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魏收（505年—572年），北齐史学家。他主持编撰了《魏书》。
年代：北齐（6世纪）。
内容简要：共114卷，记载了北魏的历史。书中详细记录了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是研究北朝历史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志-卷十四-原文
乐五
气质初分，声形立矣。圣者因天然之有，为入用之物；缘喜怒之心，设哀乐之器。
蒉桴苇龠，其来自久。伏羲弦琴，农皇制瑟，垂钟和磬，女娲之簧，随感而作，其用稍广。
轩辕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茎》、《五英》、《大章》、《韶》、《夏》、《护》、《武》之属，圣人所以移风易俗也。
故在《易》之《豫》，义明崇德。《书》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
《周礼》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沽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奏之六变，天神可得而降矣；
函钟为宫，太蔟为角，沽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变，地示可得而礼矣；
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召》之舞，奏之九变，人鬼可得而礼矣。
此所以协三才，宁万国也。
凡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帖滞之音。
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
奸声感人，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气感人，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
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莫不和顺；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莫不和亲。
又有韎昧任禁之乐，以娱四夷之民。斯盖立乐之方也。
三代之衰，邪音间起，则有烂漫靡靡之乐兴焉。
周之衰也，诸侯力争，浇伪萌生，淫慝滋甚，竞其邪，忘其正，广其器，蔑其礼，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令。
晋平公闻清角而颠陨，魏文侯听古雅而眠睡，郑、宋、齐、卫，流宕不反，于是正乐亏矣。
大乐感于风化，与世推移，治国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随时隆替，不常厥声。
延陵历听诸国，盛衰必举，盖所感者著，所识者深也。
乐之崩矣，秦始灭学，经亡义绝，莫采其真。
人重协俗，世贵顺耳，则雅声古器几将沦绝。
汉兴，制氏但识其铿锵鼓舞，不传其义，而于郊庙朝廷，皆协律新变，杂以赵、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晔上书切谏，丙强、景武显著当时，通儒达士所共叹息矣。
后汉东平王苍总议乐事，颇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
及黄巾、董卓以后，天下丧乱，诸乐亡缺。
魏武即获杜夔，令其考会古乐，而柴玉、左延年终以新声宠爱。
晋世荀勖典乐，与郭夏宋识之徒共加研集，谓为合古，而阮咸讥之。
金行不永，以至亡败，哀思之来，便为验矣。
夫大乐与天地同和，苟非达识至精，何以体其妙极。
自汉以后，舞称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则不袭之义也。
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俊平冉闵，遂克之。
王猛平鄴，入于关右。
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
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
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
世历分崩，颇有遗失。
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
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诸帝，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
《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开大始祖之业。
后更制宗庙。
皇帝入庙门，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庙门，奏迎神曲，犹古降神之乐；
乾豆上奏登歌，犹古清庙之乐；
曲终，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飨也；
皇帝行礼七庙，奏《陛步》，以为行止之节；
皇帝出门，奏《总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
又旧礼：孟秋祀天西郊，兆内坛西，备列金石，乐具，皇帝入兆内行礼，咸奏舞《八佾》之舞；
孟夏有事于东庙，用乐略与西郊同。
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乐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讫，奏《维皇》，将燎；
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泽，乐用《天祚》，奏《大武》之舞。
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
四时飨会亦用焉。
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
郊庙宴飨亦用之。
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牴、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桥、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
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
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
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
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
高宗、显祖无所改作。
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
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 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诏 “可”。
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 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
七年秋，中书监高允奏乐府歌词，陈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随时歌谣， 不准古旧，辨雅、郑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乐，所以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 可集新旧乐章，参探音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裨增钟县铿锵之韵。”
十五年冬，高祖诏曰：“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祇，调阴阳，通人鬼。故能关 山川之风，以播德于无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迟，正声顿废，多好 郑卫之音以悦耳目，故使乐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 正雅颂，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遂简置焉。
十六年春，又诏曰：“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 然音声之用，其致远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风易俗。至乃《箫韶》九奏，凤皇来仪；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于闻《韶》，正乐于返鲁。 逮汉魏之间，乐章复阙，然博采音韵，粗有篇条。自魏室之兴，太祖之世尊崇古式， 旧典无坠。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乐失治定之雅音，习不典之繁曲。比太 乐奏其职司，求与中书参议。览其所请，愧感兼怀。然心丧在躬，未忍阙此。但礼 乐事大，乃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书监高闾器识详富，志量明允， 每间陈奏乐典，颇体音律，可令与太乐详采古今，以备兹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 任其参议也。”闾历年考度，粗以成立，遇迁洛不及精尽，未得施行。寻属高祖崩， 未几，闾卒。
先是，闾引给事中公孙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乐事。正始元年秋，诏 曰：“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燮理音准，其书二卷并表悉付尚书。夫礼乐之事， 有国所重，可依其请，八座已下、四门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乐署，考论同异，博 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书李崇奏：“前被旨敕，以兼太乐令公孙崇 更调金石，并具书表付外考试，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诣署集议。但六乐该深， 五声妙远。至如仲尼渊识，故将忘味；吴札善听，方可论辨。自斯已降，莫有详之。 今既草创，悉不穷解，虽微有诘论，略无究悉。方欲商榷淫滥，作范将来，宁容聊 尔一试，便垂竹帛。今请依前所召之官并博闻通学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穷 音律，辨括权衡。若可施用，别以闻请。”制“可”。时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孙崇复表言：“伏惟皇魏龙跃凤举，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静 荒嵎，廓宁宇内，凶丑尚繁，戎轩仍动，制礼作乐，致有阙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钟 后仁之期，道协先天之日，顾《云门》以兴言，感《箫韶》而忘味。以故中书监高 闾博识明敏，文思优洽，绍踪成均，实允所寄。乃命闾广程儒林，究论古乐，依据 《六经》，参诸国志，错综阴阳，以制声律。钟石管弦，略以完具，八音声韵，事 别粗举。值迁邑崧瀍，未获周密，五权五量，竟不就果。自尔迄今，率多褫落，金 石虚悬，宫商未会。伏惟陛下至圣承天，纂戎鸿烈，以金石未协，诏臣缉理。谨即 广搜秬黍，选其中形，又采梁山之竹，更裁律吕，制磬造钟，依律并就。但权量差 谬，其来久矣，顷蒙付并州民王显进所献古铜权，稽之古范，考以今制，钟律准度， 与权参合。昔造犹新，始创若旧，异世同符，如合规矩。乐府先正声有《王夏》、 《肆夏》、登歌、《鹿鸣》之属六十余韵，又有《皇始》、《五行》、《勺舞》。 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 太和初，郊庙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窃惟周之文武，颂声 不同；汉之祖宗，庙乐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迈隆周，功超鸿汉，颂声庙 乐，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其孰 能识其得失。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赏入微，淹赞大猷，声光 海内，宜委之监就，以成皇代典谟之美。昔晋中书监荀勖前代名贤，受命成均，委 以乐务，崇述旧章，仪刑古典，事光前载，岂远乎哉。又先帝明诏，内外儒林亦任 高闾申请。今之所须，求依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诏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礼 作乐，以宣风化，以通明神，理万品，赞阴阳，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详之。可 令太常卿刘芳亦与主之。”
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奏言：“案太乐令公孙崇所 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及朝之儒学，执诸经传，考辨合否，尺寸度数 悉与《周礼》不同。问其所以，称必依经文，声则不协，以情增减，殊无准据。窃 惟乐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赞祖宗之茂功，垂之后王。不刊之制，宜宪章先圣，详 依经史。且二汉、魏、晋历诸儒哲，
未闻器度依经，而声调差谬。臣等参议，请使臣芳准依《周礼》更造乐器，事讫之后，集议并呈，从其善者。”诏“可”。
芳上尚书言：“词乐谐音，本非所晓，且国之大事，亦不可决于数人。今请更集朝彦，众辨是非，明取典据，资决元凯，然后营制。”肇及尚书邢峦等奏许，诏“可”。
于是芳主修营。时扬州民张阳子、义阳民兒凤鸣、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陈成等七人颇解雅乐正声，《八佾》、文武二舞、钟声、管弦、登歌声调，芳皆请令教习，参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观古帝王，罔不据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诸乐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庙，请参制二舞之名。窃观汉魏已来，鼓吹之曲亦不相缘，今亦须制新曲，以扬皇家之德美。”
诏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参定舞名并鼓吹诸曲。
其年冬，芳又上言：“臣闻乐者，感物移风，讽氓变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汤武所以阙一版改章功德。晋氏失政，中原纷荡。刘石以一时奸雄，跋扈魏赵；苻姚以部帅强豪，趑趄关辅。于是礼坏乐隳，废而莫理。大魏应期启运，奄有万方，虽日不暇给，常以礼乐为先。古乐亏阙，询求靡所，故顷年以来，创造非一，考之经史，每乖典制。遂使铿锵之礼，未备于效庙；鼓舞之式，尚阙于庭陛。臣忝官宗伯，礼乐是司，所以仰惭俯愧，不遑宁处者矣。自献春被旨，赐令博采经传，更制金石，并教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诸曲。今始校就，谨依前敕，延集公卿并一时儒彦讨论终始，莫之能异。谨以申闻，请与旧者参呈。若臣等所营形合古制，击拊会节，元日大飨，则须陈列。既岁聿云暮，三朝无远，请共本曹尚书及郎中部率呈试。如蒙允许，赐垂敕判。”
诏曰：“舞可用新，余且仍旧。”鼓吹杂曲遂寝焉。
初，御史中尉元匡与芳等竞论钟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复上言其事，太师、高阳王雍等奏停之。
先是，有陈仲儒者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神龟二年夏，有司问状。仲儒言：
前被符，问：“京房准定六十之律，后虽有存，晓之者鲜。至熹平末，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急缓，声之清浊。仲儒授自何师，出何典籍而云能晓？”
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颇授琴，文尝览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昞然，而张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窃有意焉。遂竭愚思，钻研甚久。虽未能测其机妙，至于声韵，颇有所得。度量权历，出自黄钟，虽造管察气，经史备有，但气有盈虚，黍有巨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自非管应时候，声验吉凶，则是非之原，谅亦难定。此则非仲儒浅识所敢闻之。至于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则宫商易辨。若尺寸小长，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若分数加短，则六十徵羽类皆小清。语其大本，居然微异。至于清浊相宣，谐会歌管，皆得应合。虽积黍验气，取声之本，清浊谐会，亦须有方。若闲准意，则辨五声清浊之韵；若善琴术，则知五调调音之体。参此二途，以均乐器，则自然应和，不相夺伦。如不练此，必有乖谬。
案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是为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之。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徵羽用清。若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至于五声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钟为声气之元，其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则宫徵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声，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徽，则徽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则为宫，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徵，其商角羽并无其韵。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何者？中吕为十二之穷，变律之首。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犹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何由可谐？
仲儒以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若如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若依案见尺作准，调弦缓急，清浊可以意推耳。
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九寸，调中一弦，令与黄钟相得。案尽以求其声，遂不辨准须柱以不？柱有高下，弦有粗细，余十二弦复应若为？致令揽者望风拱手。
又案房准九尺之内为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复十之，是为于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则于准一分之内，乘为二十分，又为小分，以辨强弱。中间至促，虽复离朱之明，犹不能穷而分之。
虽然仲儒私曾考验，但前却中柱，使入准常尺分之内，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分数既微，器宜精妙。其准面平直，须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弦。又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中弦须施轸如琴，以轸调声，令与黄钟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数尽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又凡弦皆须豫张，使临时不动，即于中弦案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
以次运行， 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瑟调以宫为主， 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官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 锦绣。
上来消息调准之方并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仲儒寻 准之分数，精微如彼，定弦缓急，艰难若此。而张光等亲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准。 既未识其器，又焉能施弦也？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脩以变律，故云“知 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一毫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授 然后为奇哉！但仲儒自省肤浅，才非一足，正可粗识音韵，才言其理致耳。
时尚书萧宝夤奏言：“金石律吕，制度调均，中古已来鲜或通晓。仲儒虽粗述 书文，颇有所说，而学不师授，云出己心；又言旧器不任，必须更造，然后克谐。 上违成敕用旧之旨，辄持己心，轻欲制作。臣窃思量，不合依许。”诏曰：“礼乐 之事，盖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丰王延明受诏监修金石，博探古今乐事，令其门生河间信都 芳考算之。属天下多难，终无制造。芳后乃撰延明所集《乐说》并《诸器物准图》 二十余事而注之，不得在乐署考正声律也。
普泰中，前废帝诏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营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莹 表曰：
臣闻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 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书》曰：“戛击鸣球，拊搏琴瑟以咏，祖考来格。” 诗言志，律和声，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天神于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礼。故乐以象 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发其歌颂，荐之宗庙则灵祇飨其和， 用之朝廷则君臣协其志，乐之时义大矣哉！虽复沿革异时，晦明殊位，周因殷礼， 百世可知也。
太祖道武皇帝应图受命，光宅四海，义合天经，德符地纬，九戎荐举，五礼未 详。太宗、世祖重辉累耀，恭宗、显祖诞隆丕基，而犹经营四方，匪遑制作。高祖 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绪，纂无为之运，帝图既远，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书监高闾 草创古乐，闾寻去世，未就其功。闾亡之后，故太乐令公孙崇续修遗事，十有余载， 崇敷奏其功。时太常卿刘芳以崇所作，体制差舛，不合古义，请更修营，被旨听许。 芳又厘综，久而申呈。时故东平王元匡共相论驳，各树朋党，争竞纷纶，竟无底定。 及孝昌已后，世属艰虞，内难孔殷，外敌滋甚。永安之季，胡贼入京，燔烧乐库， 所有之钟悉毕贼手，其余磬石，咸为灰烬。普泰元年，臣等奉敕营造乐器，责问太 乐前来郊丘悬设之方，宗庙施安之分。太乐令张乾龟答称芳所造六格：北厢黄钟之 均，实是夷则之调，其余三厢，宫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乐人尚存；又有 沽洗、太蔟二格，用之后宫，检其声韵，复是夷则，于今尚在。而芳一代硕儒，斯 文攸属，讨论之日，必应考古，深有明证。乾龟之辨，恐是历岁稍远，伶官失职。 芳久殂没，遗文销毁，无可遵访。臣等谨详《周礼》，分乐而序之。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天神可得而礼； 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地示可得而礼；黄钟为宫， 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至于布置，不得相生 之次，两均异宫，并无商声，而同用一徵。《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八音克谐，神人以和。计五音不具，则声岂成文；七律不备，则理无和韵。八音克 谐，莫晓其旨。圣道幽玄，微言已绝，汉魏已来，未能作者。案《春秋》鲁昭公二 十年，晏子言于齐侯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 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服 子慎《注》云：“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 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一悬十九钟，十二悬二百二十八钟，八十四律。” 即如此义，乃可寻究。今案《周礼》小胥之职，乐悬之法，郑注云：“钟磬编县之， 二八十六枚。”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献呈，汉以为瑞，复依《礼 图》编悬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悬之器。检太乐所用钟、 磬，各一悬十四，不知何据。魏侍中缪袭云：《周礼》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 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今之乐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乐制既亡，汉 成谓《韶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备四代之乐。奏黄钟，舞《文 始》，以祀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 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宾，舞《武始》、《大钧》以祀宗庙。祀圜丘、方泽，群 庙祫祭之时则可兼舞四代之乐。汉亦有《云翘》、《育命》之舞，罔识其源，汉以 祭天。魏时又以《云翘》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泽地郊。今二舞久亡，无 复知者。臣等谨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记》凫氏为钟鼓之分、磬氏为磬倨 阙
吕为之剂量，奏请制度，经纪营造。依魏晋所用四厢宫悬，钟、磬各十六悬，埙、篪、筝、筑声韵区别。盖理三稔，于兹始就，五声有节，八音无爽，笙镛和合，不相夺伦，元日备设，百僚允瞩。虽未极万古之徽踪，实是一时之盛事。
窃惟古先哲王制礼作乐，各有所称：黄帝有《咸池》之乐，颛顼作《承云》之舞，《大章》、《大韶》尧舜之异名，《大夏》、《大濩》禹汤之殊称，周言《大武》，秦曰《寿人》。及焚书绝学之后，旧章沦灭，无可准据。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迎神庙门奏《嘉至》，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乐》、《礼容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为《盛德》。光武庙奏《大武》，诸帝庙并奏《文始》、《五行》、《四时》之舞。及卯金不祀，当涂勃兴，魏武庙乐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总号《大钧》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时，晋氏之乐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损益相缘，徽号殊别者也。而皇魏统天百三十载，至于乐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风，章明功德，赞扬懋轨，垂范无穷者矣。
案今后宫飨会及五郊之祭，皆用两悬之乐，详揽先诰，大为纰缪。古礼，天子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皇后礼数，德合王者，名器所资，岂同于大夫哉。《孝经》言：“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礼记王制》“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论语》“禹卑宫室，尽力于沟洫”，“恶衣食致美于黻冕”。何有殿庭之乐过于天地乎！失礼之差，远于千里。莫汉孝武帝东巡狩封禅，还祀泰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明其无减。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莹等奏求造十二悬，六悬裁讫，续复营造，寻蒙旨判。今六悬既成，臣等思钟磬各四，钣鐏相从，十六格宫悬已足，今请更营二悬，通前为八，宫悬两具矣。一具备于太极，一具列于显阳。若圜丘、方泽、上辛、四时五郊、社稷诸祀虽时日相碍，用之无阙。孔子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曰：“鲁有禘乐，宾祭用之。”然则天地宗庙同乐之明证也。其升斗权量，当时未定，请即刊校，以为长准。
周存六代之乐，《云门》、《咸池》、《韶》、《夏》、《濩》、《武》用于郊庙，各有所施，但世运遥缅，随时亡缺。汉世唯有虞《韶》、周《武》，魏为《武始》、《咸熙》，错综风声，为一代之礼。晋无改造，易名《正德》。今圣朝乐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来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庙：武舞执干戚，著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裤袜、黑韦鞮；文舞执羽龠，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于庙庭：武舞，武弁、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练领袖、皁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裤、白布袜、黑韦鞮；文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裤，服同上。其魏晋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别所，故声歌各异。今之太庙，连基接栋，乐舞同奏，于义得通。
自中烦丧乱，晋室播荡，永嘉已后，旧章湮没。太武皇帝破平统万，得古雅乐一部，正声歌五十曲，工伎相传，间有施用。自高祖迁居，世宗晏驾，内外多事，礼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属二十三曲，犹得击奏，足以阐累圣之休风，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义光下武，道契玄机，业隆宝祚，思服典章，留心轨物，反尧舜之淳风，复文武之境土，饰宇宙之仪刑，纳生人于福地，道德熙泰，乐载新声，天成地平，于是乎在。乐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参厕问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惧。
诏：“其乐名付尚书博议以闻。”
其年夏，集群官议之。莹复议曰：“夫乐所以乘灵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风声，丝竹申其歌咏。郊天祠地之道，虽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经千载而不昧。是以黄帝作《咸池》之乐，颛顼有《承云》之舞，尧为《大章》，舜则《大韶》，禹为《大夏》、汤为《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寿人》，汉为《大予》，魏名《大钧》，晋曰《正德》。虽三统互变，五运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号殊别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世载德，累叶重光，或以文教兴邦，或以武功平乱，功成治定，于是乎在。及主上龙飞载造，景命惟新，书轨自同，典刑罔二，复载均于两仪，仁泽被于四海，五声有序，八音克谐，乐舞之名，
宜以详 定。
案周兼六代之乐，声律所施，咸有次第。
灭学以后，经礼散亡，汉来所存，二 舞而已。
请以《韶舞》为《崇德》，《武舞》为《章烈》，总名曰《嘉成》。
汉乐 章云：‘高张四县，神来燕飨。’
宗庙所设，宫悬明矣。
计五郊天神，尊于人鬼； 六宫阴极，体同至尊。
理无减降，宜皆用宫悬。
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旧式。
庶得以 光赞鸿功，敷扬大业。”
录尚书事长孙稚已下六十人同议申奏，诏曰：“王者功成 作乐，治定制礼，以‘成’为号，良无间然。
又六代之舞者，以大为名，今可准古 为《大成》也。
凡音乐以舞为主，故干戈羽龠，礼亦无别，但依旧为文舞、武舞而 已。
余如议。”
初，侍中崔光、临淮王彧并为郊庙歌词而迄不施用，乐人传习旧曲，加以讹失， 了无章句。
后太乐令崔九龙言于太常卿祖莹曰：“声有七声，调有七调，以今七调 合之七律，起于黄钟，终于中吕。
今古杂曲，随调举之，将五百曲。
恐诸曲名，后 致亡失，今辄条记，存之于乐府。”
莹依而上之。
九龙所录，或雅或郑，至于谣俗、 四夷杂歌，但记其声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
又名多谬舛，莫识所由，随其淫正而 取之。
乐署今见传习，其中复有所遗，至于古雅，尤多亡矣。
初，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役。
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 《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总谓《清商》。
至 于殿庭飨宴兼奏之。
其圜丘、方泽、上辛、地祗、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 社稷、马射、籍田，乐人之数，各有差等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志-卷十四-译文
乐五
气质初分，声音和形体就确立了。圣人根据自然的存在，制作了供人使用的器物；根据喜怒的情感，设置了哀乐的乐器。
蒉桴和苇龠，它们的由来已久。伏羲制作了弦琴，神农制作了瑟，垂制作了钟和磬，女娲制作了簧，这些乐器都是根据情感而制作的，用途逐渐广泛。
轩辕制作了桴和阮瑜之管，确定了小一的音律，形成了《咸池》的美妙，接着是《六茎》、《五英》、《大章》、《韶》、《夏》、《护》、《武》等乐曲，圣人以此来移风易俗。
所以在《易经》的《豫》卦中，义理明确地崇尚德行。《尚书》说：“诗表达志向，歌咏语言，声音依附于韵律，音律和谐，八音协调，神与人和谐相处。”
《周礼》中，圜钟作为宫音，黄钟作为角音，太蔟作为徵音，沽洗作为羽音，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演奏六次变化，天神可以降临；
函钟作为宫音，太蔟作为角音，沽洗作为徵音，南吕作为羽音，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演奏八次变化，地神可以受到礼敬；
黄钟作为宫音，大吕作为角音，太蔟作为徵音，应钟作为羽音，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召》之舞，演奏九次变化，人鬼可以受到礼敬。
这就是协调天地人三才，安定万国的方法。
凡是音乐，宫音代表君主，商音代表臣子，角音代表民众，徵音代表事务，羽音代表物品，五音不乱则没有滞涩的声音。
宫音乱了则国家荒废，君主骄纵；商音乱了则官员腐败；角音乱了则民众忧怨；徵音乱了则事务繁重；羽音乱了则财物匮乏。
邪恶的声音感染人，逆气随之而来，逆气形成形象而淫乐兴起；正气感染人，顺气随之而来，顺气形成形象而和乐兴起。
先王以混乱为耻，所以制作雅颂之声来引导，使音乐足以让人快乐而不放纵，使文辞足以让人讨论而不停止，使曲直、繁简、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的善心，不让邪气接触。
音乐在宗庙中，君臣上下一起听，无不和谐恭敬；在族长乡里中，长幼一起听，无不和谐顺从；在家庭中，父子兄弟一起听，无不和谐亲近。
还有韎昧任禁之乐，用来娱乐四方的民众。这就是立乐的方法。
三代衰落时，邪恶的音乐逐渐兴起，于是有了烂漫靡靡之乐。
周朝衰落时，诸侯争霸，虚伪滋生，淫乱盛行，竞相追求邪恶，忘记了正道，扩大了乐器，蔑视了礼仪，有的演奏后心生疾病，有的撞击后不和谐。
晋平公听到清角之音而跌倒，魏文侯听到古雅之音而睡着，郑、宋、齐、卫，音乐流荡不返，于是正乐衰败了。
大乐受风化影响，随时代变迁，治国的音乐安详而快乐，亡国的音乐哀伤而思虑，随时代兴衰，声音不常。
延陵历听各国的音乐，盛衰必举，因为他所感受的深刻，所认识的深远。
音乐衰败了，秦朝开始毁灭学术，经典亡失，义理断绝，没有人能采撷其真谛。
人们重视迎合世俗，世人重视顺耳的音乐，于是雅声古器几乎要沦丧绝迹。
汉朝兴起时，制氏只知道铿锵鼓舞，不传其义理，而在郊庙朝廷中，都协律新变，杂以赵、代、秦、楚的乐曲，所以王禹、宋晔上书切谏，丙强、景武显著当时，通儒达士都为之叹息。
后汉东平王苍总议乐事，颇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
到了黄巾、董卓以后，天下丧乱，诸乐亡缺。
魏武帝得到杜夔，命令他考究古乐，而柴玉、左延年最终以新声受到宠爱。
晋朝时荀勖典乐，与郭夏宋识等人共同研究，认为合古，而阮咸讥讽他。
金行不永，以至亡败，哀思之来，便为验矣。
大乐与天地同和，如果不是达识至精，何以体会其妙极。
自汉以后，舞称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这就是不袭之义。
永嘉以后，海内分崩，伶官乐器，都被刘聪、石勒所获，慕容俊平定冉闵，于是攻克。
王猛平定鄴城，进入关右。
苻坚失败后，长安纷扰，慕容永东进，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
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
到了太祖定中山，获得其乐县，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
世历分崩，颇有遗失。
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
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诸帝，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
《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开大始祖之业。
后更制宗庙。
皇帝入庙门，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庙门，奏迎神曲，犹古降神之乐；
乾豆上奏登歌，犹古清庙之乐；
曲终，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飨也；
皇帝行礼七庙，奏《陛步》，以为行止之节；
皇帝出门，奏《总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
又旧礼：孟秋祀天西郊，兆内坛西，备列金石，乐具，皇帝入兆内行礼，咸奏舞《八佾》之舞；
孟夏有事于东庙，用乐略与西郊同。
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乐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讫，奏《维皇》，将燎；
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泽，乐用《天祚》，奏《大武》之舞。
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
四时飨会亦用焉。
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
郊庙宴飨亦用之。
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牴、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桥、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
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
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
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
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
高宗、显祖无所改作。
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
当时司乐上书，指出典章制度有缺失，请求召集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商议决定此事，并访求官吏和百姓中能够理解古乐的人，与他们一起修订和扩充乐器数量，甄别和确立乐器的名称和品类，以和谐八音。皇帝下诏说：“可以。”
虽然经过众人的商议，但当时终究没有精通声律的人，乐部无法建立，这件事更加缺失。然而，当时的乐制和四夷的歌舞，逐渐增加到太乐中。金石和羽旄的装饰，比以往更加壮丽。
五年，文明太后和高祖都创作了歌章，用来劝诫上下，都用管弦乐器演奏。
七年秋天，中书监高允上奏乐府歌词，陈述国家的王业、符瑞和祖宗的德美，又根据时下的歌谣，不拘泥于古旧，辨别雅乐和郑声。
十一年春天，文明太后下令说：“先王制作音乐，是为了调和风气、改变习俗，不是雅曲正声不宜在宫廷中演奏。可以集合新旧乐章，参考音律，除去新声和不典雅的曲子，增加钟磬铿锵的韵律。”
十五年冬天，高祖下诏说：“音乐是用来感动天地、感召神灵、调和阴阳、沟通人鬼的。因此能够关涉山川的风气，以传播德行到无边无际的地方。由此说来，音乐的治理作用很大。到了末世，正声逐渐废弃，人们多喜欢郑卫之音来取悦耳目，因此使乐章散失，乐官失职。现在正在改革时弊，恢复古礼，希望使雅颂之乐各得其所。现在设置乐官，必须真正任职，不能再让他们滥竽充数。”于是简选乐官。
十六年春天，又下诏说：“礼乐之道，自古以来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圣王制作音乐以调和人心，制定礼仪以防止外患。然而音乐的作用，其影响深远，能够感通人神，移风易俗。以至于《箫韶》九奏，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到了周朝末年，这种道统崩缺，所以孔子听到《韶》乐而忘味，正乐于返回鲁国。到了汉魏之间，乐章再次缺失，然而广泛采集音韵，粗略有了篇章。自魏朝兴起，太祖时代尊崇古制，旧典没有失传。但战争仍然频繁，文教尚未淳厚，因此使司乐失去了治理雅音的能力，习得了不典雅的繁曲。近来太乐奏请其职司，请求与中书省商议。看了他们的请求，感到惭愧和感慨。然而心中悲痛，不忍心让此事缺失。但礼乐之事重大，是教化的根本，除非是通博之才，否则无法胜任。中书监高闾器识详富，志量明允，每次陈奏乐典，颇能体察音律，可以让他与太乐详细采集古今音乐，以完备这一典章。内外有能胜任此事的，都可以参与商议。”高闾经过多年的考究，粗略完成了任务，但因迁都洛阳未能精尽，未能施行。不久高祖去世，不久高闾也去世了。
在此之前，高闾引荐给事中公孙崇一起考究音律，景明年间，公孙崇上言乐事。正始元年秋天，下诏说：“太乐令公孙崇重新调整金石乐器，调和音准，他的两卷书和表章都交给尚书省。礼乐之事，是国家所重视的，可以依从他的请求，八座以下、四门博士以上官员在本月下旬到太乐署集合，考论同异，广泛采集古今音乐，以成就一代典章。”十月，尚书李崇上奏：“前些时候接到旨意，让兼任太乐令的公孙崇重新调整金石乐器，并将书表交给外官考试，依旨意执行。八月初，到署中集议。但六乐深奥，五声玄妙。至于像孔子那样渊博的见识，才能忘味；吴札那样善于听音，才能论辨。自那以后，没有人能详细理解。现在虽然草创，但未能穷解，虽有微小的诘问，但未能彻底研究。正要商榷淫滥之音，为将来作范，怎能随便一试，便垂于竹帛。现在请求依前所召的官员和博闻通学之士再次集会，考究其中是非，研究音律，辨别权衡。如果可以施用，再另行上奏。”皇帝下诏说：“可以。”当时也未能考定。
四年春天，公孙崇再次上表说：“伏惟皇魏龙跃凤举，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平定荒嵎，廓清宇内，凶丑尚多，战车仍在行动，制礼作乐，有所缺失。高祖孝文皇帝德钟后仁之期，道协先天之日，顾《云门》以兴言，感《箫韶》而忘味。因此中书监高闾博识明敏，文思优洽，继承成均，实为所托。于是命高闾广泛征召儒林，研究古乐，依据《六经》，参考各国志书，错综阴阳，以制定声律。钟石管弦，大致完备，八音声韵，事情初步完成。因迁都崧瀍，未能周密，五权五量，最终未能完成。自那时到现在，大多散失，金石虚悬，宫商未合。伏惟陛下至圣承天，继承鸿烈，因金石未协，诏臣整理。谨即广泛搜集秬黍，选择其中形状，又采梁山之竹，重新制定律吕，制作磬钟，依律完成。但权量差谬，由来已久，近来蒙付并州民王显进所献古铜权，稽考古范，参考今制，钟律准度，与权参合。昔造犹新，始创若旧，异世同符，如合规矩。乐府先正声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鸣》等六十余韵，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还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太和初年，郊庙只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窃惟周之文武，颂声不同；汉之祖宗，庙乐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迈隆周，功超鸿汉，颂声庙乐，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除非是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谁能识其得失。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赏入微，淹赞大猷，声光海内，应委任他监就，以成就皇代典谟之美。昔晋中书监荀勖前代名贤，受命成均，委以乐务，崇述旧章，仪刑古典，事光前载，岂远乎哉。又先帝明诏，内外儒林亦任高闾申请。今之所须，求依前比。”世宗知道高肇并非才子，下诏说：“王者功成治定，制礼作乐，以宣风化，以通明神，理万品，赞阴阳，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详之。可令太常卿刘芳也参与主持。”
永平二年秋天，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上奏说：“案太乐令公孙崇所造的八音之器和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及朝中的儒学之士，执诸经传，考辨合否，尺寸度数都与《周礼》不同。问其原因，称必须依经文，声则不协，以情增减，殊无准据。窃惟乐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赞祖宗之茂功，垂之后王。不刊之制，应宪章先圣，详依经史。且二汉、魏、晋历诸儒哲，
从未听说过乐器的制作依据经典，而音调却出现差错。臣等商议，请求让臣芳依据《周礼》重新制作乐器，事情完成后，召集众人商议并呈报，采纳其中好的建议。”皇帝下诏说：“可以。”
芳上书尚书说：“音乐的和谐音调，本不是我擅长的，况且国家大事，也不能由少数人决定。现在请求召集更多朝廷贤才，共同讨论是非，明确依据经典，参考元凯的意见，然后再进行制作。”肇和尚书邢峦等人上奏同意，皇帝下诏说：“可以。”
于是芳主持修造乐器。当时扬州百姓张阳子、义阳百姓兒凤鸣、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陈成等七人精通雅乐正声，《八佾》、文武二舞、钟声、管弦、登歌声调，芳都请求让他们教授，参考他们的意见。
永平三年冬天，芳上奏说：“观察古代帝王，无不依据功绩和德行来制定舞名和各种乐章，现在想要教授文武二舞，用于郊庙祭祀，请求参考制定二舞的名称。私下观察汉魏以来，鼓吹乐曲也不相沿袭，现在也需要制作新曲，以弘扬皇家的美德。”
皇帝下诏让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共同制定舞名和鼓吹乐曲。
那年冬天，芳又上奏说：“臣听说音乐能够感动人心，改变风俗，先王用它来教化百姓，汤武用它来修改功德。晋朝失政，中原动荡。刘石以一时奸雄，跋扈于魏赵；苻姚以部帅强豪，徘徊于关辅。于是礼乐败坏，废弃不理。大魏应运而生，拥有天下，虽然日理万机，但常以礼乐为先。古乐缺失，无处可寻，因此近年来，创造不止，但考之经史，往往违背典制。使得铿锵之礼，未能完备于郊庙；鼓舞之式，尚缺于庭陛。臣忝居宗伯之职，负责礼乐，因此深感惭愧，无法安宁。自从春天接到旨意，奉命广泛搜集经传，重新制作金石乐器，并教授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诸曲。现在初步完成，谨依前敕，召集公卿和当时儒彦讨论始终，无人能提出异议。谨此上奏，请求与旧乐参呈。若臣等所制作的乐器符合古制，击拊合节，元日大飨时，则须陈列。既然岁末将至，三朝不远，请求与本曹尚书及郎中部率一起呈试。如蒙允许，请赐敕判。”
皇帝下诏说：“舞可以用新的，其余暂且沿用旧的。”鼓吹杂曲于是被搁置。
起初，御史中尉元匡与芳等人争论钟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天，匡再次上奏此事，太师、高阳王雍等人上奏停止。
在此之前，有陈仲儒从江南归国，颇通乐事，请求依据京房的方法，设立准以调八音。神龟二年夏天，有司询问情况。仲儒说：
之前接到符命，询问：“京房准定六十律，后来虽有保存，但懂得的人很少。到熹平末年，张光等人仍不能确定弦的急缓，声的清浊。仲儒你从何师授，出自何典籍而说能懂？”
但仲儒在江南时，颇通琴艺，曾阅读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见到京房的准术，成数明显，而张光等人不能确定。仲儒不自量力，私下有意于此。于是竭尽愚思，钻研很久。虽未能测其机妙，但关于声韵，颇有所得。度量权历，出自黄钟，虽造管察气，经史备有，但气有盈虚，黍有巨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若非管应时候，声验吉凶，则是非之原，谅亦难定。这并非仲儒浅识所敢闻的。至于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则宫商易辨。若尺寸稍长，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若分数稍短，则六十徵羽类皆小清。语其大本，居然微异。至于清浊相宣，谐会歌管，皆得应合。虽积黍验气，取声之本，清浊谐会，亦须有方。若通晓准意，则能辨五声清浊之韵；若擅长琴术，则知五调调音之体。参此二途，以均乐器，则自然应和，不相夺伦。如不练此，必有乖谬。
查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行礼于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这是十二律必须依次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之。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徵羽用清。若公孙崇仅以十二律声，而说还相为宫，清浊悉足，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至于五声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钟为声气之元，其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则宫徵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声，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徽，则徽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则为宫，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徵，其商角羽并无其韵。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何者？中吕为十二之穷，变律之首。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犹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何由可谐？
仲儒认为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若如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若依案见尺作准，调弦缓急，清浊可以意推耳。
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九寸，调中一弦，令与黄钟相得。查尽以求其声，遂不辨准须柱以不？柱有高下，弦有粗细，余十二弦复应若为？致令揽者望风拱手。
又查房准九尺之内为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复十之，是为于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则于准一分之内，乘为二十分，又为小分，以辨强弱。中间至促，虽复离朱之明，犹不能穷而分之。
虽然仲儒私下曾考验，但前却中柱，使入准常尺分之内，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分数既微，器宜精妙。其准面平直，须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弦。又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中弦须施轸如琴，以轸调声，令与黄钟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数尽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又凡弦皆须豫张，使临时不动，即于中弦案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
按照顺序运行，选取十二律中的商和徵。商和徵确定后，再根据琴的五调调音方法，来调整乐器。瑟调以宫音为主，清调以商音为主，平调以官音为主。五调各自以一个音为主，然后交错采用其他音来装饰，就像锦绣一样美丽。
上面提到的调音方法和历史文献中省略的部分，都是仲儒所思考的。如果事情违背了这些原则，声音就不会和谐。仲儒寻找音准的分数，精微到那种程度，定弦的缓急，艰难到这种地步。而张光等人亲自掌管这件事，却还不知道藏中有音准。既然不认识这些乐器，又怎么能调弦呢？况且燧人氏没有老师就学会了用火，延寿没有束脩就改变了音律，所以说“知道的人想教却无从下手，心领神会的人体会到了却无师自通”。只要有一点点收获，都关系到内心的怀抱，难道一定要经过老师传授才能成为奇才吗！但仲儒自认为肤浅，才能不足，只能粗略地认识音韵，才能谈论其道理。
当时尚书萧宝夤上奏说：“金石律吕，制度调均，中古以来很少有人通晓。仲儒虽然粗略地叙述了书文，颇有一些见解，但他的学问没有经过老师传授，说是出于自己的心；又说旧器不能用，必须重新制造，然后才能和谐。这违背了皇上用旧器的旨意，擅自坚持自己的意见，轻易想要制作。臣私下认为，不应该同意。”诏书说：“礼乐的事情，不是常人所能明白的，可以按照所奏的去做。”
正光年间，侍中、安丰王延明受诏监修金石，广泛探讨古今乐事，命令他的门生河间信都芳进行考算。由于天下多难，最终没有制造。芳后来撰写了延明所集的《乐说》和《诸器物准图》二十余事并加以注释，但未能在乐署考正声律。
普泰年间，前废帝诏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负责管理金石。永熙二年春天，稚、莹上表说：
臣听说安上治民没有比礼更好的，移风易俗没有比乐更好的。《易》说：“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书》说：“戛击鸣球，拊搏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言志，律和声，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天神于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礼。所以乐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发其歌颂，荐之宗庙则灵祇飨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协其志，乐的时候意义重大啊！虽然沿革不同时代，晦明不同位置，周因殷礼，百世可知也。
太祖道武皇帝应图受命，光宅四海，义合天经，德符地纬，九戎荐举，五礼未详。太宗、世祖重辉累耀，恭宗、显祖诞隆丕基，而犹经营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绪，纂无为之运，帝图既远，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书监高闾草创古乐，闾寻去世，未就其功。闾亡之后，故太乐令公孙崇续修遗事，十有余载，崇敷奏其功。时太常卿刘芳以崇所作，体制差舛，不合古义，请更修营，被旨听许。芳又厘综，久而申呈。时故东平王元匡共相论驳，各树朋党，争竞纷纶，竟无底定。及孝昌已后，世属艰虞，内难孔殷，外敌滋甚。永安之季，胡贼入京，燔烧乐库，所有之钟悉毕贼手，其余磬石，咸为灰烬。普泰元年，臣等奉敕营造乐器，责问太乐前来郊丘悬设之方，宗庙施安之分。太乐令张乾龟答称芳所造六格：北厢黄钟之均，实是夷则之调，其余三厢，宫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乐人尚存；又有沽洗、太蔟二格，用之后宫，检其声韵，复是夷则，于今尚在。而芳一代硕儒，斯文攸属，讨论之日，必应考古，深有明证。乾龟之辨，恐是历岁稍远，伶官失职。芳久殂没，遗文销毁，无可遵访。臣等谨详《周礼》，分乐而序之。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天神可得而礼；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地示可得而礼；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至于布置，不得相生之次，两均异宫，并无商声，而同用一徵。《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八音克谐，神人以和。计五音不具，则声岂成文；七律不备，则理无和韵。八音克谐，莫晓其旨。圣道幽玄，微言已绝，汉魏已来，未能作者。案《春秋》鲁昭公二十年，晏子言于齐侯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一悬十九钟，十二悬二百二十八钟，八十四律。”即如此义，乃可寻究。今案《周礼》小胥之职，乐悬之法，郑注云：“钟磬编县之，二八十六枚。”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献呈，汉以为瑞，复依《礼图》编悬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悬之器。检太乐所用钟、磬，各一悬十四，不知何据。魏侍中缪袭云：《周礼》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今之乐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乐制既亡，汉成谓《韶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备四代之乐。奏黄钟，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宾，舞《武始》、《大钧》以祀宗庙。祀圜丘、方泽，群庙祫祭之时则可兼舞四代之乐。汉亦有《云翘》、《育命》之舞，罔识其源，汉以祭天。魏时又以《云翘》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泽地郊。今二舞久亡，无复知者。臣等谨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记》凫氏为钟鼓之分、磬氏为磬倨阙
吕负责制定剂量，上奏请求制定制度，进行营造。依照魏晋时期所用的四厢宫悬，钟、磬各十六悬，埙、篪、筝、筑的声音和韵律有所区别。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五声有节奏，八音和谐，笙镛和合，不相冲突，元旦时备设，百官都称赞。虽然没有达到万古的辉煌，但确实是一时的盛事。
我私下认为古代圣王制定礼乐，各有其名：黄帝有《咸池》之乐，颛顼作《承云》之舞，《大章》、《大韶》是尧舜的不同名称，《大夏》、《大濩》是禹汤的不同称呼，周朝称为《大武》，秦朝称为《寿人》。到了焚书绝学之后，旧章沦灭，没有可以依据的。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定宗庙乐，迎神庙门奏《嘉至》，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这些都是叔孙通所作。高祖六年，有《昭容乐》、《礼容乐》，又有《房中祠乐》，是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是高祖四年所作，象征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文始舞》是舜的《韶舞》，高祖六年更名为《文始》，以示不相袭；《五行舞》是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为《五行》；《四时舞》是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孝景将《武德舞》改为《昭德》，孝宣将《昭德舞》改为《盛德》。光武庙奏《大武》，诸帝庙并奏《文始》、《五行》、《四时》之舞。到了卯金不祀，当涂勃兴，魏武庙乐改为《韶武》，用虞的《大韶》、周的《大武》，总号《大钧》。曹失其鹿，典午乘时，晋氏之乐更名为《正德》。自古以来，帝王无不损益相缘，徽号殊别。而皇魏统天百三十载，至于乐舞，迄今未立名，这不是用来宣扬皇风，章明功德，赞扬懋轨，垂范无穷的。
现在后宫飨会及五郊之祭，皆用两悬之乐，详细查阅先前的诰命，大为纰缪。古礼，天子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皇后礼数，德合王者，名器所资，岂同于大夫。《孝经》说：“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礼记王制》“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论语》“禹卑宫室，尽力于沟洫”，“恶衣食致美于黻冕”。何有殿庭之乐过于天地！失礼之差，远于千里。汉孝武帝东巡狩封禅，还祀泰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明其无减。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莹等奏求造十二悬，六悬裁讫，续复营造，寻蒙旨判。今六悬既成，臣等思钟磬各四，钣鐏相从，十六格宫悬已足，今请更营二悬，通前为八，宫悬两具矣。一具备于太极，一具列于显阳。若圜丘、方泽、上辛、四时五郊、社稷诸祀虽时日相碍，用之无阙。孔子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曰：“鲁有禘乐，宾祭用之。”然则天地宗庙同乐之明证也。其升斗权量，当时未定，请即刊校，以为长准。
周朝保存六代之乐，《云门》、《咸池》、《韶》、《夏》、《濩》、《武》用于郊庙，各有所施，但世运遥远，随时亡缺。汉世唯有虞《韶》、周《武》，魏为《武始》、《咸熙》，错综风声，为一代之礼。晋无改造，易名《正德》。今圣朝乐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来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庙：武舞执干戚，著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裤袜、黑韦鞮；文舞执羽龠，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于庙庭：武舞，武弁、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练领袖、皁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裤、白布袜、黑韦鞮；文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裤，服同上。其魏晋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别所，故声歌各异。今之太庙，连基接栋，乐舞同奏，于义得通。
自中烦丧乱，晋室播荡，永嘉已后，旧章湮没。太武皇帝破平统万，得古雅乐一部，正声歌五十曲，工伎相传，间有施用。自高祖迁居，世宗晏驾，内外多事，礼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属二十三曲，犹得击奏，足以阐累圣之休风，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义光下武，道契玄机，业隆宝祚，思服典章，留心轨物，反尧舜之淳风，复文武之境土，饰宇宙之仪刑，纳生人于福地，道德熙泰，乐载新声，天成地平，于是乎在。乐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参厕问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惧。
诏：“其乐名付尚书博议以闻。”
其年夏，集群官议之。莹复议曰：“夫乐所以乘灵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风声，丝竹申其歌咏。郊天祠地之道，虽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经千载而不昧。是以黄帝作《咸池》之乐，颛顼有《承云》之舞，尧为《大章》，舜则《大韶》，禹为《大夏》、汤为《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寿人》，汉为《大予》，魏名《大钧》，晋曰《正德》。虽三统互变，五运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号殊别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世载德，累叶重光，或以文教兴邦，或以武功平乱，功成治定，于是乎在。及主上龙飞载造，景命惟新，书轨自同，典刑罔二，复载均于两仪，仁泽被于四海，五声有序，八音克谐，乐舞之名，
应当详细审定。
考察周朝兼有六代的音乐，声律的应用，都有一定的次序。
自从学问衰微以后，经典礼仪散失，汉代以来所保存的，只有两种舞蹈。
建议将《韶舞》称为《崇德》，《武舞》称为《章烈》，总称为《嘉成》。
汉代乐章说：‘高张四县，神来燕飨。’
宗庙所设的，宫悬已经明确了。
考虑到五郊的天神，尊贵于人鬼；六宫的阴极，地位与至尊相同。
按理不应减少，应当都使用宫悬。
舞者的冠服制度都按照旧式。
这样或许能够光大功业，弘扬大业。”
录尚书事长孙稚以下六十人共同商议并上奏，诏书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以‘成’为号，确实没有异议。
又六代的舞蹈，以大为名，现在可以依照古制称为《大成》。
凡是音乐以舞蹈为主，所以干戈羽龠，礼仪也没有区别，只是依旧分为文舞、武舞而已。
其余按照商议执行。”
起初，侍中崔光、临淮王彧都为郊庙创作歌词，但一直没有被采用，乐人传习旧曲，加上错误，完全没有章法。
后来太乐令崔九龙对太常卿祖莹说：“声有七声，调有七调，以现在的七调配合七律，从黄钟开始，到中吕结束。
古今杂曲，随调列举，将近五百曲。
恐怕这些曲名，以后会失传，现在立即记录下来，保存在乐府。”
祖莹依言上奏。
崔九龙所记录的，有雅有郑，至于民谣、四夷杂歌，只是记录了声音的转折，不能理解其本意。
另外名称多有错误，不知道来源，只能根据其雅正与否来选取。
乐署现在传习的，其中还有遗漏，尤其是古雅的音乐，失传的更多。
起初，高祖讨伐淮、汉，世宗平定寿春，收编了他们的乐工。
江左所传的中原旧曲，如《明君》、《圣主》、《公莫》、《白鸠》等，以及江南的吴歌、荆楚的四声，总称为《清商》。
至于殿庭的宴会也一并演奏。
在圜丘、方泽、上辛、地祗、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社稷、马射、籍田等场合，乐人的数量各有不同。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志-卷十四-注解
蒉桴苇龠：蒉桴是用草编成的鼓槌，苇龠是用芦苇制成的管乐器。这两种乐器在古代用于祭祀和庆典，象征着朴素和自然。
伏羲弦琴：伏羲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被认为是弦琴的发明者。弦琴在古代是重要的礼乐器，象征着文化的起源。
农皇制瑟：农皇即神农氏，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瑟是一种古代弦乐器，象征着农业文明的兴起。
垂钟和磬：垂钟和磬是古代的打击乐器，用于祭祀和宫廷音乐，象征着礼仪和秩序。
女娲之簧：女娲是中国神话中的创世女神，簧是一种古代管乐器，象征着创造和和谐。
轩辕桴阮瑜之管：轩辕即黄帝，传说中的中华民族始祖，桴阮瑜之管是一种古代管乐器，象征着黄帝时代的文化成就。
咸池：传说中黄帝时期的乐曲名，象征天地和谐。
六茎、五英、大章、韶、夏、护、武：这些都是古代乐舞的名称，分别象征着不同的美德和功绩。
圜钟、黄钟、太蔟、沽洗、南吕、应钟：这些都是古代音律的名称，分别对应不同的音高和调式。
雷鼓、雷鼗、灵鼓、灵鼗、路鼓、路鼗：这些都是古代的鼓类乐器，用于不同的祭祀和庆典场合。
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这些都是古代的管弦乐器，象征着不同的文化和地域特色。
云门、咸池、九德、九召：这些都是古代乐舞的名称，分别象征着不同的美德和功绩。
八音克谐：八音指古代八种乐器，克谐指和谐，象征着音乐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
奸声、逆气、正气、顺气：这些都是古代音乐理论中的概念，分别指不良的音乐和良好的音乐，以及它们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雅颂之声：雅颂是古代宫廷音乐和诗歌的总称，象征着正统文化和道德教化。
三代之衰：指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衰落时期，象征着礼崩乐坏和社会动荡。
烂漫靡靡之乐：指放纵和颓废的音乐，象征着道德的沦丧和文化的堕落。
清角、古雅：清角是一种古代音律，古雅指古代正统音乐，象征着高雅和正统。
赵、代、秦、楚之曲：这些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音乐风格，象征着地域文化的多样性。
杜夔、柴玉、左延年：这些都是古代音乐家和乐师，象征着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荀勖、郭夏、宋识、阮咸：这些都是古代音乐理论家和乐师，象征着音乐理论的创新和争议。
刘聪、石勒、慕容俊、冉闵、王猛、苻坚、慕容永：这些都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君主和将领，象征着战乱和文化破坏。
邓渊：北魏时期的音乐家和官员，负责制定音律和音乐制度。
八佾：古代的一种舞蹈，通常用于祭祀或重大礼仪场合，八佾舞是天子专用的舞蹈，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皇始舞：北魏太祖拓跋珪创作的舞蹈，象征着北魏的开国和建国。
王夏、迎神曲、登歌、神祚、陛步、总章：这些都是古代祭祀和庆典中的音乐和舞蹈，象征着礼仪和宗教活动。
皇矣、云和、维皇、天祚、大武：这些都是古代乐舞的名称，分别象征着不同的美德和功绩。
真人代歌：北魏时期的一种歌曲，内容涉及祖先的功绩和君臣的兴衰，象征着历史的传承和文化的延续。
五兵、角牴、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桥、缘橦、跳丸、五案：这些都是古代百戏中的表演项目，象征着娱乐和文化的多样性。
赫连昌、凉州、悦般国：这些都是古代的地名和国家，象征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司乐：古代官职名，负责音乐的官员，掌管宫廷音乐事务。
中秘：指宫廷中的秘书机构，负责文书、档案等事务。
八音：古代对乐器的分类，包括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
太乐：古代宫廷音乐机构，负责祭祀、朝会等场合的音乐演奏。
金石羽旄：金石指钟磬等乐器，羽旄指舞蹈时使用的羽毛装饰，泛指音乐舞蹈的装饰。
文明太后：北魏时期的皇太后，对文化和音乐有重要影响。
高祖：北魏孝文帝，提倡汉化改革，重视礼乐制度。
高允：北魏时期的官员，曾参与乐府歌词的创作。
雅、郑：雅指雅乐，郑指郑声，分别代表正统音乐和民间音乐。
钟县：指钟磬等乐器的悬挂方式，泛指乐器的摆放和演奏。
伶官：古代宫廷中负责音乐演奏的官员。
箫韶：古代传说中的音乐，相传为舜帝所作，象征太平盛世。
凤皇来仪：传说中凤凰来舞，象征吉祥和太平。
仲尼：孔子的字，孔子对音乐有深刻的理解和评价。
吴札：春秋时期吴国的公子，以善于听音乐著称。
高闾：古代音乐官员，曾负责古乐的草创。
公孙崇：古代音乐官员，曾续修古乐。
李崇：北魏时期的官员，曾参与音乐制度的讨论和改革。
高肇：北魏时期的官员，曾参与音乐制度的改革。
刘芳：古代音乐学者，对古乐有深入研究。
《周礼》：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礼制经典，详细记载了周代的官制、礼制等内容，对后世的礼乐制度有深远影响。
文武二舞：古代用于祭祀的两种舞蹈，文舞象征文治，武舞象征武功，通常用于表达对祖先或神灵的敬意。
钟声、管弦、登歌声调：古代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声代表庄重，管弦代表和谐，登歌则是祭祀时唱的歌曲。
京房：西汉时期的著名音乐家，提出了“六十律”的理论，对后世音乐理论有重要影响。
黄钟：古代十二律之一，被认为是音律的根本，象征着天地之间的和谐。
太蔟、林钟、应钟、大吕、蕤宾、夷则、中吕：均为古代十二律中的音律名称，分别代表不同的音高和音调。
准：古代音乐理论中的一种调音工具，用于调整乐器的音高，使其符合音律的要求。
十二律：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的十二个基本音高，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十二平均律。
商徵：商和徵是中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两个音，分别对应现代音乐中的Re和Sol。
琴五调：古代琴的调音方法，包括宫、商、角、徵、羽五个基本调式。
瑟调：古代瑟的调音方法，以宫音为主。
清调：古代音乐调式之一，以商音为主。
平调：古代音乐调式之一，以宫音为主。
仲儒：古代音乐理论家，对音律有深入研究。
张光：古代音乐官员，负责音乐事务。
萧宝夤：古代官员，对音乐制度有研究。
金石律吕：古代音乐中的金属和石制乐器，以及音律理论。
信都芳：古代音乐学者，著有《乐说》等音乐理论著作。
长孙稚：古代官员，负责音乐事务。
祖莹：古代官员，负责音乐事务。
元匡：古代音乐学者，曾与刘芳争论音乐理论。
张乾龟：古代音乐官员，负责音乐事务。
缪袭：古代音乐学者，对古乐有研究。
晏子：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对音乐有见解。
服子慎：古代学者，对音乐理论有注解。
郑注：古代学者郑玄对《周礼》的注解。
凫氏：古代钟鼓制造者。
磬氏：古代磬制造者。
礼运：古代礼乐理论著作。
四厢宫悬：古代宫廷音乐的一种排列方式，指在宫廷的四个方向悬挂钟、磬等乐器，形成宫悬。
钟、磬：古代打击乐器，钟为金属制，磬为石制，常用于宫廷礼仪和祭祀活动。
埙、篪、筝、筑：古代吹奏和弹拨乐器，埙为陶制吹奏乐器，篪为竹制吹奏乐器，筝和筑为弹拨乐器。
五声：古代音乐中的五个基本音阶，即宫、商、角、徵、羽。
承云：颛顼时期的舞蹈名，象征云气升腾。
大章、大韶：尧舜时期的乐曲名，分别象征天地之大和韶光之美。
大夏、大濩：禹汤时期的乐曲名，分别象征夏朝的繁荣和商朝的兴盛。
大武：东汉时期的乐曲名，象征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寿人：秦朝的乐曲名，象征长寿和繁荣。
嘉至、永至、休成：汉代宗庙乐曲名，分别用于迎神、皇帝入庙和祭祀结束时的演奏。
昭容乐、礼容乐、房中祠乐：汉代宫廷乐曲名，分别用于不同的礼仪场合。
安世乐：汉代乐曲名，象征国家的安定和繁荣。
武德、文始、五行、四时：汉代宫廷舞蹈名，分别象征武力、文化、五行和四季的变化。
韶武、大钧、正德：魏晋时期的乐曲名，分别象征古代圣王的音乐和国家的正统。
宫悬、轩悬、判悬、特悬：古代宫廷音乐的排列方式，分别用于天子、诸侯、大夫和士的礼仪场合。
太极、显阳：古代宫廷建筑的名称，分别用于不同的礼仪和祭祀活动。
圜丘、方泽、上辛、四时五郊、社稷：古代祭祀的场所和仪式，分别用于祭祀天地、祖先和社稷神。
云门、咸池、韶、夏、濩、武：古代六代乐曲名，分别用于郊庙祭祀。
武始、咸熙：魏晋时期的乐曲名，分别象征武力的开始和国家的繁荣。
正德：晋朝的乐曲名，象征国家的正统和道德。
王夏、肆夏：古代宫廷乐曲名，分别用于不同的礼仪场合。
韶舞：古代的一种舞蹈，相传为舜帝所创，象征和平与德政。
武舞：古代的一种舞蹈，象征武力与战争，常用于军事仪式。
嘉成：指音乐和舞蹈的完美结合，象征国家的繁荣和和谐。
宫悬：古代宫廷中悬挂的乐器，用于宫廷音乐和仪式。
六代之乐：指周朝及其之前的六个朝代的音乐，包括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和武王的音乐。
清商：古代音乐的一种，主要指江南地区的音乐，包括吴歌和荆楚四声。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志-卷十四-评注
《乐五》一文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代音乐的起源、发展及其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文章从伏羲、神农、黄帝等传说中的圣王开始，叙述了他们如何根据自然之声创造出各种乐器，并通过音乐来教化人民、移风易俗。这些乐器不仅仅是音乐的载体，更是文化和道德的象征。例如，伏羲的弦琴象征着文化的起源，神农的瑟象征着农业文明的兴起，黄帝的桴阮瑜之管则象征着黄帝时代的文化成就。
文章还详细描述了古代音律的名称和用途，如圜钟、黄钟、太蔟等，这些音律不仅是音乐的基础，也是社会秩序和礼仪的象征。通过不同的音律和乐器，古代圣王们能够调和天地人三才，使万国安宁。这种音乐理论不仅体现了古人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和谐的追求。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音乐也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教化功能。文章指出，三代之衰，邪音间起，烂漫靡靡之乐兴焉。这种放纵和颓废的音乐不仅破坏了社会的道德风气，也导致了文化的堕落。例如，晋平公闻清角而颠陨，魏文侯听古雅而眠睡，这些都是音乐失去教化功能的典型例子。
文章还提到，汉兴以后，雅声古器几将沦绝，虽然有一些通儒达士试图恢复古乐，但由于战乱和文化破坏，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这种文化的断裂不仅影响了音乐的发展，也反映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尽管如此，文章最后提到北魏时期的音乐复兴，如邓渊定律吕，协音乐，以及《皇始舞》的创作，这些都象征着文化的复兴和社会的稳定。通过这些努力，古代音乐不仅得以保存，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发展和创新。
总的来说，《乐五》一文不仅是一部音乐史，更是一部文化史和社会史。它通过音乐的变迁，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兴衰和文化的传承。文章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通过对古代音乐的详细描述和分析，文章揭示了音乐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文化和道德的深远影响。
这段文字主要描述了北魏时期对音乐制度的重视和改革过程。北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特别重视礼乐制度的建设，以巩固其统治地位。文中提到的司乐、太乐等官职，反映了当时宫廷音乐的机构设置和管理。
文明太后和高祖（孝文帝）对音乐的重视，体现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关注。孝文帝提倡汉化改革，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成为改革的重点之一。高允、高闾、公孙崇等官员的参与，显示了当时政府对音乐制度改革的广泛参与和重视。
文中提到的‘雅、郑’之分，反映了当时对正统音乐和民间音乐的不同态度。雅乐被视为正统，而郑声则被视为民间音乐，两者在宫廷音乐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孝文帝的诏书中提到‘正声顿废，多好郑卫之音’，表明当时民间音乐对宫廷音乐的影响，以及政府对恢复正统音乐的重视。
公孙崇、高闾等人对音乐制度的改革，体现了对古代音乐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们参考《六经》等国志，试图恢复古代的音乐制度，以符合当时的政治和文化需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改革并未完全成功，反映了音乐制度改革的复杂性和困难。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反映了北魏时期音乐制度的发展和改革，也揭示了音乐在政治和文化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音乐制度的讨论和改革，北魏政府试图通过文化建设来巩固其统治地位，体现了音乐在古代社会中的多重功能和意义。
这段古文主要讲述了北魏时期关于礼乐制度的讨论与改革。文中提到的‘芳’是当时的礼乐官员，他主张依据《周礼》重新制定乐器，并提出了对文武二舞和鼓吹曲的修改意见。这一过程反映了古代中国对礼乐制度的高度重视，礼乐不仅是祭祀和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治理和文化传承的核心。
文中提到的‘八佾’、‘文武二舞’等舞蹈形式，体现了古代中国对礼仪的严格要求。八佾舞是天子专用的舞蹈，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文武二舞则分别代表了文治和武功，反映了古代帝王对文治武功的追求。这些舞蹈不仅仅是艺术形式，更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体现了古代中国‘礼乐治国’的思想。
在音乐方面，文中提到的‘钟声、管弦、登歌声调’等元素，展示了古代音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钟声代表庄重，管弦代表和谐，登歌则是祭祀时唱的歌曲，这些音乐形式不仅用于娱乐，更用于祭祀和礼仪，体现了古代中国对音乐的重视。
文中还提到了京房的‘六十律’理论，这一理论对后世音乐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京房通过‘准’这一调音工具，提出了六十律的理论，试图通过精确的音律调整来达到音乐的和谐。这一理论不仅反映了古代音乐家对音律的深入研究，也体现了古代中国对‘和谐’这一理念的追求。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陈仲儒对京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陈仲儒通过对京房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音律的调整不仅需要理论支持，还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这一观点反映了古代音乐家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视。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不仅展示了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反映了古代中国对礼乐制度的高度重视。礼乐不仅是祭祀和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治理和文化传承的核心。通过对礼乐制度的讨论和改革，古代中国不断追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体现了‘礼乐治国’的深刻思想。
本文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的音律问题，特别是十二律、五调、瑟调、清调、平调等调式的应用和调整。通过对仲儒、张光、萧宝夤等历史人物的描述，展现了古代音乐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文中提到的金石律吕、琴五调、瑟调等概念，反映了古代音乐理论的高度发达和复杂性。这些理论不仅用于音乐的演奏和创作，还涉及到礼仪、祭祀等重要场合，体现了音乐在古代社会中的多重功能。
仲儒对音律的深入研究和对调准方法的探索，显示了古代音乐学者对音律精确性的追求。他的理论虽然未得到广泛认可，但其对音律的精微分析和定弦方法的探索，为后世音乐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萧宝夤对仲儒理论的批评，反映了古代音乐理论中的争议和分歧。这种争议不仅涉及音律的调整方法，还涉及到音乐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显示了古代音乐理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信都芳、长孙稚、祖莹等学者对古乐的研究和整理，体现了古代音乐理论的传承和发展。他们对古乐的考算和整理，不仅保存了古代音乐的理论和实践，还为后世音乐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文中提到的《乐说》、《诸器物准图》等著作，是古代音乐理论的重要文献，反映了古代音乐学者对音律、乐器、调式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这些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为后世音乐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通过对古代音乐理论的讨论，本文不仅展示了古代音乐理论的高度发达和复杂性，还反映了古代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音乐不仅是娱乐和艺术的表现形式，还是礼仪、祭祀、政治等重要场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音乐在古代社会中的多重功能和深远影响。
本文详细记载了古代中国从黄帝到魏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发展历程，反映了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性和演变过程。通过对不同时期乐曲和舞蹈名称的描述，可以看出古代帝王对礼乐的重视，以及礼乐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文中提到的‘四厢宫悬’、‘钟、磬’等乐器排列方式，展示了古代宫廷音乐的庄严和复杂。‘五声’、‘八音’等概念则体现了古代音乐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这些音乐形式不仅用于娱乐，更在祭祀、朝会等重要场合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从黄帝的《咸池》到周朝的《大武》，再到魏晋时期的《正德》，每一时期的乐曲和舞蹈都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这些乐曲和舞蹈不仅是艺术的体现，更是政治和文化的象征。例如，《大武》象征周朝的武力强大，《正德》则象征晋朝的正统和道德。
文中还提到汉代叔孙通和唐山夫人等人物对礼乐的贡献，反映了汉代礼乐制度的复兴和发展。特别是汉代宫廷乐曲如《嘉至》、《永至》等，展示了汉代礼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魏晋时期，礼乐制度继续发展，乐曲名称如《韶武》、《大钧》等，体现了这一时期对古代圣王音乐的继承和创新。晋朝的《正德》更是象征了国家的正统和道德，反映了礼乐在政治和文化中的重要性。
最后，文中提到北魏时期的礼乐制度尚未完善，呼吁对礼乐进行改革和完善。这不仅反映了北魏时期对礼乐的重视，也体现了礼乐在古代中国政治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对礼乐的改革和完善，北魏希望能够‘宣皇风，章明功德’，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古代礼乐制度的详细描述，展示了礼乐在古代中国政治、宗教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对不同时期乐曲和舞蹈名称的分析，可以看出礼乐不仅是艺术的体现，更是政治和文化的象征。本文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礼乐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本文详细描述了古代中国音乐和舞蹈的演变及其在宫廷和宗教仪式中的应用。通过对《韶舞》和《武舞》的讨论，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对音乐和舞蹈的重视，这些艺术形式不仅是娱乐，更是政治和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中提到的‘嘉成’这一概念，体现了古代中国对音乐和舞蹈完美结合的追求，这种追求不仅体现在艺术形式上，更体现在对国家治理和道德教化的重视上。通过音乐和舞蹈，古代中国试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稳定。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音乐和舞蹈在宗教仪式中的应用，如‘圜丘、方泽、上辛、地祗、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社稷、马射、籍田’等，这些仪式中的音乐和舞蹈不仅是宗教活动的一部分，也是展示国家文化和政治力量的重要方式。
通过对古代音乐和舞蹈的详细描述，本文不仅展示了古代中国的艺术成就，也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观。这些音乐和舞蹈的传承和发展，对后世中国音乐和舞蹈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文中提到的‘清商’音乐，是江南地区音乐的代表，这种音乐不仅丰富了古代中国的音乐文化，也为后世音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灵感。通过对这些音乐和舞蹈的描述，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古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