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班固（公元32年－92年），字孟坚，东汉时期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他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班固的代表作之一，他的父亲班昭同样是历史学家。班固所编写的《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最为重要的中国史书之一。
年代：成书于东汉（约公元82年）。
内容简要：《汉书》是班固根据史料编纂的汉朝史书，内容覆盖了西汉的兴起、发展与衰落。全书共分为三十篇，主要记录了汉朝的历史事件、帝王传记、政治制度、经济状况等。班固通过严谨的史实记载和深入的分析，为后代研究汉朝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在帝王的治国理政、军事战争、外交往来等方面，《汉书》提供了许多细节，对了解汉朝的政治体系与社会结构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汉书》还包含了许多人物传记，其中涉及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为研究中国古代名将、政治家的生平提供了重要依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汉书-传-董仲舒传-原文
董仲舒，广川人也。
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
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
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
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
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
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
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
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
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
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
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
‘《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
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
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
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
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
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
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
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
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
‘《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
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
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
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
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
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
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
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
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
‘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
正次王，王次春。
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
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
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
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
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
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
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
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
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
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
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
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
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
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
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
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
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
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
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
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
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
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
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
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
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
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
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仲舒对曰：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
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
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
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
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
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
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
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
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
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
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
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
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
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
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
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
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
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
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
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
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
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
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
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
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
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
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
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
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
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
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
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
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
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
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
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
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
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
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
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
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复对曰：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
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
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
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
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
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
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
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
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
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
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
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
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
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
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
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
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
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
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
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
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
知仁谊，然后重礼节；
重礼节，然后安处善；
安处善，然后乐循理；
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
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
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
言出于已，不可塞也；
行发于身，不可掩也。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
‘《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
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
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
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
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
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
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
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
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
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
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
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
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
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
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
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
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
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
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
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
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
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
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
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
王曰：‘善。’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中废为中大夫。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
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
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仲舒为人廉直。
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
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
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
仲舒恐久获罪，病免。
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
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
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
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
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
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汉书-传-董仲舒传-译文
董仲舒，是广川人。年轻时研究《春秋》，在孝景帝时期担任博士。他放下帷幕讲授，弟子们按照辈分传承学业，有的甚至没有见过他的面。他三年不曾窥视园中景色，他的专注程度如此之深。他的举止进退都符合礼仪，学士们都尊敬他。
武帝即位后，选拔了数百名贤良文学之士，而董仲舒也以贤良的身份对策。皇帝下诏说：‘我继承了至高无上的美德，传承下去没有尽头，施及四方也没有极限，责任重大而守职重要，因此日夜忙碌，不能享受安宁，永远思考万事的根本，还担心有所遗漏。所以我广泛邀请四方的杰出人才，郡国诸侯公推举贤良、修洁、博学之士，想听听大道的要领，至论的最高境界。现在你们这些大夫们脱颖而出，我非常赞赏。你们要精心思考，我会耐心倾听并提问。
听说五帝三王的时代，通过改革制作音乐而使天下和谐，百王都是如此。在虞朝，《韶》乐最为盛行，在周朝，《勺》乐最为盛行。圣王去世后，钟鼓管弦的声音并未消减，但大道逐渐衰微，直到桀、纣的行为，王道彻底崩溃。在五百年间，守旧的君主，当道之士，想要效仿先王之法来维护其时代的很多，但仍然不能恢复，一天天衰败，直到后王时代才停止，难道是他们所持的信念有误而失去了根本吗？一定是天命不查，必须等到大衰之后才会停止吗？唉！那些忙碌不已，早起晚睡，致力于效法上古的人，难道就没有帮助吗？三代接受天命，其符兆在哪里？灾害异象的变化，从何而来？人的生死，或寿或夭，或仁或鄙，虽然常听到这些说法，但并未真正理解其道理。想要风俗盛行而令行禁止，刑罚轻而奸邪改变，百姓和乐，政事宣扬，如何修整才能使甘露降下，五谷丰登，德泽润泽四海，恩泽及于草木，日月星辰光明，寒暑平衡，承受天命，享受鬼神的保佑，德泽遍布四方，惠及众生？
大夫们，你们明了先圣的事业，习俗的变化，终始的顺序，讲授高深的道理已经很久了，请你们用你们的智慧来告诉我。区分其条理，不要杂乱无章，从学术上选取，谨慎其来源。对于那些不正当、不正直、不忠诚、不极致的行为，如果是在执行公务时发生的，不要泄露，如果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不要害怕后患。
大夫们，请你们尽心尽力，不要有所隐瞒，我将亲自审阅。
董仲舒回答说：陛下发布德音，下明诏，寻求天命和人性，这些都不是愚臣所能达到的。我仔细研究了《春秋》中的内容，观察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以观察天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令人敬畏。国家将要失去道德，天灾就会先出现以警告之，如果不自我反省，又会出现怪异现象以警示之，还是不知道改变，那么灾害就会到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天心仁爱，爱护君主，希望阻止混乱。如果不是大失道德的时代，天总是想要扶持并保护之，事情在于努力而已。努力学习，就能见闻广博而知识更加明确；努力行道，道德就会日益增长，大有成效：这些都是可以使国家恢复并有效的方法。《诗经》中说‘早晚不懈’，《尚书》中说‘多么美好啊！’都是努力的意思。
道，是通往治理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其组成部分。因此，圣王去世后，子孙能够长久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王者在创作音乐之前，使用先代适合世道的音乐，深入教化民众。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所以王者功成作乐，是为了庆祝其德行。音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教化民俗的；它改变民风容易，教化人则更为显著。因此，音乐从和谐开始，基于情感，触及肌肤，深藏于骨髓。因此，即使王道有所衰微，但管弦之声并未消减。虞朝已经很久不施行政治了，但乐颂的遗风仍然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时听到了《韶》乐。君主没有不希望安宁而厌恶危亡的，但政治混乱、国家危难的情况很多，所任用的人不是合适的人，所走的道路也不是正确的道路，因此政治一天天衰败。周朝在周幽王、周厉王时期衰落，并不是道德消失，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道德。到了周宣王时期，他思考先王的德行，振兴停滞，弥补弊端，明确文王、武王的事业，周朝的道路再次辉煌，诗人赞美并创作，上天也给予嘉许，生出了贤明的辅佐，后世称颂，至今不息。这是早起晚睡不懈行善的结果。孔子说‘人能弘扬道德，不是道德能弘扬人’。因此，治乱兴衰在于自己，不是天命所降，无法逆转，是他们所持的信念有误而失去了根本。
我听说天所大力推举的王者，必然有一些人力无法达到而自然到来的东西，这就是受命之符。天下的人同心归附，就像回到父母身边一样，因此天瑞应验，真实地到来。《尚书》中说‘白鱼进入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这大概是受命之符。周公说‘多么美好啊！’，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这都是积累善行、积累德行的效果。到了后世，放纵荒淫、衰微，不能统一治理民众，诸侯背叛，残害良民以争夺土地，废弃德教而任用刑罚。刑罚不当，就会产生邪气；邪气积累于下，怨恨积累于上。上下不和，就会阴阳失调，妖孽产生。这就是灾害异象产生的原因。
我听说命是天的命令，性是生命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通过陶冶而形成，不能完美无瑕，有治乱的原因，所以不完全相同。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草上之风必倒。’因此，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上面的教化影响下面，下面的顺从上面，就像泥在陶钧中，只看陶工如何塑造，就像金属在熔炉中，只看铸工如何铸造。‘安抚它就和谐，推动它就和顺’，这就是这个意思。
我仔细研究了《春秋》的文字，寻求王道的根本，发现它在于正义。正义是王道的基础，王道是正义的体现。其含义是，上承天之所为，下以正义所行，这就是王道的根本。那么，王者想要有所作为，应该在天意中寻求根本。天道的大要在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以杀为主，德以生为主。因此，阳常居夏季，以生育养育为事；阴常居冬季，积聚于空虚不用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而不是任用刑。天使阳在上布施，主持岁功，使阴在下伏藏，适时辅助阳；阳得不到阴的帮助，也不能单独完成岁功。最终阳以完成岁功为名，这是天意。王者秉承天意行事，因此任用德教而不是任用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理世道，就像阴不能用来完成岁功一样。治理国家而任用刑罚，不符合天意，所以先王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现在废弃了先王的德教官员，而只任用执法官吏治理民众，难道这不是任用刑罚的意思吗？孔子说：‘不教而诛叫做虐。’在下面实行虐政，而想要德教普及四海，因此很难实现。
臣谨案《春秋》所说的‘一元’的意思，一指的是万物开始的地方，元是指辞藻中所说的大的意思。说一为元，是因为看到了大的开始而想要端正根本。《春秋》深入探究其根本，而反从尊贵的人开始。所以作为君主，要端正自己的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人敢不遵循正道，而邪恶之气没有掺杂其间。因此，阴阳调和而风雨适时，群生和谐而万民繁衍，五谷成熟而草木茂盛，天地之间受到滋润而非常丰美，四海之内听闻盛德而都来归附，各种福祥之物，可招致的吉祥，无不全部到来，而王道也就完成了。
孔子说：‘凤凰不至，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也就这样了！’自感可招致这些祥瑞，但自身地位低微无法招致。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于可以招致祥瑞的位置，掌握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深厚，智慧明敏而意图美好，爱护民众而喜好士人，可以说是仁义之主了。然而天地没有响应而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教化没有建立而万民不正。万民追求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不通过教化来堤防，是无法阻止的。因此，教化建立而邪恶停止，就像堤防完好；教化废弃而邪恶并行，刑罚无法制服，就像堤防损坏。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的。设立太学来教育国家，设立庠序来教化城邑，用仁来渐渐感化民众，用义来摩砺民众，用礼来节制民众，所以他们的刑罚很轻而没有人犯禁，教化实行而习俗美好。
圣明的君王继承乱世之后，清除其痕迹而全部去除，重新修建教化而大力推广。教化一旦明确，习俗一旦形成，子孙遵循，行为五六百年还未衰败。到了周朝的末世，大行无道，失去了天下。秦国继承其后，却不能改变，反而更加严重，重视禁止文学，不允许携带书籍，丢弃礼义而厌恶听到这些，他们的心思想要完全消灭先圣的道义，而专行自恣、苟且简化的治理，所以立为天子十四年国家就破败了。自古以来，没有像秦国那样以乱制乱，大败天下民众的。其遗留下的恶行，至今未灭，使习俗浅薄恶劣，人民愚昧顽钝，敢于冒犯和抗拒，烂到如此地步。
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的墙壁不能粉刷。’现在汉朝继承秦国之后，就像腐朽的木头、粪土的墙壁一样，虽然想要好好治理，却无可奈何。法律出台而奸诈产生，命令下达而欺诈兴起，就像用热水止沸，抱柴救火，越是这样越糟糕。我私下打个比喻，琴瑟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拆开重新调弦，才能弹奏；治理国家而不行，严重的必须改变而进行变革，才能治理好。当需要调弦而不调弦，即使有好的工匠也不能很好地调音；当需要变革而不变革，即使有贤能的人也不能很好地治理。所以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直想要好好治理，但至今仍不能好好治理，是因为失去了在应当变革的时候不进行变革的机会。
古人有句话说：‘站在深渊边羡慕鱼，不如回去结网。’现在执政希望治理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退而变革；变革之后就可以好好治理，好好治理之后灾害就会日益减少，福禄就会日益增多。《诗经》说：‘宜民宜人，受禄于人。’治理国家而适宜于民众的人，本来就应该受到天的赐福。
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常道，是君王应当修养的；这五种常道修养好了，所以会受到天的恩赐，享受鬼神的保佑，德行施及四方，惠及众生。
天子看了他的回答后感到惊异，于是再次下诏说：听说虞舜的时候，在岩山之上游玩，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太平。周文王到日暮不暇吃饭，而天下也治理得很好。帝王的道，难道不是同一条路吗？为什么劳逸有如此大的差别？
俭朴的人不制作华丽的旌旗装饰。到了周朝，设立两观，乘坐大车，朱干玉戚，八佾在庭院中陈列，而颂歌兴起。帝王的道难道有别的指向吗？有人说良玉不雕刻，又说没有文采就无法辅助德行，这两者有所不同。
商朝人执行五种刑罚来督察邪恶，伤害肌肤来惩罚恶行。成王、康王不滥用刑罚，四十多年天下没有人犯罪，监狱空虚。秦国采用这种方法，死者众多，受刑的人络绎不绝，国家衰败。
唉！我早起晚睡，思考前代帝王的法度，永远思考如何尊奉天子，彰显宏大的事业，都在于重视根本和任用贤能。现在我亲自耕种籍田，作为农民的表率，提倡孝悌，崇尚有德之人，使者络绎不绝，询问勤劳，关心孤独，竭尽心思，功绩和美德从未停止。现在阴阳错乱，恶气充满，群生不得安宁，百姓未得救助，廉耻混乱，贤能和奸邪混淆，没有得到真正的治理，所以详细地延请特殊有才能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有所作为！现在有百余人等待诏令，有的谈论世务而未能实现，考察上古的不同，参考现在而难以实行，是不是被文辞所束缚而无法施展才华？或者是因为有特殊的技艺，听到了不同的地方？你们各自详尽回答，写下来，不要有所顾忌。
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仲舒回答说：我听说尧接受天命，以天下为忧，而不是以地位为乐，所以诛杀驱逐乱臣，致力于寻求贤圣，因此得到了舜、禹、稷、契、咎繇。众多圣贤辅助德行，贤能的人辅助职事，教化广泛实行，天下和谐，万民都安于仁义，各得其所，行为符合礼，从容中道。所以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必经过一世之后才能实现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尧在位七十年，于是退位禅让给虞舜。尧去世后，天下不归附尧的儿子丹朱，而是归附于虞舜。虞舜知道不能推辞，于是即位为天子，以禹为相，继承尧的辅佐，继续他的事业，因此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孔子说‘《韶》乐尽善尽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商纣，违背天意，残害万物，杀害贤能的人，残害百姓。伯夷、太公都是当世的贤者，隐居而不做臣子。守职的人纷纷逃亡，进入河海。天下混乱，万民不得安宁，所以天下的人都离开商朝而归附周朝。文王顺应天理，任用贤圣，因此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也聚集在朝廷。爱护民众，天下人都归附他，所以太公从海滨起事而成为三公。在这个时候，纣还在位，尊卑混乱，百姓流离失所，所以文王感到悲痛而想要安抚他们，因此日暮不暇吃饭。
孔子著《春秋》，首先端正王道而关联万事，看到了素王的文章。从这里可以看出，帝王的道是相同的，然而劳逸不同，是因为他们遇到的时代不同。孔子说‘《武》乐尽善尽美，但未尽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听说制度上的文采和玄黄之饰，是用来表明尊卑、区分贵贱，并鼓励有德行的人的。所以《春秋》接受天命后首先制定的是改正朔、改变服饰颜色，以此来顺应天意。那么，官员的旌旗制度，也是有法可依的。因此孔子说：‘奢侈则不谦逊，节俭则固执。’节俭并不是圣人的中庸之道。
我听说良玉不需要雕刻，因为它的质地润泽美丽，不需要雕刻就能展现出来，这就像那些不学习却能自知的达巷党人一样。那么，普通的玉石不经过雕刻，就不能成为美丽的文章；君子不学习，就不能成就其品德。
我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年幼时学习知识，长大后培养才能，用爵位和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威慑他们的恶行，所以百姓明白礼义，并耻于触犯上级。武王推行大义，平定残暴，周公创作礼乐来教化，到了成康盛世，监狱空虚了四十多年，这既是教化的渐进，也是仁义的影响，不仅仅是伤害肌肤的效果。
到了秦国就不同了。秦国效法申商的法律，实行韩非子的学说，憎恶帝王的道德，以贪婪为习俗，没有用文德来教育百姓。只诛杀名声而不察实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免罪，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装饰虚言而不顾实际，外表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怀有背叛之心；制造虚假，追求利益而不顾廉耻；又喜欢使用残忍的官吏，横征暴敛，耗尽民力，百姓流离失所，无法从事耕织。因此，犯罪的人很多，死者相望，而邪恶行为不断，这是风俗教化的结果。
所以孔子说：‘用政治引导，用刑罚整顿，民众虽然避免了犯罪，但没有了羞耻之心。’这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现在陛下统治了整个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人不服从，广泛听取意见，充分利用群臣的智慧，尽享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及四方。夜郎、康居，虽然遥远，但都能听到德义，这是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如果功绩不能惠及百姓，那么大概是君王的心意还没有完全施加。
曾子说：‘尊重你所听到的，就会变得高尚；实行你所知道的，就会变得伟大。高尚伟大，不在于其他，而在于加意而已。’愿陛下能够采纳所听到的，内心真诚并付诸实践，那么三王之道有何不同呢！
陛下亲自耕种籍田，作为农民的榜样，早起晚睡，劳心劳力，思考古代，致力于寻求贤才，这也是尧、舜的心意。然而，如果没有找到贤才，那是因为士人平时没有受到严格的培养。不培养士人却想寻求贤才，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得到文采一样。所以，培养士人的最大之处，莫过于太学；太学是贤士所关注的，是教化的根本。
现在，如果一郡一国的人都不应征，那么王道就会逐渐断绝。我愿陛下兴办太学，设立明师，来培养天下之士，定期考核以充分展现他们的才能，那么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
现在的郡守、县令，是民众的导师，他们被派遣去承流而宣化；如果导师不贤，那么君主的德行就不能宣扬，恩泽就不能流布。现在官吏对下没有进行教化，有的不遵守上级的法律，虐待百姓，与奸人交易，使贫穷孤弱的人受到冤屈，这很不称陛下之意。
因此，阴阳错乱，恶气弥漫，众生不得安宁，百姓未能得救，这都是因为长吏不明智，导致这种情况。
长吏大多出自郎中、中郎，两千石官员的子弟被选为郎吏，又以财富为标准，这未必是贤能的。古时候所说的功绩，是以任职称职为标准，而不是说积累时间久就能得到。所以，小才能的人虽然积累了很多日子，但仍然不能脱离小官；贤能的人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不会妨碍他成为辅佐之才。
因此，有司尽力施展才能，致力于自己的事业，以期获得功绩。现在却不是这样。积累日子来获取高位，积累时间来获得官职，因此廉耻颠倒，贤能和愚劣混淆，没有得到真实的情况。
我愚蠢地认为，如果让诸侯、郡守、两千石官员各自挑选他们吏民中的贤能者，每年推荐两人以供宿卫，同时也可以观察大臣的能力；被推荐的贤能者有奖赏，被推荐的不贤能者有惩罚。
如果是这样，诸侯、两千石官员都会尽心寻求贤能，天下的人才就可以得到并加以任用。如果能够得到天下的贤人，那么三王的盛世就很容易实现，尧、舜的名声也可以达到。
不要以时间长短为功绩，实际考验贤能，根据才能授予官职，记录德行来确定位置，那么廉耻就会分明，贤能和愚劣就会不同。
陛下给予恩惠，宽恕我的罪过，不要让我受到文辞的束缚，让我能够深入探讨，我敢不尽愚忠！
于是天子再次册封了他。
制书说：‘听说善于谈论天的人必然会在人身上得到印证，善于谈论古的人必然会在今世得到验证。’所以我询问了天人相应的道理，上嘉奖唐虞，下哀悼桀、纣，逐渐衰微、逐渐复兴的道路，虚心加以改变。
现在你们明白阴阳所以造化的道理，熟悉先圣的道德事业，然而文采尚未极致，难道是迷惑于当世的政务吗？条理不清，纲纪未成，是我不明智吗？听若迷惑吗？三王的教化所依据的不同，但都有缺失，有人说长久不变的是道，难道有不同吗？现在你们已经阐述了大道的极致，陈述了治乱的根源，请你们深入研究，究竟是谁重复了它。
《诗经》不是说过吗：‘唉，你们这些君子，不要总是安于现状，神会听到你的，给你带来吉祥。’我将亲自查看，你们要更加明智。
董仲舒再次回答说：‘我听说《论语》说：“有始有终的，只有圣人吧！”现在陛下给予恩惠，留心听取我们这些学习的人，再次下达明确的制书，以切合我们的心意，深入探究圣德，这不是愚臣所能完全做到的。之前所上奏的，条理不清，纲纪未成，言辞没有明确，指代不清晰，这是臣子浅薄之罪。’
册文说：‘善于谈论天的人，必然能在人世间找到证据；善于谈论古的人，必然能在今天找到验证。’我听说天是万物的祖先。因此它普遍覆盖包容，没有区别对待，建立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经历阴阳寒暑来成就万物。所以圣人效法天来建立道德，也是普遍爱护而没有私心，传播德行和仁爱来丰富它，设立义理和礼制来引导它。春天是天地生长的时候，仁爱是君王爱护的表现；夏天是天地成长的时候，德行是君王养育的表现；霜冻是天地消减的时候，刑罚是君王惩罚的表现。从这些来看，天和人的相互影响，是古今不变的道理。孔子撰写《春秋》，向上遵循天道，向下符合人情，参考古代，考察现实。所以《春秋》所批评的，是灾害所加；所厌恶的，是怪异所行。记录国家过失，包括灾害的变化；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的行为，其美恶的极致，与天地相互流通，相互响应，这也是谈论天的一个方面。
古代的教化官员，致力于用德行善化民众，民众经过大规模教化之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的牢狱。现在世道废弃而不加以教化，无法化民，民众因此放弃行为准则而追求财利，所以犯法的人增多，一年中的牢狱人数以万计。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的教化不可不用，所以《春秋》对改变古代的做法表示批评。
天意所命，不是圣人就无法施行；人的本性是质朴的，不是教化就无法成就；人的欲望是情感，不是度量和制度就无法节制。因此，王者在上要谨慎地承接天意，以顺应天命；在下要努力明教化民，以成就人的本性；端正法度，区分上下秩序，以防欲望泛滥；修明这三者，根本大业就完成了。人受命于天，确实与众生不同，在家中有关爱父母兄弟的亲情，在外面有关爱君臣上下的道义，聚集相遇时，有尊老爱幼的体现，文质彬彬，相互关爱，这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原因。天地生长五谷来养活人，桑麻用来制作衣服，六畜用来养育，驯服牛马，圈养豹虎，这是人得天独厚的灵性，比万物更为尊贵。所以孔子说：‘天地之间的本性，人最为尊贵。’明白人的本性，知道自己在万物中尊贵；知道自己在万物中尊贵，然后知道仁义；知道仁义，然后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安于善行；安于善行，然后乐于遵循道理；乐于遵循道理，然后才被称为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道天命，就无法成为君子’，这就是这个意思。
册文说：‘上赞美唐尧、虞舜，下哀悼夏桀、商纣，逐渐衰落逐渐兴盛的道理，要虚心改正。’我听说众人从少到多，积小成大，圣人没有不是从暗淡到光明，从微小到显著。因此尧从诸侯中崛起，舜从深山中兴起，不是一天就显赫起来的，而是逐渐积累的结果。言语从自己口中说出，无法阻止；行为从自身发出，无法掩盖。言行是治理的大事，君子之所以能感动天地。因此，注重小事的人成就大事，谨慎小事的人成就显著。《诗经》说：‘只有周文王，小心翼翼。’胡地尧兢兢业业地行其道，而舜兢兢业业地行其孝，善行积累而名声显赫，德行昭著而身位尊贵，这是逐渐光明逐渐兴盛的道理。积累善行在身上，就像长日增加，而人却不知道；积累恶行在身上，就像火消融脂肪，而人却看不见。不是明白人的情感和本性，洞察流俗的人，谁能知道这些？这就是唐尧、虞舜之所以得到美名，而夏桀、商纣之所以令人哀悼恐惧的原因。善与恶相互跟随，就像影子随形体，声音随声音一样。所以夏桀、商纣暴虐无道，谗言和贼行并行，贤能的人隐藏起来，恶行日益明显，国家日益混乱，自以为如同太阳在天上，最终衰落而彻底崩溃。暴虐不仁的人，不是一天就灭亡的，也是逐渐导致的，所以夏桀、商纣虽然不道德，但仍然享有国家十多年，这是他们逐渐衰落逐渐灭亡的道路。
册文说：‘三王的教化所依据的不同，但都有缺失，有人说长久不易的是道，难道意思不同吗？’我听说快乐而不混乱，反复而不厌烦的叫做道；道是万世的弊病，弊病是道的缺失。先王的道必然有偏颇而不起作用的地方，所以政策有难以实行的，只需要纠正偏颇来弥补缺失就可以了。三王的道所依据的不同，并不是相反，而是为了纠正过度和扶持衰败，所遭遇的变化不同。所以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就是舜吧！’改正历法，改变服饰颜色，只是为了顺应天命而已；其他的都遵循尧的道，为什么要改变呢！所以王者有改制的名义，但没有改变道的实质。然而夏朝重视忠诚，商朝重视敬畏，周朝重视文采，所继承和挽救的，应该用这些。孔子说：‘商朝继承夏朝的礼制，所增损是可知的；周朝继承商朝的礼制，所增损是可知的；如果继承周朝，即使是一百世也是可知的。’这是说百代帝王的使用，都遵循这三个方面。夏朝继承虞朝，但不说所增损，因为他们的道是一样的，所崇尚的也相同。道的大本源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大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互继承并坚守一条道，没有挽救弊病的政策，所以不说所增损。
从这里可以看出，继承治世的人，他们的道是相同的；继承乱世的人，他们的道是变化的。现在汉朝继承大乱之后，应该稍微减少周朝的文采，采用夏朝的忠诚。
陛下有明德和美好的道德，同情世俗的衰败，哀悼王道的不明，因此选拔贤良正直之士，进行讨论和询问，希望兴起仁义之林，阐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的道路。我愚昧不才，只是陈述我所听到的，背诵我所学的，遵循老师的教诲，尽力不偏离而已。至于讨论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兴衰，这是大臣辅佐的职责，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我能达到的，然而我私下里有所疑惑。古代的天下也是现在的天下，现在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同一个天下，古代天下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邪，民众没有盗贼，监狱空虚，德行润泽草木，恩泽遍及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以古代来衡量现在，为什么相差如此之远！哪里出了差错而衰落成这样？或许是在古代的道上有所缺失，或者在天理上有所偏差？试着从古代追溯，回归天理，或许可以得到答案。
天也有它给予的分配，它给了你牙齿就夺走你的角，给了你翅膀就给你两只脚，这是指得到大的就不能再得到小的。古代所给予的俸禄，不是通过体力劳动获得的，也不是通过末端行业获得的，这也是得到大的就不能再得到小的，与天的原则是一致的。既然已经得到了大的，却又想要小的，天都不能满足，何况是人呢！这就是民众之所以喧哗和感到不满足的原因。身体受到宠爱，身居高位，家庭温暖，享受丰厚的俸禄，因此利用富贵的资本和力量，与民众在下层争夺利益，民众怎么能比得上呢！所以，他们增多奴婢，增多牛羊，扩大田地房屋，广泛经营产业，积累财富，不停止地追求这些，以此来压迫民众，民众的财富日渐减少，最终变得非常贫穷。富人奢侈浪费，穷人贫穷困苦；贫穷困苦而不向上救助，民众就不愿意生活；民众不愿意生活，连死都不怕，怎么可能逃避罪责！这就是刑罚之所以繁多，而邪恶无法胜过的原因。因此，接受俸禄的家庭，只应该享受俸禄，不要与民众争夺职业，这样利益才能公平分配，民众才能家家富裕。这是上天的道理，也是太古时代的道路，天子应该效法来制定制度，大夫应该遵循来行事。
所以公仪休担任鲁国的相，到他家看到织布的丝绸，生气地赶走了他的妻子，在舍中吃饭时吃葵菜，生气地拔掉了葵菜，说：‘我已经接受了俸禄，难道还要剥夺园丁和女工的利益吗！’古代的贤人和君子在他们的位置上都是这样的，因此民众尊敬他们的行为并遵循他们的教导，民众受到他们的廉洁而不贪婪的教化。到了周朝衰落的时候，那些卿大夫对道义变得松懈，对利益变得急切，没有了谦让的风气，反而有了争夺田地的诉讼。所以诗人愤怒地讽刺他们，说：‘那高高的南山，只有石头坚硬，显赫的师尹，民众都注视着你。’你喜好道义，民众就会向仁善发展，风俗也会变得善良；你喜好利益，民众就会喜好邪恶，风俗也会败坏。
从这一点来看，天子和大夫是民众效仿的对象，是远方四面八方都仰望的地方。近处的人效仿他们，远处的人仰望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位置却做出庶民的行为呢！那些急切地追求财富利益，常常担心不够的人，是庶民的心态；那些急切地追求仁义，常常担心不能教化民众的人，是大夫的心态。《易经》说：‘背着东西又乘车，招来盗贼。’乘车的是君子的位置，背着东西的是小人的事情，这说的是身居君子之位却做小人之行的人，他们的灾祸必然到来。如果身居君子之位，就应当行君子之行，那么除了公仪休担任鲁国的相之外，就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春秋》所倡导的大一统，是天地永恒的规律，是古今通用的道义。现在老师们的学说不同，人们的观点不同，百家争鸣，意见不一致，因此上面无法维持统一；法制不断变化，下面不知道该遵守什么。我认为那些不属于六艺科目和孔子学说的，都应该断绝它们的道路，不要让它们并进。邪恶的学说消失，然后纲纪可以统一，法度可以明确，民众知道该遵循什么。
讨论完毕后，天子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辅佐易王。易王是皇帝的哥哥，素来骄横，喜欢勇猛。董仲舒用礼义来匡正他，易王对他非常敬重。过了一段时间，易王问董仲舒说：‘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划攻打吴国，最终灭掉了它。孔子称颂商朝有三仁人，我也认为越国有三位仁人。齐桓公在管仲的帮助下决定疑虑，我在你的帮助下决定疑虑。’董仲舒回答说：‘我愚昧不足以回答大问题。听说以前鲁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行。”他回家后脸色忧愁，说：“我听说攻打国家不询问仁人，这句话怎么说到我头上来了！”他只是被问了一下，而且感到羞愧，何况是设谋攻打吴国呢？从这一点来说，越国本来就没有一个仁人。仁人应该端正道义而不谋求利益，明确道路而不计较功名。因此，孔子的门下，即使是五尺高的孩子也羞于称颂五霸，因为他们先使用欺诈和武力，然后才谈论仁义。如果只是欺诈，那么就不足以在伟大的君子之门中得到赞誉。五霸与其他诸侯相比是贤明的，但与三王相比，就像武夫与美玉一样。”易王说：“说得好。”
董仲舒治理国家，用《春秋》中的灾异变化来推论阴阳的变化，所以求雨时，关闭阳气，释放阴气，停止降雨时则相反；他在一个国家实施这些方法，从来没有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后来他被免职，成为中大夫。在此之前，辽东的高庙、长陵的高园殿发生了火灾，董仲舒在家中推论这些火灾的意义，草稿还没有呈上，主父偃等待董仲舒，私下见面，嫉妒他，偷了他的书信并呈上。皇帝召集儒生们查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书信，认为非常愚蠢。于是皇帝将董仲舒交给官吏审判，应当处死，皇帝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谈论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当时正对外抵御四夷，公孙弘在研究《春秋》方面不如董仲舒，但公孙弘迎合世俗，掌握实权，官至公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是阿谀奉承，公孙弘嫉妒他。胶西王是皇帝的哥哥，特别放荡不羁，多次陷害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公孙弘就对皇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担任胶西王的相。”胶西王听说董仲舒是大儒，对他很好。董仲舒担心长期会获罪，因此生病辞职。他在担任两国相的过程中，总是面对骄横的国王，以身作则，多次上疏进谏，教化国中，所到之处都能治理得很好。等到他离职回家，始终不关心家产，以研究学问和著书立说为事。
董仲舒在家中，朝廷如果有重大的讨论，会派使者或廷尉张汤到他的家中询问，他的回答都有明确的法度。自从武帝即位以来，魏其侯、武安侯担任相国，推崇儒学。等到董仲舒回答册封的问题，推崇孔子的学说，贬低其他学派。设立学校官员，州郡推举茂才孝廉，都是从董仲舒开始的。他年老后，以寿终正寝，家庭迁移到茂陵，他的儿子和孙子都通过学问成为了大官。
董仲舒所著的书籍，都阐明了经术的意义，以及他上疏提出的教诲，共有一百二十三篇。还有解释《春秋》得失的《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又有几十篇，十余万字，都流传于后世。他挑选出那些切合当时施政于朝廷的著述。
赞曰：刘向称赞：‘董仲舒有辅佐王者的才能，即使是伊尹、吕尚也无法超越，管仲、晏子这样的辅佐之才，也远远不及。’到了刘向的孙子刘歆认为：‘伊尹、吕尚是圣人的伴侣，王者如果不能得到他们就无法兴盛。因此，颜渊去世，孔子说：“唉！天丧余。”只有这个人能够担当得起，宰予、子贡、子游、子夏都不包括在内。董仲舒遭遇汉朝在秦朝灭亡后，六经散乱，他在家中闭门苦读，潜心研究大业，让后学者有所统一，成为儒者的领袖。然而考察他的师友渊源，还不及子游、子夏，而说管仲、晏子不及，伊尹、吕尚无法超越，这是过分的。’到了刘向的曾孙刘龚，是坚定的君子，认为刘歆的话是正确的。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汉书-传-董仲舒传-注解
董仲舒：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汉时期著名的儒家学者，提出了‘天人感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思想，对汉代以后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广川人：广川是西汉时期的一个县名，位于今天的河北省。
春秋：孔子所著的历史书籍，这里可能指历史本身。
博士：博士在汉代是掌管学术教育和研究的高级官职。
孝景：孝景是西汉景帝的谥号。
举贤良文学之士：举贤良文学之士是指选拔有才能和品德的人才。
对策：对策是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形式，考生对皇帝的提问进行回答。
五帝三王：五帝指的是上古时期的五位圣王，三王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君主。
《韶》：《韶》是古代的一种音乐，相传是尧帝所作。
《勺》：《勺》是古代的一种音乐，相传是周代的一种音乐。
桀、纣：夏桀、商纣，古代传说中的暴君。
三代：三代指的是夏、商、周三代。
《诗》：指《诗经》，古代诗歌的总集。
《书》：《书》即《尚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
道：道德、法则、规律。
仁义礼乐：仁义礼乐是儒家提倡的四种道德规范。
周公：名旦，周武王的弟弟，辅佐周成王，制定礼乐制度。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王道：王道指的是帝王治理国家的正确道路。
天命：天命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信仰，认为天赋予君主统治的权力。
阴阳：古代哲学概念，指自然界和宇宙的基本原理。
德教：德教是指通过道德教育来教化人民的一种方式。
刑罚：刑罚是指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的一种方式。
一元：一元指的是宇宙的最初形态，也是万物起源的象征。
元：元在这里指的是宇宙的根本或本源，具有起始和根本的含义。
正本：正本指的是回归事物的根本或本质。
正心：正心指的是君主内心正直，不偏不倚。
朝廷：朝廷指的是古代帝王的政府机构。
百官：百官指的是朝廷中的各级官员。
万民：万民指的是广大的民众。
四方：四方指的是国家的四个方向，即东、南、西、北。
风雨：风雨指的是自然界的天气现象。
群生：群生指的是各种生物。
五谷：五谷指的是稻、麦、黍、稷、菽等五种主要粮食作物。
草木：草木指的是植物。
润泽：润泽指的是滋润和滋养。
四海：四海指的是古代中国的四个海洋，也泛指全国。
盛德：盛德指的是高尚的品德。
祥：祥指的是吉祥的征兆。
教化：教化指的是通过教育和社会规范来培养人的品德和行为。
太学：古代的最高学府，培养官员和学者。
痒序：痒序是古代中国的学校，负责地方教育。
仁：指仁爱、仁德，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
谊：同“义”，指道义、正义。
礼：儒家思想中的行为规范。
知：知是儒家思想中的概念，指的是智慧、知识和理解。
信：信是儒家思想中的概念，指的是诚信、信任。
五常：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基本的道德规范。
南面而治：南面而治指的是帝王面向南面治理国家，象征君权至上。
秦：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朝代，以其严酷的法律和中央集权著称。
文学：文学在这里指的是文化和学术。
礼谊：指礼仪和道义。
五刑：五刑是中国古代的五种刑罚，包括墨、劓、剕、宫、大辟。
囹圄：监狱。
宪：宪指的是法律和制度。
至尊：至尊指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
洪业：洪业指的是伟大的事业。
力本：力本指的是以根本的力量为基础。
任贤：任贤指的是任用贤能的人。
籍田：古代皇帝亲自耕种的田地，象征国家农业的开始。
孝弟：孝弟指的是孝顺父母和尊敬兄长。
使者：使者指的是派遣的官员。
冠盖：冠盖指的是官员的冠帽和车盖，也泛指官员。
孤独：孤独指的是无依无靠的人。
阴阳错缪：阴阳错缪指的是阴阳失衡，导致自然界和人的行为出现异常。
氛气充塞：氛气充塞指的是不祥的气氛弥漫。
寡遂：寡遂指的是不得志、不顺利。
黎民：黎民指的是普通百姓。
廉耻：廉耻指的是廉洁和耻辱。
贤不肖：贤不肖指的是有才能和无才能的人。
条贯：条贯指的是条理和连贯性。
玄黄旌旗：玄黄旌旗指的是古代帝王的旗帜。
大路：大路指的是古代帝王的车辆。
朱干玉戚：朱干玉戚指的是古代帝王的仪仗队。
八佾：八佾指的是古代音乐舞蹈中的行列，八佾即八行。
颂声：颂声指的是赞颂的声音。
五刑以督奸：五刑以督奸指的是用五种刑罚来监督和惩治邪恶。
成、康：成、康指的是成王和康王，是周朝的两位贤明君主。
式：式指的是遵守、遵循。
纣：纣是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以暴虐著称。
伯夷、太公：伯夷、太公是商朝末年的两位贤者，伯夷隐居不仕，太公辅佐周文王。
闳夭、大颠、散宜生：闳夭、大颠、散宜生是周文王的辅佐大臣。
兆民：兆民指的是广大的人民。
《武》：《武》是古代的一种音乐，相传是周武王所作。
制度文采：指古代礼仪制度中的文饰和装饰，常用于表示尊贵和等级。
玄黄之饰：古代以玄色和黄色为尊贵的颜色，常用于皇帝和高级官员的服饰和装饰。
改正朔：指更改历法，古代改历法常与政治变革和新的统治开始相联系。
易服色：指改变服饰颜色，通常与改正朔一同进行，用以象征新的统治秩序。
应天：古代认为天意与政治秩序相联系，应天即顺应天意。
旌旗之制：指旗帜的制度和规格，是官职和等级的象征。
奢则不逊，俭则固：孔子的话，意为过于奢侈则显得傲慢，过于节俭则显得固执。
良玉不瑑：指好玉不需要雕刻，比喻有德行的人不需要过多的修饰。
达巷党人：古代的一种称谓，指那些不学无术却自以为高明的人。
圣王：指古代被认为具有圣德和智慧的君主。
武王：名发，周朝的开国君主，以武力推翻商朝建立周朝。
成康之隆：指周成王和周康王时期的盛世。
囹圄空虚：指监狱空无一人，比喻社会治安良好。
申商之法：指申不害和商鞅的法律思想。
韩非之说：指韩非子的法家思想。
贪狼：指贪婪狠毒的人。
文德：指文化和道德教育。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孔子的话，意为用政治引导民众，用刑罚整顿秩序。
夜郎、康居：古代西域的两个国家名，这里指远方国家。
说德归谊：指宣扬道德，归附正义。
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帝王。
尧、舜：古代的两位传说中的圣君。
夙寤晨兴：早起晚睡，形容勤勉。
素不厉：平时不加强修养。
造化：指自然界和宇宙的生成和变化。
三王之教：指夏、商、周三代君主的教化。
浸微浸灭浸明浸昌：逐渐衰落、消失、复兴、昌盛的过程。
介尔景福：古代祝福语，意为赐予你大福大贵。
承学之臣：指学习继承古代学问的臣子。
条贯靡竟：条理不完整。
统纪未终：纲纪不完整。
《论语》：儒家经典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有始有卒：有开始有结束，指做事有始有终。
册：古代的一种书籍，这里可能指的是某种官方文献或经典。
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好的言论关于天理的，必然会在人间得到验证；好的言论关于古制的，必然会在今世得到验证。
天者群物之祖也：天是万物的根本。
阴阳寒暑：阴阳代表自然界的变化，寒暑代表季节的变化。
圣人：古代指道德高尚、智慧超群的人。
德：道德、品德。
刑：刑罚、惩罚。
灾害：自然灾害。
怪异：奇异、不寻常的现象。
命：天命，即天意。
性：人的本性。
情：人的情感。
度制：法度、制度。
王者：古代指君主。
父子兄弟之亲，君臣上下之谊：家庭中的亲情关系，以及社会中的君臣关系。
耆老长幼之施：对老年人、长者的尊敬和照顾。
文王：周文王，古代贤明的君主。
唐、虞：唐尧、虞舜，古代传说中的贤明君主。
弊：弊端、缺点。
改正朔，易服色：改变历法，改变服饰颜色。
殷、周：商朝、周朝，古代的两个朝代。
损益：减少或增加。
大治：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德润草木，泽被四海：道德如同雨露滋润万物，恩泽遍布四海。
凤皇来集，麒麟来游：凤凰、麒麟等吉祥物出现，象征国家安定、人民幸福。
天：指自然界或天意，古代认为天地万物由天主宰，天意不可违逆。
齿：指牙齿，比喻人的能力或地位。
角：指动物的角，比喻权势或力量。
翼：指鸟的翅膀，比喻帮助或庇护。
禄：指官职或俸禄，古代官员的薪酬。
力：指体力劳动或武力。
末：指边缘或末梢，比喻次要或不重要的部分。
师尹：指古代官名，类似于现在的宰相。
伯：指春秋时期的五霸，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
孔子之术：指儒家学说，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邪辟：指邪恶或偏邪的学说。
六经：指《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乐经》，儒家经典。
王佐之材：指具有辅佐君王才能的人。
伊、吕：指伊尹和吕尚，都是古代著名的贤臣。
管、晏：指管仲和晏子，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伯者之佐：指诸侯国的辅佐之臣。
管、晏弗及：指管仲和晏子这样的贤臣都比不上。
伊、吕不加：指伊尹和吕尚这样的贤臣也不如。
游、夏：指孔子的弟子子游和子夏，都是儒家学派的优秀弟子。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汉书-传-董仲舒传-评注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此段古文通过对比天与人对待禄位的态度，阐述了天理与人伦的关系。作者认为，天给予人的东西，若是大则小不能取，这是天理的体现。古代的禄位也是这样的，不食于力，不动于末，即不与民争利，这也是受大者不得取小的体现。这种观点强调了君子应当有高尚的品德，不与民争利，符合天理与人伦。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
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人已经得到了大的东西，却还想得到小的，那么天都不能满足，更何况是人呢？这导致了民众的不满和痛苦。这段话揭示了贪欲的危害，警示人们不要贪婪。
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
此段古文通过描述一些贵族的行为，揭示了他们如何通过财富和权力来压迫民众。这些贵族拥有高位厚禄，却与民争利，导致民众生活困苦。作者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
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不公导致的严重后果。富者奢侈，贫者愁苦，这种不公使得民众生活艰难，甚至不惜犯法。作者认为，这是刑罚繁多、奸邪横行的原因。
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作者提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即受禄之家不应与民争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利益的均衡分配，使民众生活富足。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此段古文强调了《春秋》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这体现了作者对儒家经典的重视，以及对统一思想的追求。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作者批评了当时学术界的混乱，认为这种混乱导致了无法统一思想，法制也变得混乱，民众不知所从。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那些不符合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学说都应该被摒弃，以维护思想的统一。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
此段古文讲述了董仲舒被任命为江都相的故事，体现了作者对董仲舒的推崇。
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
作者赞扬了董仲舒以礼谊匡正的行为，以及易王对他的敬重。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作者描述了董仲舒治国的方法，即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以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仲舒为人廉直。
作者赞扬了董仲舒的廉洁正直。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作者描述了董仲舒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以及他为国家出谋划策的能力。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作者总结了董仲舒的著作，认为他的著作都明确经术之意，共有百二十三篇。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
此段古文是对董仲舒的高度评价，认为他有王佐之材，是群儒之首，对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