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韩国贵族，兼具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双重身份。韩非的法家思想主张法治和权力集中，强调君主绝对权威，对后来的政治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韩非子》是韩非的政治哲学和法家思想的代表作，全书以法治为核心，提倡国家治理应依靠严刑峻法与有效的行政手段，而非依赖个人道德或君主的仁爱。韩非强调“法、术、势”三者结合，即法律、权谋与权力的运作，提出治国理政必须强化中央集权，制定严密的法律制度，同时掌握与运用权谋技巧。书中通过多个案例分析，展现了法治的必要性，并批判了儒家和其他学派的“仁爱”之道。《韩非子》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为后代的政治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影响深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五蠹-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
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
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
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
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
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
是以人民众而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
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
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
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
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
非疏骨肉，爱过客，多少之实异也。
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
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
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
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
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
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
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
故曰：世异则事异。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
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
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
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
故曰：事异则备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
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
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
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
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
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
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
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
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
此所举先王也。
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
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
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
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
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
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
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
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
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
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
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
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
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
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
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
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
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
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
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
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掇。
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
故明主必其诛也。
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
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
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
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
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
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
不事力而衣食，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
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
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
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
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
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
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
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
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
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
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
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
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
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
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
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
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
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
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
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
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
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
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
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
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
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
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
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
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
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
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
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
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
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
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
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
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
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
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
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
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
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
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
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缯缴之说而侥幸其后？
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
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
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
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
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
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
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
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
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
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
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
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
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
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
此必不亡之术也。
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
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
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
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
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
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
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
安得勿就？
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
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
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
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
此五者，邦之蠹也。
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五蠹-译文
在远古时代，人口稀少，禽兽众多，人们无法抵御禽兽和蛇虫的侵害。有圣人出现，搭建木巢来躲避这些危害，人民对此感到高兴，推举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人们以果实、蔬菜、蛤蜊为食，这些食物腥臊恶臭，伤害肠胃，导致疾病多发。又有圣人出现，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味，人民对此感到满意，推举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
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鲧和禹治理了水患。近古时代，桀和纣暴虐无道，汤和武王征伐他们。如果在夏朝时代有人搭建木巢或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和禹嘲笑；如果在商周时代有人治理水患，一定会被汤和武王嘲笑。那么，如果在当今时代有人宣扬尧、舜、汤、武、禹的道德，一定会被新出现的圣人嘲笑。因此，圣人不会盲目地效仿古代，也不会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时代的情况来制定政策。
宋国有一个农民，田里有一根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上，脖子折断而死。农民放下农具守在树桩旁，希望能再次捕获兔子，但兔子再也没有出现，反而被宋国人嘲笑。如今，有人想要用古代的治国之道来治理当代的人民，就像那个守株待兔的农民一样。
在古代，男人不耕种，因为草木的果实足以食用；女人不织布，因为禽兽的皮毛足以遮体。不劳作而生活富足，人口稀少而财富充裕，所以人们不争斗。因此，不需要厚赏重罚，人民就能自我管理。
尧统治天下时，茅草屋顶不修剪，橡木不做加工；吃粗糙的米饭，喝野菜汤；冬天穿鹿皮裘，夏天穿葛布衣；即使是守门人的衣食，也不比他差。
禹统治天下时，亲自拿着农具作为人民的榜样，大腿没有肌肉，小腿不长毛发，即使是奴隶的劳作也比不上他辛苦。因此，古代那些愿意让出天子之位的人，是放弃了守门人的生计，摆脱了奴隶的劳役，这是古代传位不足为奇的事情。
现在的县令，一旦去世，子孙几代都能享受荣华，所以人们很看重他。因此，人们在选择放弃时，轻易地辞去古代的天子之位，却难以辞去现在的县令之位，这是因为古今的待遇不同。
住在山里的人去山谷取水，会互相赠送水作为礼物；住在水泽边的人苦于水患，会雇佣人挖沟渠。所以，在灾荒年份的春天，年幼的弟弟不会得到食物；在丰收年份的秋天，远方的客人一定会得到食物。这并不是因为不爱亲人，而是因为亲疏远近的实际情况不同。
古代的人轻易地放弃财富，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仁慈，而是因为财富充足；现在的人争夺财富，并不是因为他们贪婪，而是因为财富稀缺。轻易地辞去天子之位，并不是因为他们高尚，而是因为权力薄弱；重视争夺财富，并不是因为他们地位低下，而是因为权力重要。
圣人会根据财富的多寡、待遇的厚薄来制定政策。因此，惩罚轻并不代表仁慈，惩罚严并不代表残暴，而是根据习俗来执行。
古代的文王居住在丰、镐之间，地方百里，施行仁义，安抚西戎，最终统一天下。徐偃王居住在汉水东边，地方五百里，施行仁义，割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多个。荆文王担心徐偃王对自己构成威胁，出兵攻打徐国，最终将其灭亡。这说明，仁义在古代可以统一天下，而在今天却无法做到。
所以说：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在舜的时代，有苗不服从，禹准备征伐他们。舜说：‘不可以。道德不厚就动用武力，这不是正道。’于是修养教化三年，手持盾牌和斧头跳舞，有苗最终屈服。共工之战中，手持锋利武器的人能够伤敌，而铠甲不坚固的人则受伤。这说明，盾牌和斧头在古代可以用来威慑敌人，而在今天却不能。
所以说：事情不同，装备也要随之变化。上古时代人们竞争道德，中世纪追求智谋，当今时代则争夺力量。齐国会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虽然很有道理，但我想要的只是土地，不是这些话所说的。’于是出兵攻打鲁国，将城墙十里之外作为边界。
徐偃王施行仁义却失去了国家，子贡运用智谋却使鲁国受损。因此，仁义和智谋并不是维护国家稳定的手段。放弃徐偃王的仁义，停止子贡的智谋，依靠徐、鲁的力量对抗万乘之国，那么齐、荆的野心就不能在两国得逞。
古今的风俗不同，新旧的事物也不同。如果想要用宽松的政策来治理急躁时代的民众，就像没有缰绳和马鞭来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的做法。
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赞先王兼爱天下，把人民视为父母。如何证明这一点呢？回答说：‘当司法官执行死刑时，君主因此而停止娱乐；听到死刑的报告，君主会流泪。’这就是所说的先王。
如果把君臣关系比作父子关系，那么国家一定会治理得好。根据这个逻辑，没有乱伦的父子关系。人的情感没有比父母之爱更重要的，都受到爱，但未必能治理好，即使爱得很深，也未必不会出现混乱。
先王对民众的爱，不过像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未必不会出乱子，那么民众又怎么会轻易地被治理好呢？而且，用法律执行刑罚，君主因此而流泪，这是在表现仁慈，而不是为了治理国家。那些不忍心看到刑罚的人是仁慈的，但有些情况下刑罚是不可避免的。
先王能够战胜法律，不听从他们的哭泣，那么仁慈不能用来治理国家也就很明显了。
而且，民众确实会服从于权势，很少会为道义所感召。孔子是天下的大圣人，通过修行明道来游历天下，天下人都称赞他的仁义，有七十人愿意为他效力。那些重视仁义的人很少，能够行义的人也很难。所以，在天下这么大的地方，只有七十人愿意为他效力，而只有一个人是行仁义的。
鲁哀公是下等的君主，坐拥国家，国内的人民没有谁敢不臣服。民众确实会服从于权势，确实很容易让人臣服，所以孔子反而成了臣子，哀公反而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因为怀念道义而臣服于哀公，而是因为服从于权势。
现在那些学者向君主建议，不依靠必胜的权势，而一味地推行仁义就能称王，这是希望君主能达到孔子的水平，而把世上的普通人看作是孔子的弟子，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一个不成才的儿子，父母责备他他不改，乡人责备他他不动，师长教育他他不改变。即使父母的爱、乡人的行为、师长的智慧都加在一起，他仍然不改变，他的习惯依旧。
州郡的官吏，拿着国家的兵器和法律，寻找坏人，然后人们才会感到恐惧，改变自己的行为。因此，父母的爱不足以教育子女，必须等待州郡官吏的严刑来治理民众。民众确实会因为宠爱而傲慢，因为威严而服从。
因此，十丈高的城墙，楼季不能越过，是因为城墙高；千丈的山，跛脚的牛容易放牧，是因为地面平坦。所以，英明的君主会制定严厉的法律和刑罚。
布匹再普通，普通人也不会放弃；熔化的金子再贵重，盗跖也不会去捡。不是有害的，就不会放弃普通的东西；如果是有害的，就不会去捡贵重的东西。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会执行刑罚。
因此，赏赐越丰厚越有信用，使民众从中受益；惩罚越严厉越有必然性，使民众感到畏惧；法律越统一越稳定，使民众了解。所以，君主在赏赐时不会改变，在执行刑罚时不会赦免，赞扬伴随赏赐，批评伴随惩罚，那么贤能和愚昧的人都会尽自己的力量。
现在可不是这样。有人有功，就封他爵位，却贬低他的士官身份；他耕作有功，就奖励他，却轻视他的家业；他不敛财，就排斥他，却赞美他轻视世俗；他违反禁令，就惩罚他，却夸赞他有勇气。对于毁誉、赏罚，都显得相互矛盾，所以法律禁令破坏，民众更加混乱。
如果兄弟被侵犯，一定会去攻打敌人，这是廉洁的表现；如果朋友受辱，会跟随朋友报仇，这是忠诚的表现。廉洁忠诚的行为形成了，却违反了君上的法律。君主尊重廉洁忠诚的行为，却忘记了违反禁令的罪行，所以民众崇尚勇猛，而官吏却无法制服他们。
不劳动却衣食无忧，被称为能干；不立战功却受人尊敬，被称为贤能。贤能的行为形成了，军队就会变得弱小，土地就会荒芜。君主喜欢贤能的行为，却忘记了军队弱小和土地荒芜的灾难，那么私人的行为就会兴起，而公共利益就会消失。
儒家用文化扰乱法律，侠客用武力违反禁令，而君主却同时礼遇他们，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离开法律的要受罚，而各位先生却因为文学而受到重视；违反禁令的要被处死，而侠客却因为私剑而受到供养。所以法律所不赞成的，君主却采纳；官吏所处罚的，君主却供养。
法律、趋势、君主、臣民，四者相互矛盾，没有任何定规，即使有十个黄帝也无法治理。所以行仁义的人不一定是值得赞誉的，赞誉他反而会损害他的功绩；精通文学的人不一定是被需要的，使用他们反而会扰乱法律。
楚国有个人叫直躬，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就去官府告发。令尹说：‘把他处死！’因为他对君主忠诚，却对父亲不忠，所以要惩罚他。从这个例子来看，君主的忠诚臣子，可能是父亲的逆子。
鲁国人跟随君主作战，三次战斗三次逃跑。孔子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有老父亲，如果我死了，没有人照顾他。’孔子认为这是孝顺，就举荐了他。从这个例子来看，父亲的孝顺儿子，可能是君主的叛臣。
所以令尹处罚，楚国的奸邪之徒不向上报告；孔子举荐，鲁国的民众容易投降。上下之间的利益，如此不同，而君主却同时采纳普通人的行为，希望给国家带来福祉，这是不可能的。
古时候，苍颉造字时，自己环绕的字称为私，背对私的字称为公，公私之间的区别，苍颉早就知道了。现在有人认为公私是同利，这是没有仔细观察的结果。因此，为普通人考虑，不如修养道德和学问。
修养道德就能得到信任，得到信任就能被任用；学习学问就能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能显赫荣耀：这是普通人的美好。然而，无功却能被任用，无爵却能显赫荣耀，如果国家有这样的政策，那么国家一定会混乱，君主一定会危险。
所以不相容的事情，不能同时存在。斩杀敌人的人应该受到奖赏，却赞美慈惠的行为；攻下城池的人应该得到爵位和俸禄，却相信廉洁和爱的说法；坚固盔甲，磨利兵器以备战，却赞美贵族的装饰；富国以农，抵御敌人依赖士兵，却尊重文学之士；废弃敬上畏法的民众，却供养游侠和私剑之徒。如果这样做，国家的治理和强大就不可得。
国家平时养儒者和侠客，战时使用武士，所利用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所利的。因此，从事工作的人简化了自己的事业，而游学者却越来越多，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
而且，世人所说的贤者，是忠诚的行为；所说的智者，是微妙的言论。微妙的言论，是高智商的人难以理解的。现在为普通人制定法律，却以上智难以理解的东西，那么民众就无法理解了。
所以，吃不饱的人不追求美食，衣服破旧的人不等待华丽的衣服。治理国家的事情，紧急的事情不能得到解决，那么不紧急的事情也就不值得去做。现在治理国家的政策，民间明白的事情不用，却追求君主知道的理论，那么对于治理来说反而有害。
所以微妙的言论，不是民众应该追求的。至于贤良忠诚的行为，一定会尊重不欺骗的人；不欺骗的人，也没有什么欺骗的技巧。平民之间相互交往，没有财富来相互利用，没有权势来相互威胁，所以人们都寻求不欺骗的人。
现在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重赏严罚，掌握着权力，用来修正光明的方法，即使有田常、子罕这样的臣子，也不敢欺骗，还需要不欺骗的人做什么呢？现在忠诚的人不超过十个，而国内的官员有几百个，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诚的人，那么人手就不够了。人手不够，那么治理的人就少，混乱的人就多了。
所以明主的治国之道，是一心一意地遵守法律，而不是追求智慧；坚持自己的方法，而不是羡慕诚信。所以法律不会失败，而官员也就不会有欺诈行为。
现在君主对待言论，喜欢听那些有辩才的，而不求其是否恰当；对待行为，喜欢听那些声音美好的，而不追究其是否有功。因此，天下的言论者都追求有辩才而不注重实际应用，所以即使有先王讲仁义的言论，政治也难免混乱；行为者都追求高尚而不符合实际功效，所以智者退隐山林，不接受俸禄，而军队却无法强大，政治也难免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民众所赞誉的，君主所礼遇的，是导致国家混乱的方法。
现在国内的人都声称国家治理得好，藏有商鞅、管仲的法律的人家家都有，但国家却贫穷；谈论耕作的人很多，真正耕作的人很少；国内的人都声称国家强大，藏有孙武、吴起的兵书的人家家都有，但军队却更弱，谈论战争的人很多，真正穿上盔甲的人很少。
所以明主使用他们的力量，不听他们的言论；奖赏他们的功绩，禁止无用的行为。所以民众都全力以赴地服从君主。耕作虽然辛苦，但民众愿意做，因为他们说：这样可以致富。战争虽然危险，但民众愿意做，因为他们说：这样可以尊贵。现在学习文学，练习言谈，没有耕作的辛苦却有致富的实质，没有战争的危险却有尊贵的地位，那么谁不愿意做呢？因此，一百个人追求智慧，只有一个人用力。追求智慧的人多，法律就会失败；用力的人少，国家就会贫穷：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
所以明主的国度，没有书籍和简牍，以法律为教育；没有先王的言论，以官吏为教师；没有私人的剑，以斩首为勇敢。因此，国内的民众，他们的言论必须符合法律，行动必须归于功绩，勇敢的行为必须体现在军队中。
所以，没有战争时国家富裕，有战争时军队强大，这就是君主的资本。积累了这个资本，然后面对敌国的挑衅，超越五帝，匹配三王，必须依靠这种方法。
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士人和百姓在内部放纵，言谈者在外部依仗势力，内外都名声不好，等待强敌的到来，这不是很危险吗？所以大臣们谈论外事，要么是没有加入合纵连横的党派，要么是有仇敌的忠诚，但都是借助国家的力量。
合纵是联合众弱国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是侍奉一个强国来攻打众弱国：这两种做法都不适合维持国家的稳定。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不侍奉大国，遇到敌人就会遭受灾祸。’侍奉大国未必有实际的好处，但会献上地图并请求出兵。献上地图就会失去土地，献上印玺就会名声降低，失去土地就会国家削弱，名声降低就会政治混乱。侍奉大国作为连横，没有看到好处，反而失去了土地和混乱了政治。
那些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不救助小国而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失去天下国家就会危险，国家危险君主就会地位低下。’救助小国未必有实际的好处，但会起兵对抗大国。救助小国未必能保住，而与大国交往未必不会疏远，疏远就会被强国控制。出兵就会军队战败，退守就会城池被攻破。救助小国作为合纵，没有看到好处，反而失去了土地和战败了军队。
因此，侍奉强国就会以外部的权力在内部安置士官；救助小国就会以内部的重权在外部谋取利益。国家的利益没有确立，但封地和厚禄已经到了；君主虽然地位低下，但大臣们却很尊贵；国家土地虽然被削弱，但私人的财富却很丰富。事情成功，权力就会长久和尊贵；事情失败，就可以用财富退隐。君主对于大臣的言听计从，事情没有成功就已经给予了高爵位和厚禄；事情失败而不加以惩罚，那么游说之士谁不会为了获得丝织品和金钱的诱惑而侥幸行事？所以，国家破灭和君主灭亡都是因为听信了游说者的空谈。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君主不明白公私之利，不审查对错之言，而且惩罚也不及时。
大家都说：‘处理外事，大的可以称王，小的可以安定。’所谓称王，是指能够攻打别人；所谓安定，是指不可被攻打。强大可以攻打别人，治理得好的国家不可被攻打。治理得好的强大国家不能依赖外部，而是内部政治的成果。现在不在国内实行法术，却在外部追求智慧，那就不会达到治理和强大的地步。
俗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是说有更多的资源就容易成为专家。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容易制定计划，弱乱的国家难以制定计划。所以，在秦国使用计谋，十次变化中很少失败；在燕国使用计谋，一次变化中很少成功。这不是因为秦国使用的人一定聪明，燕国使用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治理和混乱的条件不同。
所以，周朝因为合纵而灭亡，卫国有因为连横而灭亡。如果周朝和卫国放缓合纵连横的计划，而加强国内的治理，明确法律禁令，确保赏罚分明，充分利用土地以增加积累，动员民众以加强城防，那么天下得到他们的土地就会少，攻打他们的国家就会受到大的伤害，即使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也不敢在坚固的城池下自取灭亡，让强敌利用他们的弱点。这一定是不灭亡的方法。放弃不灭亡的方法而追求必然灭亡的事情，是治国者的过错。内部智慧被困，外部政治混乱，那么国家灭亡就不可挽救了。
民众的习惯是都趋向于安全和利益，避免危险和贫困。现在让他们去征战，进攻就会死于敌人，撤退就会死于惩罚，那就危险了。放弃私家的事情而必须付出汗马功劳，家庭贫困而上级不关心，那就贫困了。贫困和危险的地方，民众怎能不躲避？所以，他们倾向于私人门路而保全自己的家园，家园保全了就会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会安全。行贿赂而接近权贵就能得到满足，满足了就会私人安全，私人安全了就会追求利益所在，怎能不追求呢？因此，公民减少而私人增多。
明智的君主治理国家，使商人、工匠、游食之民减少并且名声低微，以减少追求私利而趋向于本职工作。现在，亲近的人的请求得到执行，那么官职和爵位就可以买卖；官职和爵位可以买卖，那么商人就不会低微了。奸邪的财货在市场上流通，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聚敛的财富超过农民而使从事耕战的士人地位低下，那么正直的士人就会减少而高价购买的人就会增多。
因此，混乱国家的风俗：那些学者，用先王的道路来夸大仁义，盛装打扮而装饰言辞，以怀疑当世的法律，从而动摇君主的心思。那些言谈者，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设下诡计，借助外力，而忽视了国家的利益。那些佩剑的人，聚集门徒，树立节操，以显示自己的名声，而违反了五官的禁令。那些患难中的人，积累在私人门下，用尽财物，利用权贵的请求，放弃汗马功劳。那些商人和工匠，制造粗劣的器具，积累浪费的财富，等待时机，而与农民的利益相当。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蛀虫之民，不培养正直的士人，那么即使海内有破灭的国家，被削弱朝廷，也不要感到奇怪。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五蠹-注解
构木为巢：指用树木搭建巢穴，这是古代人类为了躲避野兽和蛇虫的侵害而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
有巢氏：传说中的远古时期的一位圣人，以构木为巢避害而闻名。
钻燧取火：指古代人类通过摩擦或钻孔等方式取火的技术。
燧人氏：传说中的远古时期的一位圣人，以钻燧取火而闻名。
决渎：指开凿水道，疏通河道。
鲧、禹：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两位治水英雄，鲧是传说中治水失败的人物，禹是治水成功的人物。
桀、纣：商朝末年的两位暴君，桀和纣。
汤、武：商汤和周武王，分别是商朝末年和周朝初年的两位贤明的君主。
王天下：指成为天下之王，即成为统治整个国家的君主。
宋国：古代的一个国家，位于今天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一带。
耒：古代的一种农具，用于翻土。
株：树桩。
茅茨不翦：茅草屋顶不加修剪。
采椽不斫：采伐的椽木不加砍削。
粝粢之食：粗糙的谷物食品。
藜藿之羹：用藜藿（野菜）做的汤。
麑裘：鹿皮制成的皮衣。
葛衣：用葛藤编织的衣物。
监门之服养：看门人的服饰和饮食。
殷、周：商朝和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朝代。
县令：古代地方行政官员，负责一县的行政事务。
絜驾：整理车驾，指准备出行。
膢腊：古代的一种祭祀活动。
汉东：汉水以东地区。
徐偃王：古代徐国的一位君主，以行仁义著称。
荆文王：楚国的君主，荆是楚国的别称。
苗：古代的一个民族。
干戚：古代的一种兵器，干是盾牌，戚是斧头。
共工之战：古代传说中的一场战争。
铁铦矩：古代的一种兵器，铦是锐利的兵器，矩是方形的盾牌。
铠甲：古代的护身甲。
子贡：孔子的弟子，以口才和智慧著称。
万乘：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指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形容国家强大。
儒、墨：儒家和墨家，是中国古代的两大哲学流派。
司寇：古代的司法官。
流涕：流泪。
列徒：孔子的弟子。
鲁哀公：鲁国的君主。
州部：古代的地方行政单位。
楼季：古代的一位勇士。
铄金：熔化的金。
盗跖：古代的一位著名盗贼。
百镒：古代的一种重量单位，一镒等于二十四铢。
百溢：古代的一种容量单位，一溢等于十分之一斗。
胜其法：胜过法律。
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说其仁：称赞他的仁爱。
美其义：赞美他的道义。
役使：驱使，役使。
势：权势、势力。
州部之吏：州郡的官员。
官兵：官府的军队。
公法：公共的法律。
奸人：坏人，罪犯。
节：行为，举止。
行：行为，举止。
峭：陡峭。
夷：平坦。
明王：贤明的君主。
诛：处死，惩罚。
信：诚信。
迁：改变，变动。
赦：赦免，宽恕。
誉：赞美，称赞。
毁：诋毁，批评。
贤、不肖：贤能和不成才的人。
爵：古代的爵位，是对有功之人的荣誉和地位的象征。
耕作：指农业劳动，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
赏：奖励，表彰。
家业：家族的产业，指经济基础。
不收：不收归己，指不占有。
外之：排斥在外。
轻世：轻视世俗，不拘泥于世俗。
犯禁：违反禁令。
毁誉：诋毁和赞誉。
法禁：法律和禁令。
兄弟：亲兄弟，指家族成员。
知友：知己朋友。
贞：忠诚，坚守正道。
廉：廉洁，不贪污。
程：追求，力求。
吏：官吏，指政府官员。
说：同“悦”，喜欢，赞同。
私行：个人的行为，非官方行为。
公利：公共利益。
儒：儒家，指儒家学派及其思想。
侠：侠客，指行侠仗义的人。
礼：礼节，礼仪。
离法：离开法律，指违反法律。
私剑：私人的武器，指个人拥有的武器。
趣：趋向，追求。
十黄帝：十位传说中的黄帝，这里指很多能人。
仁义：仁爱和正义，儒家思想的核心。
直躬：直率的躬身，指直率的人。
令尹：古代楚国的最高官职，相当于宰相。
北：战败后退却。
社稷：国家的代称。
苍颉：古代传说中造字的圣人。
私：私人的，私有的。
公：公共的，国家的。
匹夫：普通百姓。
修行义：修养仁义。
文学：文学知识，指文化教育。
见信：被信任。
事：担任，从事。
显荣：显赫荣耀。
田常：春秋时期齐国的权臣。
子罕：春秋时期宋国的权臣。
布衣：平民，指没有官职的人。
游学者：游历学习的人，指知识分子。
世：时代，社会。
贤者：有德行的人。
智者：有智慧的人。
微妙之言：深奥难懂的话语。
梁肉：精美的食物，指富足的生活。
短褐：粗布衣服，指贫穷的生活。
文绣：精美的绣花，指奢华的装饰。
治世之事：治理国家的事务。
上知之论：高深的理论。
布衣相与交：平民之间的交往。
游侠：游侠，指行走江湖的侠客。
介士：勇士，指善于战斗的人。
商、管之法：商鞅和管仲的法律，指法家思想。
孙、吴之书：孙武和吴起的兵书，指兵家思想。
王资：称霸天下的资本。
敌国之釁：敌国的挑衅，指战争。
五帝：传说中的五位帝王，指古代的圣王。
三王：夏、商、周三代的王，指古代的统治者。
士民：指士人和普通百姓，士人通常指有文化、有教养的人，百姓则指普通民众。
纵恣：放纵、肆意，指不受约束。
言谈者：指善于言辞的人，这里可能指游说之士。
强敌：强大的敌人。
从衡：从，指合纵；衡，指连横。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外交策略，合纵指六国联合对抗秦国，连横指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
党：派系、集团。
仇雠：仇敌、敌人。
借力：借助他人的力量。
事大：事奉大国，指与大国结盟。
举图：献上地图，表示臣服。
效玺：献上印玺，表示臣服。
委：放弃。
委质：献上质子，表示臣服。
削：削减、削弱。
卑：卑微、低下。
政乱：政治混乱。
事成：事情成功。
事败：事情失败。
缯缴：丝线，这里指贿赂。
游说之士：善于游说的人，指那些以游说为业的人。
浮说：空洞的言论，没有实际内容的话。
公私之利：公家和私人的利益。
当否之言：正确的或错误的话。
诛罚：惩罚、处决。
外事：国家的外交事务。
王：称王，指成为国王。
攻人：攻打他人。
治：治理得好。
内政：国家的内部政治。
法术：法律和策略。
智：智慧、才智。
治乱之资：治理或混乱的条件或资源。
缓：推迟、延缓。
严：严格、严厉。
赏罚：奖赏和惩罚。
地力：土地的肥沃程度。
积：积累、积蓄。
致：达到、促使。
死：献出生命，指为国捐躯。
顿：停滞、停留。
裁：削弱、削弱。
必不亡之术：必定不会灭亡的方法。
游说：游说、游历。
计：计策、策略。
智困：智慧受限。
故计：习惯性的想法或计划。
辟：避开、避免。
危穷：危险和贫困。
私门：权贵之门，指有权势的人家。
解舍：解除兵役。
当涂：掌权的人。
籍：依靠、借助。
盛容服：华丽的服饰。
饰辩说：装饰言辞，指夸夸其谈。
疑：怀疑、质疑。
带剑者：佩剑的人，指武士。
立节操：树立节操、品德。
犯：违反、触犯。
患御者：担忧御敌的人。
积于私门：在权贵之家积累财富。
弗靡：浪费、挥霍。
耿介之士：正直的人。
奸财货贾：奸诈的商人。
聚敛：积累财富。
过耕战之士：超过耕战之士，指不从事农业和战争的人。
籍仁义：依靠仁义。
称先王之道：称颂古代圣王的道路。
疑当世之法：怀疑当代的法律。
贰人主之心：动摇君主的心意。
设诈称：设下欺诈的说法。
遗社稷之利：忽视国家的利益。
五官：指官府、政府。
退汗马之劳：放弃辛勤的劳作。
苦窳之器：粗劣的器具。
弗靡之财：浪费的财富。
侔农夫之利：与农夫的利益相当。
五蠹：五种蛀虫，比喻五种有害于国家的人或事。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韩非子-五蠹-评注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
此句点明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士民放纵于内，言谈者在外谋取势力，内外皆恶，这种局面正等待着强敌的入侵，形势危险。
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
作者在这里批评了群臣对于外事的讨论，指出他们要么属于从属某一方，要么是出于私仇而忠诚，都是借助国家之力。
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
这里分析了从和衡两种策略，从是联合弱者攻击强者，衡是侍奉强者攻击众弱者，这两种策略都不是维持国家稳定的方法。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
作者批评了当时人臣对于事大的盲目追随，指出事大并不一定有实际效果，反而可能导致国家的削弱。
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
这里进一步说明了事大的危害，献图和效玺都会导致国家土地和名望的丧失，进而导致国家的削弱和政局的混乱。
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
作者总结说，事大作为衡的策略，并没有带来利益，反而导致了国家的土地丧失和政局的混乱。
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
这里又批评了人臣对于从的策略，认为不救助小国而攻击大国会导致失去天下，进而导致国家危险和君主地位低下。
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
作者指出，救助小国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反而可能引发与大国的战争。
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作者总结说，救小作为从的策略，也没有带来利益，反而导致了国家的土地丧失和军队的失败。
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
作者分析了事强和救小的策略，指出事强会使得外国的权势渗透到国内，而救小则会使得国内的重权寻求外部的利益。
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
这里说明了事强和救小的结果，国家的利益没有建立，但是封土和厚禄已经到了，君主地位虽然低下，但是人臣的地位却很高，国家的土地虽然削减，但是私家的财富却很丰富。
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
作者指出，事成之后，权势会变得更加长重，而事败之后，则可以通过财富来退居。
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缯缴之说而侥幸其后？
作者批评了君主对于游说之士的纵容，指出在事情未成之前，游说之士已经得到了尊贵的爵禄，而事情失败之后，如果没有受到惩罚，那么游说之士就会继续利用游说之术来侥幸成功。
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
作者总结说，因此，国家破灭和君主亡国都是因为听信了游说者的虚言。
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
作者询问了这种现象的原因，指出是因为君主不懂得公私之利，不审查言论是否得当，而且惩罚也不及时。
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
作者引用了当时的一种说法，指出人们认为处理外事，大事可以称王，小事可以安定。但是，能够攻击别人的才是真正的王者，而能够安定的则不可被攻击。
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
作者进一步解释说，强大的人能够攻击别人，而治理得好的国家则不可被攻击。
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
作者指出，国家的治理强大不能依赖于外部，而是取决于内部的政事。
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作者批评了当时的情况，指出现在不注重国内的法术，而只注重外部的智慧，这样就不能达到治理强大的目标。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
作者引用了当时的一个谚语，指出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说明拥有更多资源的人更容易成功。
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治理强大的国家容易制定策略，而弱乱的国家则难以制定策略。
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
作者以秦和燕为例，说明了在秦使用策略十次中很少失败，而在燕使用策略一次中很少成功。
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
作者指出，这并不是因为用于秦的人一定聪明，用于燕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秦和燕的治理状况不同。
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
作者以周和卫为例，说明了周离开秦后采用从的策略一年就取得了成功，而卫离开魏后采用衡的策略半年就失败了。
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
作者总结说，周因为从而灭亡，卫因为衡而灭亡。
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
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周和卫能够缓和他们从衡的策略，加强国内的治理，明确法律禁令，确保赏罚分明，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激励民众，那么他们就不会灭亡。
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
作者批评了那些放弃必不亡之术而追求必亡之事的治国者。
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作者指出，如果国家内部智慧不足而外部政治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不可挽救。
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
作者分析了民众的行为模式，指出他们总是追求安全与利益，避免危险与贫穷。
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
作者指出，如果民众被迫参与战争，那么他们要么在战场上死去，要么在撤退时被处死，都是危险的。
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
作者指出，如果民众放弃私家事务而必须进行艰苦的劳作，那么他们的家庭就会陷入困境，而且不会被上级关注，就会陷入贫穷。
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
作者指出，既然贫穷和危险就在眼前，民众怎么可能不逃避呢？
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
作者指出，因此，民众会选择依附于权贵，保全自己的家园，远离战争，这样就能获得安全。
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
作者指出，通过行贿和依附权贵，民众可以求得安全，这样他们就能获得利益，因此他们会选择这样做。
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作者总结说，因此，忠诚于国家的公民减少了，而依附于私人的势力增加了。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作者提出了一个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即减少商工游食之民的数量，降低他们的地位，让他们专注于本职工作，而不是追求末节。
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
作者批评了当时官爵可以买卖的现象，认为这导致了商工的地位不卑。
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
作者指出，那些奸邪的财货和商人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因此商人的数量不少。
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作者批评了那些聚敛财富的人，他们使农民的地位低于耕战之士，因此正直的人减少了，而追求高价的人增加了。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作者批评了乱国的风俗，指出学者们称颂先王之道，却借仁义之名，盛装打扮，装饰言辞，以怀疑当世的法律，从而动摇君主的心志。
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
作者批评了那些言谈者，他们设置欺诈，借助外力，实现自己的私利，却忽视了国家的利益。
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作者批评了那些带剑的人，他们聚集门徒，树立节操，以显扬自己的名声，却违反了官府的禁令。
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
作者批评了那些患御者，他们在私门中积累财富，用金钱收买权贵，而忽视了自己的辛勤劳作。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
作者批评了商工之民，他们制造粗劣的器具，积累财富，等待时机，却与农夫的利益相当。
此五者，邦之蠹也。
作者将这些行为称为国家的蛀虫。
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作者指出，如果君主不能除去这五种蛀虫，不培养正直之士，那么即使海内有破亡的国家和被削灭的朝代，也无需感到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