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韩国贵族，兼具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双重身份。韩非的法家思想主张法治和权力集中，强调君主绝对权威，对后来的政治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韩非子》是韩非的政治哲学和法家思想的代表作，全书以法治为核心，提倡国家治理应依靠严刑峻法与有效的行政手段，而非依赖个人道德或君主的仁爱。韩非强调“法、术、势”三者结合，即法律、权谋与权力的运作，提出治国理政必须强化中央集权，制定严密的法律制度，同时掌握与运用权谋技巧。书中通过多个案例分析，展现了法治的必要性，并批判了儒家和其他学派的“仁爱”之道。《韩非子》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为后代的政治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影响深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南面-原文
人主之过，在已任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
今所与备人者，且曩之所备也.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
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
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
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愍主坏法之资也。
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
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
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
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
共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
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愍主。
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
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
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
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
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
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
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
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
知此者，任理去欲。
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
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
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
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
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
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
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
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
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
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
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
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
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
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
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
是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振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
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南面-译文
君主犯的错误，在于已经任命了臣子，却又必须反过来对那些没有被任命的人进行防备，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那些被任命的臣子与那些没有被任命的人成为仇敌，而君主反而被那些没有被任命的人所控制。现在被用来防备别人的，正是之前被防备的对象。君主如果不能明确法律来制约大臣的威势，就无法得到小人的信任。君主放弃法律而用臣子来防备其他臣子，那么相互喜爱的人就会结党营私互相吹捧，相互憎恨的人就会结党营私互相诋毁。非议和赞誉交织争斗，君主就会感到困惑和混乱。
臣子如果不能通过名誉和请托来求得进步，就不能通过违法专制来树立威信，不能通过假装忠诚和诚信来不受约束，这三者，都是使君主遭受法律破坏的根源。君主应该让臣子即使有智慧和才能，也不能违法专制；即使有贤德的行为，也不能超越功绩而优先得到奖赏，即使有忠诚和诚信，也不能放弃法律而不加约束：这就是所谓的明确法律。
君主可能会被事情所迷惑，也可能会被言论所阻塞，这两者都是不能不仔细观察的。那些轻易谈论事情的大臣，往往要求很少的财物，以此来诬陷君主。如果君主被迷惑而不加观察，就会因此增多对大臣的信任，这样就是臣子反过来用事情来控制君主了。像这样的情况称为被事情所迷惑，被事情所迷惑的人会陷入困境。
共同进言的人少，退去的人多，即使有功，他们的言论也不可信。不可信的人有罪，事情有功的人必须奖赏，那么群臣就没有人敢粉饰言辞来怜悯君主了。君主的治理之道，是让臣子前面说的话后面不再重复，后面说的话前面不再重复，事情虽然有功，但必须承担其罪责，这称为任用下级。
臣子为主设立事情却担心被否定，就会先提出说法和言论说：‘议论这件事的人，是嫉妒这件事的人。’君主记住这些话，不再听其他臣子的意见；臣子害怕这些话，不敢议论事情。如果使用这两种策略，就会导致忠诚的臣子不被听取而赞誉的臣子独揽大权。像这样的情况称为言论阻塞，言论阻塞的人就会被臣子所控制。君主的治理之道，是让臣子必须承担说话的责任，同时也必须承担不说话的责任。说话没有根据、没有结尾、没有验证的，这是说话的责任；因为不说话而逃避责任、保持重要位置的人，这是不说话的责任。君主应该让说话的人必须知道其目的并对其内容负责，不说话的人必须询问其选择和放弃以对其负责。这样，臣子就没人敢胡说八道了，也没人敢沉默不言了，说话和沉默都有责任。
君主想要做某件事，如果不了解其开始和结束，却想要明确自己的愿望，有去做的人，他们得到的利益一定会受到损害，必然会导致反效果。了解这一点的人，会任用理性去除欲望。行事有道理，计算其收入多而支出少，就可以去做。那些迷惑君主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计算收入，不计算支出，即使支出是收入的几倍，也不知道其害处，这样看似得到了利益，实际上却失去了。像这样的情况，功劳小而害处大。所有的功劳，都是收入多而支出少，才能称为功劳。现在大费钱财却少有收获，被算作功劳，那么臣子就会用大费钱财来完成小功，小功完成而君主也有害处。
不了解治理的人，一定会说：‘不要改变古法，不要改变常规。’改变还是不改变，圣人是不会听的，正确的治理才是关键。那么古法的不变，常规的不变，在于常规古法中可以和不可以的地方。伊尹没有改变殷朝，太公没有改变周朝，那么商汤和周武王就不会成为王了。管仲没有改变齐国，郭偃没有改变晋国，那么齐桓公和晋文公就不会称霸了。所有人难以改变古法，是因为害怕改变民众的安宁。那些不改变古法的人，是继承了混乱的痕迹；迎合民心的，是纵容奸邪的行为。民众愚昧而不懂得混乱，上位者懦弱而不能改变，这是治理的失误。君主，应该是明智的，能够知道如何治理，严格的执行，所以即使与民众相悖，也必须坚持治理。这一点可以从商鞅的内外政策和铁殳、重盾和豫戒中得到启示。因此，郭偃刚开始治理时，文公有官卒；管仲刚开始治理时，桓公有武车：这些都是为了提醒民众要有防备。因此，那些愚昧、笨拙、懒惰的民众，虽然苦于小费却忘记了大利，所以夤虎接受阿谀奉承而进行小改变却失去了长远的好处，所以邹贾反对载旅。习惯于混乱而接受治理，所以郑人不能回归。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南面-注解
人主：指君主，即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臣：指官员或臣子，为君主服务的官员。
法：指法律、规章制度，是维护国家秩序和统治的重要手段。
备：准备、防备，这里指对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预防。
说：解释、论说，这里指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或观点。
誉：称赞、赞美，这里指对某人的好评价。
非：非难、指责，这里指对某人的负面评价。
请谒：请求、拜访，这里指通过私人关系寻求帮助。
进言：提出意见或建议。
事：事情、事务，这里指国家政治或军事上的具体问题。
端末：开始和结束，这里指事情的全过程。
变古：改变古代的做法或制度。
易常：改变常规或习惯。
圣：圣明、圣贤，这里指具有高明智慧的人。
拂：违背、不顺。
乱：混乱、动乱，这里指社会不稳定。
治：治理、统治，这里指国家的管理和秩序。
伊尹：商汤的大臣，以辅佐商汤建立商朝著称。
太公：周文王的大臣，以辅佐周文王建立周朝著称。
汤：商汤，商朝的开国君主。
武：周武王，周朝的开国君主。
管仲：齐桓公的大臣，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著称。
郭偃：晋国的大臣，以辅佐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著称。
桓：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
文：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
霸：称霸，指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某一地区的强国。
民：人民、民众。
安：安定、稳定。
易民之安：改变民众的安定生活。
适民心：顺应民心。
奸：奸邪、不正直。
夤虎：狡猾的虎，比喻狡猾的人。
阿谤：迎合诽谤，指迎合上级的诽谤之言。
邹贾：邹国的大夫，以敢于直言著称。
载旅：载客，指载客的旅店，这里比喻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地方。
狎习：亲近熟悉。
归：归附、归顺。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南面-评注
古文中的‘人主之过，在已任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一句，揭示了古代君主在任用臣子时的矛盾心态。君主一方面依赖臣子治理国家，另一方面又对未任用的臣子保持警惕，这种心态导致了矛盾和冲突。‘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进一步说明了这种矛盾心理导致的后果，即君主被未任用的臣子所制约。
‘今所与备人者，且曩之所备也’表明，君主对于臣子的防范是持续不断的，这种防范不仅针对现任臣子，也针对那些尚未被任用的潜在威胁。‘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指出，如果君主不能依法治国，就无法有效地控制大臣的权力，同时也无法获得小人的信任。
‘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描述了君主放弃法治，依赖臣子相互监督时可能出现的情况，即相互之间形成派系，相互赞誉或诋毁，导致国家政治的混乱。
‘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分析了臣子如何通过名誉、权力和忠诚来获得君主的支持和信任，同时也揭示了君主滥用权力和信任的弊端。
‘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提醒君主要注意臣子可能通过操纵事务和言论来影响自己的决策。‘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说明了臣子可能会利用事务来诬陷君主，而君主如果被诱惑，就会陷入困境。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批评了君主在处理事务时不考虑细节，只追求表面的意图，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和后果严重。
‘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表达了古代圣人的治国理念，即不拘泥于传统，而是追求正当的治理方式。‘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等例子说明了即使是伟大的君主，也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来调整治理策略。
‘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指出，那些固守传统、不适应民心变化的人，往往会导致混乱和奸邪行为。‘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强调了君主必须明智且严格执行治理政策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