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韩国贵族，兼具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双重身份。韩非的法家思想主张法治和权力集中，强调君主绝对权威，对后来的政治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韩非子》是韩非的政治哲学和法家思想的代表作，全书以法治为核心，提倡国家治理应依靠严刑峻法与有效的行政手段，而非依赖个人道德或君主的仁爱。韩非强调“法、术、势”三者结合，即法律、权谋与权力的运作，提出治国理政必须强化中央集权，制定严密的法律制度，同时掌握与运用权谋技巧。书中通过多个案例分析，展现了法治的必要性，并批判了儒家和其他学派的“仁爱”之道。《韩非子》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为后代的政治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影响深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八说-原文
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
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
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
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毁，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
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
任人者，使有势也。
智士者未必信也，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
以智士之计，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则君必欺焉。
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断事也。
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因惑其智。
以愚人之所惽，处治事之官而为所然，则事必乱矣。
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
明君之道，贱德义贵，下必坐上，决诚以参，听无门户，故智者不得诈欺。
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
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断，则事无失矣。
察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
贤者然后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
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
鲍焦、华角，天下之所贤也，鲍焦木枯，华角赴河，虽贤不可以为耕战之士。
故人主之察，智士尽其辩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尽其行焉。
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
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
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
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
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
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
赏功以劝民也，而又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
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搢 笏干戚，不适有方铁铦；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
《狸首》射侯，不当强弩趋发；干城距衡冲，不若堙穴伏橐。
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
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故有珧铫而推车者。
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
然则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
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
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
故智者不乘推车，圣人不行推政也。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
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
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
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
是以拔千丈之都，败十万之众，死伤者军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伤，而贺战胜得地者，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
夫沐者有弃发，除者伤血肉。
为人见其难，因释其业，是无术之事也。
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奈之何！”
此通权之言也。
是以说有必立而旷于实者，言有辞拙而急于用者。
故圣人不求无害之言，而务无易之事。
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贞廉而远利也，石不能为人多少，衡不能为人轻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
明主之国，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
此其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
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
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
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
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
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
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权，策也。
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
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
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
明其法禁，察其谋计。
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于外无死虏之祸。
故存国者，非仁义也。
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
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
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则妄杀加于人。
不忍，则罚多宥赦；好与，则赏多无功。
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则民将背叛。
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
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
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
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
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以说民，此劝饭之说。
劝饭之说，明主不受也。
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
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
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
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以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力劳不用而国治也。
酸甘咸淡，不以口断而决于宰尹，则厨人轻君而重于宰尹矣。
上下清浊，不以耳断而决于乐正，则瞽工轻君而重于乐正矣。
治国是非，不以术断而决于宠人，则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矣。
人主不亲观听，而制断在下，托食于国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又不恶死，则无事上之意。
意欲不宰于君，则不可使也。
今生杀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尝有也。
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与鼷鼠同威，万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与监门同资。
有土之君，说人不能利，恶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陈欲曰“侠”，人主肆意陈欲曰“乱”；
人臣轻上曰“骄”，人主轻下曰“暴”。
行理同实，下以受誉，上以得非。
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
贵臣者，爵尊而官大也；
重臣者，言听而力多者也。
明主之国，迁官袭级，官爵受功，故有贵臣。
言不度行而有伪，必诛，故无重臣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八说-译文
为了故人而行私情被称为‘不弃’，用公款进行施舍被称为‘仁人’，轻视俸禄重视自身被称为‘君子’，违背法律偏袒亲人被称为‘有行’，放弃官职宠爱朋友被称为‘有侠’，离开尘世追求隐居被称为‘高傲’，与上级争斗违抗命令被称为‘刚材’，行善事以赢得民心被称为‘得民’。不弃者，意味着官吏有奸诈；仁人者，意味着公款受损；君子者，意味着民众难以驾驭；有行者，意味着法制被破坏；有侠者，意味着官职被闲置；高傲者，意味着民众不愿为其效力；刚材者，意味着命令无法执行；得民者，意味着君主孤立无援。这八种情况，是普通人私下里的赞誉，却是君主的重大失败。反之，这八种情况的反面，是普通人私下里的诋毁，却是君主的公共利益。君主如果不察国家利益之得失，而用普通人的私下诋毁，想要国家无危难，是不可能的。
任用人才处理事务，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治乱，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来任用人才，无论任用谁都会失败。君主所任用的人，要么是智慧过人，要么是品德高尚。任用人才，是为了让他们拥有权力。智慧的人未必值得信任，因为他们过于聪明，可能会让人怀疑他们的忠诚。用智慧人的计谋，利用他们的势力为自己的私利服务，那么君主一定会被欺骗。因为智慧的人不可信，所以任用品德高尚的人，让他们处理事务。品德高尚的人未必智慧，因为他们注重自身清洁，可能会让人怀疑他们的智慧。用愚人的方法处理事务，担任管理官职，那么事情一定会混乱。所以没有正确的方法来用人，任用智慧的人君主会被欺骗，任用品德高尚的人事务会混乱，这是没有正确方法的大害。
明君的方法是轻视德义而重视智慧，下属必须服从上级，以真诚的态度参与决策，听取不同的意见，所以智慧的人不能欺骗。根据功绩来奖赏，根据能力来分配事务，根据表现来观察失误，有错误的人要受到惩罚，有才能的人要得到奖赏，所以愚笨的人不能担任重要事务。智慧的人不敢欺骗，愚笨的人不能做出决定，那么事情就不会出错。
只有经过考察的士人才能了解情况，但不能仅仅依靠他们来制定命令，因为民众并不都是明智的。只有贤人才能执行命令，但不能仅仅依靠他们来制定法律，因为民众并不都是贤明的。杨朱、墨翟，虽然被天下人考察，但在乱世中最终没有决断，即使考察了也不能作为官职的命令。鲍焦、华角，虽然被天下人尊敬，但鲍焦树木枯萎，华角投河自尽，即使贤明也不能成为耕战的士兵。所以君主的考察，智慧的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辩论能力；君主所尊敬的，有才能的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行动能力。现在世上的君主考察无用的辩论，尊重远离功绩的行为，想要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
广泛学习辩论智慧的人，如孔子、墨子，如果他们不耕种，国家怎么能得到粮食？注重孝道和少欲的人，如曾子、史铁生，如果他们不参与战争，国家能得到什么利益？普通人有私利，君主有公共利益。不工作却能养家糊口，不任职却能名声显赫，这是私利；停止文学活动而明确法度，堵塞私利而统一功绩，这是公共利益。用法律来引导民众，同时又重视文学，那么民众所效法的就会怀疑；根据功绩来奖赏以鼓励民众，同时又尊重行为修养，那么民众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重视文学而怀疑法律，尊重行为修养而使功绩受到怀疑，想要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
拿着笏板和干戚，不如有锋利的铁器；上下周旋，不如中午奏乐百次；《狸首》射箭，不如用强弓快射；干城之战，不如挖洞埋伏。古人注重德行，中世纪追求智慧，现在争斗于力量。古人事务少而准备简单，朴素而不尽善尽美，所以有推车的人。古人人口少而亲近，物资多而轻视利益容易让步，所以有谦让而传位的人。那么，实行谦让、崇尚慈惠、遵循仁厚，都是推行政事的方法。在多事之秋，使用简单的事务工具，不是智者应有的准备；在大争之世，遵循谦让的规则，不是圣人的治理方法。所以智者不乘坐推车，圣人不行推行政事。
法律是用来管理事务的，事务是用来建立功绩的。法律虽然建立起来但执行困难，权衡其困难而事务成功，就坚持下去；事务成功但有危害，权衡其危害而功绩大，就去做。没有困难的法，没有危害的功，天下是没有的。因此，攻下千丈高的城池，打败十万人的军队，死伤的士兵，装备的损失，而庆祝战胜和夺取土地的人，是因为他们计算了小害而得到大利。洗头时会有头发掉落，拔除杂草会伤害血肉。如果人们看到困难就放弃事业，这是没有方法的事情。先圣有言：‘规矩有磨损，水有波浪，我想改变它，却无可奈何！’这是通权达变的言论。因此，有些言论虽然必须确立但实际效果不佳，有些言论虽然措辞拙劣但急于应用。
不提供美食而劝人吃饭，不是能救活饥饿的人；不种植粮食而劝人借贷和赏赐，不是能富裕民众的人。现在学者的言论，不致力于根本的劳动而喜欢末节的事情，用道和圣来说服民众，这是劝人吃饭的言论。劝人吃饭的言论，明君是不会接受的。
书籍简略而弟子辩论，法律简明而民众诉讼简单，因此圣人的书籍必须详细论述，明君的法律必须详尽事务。深思熟虑，权衡得失，是智者难以做到的；无思无虑，只关注前人的言论而要求后人的功绩，是愚者容易做到的。明君考虑愚者容易做到的事情，而要求智者难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智慧、思考和劳动不用，国家就能治理好。
酸、甜、咸、淡的味道，不以口味来决定而由宰相来决定，那么厨师就会轻视君主而重视宰相。上下清浊的声音，不以耳朵来决定而由乐正来决定，那么乐工就会轻视君主而重视乐正。治理国家的是非，不以方法来决定而由宠臣来决定，那么臣下就会轻视君主而重视宠臣。君主不亲自观察听取，而决策在下，就像是寄食于国家的人。
慈母对弱小的孩子，爱是无可比拟的。然而，如果孩子有不良行为，就要让他们跟随老师；如果他们有恶病，就要让他们去看医生。如果不跟随老师就会陷入刑法，如果不看医生就会面临死亡。慈母虽然爱孩子，但如果这种爱不能帮助孩子避免刑法或死亡，那么保存孩子生命的不是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爱，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是策略。母亲不能因为爱而保存家庭，君主怎么能因为爱而维持国家？明君追求富强，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因此，谨慎地听取治理的方法，是富强的法则。明确法律禁令，审查他们的计划。法律明确，内部就没有变乱之患，计划得当，外部就没有死敌之祸。所以，保存国家的不一定是仁义。仁者，是慈惠而轻视财富的人；暴者，是心狠手辣而容易杀戮的人。慈惠，就不忍心；轻视财富，就喜欢施舍。心狠手辣，就会对下级产生恨意；容易杀戮，就会随意杀人。不忍心，就会多宽恕；喜欢施舍，就会多奖赏无功的人。恨意显现，下级就会怨恨上级；随意杀人，民众就会背叛。
不能提供美食而劝人吃饭，不是能救活饥饿的人；不能开垦土地种植粮食而劝人借贷和赏赐，不是能富裕民众的人。现在学者的言论，不致力于根本的劳动而喜欢末节的事情，用道和圣来说服民众，这是劝人吃饭的言论。劝人吃饭的言论，明君是不会接受的。
书籍简略而弟子辩论，法律简明而民众诉讼简单，因此圣人的书籍必须详细论述，明君的法律必须详尽事务。深思熟虑，权衡得失，是智者难以做到的；无思无虑，只关注前人的言论而要求后人的功绩，是愚者容易做到的。明君考虑愚者容易做到的事情，而要求智者难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智慧、思考和劳动不用，国家就能治理好。
酸、甜、咸、淡的味道，不以口味来决定而由宰相来决定，那么厨师就会轻视君主而重视宰相。上下清浊的声音，不以耳朵来决定而由乐正来决定，那么乐工就会轻视君主而重视乐正。治理国家的是非，不以方法来决定而由宠臣来决定，那么臣下就会轻视君主而重视宠臣。君主不亲自观察听取，而决策在下，就像是寄食于国家的人。
如果有人连衣服和食物都不需要，既不感到饥饿也不感到寒冷，而且对死亡也没有厌恶，那么他就不会有对君主的依赖之心。如果一个人不想被君主所利用，那么他就不能被君主所用。现在的情况是，生杀大权掌握在大臣手中，而君主的命令能够得到执行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就像虎豹不用它们的爪牙，却和老鼠一样有威慑力一样，一个拥有万金的家产的人，如果不使用他的财富，就像看门人一样贫穷。拥有土地的君主，既不能让人得到利益，也不能让人受到伤害，想要让人敬畏自己，这是不可能的。
臣子随意表达自己的欲望被称为‘侠’，君主随意表达自己的欲望被称为‘乱’；臣子轻视君主被称为‘骄’，君主轻视百姓被称为‘暴’。行为本质相同，臣子因此受到赞誉，君主却因此受到非议。臣子得到的越多，君主失去的也就越多。
在明智的君主国家，有尊贵的臣子，但没有权势过重的臣子。尊贵的臣子是指爵位高且官职大的人；权势过重的臣子是指君主听从他们的意见且他们有强大影响力的人。在明智的君主国家，官员的升迁和级别的继承是根据功绩来的，因此有尊贵的臣子。如果言论不符合行为且有欺诈行为，必定会受到惩罚，因此没有权势过重的臣子。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八说-注解
不弃：指不放弃私交，违背公义的行为。
仁人：指乐善好施，以公财帮助他人的人。
君子：指重视品德，轻视物质利益的人。
有行：指不顾法律，偏袒亲友的行为。
有侠：指放弃官职，追求个人友谊和侠义的人。
高傲：指脱离世俗，追求隐逸生活的人。
刚材：指刚直不阿，不屈服于权威的人。
得民：指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
匹夫：指普通百姓。
人主：指君主。
社稷：指国家。
存亡治乱：指国家的存续、衰亡、安定和动乱。
术：指政治才能、策略。
智士：指有智慧的人。
修士：指品德高尚的人。
辩智：指辩论和智慧。
修洁：指品德修养和廉洁。
计功而行赏：指根据功绩来行赏。
程能而授事：指根据能力来分配工作。
察端而观失：指观察事物的开始和结果。
端：指事物的开始。
失：指事物的结果。
杨朱：指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杨朱。
墨翟：指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墨子。
鲍焦：指古代传说中的隐士。
华角：指古代传说中的隐士。
干城距衡冲：指军事上的攻守战术。
推车：指简单的交通工具。
揖让：指古代的礼节，表示谦让。
推政：指放弃政治权力。
法：指法律。
事：指事情，事务。
功：指功绩。
权：指权衡、考虑。
通权之言：指灵活变通的话语。
衡石：指古代的权衡工具，比喻公正。
宰尹：指宰相。
乐正：指负责音乐的人。
宠人：指受到君主宠爱的人。
听治：指听取治理国家的意见。
法禁：指法律和禁令。
谋计：指计划和策略。
仁义：指仁爱和正义。
暴：指君主对臣下或百姓粗暴无礼。
贞廉：指廉洁正直。
利：指利益。
末事：指不重要的事情。
本作：指根本的工作。
辩：指辩论。
法省：指法律简明。
厨人：指厨师。
瞽工：指乐师。
食：指食物，比喻权力。
不衣不食：指不穿衣吃饭，形容生活简朴到极点。
不饥不寒：指不感到饥饿和寒冷，形容生活无忧。
不恶死：指不害怕死亡，表示对生死看得很淡。
无事上之意：指没有对君上产生依赖或企图。
宰于君：指被君上所控制。
大臣：指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
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与鼷鼠同威：比喻有才能的人不发挥自己的能力，却与能力低下的人一样。
万金之家：指非常富有的人家。
监门：指守门的人，这里比喻地位低下。
有土之君：指拥有封地的君主。
说人不能利：指不能使人民获利。
恶人不能害：指不能保护人民免受恶人的伤害。
索人欲畏重己：指希望人们敬畏自己。
侠：指古代武侠小说中崇尚的侠义精神，这里指臣子任意陈说自己的欲望。
乱：指君主任意陈说自己的欲望，导致国家混乱。
骄：指臣子对君主不敬，态度傲慢。
行理同实：指行为和道理实质上是一样的。
下以受誉：指臣子因此受到赞誉。
上以得非：指君主因此受到非议。
明主之国：指明智的君主治理的国家。
贵臣：指爵位高、官职大的臣子。
重臣：指言听计从、权力大的臣子。
迁官袭级：指官员调动职务和晋升等级。
官爵受功：指官员通过功绩获得官职和爵位。
言不度行而有伪：指说话不切实际，行为虚伪。
诛：指惩罚，处死。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八说-评注
古文开篇即提出了一个哲学性的问题：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又不恶死，则无事上之意。这里所说的‘事上之意’，指的是对君权的服从和敬畏。作者通过这种极端的假设，揭示了人对于生存的基本需求之外，对于君权的态度。不依赖物质而能保持内心的平静，说明人对于君权的依赖并非完全出于生存的需要，而是更深层次的心理和社会因素。
‘意欲不宰于君，则不可使也’这句话进一步强调了君权的重要性。在古代中国，君权神授，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王。作者认为，如果有人意图不服从君王，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被使用，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君权的尊重和对于臣子忠诚的要求。
‘今生杀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尝有也’这句话揭示了古代政治中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大臣手中握有生杀大权，而君王的命令却难以得到执行，这反映了权力过于集中可能导致的问题。
‘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与鼷鼠同威，万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与监门同资’通过比喻的手法，说明了拥有巨大权力或财富的人，如果不善加利用，其价值就如同无用之物。这里也隐含了对权力和财富正确使用的重要性。
‘有土之君，说人不能利，恶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这句话指出，一个有土地的君王，如果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也不能保护人民免受伤害，就无法让人民敬畏自己。这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于君王责任的认识。
‘人臣肆意陈欲曰“侠”，人主肆意陈欲曰“乱”；人臣轻上曰“骄”，人主轻下曰“暴”’这段话对比了臣子与君王的言行，指出臣子过于放肆是“侠”，而君王过于放肆则是“乱”；臣子轻视君王是“骄”，君王轻视臣民是“暴”。这里体现了古代中国对于君臣关系的规范和期望。
‘行理同实，下以受誉，上以得非’这句话说明了在古代社会中，上下级之间的行为规范是相同的，但评价的标准却不同。臣子得到赞誉，君王却可能受到非议，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权力和责任的认知。
‘人臣大得，人主大亡’这句话强调了臣子与君王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臣子过于得势，那么君王的地位和权力就会受到威胁，这是古代政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
‘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这句话提出了明君治理国家的理念。明君会尊重有才能的臣子，给予他们爵位和官职，但不会让他们掌握过多的权力，以防止权力过于集中。
‘贵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听而力多者也’这里进一步解释了“贵臣”和“重臣”的区别，即贵臣是爵位高、官职大的臣子，而重臣是言听计从、权力大的臣子。
‘明主之国，迁官袭级，官爵受功，故有贵臣。言不度行而有伪，必诛，故无重臣也’这句话说明了明君如何通过制度来确保国家的稳定。通过迁官袭级和官爵受功，明君能够培养出忠诚的贵臣；而对于那些言而不行、行为不端的臣子，则严加惩处，以防止重臣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