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魏收（505年—572年），北齐史学家。他主持编撰了《魏书》。
年代：北齐（6世纪）。
内容简要：共114卷，记载了北魏的历史。书中详细记录了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是研究北朝历史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志-卷十六-原文
百揆监国。少傅游雅上疏曰：
“殿下亲览百揆，经营内外，昧旦而兴，谘询国老。臣职忝疑承，司是献替。汉武 时，始启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谪徙之。十数年后，边郡充实，并修农戍，孝宣因 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于罪人，非怒而诛之，欲其徙善而惩恶。谪 徙之苦，其惩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从徙，虽举家投远，忻喜赴路，力役终身， 不敢言苦。且远流分离，心或思善。如此，奸邪可息，边垂足备。”
恭宗善其言， 然未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初盗律，赃 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赃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诏曰：“刑纲大密， 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 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 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有司虽增损条章，犹未 能阐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旧式。太宗四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 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吉凶宾亲，则开禁，有日 程。增置内外侯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 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恻，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赃二丈皆斩。又增律 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贺上言： “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诏从之。
显祖即位，除口误，开酒禁。帝勤于治功，百僚内外，莫不震肃。及传位高祖， 犹躬览万机，刑政严明，显拔清节，沙汰贪鄙。牧守之廉洁者，往往有闻焉。
延兴四年，诏自非大逆干纪者，皆止其身，罢门房之诛。自狱付中书复案，后 颇上下法，遂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 或致矫擅。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 尽从中墨诏。自是事咸精详，下莫敢相罔。
显祖末年，尤重刑罚，言及常用恻怆。每于狱案，必令复鞫，诸有囚系，或积 年不斩。群臣颇以为言。帝曰：“狱滞虽非治体，不犹愈乎仓卒而滥也。夫人幽苦 则思善，故囹圄与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轻恕耳。”由是囚系虽淹滞，而 刑罚多得其所。又以敕令屡下，则狂愚多侥幸，故自延兴，终于季年，不复下赦。 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陷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 或绝命于杖下。显祖知其若此，乃为之制。其捶用荆，平其节，讯囚者其本大三分， 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拷悉依令。皆从于轻简也。
高祖驭宇，留心刑法。故事，斩者皆裸形伏质，入死者绞，虽有律，未之行也。 太和元年，诏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其参详旧典，务从宽仁。” 司徒元丕等奏言：“圣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耻。普天感德，莫不幸甚。 臣等谨议，大逆及贼各弃市袒斩，盗及吏受赇各绞刑，踣诸甸师。”又诏曰：“民 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 男女亵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今具为之制。”
三年，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纲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 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渲斗于街术。吏 民安其职业。
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 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 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 枭首。
时法官及州郡县不能以情折狱。乃为重枷，大几围；复以缒石悬于囚颈，伤内 至骨；更使壮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诬服。吏持此以为能。帝闻而伤之，乃制 非大逆有明证而不款辟者，不得大枷。
律：“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禄制，更定义赃一匹，枉 法无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食禄者 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帝哀矜庶狱，至于奏谳，率从降恕，全命徙边，岁以千计。 京师决死狱，岁竟不过五六，州镇亦简。
十一年春，诏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 未衷。可更详改。”又诏曰：“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违失 《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秋八月诏曰： “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极默。坐无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详案律条，诸有此 类，更一刊定。”冬十月，复诏公卿令参议之。
十二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 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
世宗即位，意在宽政。正始元年冬，诏曰：“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 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 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
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 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
永平元年秋七月，诏尚书检枷杖大小违制之由，科其罪失。尚书令高肇，尚书 仆射、清河王怿，尚书邢峦，尚书李平，尚书、江阳王继等奏曰：“臣等闻王者继 天子物，为民父母，导之以德化，齐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务于三 讯五听，不以木石定狱。伏惟陛下子爱苍生，恩侔天地，疏纲改祝，仁过商后。以 枷杖之非度，愍民命之或伤，爰降慈旨，广垂昭恤。虽有虞慎狱之深，汉文恻隐之 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谨案《狱官令》：诸察狱，先备五听之理，尽求情之意， 又验诸证信，事多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加以拷掠；诸犯年刑已上枷锁，流徙已 上，增以杻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丑、重械，又无用石 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缘增加，遂为恆法。进乖五听，退违令文，诚宜案劾，依旨 科处，但踵行已久，计不推坐。检杖之小大，鞭之长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轻重， 先无成制。臣等参量，造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丈，通颊木各方五寸，以拟大 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诸台、寺、州、郡大枷，请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 讯所用。从今断狱，皆依令尽听讯之理，量人强弱，加之拷掠，不听非法拷人，兼 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颇有定准。未几，狱官肆虐，稍复重大。
《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 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延昌二年春，尚书刑峦奏：“窃详王公已下，或析体宸极， 或著勋当时，咸胙土授民，维城王室。至于五等之爵，亦以功锡，虽爵秩有异，而 号拟河山，得之至难，失之永坠。刑典既同，名复殊绝，请议所宜，附为永制。” 诏议律之制，与八座门下参论。皆以为：“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职当刑，犹有余资， 复降阶而叙。至于五等封爵，除刑若尽，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于例实爽。愚谓 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后，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为县公， 公为侯，侯为伯，伯为子，子为男，至于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 降，至于散男。其乡男无可降授者，三年之后，听依其本品之资出身。”诏从之。
其年秋，符玺郎中高贤、弟员外散骑侍郎仲贤、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 贤同元愉逆，除名为民，会赦之后，被旨勿论。尚书邢峦奏：“案季贤既受逆官， 为其传檄，规扇幽瀛，遘兹祸乱，据律准犯，罪当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赖 蒙大宥，身命获全，除名还民，于其为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属相及。体既相及， 事同一科，岂有赦前皆从流斩之罪，赦后独除反者之身。又缘坐之罪，不得以职除 流。且货赇小愆，寇盗微戾，赃状露验者，会赦犹除其名。何有罪极裂冠，衅均毁 冕，父子齐刑，兄弟共罚，赦前同斩从流，赦后有复官之理。依律则罪合孥戮，准 赦例皆除名。古人议无将之罪者，毁其室，洿其宫，绝其踪，灭其类。其宅犹弃， 而况人乎？请依律处，除名为民。”诏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员外非在正侍之限， 便可悉听复仕。”
三年，尚书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费羊皮母亡，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子与同城 人张回为婢。回转卖于鄃县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状。案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 人为奴婢者，死’。回故买羊皮女，谋以转卖。依律处绞刑。”诏曰：“律称和卖 人者，谓两人诈取他财。今羊皮卖女，告回称良，张回利贱，知良公买。诚于律俱 乖，而两各非诈。此女虽父卖为婢，体本是良。回转卖之日，应有迟疑，而“决从 真卖。于情不可。更推例以为永式。”
延尉少卿杨钧议曰：“谨详盗律‘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别条‘卖 子孙者，一岁刑’。卖良是一，而刑死悬殊者，由缘情制罚，则致罪有差。又详 ‘君盗强盗，首从皆同’，和掠之罪，固应不异。及‘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 以随从论’。然五服相卖，皆有明条，买者之罪，律所不载。窃谓同凡从法，其缘 服相减者，宜有差，买者之罪，不得过于卖者之咎也。但羊皮卖女为婢，不言追赎， 张回真买，谓同家财，至于转鬻之日，不复疑虑。缘其买之于女父，便卖之于他人， 准其和掠，此有因缘之类也。又详恐喝条注：‘尊长与之已决，恐喝幼贱求之。’ 然恐喝体同，而不受恐喝之罪者，以尊长与之已决故也。而张回本买婢于羊皮，乃 真卖于定之。准此条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缘，理颇相类。即状准条，处流为允。”
三公郎中崔鸿议曰：“案律‘卖子有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 亲及妾与子妇流’。唯买者无罪文。然”卖者既以有罪，买者不得不坐。但卖者以 天性难夺，支属易遗，尊卑不同，故罪有异。买者知良故买，又于彼无亲。若买同 卖者，即理不可。何者？‘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此亦非掠，从其真买， 暨于致罪，刑死大殊。明知买者之坐，自应一例，不得全如钧议，云买者之罪，不 过卖者之咎也。且买者于彼无天性支属之义，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别条：‘知 人掠盗之物而故卖者
以随从论。’依此律文，知人掠良，从其宜买，罪止于流。
然其亲属相卖，坐殊凡掠。至于买者，亦宜不等。若处同流坐，于法为深。准律斟降，合刑五岁。
至如买者，知是良人，决便真卖，不语前人得之由绪。前人谓真奴婢，更或转卖，因此流洞，罔知所在，家人追赎，求访无处，永沉贱隶，无复良期。
案其罪状，与掠无异。且法严而奸易息，政宽而民多犹，水火之喻，先典明文。
今谓买人亲属而复决卖，不告前人良状由绪，处同掠罪。”
太保、高阳王雍议曰：“州处张回，专引盗律，检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证明然，去盗远矣。
今引以盗律之条，处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实为乖当。
如臣钧之议，知买掠良人者，本无罪文。何以言之？‘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和掠之罪，故应不异。
明此自无正条，引类以结罪。臣鸿以转卖流漂，罪与掠等，可谓‘罪人斯得’。
案《贼律》云：‘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
详沉贱之与身死，流漂之与腐骨，一存一亡，为害孰甚？
然贼律杀人，有首从之科，盗人卖买，无唱和差等。谋杀之与和掠，同是良人，应为准例。
所以不引杀人减之，降从强盗之一科。纵令谋杀之与强盗，俱得为例，而似从轻。其义安在？
又云：‘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奸盗之本，非谓市之于亲尊之手，而同之于盗掠之刑。
窃谓五服相卖，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盗理远，故从亲疏为差级，尊卑为轻重。
依律：‘诸共犯罪，皆以发意为首。’明卖买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
若羊皮不云卖，则回无买心，则羊皮为元首，张回为从坐。首有沾刑之科，从有极默之戾，推之宪律，法刑无据。
买者之罪，宜各从卖者之坐。
又详臣鸿之议，有从他亲属买得良人，而复真卖，不语后人由状者，处同掠罪。
既一为婢，卖与不卖，俱非良人。何必以不卖为可原，转卖为难恕。
张回之愆，宜鞭一百。卖子葬亲，孝诚可美，而表赏之议未闻，刑罚之科已降。恐非敦风厉俗，以德导民之谓。
请免羊皮之罪，公酬卖直。”
诏曰：“羊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便可特原。张回虽买之于父，不应转卖，可刑五岁。”
先是，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时有宗士元显富，犯罪须鞫，宗正约以旧制。
尚书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于天下，其属籍疏远，廕官卑末，无良犯宪，理须推究。请立限断，以为定式。”
诏曰：“云来绵远，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为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无不讯之格，而空相矫恃，以长违暴。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
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监王靖等上言：“检除名之例，依律文，‘狱成’谓处罪案成者。
寺谓犯罪迳弹后，使复检鞫证定刑，罪状彰露，案署分两，狱理是成。
若使案虽成，虽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状未尽，或邀驾挝鼓，或门下立疑，更付别使者，可从未成之条。
其家人陈诉，信其专辞，而阻成断，便是曲遂于私，有乖公体。
何者？五诈既穷，六备已立，侥幸之辈，更起异端，进求延罪于漏刻，退希不测之恩宥，辩以惑正，曲以乱直，长民奸于下，隳国法于上，窃所未安。”
大理正崔纂、评杨机、丞甲休、律博士刘安元以为：“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复治之。
检使处罪者，虽已案成，御史风弹，以痛诬伏；或拷不承引，依证而科；或有私嫌，强逼成罪；家人诉枉，辞案相背。
刑宪不轻，理须讯鞫。既为公正，岂疑于私。
如谓规不测之泽，抑绝讼端，则枉滞之徒，终无申理。
若从其案成，便乖复治之律。
然未判经赦，及复治理状，真伪未分。
承前以来，如此例皆得复职。
愚谓经奏遇赦，及已复治，得为狱成。”
尚书李韶奏：“使虽结案，处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诉枉，尚书纳辞，连解下鞫，未检遇宥者，不得为案成之狱。
推之情理，谓崔纂等议为允。”
诏从之。
熙平中，有冀州妖贼延陵王买，负罪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
廷尉卿裴延俊上言：“《法例律》：‘诸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者，复罪如初。’
依《贼律》，谋反大逆，处置枭首。
其延陵法权等所谓月光童子刘景晖者，妖言惑众，事在赦后阙，合死坐正。”
崔纂以为：“景晖云能变为蛇雉，此乃傍人之言。虽杀晖为无理，恐赦晖复惑众。是以依违，不敢专执。
当今不讳之朝，不应行无罪之戮。
景晖九岁小兒，口尚乳臭，举动云为，并不关己，‘月光’之称，不出其口。
皆奸吏无端，横生粉墨，所谓为之者巧，杀之者能。
若以妖言惑众，据律应死，然更不破阙惑众。
赦令之后方显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
赦律何以取信于天下，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
《书》曰：与杀无辜，宁失有罪。
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岁已下，杀伤论坐者上请。’
议者谓悼耄之罪，不用此律。
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罗，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议，景晖愚小，自依凡律。”
灵太后令曰：“景晖既经恩宥，何得议加横罪，可谪略阳民。余如奏。”
时司州表：“河东郡民李怜生行毒药，案以死坐。其母诉称：‘一身年老，更无期亲，例合上请。’检籍不谬，未及判申，怜母身丧。州断三年服终后乃行决。”
司徒法曹参军许琰谓州判为允。
主簿李瑒驳曰：“案《法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
检上请之言，非应府州所决。
毒杀人者斩，妻子流，计其所犯，实重余宪。
准之情律，所亏不浅。
且怜既怀鸩毒之心，谓不可参邻人任。
计其母在，犹宜阖门投畀，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礼乎？
且给假殡葬，足示仁宽，今已卒哭，不合更延。
可依法处斩，流其妻子。实足诫彼氓庶，肃是刑章。”
尚书萧宝夤奏从瑒执，诏从之。
旧制，直阁、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不得除罪。
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已来，皆得当刑。直阁等禁直上下，有宿卫之勤，理不应异。”
灵太后令准中正。
神龟中，兰陵公主附马都尉刘辉，坐与河阴县民张智寿妹容妃、陈庆和妹慧猛，奸乱耽惑，殴主伤胎。辉惧罪逃亡。
门下处奏：“各入死刑，智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限，处以流坐。”
诏曰：“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宫，余如奏。”
尚书三公郎中崔纂执曰：“伏见旨募若获刘辉者，职人赏二阶，白民听出身进一阶，厮役免役，奴婢为良。
案辉无叛逆之罪，赏同反人刘宣明之格。
又寻门下处奏，以‘容妃、慧猛与辉私奸，两情耽惑，令辉挟忿，殴主伤胎。虽律无正条，罪合极法，并处入死。其智寿等二家，配敦煌为兵’。
天慈广被，不即施行，虽恕其命，窃谓未可。
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为喜怒增减，不由亲疏改易。
案《斗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
虽王姬下降，贵殊常妻，然人妇之孕，不得非一夕生。
永平四年先朝旧格：‘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后决从者。’
事必因本以求支，狱若以辉逃避，便应悬处，未有舍其首罪而成其末愆。
流死参差，或时未允。
门下中禁大臣，职在敷奏。
昔丙阝吉为相，不存斗毙，而问牛喘，岂不以司别故也。
案容妃等，罪止于奸私。
若擒之秽席，众证分明，即律科处，不越刑坐。
何得同官掖之罪，齐奚官之阙。
案智寿口诉，妹适司士曹参军罗显贵，已生二女于其夫，则他家之母。
《礼》云妇人不二夫，犹曰不二天。
若私门失度，罪在于夫，衅非兄弟。
昔魏晋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
何曾诤之，谓：‘在室之女，从父母之刑；已醮之妇，从夫家之刑。’
斯乃不刊之令轨，古今之通议。
《律》，‘期亲相隐’之谓凡罪。
况奸私之丑，岂得以同气相证。
论刑过其所犯，语情又乖律宪。
案《律》，奸罪无相缘之坐。
不可借辉之忿，加兄弟之刑。
夫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爵人于朝，与众共之，明不私于天下，无欺于耳目。
何得以非正刑书，施行四海。
刑名一失，驷马不追。
既有诏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请。”
尚书元修议以为：“昔哀姜悖礼于鲁，齐侯取而杀之，《春秋》所讥。
又夏姬罪滥于陈国，但责征舒，而不非父母。
明妇人外成，犯礼之愆，无关本属。
况出适之妹，衅及兄弟乎？”
右仆射游肇奏言：“臣等谬参枢辖，献替是司，门下出纳，谟明常则。
至于无良犯法，职有司存，劾罪结案，本非其事。
容妃等奸状，罪止于刑，并处极法，准律未当。
出适之女，坐及其兄，推据典宪，理实为猛。
又辉虽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谓加重。
乖律之案，理宜陈请。
乞付有司，重更详议。”
诏曰：“辉悖法者之，罪不可纵。
厚赏悬募，必望擒获。
容妃、慧猛与辉私乱，因此耽惑，主致非常。
此而不诛，将何惩肃！
且已醮之女，不应坐及昆弟，但智寿、庆和知妹奸情，初不防御，招引刘辉，共成淫丑，败风秽化，理深其罚，特敕门下结狱，不拘恆司，岂得一同常例，以为通准。
且古有诏狱，宁复一归大理。
而尚书治本，纳言所属。
弗究悖理之浅深，不详损化之多少，违彼义途，苟存执宪，殊乖任寄，深合罪责。
崔纂可免郎，都坐尚书，悉夺禄一时。”
孝昌已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恆，或宽或猛。
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
至迁鄴，京畿群盗颇起。
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满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
侍中孙腾上言：“谨详，法若画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轻重。
案《律》，公私劫盗，罪止流刑。
而比执事苦违，好为穿凿，律令之外，更立余条，通相纠之路，班捉获之赏。
斯乃刑书徒设，狱讼更烦，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非所谓不严而治，遵守典故者矣。
臣以为升平之美，义在省刑；陵迟之弊，必由峻法。
是以汉约三章，天下归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
礼训君子，律禁小人，举罪定名，国有常辟。
至如‘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经典垂
言，国朝成范。
随时所用，各有司存。
不宜巨细滋烦，令民预备。
恐 防之弥坚，攻之弥甚。
诸犯盗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恆宪。
庶使刑杀折衷，不得弃 本从末。”
诏从之。
天平后，迁移草创，百司多不奉法，货贿公行。
兴和初，齐文襄王入辅朝政， 以公平肃物，大改其风。
至武定中，法令严明，四海知治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志-卷十六-译文
百揆监国。少傅游雅上疏说：
“殿下亲自处理国家大事，经营内外事务，早起晚睡，咨询国老。臣的职责是承继疑问，负责提出建议。汉武帝时，开始开发河西四郡，讨论各种疑罪并将罪犯流放。十多年后，边郡充实，并修农戍，孝宣帝因此得以征服北方。这是近代的事情。帝王对待罪人，不是出于愤怒而诛杀他们，而是希望他们改过自新，惩罚恶行。流放的痛苦，惩罚也很深重。除非是大逆不道的罪行，都可以流放，即使全家流放远方，他们也愿意上路，终身服役，不敢说苦。而且远流分离，心中或许会思考善行。这样，奸邪可以平息，边疆也能充分防备。”
恭宗认为他的建议很好，但没有实施。
六年春，因为有关部门断案不公，诏令所有疑案都交给中书省，依据古代经义来判决。起初的盗律规定，赃物四十匹就判处死刑，百姓多不遵守政令，于是加重法律，赃物三匹就判处死刑。正平元年，诏令说：“刑法过于严密，犯罪的人更多，朕非常怜悯。详细审查律令，务必求得适中，有不便于百姓的条款就增减。”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人修改了律令。盗律恢复旧制，增加了故纵、通情、止舍等法律及其他罪行，共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条，死刑一百四十五条，刑罚二百二十一条。有关部门虽然增减了条款，但仍未能阐明刑典。
高宗初年，仍然遵循旧制。太宗四年，开始设立酒禁。当时年谷丰收，士民多因酗酒而引发诉讼，或议论主政。皇帝厌恶这种情况，所以一切禁止，酿酒、卖酒、饮酒都处以死刑，吉凶宾亲时则开禁，有日程安排。增设内外侯官，监视各曹外部州镇，甚至有人微服混杂在府寺之间，以求发现百官的过失。他们所穷治的案件，有关部门苦加审讯，多相诬陷，动不动就以不敬之罪弹劾。各司官员赃物二丈就处死。又增加了七十九章律法，门房之诛十三条，死刑三十五条，刑罚六十二条。和平末年，冀州刺史源贺上言：“除非是大逆不道亲手杀人者，请赦免他们的性命，流放守边。”诏令采纳了他的建议。
显祖即位，废除口误罪，开放酒禁。皇帝勤于治理，百官内外无不震肃。传位给高祖后，仍然亲自处理万机，刑政严明，显拔清节，淘汰贪鄙。牧守廉洁者，往往有名声。
延兴四年，诏令除非是大逆不道干纪者，都只惩罚本人，废除门房之诛。自从案件交给中书省复审后，法律上下不一，于是废除，案件有大疑时，才平议。之前各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有时导致矫擅。于是事无大小，都要求依据律法正名，不得疑奏。符合则批准，失中则弹劾，全部从中墨诏。从此事情都精详，下面的人不敢相欺。
显祖末年，尤其重视刑罚，言及常用恻怆。每次审理案件，必定要求复审，有些囚犯多年不处决。群臣多有议论。皇帝说：“案件拖延虽然不是治体，但总比仓促而滥杀要好。人在幽苦中会思考善行，所以囹圄与福堂同居。朕希望他们改悔，而加以轻恕。”因此囚犯虽然拖延，但刑罚多得其宜。又因为敕令屡下，狂愚者多侥幸，所以从延兴到末年，不再下赦。理官审讯囚犯，杖限五十，有关部门想免罪则用细捶，想陷害则先用大杖。百姓多不胜而诬引，有时死在杖下。显祖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制定制度。捶用荆条，平其节，审讯囚犯者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拷打都依令。都从轻简。
高祖治理天下，留心刑法。按照旧例，斩者都裸形伏质，入死者绞，虽然有律法，但未实施。太和元年，诏令说：“刑法是用来禁暴息奸的，绝其命不在于裸形。详细参考旧典，务必从宽仁。”司徒元丕等上奏说：“圣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耻。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谨议，大逆及贼各弃市袒斩，盗及吏受赇各绞刑，踣诸甸师。”又诏令说：“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男女亵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今具为之制。”
三年，下诏说：“治因政宽，弊由纲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渲斗于街术。吏民安其职业。
之前因为律令不完善，奸吏用法，导致轻重不一。诏令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令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完成，共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六条，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条，刑罚三百七十七条；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
当时法官及州郡县不能以情断案。于是制作重枷，大几围；再用缒石悬于囚犯颈上，伤内至骨；更使壮卒轮流殴打。囚犯多不堪忍受，因而诬服。官吏以此自夸。皇帝听说后非常痛心，于是规定除非大逆有明证而不款辟者，不得用大枷。
律法规定：“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到八年，开始实行禄制，更定义赃一匹，枉法无论多少都处死。这年秋天派遣使者巡行天下，纠察守宰的不法行为，坐赃处死者四十余人。食禄者跼蹐，贿赂之路几乎断绝。皇帝哀怜庶狱，至于奏谳，大多从轻处理，全命徙边，每年以千计。京师决死狱，每年不过五六人，州镇也简。
十一年春，诏令说：“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又诏令说：“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违失《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秋八月诏令说：“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极默。坐无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详案律条，诸有此类，更一刊定。”冬十月，再次诏令公卿参议。
十二年诏令：“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
世宗即位，意在宽政。正始元年冬，诏令说：“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
在处理事务时，要仔细考虑新旧情况，更加深入地思考，增减上下内容，务必使其周全完备，随时有所建树，另行上报。希望能够在适应变化、协调时代的同时，永远作为通用的制度。
永平元年秋七月，皇帝下诏让尚书检查枷杖大小违反规定的原因，并追究其过失。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尚书邢峦、尚书李平、尚书江阳王继等人上奏说：“我们听说君王继承天子的职责，作为百姓的父母，用德化来引导他们，用刑法来约束他们，无论大小事务都要以情理为依据，怜悯而不自满，务必通过三次审讯五次听审，不依赖木石来定案。陛下爱护百姓，恩德如同天地，放宽法网，改变祭祀，仁德超过商汤。因为枷杖的不当使用，怜悯百姓可能受到的伤害，于是降下慈爱的旨意，广泛施行昭示关怀。即使有虞舜慎用刑罚的深意，汉文帝怜悯的极致，也无法与今日相比。我们谨按《狱官令》：在审理案件时，首先要具备五听的道理，尽力追求实情，还要验证各种证据，如果事情多有疑点，仍然不承认实情，然后才加以拷打；凡是犯有年刑以上的罪犯，要加枷锁，流放以上的罪犯，要增加杻械。交替使用，不全部使用。除非是大逆不道或外叛的罪行，都不使用大枷、高丑、重械，也没有使用石头的文字。然而法官和州郡官员，趁机增加刑罚，于是成为常法。这既违背了五听的原则，也违反了法令的文字，确实应该追究责任，按照旨意处理，但因为这种做法已经持续很久，估计不会追究。检查杖的大小，鞭的长短，法令有固定的标准，但枷的轻重，以前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参考了各种情况，制造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丈，通颊木各方五寸，用于大逆不道和外叛的罪犯；杻械用于流刑以上的罪犯。各台、寺、州、郡的大枷，请全部焚毁。枷本来是用于囚禁，不是用于拷打。从今以后审理案件，都要按照法令尽力进行听审，根据人的强弱，加以拷打，不允许非法拷打，也不允许使用石头。”从此枷杖的制度有了明确的标准。不久，狱官又开始滥用刑罚，枷杖的规格又逐渐加重。
《法例律》规定：“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延昌二年春，尚书邢峦上奏：“我们详细考察了王公以下的情况，他们或与皇室有血缘关系，或在当时立下功勋，都被封土授民，维护王室。至于五等爵位，也是因功而赐，虽然爵位等级不同，但称号如同山河，得到非常困难，失去则永远坠落。刑法既然相同，名称却完全不同，请讨论合适的方案，附为永久制度。”皇帝下诏讨论律法制度，与八座门下共同讨论。大家都认为：“官员如果因罪被除名，以职位抵罪，仍有剩余资历，可以降阶重新任职。至于五等封爵，如果刑罚用尽，就会被永久削除，等同于除名，这在例律上确实不妥。我们认为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的，如果因罪被除名，三年之后，应该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为县公，公为侯，侯为伯，伯为子，子为男，至于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位者也依此降级，直到散男。乡男没有可降授的，三年之后，可以按照其本品的资历出身。”皇帝下诏同意。
同年秋天，符玺郎中高贤、弟弟员外散骑侍郎仲贤、叔父司徒府主簿六珍等人，因弟弟季贤与元愉谋反，被除名为民，遇到大赦之后，被旨意不再追究。尚书邢峦上奏：“季贤既然接受了逆官的职位，为其传檄，煽动幽瀛，导致祸乱，根据法律，罪当诛杀全家，兄叔因此受牵连，法律有明确规定。幸亏蒙受大赦，性命得以保全，除名还民，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幸运。然而反逆罪重，所以支属相及。既然体相及，事同一科，怎么会有赦前都从流斩之罪，赦后独除反者之身。而且缘坐之罪，不得以职位免除流放。况且贿赂小过，寇盗微罪，赃状露验者，遇到大赦尚且除名。怎么会有罪极裂冠，衅均毁冕，父子齐刑，兄弟共罚，赦前同斩从流，赦后有复官之理。根据法律，罪当诛杀全家，按照赦例都应除名。古人讨论无将之罪，毁其室，洿其宫，绝其踪，灭其类。其宅犹弃，何况人呢？请按照法律处理，除名为民。”皇帝下诏说：“死者既在赦前，又员外不在正侍之限，可以全部允许复仕。”
三年，尚书李平上奏：“冀州阜城民费羊皮母亲去世，家贫无法安葬，将七岁儿子卖给同城人张回为婢。张回又将孩子转卖给鄃县民梁定之，但没有说明孩子的良民身份。根据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张回故意购买费羊皮的女儿，意图转卖。按照法律应处绞刑。”皇帝下诏说：“法律所称和卖人，是指两人诈取他人财物。现在费羊皮卖女，告诉张回是良民，张回贪图便宜，明知是良民而购买。确实与法律相违背，但双方都没有欺诈。此女虽然被父亲卖为婢女，但身份本是良民。张回转卖时，应有迟疑，却决然真卖。从情理上不可接受。应进一步推敲此例，作为永久的规定。”
延尉少卿杨钧议论说：“我们详细考察了盗律‘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另有一条‘卖子孙者，一岁刑’。卖良民与卖子孙的刑罚相差悬殊，是因为根据情节制定刑罚，导致罪行有差别。又考察‘君盗强盗，首从皆同’，和掠的罪行，应该没有区别。以及‘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然而五服相卖，都有明确规定，买者的罪行，法律没有记载。我们认为应该按照凡人的法律处理，根据服制相减，应有差别，买者的罪行，不应超过卖者的过错。但费羊皮卖女为婢，没有说明追赎，张回真买，认为是家财，转卖时不再疑虑。因为他从女父那里购买，便卖给别人，符合和掠的情况，这是有因缘的一类。又考察恐喝条注：‘尊长与之已决，恐喝幼贱求之。’然而恐喝体同，而不受恐喝的罪行，是因为尊长已经决定。而张回本来是从费羊皮那里买婢女，却真卖给梁定之。根据此条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缘，理颇相类。即状准条，处流为允。”
三公郎中崔鸿议论说：“根据法律‘卖子有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亲及妾与子妇流’。只有买者没有罪文。然而卖者既然有罪，买者不得不坐。但卖者因为天性难夺，支属易遗，尊卑不同，所以罪行有异。买者明知是良民而购买，又与他们没有亲属关系。如果买者与卖者同罪，即理不可。为什么？‘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这也不是掠，从其真买，至于致罪，刑死大殊。明知买者的罪行，应该一例，不能完全按照杨钧的议论，说买者的罪行，不应超过卖者的过错。而且买者与他们没有天性支属的关系，为什么会有差等的道理？又考察别条：‘知人掠盗之物而故卖者
根据这条法律条文，知道有人掠夺良民，按照适宜的价格购买，罪行仅限于流放。
然而，如果亲属之间相互买卖，罪责与普通掠夺不同。至于购买者，也应有所不同。如果与流放同罪，法律上过于严厉。根据法律斟酌减轻，应判处五年徒刑。
至于购买者，知道是良民，却立即转卖，不告知前人来历。前人认为是真正的奴婢，或者再次转卖，因此流落他乡，不知去向，家人追赎，无处寻找，永远沦为贱隶，再无良期。
根据其罪状，与掠夺无异。而且法律严厉则奸邪易息，政令宽松则民众多犹疑，水火之喻，古代典籍已有明文。
现在认为购买亲属后又转卖，不告知前人良民身份及来历，应与掠夺同罪。”
太保、高阳王雍议论说：“州里处理张回的案件，专门引用盗律，检查张回的罪行，本非和掠，证据明确，与盗贼相差甚远。
现在引用盗律的条文，处以和掠的罪行，根据情理和法律，实在不妥。
如臣钧的议论，知道购买掠夺良民者，本无罪文。为什么这么说？‘群盗强盗，无论首从皆同罪’，和掠的罪行，也应无异。
这表明此条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引用类似条文定罪。臣鸿认为转卖导致流落，罪与掠夺等同，可谓‘罪人斯得’。
根据《贼律》说：‘谋杀人而被发觉者流放，从犯判处五年徒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处死，从犯流放；已杀者斩首，从而加功者处死，不加功者流放。’
详细比较沉沦为贱隶与身死，流落与腐骨，一存一亡，哪个危害更大？
然而贼律关于杀人，有首从之分，盗人买卖，无唱和差等。谋杀与和掠，同是良民，应为准例。
所以不引用杀人减刑的条文，降从强盗的一科。即使谋杀与强盗，都可以为例，但似乎从轻。其意义何在？
又说：‘知道是掠夺之物而故意购买者，以随从论罪。’这是明令禁止暴掠的根源，遏制奸盗的根本，不是说从亲属手中购买，就等同于盗掠的刑罚。
我认为五服之内相互买卖，都是良民，所以容许有差等之罪，表明与掠夺盗贼相差甚远，故根据亲疏为差级，尊卑为轻重。
根据法律：‘诸共犯罪，皆以发意为首。’表明买卖的根源有由，魁首与从犯的罪责应定。
如果羊皮不说卖，则张回无买心，则羊皮为元首，张回为从犯。首犯有沾刑之科，从犯有极默之戾，推究宪律，法刑无据。
购买者的罪行，应根据卖者的罪行定。
又详细审查臣鸿的议论，有从他亲属处购买良民，又转卖，不告知后人来历者，应与掠夺同罪。
既然已成为奴婢，卖与不卖，都不是良民。何必以不卖为可原，转卖为难恕。
张回的过错，应鞭打一百。卖子葬亲，孝诚可嘉，但表彰的议论未闻，刑罚的条文已降。恐怕不是敦风厉俗，以德导民的意思。
请免羊皮之罪，公酬卖直。”
诏书说：“羊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便可特赦。张回虽从父亲处购买，不应转卖，可判处五年徒刑。”
在此之前，皇族有罪，皆不持讯。当时有宗士元显富，犯罪须审讯，宗正依据旧制。
尚书李平上奏：“因帝宗磐固，遍布天下，其属籍疏远，廕官卑末，无良犯宪，理须推究。请立限断，以为定式。”
诏书说：“云来绵远，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为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无不讯之格，而空相矫恃，以长违暴。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
同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监王靖等上言：“检查除名的例子，根据法律条文，‘狱成’指处罪案成者。
寺指犯罪迳弹后，使复检鞫证定刑，罪状彰露，案署分两，狱理是成。
如果案虽成，虽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状未尽，或邀驾挝鼓，或门下立疑，更付别使者，可从未成之条。
其家人陈诉，信其专辞，而阻成断，便是曲遂于私，有乖公体。
为什么？五诈既穷，六备已立，侥幸之辈，更起异端，进求延罪于漏刻，退希不测之恩宥，辩以惑正，曲以乱直，长民奸于下，隳国法于上，窃所未安。”
大理正崔纂、评杨机、丞甲休、律博士刘安元认为：“法律条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复治之。
检查使处罪者，虽已案成，御史风弹，以痛诬伏；或拷不承引，依证而科；或有私嫌，强逼成罪；家人诉枉，辞案相背。
刑宪不轻，理须讯鞫。既为公正，岂疑于私。
如谓规不测之泽，抑绝讼端，则枉滞之徒，终无申理。
若从其案成，便乖复治之律。
然未判经赦，及复治理状，真伪未分。
承前以来，如此例皆得复职。
愚谓经奏遇赦，及已复治，得为狱成。”
尚书李韶上奏：“使虽结案，处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诉枉，尚书纳辞，连解下鞫，未检遇宥者，不得为案成之狱。
推之情理，谓崔纂等议为允。”
诏书同意。
熙平年间，有冀州妖贼延陵王买，负罪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
廷尉卿裴延俊上言：“《法例律》：‘诸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者，复罪如初。’
依《贼律》，谋反大逆，处置枭首。
其延陵法权等所谓月光童子刘景晖者，妖言惑众，事在赦后阙，合死坐正。”
崔纂认为：“景晖说能变为蛇雉，此乃傍人之言。虽杀晖为无理，恐赦晖复惑众。是以依违，不敢专执。
当今不讳之朝，不应行无罪之戮。
景晖九岁小兒，口尚乳臭，举动云为，并不关己，‘月光’之称，不出其口。
皆奸吏无端，横生粉墨，所谓为之者巧，杀之者能。
若以妖言惑众，据律应死，然更不破阙惑众。
赦令之后方显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
赦律何以取信于天下，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
《书》曰：与杀无辜，宁失有罪。
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岁已下，杀伤论坐者上请。’
议者谓悼耄之罪，不用此律。
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罗，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议，景晖愚小，自依凡律。”
灵太后令曰：“景晖既经恩宥，何得议加横罪，可谪略阳民。余如奏。”
当时司州上表说：“河东郡的百姓李怜生使用毒药，被判处死刑。他的母亲申诉说：‘我年老体弱，没有其他亲人，按照惯例应该上请。’经过核实，情况属实，但还未等到判决，李怜生的母亲就去世了。州里决定在李怜生服丧三年后再执行死刑。”
司徒法曹参军许琰认为州里的判决是合理的。
主簿李瑒反驳说：“根据《法例律》：‘凡是犯死罪的人，如果祖父母、父母年满七十岁以上，没有成年的子孙，也没有其他近亲的，可以上请。流放的人要受鞭刑，留在家中赡养亲人，等亲人去世后再流放。这种情况不在赦免的范围内。’
上请的请求，不应该由府州来决定。
使用毒药杀人的人应该被斩首，妻子和子女流放，根据他所犯的罪行，确实比一般的法律更重。
根据法律和情理，这样的判决并不合适。
而且李怜生既然有使用毒药的心思，说明他不能与邻居和睦相处。
即使他的母亲还在世，也应该将他全家流放，更何况现在他的母亲已经去世，还要按照三年的丧礼来处理吗？
而且给他时间办理丧事，已经足够显示仁慈和宽厚，现在丧事已经结束，不应该再拖延。
应该依法将他斩首，流放他的妻子和子女。这样才能真正警示百姓，严肃法律。”
尚书萧宝夤上奏支持李瑒的意见，皇帝下诏同意。
按照旧制度，直阁、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职位，虽然与官员相当，但如果犯罪，不能免除刑罚。
尚书令、任城王澄上奏说：“根据各州中正的职位，也不在品级规定之内，也没有俸禄和抚恤，但自先朝以来，他们都应该受到刑罚。直阁等职位在宫中值班，有保卫的职责，按理不应该有所不同。”
灵太后下令按照中正的职位来处理。
神龟年间，兰陵公主的附马都尉刘辉，因与河阴县民张智寿的妹妹容妃、陈庆和的妹妹慧猛通奸，导致公主受伤流产。刘辉害怕罪行暴露而逃亡。
门下省上奏说：“容妃、慧猛应被判处死刑，张智寿、陈庆和因知情不报，应被流放。”
皇帝下诏说：“容妃、慧猛免死，剃发受鞭刑后送入宫中，其余按奏章处理。”
尚书三公郎中崔纂上奏说：“我看到旨意说，如果有人抓到刘辉，官员可以升两级，平民可以晋升一级，仆役可以免除劳役，奴婢可以恢复自由。
但刘辉并没有叛逆的罪行，赏赐却与叛逆者刘宣明的标准相同。
另外，门下省的奏章说：‘容妃、慧猛与刘辉通奸，导致刘辉愤怒，殴打公主并导致流产。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罪行应该被判处死刑。张智寿等两家应被流放到敦煌当兵。’
皇帝的仁慈虽然广泛，但如果不立即执行，虽然赦免了他们的性命，我认为并不合适。
法律是高皇帝用来治理天下的，不应该因为喜怒而增减，也不应该因为亲疏而改变。
根据《斗律》：‘祖父母、父母因愤怒用兵器杀死子孙的，判处五年徒刑；殴打致死的，判处四年徒刑；如果因为爱憎而故意杀人的，各加一等。’
虽然公主身份尊贵，但孕妇的怀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永平四年的旧规定：‘凡是流放和死刑，都应该先判决主犯，再判决从犯。’
事情必须从根本出发，如果因为刘辉逃亡，就应该悬赏抓捕，不能因为主犯逃亡而放过从犯。
流放和死刑的判决不一致，有时并不合适。
门下省的大臣，职责是上奏。
过去丙吉做宰相时，不关心斗殴致死的人，而是关心牛喘气，难道不是因为职责不同吗？
容妃等人的罪行只是通奸。
如果在淫乱的场合被抓，证据确凿，就应该依法处理，不应超出刑罚的范围。
怎么能与宫廷的罪行相提并论，与奚官的过失相比呢？
根据张智寿的口供，他的妹妹嫁给了司士曹参军罗显贵，已经生了两个女儿，已经是别人家的母亲。
《礼》说妇女不嫁二夫，就像不事二天一样。
如果家庭失德，罪责在于丈夫，与兄弟无关。
过去魏晋时期没有废除五族连坐的刑罚，有免除儿子而惩罚母亲的案例。
何曾曾经争辩说：‘未出嫁的女儿，应该受父母的刑罚；已出嫁的妇女，应该受夫家的刑罚。’
这是不可更改的规则，古今通用的原则。
《律》说‘期亲相隐’是指一般的罪行。
何况通奸的丑事，怎么能用同气相证的方式处理呢？
判决的刑罚超过了他们的罪行，情理上也违背了法律。
根据《律》，通奸罪没有连坐的规定。
不能因为刘辉的愤怒，而加罪于他的兄弟。
在市场上处决罪犯，是为了让众人抛弃他；在朝廷上封赏官员，是为了让众人共同见证，表明不偏私于天下，不欺骗耳目。
怎么能用非正式的法律文书，施行于全国呢？
一旦刑罚的名称出错，就无法挽回。
既然有诏书，就应该执行，但不符合法律的案件，应该重新请示。”
尚书元修认为：“过去哀姜在鲁国违背礼法，齐侯将她杀死，《春秋》对此表示批评。
夏姬在陈国犯下罪行，但只追究征舒的责任，而不追究她的父母。
这说明妇女在外犯下的罪行，与她的本家无关。
更何况是已经出嫁的妹妹，怎么能连累到兄弟呢？”
右仆射游肇上奏说：“我们错误地参与了枢密事务，职责是提出建议，门下省的职责是上奏和传达命令。
至于不良分子犯法，应该由有关部门处理，弹劾罪行并结案，本不是我们的职责。
容妃等人的罪行，应该受到刑罚，但判处死刑，根据法律并不合适。
已经出嫁的女子，连累到她的兄弟，根据典章制度，确实过于严厉。
而且刘辉虽然逃避刑罚，但他的罪行并不至于牵连家人，悬赏抓捕的标准与叛逆者相同，也显得过重。
违背法律的案件，应该重新请示。
请求交给有关部门，重新详细审议。”
皇帝下诏说：“刘辉违背法律，罪行不可放纵。
悬赏厚赏，必定希望将他抓获。
容妃、慧猛与刘辉私通，导致刘辉愤怒，造成严重后果。
如果不加以惩罚，怎么能严肃法纪！
而且已经出嫁的女子，不应该连累到兄弟，但张智寿、陈庆和知道妹妹的奸情，却没有加以防范，反而招引刘辉，共同犯下淫乱丑行，败坏风气，理应受到严厉惩罚，特此命令门下省结案，不受常规部门限制，怎么能与一般案例相提并论，作为通行的标准呢？
而且古代有诏狱，难道一定要归大理寺处理吗？
尚书是治理的根本，纳言是所属的职责。
不追究违背情理的深浅，不详细了解损害教化的多少，违背了正义的道路，只是固执地执行法律，严重违背了职责，理应受到责备。
崔纂可以免去郎中的职位，尚书全体官员，暂时剥夺俸禄。”
孝昌年间以后，天下混乱，法律不固定，有时宽松，有时严厉。
到了尔朱荣专权时，刑罚轻重随意，官员们大多以严酷为能事。
迁都到鄴城后，京城附近的盗贼开始猖獗。
有关部门上奏制定严厉的制度：凡是强盗杀人的，主犯和从犯都斩首，妻子和子女同户籍，发配为乐户；不杀人的，以及赃物不满五匹的，主犯斩首，从犯处死，妻子和子女也发配为乐户；小盗贼赃物满十匹以上的，主犯处死，妻子和子女发配到驿站，从犯流放。
侍中孙腾上奏说：“仔细审查，法律应该统一，道理应该一致，不能因为喜怒而随意改变轻重。
根据《律》，公私劫盗，罪止于流放。
但最近执法者常常违背法律，喜欢穿凿附会，在律令之外，又制定了其他条款，互相纠察，悬赏抓捕。
这样只会让刑书形同虚设，诉讼更加繁琐，法令越多，盗贼反而越多。
这并不是所谓的不严而治，遵守典故的做法。
我认为太平盛世的美德，在于减少刑罚；衰败的弊端，必然源于严酷的法律。
所以汉朝约法三章，天下归顺；秦朝严刑峻法，天下分崩离析。
礼教是用来教育君子的，法律是用来约束小人的，定罪量刑，国家有固定的法律。
至于‘因灾祸而赦免，因坚持作恶而惩罚’，这是经典所教导的。”
说，国家已经形成了规范。
根据时代需要，各个部门都有各自的职责。
不应该让琐碎的事务增加麻烦，让百姓提前准备。
恐怕防备得越严密，攻击得越厉害。
所有犯盗窃罪的人，都按照法律处理，以明确常法。
希望使刑罚适中，不能放弃根本而追求末节。”
皇帝下诏同意了这个建议。
天平年间以后，国家迁移，初创时期，许多官员不遵守法律，贿赂公开进行。
兴和初年，齐文襄王进入朝廷辅佐政事，以公平的态度整顿风气，大大改变了这种状况。
到了武定年间，法令严明，全国都知道治理有方了。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志-卷十六-注解
二仪：指天地，古代哲学概念，认为天地是宇宙的两大基本元素。
五才：指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古代哲学认为这五种元素构成了万物。
阴阳：古代哲学概念，指宇宙中两种对立而又互补的力量，阴阳的相互作用是万物生长变化的根本。
雷霆：指雷电，古代认为雷霆是天地间的力量，具有震慑和惩罚的作用。
云雨：指降雨，古代认为云雨是天地间的恩泽，滋润万物生长。
德刑：指德治与刑罚，古代政治理念，认为治理国家应德刑并用，以德化民，以刑惩恶。
神道：指神灵的意志或天道，古代认为神灵的意志是治理国家的依据。
圣人：指具有极高智慧和道德的人，古代认为圣人是治理国家的理想人物。
神祗：指神灵，古代认为神灵是天地的主宰，具有支配万物的力量。
淳化：指通过教化使民风淳朴，古代政治理念，认为通过教化可以使社会和谐。
章服：指古代官员的服饰，不同等级的官员有不同的服饰，以示身份和地位。
画衣冠：指古代的一种刑罚，通过画上特定的衣冠来羞辱罪犯，以示惩罚。
象以典刑：指古代的一种刑罚方式，通过象征性的刑罚来惩罚罪犯，以示警戒。
流宥五刑：指古代的五种刑罚，包括流放、宽宥等，以示惩罚与宽恕的结合。
鞭作官刑：指古代的一种刑罚，用鞭子抽打罪犯，以示惩罚。
扑作教刑：指古代的一种刑罚，用扑打的方式教育罪犯，以示警戒。
金作赎刑：指古代的一种刑罚，通过缴纳金钱来赎罪，以示宽恕。
怙终贼刑：指古代的一种刑罚，对屡教不改的罪犯进行严厉惩罚，以示警戒。
眚灾肆赦：指古代的一种赦免方式，对因灾害而犯罪的罪犯进行赦免，以示宽恕。
五刑有服：指古代的五种刑罚，包括死刑、肉刑等，以示惩罚的严厉性。
五服三就：指古代的五种服刑方式，包括流放、劳役等，以示惩罚的多样性。
五流有宅：指古代的五种流放方式，包括流放到不同的地方，以示惩罚的严厉性。
五宅三居：指古代的五种居住方式，包括流放到不同的地方居住，以示惩罚的多样性。
大辟：古代的一种死刑，即斩首。
膑辟：指古代的一种肉刑，包括割去膝盖骨等，以示惩罚的严厉性。
宫辟：指古代的一种肉刑，包括阉割等，以示惩罚的严厉性。
劓墨：指古代的一种肉刑，包括割去鼻子和刺字等，以示惩罚的严厉性。
三典：指古代的三部法典，包括《周礼》、《仪礼》、《礼记》，以示法律的完备性。
五听：古代司法审判中的五种听讼方法，包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用以判断被告人的真实情况。
八议：指古代的八种议罪方式，包括议亲、议故等，以示审判的公正性。
三刺：指古代的三种审讯方式，包括刺探、刺问等，以示审判的公正性。
左嘉石：指古代的一种审判方式，通过在左边放置嘉石来审判罪犯，以示审判的公正性。
右肺石：指古代的一种审判方式，通过在右边放置肺石来审判罪犯，以示审判的公正性。
宥不识：指古代的一种赦免方式，对因无知而犯罪的罪犯进行赦免，以示宽恕。
宥过失：指古代的一种赦免方式，对因过失而犯罪的罪犯进行赦免，以示宽恕。
宥遗忘：指古代的一种赦免方式，对因遗忘而犯罪的罪犯进行赦免，以示宽恕。
赦幼弱：指古代的一种赦免方式，对年幼体弱的罪犯进行赦免，以示宽恕。
赦耄耋：指古代的一种赦免方式，对年老的罪犯进行赦免，以示宽恕。
赦蠢愚：指古代的一种赦免方式，对愚笨的罪犯进行赦免，以示宽恕。
穆王：指周穆王，西周时期的君主，以荒淫无度著称。
吕侯：指吕侯，周穆王时期的大臣，以制定祥刑著称。
祥刑：指古代的一种刑罚方式，通过象征性的刑罚来惩罚罪犯，以示警戒。
商君：指商鞅，战国时期秦国的政治家，以变法著称。
法经：指商鞅所著的《法经》，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一部重要法典。
参夷之诛：指古代的一种刑罚，对罪犯的亲属进行连坐惩罚，以示惩罚的严厉性。
连相坐之法：指古代的一种刑罚，对罪犯的亲属进行连坐惩罚，以示惩罚的严厉性。
虎狼：指古代对秦国的贬称，认为秦国刑罚严酷，如同虎狼。
始皇：指秦始皇，秦朝的建立者，以严刑峻法著称。
挟书之禁：指秦始皇时期的一种禁令，禁止民间私藏书籍，以示思想的控制。
秋荼：指秋天的荼草，比喻法律的繁密。
凝脂：指凝固的油脂，比喻法律的严密。
赭衣：指古代罪犯所穿的红色衣服，以示身份的卑贱。
狱犴：指古代的监狱，比喻法律的严酷。
囹圄：指古代的监狱，比喻法律的严酷。
汉祖：指汉高祖刘邦，汉朝的建立者，以废除秦朝严刑峻法著称。
三章之约：指汉高祖刘邦与百姓约定的三条法律，以示法律的简化和宽大。
文帝：指汉文帝，西汉时期的君主，以仁厚著称。
断狱四百：指汉文帝时期的一种司法改革，减少死刑的数量，以示宽大。
孝武：指汉武帝，西汉时期的君主，以严刑峻法著称。
奸宄：指奸诈狡猾的人，古代认为奸宄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宣帝：指汉宣帝，西汉时期的君主，以宽厚著称。
路温舒：指路温舒，汉宣帝时期的大臣，以上书谏言著称。
狱者天下之命：指监狱是国家的命脉，古代认为监狱的治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指古代的一种司法理念，认为宁可放过有罪的人，也不可错杀无辜的人。
治狱吏：指古代的监狱官吏，古代认为监狱官吏的公正与否关系到司法的公正性。
上下相殴：指古代的监狱官吏之间互相争斗，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以刻为明：指古代的监狱官吏以严酷为明察，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深者获公名：指古代的监狱官吏以严酷为明察，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平者多后患：指古代的监狱官吏以宽厚为明察，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治狱吏皆欲人死：指古代的监狱官吏希望罪犯死亡，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指古代的监狱官吏认为自己的安全在于罪犯的死亡，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人情安则乐生：指人的本性是追求安宁和快乐，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痛则思死：指人在痛苦时会想到死亡，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指在严刑拷打下，罪犯会招供任何罪行，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人：指罪犯在严刑拷打下会编造谎言，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吏治者利其然：指监狱官吏利用罪犯的谎言来定罪，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指导以明之：指监狱官吏利用罪犯的谎言来定罪，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上奏畏却：指监狱官吏害怕上级驳回自己的判决，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锻炼而周内之：指监狱官吏利用罪犯的谎言来定罪，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罪：指即使古代的贤臣咎繇听到这种情况，也会认为罪犯死有余辜，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文致之罪：指通过文字来定罪，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天下之患，莫深于狱：指国家的最大祸患在于监狱的治理不当，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古之立狱，所以求生：指古代设立监狱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生命，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今之立狱，所以求杀人：指现代设立监狱的目的是为了杀人，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不可不慎也：指监狱的治理必须谨慎，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于定国：指于定国，汉朝时期的大臣，以修订法律著称。
廷尉：古代官名，掌管司法审判。
集诸法律：指于定国修订法律，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大辟四百九十条：指于定国修订的法律中有四百九十条死刑，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千八百八十二事：指于定国修订的法律中有一千八百八十二条罪行，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死罪决比：指于定国修订的法律中有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死刑判决，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诸断罪当用者：指于定国修订的法律中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罪行判决，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后汉二百年间：指东汉时期，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律章无大增减：指东汉时期的法律没有大的增减，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魏武帝：指曹操，三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以修订法律著称。
甲子科条：指曹操修订的法律，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犯釱左右趾者：指曹操修订的法律中对犯人的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易以斗械：指曹操修订的法律中对犯人的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明帝：指魏明帝，三国时期魏国的君主，以修订法律著称。
士民罚金之坐：指魏明帝修订的法律中对士民的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除妇人加笞之制：指魏明帝修订的法律中对妇女的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晋武帝：指晋武帝，西晋时期的君主，以修订法律著称。
魏制峻密：指魏国的法律严酷，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车骑贾充：指贾充，西晋时期的大臣，以修订法律著称。
删定名例：指贾充修订法律，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二十卷：指贾充修订的法律有二十卷，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二千九百余条：指贾充修订的法律有二千九百余条，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晋室丧乱：指西晋时期的动乱，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中原荡然：指中原地区的动乱，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魏氏承百王之末：指魏国继承了许多王朝的末代，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属崩散之后：指魏国在动乱之后建立，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典刑泯弃：指魏国的法律被废弃，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礼俗浇薄：指魏国的礼俗变得淡薄，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太祖拨乱：指魏国的太祖平定动乱，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荡涤华夏：指魏国的太祖平定中原，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太和：北魏孝文帝的年号，公元477年至499年。
吏清政平：指魏国的官吏清廉，政治平稳，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断狱省简：指魏国的司法审判简化，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百年而后胜残去杀：指魏国经过百年才战胜残暴，废除死刑，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榷举行事：指魏国的法律执行严格，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魏初：指魏国初期，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礼俗纯朴：指魏国初期的礼俗淳朴，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刑禁疏简：指魏国初期的法律宽松，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宣帝南迁：指魏国的宣帝南迁，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四部大人：指魏国的四部大人，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坐王庭决辞讼：指魏国的四部大人在王庭审理案件，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以言语约束：指魏国的四部大人用言语约束罪犯，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刻契记事：指魏国的四部大人用刻契记事，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无囹圄考讯之法：指魏国的四部大人没有监狱和审讯的法律，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指魏国的四部大人对罪犯进行临时判决，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神元因循：指魏国的神元时期因循守旧，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亡所革易：指魏国的神元时期没有进行改革，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穆帝：指魏国的穆帝，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刘聪：指刘聪，五胡十六国时期汉国的君主，以残暴著称。
石勒：指石勒，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以残暴著称。
倾复晋室：指刘聪和石勒推翻晋朝，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峻刑法：指魏国的穆帝加强刑法，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军令从事：指魏国的穆帝用军令来治理国家，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民乘宽政：指魏国的穆帝用宽政来治理国家，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违命得罪：指魏国的穆帝对违抗命令的人进行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死者以万计：指魏国的穆帝时期死亡的人数以万计，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国落骚骇：指魏国的穆帝时期国家动荡不安，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平文承业：指魏国的平文时期继承前朝的事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绥集离散：指魏国的平文时期安抚离散的民众，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昭成建国二年：指魏国的昭成时期建国第二年，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指魏国的昭成时期允许罪犯的家属用金马来赎罪，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指魏国的昭成时期对犯大逆罪的人进行连坐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指魏国的昭成时期对不按礼交往的男女进行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指魏国的昭成时期对互相杀害的民众进行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无系讯连逮之坐：指魏国的昭成时期没有连坐的法律，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指魏国的昭成时期对盗窃官物的人进行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法令明白：指魏国的昭成时期法律明确，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百姓晏然：指魏国的昭成时期百姓安宁，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太祖：指魏国的太祖，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幼遭艰难：指魏国的太祖年幼时遭遇艰难，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备尝险阻：指魏国的太祖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具知民之情伪：指魏国的太祖了解民众的真实情况，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躬行仁厚：指魏国的太祖亲自实行仁厚政策，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协和民庶：指魏国的太祖与民众和谐相处，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既定中原：指魏国的太祖平定中原，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患前代刑纲峻密：指魏国的太祖担心前代的法律过于严酷，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指魏国的太祖命令三公郎王德废除对民众过于严酷的法律，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约定科令：指魏国的太祖制定新的法律，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大崇简易：指魏国的太祖崇尚简化的法律，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天下民久苦兵乱：指魏国的太祖时期民众长期遭受战乱之苦，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畏法乐安：指魏国的太祖时期民众害怕法律，喜欢安宁，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镇之以玄默：指魏国的太祖用玄默来治理国家，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罚必从轻：指魏国的太祖对罪犯的惩罚从轻，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兆庶欣戴焉：指魏国的太祖时期民众欣喜拥戴，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然于大臣持法不舍：指魏国的太祖对大臣持法不舍，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季年灾异屡见：指魏国的太祖晚年灾异频繁出现，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太祖不豫：指魏国的太祖身体不适，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纲纪褫顿：指魏国的太祖时期纲纪松弛，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刑罚颇为滥酷：指魏国的太祖时期刑罚过于严酷，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太宗：指魏国的太宗，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修废官：指魏国的太宗修复废弃的官职，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恤民隐：指魏国的太宗关心民众的疾苦，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命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指魏国的太宗命令南平公长孙嵩和北新侯安同审理民众的诉讼，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庶政复有叙焉：指魏国的太宗时期政务有序，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帝既练精庶事：指魏国的太宗精通政务，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为吏者浸以深文避罪：指魏国的官吏用深奥的文字来逃避罪责，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世祖：指魏国的世祖，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刑禁重：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刑罚严酷，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神中：指魏国的世祖时期神年间，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诏司徒浩定律令：指魏国的世祖命令司徒浩制定法律，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除五岁四岁刑：指魏国的世祖废除五岁和四岁的刑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增一年刑：指魏国的世祖增加一年的刑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分大辟为二科死：指魏国的世祖将死刑分为两种，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斩死：指魏国的世祖时期的一种死刑，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入绞：指魏国的世祖时期的一种死刑，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大逆不道腰斩：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犯大逆不道罪的人进行腰斩，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诛其同籍：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犯大逆不道罪的人的亲属进行连坐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年十四已下腐刑：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十四岁以下的人进行腐刑，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女子没县官：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女子进行没收财产，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害其亲者轘之：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杀害亲属的人进行轘刑，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为蛊毒者，男女皆斩：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制造蛊毒的人进行斩首，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焚其家：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制造蛊毒的人的家庭进行焚烧，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从事巫蛊的人进行沉渊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当刑者赎：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允许罪犯用金钱赎罪，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贫则加鞭二百：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贫穷的罪犯加鞭二百，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畿内的富人进行烧炭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贫者役于圊溷：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贫穷的人进行劳役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女子入舂槁：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女子进行舂槁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患有固疾的人进行守苑囿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王官阶九品：指魏国的世祖时期王官的等级分为九品，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得以官爵除刑：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允许用官爵来免除刑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妇人当刑而孕：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怀孕的妇女进行刑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产后百日乃决：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怀孕的妇女在产后百日才进行判决，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十四岁以下的人减轻刑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八十岁和九岁的人除非杀人否则不判刑，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拷讯不逾四十九：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罪犯的拷讯不超过四十九次，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谕刑者，部主具状：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罪犯的判决由部主具状，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公车鞫辞：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罪犯的审讯由公车鞫辞，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三都决之：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罪犯的判决由三都决之，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当死者，部案奏闻：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死刑犯的判决由部案奏闻，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以死不可复生：指魏国的世祖时期认为死刑不可逆转，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惧监官不能平：指魏国的世祖时期担心监官不能公正判决，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狱成皆呈：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罪犯的判决都呈报上级，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帝亲临问：指魏国的世祖亲自审理案件，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无异辞怨言乃绝之：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罪犯的判决没有异议和怨言才执行，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诸州国之大辟：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各州国的死刑判决，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皆先谳报乃施行：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各州国的死刑判决先谳报才执行，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阙左悬登闻鼓：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在阙左悬挂登闻鼓，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人有穷冤则挝鼓：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有冤屈的人可以挝鼓申诉，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公车上奏其表：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有冤屈的人的公车上奏其表，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是后民官渎货：指魏国的世祖时期民众官员贪污受贿，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帝思有以肃之：指魏国的世祖思考如何肃清贪污受贿，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太延三年：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太延三年，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诏天下吏民，得举告牧守之不法：指魏国的世祖命令天下吏民可以举报牧守的不法行为，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凡庶之凶悖者：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凶悖的庶民进行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专求牧宰之失：指魏国的世祖时期专门追究牧宰的过失，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迫肋在位：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在位的官员进行逼迫，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取豪于闾阎：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对豪强进行惩罚，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指魏国的世祖时期长吏都降低心态来对待豪强，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苟免而不耻：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官员苟且免罪而不感到羞耻，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贪暴犹自若也：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官员贪婪暴虐依然如故，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时舆驾数亲征讨及行幸四方：指魏国的世祖时期多次亲自征讨和巡幸四方，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真君五年：指魏国的世祖时期真君五年，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命恭宗总：指魏国的世祖命令恭宗总揽政务，古代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司法不公。
百揆监国：指皇帝亲自处理国家政务，百揆即百官，监国即管理国家。
游雅：北魏时期的官员，曾任少傅，以直言进谏著称。
河右四郡：指河西走廊地区的四个郡，包括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谪徙：古代的一种刑罚，将罪犯流放到边远地区。
中书：古代官署名，负责起草诏令、处理奏章等事务。
门诛：古代的一种刑罚，指将罪犯的家族成员一并处死。
酒禁：古代禁止酿酒和饮酒的法令。
侯官：古代负责监察官员的职位。
冀州刺史：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冀州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州。
源贺：北魏时期的官员，曾任冀州刺史。
高祖：指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在位期间进行了多项改革。
司徒元丕：北魏时期的官员，曾任司徒，参与法律改革。
高闾：北魏时期的官员，曾任中书令，参与法律修订。
正始：北魏宣武帝的年号，公元504年至508年。
枷杖：古代刑具，枷用于束缚犯人颈部，杖用于击打犯人身体。
大逆外叛：指严重的叛国罪或谋反罪，是古代法律中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杻械：古代刑具，用于束缚犯人的手脚，防止其逃脱。
五等列爵：古代爵位制度中的五个等级，包括公、侯、伯、子、男。
除名：古代对官员的一种惩罚，即剥夺其官职和爵位。
流徙：古代刑罚之一，将犯人流放到边远地区。
孥戮：古代刑罚，指将犯人的家属一并处死。
和卖：指双方自愿进行的买卖行为，区别于强迫或欺诈的买卖。
五服：古代丧服制度，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用以表示亲属关系的远近。
和掠：指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掠夺，与暴力掠夺相对。
盗律：古代法律中关于盗窃罪的规定。
贼律：古代法律中关于贼盗罪的规定。
宗正：古代官名，掌管皇族事务。
大理正：古代官名，掌管司法审判的高级官员。
赦书：皇帝颁布的赦免罪犯的文书。
法例律：古代法律中关于法律适用和解释的规定。
司州：古代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
河东郡：古代中国的一个郡名，位于今天的山西省。
李怜：文中提到的罪犯，因行毒药被判死刑。
期亲：古代法律术语，指直系亲属，如父母、祖父母等。
司徒法曹参军：古代官职名，负责法律事务的官员。
许琰：文中提到的司徒法曹参军。
主簿：古代官职名，负责文书、记录等事务。
李瑒：文中提到的主簿，对案件提出异议。
《法例律》：古代法律文献，规定了各种罪行的处罚标准。
萧宝夤：文中提到的尚书，支持李瑒的意见。
直阁、直后、直斋：古代官职名，负责宫廷事务。
武官队主、队副：古代官职名，负责军事事务。
任城王澄：文中提到的尚书令，提出对直阁等官职的处罚问题。
灵太后：文中提到的太后，支持任城王澄的意见。
兰陵公主：文中提到的公主，因驸马刘辉的罪行受到牵连。
刘辉：文中提到的驸马都尉，因奸乱和殴主伤胎被判死刑。
张智寿、陈庆和：文中提到的刘辉的同案犯。
崔纂：文中提到的尚书三公郎中，对案件提出异议。
元修：文中提到的尚书，对案件提出异议。
游肇：文中提到的右仆射，对案件提出异议。
孙腾：文中提到的侍中，对法律提出异议。
国朝成范：指国家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各有司存：指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职责和权限。
巨细滋烦：指过于繁琐的细节会增加麻烦。
令民预备：指让民众提前准备，可能指法律或政策的预先告知。
防之弥坚，攻之弥甚：指防范措施越严密，攻击行为可能越激烈。
诸犯盗之人：指所有犯盗窃罪的人。
悉准律令：指完全按照法律条文执行。
以明恆宪：指明确并坚持宪法和法律。
庶使刑杀折衷：指使刑罚和杀戮达到平衡，不偏不倚。
不得弃本从末：指不能放弃根本原则而追求次要的细节。
天平后：指某个历史时期之后，具体时间不详。
迁移草创：指国家或政权迁移后的初创阶段。
百司多不奉法：指许多部门不遵守法律。
货贿公行：指贿赂和腐败行为公开进行。
兴和初：指某个历史时期的初期，具体时间不详。
齐文襄王：指某个历史人物，具体身份不详。
入辅朝政：指进入朝廷辅佐政事。
公平肃物：指以公平的态度整顿事务。
大改其风：指大幅度改变风气。
武定中：指某个历史时期的中期，具体时间不详。
法令严明：指法律和命令严格明确。
四海知治：指全国各地都知道治理有方。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志-卷十六-评注
本文通过对古代刑罚制度的详细描述，展现了古代社会对法律和刑罚的重视。文章首先从天地、阴阳、五才等哲学概念出发，阐述了刑罚的起源和必要性，认为刑罚是天地间自然法则的体现，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文章接着详细列举了从舜、夏、商、周到战国、秦、汉、魏、晋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刑罚制度，展示了古代刑罚制度的演变过程。从最初的象征性刑罚到后来的严刑峻法，再到汉朝的宽大政策，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刑罚的不同理解和实践。
文章特别强调了刑罚的公正性和人性化，认为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生命，而不是为了杀人。通过对汉文帝、汉宣帝等历史人物的描述，展现了古代君主对刑罚的审慎态度和对民众的关怀。
文章还通过对魏国太祖、太宗、世祖等历史时期的描述，展示了魏国在刑罚制度上的改革和进步。从废除严酷的法律到制定简化的法律，再到对罪犯的宽大处理，反映了魏国在刑罚制度上的进步和对民众的关怀。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古代刑罚制度的详细描述，展现了古代社会对法律和刑罚的重视，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刑罚的不同理解和实践，强调了刑罚的公正性和人性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这段古文主要记载了北魏时期的法律改革和刑罚制度的演变。从游雅的上疏到显祖、高祖的多次诏令，可以看出北魏朝廷在刑罚制度上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游雅的上疏提出了谪徙的刑罚方式，认为这种方式既能惩罚罪犯，又能充实边疆，具有双重效果。显祖时期，朝廷对刑罚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尤其是在酒禁和门诛方面，体现了对法律的严格控制和人性化的考量。
高祖时期的法律改革尤为显著，他不仅废除了裸形伏质的死刑方式，还多次下诏要求宽仁治狱，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和对人权的关注。高祖的法律改革不仅体现在刑罚的宽严上，还体现在对法律条文的修订和完善上。他多次下诏要求公卿讨论刑典，删除繁酷的条文，力求法律的公正和合理。
从这段古文中可以看出，北魏朝廷在法律改革上经历了从严厉到宽仁的转变。早期的刑罚制度较为严酷，如门诛、大辟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统治者的更替，刑罚制度逐渐趋于宽仁，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和对人权的关注。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北魏朝廷在法律改革上的进步，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法律公正和人权的追求。
此外，这段古文还反映了北魏朝廷在法律执行上的严格和细致。从显祖时期的复鞫制度到高祖时期的律令修订，都体现了朝廷对法律执行的重视和对法律公正的追求。这种严格和细致的法律执行方式，不仅保证了法律的公正和合理，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不仅记录了北魏时期的法律改革和刑罚制度的演变，还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法律公正和人权的追求。通过对这段古文的赏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北魏时期的法律制度和社会背景，也能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本文选自《魏书·刑罚志》，主要记载了北魏时期关于刑罚制度的讨论和改革。文章通过尚书高肇等人的奏议，反映了当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枷杖的滥用、刑罚的不公等，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体现了古代法律思想中‘德主刑辅’的理念，强调刑罚应当以教化为主，避免过度使用酷刑。
文章还详细讨论了五等列爵的刑罚问题，提出了根据爵位高低调整刑罚轻重的建议。这一讨论反映了古代社会等级制度对法律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对贵族特权的限制和对法律公平性的追求。
此外，文章还涉及了关于买卖人口的律法问题，特别是关于卖子女为奴婢的法律适用。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文章揭示了古代法律在处理家庭内部买卖行为时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体现了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个人权益之间的平衡。
总体而言，本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为我们了解北魏时期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展现了古代法律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司法实践的复杂性。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在追求法律公平和人性化方面的努力和进步。
本文通过对古代法律条文的引用和讨论，展现了古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复杂性和严谨性。文中提到的‘和掠’、‘盗律’、‘贼律’等法律概念，反映了古代社会对财产和人身安全的重视。通过对这些法律条文的详细解读，可以看出古代法律在处理犯罪问题时，注重事实的查明和法律的适用，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文中还涉及到了古代社会的亲属关系和丧服制度，如‘五服’的概念，这不仅是古代社会亲属关系的体现，也是法律在处理亲属间犯罪时的重要依据。通过对这些文化背景的了解，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古代法律条文的内涵和适用。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古代官员在处理案件时的职责和权力，如‘宗正’、‘廷尉’、‘大理正’等官职的设置，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追求。通过对这些官职的职责和权力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代社会对司法公正的重视和对官员职责的严格要求。
最后，文中还涉及到了古代赦免制度，如‘赦书’的颁布和执行，这不仅是古代社会对犯罪分子的宽恕，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通过对这些赦免制度的了解，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古代社会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古代法律条文的引用和讨论，展现了古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复杂性和严谨性，同时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的重视。通过对这些法律条文和文化背景的深入分析，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古代社会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
本文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展示了古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复杂性和灵活性。首先，李怜的案件反映了古代法律对老年人及其亲属的特殊照顾，体现了儒家孝道思想在法律中的体现。其次，刘辉的案件则展示了古代法律对贵族和普通人的不同处理方式，以及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的人情考量。最后，孙腾的言论则反映了古代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强调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一致性。
从文化内涵来看，本文体现了古代中国法律与儒家思想的紧密联系。儒家强调孝道和人伦关系，这在李怜的案件中得到了体现。同时，儒家也强调法律的公正性和一致性，这在孙腾的言论中得到了体现。此外，本文还展示了古代中国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的人情考量，这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对人情和法律的平衡。
从艺术特色来看，本文通过具体的案例和人物的言论，生动地展示了古代中国法律的复杂性和灵活性。每个案例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情节，使得文章内容丰富多样。同时，人物的言论也各具特色，反映了不同人物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态度。
从历史价值来看，本文为我们了解古代中国法律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本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中国法律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的灵活性和复杂性，以及法律与儒家思想的紧密联系。此外，本文还展示了古代中国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社会的法律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这段古文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一些特点。首先，文中提到‘国朝成范’，表明国家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这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其次，‘各有司存’强调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和权限，这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体现。
文中还提到‘巨细滋烦’和‘令民预备’，反映了古代政府对法律和政策实施的谨慎态度，避免因过于繁琐的细节而增加民众的负担。‘防之弥坚，攻之弥甚’则揭示了防范措施与攻击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古代政治智慧。
在刑罚方面，‘诸犯盗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恆宪’表明古代法律对盗窃罪的严厉态度，同时也强调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一致性。‘庶使刑杀折衷，不得弃本从末’则体现了古代法律追求平衡和公正的理念，避免因追求次要细节而忽视根本原则。
文中还描述了某个历史时期之后的政治状况，‘迁移草创，百司多不奉法，货贿公行’反映了政权迁移后的混乱局面，许多部门不遵守法律，贿赂和腐败行为公开进行。然而，‘兴和初，齐文襄王入辅朝政，以公平肃物，大改其风’则展示了通过强有力的领导整顿事务、改变风气的可能性。
最后，‘至武定中，法令严明，四海知治矣’表明通过严格明确的法律和命令，国家最终实现了良好的治理，全国各地都知道治理有方。这段古文不仅反映了古代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特点，也展示了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和严格的法律实现国家治理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