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魏收（505年—572年），北齐史学家。他主持编撰了《魏书》。
年代：北齐（6世纪）。
内容简要：共114卷，记载了北魏的历史。书中详细记录了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是研究北朝历史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志-卷十-原文
礼四之一
夫在天莫明于日月，在人莫明于礼仪。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风化，苟或失之， 斯亡云及。圣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欲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杀长幼众寡之节，本 于人心，会于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谐。而淳浇世殊，质文异设，损益相仍， 随时作范。秦灭儒经，汉承其弊，三代之礼，盖如线焉。刘氏中兴，颇率周典，魏 晋之世，抑有可知。
自永嘉扰攘，神州芜秽，礼坏乐崩，人神殄。太祖南定燕赵，日不暇给，仍世 征伐，务恢疆宇。虽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于经国轨仪，互举其大，但事多粗略， 且兼阙遗。高祖稽古，率由旧则，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朝章国范，焕乎复振。早 年厌世，叡虑未从，不尔，刘马之迹夫何足数！世宗优游在上，致意玄门，儒业文 风，顾有未洽，坠礼沦声，因之而往。肃宗已降，魏道衰羸，太和之风，仍世凋落， 以至于海内倾圮，纲纪泯然。呜呼！鲁秉周礼，国以克固；齐臣撤器，降人折谋。 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国庸可而须臾忽也。初自皇始，迄于武定，朝廷典礼之迹， 故总而录之。
太祖登国元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
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 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德，纂戎前 绪，思宁黎元，龚行天罚。殪刘显，屠卫辰，平慕容，定中夏。群下劝进，谓宜正 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珪以天时人谋，不可久替，谨命礼官，择吉日受皇帝玺绶。 惟神祗其丕祚于魏室，永绥四方。”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 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 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祀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 加焉。
二年正月，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为坛通四陛，为壝埒三重。 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壝内四帝，各于其方，一帝在未。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在中壝内，各 因其方。其余从食者合一千余神，餟在外壝内。藉用藁秸，玉用四珪，币用束帛， 牲用黝犊，器用陶匏。上帝、神元用犊各一，五方帝共用犊一，日月等共用牛一。 祭毕，燎牲体左于坛南巳地，从阳之义。其瘗地坛兆，制同南郊。明年正月辛酉， 郊天。癸亥，瘗地于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内，四渎大川于外壝 内。后土、神元后，牲共用玄牲一，玉用两珪，币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毕， 瘗牲体右于坛之北亥地，从阴也。乙丑，赦京师畿内五岁刑以下。其后，冬至祭上 帝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帛之属，与二郊同。
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庙成。岁五祭，用二至、二分、腊，牲用太牢，常 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祀以二 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句龙配社，周弃配稷，皆有司侍祀。立祖神，常以正月 上未，设藉于端门内，祭牲用羊、豕、犬各一。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献 明五帝庙于宫中，岁四祭，用正、冬、腊、九月，牲用马、牛各一，太祖亲祀。宫 中立星神，一岁一祭，常以十二月，用马荐各一，牛豕各二，鸡一。
太祖初，有两彗星见，刘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则当扫定天下。”后从之， 故立其祀。又立阙二字
神十二，岁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鸡三。又立 王神四，岁二祭，常以八月、十月，各用羊一。又置献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岁 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又于云中及 盛乐神元旧都祀神元以下七帝，岁三祭，正、冬、腊，用马牛各一，祀官侍祀。明 年春，帝始躬耕籍田，祭先农，用羊一。祀日于东郊，用骍牛一。秋分祭月于西郊， 用白羊一。
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陛，无等； 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驾， 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 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牺令 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 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若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 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 后，岁一祭。
太宗永兴三年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初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性凶悍， 帝每以义责之，弗从。帝惧其变，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及即位坛兆，后因以 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无常日。
明年，立太祖庙于白登山。岁一祭，具太牢，帝亲之，亦无常月。兼祀皇天上 帝，以山神配，旱则祷之，多有效。是岁，诏郡国于太祖巡幸行宫之所，各立坛， 祭以太牢，岁一祭，皆牧守侍祀。又立太祖别庙于宫中，岁四祭，用牛马羊各一。 又加置天日月之神
之法， 别集为亲拜之仪。”制可。于是上乃亲祭。其后四时常祀，皆亲之。
十年四月，帝初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
十二年十月，帝亲筑圜丘于南郊。
十三年正月，帝以大驾有事于圜丘。五月庚戍，车驾有事于方泽。壬戌，高祖 临皇信堂，引见群臣。诏曰：“《礼记祭法》称：‘有虞氏禘黄帝。’《大传》曰 ‘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称‘不王不禘’。《论》曰：“‘禘自既灌。’《诗》 《颂》：‘《长发》，大禘。’《尔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时祭：礻勺、 禘、烝、尝，周改禘为祠。《祭义》称‘春祭、秋尝’，亦夏殷祭也。《王制》称： ‘犆罐、祫禘、祫尝祫烝。’其礼传之文如此。郑玄解禘，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 庙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则合群毁庙之主于太庙，合而祭之。禘则 增及百官配食者，审谛而祭之。天子先禘佩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禘佩。鲁礼， 三年丧毕而祫，明年而禘。圜丘、宗庙大祭俱称禘，祭有两禘明也。王肃解禘祫， 称天子诸侯皆禘于宗庙，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称禘，宗庙称禘。禘、祫一名 也，合而祭之故称祫，审谛之故称禘，非两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总而互 举之，故称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断可知矣。礼文大略，诸儒之说，尽具于 此。卿等便可议其是非。”
尚书游明根、左丞郭祚、中书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对曰：“郑氏之义，禘 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谓之禘者，审谛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庙谓之禘者，审谛其昭 穆。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庙时合故言祫。斯则宗庙祫趾并行，圜丘一禘而已。宜于 宗庙俱行禘祫之礼。二礼异，故名殊。依《礼》，春废犆罐，于尝于蒸则祫，不于 三时皆行禘佩之礼。”中书监高闾、仪曹令李韶、中书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对称： “禘祭圜丘之禘与郑义同，其宗庙禘祫之祭与王义同。与郑义同者，以为有虞禘黄 帝，黄帝非虞在庙之帝，不在庙，非圜丘而何？又《大传》称祖其所自出之祖，又 非在庙之文。《论》称‘禘自既灌’，事似据。《尔雅》称‘禘，大祭也’。《颂》 ‘《长发》，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诸侯之礼，诸侯无禘。礼唯夏殷，夏祭 称禘，又非宗庙之禘。鲁行天子之仪，不敢专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于 宗庙，因先有祫，遂生两名。据王氏之义，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总谓再殷祭， 明不异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于一时，止于一时者，祭不欲数，数则黩。一岁 而三禘，愚以为过数。”
帝曰：“尚书、中书等，据二家之义，论禘佩详矣。然于行事取衷，犹有未允。 监等以禘佩为名，义同王氏，禘祭圜丘，事与郑同。无所间然。尚书等与郑氏同， 两名两祭，并存并用，理有未称。俱据二义，一时禘祫，而阙二时之禘，事有难从。 夫先王制礼，内缘人子之情，外协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 数尽则毁，藏主于太祖之庙，三年而祫祭之。世尽则毁，以示有终之义；三年而祫， 以申追远之情。禘佩既是一祭，分而两之，事无所据。毁庙三年一祫，又有不尽四 时，于礼为阙。七庙四时常祭，祫则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时，于情为简。王以禘 佩为一祭，王义为长。郑以圜丘为禘，与宗庙大祭同名，义亦为当。今互取郑、王 二义。禘佩并为一名，从王；禘佩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从郑。若以数则 黩，五年一禘，改祫从禘。五年一禘，则四时尽禘，以称今情。禘则依《礼》文， 先禘而后时祭。便即施行，著之于令，永为世法。”
高闾曰：“《书》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礼》无明文， 名位坛兆，历代所疑。汉魏及晋诸儒异说，或称天地四时，或称六者之间，或称 《易》之六子，或称风雷之类，或称星辰之属，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庙所尚，或 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晋已来，逮于圣世，以为论者虽多，皆有所阙，莫能 评究。遂相因承，别立六宗之兆，总为一位而祭之。比敕臣等评议取衷，附之祀典。 臣等承旨，披究往说，各有其理。较而论之，长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 众疑则从多，今惑则仍古。请依先别处六宗之兆，总为一祀而祭之。”帝曰：“详 定朝令，祀为事首，以疑从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阁之议，皆准类以引义，原 事以证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况今有文可据，有本可推，而不评而定 之，其致安在？朕躬览《尚书》之文，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文相连属，理 似一事。上帝称肆而无禋，六宗言禋而不别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当是一时 之祀，非别祭之名。肆类非独祭之目，焚烟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 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称禋以关其他，故称六以证之。然则肆类上帝， 禋于六宗，一祭也，互举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币俱禋，故称肆类上 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备焉。六祭既备，无烦复别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令， 永为定法。”
十四年八月诏曰：“丘泽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袭，分叙有常。然异同之论， 著于往汉，未详之说，疑在今史。群官百辟
可议其所应，必令合衷，以成万代之 式。”
中书监高闾议以为：“帝王之作，百代可知，运代相承，书传可验。虽祚命有 长短，德政有优劣，至于受终严祖，殷荐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载，举其大 略。
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苟位当名全， 化迹流洽，则不专以世数为与夺，善恶为是非。
故尧舜禅揖，一身异尚；魏晋相代， 少纪运殊。桀纣至虐，不废承历之叙；厉惠至昏，不阙周晋之录。
计五德之论，始 自汉刘，一时之议，三家致别。故张苍以汉为水德，贾谊、公孙臣以汉为土德，刘 向以汉为火德。
以为水德者，正以尝有水溢之应，则不推运代相承之数矣。以土德 者，则以亡秦继历，相即为次，不推逆顺之异也。
以为火德者，悬证赤帝斩蛇之符， 弃秦之暴，越恶承善，不以世次为正也，故以承周为火德。
自兹厥后，乃以为常。 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 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
秦之 未灭，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玄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以 明受命之证，如周在岐之阳。
若继晋，晋亡已久；若弃秦，则中原有寄。推此而言， 承秦之理，事为明验。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又五纬表验，黄星曜彩，考氏定实， 合德轩辕，承土祖未，事为著矣。
又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 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奄岱逾河，境被淮汉。非若龌龊边方， 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
伏惟圣朝， 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统历，功侔百王。光格同于唐虞，享祚流于周汉，正位 中境，奄有万方。
今若并弃三家，远承晋氏，则蔑中原正次之实。存之无损于此， 而有成于彼；废之无益于今，而有伤于事。臣愚以为宜从尚黄，定为土德。
又前代 之君，明贤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贬贬之。今议者偏据可绝之义，而不录可全 之礼。所论事大，垂之万叶。宜并集中秘群儒，人人别议，择其所长，于理为悉。”
秘书丞臣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议以为：“尚书闾议，继近秦氏。臣职掌国籍， 颇览前书，惜此正次，慨彼非绪。辄仰推帝始，远寻百王。
魏虽建国君民，兆关 振古，祖黄制朔，绵迹有因。然此帝业，神元为首。案神元、晋武，往来和好。至 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摧聪、勒，思存晋氏，每助刘琨，申威并冀。是以晋 室衔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请。
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终平燕氏，大造中区。 则是司马祚终于郏鄏，而元氏受命于云代。盖自周之灭及汉正号，几六十年，著符 尚赤。后虽张、贾殊议，暂疑而卒从火德，以继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项而 同吴广。近蠲谬伪，远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宁使白蛇徒斩，雕云空结哉！
自有晋 倾沦，暨登国肇号，亦几六十余载，物色旗帜，率多从黑。是又自然合应，玄同汉 始。且秦并天下，革创法度，汉仍其制，少所变易。犹仰推五运，竟踵隆姬。而况 刘、石、苻、燕，世业促褊，纲纪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岂可异汉之承木， 舍晋而为土邪？
夫皇统崇极，承运至重，必当推协天绪，考审正次，不可杂以僭窃， 参之强狡。神元既晋武同世，桓、穆与怀、愍接时。晋室之沦，平文始大，庙号太 祖，抑亦有由。绍晋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兹伪僭，岂非惑乎？臣所以慺慺惜之， 唯垂察纳。”
诏令群官议之。
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叡，侍 中、吏部尚书、中山王王元孙，侍中、尚书、驸马都尉、南平王冯诞，散骑常侍、 都曹尚书、新泰侯游明根，散骑常侍、南部令邓侍祖，秘书中散李恺，尚书左丞郭 祚，右丞、霸城子卫庆，中书侍郎封琳，中书郎、泰昌子崔挺，中书侍郎贾元寿等 言：“臣等受敕共议中书监高闾、秘书丞李彪等二人所议皇魏行次。
尚书高闾以石 承晋为水德，以燕承石为木德，以秦承燕为火德，大魏次秦为土德，皆以地据中夏， 以为得统之征。皇魏建号，事接秦末，晋既灭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 承之。
彪等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 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晋祚终于秦方，大魏兴于云朔。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 魏承晋为水德。二家之论，大略如此。
臣等谨共参论，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 晋，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并获推叙，于理未惬。又国家积德修长， 道光万载。彪等职主东观，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致难夺。今欲从彪等所议，宜 承晋为水德。’
诏曰：“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时，颇亦难继。朝贤所议， 岂朕能有违夺。便可依为水德，祖申腊辰。”
四年，经始明堂，改营太庙。诏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 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仰惟先朝旧事，舛驳不同，难以取准。今将述遵先志， 具详礼典，宜制祖宗之号，定将来之法。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 祖宗，百世不迁。而
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烈祖。
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与显祖为二祧，余者以次而迁。
平文既迁，庙唯有六，始今七庙，一则无主。唯当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难言。
夫生必有终，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绪，若宗庙之灵，获全首领以没于地，为昭穆之次，心愿毕矣。
必不可豫，设可垂之文，示后必令迁之。”
司空公、长乐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会，事在于今。推功考德，实如明旨。
但七庙之祀，备行日久，无宜阙一，虚有所待。臣等愚谓，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后。理衷如此，不敢不言。”
诏曰“理或如此。比有间隙，当为文相示”。
八月壬辰，诏郡国有时果可荐者，并送京师以供庙飨。
又诏曰：“《礼》云自外至者，无主不立。先朝以来，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设幕，中置松柏树，设五帝坐。
此既无可祖配，揆之古典，实无所取，可去此祀。又探策之祭，既非礼典，可悉罢之。”
戊午诏曰：“国家自先朝以来，飨祀诸神，凡有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
昔汉高之初，所祀众神及寝庙不少今日。至于元、成之际，匡衡执论，乃得减省。
后至光武之世，礼仪始备，飨祀有序。凡祭不欲数，数则黩，黩则不敬。神聪明正直，不待烦祀也。”
又诏曰：“明堂、太庙，并祀祖宗，配祭配享，于斯备矣。白登、崞山、鸡鸣山庙唯遣有司行事。
冯宣王诞生先后，复因在官长安，立庙宜异常等。可敕雍州，以时供祭。”
又诏曰：“先恆有水火之神四十余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风伯、雨师、司中、司命，明堂祭门、户、井、灶、中霤，每神皆有。
此四十神计不须立，悉可罢之。”
甲寅，集群官，诏曰：“近论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东西郊行礼。
然月有余闰，行无常准。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于东，而行礼於西，寻情即理，不可施行。
昔秘书监薛谓等尝论此事，以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意谓朔朏二分，何者为是？”
尚书游明根对曰“考案旧式，推校众议，宜从朏月”。
十一月己未朔，帝释禫祭于太和庙。帝衮冕，与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帻，素纱深衣，拜山陵而还宫。
庚申，帝亲省齐宫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将祭圜丘，帝衮冕剑舄，待臣朝服。
辞太和庙，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还之太和庙，乃入。
甲子，帝衮冕辞太和庙，临太华殿，朝群官。既而帝冠通天，绛纱袍，临飨礼。帝感慕，乐悬而不作。
丁卯，迁庙，陈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兗冕，辞太和庙，之太庙，百官陪从。
奉臣主于齐车，至新庙。有司升神主于太庙，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各以其职来祭。
十六年正月戊午，诏曰：“夫四时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荐之礼，贵贱不同。
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时，无田之士，荐以仲月。况七庙之重，而用中节者哉！
自顷蒸尝之礼，颇违旧义。今将仰遵远式，以此孟月，犆罐于太庙。
但朝典初改，众务殷凑，无遑齐洁，遂及于今。又接神飨祖，必须择日。
今礼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克日以闻。”
二月丁酉，诏曰：“夫崇圣祀德，远代之通黄；秩阙三字，中古之近规。
故三五至仁，唯德配享；夏殷私己，稍用其姓。且法施于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恆式。
斯乃异代同途，奕世共轨。今远遵明令，宪章旧则，比于祀令，已为决之。
其孟春应祀者，顷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飨祀焉。
凡在祀令，其数有五。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
虞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祀于广宁。夏禹御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
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其宣尼之庙，已于中省，当别敕有司。
飨荐之礼，自文公已上，可令当界牧守，各随所近，摄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
丙午，诏有司克吉亥，备小驾，躬临千亩，官别有敕。
癸丑，帝临宣文堂，引仪曹尚书刘昶、鸿胪卿游明根、行仪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圣之谥。
于是昶等就庙行事。既而，帝齐中书省，亲拜祭于庙。
九月甲寅朔，大享于明堂，祀文明太后于玄室，帝亲为之词。
十月已亥，诏曰：“夫先王制礼，所以经纶万代，贻法后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祭，然而有节。
白登庙者，有为而兴，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层之宇，巴陵无方丈之室。
又常用季秋，躬驾展虔，祀礼或有亵慢之失，嘉乐颇涉野合之讥。
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玄冬之始，奉烝太庙。若复致齐白登，便为一月再驾，事成亵渎。
回详二理，谓宜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帏次之华，未如清庙之盛。
将欲废彼东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具敕有司，但令内典神者，摄行祭事。
献明、道武各有庙称，可具依旧式。”自太宗诸帝，昔无殿宇，因停之。
十八年，南巡。正月，次殷比干墓，祭以太牢。
三月，诏罢西郊祭天。
十九年，帝南征。正月，车驾济淮，命太常致祭。又诏祀岱岳。
三月癸亥，诏曰：“知太和庙已就，神仪灵主，宜时奉宁。可克三月三日己已，内奉迁于正庙。其出金墉
之仪，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庙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轨。共威仪卤簿，如出代庙。百官奉迁，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已上，侍官五品已上及宗室奉迎。
六月，相州刺史高闾表言：“伏惟太武皇帝发孝思之深诚，同渭阳之远感，以鄴土舅氏之故乡，有归魂之旧宅，故为密皇后立庙于城内，岁时祭祀，置庙户十家，齐宫三十人。春秋烝尝，冠服从事，刺史具威仪，亲行荐酌，升降揖让，与七庙同仪，礼毕，撤会而罢。今庙殿亏漏，门墙倾毁，簠簋故败，行礼有阙。臣备职司，目所亲睹。若以七庙惟新，明堂初制，配飨之仪，备于京邑者，便应罢坏，辍其常祭。如以功高特立，宜应新其灵宇。敢陈所见，伏请恩裁。”诏罢之。
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议定圜丘。己卯，帝在合温室，引咸阳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及议礼之官。诏曰：“朝集公卿，欲论圜丘之礼。今短晷斯极，长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之大者。两汉礼有参差，魏晋犹亦未一。我魏氏虽上参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圜丘之礼，复未考《周官》，为不刊之法令。以此祭圜丘之礼示卿等，欲与诸贤考之厥衷。”帝曰：“夕牲之礼，无可依准，近在代都，已立其议。杀牲祼神，诚是一日之事，终无夕而杀牲，待明而祭。”员外散骑常侍刘芳对曰：“臣谨案《周官牧人职》，正有夕展牲之礼，实无杀牲之事。”秘书令李彪曰：“夕不杀牲，诚如圣旨。未审告庙以不？臣闻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宫，注曰，‘先人’。以此推之，应有告庙。”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废告，而卿引证有据，当从卿议。”
帝又曰：“圜丘之牲，色无常准，览推古事，乖互不一。周家用骍，解言是尚。晋代靡知所据。舜之命禹，悉用尧辞，复言玄牡告于后帝。今我国家，时用夏正，至于牲色，未知何准？”秘书令李彪曰：“观古用玄，似取天玄之义，臣谓宜用玄。至于五帝，各象其方色，亦有其义。”帝曰：“天何时不玄，地何时不黄，意欲从玄。”
又曰：“我国家常声鼓以集众。《易》称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微阳、微阴。今若依旧鸣鼓，得无阙寝鼓之义，无妨古义。”员外郎崔逸曰：“臣案周礼，当祭之日，雷鼓雷鼗，八面而作，犹不妨阳。臣窃谓以鼓集众无妨古义。
癸未，诏三公衮冕八章，太常冕六章，用以陪荐。
甲申长至，祀昊天于委粟山，大夫祭。疑。
二十年，立方泽于河阴，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汉光武及明、章三帝陵。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志-卷十-译文
礼的第四部分之一
在天上没有比日月更明亮的，在人间没有比礼仪更重要的。先王通过礼仪来安定上层、治理百姓，以此形成风俗教化，如果失去了礼仪，国家就会灭亡。圣人根据人们有尊敬、哀思、嗜欲、喜怒的情感，制定了上下尊卑、长幼众寡的礼节，这些礼节源于人心，符合神道，因此使天地人三才和谐，百姓和睦。然而，淳朴与浇薄的时代不同，质朴与文饰的礼仪设置也不同，礼仪的增减不断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制定规范。秦朝毁灭了儒家经典，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弊端，三代的礼仪几乎断绝。刘氏中兴，大致遵循了周朝的典章，魏晋时期，礼仪也有所恢复。
自从永嘉年间动乱以来，神州大地荒芜，礼仪崩坏，人与神的关系断绝。太祖南定燕赵，忙于征战，无暇顾及礼仪制度的制定，虽然通过武力治理国家，但礼仪制度大多粗略，且有许多缺失。高祖遵循古制，参考前代君王的典章，选择了合适的礼仪制度，使朝廷的典章制度重新焕发光彩。早年高祖去世，睿智的考虑未能实现，否则刘氏和马氏的功绩又算得了什么！世宗在位时，注重玄学，儒学和文风未能充分发展，礼仪和音乐逐渐衰落。肃宗以后，魏国的国势衰弱，太和年间的风气逐渐凋零，最终导致国家崩溃，纲纪荡然无存。唉！鲁国秉持周礼，国家因此稳固；齐国臣子撤去礼器，降服的人折断了谋略。治理自身不能轻易忘记礼仪，治理国家更不能片刻疏忽。从皇始年间到武定年间，朝廷的礼仪制度，因此总括记录下来。
太祖登国元年，在牛川即代王位，面向西方设祭，告天成礼。
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设立祭坛告祭天地。祝词说：“皇帝臣珪敢用黑色的公牛，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上天降命，眷顾我的祖宗，世代统治幽都。珪以不德之身，继承前人的事业，希望安抚百姓，执行上天的惩罚。消灭刘显，屠戮卫辰，平定慕容，安定中原。群臣劝进，认为应该正位居尊，以符合天人和百姓的期望。珪认为天时和人谋不可长久替代，谨命礼官选择吉日接受皇帝玺绶。愿神灵保佑魏室，永远安定四方。”仪式结束后，诏令有关部门确定国家的次序，正定服色。群臣上奏认为国家继承黄帝之后，应该以土德为主，因此神兽如牛，牛是土畜，又有黄星显耀，这是符瑞。于是开始以土德为主，数字用五，服色尚黄，牺牲用白色。祭祀天的礼仪采用周朝的典章，在夏四月亲自在西郊祭祀，旗帜有所增加。
二年正月，皇帝亲自在南郊祭祀上帝，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享。祭坛有四层台阶，有三重围墙。天位在上，面向南，神元皇帝面向西。五精帝在坛内，围墙内有四帝，各在其方位，一帝在未位。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在中间的围墙内，各在其方位。其余从食的神灵共一千多位，在外围墙内。祭品用藁秸，玉器用四珪，币帛用束帛，牺牲用黑色的牛犊，器皿用陶匏。上帝、神元皇帝各用一头牛犊，五方帝共用一头牛犊，日月等共用一头牛。祭祀结束后，将牺牲的左半部分在坛南巳地焚烧，象征阳的意义。埋葬祭品的地坛制度与南郊相同。次年正月辛酉，在南郊祭天。癸亥，在北郊埋葬祭品，以神元窦皇后配享。五岳名山在中间的围墙内，四渎大川在外围墙内。后土、神元皇后，牺牲共用一头黑色的牛，玉器用两珪，币帛用束帛，五岳等用一头牛。祭祀结束后，将牺牲的右半部分在坛北亥地埋葬，象征阴的意义。乙丑，赦免京师畿内五年以下刑期的犯人。此后，冬至在圜丘祭祀上帝，夏至在方泽祭祀地，使用的牺牲和币帛与南郊和北郊相同。
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庙建成。每年祭祀五次，分别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和腊月，牺牲用太牢，通常派遣宗正兼太尉率领祀官侍祀。在宗庙的右侧设立太社、太稷、帝社，为方坛四层台阶。祭祀在二月和八月，用戊日，都用太牢。句龙配享社神，周弃配享稷神，都有司侍祀。设立祖神，通常在正月的上未日，在端门内设祭，牺牲用羊、猪、狗各一头。又在宫中设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献明五帝庙，每年祭祀四次，分别在正月、冬至、腊月和九月，牺牲用马、牛各一头，太祖亲自祭祀。宫中设立星神，每年祭祀一次，通常在十二月，用马荐各一头，牛猪各两头，鸡一只。
太祖初年，有两颗彗星出现，刘后让占卜者占卜，占卜者说：“祈祷则可以扫平天下。”刘后听从了，因此设立了祭祀。又设立了十二位神，每年祭祀一次，通常在十一月，各用一头牛、三只鸡。又设立了四位王神，每年祭祀两次，通常在八月和十月，各用一头羊。又设立了献明以上所立的天神四十所，每年祭祀两次，也在八月和十月。尊贵的神用马，次等的用牛，小的用羊，都由女巫主持祭祀。又在云中和盛乐神元旧都祭祀神元以下七帝，每年祭祀三次，分别在正月、冬至和腊月，用马牛各一头，祀官侍祀。次年春天，皇帝开始亲自耕种籍田，祭祀先农，用一头羊。在东郊祭祀日，用一头红色的牛。秋分在西郊祭祀月，用一头白羊。
天赐二年夏四月，再次在西郊祭祀天，设立一个方坛，上面放置七个木主。东面有两个台阶，没有等级；四周的围墙有四个门，每个门根据其方位颜色命名。牺牲用白色的牛犊、黄色的小马、白色的羊各一头。祭祀当天，皇帝乘坐大驾，百官和宾国各部大人全部跟随到郊外。皇帝站在青门内靠近南坛的西侧，内朝臣都站在皇帝的北侧，外朝臣和大人都站在青门外，皇后率领六宫从黑门进入，列在青门内靠近北侧，面向西。廪牺令掌管牺牲，陈列在坛前。女巫执鼓，站在台阶的东侧，面向西。挑选皇帝的十族子弟七人执酒，站在女巫的南侧，面向西，北面为上。女巫登上祭坛，摇动鼓。皇帝拜祭，百官内外都拜祭。祭祀结束后，再次拜祭。拜祭结束后，宰杀牺牲。执酒的七人面向西，用酒洒向天神主，再次拜祭，如此重复七次。礼仪结束后返回。从此以后，每年祭祀一次。
太宗永兴三年三月，皇帝在武周车轮二山祈祷。起初，清河王绍受到太祖的宠爱，性格凶悍，皇帝常常用道义责备他，但他不听从。皇帝担心他发动叛乱，于是在山上向天地神祇祈福。即位后，将此处作为常祀之地，每年祭祀一次，牺牲用牛，皇帝都亲自参加，没有固定的日期。
次年，在白登山设立太祖庙。每年祭祀一次，用太牢，皇帝亲自参加，也没有固定的月份。同时祭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享，干旱时祈祷，多有灵验。这一年，诏令各郡国在太祖巡幸的行宫所在地设立祭坛，用太牢祭祀，每年祭祀一次，都由牧守侍祀。又在宫中设立太祖别庙，每年祭祀四次，用牛马羊各一头。又增设了天日月之神。
制定礼仪，特别规定为亲自拜祭的仪式。”皇帝批准了这一提议。于是皇帝亲自进行祭祀。之后每年的四季常规祭祀，皇帝也都亲自参加。
十年四月，皇帝首次穿着法服，乘坐御辇，前往西郊进行祭祀。
十二年十月，皇帝亲自在南郊建造圜丘。
十三年正月，皇帝乘坐大驾前往圜丘进行祭祀。五月庚戍日，皇帝的车驾前往方泽进行祭祀。壬戌日，高祖皇帝在皇信堂召见群臣。皇帝下诏说：“《礼记·祭法》中提到：‘有虞氏祭祀黄帝。’《大传》中说：‘祭祀祖先的起源’，又说‘不称王则不进行禘祭’。《论语》中说：‘禘祭从灌礼开始。’《诗经·颂》中提到：‘《长发》是大禘。’《尔雅》中说：‘禘是大祭。’夏商时期的四季祭祀包括礻勺、禘、烝、尝，周朝将禘改为祠。《祭义》中提到‘春祭、秋尝’，这也是夏商时期的祭祀。《王制》中提到：‘犆罐、祫禘、祫尝祫烝。’这些礼仪的传承文献如此。郑玄解释禘，天子在圜丘祭祀称为禘，在宗庙进行大祭也称为禘。每三年进行一次祫祭，每五年进行一次禘祭，祫祭时将已毁庙的神主合并在太庙中，一起祭祀。禘祭则增加百官配享，仔细审查后进行祭祀。天子先进行禘佩，然后进行时祭，诸侯先进行时祭，然后进行禘佩。鲁国的礼仪，三年丧期结束后进行祫祭，第二年进行禘祭。圜丘和宗庙的大祭都称为禘，说明祭祀有两种禘。王肃解释禘祫，认为天子和诸侯都在宗庙进行禘祭，不是祭天的祭祀。郊祀后稷，不称为禘，宗庙祭祀称为禘。禘和祫是一个名称，合祭称为祫，仔细审查称为禘，不是两种祭祀的名称。每三年进行一次祫祭，每五年进行一次禘祭，总称为五年再殷祭，不称为一禘一祫，这是明确的。礼文的大致内容，诸儒的解释，都在这里了。你们可以讨论其是非。”
尚书游明根、左丞郭祚、中书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人回答说：“郑氏的解释，禘是大祭的名称。在圜丘进行大祭称为禘，是仔细审查五精星辰；在宗庙进行大祭称为禘，是仔细审查昭穆。圜丘通常合祭不称为祫，宗庙时合祭故称为祫。这说明宗庙的祫祭和圜丘的禘祭并行，圜丘只有禘祭。应该在宗庙同时进行禘祫之礼。两种礼仪不同，所以名称不同。根据《礼记》，春季废除犆罐，在尝祭和蒸祭时进行祫祭，不在三个季节都进行禘佩之礼。”中书监高闾、仪曹令李韶、中书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回答说：“禘祭圜丘的禘与郑氏的解释相同，宗庙的禘祫祭与王氏的解释相同。与郑氏解释相同的是，认为有虞氏祭祀黄帝，黄帝不是虞氏在庙中的帝，不在庙中，不在圜丘又在哪里？《大传》中提到祭祀祖先的起源，也不是在庙中的文字。《论语》中提到‘禘自既灌’，事情似乎有依据。《尔雅》中提到‘禘是大祭’。《颂》中提到‘《长发》是大禘’，是殷王的祭祀。这些都不是诸侯的礼仪，诸侯没有禘祭。礼仪只在夏商时期，夏祭称为禘，也不是宗庙的禘祭。鲁国行天子的礼仪，不敢专行圜丘的禘祭，改殷的禘祭，取其禘名于宗庙，因先有祫祭，遂产生两个名称。根据王氏的解释，祫而禘祭之，故称为禘祫，总称为再殷祭，说明不异。禘祫是一个名称。禘祫只在一时进行，只在一时进行是因为祭祀不宜频繁，频繁则亵渎。一年进行三次禘祭，我认为过于频繁。”
皇帝说：“尚书、中书等，根据两家的解释，讨论禘佩已经很详细了。但在实际操作中取中，仍有不妥。监等以禘佩为名，解释与王氏相同，禘祭圜丘，事情与郑氏相同。没有异议。尚书等与郑氏相同，两名两祭，并存并用，理论上不妥。根据两家的解释，一时禘祫，而缺二时的禘祭，事情难以遵从。先王制定礼仪，内合人子之情，外协尊卑之序。所以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数尽则毁，藏主于太祖之庙，三年进行一次祫祭。世尽则毁，以示有终之义；三年进行一次祫祭，以申追远之情。禘佩既是一祭，分而两之，事情没有依据。毁庙三年进行一次祫祭，又有不尽四时，于礼为缺。七庙四时常祭，祫则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时，于情为简。王氏以禘佩为一祭，王氏的解释为长。郑氏以圜丘为禘，与宗庙大祭同名，解释也妥当。今互取郑、王两家的解释。禘佩并为一名，从王氏；禘佩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从郑氏。若以数则亵渎，五年进行一次禘祭，改祫从禘。五年进行一次禘祭，则四时尽禘，以称今情。禘则依《礼记》文，先禘而后时祭。便即施行，著之于令，永为世法。”
高闾说：“《书》中提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的祭祀，《礼记》没有明文规定，名位坛兆，历代都有疑问。汉魏及晋诸儒有不同的解释，或称天地四时，或称六者之间，或称《易》之六子，或称风雷之类，或称星辰之属，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庙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共有十一家。自晋以来，直到圣世，认为论者虽多，皆有所缺，未能评究。遂相因承，别立六宗之兆，总为一位而祭之。比敕臣等评议取中，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说，各有其理。较而论之，长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情或有差错。众疑则从多，今惑则仍古。请依先别处六宗之兆，总为一祀而祭之。”皇帝说：“详定朝令，祀为事首，以疑从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阁之议，皆准类以引义，原事以证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况今有文可据，有本可推，而不评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览《尚书》之文，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文相连属，理似一事。上帝称肆而无禋，六宗言禋而不别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当是一时之祀，非别祭之名。肆类非独祭之目，焚烟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称禋以关其他，故称六以证之。然则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举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币俱禋，故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备焉。六祭既备，无烦复别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令，永为定法。”
十四年八月诏曰：“丘泽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袭，分叙有常。然异同之论， 著于往汉，未详之说，疑在今史。群官百辟
可以讨论其应如何，必须使其符合中正之道，以成为万代的典范。”
中书监高闾建议说：“帝王的作为，百代之后仍然可以知晓，朝代更替，史书可以验证。虽然国运有长短，德政有优劣，但至于继承祖先的严正，祭祀上帝，其目的是一致的。因此，我敢陈述前代的记载，举其大略。
我听说，居于尊位、掌握极权，顺应天命的人，无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王的居所。如果地位与名分相符，教化流传，那么就不应仅仅以世代的更替来决定，也不应以善恶来评判是非。
因此，尧舜禅让，虽然方式不同；魏晋更替，虽然运数不同。桀纣虽然残暴，但并未废除历法的顺序；厉惠虽然昏庸，但并未中断周晋的记录。
关于五德的理论，始于汉代的刘氏，当时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张苍认为汉朝是水德，贾谊、公孙臣认为汉朝是土德，刘向认为汉朝是火德。
认为汉朝是水德的人，是因为曾经有水灾的应验，因此不推算朝代更替的顺序。认为汉朝是土德的人，是因为秦朝灭亡后，汉朝继承了历法，顺序即为次，不推算逆顺的差异。
认为汉朝是火德的人，是因为有赤帝斩蛇的符应，抛弃秦朝的暴政，继承善政，不以世代的顺序为正，因此以继承周朝为火德。
自此以后，便以此为常。魏朝继承汉朝，火生土，因此魏朝为土德。晋朝继承魏朝，土生金，因此晋朝为金德。赵朝继承晋朝，金生水，因此赵朝为水德。燕朝继承赵朝，水生木，因此燕朝为木德。秦朝继承燕朝，木生火，因此秦朝为火德。
秦朝尚未灭亡时，皇魏尚未占领神州，秦朝灭亡后，大魏在玄朔称制。因此，平文的庙号开始称为‘太祖’，以表明受命的证据，如同周朝在岐山之阳。
如果继承晋朝，晋朝已经灭亡很久；如果抛弃秦朝，那么中原有寄托。由此推论，继承秦朝的道理，事情已经很明显。因此，魏朝继承秦朝，魏朝为土德，又有五纬的表验，黄星闪耀，考证事实，符合轩辕的德行，继承土德的祖先，事情已经很明显。
另外，秦朝、赵朝及燕朝，虽然不是明君圣主，但各自在赤县正号，统治中土，祭祀天地，明刑制礼，不失旧章。他们的疆域跨越岱山、黄河，覆盖淮汉。不像那些边远地区，僭越的属国，如孙权、刘备，近如刘裕、道成，他们的行为与蛮夷相关，不属于中夏。
我恭敬地认为，圣朝的德行与天地相配，道义遍布四海，继承天命，功绩与百王相当。光辉与唐虞相同，享祚与周汉相续，正位中境，拥有万方。
现在如果同时抛弃三家，远承晋朝，那么就会忽视中原正统的实质。保留它们无损于此，而有成于彼；废除它们无益于今，而有伤于事。我愚见认为应该崇尚黄色，定为土德。
另外，前代的君主，明贤的史官，都根据其可褒之处褒扬，可贬之处贬斥。现在讨论的人偏重于可以断绝的义理，而不记录可以保全的礼仪。所讨论的事情重大，影响万代。应该集中秘藏的群儒，各自发表意见，选择其长处，于理为详。”
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人建议说：“尚书高闾的建议，继承秦朝。我职掌国籍，颇览前书，惋惜这种正统的顺序，感慨那些非正统的绪论。于是仰推帝始，远寻百王。
魏朝虽然建国君民，兆关振古，祖黄制朔，绵迹有因。然而，这种帝业，神元为首。根据神元、晋武，往来和好。至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在摧毁聪、勒，思存晋朝，每每帮助刘琨，申威并冀。因此，晋朝感激扶救的仁德，越石深代王的请求。
平文、太祖，抗衡苻石，最终平定燕氏，大造中区。因此，司马氏的祚终于郏鄏，而元氏受命于云代。自周朝灭亡到汉朝正号，大约六十年，符命尚赤。后来虽然张、贾有不同的意见，暂时怀疑但最终从火德，以继承周朝。排除了暴虐的嬴政，蔑视暴虐的项羽，近除谬伪，远即神正，如此之明。难道让白蛇徒斩，雕云空结吗！
自晋朝倾覆，到登国肇号，也大约六十余载，物色旗帜，大多从黑。这又是自然合应，与汉朝开始相同。且秦朝统一天下，革创法度，汉朝继承其制，少有变易。仍然仰推五运，最终继承隆姬。更何况刘、石、苻、燕，世业促褊，纲纪未立。魏朝继承其弊，自有彝典，岂能异于汉朝继承木德，舍弃晋朝而为土德呢？
皇统崇极，承运至重，必须推协天绪，考审正次，不可杂以僭窃，参之强狡。神元既与晋武同世，桓、穆与怀、愍接时。晋室沦亡，平文始大，庙号太祖，抑亦有由。继承晋朝定德，谁说不可，而欲次兹伪僭，岂非迷惑吗？我所以慺慺惜之，唯望察纳。”
诏令群官讨论。
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叡，侍中、吏部尚书、中山王王元孙，侍中、尚书、驸马都尉、南平王冯诞，散骑常侍、都曹尚书、新泰侯游明根，散骑常侍、南部令邓侍祖，秘书中散李恺，尚书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卫庆，中书侍郎封琳，中书郎、泰昌子崔挺，中书侍郎贾元寿等人说：“我们受命共同讨论中书监高闾、秘书丞李彪等二人所议的皇魏行次。
尚书高闾认为石朝继承晋朝为水德，燕朝继承石朝为木德，秦朝继承燕朝为火德，大魏继承秦朝为土德，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的征象。皇魏建号，事接秦末，晋朝已经灭亡，天命在我。因此，因中原有寄托，即而继承之。
李彪等人根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同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从平文开始，到太祖，抗衡秦、赵，最终平定慕容。晋朝的祚终于秦方，大魏兴起于云朔。根据汉朝抛弃秦朝继承周朝的意义，以皇魏继承晋朝为水德。两家的论点，大致如此。
我们谨共参论，恭敬地认为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然地据中华，德祚微浅，并获推叙，于理未惬。又国家积德修长，道光万载。李彪等人职主东观，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致难夺。现在想从李彪等人的建议，应该继承晋朝为水德。’
诏书说：“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而考次推时，颇亦难继。朝贤所议，岂朕能有违夺。便可依为水德，祖申腊辰。”
四年，开始建造明堂，改建太庙。诏书说：“祖有功，宗有德，除非功德深厚者，不得擅用祖宗之名，居于二祧之庙。仰惟先朝旧事，舛驳不同，难以取准。现在将述遵先志，具详礼典，宜制定祖宗之号，定将来之法。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
远祖平文的功绩并不比昭成多，但庙号却是太祖；道武建立基业的功勋，高于平文，庙号却是烈祖。
比较功绩和德行，认为这样并不合适。我现在尊奉道武为太祖，与显祖并列为二祧，其余的依次迁移。
平文既然迁移，庙中只剩下六位，现在开始有七庙，其中一位没有主。这件事只能由我亲自处理，也是臣子难以启齿的。
人生必有终结，这是常理。我德行不足，却继承了伟大的基业，如果宗庙的神灵保佑，我能保全首领而终，按照昭穆的顺序安葬，心愿就满足了。
这件事不能预先安排，但可以留下文字，告诉后人一定要迁移。”
司空公、长乐王穆亮等人上奏说：“升平的时机，现在正是时候。推究功绩和德行，确实如圣旨所说。
但七庙的祭祀已经进行了很久，不宜缺少一位，虚位以待。臣等愚见，依照先前的尊奉祭祀，可以留下文字告诉后人。道理如此，不敢不说。”
诏书说：“道理或许如此。等到有空闲时，会写文告知。”
八月壬辰，诏令各郡国有时令水果可以进献的，都送到京师以供宗庙祭祀。
又下诏说：“《礼》中说，从外面来的，没有主人就不能成立。先朝以来，在正月的吉日，朝廷设幕，中间放置松柏树，设五帝的座位。
这既然没有祖先可以配享，根据古代经典，实在没有可取之处，可以废除这种祭祀。又探策的祭祀，既然不符合礼典，也可以全部废除。”
戊午下诏说：“国家自先朝以来，祭祀诸神，共有一千二百多处。现在想减少祭祀，力求简约。
从前汉高祖初期，所祭祀的众神及寝庙不比今天少。到了元、成之际，匡衡提出建议，才得以减少。
后来到光武时代，礼仪才完备，祭祀有序。祭祀不宜频繁，频繁则亵渎，亵渎则不敬。神灵聪明正直，不需要繁琐的祭祀。”
又下诏说：“明堂、太庙，并祀祖宗，配祭配享，已经完备。白登、崞山、鸡鸣山的庙只需派有司行事。
冯宣王诞生先后，又因在长安为官，立庙应不同于常例。可敕令雍州，按时供祭。”
又下诏说：“先前有四十多位水火之神，以及城北的星神。现在圜丘之下，已经祭祀风伯、雨师、司中、司命，明堂祭祀门、户、井、灶、中霤，每神都有。
这四十位神不需要再立，可以全部废除。”
甲寅，召集百官，下诏说：“最近讨论朝日和夕月的祭祀，都希望在二分日，在东西郊行礼。
但月亮有闰月，运行没有固定规律。如果完全按照分日，有时月亮在东边升起，却在西边行礼，从情理上讲，不可行。
从前秘书监薛谓等人曾讨论此事，认为朝日应在朔日，夕月应在朏日。你们认为朔朏二分，哪个合适？”
尚书游明根回答说：“考察旧制，推究众议，应从朏月。”
十一月己未朔，皇帝在太和庙举行禫祭。皇帝穿着衮冕，与祭祀者穿着朝服。随后皇帝戴上黑介帻，穿着素纱深衣，拜祭山陵后回宫。
庚申，皇帝亲自检查齐宫的冠服及郊祀的俎豆，癸亥冬至，将祭祀圜丘，皇帝穿着衮冕剑舄，侍臣穿着朝服。
辞别太和庙，前往圜丘，升祭柴燎，随后祭祀明堂，大合。然后回到太和庙，进入。
甲子，皇帝穿着衮冕辞别太和庙，临太华殿，朝见群臣。随后皇帝戴上通天冠，穿着绛纱袍，临飨礼。皇帝感怀，乐悬而不奏。
丁卯，迁庙，陈列冕服，皇帝亲自检查。随后皇帝穿上兗冕，辞别太和庙，前往太庙，百官陪同。
奉臣主于齐车，到达新庙。有司将神主升入太庙，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各按其职前来祭祀。
十六年正月戊午，下诏说：“四时祭祀，是子孙的常道。但祭祀的礼仪，贵贱不同。
所以有封地的君主，在首时祭祀；没有田地的士人，在仲月祭祀。何况七庙之重，怎能用中节祭祀呢！
近来蒸尝之礼，颇违背旧义。现在将遵循远式，在孟月祭祀太庙。
但朝典刚改，事务繁忙，无暇齐洁，拖延至今。又接神飨祖，必须择日。
现在礼律未宣，有司或许不知此事。可敕令太常择日上报。”
二月丁酉，下诏说：“崇圣祀德，是远代的通黄；秩阙三字，是中古的近规。
所以三皇五帝至仁，唯德配享；夏殷私己，稍用其姓。且法施于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恆式。
这是异代同途，奕世共轨。现在远遵明令，宪章旧则，比于祀令，已经决定。
孟春应祭祀的，因事务繁忙，拖延至今。可令仍以仲月祭祀。
凡在祀令，其数有五。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
虞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祀于广宁。夏禹御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
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其宣尼之庙，已于中省，当别敕有司。
飨荐之礼，自文公以上，可令当界牧守，各随所近，摄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
丙午，诏令有司择吉亥，备小驾，亲自临千亩，官别有敕。
癸丑，皇帝临宣文堂，召见仪曹尚书刘昶、鸿胪卿游明根、行仪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圣之谥。
于是昶等到庙行事。随后，皇帝到中书省，亲自拜祭于庙。
九月甲寅朔，在明堂举行大享，祭祀文明太后于玄室，皇帝亲自撰写祭文。
十月已亥，下诏说：“先王制礼，是为了经纶万代，贻法后昆。至于郊天享祖，无不配祭，但要有节制。
白登庙，是有为而兴，昭穆不次。所以太祖有三层之宇，巴陵无方丈之室。
又常用季秋，亲自驾车展虔，祭祀礼仪或有亵慢之失，嘉乐颇涉野合之讥。
现在授衣之旦，享祭明堂；玄冬之始，奉烝太庙。如果再祭祀白登，便是一月再驾，事成亵渎。
回详二理，认为应省一。白登之高，不如九室之美；帏次之华，不如清庙之盛。
将废除东山之祀，成就二享之敬。可敕令有司，只令内典神者，摄行祭事。
献明、道武各有庙称，可依照旧式。”自太宗诸帝，从前没有殿宇，因此停止。
十八年，南巡。正月，驻殷比干墓，用太牢祭祀。
三月，下诏废除西郊祭天。
十九年，皇帝南征。正月，车驾渡过淮河，命太常致祭。又下诏祭祀岱岳。
三月癸亥，下诏说：“得知太和庙已建成，神仪灵主，应按时奉宁。可定于三月三日己已，内奉迁于正庙。其出金墉
礼仪方面，完全依照代都太和时期的规格。进入新庙的典礼，可以参照最近到金墉的仪式。所有的威仪和卤簿，都如同代庙的规格。百官的迁奉，可以简化。只需让四品以上的朝官，五品以上的侍官以及宗室成员迎接即可。
六月，相州刺史高闾上表说：“我深感太武皇帝深厚的孝思，如同渭阳的远感，因为鄴地是舅氏的故乡，有归魂的旧宅，所以在城内为密皇后立庙，每年按时祭祀，设立十户庙户，齐宫三十人。春秋两季的祭祀，穿戴冠服进行，刺史亲自举行荐酌仪式，升降揖让，与七庙的礼仪相同，礼毕后撤会结束。现在庙殿有漏损，门墙倒塌，祭祀器具破旧，行礼有缺。我作为职司，亲眼所见。如果因为七庙新建，明堂初建，配飨的礼仪在京城已经完备，那么应该停止破坏，停止常规的祭祀。如果因为功高特立，应该新建灵宇。我冒昧陈述所见，请求恩准裁断。”皇帝下诏停止。
十一月庚午，皇帝到委粟山，商议确定圜丘的礼仪。己卯，皇帝在合温室，召见咸阳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书、任城王澄以及议礼的官员。皇帝下诏说：“召集公卿，想要讨论圜丘的礼仪。现在短晷已极，长日方至。根据《周官》，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是最大的礼仪。两汉的礼仪有差异，魏晋时期也未能统一。我们魏氏虽然上参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圜丘的礼仪，但还未考究《周官》，作为不可更改的法令。现在将祭圜丘的礼仪展示给你们，希望与各位贤臣共同考究其中心。”皇帝说：“夕牲的礼仪，没有依据，最近在代都，已经立下决议。杀牲祼神，确实是一天的事情，最终没有在晚上杀牲，等待天明再祭祀。”员外散骑常侍刘芳回答说：“我谨按《周官牧人职》，确实有夕展牲的礼仪，但没有杀牲的事情。”秘书令李彪说：“晚上不杀牲，确实如圣旨。不知道是否告庙？我听说鲁人将要祭祀上帝，必先在泮宫祭祀，注释说，‘先人’。以此推断，应该有告庙。”皇帝说：“你说得有理，但我先以郊配，意欲废除告庙，而你引证有据，应当听从你的建议。”
皇帝又说：“圜丘的牲色没有固定的标准，查阅古代的事情，互相矛盾。周朝用骍，解释说是崇尚。晋代不知道依据什么。舜命令禹，完全用尧的言辞，又说用玄牡告于后帝。现在我们国家，使用夏正，至于牲色，不知道应该依据什么？”秘书令李彪说：“观察古代用玄，似乎取天玄的意义，我认为应该用玄。至于五帝，各象其方色，也有其意义。”皇帝说：“天何时不玄，地何时不黄，意欲从玄。”
皇帝又说：“我们国家常常用鼓声召集众人。《易》称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微阳、微阴。现在如果依旧鸣鼓，是否违背寝鼓的意义，不妨碍古义。”员外郎崔逸说：“我按周礼，当祭之日，雷鼓雷鼗，八面而作，犹不妨阳。我私下认为用鼓召集众人不妨碍古义。
癸未，皇帝下诏三公衮冕八章，太常冕六章，用以陪荐。
甲申长至，在委粟山祭祀昊天，大夫祭祀。疑。
二十年，在河阴设立方泽，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汉光武及明、章三帝陵。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志-卷十-注解
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指的是一套行为规范和仪式，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体现尊重和和谐。
先王：指古代贤明的君主，他们通过制定礼仪来治理国家，教化民众。
风化：指通过教育和习俗来影响和改变社会的风气和道德。
三才：指天、地、人三者，古人认为这三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
淳浇世殊：指社会风俗的淳朴与浮华不同，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
质文异设：指内容和形式的不同设置，反映了文化表达的多样性。
秦灭儒经：指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儒家经典的丧失。
汉承其弊：指汉朝继承了秦朝的一些弊端，如对儒家文化的忽视。
三代之礼：指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礼仪制度。
刘氏中兴：指汉朝的刘氏家族复兴汉室，恢复了一些周朝的礼仪。
魏晋之世：指魏晋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和礼仪有所变化。
永嘉扰攘：指西晋永嘉年间的动荡和混乱。
神州芜秽：指中国大地的荒芜和混乱。
礼坏乐崩：指礼仪和音乐的崩溃，反映了社会秩序的瓦解。
太祖：庙号，用于尊称开国皇帝或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君主。
高祖：北魏时期的皇帝，曾进行多次祭祀活动，并改革祭祀制度，反映了北魏的政治和文化变革。
世宗：指北魏的皇帝拓跋濬。
肃宗：指北魏的皇帝拓跋弘。
太和之风：指北魏太和年间的文化和礼仪风格。
鲁秉周礼：指鲁国坚持周朝的礼仪，使其国家稳固。
齐臣撤器：指齐国的大臣撤除礼器，导致国家衰落。
皇始：指北魏的年号，拓跋珪的年号。
武定：指北魏的年号，拓跋焘的年号。
太祖登国元年：指拓跋珪登基的第一年。
天兴元年：指拓跋珪的年号，即他登基后的第一年。
平城：指北魏的都城，今山西大同。
玄牡：指黑色的公牛，古代祭祀中常用黑色牲牛，象征天玄地黄。
土德：五行之一，象征稳定、包容，常与黄色、中央等相联系。
黄星显曜：指黄色的星星闪耀，象征吉祥。
夏四月：指农历四月，夏季的开始。
西郊：指都城的西边，用于祭祀。
南郊：指都城的南边，用于祭祀。
始祖神元皇帝：指北魏的始祖拓跋力微。
五精帝：指五行之帝，即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反映了古代中国的五行思想和宇宙观。
二十八宿：指古代天文学中的二十八个星宿。
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指古代神话中的神灵，分别掌管不同的领域。
藁秸：指稻草，用于祭祀时的铺垫。
四珪：指四种玉器，用于祭祀。
束帛：指成束的丝绸，用于祭祀。
黝犊：指黑色的小牛，用于祭祀。
陶匏：指陶制的器皿，用于祭祀。
燎牲体：指焚烧祭祀用的牲畜。
瘗地：指将祭祀用的牲畜埋入地下。
圜丘：古代祭天的圆形祭坛，象征天圆地方，是古代帝王祭天的重要场所。
方泽：指方形的祭坛，用于祭祀地。
太社、太稷：指祭祀土地和谷物的祭坛。
帝社：指皇帝的社稷祭坛。
句龙：指古代神话中的神灵，象征土地。
周弃：指古代神话中的神灵，象征谷物。
祖神：指祖先的神灵。
端门：指皇宫的正门。
星神：指星辰的神灵。
彗星：指古代认为不祥的天象。
祈之则当扫定天下：指通过祈祷可以平定天下。
神十二：指十二位神灵。
王神四：指四位王神。
天神四十所：指四十处天神祭坛。
云中：指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
盛乐：指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
神元旧都：指拓跋力微的旧都。
七帝：指北魏的七位皇帝。
籍田：指皇帝亲自耕种的田地，象征重视农业。
先农：古代祭祀的农业神祇，反映了古代对农业的重视和祈求丰收的愿望。
骍牛：指红色的牛，用于祭祀。
白羊：指白色的羊，用于祭祀。
木主：指木制的神主牌位。
青门：指祭坛的东门。
黑门：指祭坛的北门。
廪牺令：指掌管祭祀用牲畜的官员。
女巫：指主持祭祀的女性巫师。
太宗永兴三年：指北魏皇帝拓跋焘的年号。
武周车轮二山：指今山西的两座山，用于祭祀。
清河王绍：指北魏的宗室成员拓跋绍。
白登山：指今山西大同的一座山，用于祭祀。
皇天上帝：指最高的天神。
山神：指山的神灵。
牧守：指地方的行政长官。
昭成、献明、太祖庙：北魏时期为纪念昭成帝、献明帝和太祖拓跋珪而建立的庙宇，反映了北魏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文化。
貙刘之礼：古代祭祀中的一种仪式，具体内容不详，可能与狩猎或军事有关，反映了古代祭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六宗：古代祭祀的对象之一，具体指代不明，历代学者有不同解释，可能包括天地、四时、星辰等。六宗之祀在《尚书》中有提及，但具体仪式和对象存在争议。
灵星：古代祭祀的星辰之一，可能与农业或天象有关，反映了古代对天象的重视。
风伯、雨师：古代神话中的风神和雨神，反映了古代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和祈求。
司民、司禄：古代神话中掌管人民和禄位的神祇，反映了古代对社会秩序和福祉的祈求。
五岳四渎：五岳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四渎指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反映了古代对山川的崇拜和祭祀。
太牢：古代祭祀中用牛、羊、猪三牲合称太牢，是最高规格的祭祀。
少牢：古代祭祀中使用的一种祭品，包括羊和猪，反映了古代祭祀的等级和规模。
玉币：古代祭祀中使用的一种祭品，通常为玉器和布帛，反映了古代祭祀的奢华和虔诚。
乌洛侯国：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部落国家，北魏时期曾与之有交往，反映了北魏的边疆政策和对外关系。
石室：古代祭祀中使用的一种建筑形式，通常为石制，反映了古代祭祀的场所和形式。
崔浩：北魏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学者，曾参与制定北魏的祭祀制度，反映了北魏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文成皇帝：北魏时期的皇帝，曾多次进行祭祀活动，反映了北魏对祭祀的重视和延续。
禘：古代祭祀的一种，主要用于祭祀祖先或天地，分为宗庙禘和圜丘禘。宗庙禘是在宗庙中祭祀祖先，圜丘禘则是在圜丘上祭祀天地。禘祭通常是大祭，具有审谛五精星辰或昭穆的意义。
祫：古代祭祀的一种，主要用于合祭祖先，通常在宗庙中进行。祫祭是合祭群毁庙之主于太庙，合而祭之，具有追远之情。
宗庙：古代祭祀祖先的场所，通常位于皇宫内或附近。宗庙中的祭祀称为宗庙禘，是天子祭祀祖先的重要仪式。
郑玄：东汉时期的著名经学家，对《礼记》等经典有深入研究，提出了关于禘祭的详细解释，认为圜丘禘和宗庙禘是两种不同的祭祀。
王肃：三国时期的经学家，提出了与郑玄不同的禘祭解释，认为禘祭主要在宗庙中进行，而非祭天之祭。
肆类：古代祭祀的一种，主要用于祭祀上帝，通常与禋祭相连，表示对上帝的尊崇和祭祀的隆重。
禋：古代祭祀的一种，主要用于祭祀天地或祖先，通常与焚烟相关，表示对神灵的敬奉和祭祀的虔诚。
祚命：指帝王的命运或国运。祚，指帝位；命，指命运。
德政：指君主以德行治理国家，强调仁政和道德教化。
受终严祖：指继承祖先的遗志和传统，严，指严肃、庄重。
殷荐上帝：指隆重地祭祀上天，殷，指隆重；荐，指祭祀。
中原：指中国的中部地区，常被视为正统文化的发源地。
神州：指中国，古代对中国的美称。
五德：指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德行，古代用来解释朝代的更替。
水德：五行之一，象征流动、变化，常与黑色、北方等相联系。
火德：五行之一，象征热情、光明，常与红色、南方等相联系。
赤帝：古代神话中的南方之神，象征火德。
黄星：指象征土德的黄色星辰，古代认为黄星的出现是土德兴盛的征兆。
神元：指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庙号神元皇帝。
桓、穆：指北魏的桓帝和穆帝，两位皇帝在位期间与晋朝保持友好关系。
平文：指北魏的平文帝，庙号太祖。
苻石：指前秦的皇帝苻坚，石，指后赵的石勒。
慕容：指前燕的慕容氏家族。
云代：指北魏的发源地云中和代郡。
郏鄏：指洛阳，古代周朝的都城。
玄朔：指北方，北魏的发源地在北方。
赤县：指中国，古代对中国的别称。
郊天祭地：指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
明堂：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等重大仪式的场所。
太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
二祧：指宗庙中供奉的两位祖先，通常为开国君主和其后的重要君主。
烈祖：庙号，用于尊称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君主，次于太祖。
七庙：指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七座宗庙，象征皇权的正统性和连续性。
昭穆：古代宗庙中祖先排列的次序，左为昭，右为穆。
庙飨：在宗庙中举行的祭祀仪式。
五帝：古代传说中的五位圣王，通常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禫祭：古代祭祀仪式，通常在丧期结束后举行。
通天冠：古代帝王祭祀时所戴的冠冕。
清酌：祭祀时使用的清酒。
尹祭：古代祭祀仪式中的一种，通常由官员主持。
太和之式：指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年）的礼仪制度，太和是北魏孝文帝的年号，这一时期北魏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礼仪制度也深受汉文化影响。
金墉：指洛阳的金墉城，北魏迁都洛阳后，金墉城成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威仪卤簿：指古代帝王或高官出行时的仪仗队伍，包括旗帜、乐器、护卫等，用以显示威严和地位。
渭阳：指渭水之北，常用来比喻舅父或舅家，此处指北魏太武帝对舅家的深厚感情。
鄴土：指邺城，今河北临漳县，曾是北魏的重要都城之一。
密皇后：指北魏太武帝的皇后，具体身份不详。
夕牲之礼：指在祭祀前夜展示祭牲的仪式，以示对神灵的尊敬。
骍：指赤色的牛，古代祭祀中常用赤色牲牛，象征吉祥和尊贵。
夏正：指夏历，即农历，古代中国常用的历法。
衮冕：古代帝王和高级官员的礼服，衮指绣有龙纹的礼服，冕指礼帽。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志-卷十-评注
《礼四之一》是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重要文献，详细记载了北魏时期的祭祀礼仪和制度。文章通过对礼仪的描述，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结构。
首先，文章强调了礼仪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开篇即指出‘在天莫明于日月，在人莫明于礼仪’，将礼仪与日月相提并论，凸显了其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礼仪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更是教化民众、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
其次，文章通过对北魏历代皇帝祭祀活动的描述，展示了礼仪制度的具体实践。从太祖拓跋珪的登基祭祀，到太宗拓跋焘的祈福仪式，每一代皇帝都通过祭祀活动来巩固政权、祈求国泰民安。这些祭祀活动不仅是对神灵的敬仰，更是对祖先和传统的尊重。
文章还详细描述了祭祀的具体细节，如祭坛的构造、祭祀用的牲畜和器皿、祭祀的流程等。这些细节不仅反映了古代祭祀的严谨和庄重，也体现了古人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之心。例如，祭祀用的牲畜和器皿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的神灵使用不同的祭品，这体现了古人对神灵的细致分类和尊重。
此外，文章还提到了礼仪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从秦灭儒经到汉承其弊，再到北魏的复兴，礼仪制度经历了多次兴衰。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的变迁，也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演变。
总的来说，《礼四之一》不仅是一篇关于礼仪制度的文献，更是一部反映古代中国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的百科全书。通过对礼仪的描述，我们可以窥见古代中国社会的复杂结构和深厚文化底蕴。这篇文章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礼仪制度、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这段古文详细记载了北魏时期的祭祀制度和活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首先，文中提到的昭成、献明、太祖庙的建立，体现了北魏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文化，这种祖先崇拜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一部分，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通过祭祀祖先，北魏统治者强化了自身的正统性和权威性。
其次，文中提到的五精帝、六宗、灵星、风伯、雨师等神祇的祭祀，反映了古代中国的五行思想和宇宙观。五行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宇宙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构成，并通过相生相克的关系维持宇宙的平衡。祭祀这些神祇，不仅是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也是对宇宙秩序的维护和祈求。
再次，文中提到的五岳四渎的祭祀，反映了古代对山川的崇拜和祭祀。五岳四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不仅是自然景观的代表，也是国家疆域和权力的象征。通过祭祀五岳四渎，北魏统治者不仅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也强化了对国家疆域的控制和统治。
此外，文中提到的太牢、少牢、玉币等祭品的使用，反映了古代祭祀的隆重和虔诚。太牢是古代祭祀中最隆重的祭品，通常用于祭祀天地、祖先等重要神祇，反映了古代对祭祀的重视和虔诚。少牢则用于祭祀次要神祇，反映了古代祭祀的等级和规模。玉币作为祭祀中的一种祭品，不仅具有物质价值，也具有象征意义，反映了古代祭祀的奢华和虔诚。
最后，文中提到的崔浩、文成皇帝、高祖等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了北魏时期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崔浩作为北魏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学者，曾参与制定北魏的祭祀制度，反映了北魏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文成皇帝和高祖的祭祀活动，不仅是对宗教信仰的延续，也是对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强化。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不仅详细记载了北魏时期的祭祀制度和活动，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通过对这些祭祀活动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的宗教信仰、宇宙观和政治文化。
这段古文主要记载了古代祭祀制度中的禘祭和祫祭，以及相关的礼仪争议。禘祭和祫祭是古代中国祭祀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古人对祖先和天地的尊崇与敬畏。禘祭分为宗庙禘和圜丘禘，前者在宗庙中祭祀祖先，后者在圜丘上祭祀天地。祫祭则是合祭祖先的仪式，通常在宗庙中进行。
文中提到的郑玄和王肃对禘祭的解释存在分歧，郑玄认为圜丘禘和宗庙禘是两种不同的祭祀，而王肃则认为禘祭主要在宗庙中进行。这种分歧反映了古代经学家对祭祀礼仪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古代祭祀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六宗之祀的争议。六宗作为祭祀对象，历代学者对其具体指代有不同的解释，可能包括天地、四时、星辰等。这种争议反映了古代祭祀文化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也体现了古人对神灵的敬畏和对祭祀仪式的重视。
从历史价值来看，这段古文为我们了解古代祭祀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通过对禘祭、祫祭和六宗之祀的详细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祭祀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古人对祖先和天地的尊崇与敬畏。同时，文中提到的郑玄和王肃的争议，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经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从文化内涵来看，这段古文反映了古代中国祭祀文化中的核心观念，即对祖先和天地的尊崇与敬畏。祭祀不仅是古人对神灵的敬奉，也是他们对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维护。通过祭祀，古人表达了对祖先的追思和对天地的感恩，同时也强化了社会的凝聚力和道德观念。
从艺术特色来看，这段古文语言简练，逻辑清晰，通过对祭祀仪式的详细描述，展现了古代祭祀文化的庄严与隆重。文中引用了《礼记》、《大传》、《尔雅》等经典文献，体现了古代经学家对祭祀礼仪的深入研究和对经典的尊重。同时，文中对郑玄和王肃的争议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展现了古代经学家对祭祀礼仪的不同理解和争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这段文本主要讨论了北魏时期的德运问题，即北魏应当继承哪个朝代的德运，以确立其正统性。文本中涉及了五德终始说，这是中国古代用来解释朝代更替的理论，认为每个朝代都有其对应的五行属性，朝代的更替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
高闾主张北魏应当继承秦朝的火德，认为北魏应当以土德自居，因为土德象征稳定和包容，符合北魏作为中原正统的地位。他通过历史事件和天文现象来论证这一观点，认为北魏的兴起是顺应天命的。
李彪和崔光则主张北魏应当继承晋朝的水德，认为北魏的兴起与晋朝的灭亡有直接关系，且北魏的开国皇帝神元皇帝与晋武帝同时代，北魏的兴起是晋朝灭亡后的自然延续。他们通过历史事件和地理因素来论证这一观点，认为北魏应当继承晋朝的正统地位。
文本中还涉及了北魏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如前秦、后赵、前燕等，这些政权虽然曾经占据中原，但德运浅薄，未能成为正统。北魏通过对抗这些政权，最终确立了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
这段文本不仅反映了北魏时期对正统性的追求，还展示了当时的历史观和宇宙观。通过对五德终始说的讨论，文本揭示了古代中国对天命和正统性的重视，以及如何通过历史事件和天文现象来论证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此外，文本还反映了北魏时期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北魏作为一个由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如何在中原地区确立其正统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通过对五德终始说的讨论，北魏试图将其政权与中原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以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
总的来说，这段文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展示了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和文化传统。通过对五德终始说的讨论，文本揭示了古代中国对天命和正统性的重视，以及如何通过历史事件和天文现象来论证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本文主要记载了北魏孝文帝在宗庙祭祀制度上的改革与调整，反映了当时对祖先崇拜和礼仪制度的重视。孝文帝通过对庙号的调整、祭祀仪式的简化以及对古代礼制的遵循，展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对国家治理的深思熟虑。
首先，孝文帝对庙号的调整体现了对祖先功绩的重新评价。他将道武帝尊为太祖，与显祖并列为二祧，表明了对道武帝开国功勋的高度认可。同时，他提出平文庙号的迁出，使得七庙制度更加合理，体现了对宗庙制度的严谨态度。
其次，孝文帝对祭祀仪式的简化反映了他对礼仪制度的务实态度。他取消了无实际意义的祭祀活动，如探策之祭，并减少了祭祀神祇的数量，强调祭祀的简约与庄重。这种改革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使得祭祀活动更加符合礼制的精神。
此外，孝文帝对古代礼制的遵循也体现在他对明堂、太庙等祭祀场所的重视上。他明确规定了祭祀的时间和仪式，强调祭祀的庄重与规范，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同时，他对孔子等圣贤的尊崇，也反映了他对儒家思想的推崇。
最后，孝文帝在祭祀仪式中的亲力亲为，展现了他作为君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不仅在祭祀仪式中亲自参与，还多次下诏调整祭祀制度，体现了对宗庙祭祀的高度重视。这种态度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孝文帝宗庙祭祀制度改革的记载，展现了北魏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孝文帝的改革不仅体现了对祖先的尊崇，也反映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深思熟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本文选自《魏书·礼志》，记载了北魏时期关于祭祀礼仪的讨论和决策过程。文中涉及的礼仪制度、祭祀仪式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北魏在汉化过程中对传统礼仪的继承与创新。
首先，文中提到的‘太和之式’和‘金墉之轨’体现了北魏在迁都洛阳后，对汉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太和年间是北魏汉化改革的高峰期，礼仪制度的制定和修改是汉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前代礼仪的参考和调整，北魏试图建立一套符合自身统治需要的礼仪体系。
其次，文中关于‘圜丘之礼’的讨论，反映了北魏对祭天仪式的重视。圜丘是古代帝王祭天的重要场所，象征着皇权与天命的联系。北魏在讨论圜丘之礼时，不仅参考了《周官》等经典文献，还结合了自身的实际情况，体现了对传统礼仪的尊重与创新。
此外，文中关于‘夕牲之礼’和‘牲色’的讨论，展示了北魏在祭祀仪式中对细节的关注。夕牲之礼是祭祀前夜展示祭牲的仪式，牲色的选择则涉及到对天象和五行学说的理解。这些细节的讨论不仅体现了北魏对礼仪的严谨态度，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天命的敬畏和对传统的尊崇。
最后，文中提到的‘衮冕’和‘太牢’等礼仪用品，进一步展示了北魏在祭祀仪式中的奢华与庄重。衮冕是帝王和高级官员的礼服，象征着权力和地位；太牢则是最高规格的祭祀用品，体现了对神灵的极度尊敬。这些礼仪用品的使用，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皇权的彰显。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北魏时期祭祀礼仪的详细记载，展示了北魏在汉化过程中对传统礼仪的继承与创新。这些礼仪制度的制定和修改，不仅反映了北魏对汉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天命和传统的敬畏与尊崇。通过对这些礼仪细节的讨论和决策，北魏试图建立一套符合自身统治需要的礼仪体系，以巩固皇权和维护社会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