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韩国贵族，兼具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双重身份。韩非的法家思想主张法治和权力集中，强调君主绝对权威，对后来的政治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韩非子》是韩非的政治哲学和法家思想的代表作，全书以法治为核心，提倡国家治理应依靠严刑峻法与有效的行政手段，而非依赖个人道德或君主的仁爱。韩非强调“法、术、势”三者结合，即法律、权谋与权力的运作，提出治国理政必须强化中央集权，制定严密的法律制度，同时掌握与运用权谋技巧。书中通过多个案例分析，展现了法治的必要性，并批判了儒家和其他学派的“仁爱”之道。《韩非子》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为后代的政治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影响深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奸劫弑臣-原文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
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
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
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
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
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
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
故主必蔽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
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
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
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
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
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
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
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
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
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
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
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
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杀简公者也。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
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
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欲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
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裕谷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
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
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
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
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
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
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
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
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
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都少矣，非不弊之术也。
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
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
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
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
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
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
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
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
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
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
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
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乱之情，讘讠夹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
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
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
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
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
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
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
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
愚人不知，顾以为暴。
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
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
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
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
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这者，异于义而同于俗。
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
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
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
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
“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
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君前。
妾以赐死，若复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
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
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因自裂其呆衣之里，以示君而泣，曰：
“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戏余。
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
君怒，而杀甲也。
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以之死。
从是观之，父子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
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
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
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
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曰：
“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
而皆曰：
“仁义惠爱而已矣！”
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
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
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
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
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时！
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
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
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无棰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
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
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
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
讬于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
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
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
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
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
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
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
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
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
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
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
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
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谚曰：
“厉怜王.”
此不恭之言也。
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
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
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
而恐父兄毫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的而立不义。
故《春秋》记之曰：
“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
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
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
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
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于北墙。
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
近之所见：
李兑之用赵也，饿主父百日而死，卓齿之用齐也，擢湣王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
故厉虽癕肿疕疡，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饿死擢筋也。
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
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奸劫弑臣-译文
所有的奸臣都想要迎合君主的心意，以获取亲近和宠幸的地位。因此，君主喜欢什么，臣子就会跟着称赞什么；君主讨厌什么，臣子就会跟着诋毁什么。人的本性是，选择相同的人就会相互认同，选择不同的人就会相互非议。现在臣子所称赞的，正是君主所认同的，这叫做共同的选择；臣子所诋毁的，正是君主所不认同的，这叫做共同的不选择。取舍一致却相互反对的情况，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就是臣子获得信任和宠幸的方法。奸臣能够利用信任和宠幸的地位来诋毁和提拔其他臣子，君主如果没有策略来控制他们，不进行核实来审查他们，必然会把过去符合自己心意的话当作现在的话来相信，这就是宠臣能够欺骗君主成就私欲的原因。因此，君主必然会被蒙蔽，而臣子必然会被重用，这就是所谓的擅权之臣。
如果一个国家有擅权之臣，那么下面的臣子就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陈述忠诚，百官的官吏也不能依法行事以取得功绩。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安定有利的事情人们会趋向，有害的事情人们会避开，这是人的常情。现在那些尽力为国家效力以取得功绩，竭尽智慧以陈述忠诚的人，他们自己会陷入困境而家境贫困，父子会受到危害；而那些为了私利损害君主，用财物来巴结权贵重臣的人，他们自己会地位尊贵而家境富裕，父子会得到好处：人怎么会放弃安定有利的方法而选择有害的地方呢？治理国家如果出现这样的错误，而君主还希望下面没有奸臣，官吏们都能依法行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左右的臣子知道忠诚和信用不能带来安定和利益，一定会说：‘我以忠诚和信用侍奉君主，积累功绩以求得安定，这就像盲人想要知道黑白一样，一定不会成功。如果按照正道行事，不追求富贵，侍奉君主以求得安定，这就像聋子想要分辨清浊的声音一样，更加不可能。’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带来安定，我怎么能不与其他人勾结，蒙蔽君主，为了私利而迎合权贵呢？这肯定是不顾君主的道义了。
百官的官吏也知道正直不能带来安定，一定会说：‘我以清廉正直侍奉君主以求得安定，这就像没有规矩却想要画方圆一样，一定不会成功；如果依法行事，不结党营私来治理官职以求得安定，这就像用脚搔头顶一样，更加不可能。’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带来安定，我怎么能不违法行事以迎合权贵呢？这肯定是不顾君主的法纪了。因此，那些以私利为重的人很多，而那些依法侍奉君主的人很少。因此，君主在上位时会感到孤立，臣子在下位时会结党营私，这就是田成子杀简公的原因。
有才能的人作为臣子，能够提出合乎度数的言论，使君主明白法律，使下面的奸臣感到困扰，以此来尊崇君主和安定国家。因此，如果度数的言论能够在前面得到应用，那么赏罚就一定会在后面得到执行。君主如果真正明白圣人的方法，不随意听从世俗的言论，根据名义和实际情况来判断是非，根据参照和验证来审查言论，那么左右的亲近臣子就会知道虚伪欺诈不能带来安定，一定会说：‘我不放弃奸邪的行为，而是尽力竭智侍奉君主，却与其他人勾结，胡乱诋毁和称赞以求得安定，这就像背着千钧之重的东西，陷入不可测的深渊中求生存一样，一定不会成功。’百官的官吏也会知道为奸利不能带来安定，一定会说：‘我不以清廉正直依法行事，而是以贪污之心违法以获取私利，这就像站在高山上跳下深谷求生存一样，一定不会成功。’安危之道如此明显，左右怎么能用虚假的言论来迷惑君主，而百官又怎么敢贪污受贿呢？因此，臣子能够陈述忠诚而不受损害，下面的人能够守职而不抱怨。这就是管仲治理齐国，商鞅使秦国强大的原因。
从这些来看，圣人的治国之道，确实有让人不得不爱他的方法，而不依赖别人的爱来为自己服务。依赖别人的爱来为自己服务是危险的，依赖自己不可不为的事情是安全的。君臣之间没有血缘的亲情，如果正直的方法能够带来利益，臣子就会尽力侍奉君主；如果正直的方法不能带来安定，臣子就会行私利以讨好君主。明智的君主知道这一点，因此设置利害的方法来展示给天下。因此，君主即使不亲自教导百官，不亲自寻找奸邪，国家也已经治理好了。君主并不需要像离娄一样眼睛明亮，也不需要像师旷一样耳朵灵敏。如果不利用策略，而只是依赖眼睛来判断，所见就很少，这不是不欺骗的方法。如果不利用形势，而只是依赖耳朵来判断，所听到的就很少，这不是不欺骗的方法。明智的君主，使天下不得不为自己看，天下不得不为自己听。因此，君主即使身处深宫之中，也能明察天下，而天下的人不能蒙蔽他，不能欺骗他，这是为什么？因为暗乱的方法被废弃，而明智的力量得到了提升。因此，善于利用形势的国家安全，不懂得利用形势的国家危险。古代秦国的风俗，君臣废弃法律而服从私欲，因此国家混乱，军队弱小，君主地位低下。商鞅向秦孝公建议改变风俗，明确公道，奖励告发奸邪的人，限制末业，重视本业。在这个时候，秦民习惯于古代风俗，有罪可以免罪，无功可以显贵，因此轻易地违反新法。于是，违反新法的人受到的重罚一定严厉，告发的人得到的奖赏一定丰厚，因此奸邪之人无处可逃，被处罚的人很多，民众疾苦和怨言不断。秦孝公不听，于是执行商鞅的法律。民众后来知道有罪必受处罚，告发私人的奸邪行为的人也很多，因此民众不敢再犯，刑罚无处可加。因此，国家治理得很好，军队强大，领土广阔，君主地位尊贵。这是因为它惩罚匿罪的人重，而告发奸邪的人奖赏厚，这也是让天下不得不为自己视听的方法。至治的法律和策略已经明确，但世上的学者却不知道。
而且，世上的愚昧之学，都不懂得混乱的情况，只是盲目地背诵古代的书籍，以混乱来对抗世间的治理；智慧不足以避免陷阱和危险，又盲目地非议有才能的人。听从他们的话是危险的，采用他们的计策是混乱的，这是愚昧的最大表现和最大的祸害。他们与有才能的人，虽然有谈论的名声，但实际上相差千万。这是名义相同而实际上有差异的情况。世上的愚昧之学的人与有才能的人相比，就像蚂蚁堆与高山相比，差距非常远。而圣人，他们审慎地判断是非，洞察治乱的情况。因此，他们治国时，制定明确的法律，实行严厉的刑罚，以此来拯救民众的混乱，消除天下的祸患，使强者不欺凌弱者，多数人不暴虐少数人，老年人得以安享晚年，孤儿得以成长，边境不受侵犯，群臣相互关心，父子相互保护，没有死亡和被俘的忧虑，这是功绩非常伟大的。愚昧的人不知道这一点，反而认为这是残暴。愚昧的人固然想要治理国家，却讨厌治理国家的方法，都讨厌危险却喜欢危险的原因。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严厉的刑罚和重罚是民众所厌恶的，但却是国家治理的原因；怜悯百姓而轻视刑罚是民众所喜欢的，但却是国家危险的原因。圣人制定法律，必然与世俗相反，却与道德相符合。明白这一点的人与义相合而与俗相反；不明白这一点的人，与义相反而与俗相合。天下明白这一点的人很少，那么义就不正确了。
身处不是自己本分的位置，却受到众人的诽谤，沉溺于世间的流言蜚语，却想要在严苛的天子面前求得安宁，这难道不是非常困难吗！这就是智者之所以到死也不被世人所知晓的原因。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一个宠妾叫余，春申君的正室妻子叫甲。余想要让春申君放弃他的正室妻子，于是自伤身体给春申君看并哭泣着说：‘能成为您的妾，我感到非常幸运。尽管如此，娶了夫人并不是侍奉君主的方式，侍奉君主也不是侍奉夫人的方式。我虽然不才，力量不足以同时侍奉两位主人，如果同时侍奉，不如在您面前受赐而死。如果再得到您的宠爱，希望您一定要明察，不要被人嘲笑。’春申君因此相信了宠妾余的欺骗，而抛弃了正室妻子。余又想要杀死甲，让她儿子成为继承人，于是撕裂自己的内衣里层，给春申君看并哭泣着说：‘我得到您的宠爱已经很久了，甲并非不知道，现在却想要强行戏弄我。我和她争斗，以至于撕裂我的衣服，这个儿子的不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春申君愤怒，于是杀死了甲。因此，妻子因为宠妾余的欺骗而被抛弃，儿子也因此而死。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父子之间对儿子的爱，也可以因为毁谤而受害；君臣之间的关系，并非有父子般的亲密，而群臣的毁谤之言，并不仅仅是一个妾的口舌之快，有什么奇怪的，贤圣之人也会被杀呢！这就是商鞅在秦国被车裂，吴起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一般的大臣，有罪的不想被处死，无功的都想得到尊贵和显赫。然而圣人治理国家，不会奖赏无功之人，而必须对有罪之人执行惩罚。因此，那些有计谋的人，自然会成为左右奸臣所害的对象，不是明智的君主是不能听信他们的。
世上的学者向君主进言，不说是‘利用威严的权势来制服奸邪的大臣’，而都说‘只要仁义、恩惠和爱心就可以了’！君主只喜欢仁义的名声而不去观察它的实际效果，因此大的结果是国家灭亡，君主丧命，小的结果是国土被削减，君主地位降低。怎么证明这一点呢？把财物施舍给贫困的人，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仁义；同情百姓，不忍心惩罚他们，这就是世人所说的恩惠和爱心。如果施舍给贫困的人，那么无功的人也能得到奖赏；如果不忍心惩罚，那么暴乱的人就不会停止。如果一个国家中无功的人也能得到奖赏，那么百姓就不会在外面努力战斗，在家里也不会急切地努力耕作，都想要行贿，巴结富贵之人，做私人的善事，树立名誉，以此来获得高官厚禄。因此，奸邪的臣子越来越多，而暴乱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国家不灭亡还等到什么时候！严厉的刑罚是百姓所畏惧的；沉重的惩罚是百姓所厌恶的。因此圣人用百姓所畏惧的东西来禁止他们的邪恶，用百姓所厌恶的东西来防止他们的奸诈，因此国家安定，暴乱不发生。我因此认为仁义、恩惠和爱心是不够用的，而严厉的刑罚和重罚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鞭子和马嚼子的威慑，即使是造父也不能使马驯服；没有规矩和墨线的标准，即使是王尔也不能画出方圆；没有威严的权势和赏罚的法度，即使是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现在君主们都轻视重罚和严厉的刑罚，实行恩惠和爱心，却想要成就霸王的事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善于做君主的人，应该明确奖赏和利益来鼓励人民，使他们因为功绩而得到奖赏，而不是因为仁义而得到赐予；应该用严厉的刑罚和重罚来禁止他们，使他们因为罪行而受到惩罚，而不是因为恩惠而得到赦免。因此，无功的人不会抱有希望，而有罪的人也不会侥幸。
依靠犀牛车和良马，就可以克服陆地上险峻的道路；乘坐安全的小船，手持有利的长桨，就可以横渡江河的困难；掌握法术和策略，实行重罚和严厉的刑罚，就可以成就霸王的事业。治理国家要有法术和赏罚，就像陆地上有犀牛车和良马，水路上有轻便的小船和长桨一样，掌握了它们的人就能取得成功。伊尹掌握了这些，商汤因此成为天子；管仲掌握了这些，齐国因此称霸；商鞅掌握了这些，秦国因此强大。这三个人，都明白霸王之术，精通治国的策略，而不被世俗之言所束缚；如果他们恰好遇到明智的君主，就能让布衣之士担任卿相；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就能使君主尊贵，国土扩大：这就是所说的宝贵的臣子。商汤得到伊尹，用百里之地立为天子；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之首，九次会合诸侯，统一天下；秦孝公得到商鞅，国土扩大，兵力强大。因此，有忠臣的国家，外面没有外敌的侵扰，内部没有乱臣的忧虑，在天下长治久安，名声流传后世，这就是所说的忠臣。至于豫让作为智伯的臣子，他上不能说服君主让他明白法术和策略的道理以避免灾祸，下不能领导他的部下以安定国家；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就自毁容貌，以报赵襄子的仇。虽然有残刑杀身以博取君主名声，但实际上对智伯没有任何益处。这是我所轻视的，而世上的君主却认为他是忠臣而高度评价他。
古代有伯夷和叔齐，武王将天下让给他们，他们都不接受，结果饿死在首阳山。这样的臣子，不怕重罚，不图重赏，不能通过惩罚来约束他们，也不能通过奖赏来使他们服从，这就是所说的无益之臣。我所轻视的，却是君主们所追求的。
谚语说：‘厉王怜爱他的君主。’这是不恭敬的话。尽管如此，古代没有空穴来风的话，不能不加以注意。这是指那些杀害死亡君主的人。如果君主没有法术来控制他的臣子，即使是长寿而且有才能的大臣，也会得到权势，擅作主张，各自为私。他们担心父兄和杰出之士，借助君主的力量，来对自己进行禁锢和诛杀，因此杀害贤能的长者而立年幼的弱者，废除正当的君主而立不义之人。所以《春秋》记载说：‘楚王子围将要出使到郑国，还没出界，就听说君主生病而返回。趁机进入询问病情，用他的冠缨勒住君主而杀了他，于是自立为王。’‘齐国的崔杼，他的妻子很美，齐庄公与她通奸，多次到崔家。等到庄公前往，崔家的党羽贾举率领崔家的党羽攻打庄公。庄公进入屋内，请求与崔杼平分国家，崔杼不同意；庄公请求在庙中自杀，崔杼也不答应；庄公于是逃跑，翻过北墙。贾举射中庄公的大腿，庄公跌倒，崔家的党羽用戈砍死了庄公，然后立他的弟弟景公为王。’最近看到的事例：李兑在赵国，饿死主父赵武灵王一百天；卓齿在齐国，抽出齐湣王的筋，悬挂在庙梁上，很快就死了。所以厉王虽然有病，但与《春秋》相比，还没到勒颈射股的地步；与近世相比，还没到饿死抽筋的地步。所以杀害死亡君主的人，他们内心的忧虑和痛苦，一定比厉王更甚。由此看来，即使是‘厉王怜爱他的君主’这句话也可以接受。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奸劫弑臣-注解
奸臣：指那些为了迎合君主的心意而取得君主信任和宠幸的官员。在古代中国，奸臣通常指的是那些不正直、自私、善于谄媚的官员。
人主：指君主，即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势：指权势、势力，这里指君主或官员的权力。
术数：指治国的方法和策略，包括政治手段和技巧。
参验：指观察和验证，即通过观察事实来验证理论。
曩：指从前，过去。
幸臣：指得到君主宠幸的官员，通常与奸臣有相似的含义。
蔽主上：指蒙蔽君主，使君主受到欺骗。
重人：指权重有势的人，这里指那些有权势的官员。
度数之言：指治国的方法和策略。
明主法：指明智的君主遵循的法律和制度。
奸私之行：指不正当的行为，如贪污、腐败等。
术士：指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这里特指懂得法术的人。
义：指道德原则和正确的道路。
俗：指世俗，即普遍的风俗习惯。
非道之位：不符合正道的位置或职位。
众口之谮：许多人的诽谤和诬陷。
溺于当世之言：沉溺于当时流行的言论或风俗。
严天子：指严厉的君主。
春申君：即黄歇，战国时期楚国贵族，曾任楚相。
爱妾：宠爱的小妾。
正妻子：正室妻子。
自伤其身：伤害自己的身体。
适夫人：适合做夫人。
适君：适合做君主。
不肖：不才，不称职。
赐死：君主赐予的死。
左右：左右亲近的人。
直任布衣之士：直接任用平民出身的士人。
卿相：古代的高级官职，相当于宰相。
足贵之臣：非常宝贵的臣子。
伊尹：商汤的贤臣，助商汤建立商朝。
管仲：齐桓公的贤臣，助齐桓公成为霸主。
商君：即商鞅，秦国的法家代表人物，推行变法。
霸王之功：称霸天下的功绩。
法术：治国的方法和策略。
犀车良马：坚固的车和好马，比喻强大的力量。
规矩：画圆形和方形的工具，比喻规则和标准。
绳墨：画直线和曲线的工具，比喻标准和法度。
霸王：称霸一方的君主。
忠臣：忠诚的臣子。
智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因智谋而称霸。
黔劓：古代的一种刑罚，割去鼻子。
伯夷叔齐：商朝末年的两位贤人，以不食周粟而饿死著称。
厉：古代对暴君的称呼。
王：君主。
父兄：父亲和兄长，这里指权贵。
毫杰之士：有才能的人。
正的：正室，正室妻子。
不义：不道德，不正当。
春秋：古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崔杼：春秋时期齐国的权臣。
庄公：春秋时期齐国的君主。
贾举：崔杼的党羽。
景公：齐国的君主，崔杼之弟。
李兑：战国时期赵国的权臣。
主父：赵国的君主。
卓齿：战国时期齐国的权臣。
湣王：齐国的君主。
厉怜王：暴君怜惜君主，这是一种讽刺的说法。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奸劫弑臣-评注
此段古文以楚庄王之弟春申君的故事为引，深刻揭示了古代社会中君臣关系、权力斗争以及道德伦理的复杂性。
首句‘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点明了身处非道之位，受到众口诽谤，沉溺于世俗之言，却想要在严天子面前求得安宁的艰难。
‘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表达了有智慧的人往往因为身处这样的困境而无法在世显扬。
‘楚庄王之弟春申君’以下，通过春申君与其爱妾余的故事，展现了权谋与欺诈的丑恶。
‘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一节，揭示了女性在古代社会中地位低下，以及她们如何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影响甚至操纵男性。
‘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表明了君臣之间信任的脆弱，以及权力斗争的残酷。
‘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以之死’进一步强调了权力斗争对家庭和社会的破坏力。
‘从是观之，父子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这一段深刻反思了君臣关系，指出即使是父子之间也可能因为权力而相互伤害，而君臣之间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以商君和吴起的悲剧为例，说明了权力斗争的残酷。
‘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批判了当时学者对君主的建议，认为他们过于强调仁义而忽视了威严。
‘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对仁义和惠爱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时！’指出了过度仁义和惠爱会导致国家灭亡。
‘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提出了严刑重罚的治国理念。
‘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对当时君主治国方式的批评。
‘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提出了以法术和重罚实现霸业的观点。
‘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以历史上的成功案例支持了自己的观点。
‘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对忠臣的定义和作用进行了阐述。
‘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以下，通过豫让的故事，对比了有益之臣和无益之臣。
‘谚曰：“厉怜王。”’以下，通过分析“厉怜王”这一谚语，揭示了君主权力被滥用时所带来的灾难。
‘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指出了君主若无法术控制臣子，会导致国家的混乱。
‘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等例子，说明了君主被臣子杀害的历史事实。
‘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通过对比，说明了君主被杀的痛苦远超过厉王的病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