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韩国贵族，兼具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双重身份。韩非的法家思想主张法治和权力集中，强调君主绝对权威，对后来的政治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韩非子》是韩非的政治哲学和法家思想的代表作，全书以法治为核心，提倡国家治理应依靠严刑峻法与有效的行政手段，而非依赖个人道德或君主的仁爱。韩非强调“法、术、势”三者结合，即法律、权谋与权力的运作，提出治国理政必须强化中央集权，制定严密的法律制度，同时掌握与运用权谋技巧。书中通过多个案例分析，展现了法治的必要性，并批判了儒家和其他学派的“仁爱”之道。《韩非子》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为后代的政治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影响深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制分-原文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
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
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
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
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
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
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
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
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
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以异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
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
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
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
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
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
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
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
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
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
如此，则奸类发矣。
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
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
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
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
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凡畸功之循约者虽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是以刑赏惑乎贰。
所谓循约难知者，奸功也。
臣过之难见者，失根也。
循理不见虚功，度情诡乎奸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
是以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
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僇人。
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
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
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
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制分-译文
凡是那些国家广大、君主尊贵的地方，从未有过不重视法律而能够使得天下命令得以贯彻执行的。因此，君主在分配爵位和禄位时，法律必然要严格并加重其重要性。国家治理得好，民众就会安定；国家治理混乱，国家就会面临危险。法律重要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同，禁令轻视就会失去事实的依据。而且，那些愿意全力以赴的人，是民众所具备的，没有人不愿意倾尽全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好恶，是上级所规定的，民众喜欢利益和禄位而厌恶刑罚。上级掌握好恶来驾驭民众的力量，事实不应该失去，然而禁令轻视导致事情失误，这是刑罚和赏赐的失误。如果治理民众不坚持法律，那么就是没有法律了。
因此，治理混乱与安宁的道理，应该把区分刑罚和赏赐作为紧急任务。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制定法律的，然而有的法律得以保存，有的则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制定刑罚和赏赐时没有区分。治理国家的人，他们的刑罚和赏赐无不有所区分：有的以不同标准来区分，不能称为区分；至于君主的区分，是唯一的。因此，民众重视法律并敬畏禁令，希望不要犯罪而不敢期待奖赏。所以说：不需要刑罚和赏赐，民众就会遵守法律。
因此，最理想的国家，总是以阻止奸邪行为为己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法律符合人情，关系到治理。那么，如何去除细微的奸邪呢？他们的做法是让民众相互监督自己的行为。那么，如何相互监督呢？答案是：通过邻里相互监督。如果禁令牵连到自己，就不可能相互监督，只会担心自己无法免罪。对于那些有奸邪之心的人，不让他们忘记，监督的人就会增多。这样，人们就会谨慎行事，相互监督，揭露奸邪的秘密。举报罪行的人可以免罪并受到奖赏，发现奸邪的人必须受到连坐的刑罚。这样，奸邪之徒就会被揭露。
治理法律最明确的国家，是依靠数量而不是依靠个人。因此，有术之国，不依靠赞誉就没有适宜之处，国内必然治理得很好，这是因为依靠数量。那些灭亡的国家，让军队公开在其土地上行动，却无法禁止，是因为依靠个人而不是数量。自己攻击别人是人的行为，攻击别人是数量的行为。因此，有术之国，摒弃言语而依靠法律。
对于遵循约定的功绩虽然可以知道，但是过分刑罚在言语中是难以看到的，因此刑罚和赏赐会让人迷惑。所谓遵循约定难以知道的是，奸邪的功绩。臣子的过错难以发现的是，失去了根本。遵循道理看不到虚假的功绩，根据情况判断，会误解奸邪的根本，那么这两者怎么可能没有错误呢？因此，那些虚假的人在内树立名声，而在外谈论的人则简化了，所以愚笨、胆怯、勇敢、智慧的人相互连接，用虚假的道理来迎合世俗而存在于世上。因此，法律不被使用，刑罚不施加在卑贱的人身上。这样，刑罚和赏赐怎么可能不包容这两种情况呢？实际上，有些事情达到了极致，而道理失去了度量，度量的失误，不是法律造成的，而是法律允许智慧的运用。放弃法律而依靠智慧的人，那么接受任务的人怎么能得到他们应该做的呢？如果任务与实际不符，那么法律怎么可能不失误，刑罚怎么可能不繁琐呢？因此，赏罚混乱，国家道路偏离，刑罚和赏赐的不分明。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制分-注解
国博君尊：指国家的君主或统治者，‘博’和‘尊’都是对君主尊贵地位的形容。
法重：指法律制度严格，刑罚严厉。
令行禁止：指下令执行，禁止违反，形容法律严明。
分爵制禄：指按照爵位和官职等级来分配俸禄。
国治：指国家治理得当，社会稳定。
事乱：指国家内部发生动乱或不安定。
人情：指人的情感和意愿。
死力：指全力以赴，不顾生命。
好恶：指喜好和厌恶的情感。
上：指统治者或上级。
民力：指民众的力量或劳动力。
刑赏：指刑罚和奖赏。
分刑赏：指明确刑罚和奖赏的标准和制度。
至治：指达到最高治理水平的状态。
奸：指邪恶、不道德的行为。
相规其情：指相互监督和规范自己的行为。
相窥：指相互观察或监视。
里相坐：指邻里之间相互监督。
任数：指依靠制度和规则。
任人：指依靠个人能力或关系。
术：指治国的方法和策略。
誉：指赞誉、名声。
畸功：指不正常或不合理的功绩。
循约：指遵循约定或规则。
贰：指不一致、矛盾。
虚士：指空谈理论而不务实际的人。
谈者：指善于言辞的人。
略：指简要、概括。
僇人：指受刑的人。
量：指衡量、评估。
释法：指放弃法律。
任慧：指依靠智慧或聪明才智。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制分-评注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
此句开篇点明主题，强调治国者必须以法为重，通过严格的法律来达到令行禁止的目的，这是古代治国理念的核心之一，体现了法家思想的基本原则。
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
此句进一步阐述，君主要通过分封爵位和制定禄位来确保法律的严格执行，这是通过物质激励和地位提升来强化法律权威的体现。
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
此句强调了治国与民安的关系，国家的治理状况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安宁与否，以及国家的稳定与否。
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
此句提出法重和禁轻的对比，指出法律必须符合人情，过于严苛或过于宽松都会导致治理上的失当。
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
此句分析了民众的行为动机，指出民众愿意为所欲为，而君主的喜好和厌恶则是制约民众行为的关键。
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
此句指出君主应该掌握好恶来驾驭民力，但若禁令过轻或刑赏失当，则会失去对民力的有效控制。
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
此句强调治国必须以法为准则，若不以法为善，则等于没有法律。
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
此句提出治理国家应将刑赏的分配作为首要任务，体现了法家思想中刑罚与赏赐并重的观点。
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
此句指出虽然所有国家都有法律，但法律的存续与否取决于是否合理地制定和执行刑赏。
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以异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
此句进一步阐述刑赏的分配原则，指出刑赏必须分明，不能模糊不清。
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
此句说明当法律明确且执行严格时，民众会重视法律并敬畏禁令，不愿意触犯法律。
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此句总结前文，指出当法律得到有效执行时，民众自然会遵守法律，无需额外的刑赏。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
此句提出治国者应以防止奸恶为首要任务，这是维护国家治安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
此句解释了防止奸恶的方法，即法律必须符合人情，并与治理理念相契合。
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
此句提出去除微小奸恶的方法，即通过相互监督来规范彼此的行为。
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
此句说明如何实现相互监督，即通过邻里间的相互监督来实现。
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
此句指出禁止相互监督的原因，即担心连累到自己。
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
此句说明通过相互监督，可以防止奸恶者忘记自己的行为，同时也能增加监督者的数量。
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
此句指出通过相互监督，可以促使人们谨慎自己的行为，同时揭露他人的奸恶。
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
此句提出了对于举报和失职的处理方式，举报者将获得奖励，而失职者将受到惩罚。
如此，则奸类发矣。
此句总结前文，指出通过上述措施，可以有效地揭露和打击奸恶。
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此句强调对于奸恶的打击必须坚决，不容忽视任何细节，而私告和任坐是打击奸恶的重要手段。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
此句提出治理法律的最关键之处在于依靠数量而非个人，即通过数量来保证法律的公正和效率。
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
此句指出一个有技术的国家，如果不依靠个人的声誉，那么国家必然能够得到治理，这是依靠数量而非个人能力的体现。
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
此句指出一个国家如果任用个人而忽视数量，那么即使有军队也无法有效地禁止犯罪。
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
此句进一步说明，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数量的力量是无穷的。
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此句提出一个有技术的国家应该摒弃空谈，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
凡畸功之循约者虽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是以刑赏惑乎贰。
此句指出对于畸形的功绩虽然容易识别，但对于过度的刑罚则难以通过言语来表达，因此刑赏可能会出现偏差。
所谓循约难知者，奸功也。
此句解释了循约难知的原因，即奸恶的功绩难以识别。
臣过之难见者，失根也。
此句指出臣子的过错难以被发现，是因为失去了根本的监督机制。
循理不见虚功，度情诡乎奸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
此句指出如果按照理来衡量，无法看到虚假的功绩；而如果根据情感来衡量，则可能会误解奸恶的根本，因此两者都可能出现失误。
是以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
此句指出那些虚假的士人内在有虚名，而谈论者在外表上显得简略，因此愚者、怯者、勇者、智者都通过虚假的道德来迎合世俗。
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僇人。
此句指出由于法律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刑罚也没有加在真正的犯罪者身上。
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此句指出由于法律没有得到正确执行，导致刑赏无法同时容纳两种情况，实际上是由于执行上的失误，而非法律本身的问题。
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
此句提出如果放弃法律而依赖个人智慧，那么执行者将无法完成自己的职责。
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
此句指出如果执行者的任务与实际情况不相符，那么法律将无法得到正确执行，刑罚也将变得繁琐。
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
此句总结前文，指出由于赏罚混乱，国家的治理出现了偏差，刑赏无法明确区分，这是治理上的重大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