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谷梁（约公元前530年－公元前460年），春秋时期鲁国学者，擅长历史与政治的解读。与公羊学派并立，谷梁传是儒家经典之一，对《春秋》有独特的解释方式。谷梁注重礼仪和政治道德的结合，强调历史的教育功能。
年代：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
内容简要：《谷梁传》是《春秋》的另一部重要注解，专门解释和注释《春秋》中的事件和背景。与《公羊传》相比，《谷梁传》更侧重于政治、军事及伦理的联系，深入探讨了春秋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如何通过礼制来维持国家的稳定。书中通过详尽的历史叙述和对比，展现了历史人物的政治智慧和为国家治理所采取的策略。谷梁传不仅提供了对历史事件的详细解读，也对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探讨。作为《春秋》的三大传之一，《谷梁传》对后代的儒学和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原文
一、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
二、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三、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
内讳败，举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之者，为内讳也。
四、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战，未有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者。
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则骄其敌。襄公以师败乎人，而不骄其敌何也？责之也。
泓之战，以为复雩之耻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
伐齐之丧，执滕子、围曹、为雩之会，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
成王怒而执之。故曰，礼人不答，则反其敬。
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
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
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
古者，被甲婴冑，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也，岂曰以报其耻哉？
宋公与楚人战于泓水之上。
司马子反曰：‘楚众我少，鼓险而击之，胜无幸焉。’
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须其出。’
既出，旌旗乱于上，陈乱于下。
子反曰：‘楚众我少，击之，胜无幸焉。’
襄公曰：‘不鼓不成列。’
须其成列而后击之，则众败而身伤焉，七月而死。
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
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
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
言而不信，何以为言？
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
信而不道，何以为道？
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译文
一、二十二年春天，鲁国国君攻打邾国，夺取了须句。
二、夏天，宋国国君、卫国国君、许国国君、滕国国君联合攻打郑国。
三、秋天，八月丁未日，与邾国人在升陉交战。内部隐瞒了战败的消息，只记载了可以公开的事情。不提具体人员，是因为我们这边战败了。不说交战的原因，是为了避讳。
四、冬天，十一月己巳日，月初，宋国国君与楚国人在泓水交战。宋国军队大败。
日事遇朔曰朔。春秋记载了三十四次战争，没有记载过以尊贵的地位败给低微的，以军队败给个人的情况。如果以尊贵的地位败给低微的，以军队败给个人，那就会因为轻视敌人而招致失败。鲁襄公虽然军队败给了个人，但并没有轻视敌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勇于承担责任。泓水之战，他认为是为了报复雩祭时的耻辱。雩祭时的耻辱，是宋襄公自己招来的。攻打齐国国丧时，他执意要滕国国君、围攻曹国、召开雩祭会议，不顾自己力量的不足，导致楚成王发怒并拘捕了他。所以说，如果礼遇别人而不被回应，就反过来更加尊重。爱护别人而不被亲近，就反过来更加仁爱。治理别人而不被治理，就反过来更加明智。犯了错误不改正，再次犯同样的错误，这叫做错误，这正是宋襄公的例子。古时候，穿上铠甲戴上头盔，不是为了振兴国家，就是为了征讨无道之人，哪里是为了报复耻辱呢？宋国国君与楚国人在泓水之上交战。司马子反说：‘楚国人多我们人少，如果鼓起勇气进攻，胜利没有侥幸可言。’襄公说：‘君子不逼迫别人陷入危险，不攻击别人处于困境，我们要等待他们出来。’等到敌人出来后，楚军的旗帜在上混乱，阵型在下散乱。子反又说：‘楚国人多我们人少，进攻他们，胜利没有侥幸可言。’襄公说：‘不击鼓不能形成完整的阵型。’等待楚军形成完整的阵型后再进攻，结果楚军大败，襄公自己也受了伤，七月后去世。兵力多就进攻，兵力相当就战斗，兵力少就防守。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言语。人如果不能言语，怎么能称之为人？言语之所以为言语，是因为诚信。言语而不诚信，怎么能称之言语？诚信之所以为诚信，是因为道德。诚信而不遵循道德，怎么能称之道德？道德中最为重要的是时机，这是行动的趋势。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注解
公：古代对君主的尊称，此处指宋国的君主宋公。
邾：古代国家名，位于今山东境内。
须句：邾国的一个城邑。
宋公：宋国的君主。
卫侯：卫国的君主。
许男：许国的君主。
滕子：滕国的君主。
郑：古代国家名，位于今河南境内。
战：进行战斗。
升陉：地名，具体位置不详。
内讳：内部避讳，指不直接提及某些敏感或不吉利的事情。
败绩：战败。
朔：每月的第一天，古代指农历每月的初一。
泓：地名，具体位置不详。
司马子反：宋国的大夫，此处指宋国的一位将领。
雩之耻：雩是一种求雨的仪式，此处指宋襄公因求雨而受到的耻辱。
礼：古代的礼仪制度。
被甲婴冑：穿着铠甲，戴着头盔。
道：道德、原则。
时：时机、时间。
势：形势、态势。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评注
一、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
此句记载了鲁国国君在二十二年春天对邾国的征伐，并成功夺取了须句。‘二十有二年’的表述，体现了古文对时间的精确记录，‘公伐邾’则是对国君行动的直接描述，展现了古代战争的残酷和国家的扩张野心。‘取须句’是对战果的陈述，表现了鲁国军队的强大和战略的成功。
二、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此句描述了夏季节，宋、卫、许、滕四国联合攻打郑国的历史事件。‘夏’字点明了时间，‘宋公、卫侯、许男、滕子’则是参与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的称谓，‘伐郑’则是战争的直接目的。这句话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政治联盟和军事冲突。
三、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
此句详细记载了秋天八月丁未日，鲁国与邾国在升陉的战斗。‘秋’、‘八月’、‘丁未’是对具体时间的精确描述，‘及邾人战于升陉’则是战斗的地点和双方。‘内讳败’表明在记录中避讳了败绩，‘不言其人’和‘不言及之者’则是对败绩的隐晦处理，反映了古代对失败的不愿公开。
四、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
此句记录了冬天十一月初一，宋国与楚国在泓地的战斗。‘冬’、‘十有一月’、‘己巳’、‘朔’都是对时间的详细记录，‘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则是战斗的双方和地点。‘宋师败绩’直接指出了宋国的战败，是对战争结果的直接陈述。
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战，未有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者。
这句话对‘朔’这一时间概念进行了解释，并指出在《春秋》记载的三十四次战争中，没有出现过尊贵的国家败给卑贱的国家，军队败给个人的情况。这反映了春秋时期对等级秩序的重视和对战争的道德考量。
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则骄其敌。襄公以师败乎人，而不骄其敌何也？责之也。
这句话分析了在战争中，如果尊贵的国家败给卑贱的国家，或者军队败给个人，那么会使得敌人变得骄傲。而鲁国国君襄公虽然军队败给了个人，却没有因此骄傲，是因为他自责。这体现了古代对战争失败者的宽容和对道德责任的重视。
泓之战，以为复雩之耻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
这句话解释了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失败的原因，即为了报复雩之耻。‘雩之耻’是指宋襄公在雩之会上的失败，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因此要报复。这反映了春秋时期对荣誉和耻辱的重视。
伐齐之丧，执滕子、围曹、为雩之会，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
这句话描述了宋襄公在雩之会上的行动，包括攻打齐国的丧事、执滕子、围曹等，这些行动都是为了报复雩之耻，同时也导致了楚成王的愤怒。这反映了春秋时期国家间的政治斗争和外交手段。
成王怒而执之。故曰，礼人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
这句话解释了楚成王对宋襄公的愤怒，并引用了古语来说明，如果以礼待人而不得到回应，那么应该反思自己的礼貌；如果爱护他人而不被亲近，那么应该反思自己的仁爱。这体现了古代对人际关系的道德思考。
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
这句话指出，如果治理他人而不治理自己，那么应该反思自己的智慧；如果犯了错误而不改正，那么再次犯错，这就是真正的过错。这里将这种过错归咎于宋襄公，是对他个人行为的批评。
古者，被甲婴冑，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也，岂曰以报其耻哉？
这句话回顾了古代战争的目的，指出穿上盔甲、戴上头盔不是为了振兴国家，而是为了征讨无道之人。这反映了古代对战争正义性的追求和对道德的重视。
宋公与楚人战于泓水之上。司马子反曰：‘楚众我少，鼓险而击之，胜无幸焉。’
这句话描述了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泓水之上的情景，以及司马子反的战术建议。司马子反认为楚军人数众多，而宋军人数较少，因此建议鼓动军队冒险进攻，但胜利的可能性很小。
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须其出。’
这句话是宋襄公对司马子反建议的回答，他认为君子不会迫使他人陷入危险，也不会攻击他人处于困境，而是等待对方自己出来。
既出，旌旗乱于上，陈乱于下。子反曰：‘楚众我少，击之，胜无幸焉。’
这句话描述了战斗的实际情况，楚军旌旗混乱，阵型混乱，司马子反再次建议攻击，认为这是胜利的机会，但胜利的可能性仍然很小。
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须其成列而后击之，则众败而身伤焉，七月而死。
这句话是宋襄公对司马子反建议的回应，他认为在没有形成完整的阵列之前不应发动攻击。最终，在楚军阵列形成后，宋军发动攻击，结果大败，襄公自己也受伤，并在七个月后去世。
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
这句话提出了战争中的策略原则，即兵力倍于敌人时进攻，实力相当时战斗，兵力少于敌人时防守。同时，指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于言语，即言语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特征。
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
这句话进一步强调了言语的重要性，指出人如果不能言语，就无法成为人。言语之所以成为言语，在于它的可信性。
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
这句话指出，如果言语不可信，那么它就不再是言语。言语之所以可信，在于它遵循了道德和道义。
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这句话最后指出，即使言语可信，如果不遵循道义，那么它也不是真正的道。道之所以宝贵，在于它把握了时机和形势。这句话体现了古代对道德、言语和时机的深刻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