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阳明（1472年－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政治家。他是“心学”学派的创立人之一，通过《传习录》总结并阐述了他关于“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主张心即理，认为通过内心的反省和实践，个人能够达到道德的理想境界。王阳明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日本和朝鲜等地也广为传播。
年代：成书于明代（约1527年）。
内容简要：《传习录》是王阳明的弟子根据他讲学时的记录整理而成的一本哲学著作，书中包含了王阳明对“心学”哲学的详细论述。王阳明的心学主张“知行合一”，他认为知识并非单纯通过书本或外在学习获得，而是通过内心的思考和实践实现的。他强调“良知”是人的内在道德感，通过自我反省和实践，个体可以获得真正的道德智慧。书中还涉及了教育、修养、治国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在如何通过内心的修为来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上，王阳明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见解。《传习录》作为王阳明学说的主要文献，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国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的重要经典之一。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传习录-卷中-答周道通书-原文
〔1〕吴、曾两生至，备道道通恳切为道之意，殊慰相念。
若道通真可谓笃信好学者矣。
忧病中会不能与两生细论，然两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见辄觉有进，在区区诚不能无负于两生之远来，在两生则亦庶几无负其远来之意矣。
临别以此册致道通意，请书数语。
荒愦无可言者，辄以道通来书中所问数节，略下转语奉酬。
草草殊不详细，两生当亦自能口悉也。
来书云：用工夫只是“立志”，近来于先生诲言时时体验，愈益明白。
然于朋友不能一时相离。
若得朋友讲习，则此志才精健阔大，才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
乃今无朋友相讲之日，还只静坐，或看书，或游衍经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养志，颇觉意思和适：然终不如朋友讲聚，精神流动，生意更多也。
离群索居之人，当更有何法以处之？
此段足验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无间断，到得纯熟后，意思又自不同矣。
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
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
自家痛庠，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
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无别法可设也。
〔2〕来书云：“上蔡常问‘天下何思何虑’。
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
在学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底气象，一并看为是。
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人堕于“无”也。
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
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
“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
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
心之本体即是天理。
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
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
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
“何思何虑”正是工夫。
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
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斫以有“发得太早”之说。
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
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
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3〕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便要识得圣人气象。
盖认得圣人气象，把做准的，乃就宁地做工夫去，纔不会差，纔是作圣工夫。
未知是否？
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矣，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
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
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则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
程子尝云；“觑着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
又云“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
今且说通于道在何处？聪明睿智从何处出来？
〔4〕来书云：“事上磨练。
一日之内，不管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
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一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
然仍有处得善与未善，何也？
人或事来得多，须要次第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神已觉衰弱。
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
如何？
所说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
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
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谓“必有事焉”者也。
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
“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
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
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末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
〔5〕来书云：“致知之说，春间再承诲益，已颇知用力，觉得比旧尤为简易。
但鄙心则谓与初学言之，还须带“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处。
本来“致知”“格物一并下，但在初学未知下手用功，还说与“格物”，方晓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功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则是“致知”工夫亦未尝知也。
近有一书与友人论此颇悉，今往一通，细观之，当自见矣。
来书云：‘今之为朱、陆之辨者尚未已：每对朋友言，正学不明已久，且不须枉费心力为朱、陆争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点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来，决意要知此学，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陆虽不辨，彼自能分得。又常见朋友中见有人议先生之言者，辄为动气；昔在朱，陆二先生所以近后世纷纷之议者，亦见二先生工夫有未纯熟，分明亦有动气之病：若明道则无此矣。观其与吴师涉论介甫之学云：“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气象何等从容！常见先生与人书中亦引此言，愿朋友皆如此，如何？’此节议论得极是极是，愿道通遍以告于同志，各自且论自己是非，莫论朱、陆是非也。
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
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
昔人谓攻吾之短者是吾师，师又可恶乎？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晓，每看书至此，辄为一惑，请问。“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
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
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
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传习录-卷中-答周道通书-译文
吴生和曾生两位来到，详细地谈论了关于道的见解，非常恳切，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如果道通真的能够这样，那他真可以称得上是笃信好学的人了。我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和两位详细讨论，但两位也都有自己的志向和努力，每次见面都能感觉到进步。对我来说，确实没有辜负两位远道而来，而对于两位来说，也差不多没有辜负他们远道而来的初衷。分别时，我送上了这本书给道通，请他写几句话。我思绪混乱，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根据道通来信中询问的几个问题，略作回答。草草写就，很不详细，两位应该也能口头了解。来信中说：用功的方法只是‘立志’，最近在先生的教诲下，时时体验，越来越明白。然而在朋友之间不能立刻分离。如果能有朋友一起研讨，那么这个志向才会变得精健和广阔，才会有生机：如果三五天没有朋友一起研讨，就会觉得微弱，遇到事情就会感到困扰，也可能会忘记。现在没有朋友一起研讨的时候，还是只静坐，或者看书，或者游荡散步，所有看到的、身处的，都用来培养志向，觉得心情很舒畅：然而终究不如和朋友聚集在一起，精神流动，生机更多。离群索居的人，又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
这段话足以证明道通日用工夫的收获，功夫的大概也就是这样用，只要不间断，到得纯熟之后，意思又自然不同了。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是‘立志’，所谓的‘困顿’和‘忘记’的毛病，也只是志向不够真切。现在好色的人，并没有困顿和忘记的毛病，只是因为真切。自己身上的痛苦，自己必须知道，自己必须去解决；既然自己知道了痛苦，自己就不能不去解决。佛家称之为‘方便法门’，必须是自己调整和考虑，别人很难帮忙，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设立。
来信中说：‘上蔡经常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说：“有这个道理，只是说出来太早了。”在学者用功的过程中，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但也必须认识到‘何思何虑’的气象，一并来看。如果不认识到这种气象，就会犯正与助长的错误；如果认识到‘何思何虑’，却忘记了‘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会陷入‘无’的境地。不应该停滞在‘有’上，也不应该陷入‘无’中。然而呢？’所讨论的也相去不远，只是领悟还不够。上蔡的问题，伊川的回答，也只是上蔡和伊川的意思，与孔子《系辞》的原本意思稍有不同。《系辞》中说‘何思何虑’，是说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没有别的思考别的忧虑，并不是说没有思考没有忧虑。所以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说‘殊途’，说‘百虑’，难道是说没有思考没有忧虑吗？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还有什么可以思考的呢？天理原本就是寂静不动的，原本是感应而通达的，学者用功，虽然千思万虑，只是要恢复他本来的体用而已，不是用私心来安排思考出来的。所以明道说：‘君子的学问，莫过于开阔而公正，事物来临时顺应。’如果用私心来安排思考，那就是用智谋来自私了。‘何思何虑’正是功夫。在圣人的境界上，就是自然的；在学者的境界上，就是勉强的。伊川却把它当作效验来看，提出了‘发得太早’的说法。接着又说‘却好用功’，已经自觉到前面的话有所不足了。濂溪主张静坐的论点也是这个意思。现在道通的话，虽然已经有所见解，但也难免还有两点不足。
来信中说：‘凡学者一旦开始做工夫，就要认识到圣人的气象。因为认识到圣人的气象，就会以此为准则，然后安心地做工夫，才不会出差错，这才是成圣的功夫。不知道是否正确？’先认识圣人的气象，古人曾经有这样的话，但也缺乏明确的思路，圣人的气象自然是圣人的，我从哪里去认识呢？如果不从自己的良知上真切地认识，就像用没有星的光称量轻重，用未开启的镜子照美丑，真可以说是用小人的心思去揣度君子的心。圣人的气象如何能认识呢？自己的良知原本和圣人一样，如果能明白地体认自己的良知，那么圣人的气象就不在圣人而在自己了。程子曾经说过：‘看着尧学习他的行事，没有他的许多聪明智慧，怎么能像他那样动静有礼呢？’又说‘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现在先说通于道在哪里？聪明智慧从哪里来？
来信中说：‘事情上的磨练。一天之内，不管有没有事情，只一心培养本源。如果遇到事情来感，或者自己有所感悟，心上已经有了觉悟，怎么能说没有事情呢？只是因为事情而集中心思一会儿，大致觉得事情理应如此，就像没有事情一样处理，尽我之心而已。然而仍然有处理得好的和不好的地方，为什么呢？如果事情和人来得多，必须依次处理，常常因为能力不足，被困扰，虽然极力支撑起来，但精神已经感到衰弱。遇到这种情况，不得不非常反省，宁愿不处理事情，也不可以不培养。怎么办呢？’所说的功夫，在道通的角度上也是这样用的，但难免有些出入。凡人学习，终身只为这一件事。从小到大，从早到晚，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这一件事，所谓‘必有事焉’者也。如果说‘宁愿不处理事情，也不可以不培养’，却是把两件事当作一件事了。‘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来临时，只是尽我心的良知去应对，所谓‘忠恕违道不远’了。凡处得有善有未善以及有困扰失序的毛病，都是因为被赞誉和损失所牵绊，不能实际达到良知。如果能实际达到良知，然后会发现平日所说的善未必是善，所说的未善，却可能是被赞誉和损失所牵绊，自己伤害了自己的良知。
来信中说：‘致知的方法，春天再次接受先生的教诲，已经知道如何用力，觉得比以前更容易。但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还应该带有“格物”的意思，让他们知道入手的地方。本来‘致知’和‘格物’是一起说的，但在初学者不知道如何用功的时候，先说‘格物’，才能明白‘致知’是什么意思。’‘格物’是‘致知’的功夫，知道了‘致知’也就知道了‘格物’；如果不知道‘格物’，那么‘致知’的功夫也就不知道了。最近有一封信和友人讨论这个问题，很详细，现在发给你，仔细看看，自然会明白的。
来信中说：‘现在还有人在争论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这种现象还没有停止：每次和朋友交谈，都会提到正学（指儒家正道）不明确已经很久了，而且不需要白白浪费精力去争论朱熹和陆九渊的是非，只需要按照先生的“立志”这两个字去点化人。如果这个人真的能够辨明这个志向，下定决心要了解这个学问，那他已经大半明白了；朱熹和陆九渊虽然不去争论，但自然能够分辨出他们的不同。又常见到朋友们中有人议论先生的话，就会生气；过去朱熹和陆九渊两位先生之所以引起后世纷纷的议论，也是因为两位先生的学问功夫还不够纯熟，显然也有动怒的毛病：如果明白道义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看到先生和吴师讨论王安石学问时说：“为我完全传达给王安石，对他是否有益处我不知道，但对我肯定有益。”这气度多么从容！常见先生在书信中也引用这句话，希望朋友们都能这样，这是怎样的啊。’这一段议论非常正确，希望先生能够把这些话告诉所有志同道合的人，各自讨论自己的是非，不要去争论朱熹和陆九渊的是非。用言语诽谤别人，这种诽谤很浅薄，如果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是空谈，喋喋不休地度过日子，那实际上是用自己的行为在诽谤，这种诽谤就深重了。现在天下所有议论我的人，如果能够从中取长补短，那都是对我砥砺切磋，那么对我来说，无非是警醒我修身养性提高道德的地方了。古人说，指出我短处的人是我的老师，老师又有什么可恶的呢？
来信中说：‘有人引用程颢的话“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为什么不容说，为什么不是性？朱熹回答说：“不容说是因为还没有到达可以谈论性的地步；不是性是因为已经不能没有气质的混杂了。”两位先生的话我都不能完全理解，每次读到这些地方，都会感到困惑，请问这个问题。“生之谓性”，这里的‘生’字就是‘气’字，也就是说‘气就是性’；气就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一旦说‘气就是性’，就已经偏离了性的本源。孟子的性善论，是从性的本源上说的。然而性善的端倪，必须在气上才能显现出来，如果没有气，也就没有可以显现的地方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气的表现。程颢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也是因为学者们各自只看到一方面，所以只能这样说。如果能够明白自性，那么气就是性，性就是气，原本就没有性、气之分。”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传习录-卷中-答周道通书-注解
吴、曾两生：指吴生和曾生两位学者。
道道通：可能是指某位精通道学的学者或修行者。
笃信好学者：指那些坚定信仰并热爱学习的人。
忧病中：在忧虑和疾病之中。
区区：谦词，自称。
庶几：差不多，几乎。
荒愦：愚昧无知。
转语：转达的话语，即回信。
用工夫：指修炼、用功。
立志：指确立志向，立志向学，追求道德和学问的提升。
困、忘：指因为志向不坚定而导致的困惑和遗忘。
方便法门：佛教用语，指方便法门，即根据不同人的根性和时机，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引导修行。
上蔡：指上蔡先生，即蔡元培。
伊川：指程颐，宋代著名哲学家。
明道：指理学的根本原则和道路，也指能够明白这些原则和道路的人。
濂溪：指周敦颐，宋代哲学家。
良知：儒家哲学中的概念，指人内在的道德意识。
致知：儒家哲学中的概念，指达到知识的最高境界。
格物：儒家哲学中的概念，指通过观察事物来认识其本质。
忠恕：儒家伦理道德中的概念，指忠诚和宽容。
朱、陆之辨：指宋明理学中朱熹和陆九渊两位学者关于理学核心问题，如天理、人欲、心性等的不同观点和争论。
吴师：指吴澄，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四传弟子。
介甫：指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提倡新法改革。
晦庵：指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南宋理学家，理学集大成者。
程子：指程颢、程颐，北宋理学家，程颢被称为明道先生，程颐被称为伊川先生。
性：指人的本性，是理学中讨论的重要概念，涉及天理、气质等。
气：指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物质，也是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的基础。
孟子性善：指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这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攻吾之短者：指指出自己缺点和错误的人，认为这些人是自己的老师，因为他们的批评可以帮助自己进步。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传习录-卷中-答周道通书-评注
此段古文出自明代心学家王守仁的《传习录》，反映了王守仁对于当时学术界朱熹与陆九渊学派争论的见解。首先，王守仁认为对于朱、陆之争不必过分执着，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认为若人能立志求知，那么对于朱、陆的学说自然能够分辨。这种观点体现了王守仁的实践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实践与认知的关系。
王守仁指出，当时的学者常常因为争论朱、陆二先生的学说而动气，他认为这是学者工夫未纯熟的表现，与明道先生相比，明道先生则能够保持从容不迫的态度。这反映了王守仁对于学者心态的重视，认为学者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被外界争议所动摇。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王守仁对程颢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进行了深入的解释。他认为‘生’字即是‘气’字，意味着‘气’即是‘性’。这里的解释体现了王守仁对于‘性’与‘气’关系的理解，即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王守仁进一步指出，孟子的性善论是从本原上说的，而性善之端需要在‘气’上体现。这里的观点强调了‘气’在性善论中的重要性，认为‘气’是性善得以体现的基础。同时，他也引用了程颢的话，认为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这反映了王守仁对于程颢学说的认同。
最后，王守仁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即当人真正明白自性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二者原本无分。这一观点体现了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即宇宙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强调了‘性’与‘气’的统一性。
总体而言，这段古文展现了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强调实践与认知、心态的平和、性气的关系以及宇宙万物的统一性。这些思想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学说和宇宙观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