笼：牢笼是指控制、约束。
羁縻：羁縻是指用政治手段控制边疆地区。
和辑：和辑是指和平地处理事务。
边事：边事是指边疆地区的事务。
气力：气力是指力量、能力。
军储：军储是指军队的物资储备。
司县官：司县官是指管理县一级的官员。
劝诱：劝诱是指劝说、引导。
输粟：输粟是指缴纳粮食。
注授：注授是指授予官职。
升本榜首：升本榜首是指晋升为科举考试的榜首。
迁官：迁官是指调动官职。
升职：升职是指提升官职。
劝慕：劝慕是指鼓励、激励。
榷油：指国家对油脂产品进行专卖，即由政府统一收购和销售，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均输官：古代官职，负责调节各地物资，平衡物价，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机构。
算舟车、税间架：古代对舟车和房屋征收的税种，算舟车是对运输工具征税，税间架是对房屋征税。
末流：指社会风气或政治制度等的末端，这里指古代税收制度的发展到了末端。
用度：指国家开支的费用。
举世通行之货：指全世界都通用的商品。
禁物：指禁止私人买卖的物品。
胥隶：指官府的胥吏和隶役，即低级官员和差役。
抑配：指政府强制配给，这里指强制征税。
横泛杂役：指额外征收的各种杂税。
岁入税租：指每年征收的税租。
额征诸钱：指按照规定数额征收的钱。
差赋：指按户按地征收的赋税。
宝：指皇帝的印玺，这里指皇帝的玉玺。
视朝：指皇帝上朝处理政务。
社稷：指国家，古代祭祀社稷神以祈求国家安宁。
即墨大夫：指古代齐国的官员，因治理有方而闻名。
阿大夫：指古代齐国的官员，因贪污腐败而闻名。
毁誉：指诽谤和赞誉。
楼橹：指城楼和瞭望塔。
配享：指死后与某位皇帝合祀。
讥：指批评或嘲笑。
庄献太子：指某位古代皇帝的儿子，因其名讳而避讳，改名为行信。
进士第：古代科举考试中的最高等级，通过者可进入仕途。
监察御史：古代官职，负责监察官员，纠正不法行为。
山东西路转运使：古代官职，负责管理地方财政。
河东路按察司事：古代官职，负责监察地方行政和司法。
泰和殿：古代宫殿名，皇帝在此举行大典。
胡沙虎：指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此处可能指某个权臣。
皇嗣：皇帝的继承人。
太子：皇帝的儿子，被立为储君。
侍臣：古代官职，负责侍奉皇帝。
丹墀：古代宫殿前的台阶。
启为太子：立某人为太子。
李牧：古代著名将领，以勇猛著称。
文法拘绳：指用法律条文来约束。
中旨牵制：指皇帝的旨意对将领的制约。
狂子庸流：指无知而无能的人。
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古代人物，官职为权元帅右都监。
中都：古代都城名，即今天的北京。
大兴府：古代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
胥鼎：古代人物，曾任大兴府知府。
奥屯忠孝：古代人物，曾任参知政事。
山东东路按察使：古代官职，负责管理山东东路的地方行政。
安武军节度使：古代官职，负责管理军事。
冀州：古代州名，位于今天的河北省。
杨安儿：古代人物，曾为贼党。
义徒：指义士和徒众。
选曹：古代官职，负责选拔官员。
海岱：古代地名，指今天的山东地区。
太子少保：太子少保是古代中国官职，属于太子三少之一，是太子的辅佐官员，主要负责辅佐太子处理政务。
辽东宣抚副使：辽东宣抚副使是古代中国的官职，负责辽东地区的安抚和治理。
参议官：参议官是古代中国的官职，负责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提出意见和建议。
高辛：高辛是古代中国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被认为是黄帝的后代，是古代华夏族的一个部落首领。
汉祖：汉祖指汉高祖刘邦，是西汉的开国皇帝。
唐祖：唐祖指唐高祖李渊，是唐朝的开国皇帝。
老子：老子即李耳，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被认为是道教的神祇。
火德：火德是中国古代五行学说中的一种德性，认为火德是火的属性，与火相关的政治权力相联系。
礼经：礼经是指古代中国的礼仪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重要依据。
太祖：太祖指金朝的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
大定：大定是金朝章宗的年号，时间约为公元1161年至1189年。
宋兵：宋兵指宋朝的军队。
的决：的决是指古代中国的一种刑罚，即鞭打。
史馆：史馆是古代中国的官方历史编纂机构。
宰相：宰相是古代中国的官职，是皇帝的首席辅佐官员，负责处理国家大事。
翰林承旨：翰林承旨是古代中国的官职，负责翰林院的日常事务。
彰化军节度使：彰化军节度使是古代中国的官职，负责管理彰化军区的军事和行政事务。
泾州：泾州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州名，位于今天的甘肃省。
红袄贼：红袄贼是指元末明初时期的一支农民起义军。
尚书省令史：尚书省令史是古代中国的官职，负责尚书省的文书工作。
陕右：陕右是指古代中国陕西省的西部地区。
河州：河州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州名，位于今天的甘肃省。
洮州：洮州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州名，位于今天的甘肃省。
蕃族人户：蕃族人户是指古代中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
沿边战士：指在边疆地区驻守和作战的士兵，他们的职责是保卫国家边疆的安全。
朝廷：指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即皇帝及其官员组成的统治机构。
宣谕：指皇帝或其使者发布的命令或声明。
官赏：指政府给予的官职或赏赐，以表彰功绩。
感戴圣恩：指对皇帝的恩惠表示感激。
出死力：指不惜生命地尽力。
赠遗使者：指赠送礼物给使者。
送宣礼：指官方的宣读仪式。
六品以下：指官职等级在六品以下的官员。
迁散官：指官员的调动或升迁。
馈献：指赠送礼物。
敛所部：指从自己的部下那里筹集资金。
保举县令：指推荐县令。
俸：指官员的工资。
关以西：指函谷关以西的地区。
丞、簿、尉：指古代官职，分别是县丞、县簿、县尉，都是地方行政官员。
国用：指国家的财政支出。
冗食：指多余的官员和食禄者。
物故：指死亡。
存赡：指赡养。
大驾南巡：指皇帝南巡。
冗食虚费：指不必要的开支。
充役：指服兵役。
中第：指科举考试及第。
相位：指宰相的职位。
言事：指上奏言事。
大夫士：指大夫和士，古代的贵族阶层。
宠遇：指受到皇帝的宠爱和优待。
政途：指政治生涯。
坎壈：指困难或挫折。
和议：指和平谈判。
党附：指结党营私。
优劣：指好与坏，优点与缺点。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金史-列传-卷四十五-评注
此段古文描述了古代官场中的一种现象，即官员们对于朝廷赏赐的态度。‘此者沿边战士有功，朝廷遗使宣谕，赐以官赏，莫不感戴圣恩，愿出死力，此诚得激劝之方也。’这句话体现了古代朝廷对于边防战士的重视和激励手段。通过赐予官职和赏赐，使得战士们感激朝廷的恩德，愿意为国家出力。然而，接下来的‘然赠遗使者或马或金，习以为常，臣所未谕也。’则反映了当时官场的一种风气，即对于朝廷的赏赐习以为常，不再有感激之情，这无疑是对朝廷激励手段的削弱。
‘大定间，尝立送宣礼，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数，后竟停罢。’这里提到了‘大定间’的送宣礼制度，说明在古代，朝廷曾经有过一套较为完善的官员晋升和赏赐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后来被废止，反映出官场制度的变迁和官员心态的变化。
‘况今时务与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迁散官者，亦不免馈献，或莫能办，则敛所部以应之，至有因而获罪者。’这句话揭示了当时官场的一种现实，即六品以下的官员为了晋升，不得不送礼贿赂，甚至因此获罪。这反映了当时官场的腐败和道德沦丧。
‘彼军士效死立功，仅蒙恩赏，而反以馈献为苦，是岂朝廷之意哉。’这里表达了对当时官场现状的批判，认为士兵们为国家立功，却因馈献而感到痛苦，这与朝廷的本意相悖。
‘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参以时务，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无伤大体，则上下两得矣。’这段话提出了一个建议，即应当恢复过去的官场制度，同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明确官员的晋升和赏赐标准，使得上下双方都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近闻保举县令，特增其俸，此朝廷为民之善意也。’这里提到了朝廷对于县令的特别照顾，增加了他们的俸禄，这体现了朝廷对于民生的关注。
‘然自关以西，尚未有到任者，远方之民不能无望。’这句话指出了一种现象，即虽然朝廷有良好的意图，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存在问题，导致民众的期望落空。
‘乞诏内外职事官，益广选举，以补其阙，使天下均受其赐。’这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扩大官员的选拔范围，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朝廷的恩惠。
‘且丞、簿、尉亦皆亲民，而独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给，安能禁其侵牟乎。’这段话强调了官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官员们为了生活，不得不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或谓国用方阙，不宜虚费，是大不然。’这里对一种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节省开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夫重吏禄者，固使之不扰民也，民安则国定，岂为虚费。’这段话阐述了官吏俸禄的重要性，认为重赏官吏是为了让他们不扰民，从而实现国家的安定。
‘今一军充役，举家廪给，军既物故，给其子弟，感悦士心，为国尽力耳。’这里描述了一种制度，即士兵去世后，其家人和子弟可以得到国家的照顾，这有助于激励士兵为国效力。
‘至于无男丁而其妻女犹给之，此何谓耶？’这句话表达了对一种不公平现象的质疑，即为何女性也能得到士兵的待遇。
‘自大驾南巡，存赡者已数年，张颐待哺，以困农民。’这里反映了南巡对农民的负担，以及国家财政的困难。
‘国家粮储，常患不及，顾乃久养此老幼数千万口，冗食虚费，正在是耳。’这段话指出了国家财政的一个问题，即长期供养无用的老人和儿童，导致国家财政的浪费。
‘如即罢之，恐其失所，宜限以岁月，使自为计，至期而罢，复将何辞。’这里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即逐步减少对无用的老人和儿童的供养，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
‘上多采纳焉。’这句话表明了皇帝对于这些建议的采纳态度。
‘元光元年正月，迁保大军节度使，兼鄜州管内观察使。’这里记录了主人公的一个官职变动。
‘二月，改静难军节度使，兼邠州管内观察使。’这里又记录了主人公的另一个官职变动。
‘未几，致仕。’这句话说明主人公不久后退休。
‘哀宗即位，征用旧人，起为尚书左丞。’这里描述了主人公在退休后再次被朝廷起用。
‘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颇减。’这句话说明主人公再次任职后，由于言辞不如以前，人望有所下降。
‘寻复致仕家居，惟以抄书教子孙为事，葺园池汴城东，筑亭号“静隐”，时时与侯挚辈游咏其间。’这里描述了主人公退休后的生活。
‘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宫，年六十有九。’这句话说明了主人公的去世时间和年龄。
‘初游嵩山，尝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终于此。’这段话揭示了主人公的愿望得以实现。
‘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虽两登相位，殆若无官然。’这句话描述了主人公的性格特点。
‘遇事辄发，无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为动色，行信处之坦如也。’这里说明了主人公在处理事务时的态度。
‘及薨之日，虽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这句话表明了主人公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
‘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犹康健，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中第居官，当世未之有也。’这段话描述了主人公的家庭背景。
‘赞曰：高汝砺禔身清慎，练达事宜，久居相位，虽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宠遇不衰。’这段话是对主人公的评价，认为他虽然受到一些官员的轻视，但皇帝却一直对他宠爱。
‘张行信砺志謇谔，言无避忌，然一簉政途，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论事稍不及前，岂以汝砺为真可法耶。’这段话评价了另一个人物，认为他虽然直言不讳，但在政治道路上却遭遇了许多困难。
‘宣宗伐宋，本非万全之策，行信谏，汝砺不谏，又沮和议。’这段话反映了两个人物在宣宗伐宋事件中的不同态度。
‘胡沙虎之恶未著，行信两疏击之。’这段话描述了行信对于胡沙虎的批评。
‘汝砺与高琪共事，人疑其党附。’这段话表明了人们对于汝砺的怀疑。
‘优劣可概见于斯矣。’这句话总结了整个古文的内容，认为通过对两个人物的描述，可以概括出他们的优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