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韩国贵族，兼具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双重身份。韩非的法家思想主张法治和权力集中，强调君主绝对权威，对后来的政治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韩非子》是韩非的政治哲学和法家思想的代表作，全书以法治为核心，提倡国家治理应依靠严刑峻法与有效的行政手段，而非依赖个人道德或君主的仁爱。韩非强调“法、术、势”三者结合，即法律、权谋与权力的运作，提出治国理政必须强化中央集权，制定严密的法律制度，同时掌握与运用权谋技巧。书中通过多个案例分析，展现了法治的必要性，并批判了儒家和其他学派的“仁爱”之道。《韩非子》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为后代的政治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影响深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难三-原文
一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
吾闻庞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
子思对曰：
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
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
子思出。
子服厉伯入见，问庞氏子，子服厉伯对曰：
其过三。
皆君之所未尝闻。
自是这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也。
或曰：
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不亦宜乎？
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
故以善闻之者，以说善同于上者也；
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于上者也：
此宜赏誉之所及也。
不以奸闻，是异于上而下比周于奸者也，
此宜毁罚之所及也。
今子思不以过闻而穆公贵之，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
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
此鲁君之所以劫也。
且此亡王之俗，取、鲁之民所以自美，
而穆公独贵之，不亦倒乎？
二
文公出亡，
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
披斩其祛，
文公奔翟。
惠公即位，
又使攻之惠窦，
不得也。
及文公反国，
披求见。
公曰：
蒲城之役，
君令一宿，
而汝即至；
惠窦之难，
君令三宿，
而汝一宿，
何其速也？
披对曰：
君令不二。
除君之恶，
恐不堪。
蒲人、翟人，
余何有焉？
今公即位，
其无蒲、翟乎？
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仲。
君乃见之。
或曰：
齐、晋绝祀，
不亦宜乎？
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
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祛之罪，
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
后世之君，
明不及二公；
后世之臣，
贤不如二子。
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
君不知，
则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贼；
知之，
则以管仲、寺人自解。
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
是臣仇而明不能烛，
多假之资，
自以为贤而不戒，
则虽无后嗣，
不亦可乎？
且寺人之言也，
直饰君令而不贰者，
则是贞于君也。
死君后生，
臣不愧，
而复为贞。
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
寺人之不贰何如？
三
人有设桓公隐者曰：
一难，
二难，
三难，
何也？
桓公不能对，
以告管仲。
管仲对曰：
一难也，
近优而远士。
二难也，
去其国而数之海。
三难也，
君老而晚置太子。
桓公曰：
善。
不择日而庙礼太子。
或曰：
管仲之射隐，
不得也。
士之用不在近远，
而优俳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
则近优而远士而以为治，
非其难者也。
夫处世而不能用其有，
而悖不去国，
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国。
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
少能胜之。
明能照远奸而见隐微，
必行之令，
虽远于海，
内必无变。
然则去国之海而不劫杀，
非其难者也。
楚成王置商臣以为太子，
又欲置公子职，
商臣作难，
遂弑成王。
公子宰，
周太子也，
公子根有宠，
遂以东州反，
分而为两国。
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
夫分势不二，
庶孽卑，
宠无藉，
虽处大臣，
晚置太子可也。
然则晚置太子，
庶孽不乱，
又非其难也。
物之所谓难者，
必借人成势而勿侵害己，
可谓一难也，
贵妾不使二后，
二难也。
爱孽不使危正适，
专听一臣而不敢隅君，
此则可谓三难也。
四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
仲尼曰：
政在悦近而来远。
哀公问政于仲尼，
仲尼曰：
政在选贤。
齐景公问政于仲尼，
仲尼曰：
政在节财。
三公出，
子贡问曰：
三公问夫子政一也。
夫子对之不同，
何也？
仲尼曰：
叶都大而国小，
民有背心，
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
鲁哀公有大臣三人，
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
内比周而以愚其君，
使宗庙不扫除，
社稷不血食者，
必是三臣也，
故曰‘政在选贤’。
齐景公筑雍门，
为路寝，
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
故曰‘政在节财’。
或曰：
仲尼之对，
亡国之言也。
恐民有倍心，
而诚说之‘悦近而来远’，
则是教民怀惠。
惠之为政，
无功者受赏，
而有罪者免，
此法之所以败也。
法败而政乱，
以乱政治败民，
未见其可也。
且民有倍心者，
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
不绍叶公之明，
而使之悦近而来远，
是舍吾势之所能禁而使与不行惠以争民，
非能持势者也。
夫尧之贤，
六王之冠也。
舜一从而咸包，
而尧无天下矣。
有人无术以禁下，
恃为舜而不失其民，
不亦无术乎？
明君见小奸于微，
故民无大谋；
行小诛于细，
故民无大乱。
此谓‘图难于其所易也，
为大者于其所细也。’
今有功者必赏，
赏者不得君，
力之所致也；
有罪者必诛，
诛者不怨上，
罪之所生也。
民知诛罚之皆起于身也，
故疾功利于业，
而不受赐于君。
“太上，
下智有之。”
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也，
安取怀惠之民？
上君之民无利害，
说以‘悦近来远’，
亦可舍已。
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
而说之以‘选贤’，
此非功伐之论也，
选其心之所谓贤者也。
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
则三子不一日立矣。
哀公不知选贤，
选其心之所谓贤，
故三子得任事。
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
故身死为僇；
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
故灭于越。
鲁君不必知贤，
而说以选贤，
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哙之患也。
明君不自举臣，
臣相进也；
不自贤，
功自徇也。
论之于任，
试之于事，
课之于功，
故群臣公政而无私，
不隐贤，
不进不肖。
然则人主奚劳于选贤？
景公以百乘之家赐，而说以“节财”，是使景公无术使智富之侈，而独俭于上，未免于贫也。
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则虽桀、纣不侈焉。
齐国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养，是侈于桀、纣也；然而能为五霸冠者，知侈俭之地也。
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
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食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
然，故忠臣尽忠于公，民士竭力于家，百官精克于上，侈倍景公，非国之患也。
然则说之以节财，非其急者也。
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
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分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
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
故曰：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五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
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
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
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
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或曰：子产之治，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
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参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
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则因物以治物。
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
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用而奸得。
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必得之，则羿诬矣。
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
夫知奸亦有大罗，不失其一而已矣。
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为之弓矢，则子产诬矣。
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
其子产之谓矣。
六
秦昭王问于左右曰：“今时韩、魏孰与始强？”
右左对曰：“弱于始也。”
。“今之如耳、魏齐孰与曩之孟常、芒卯？”
对曰：“不及也。”
王曰：“孟常、芒卯率强韩、魏，犹无奈寡人何也。”
左右对曰：“甚然。”
中期推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
夫六晋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灌以晋水，城之未沈者三板。
知伯出，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
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
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
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肘足乎车上，而知氏分于晋阳之下。
今足下虽强，未若知氏；韩、魏虽弱，未至如其晋阳之下也。
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时，愿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问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对也有过。
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
势不可害，则虽强天下无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韩、魏能奈我何？
其势可害也，则不肖如耳、魏齐及韩、魏犹能害之。
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问乎？
自恃其不可侵，强与弱奚其择焉？
失在不自恃，而问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
申子曰：“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
其昭王之谓也。
知伯无度，从韩康、魏宣而图以水灌灭其国，此知伯之所以国亡而身死，头为饮杯之故也。
今昭王乃问孰与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
虽有左右，非韩、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
而中期曰“勿易”，此虚言也。
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
弦不调，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
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为所不知，岂不妄哉？
左右对之曰：“弱于始”与“不及”则可矣，
其曰“甚然”则谀也。
申子曰：“治不逾官，虽知不言。”
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
故曰：昭王之问有失，左右中期之对皆有过也。
七
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
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
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
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广廷严居，众人之所肃也；
宴室独处，曾、史之所僈也。
观人之所肃，非行情也。
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
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
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而待之以观饰行，定赏罚，不亦弊乎？
八
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
必谓大物也。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
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
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
非法术之言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难三-译文
鲁穆公问子思说：‘我听说庞氏的儿子不孝顺，他的行为怎么样？’子思回答说：‘君子尊敬贤人以提高道德，举荐善良的人来观察民众。至于那些过失行为，那是小人所关注的，我不了解。’子思离开后，子服厉伯进入见穆公，询问庞氏的儿子，子服厉伯回答说：‘他的过失有三条。’这些都是君主未曾听说过的。从那时起，君主尊重子思而轻视子服厉伯。
有人说：鲁国的公室三代被季氏所劫持，这不是很正常吗？明君寻求善良的人并奖赏他们，寻求奸邪的人并惩罚他们，他们的得与失是一样的。所以，那些以善良之事来闻名的，是因为他们与君主有共同的善良之心；那些以奸邪之事来闻名的，是因为他们与君主有共同的厌恶之心：这些都是应该奖赏和赞誉的对象。如果不以奸邪之事来闻名，那就是与君主不同而与奸邪之人亲近，这是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的。现在子思不以过失之事来闻名而穆公尊重他，厉伯以奸邪之事来闻名而穆公轻视他。人之常情都是喜欢被尊重而厌恶被轻视，所以季氏的混乱形成了却没有上报，这就是鲁国君主被劫持的原因。而且这种亡国的习俗，是鲁国民众自认为美好的，而穆公却独独尊重子思，这不是颠倒了吗？
文公逃亡时，献公派寺人披攻打他于蒲城，披斩了他的袖子，文公逃到了翟国。惠公即位后，又派他去攻打惠窦，但没有成功。等到文公返回国家，披请求见惠公。惠公说：‘蒲城之战时，君主命令你一晚上就到，而你立刻就到了；惠窦之难时，君主命令你三晚上才到，而你一晚上就到了，为什么这么快呢？’披回答说：‘君主的命令不可更改。除去君主的恶人，我恐怕承受不住。蒲人、翟人，我还有什么可得的呢？现在君主即位，难道就没有蒲国和翟国吗？而且桓公放下射钩的仇恨而任用管仲。’君主于是接见了披。
有人说：齐、晋两国断绝了祭祀，这不是很正常吗？桓公能够任用管仲的才能而忘记射钩的仇恨，文公能够听从寺人的话而放弃斩袖的罪行，桓公、文公能够容忍这两个人。后世的君主，智慧不及桓公、文公；后世的臣子，贤能不及管仲、寺人。不忠的臣子事奉不明智的君主，君主不知道，就会有燕操、子罕、田常这样的叛贼；知道了，就会用管仲、寺人来自我辩解。君主如果不惩罚他们而自以为有桓公、文公的德行，这是臣子有仇而君主不能明察，给予了太多的信任，自以为贤能而不加警惕，那么即使没有后代，不是也可以吗？而且寺人的话，是直接装饰君主的命令而不改变，这是对君主忠诚的。死后仍忠于君主，臣子不感到羞愧，而再次表现忠诚。现在惠公早上去世而晚上就事奉文公，寺人的忠诚如何？
有人向桓公提问隐语说：‘一难，二难，三难，是什么？’桓公不能回答，告诉了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是亲近戏子而远离贤士。二难是离开国家而多次流浪于海上。三难是君主年老而晚立太子。’桓公说：‘好。’没有选择日期就在庙宇中举行了太子的仪式。
有人说：管仲对隐语的回答不正确。贤士的任用不在于远近，而戏子、侏儒固然是君主娱乐的对象，那么亲近戏子而远离贤士来治理国家，这不是难题。一个人不能利用自己拥有的，而离开国家，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来禁止一个国家。用一个人的力量来禁止一个国家的人，很少能够成功。明智的君主能够洞察远处的奸邪和隐秘，必须执行命令，即使远离海疆，国内也不会有变乱。那么离开国家到海上的地方而不进行劫杀，这不是难题。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又想立公子职，商臣发动政变，最终杀害了成王。公子宰是周国的太子，公子根受宠，于是以东州反叛，分裂成两个国家。这些都不是晚立太子的问题。如果势力不被分割，庶出之子地位低下，宠爱没有依靠，即使身处大臣之位，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那么晚立太子，庶出之子不会作乱，这也不是难题。所谓的难题，一定是借助他人成就势力而不侵害自己，这可以称为一难；尊贵的小妾不使成为皇后，这可以称为二难；爱护庶出之子不使他们危害正室，专听一个臣子的意见而不敢偏颇君主，这可以称为三难。
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近处的人满意，从而吸引远方的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选拔贤能。’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节约财用。’三位君主离开后，子贡问孔子：‘三位君主询问政事，您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您回答不同呢？’孔子说：‘叶国都城大而国家小，民众有离心，所以我说是“政事在于使近处的人满意，从而吸引远方的人”。鲁哀公有三位大臣，在外阻碍四方诸侯的贤士，在内结党营私而愚弄君主，使得宗庙得不到打扫，社稷得不到祭祀，一定是这三位大臣。所以我说是“政事在于选拔贤能”。齐景公修建了雍门，建造了路寝，一天之内就用三百辆马车赏赐了三个人。’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言论。恐怕民众会有背叛之心，如果真诚地告诉他们“使近处的人满意，从而吸引远方的人”，那就是教民众怀有恩惠。恩惠之政，无功的人受到奖赏，有罪的人免罪，这是法律败坏的原因。法律败坏而政事混乱，用混乱的政事败坏民众，这是不可行的。而且民众有背叛之心，是因为君主的光明有所不及。不继承叶公的明智，而使他满意近处的人从而吸引远方的人，这是放弃自己能够禁止的力量，而让民众不用恩惠来争夺民心，这不是能够维持势力的做法。尧的贤能，是六王的冠冕。舜一继位就包容了所有人，而尧失去了天下。有人没有方法来禁止下属，依靠自己是舜而不失去民心，这不是没有方法吗？明智的君主在微小的地方看到奸邪，所以民众没有大的阴谋；在小处进行小的惩罚，所以民众没有大的混乱。这就是所说的“在容易的地方图谋困难，在大处从细处着手。”现在有功的人一定会得到奖赏，奖赏的人不是君主，是他们的努力所致；有罪的人一定会受到惩罚，惩罚的人不怨恨君主，是罪行的结果。民众知道惩罚和奖赏都是源于自己，所以疾恨功名利禄，而不接受君主的赏赐。“最好的君主，是下面的人没有怨言。”这是说最好的君主下面的人没有怨言，怎么能得到怀有恩惠的民众？明智的君主不自己举荐臣子，臣子相互推荐；不自己标榜为贤能，功绩自然会显现。在职位上讨论，在实践中检验，在功绩上考核，所以群臣公正处理政事而没有私心，不隐瞒贤能，不推荐不肖之人。那么君主何必劳神于选拔贤能？
景公得到了一百辆战车的封地，却以‘节约用财’为乐，这样做使得景公没有施展智慧来增加财富的奢侈，而只是在上层节约，难免会贫穷。如果有君主用千里之地来养活自己的口腹之欲，那么即使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也不会奢侈。齐国有三千里土地，而桓公用其中的一半来养活自己，这就比桀、纣还要奢侈；然而他能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懂得奢侈与节约的界限。作为君主如果不能禁止下属的奢侈而自己却节约，这叫做‘劫’，不能装饰下属而自己却装饰，这叫做‘乱’，不节约下属而自己节约，这叫做‘贫’。明智的君主使人们无私，用欺诈手段来谋生的人要禁止；尽力于事、将利益归于上的人一定要得到认可，得到认可的人一定要得到奖赏；贪污腐败的人一定要被察觉，察觉到的人一定要被惩罚。因此，忠臣对国家忠诚，民众对家庭尽力，百官对上级尽职，即使奢侈超过景公，也不是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约用财来劝说他，并不是最紧急的事情。
如果对三公说一句话，三公就可以没有忧患，这就是‘了解下属’的意思。了解下属明确，就能在细微之处进行禁止；在细微之处进行禁止，就能防止邪恶的积累；邪恶没有积累，就没有结党营私；没有结党营私，就能区分公私；区分公私，就能使朋党解散；朋党解散，就没有外部的障碍和内部的勾结。了解下属明确，就能看到精细的治理；看到精细的治理，就能使奖赏和惩罚明确，奖赏和惩罚明确，国家就不会贫穷。所以说：一句话就能使三公没有忧患，这就是‘了解下属’的意思。
郑国子产早上出行，经过东匠的巷子，听到妇人的哭声，就抚慰车夫的手，听那哭声。过了一会儿，派人抓住她审问，原来是她亲手勒死了自己的丈夫。有一天，车夫问子产说：‘您怎么知道的呢？’子产说：‘她的声音充满了恐惧。一般人在亲近的人生病时会感到忧虑，临死时会感到恐惧，死后会感到悲伤。现在她哭的是已经死了的人，不悲伤而恐惧，所以我才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的管理方式不是太多事了吗？邪恶必须等到耳目所能触及的地方才能被发现，那么郑国能发现的邪恶就很少了。不信任已经成型的官员，不观察参伍之政，不明确度量，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发现邪恶，这不是没有方法吗？而且事物众多而智慧有限，智慧不足以全面了解事物，所以要根据事物来治理事物。下面的人众多而上面的人少，上面的人不足以全面了解下面的人，所以要根据人来了解人。因此，身体不用劳苦而事情就能治理好，智慧不用费神而邪恶就能被发现。所以宋人有句话说：‘一只麻雀飞过后羿，一定能射中，那么后羿就是骗人的。用天下作为网，那么麻雀就不会逃走了。’了解邪恶也有大网，只要不失任何一个就可以了。不修治自己的道理，而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当弓箭，那么子产就是骗人的。老子说：‘用智慧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这就是说的子产。
秦昭王问左右的人说：‘现在韩国、魏国和最初相比哪个更强？’左右回答说：‘比最初弱。’‘现在的如耳、魏齐和过去的孟尝君、芒卯相比如何？’回答说：‘不如他们。’昭王说：‘孟尝君、芒卯率领强大的韩国、魏国，还无法奈何我。’左右回答说：‘确实如此。’中期推开琴回答说：‘大王对天下的估计错了。在六晋时期，智氏最强，灭掉了范氏、中行氏，然后联合韩、魏的军队攻打赵国，用晋水灌城，城墙上未沉的地方只有三版。智伯离开后，魏宣子驾车，韩康子作为副驾驶。智伯说：‘我以前不知道水可以灭人之国，现在我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用肘碰韩康子，韩康子踩魏宣子的脚，在车上肘碰脚，智伯在晋阳之下分裂。现在大王虽然强大，但不如智伯；韩、魏虽然弱，但也不至于像晋阳之下那样。现在正是天下用肘碰脚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改变这个形势。’
有人说：昭王的问题有失偏颇，左右中期回答也有问题。明智的君主治理国家，是依靠国家的形势。形势不可侵害，那么即使是天下无敌也无法奈何他，何况孟尝君、芒卯、韩、魏又能奈我何？如果形势可以侵害，那么即使是无能的如耳、魏齐以及韩、魏也能侵害他。那么是否侵害，在于自己是否自恃而已，为什么要问呢？自恃自己不可侵害，那么强弱有什么区别呢？错误在于不自恃，而询问如何避免侵害，那是不幸的。申子说：‘失误在于计算，而寻求信任，就会产生怀疑。’这就是说的昭王。知伯没有度量，联合韩康子、魏宣子用水来淹没他的国家，这就是知伯国家灭亡、自己死亡、头骨成为酒杯的原因。现在昭王竟然问谁比最初更强，是害怕有水淹的祸患吗？虽然有左右的人，但不是韩、魏的那两个儿子，哪里有肘碰脚的事情？中期说‘不要改变’，这是虚假的话。而且中期所担任的官职是琴瑟，琴弦不调，演奏不清楚，这是中期的职责，这就是中期侍奉昭王的原因。中期很好地承担了他的职责，但还没有满足昭王，却去谈论他所不知道的事情，这不是荒谬吗？左右回答说：‘比最初弱’和‘不如他们’就可以了，说‘确实如此’就是谄媚。申子说：‘治理国家不要超越自己的官职，即使知道也不应该说。’现在中期不知道却还要说。所以说：昭王的问题有失偏颇，左右中期回答都有问题。
管子说：‘看到可行的地方，就加以证实；看到不可行的地方，就明确指出。奖赏和惩罚要真实地反映在所见之处，那么即使所不见的，谁还敢去做呢？看到可行的地方，却没有证实；看到不可行的地方，却没有明确指出。奖赏和惩罚不真实地反映在所见之处，却去追求所不见之外的事情，那是得不到的。’
有人说：在宽敞的房间里严肃地坐着，是众人所敬畏的；在宴会上独自坐着，是曾子、史鱼所不屑的。观察人们所敬畏的，并不是行情。而且君主之上的人，是臣下所装饰的。好恶在于所见，臣下装饰邪恶的事物来愚弄君主，这是必然的。君主不能洞察远处的邪恶，看到隐秘之处，却等待观察装饰的行为，确定奖赏和惩罚，这不是很累赘吗？
管子说：‘在房间里说话，声音充满房间；在堂上说话，声音充满堂上：这就是天下之王。’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在房间里说话，声音充满房间，在堂上说话，声音充满堂上’，不仅仅是指游戏饮食之话，一定是说重要的事情。君主的重要事情，不是法律就是策略。法律是编写在图籍上，设置在官府，公布给百姓的。策略是藏在心中，用来对应各种情况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律最好要明确，而策略不希望被看到。因此，明智的君主谈论法律，那么国内的卑贱之人无不闻知，不只是充满堂上；运用策略，那么亲近的人、近臣都无法得知，无法充满房间。而管子还说‘在房间里说话，声音充满房间，在堂上说话，声音充满堂上’，这不是法律和策略的话。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难三-注解
鲁穆公：鲁国的君主，姓姬名熙，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国君。
子思：孔子的孙子，儒家学者，以道德修养和治国理念著称。
庞氏之子：庞氏家族的子弟，因不孝行为被提及。
细人：指小人，品行不端的人。
子服厉伯：鲁国的一位大夫，因对庞氏子不孝行为的描述而受到贬低。
季氏：鲁国的一个强大的贵族家族，曾控制鲁国国政。
公室：指国君的家族或王室。
劫：指君主无法控制臣下，自己却能够自律。
寺人披：齐国的宦官，因忠诚于国君而闻名。
文公：齐国的国君，姓姜名小白，是齐桓公的儿子。
献公：齐国的国君，寺人披曾为其效力。
惠公：齐国的国君，继献公之后。
翟：古代国家名，位于今山西省西部。
桓公：齐国的国君，姓姜名小白，以任用管仲而著称。
管仲：齐国的名臣，辅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射钩：古代一种射箭的姿势，此处指桓公曾射中管仲的带钩。
隐者：指隐居的人，此处指以隐居身份出现的智者。
优：古代宫廷中的艺人，以滑稽表演为业。
士：古代对有才能、有德行的人的称呼。
海：此处比喻偏远之地。
太子：国王或诸侯王位的继承人。
仲尼：即孔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悦近而来远：指使近处的人满意，从而吸引远方的人。
选贤：指选拔贤能的人。
节财：节制开支，节省财物。
外障距：指在国境外设置障碍。
内比周：指在国内结党营私。
社稷：古代国家祭祀的场所，代指国家。
太上，下智有之：出自《论语》，意为最上等的君主要使百姓的智慧得到发挥。
倍心：背叛之心，指不忠诚。
说：通“悦”，高兴、满意。
功伐：功绩和功勋。
不肖：品行不端的人。
课：考核、评价。
景公：景公，指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即姜小白，齐国国君，齐桓公之子。
百乘之家：古代以车乘为计量单位，百乘之家即指拥有百辆车之家，这里指景公的封地。
桀、纣：同上，指商朝末期的暴君。
五霸：春秋时期的五个霸主，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乱：指君主无法整顿臣下，自己却能够装饰自己。
贫：指君主无法节约臣下，自己却能够节约。
明君：指明智的君主。
三公：古代官职，指宰相、御史大夫和太尉。
子产：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以智慧著称。
东匠之闾：东匠的街巷。
手绞：用绳索勒死。
奸：指邪恶、不道德的行为。
孟常、芒卯：春秋时期晋国的将领。
知伯：春秋时期晋国的权臣。
肘足：比喻相互依存，相互牵制。
申子：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广廷严居：宽敞的朝廷和严肃的居所。
宴室独处：宴会的房间独自一人。
曾、史：曾子和史鱼，都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
僈：傲慢，不敬。
法：法律，规则。
术：权谋，策略。
管子：管仲，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难三-评注
景公以百乘之家赐，而说以‘节财’，是使景公无术使智富之侈，而独俭于上，未免于贫也。
此句中，‘节财’被用作一种治国理念，强调节约开支，反对奢侈浪费。‘无术使智富之侈’指出，景公虽然拥有丰富的财富，却未能运用智慧去管理财富，导致国家财政状况不佳。‘独俭于上，未免于贫也’则指出，过度节俭也可能导致国家贫困。
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则虽桀、纣不侈焉。
此句通过对比，指出即使是历史上以奢侈著称的桀、纣，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也不会过分奢侈。‘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描述了一种极端的奢侈行为，而‘虽桀、纣不侈焉’则暗示这种奢侈行为并不值得提倡。
齐国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养，是侈于桀、纣也；然而能为五霸冠者，知侈俭之地也。
此句通过桓公的例子，说明即使是奢侈的行为，也可能成为成就霸业的一部分。‘知侈俭之地也’指出，桓公能够在奢侈与节俭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他能够成为五霸之首的原因。
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
此句对君主的治国行为进行了分类，指出如果不能约束臣民而只约束自己，会导致国家被劫持；如果不能装饰臣民而只装饰自己，会导致国家混乱；如果不能节约臣民而只节约自己，会导致国家贫困。
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食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
此句强调了明君治国的重要性，指出明君能够使臣民无私，禁止欺诈行为，奖励那些为国家付出努力的人，惩罚那些贪污腐败的人。
然，故忠臣尽忠于公，民士竭力于家，百官精克于上，侈倍景公，非国之患也。
此句指出，只要国家有忠臣、民众、百官的共同努力，即使君主奢侈，也不会成为国家的隐患。
然则说之以节财，非其急者也。
此句表明，提倡节俭并不是当务之急，因为国家已经有了足够的治理能力。
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
此句强调了解臣民的重要性，指出只要君主能够了解臣民，就能够避免三公的忧虑。
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分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
此句详细阐述了了解臣民的重要性，指出只有了解臣民，才能预防奸邪，防止朋党之乱。
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
此句进一步强调了解臣民的重要性，指出只有了解臣民，才能使国家繁荣昌盛。
故曰：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此句总结了前面的论述，强调了解臣民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
此句描述了郑子产善于观察和倾听，能够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的能力。
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
此句通过郑子产的调查，揭示了妇人哭的原因，即她亲手绞死了自己的丈夫。
或曰：子产之治，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
此句提出了对子产治国方式的质疑，认为他过于关注细节，可能导致国家无法发现更多的奸邪行为。
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参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
此句进一步质疑子产的治国方式，认为他过于依赖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没有采用合理的制度和措施。
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则因物以治物。
此句指出，由于事物繁多，智慧有限，因此需要依靠事物本身来治理事物。
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
此句进一步说明，由于臣民众多，君主无法全面了解每一位臣民，因此需要依靠他人来了解他人。
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用而奸得。
此句指出，通过依靠他人来了解他人，可以减轻君主的负担，同时也能够发现奸邪行为。
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
此句引用了宋人的一句话，说明只有依靠全面的措施，才能够有效地治理国家。
夫知奸亦有大罗，不失其一而已矣。
此句进一步强调，了解奸邪也需要全面的措施，不能只关注一点。
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为之弓矢，则子产诬矣。
此句指出，如果君主只依靠自己的直觉来治理国家，就会像子产一样犯错误。
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其子产之谓矣。
此句引用了老子的观点，认为过度依赖智慧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并将子产的行为与老子的观点联系起来。
秦昭王问于左右曰：‘今时韩、魏孰与始强？’
此句描述了秦昭王询问左右大臣关于韩、魏两国实力的问题。
右左对曰：‘弱于始也。’‘今之如耳、魏齐孰与曩之孟常、芒卯？’对曰：‘不及也。’
此句描述了左右大臣对秦昭王问题的回答，认为韩、魏两国现在的实力不如以前，如耳、魏齐也不如孟常、芒卯。
王曰：‘孟常、芒卯率强韩、魏，犹无奈寡人何也。’左右对曰：‘甚然。’
此句描述了秦昭王对左右大臣回答的回应，他认为即使韩、魏两国强大，也无法对他构成威胁。
中期推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夫六晋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灌以晋水，城之未沈者三板。
此句描述了中期对秦昭王回答的反驳，他认为秦昭王对天下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引用了六晋时期知氏灭国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知伯出，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
此句继续描述了中期引用的例子，知伯在灭国过程中认识到水可以灭国，并计划用汾水和绛水来灭国。
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肘足乎车上，而知氏分于晋阳之下。
此句描述了知伯灭国过程中，魏宣子和韩康子之间的内斗，导致知氏在晋阳之战中分裂。
今足下虽强，未若知氏；韩、魏虽弱，未至如其晋阳之下也。
此句中期通过对比，指出秦昭王虽然强大，但不如知氏；韩、魏虽然弱小，但也不至于像晋阳之战那样被灭国。
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时，愿王勿易之也。
此句中期建议秦昭王不要轻易改变对天下的看法，要谨慎行事。
或曰：昭王之问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对也有过。
此句提出了对秦昭王和中期回答的质疑，认为他们的回答都存在问题。
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
此句指出，明君治国应该顺应天势。
势不可害，则虽强天下无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韩、魏能奈我何？
此句进一步说明，只要顺应天势，即使面对强大的敌人，也能够应对自如。
其势可害也，则不肖如耳、魏齐及韩、魏犹能害之。
此句指出，如果天势不利，即使是平庸的君主，也可能会受到敌人的侵害。
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问乎？
此句强调，是否受到侵害，取决于君主是否自信。
自恃其不可侵，强与弱奚其择焉？
此句指出，君主是否自信，与国家的强弱无关。
失在不自恃，而问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
此句指出，君主如果缺乏自信，就会陷入困境。
申子曰：‘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其昭王之谓也。
此句引用了申子的观点，认为君主如果失去信任，就会陷入困境。
知伯无度，从韩康、魏宣而图以水灌灭其国，此知伯之所以国亡而身死，头为饮杯之故也。
此句描述了知伯灭国的原因，即他无度地使用水来灭国，最终导致自己身死国亡。
今昭王乃问孰与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
此句提出了对秦昭王询问的质疑，认为他可能担心受到水攻的威胁。
虽有左右，非韩、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
此句指出，左右大臣并非韩、魏两国的人，因此不可能出现肘足之事。
而中期曰‘勿易’，此虚言也。
此句指出，中期的话是虚假的。
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
此句描述了中期的官职，即琴瑟。
弦不调，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
此句指出，中期作为琴瑟官，负责调弦，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为昭王服务的原因。
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为所不知，岂不妄哉？
此句指出，中期虽然善于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他的话却与昭王的期望不符，这是不理智的。
故曰：昭王之问有失，左右中期之对皆有过也。
此句总结了前面的论述，认为秦昭王和左右大臣、中期的回答都存在问题。
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
此句描述了管子治国理念，即对于可行的事情，要有证据支持；对于不可行的事情，要有明显的弊端。
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
此句进一步说明，赏罚要基于可见的事实，否则没有人会敢去尝试。
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
此句指出，如果对于可行的事情没有证据支持，对于不可行的事情没有明显的弊端，那么赏罚就会失去效力。
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
此句强调，赏罚必须基于可见的事实，否则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或曰：广廷严居，众人之所肃也；宴室独处，曾、史之所僈也。
此句描述了两种不同的环境，一种是严肃的场合，人们会表现得非常恭敬；另一种是轻松的场合，人们会表现得非常随意。
观人之所肃，非行情也。
此句指出，观察人们在不同场合的表现，并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
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
此句指出，君主的行为会被臣民所装饰，因此不能仅凭表面现象来判断。
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
此句指出，臣民会根据君主的好恶来装饰自己的行为，以此来愚弄君主。
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而待之以观饰行，定赏罚，不亦弊乎？
此句指出，如果君主不能洞察远处的奸邪，只是根据臣民的表现来定赏罚，那么就会导致国家的弊端。
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
此句描述了管子的治国理念，即君主的话语要深入人心，就像在室内说话一样，让所有人都能够听到。
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必谓大物也。
此句提出了对管子观点的质疑，认为他所说的‘言室满室、言堂满堂’不仅仅是指游戏饮食之言，而是指重大的事情。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
此句指出，君主所关注的大事，不仅仅是法律，还包括策略。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此句解释了法律的概念，即法律是编写成书籍，由官府设立并公布于众。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此句解释了策略的概念，即策略是藏在心中，通过巧妙地运用来管理群臣。
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此句指出，法律应该明确，而策略则不应该暴露。
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
此句进一步说明，明君在制定法律时，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而在运用策略时，则要保密。
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此句指出，管子所说的‘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并不是指法律和策略，而是指其他方面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