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魏收（505年—572年），北齐史学家。他主持编撰了《魏书》。
年代：北齐（6世纪）。
内容简要：共114卷，记载了北魏的历史。书中详细记录了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是研究北朝历史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列传-卷七十八-原文
眭夸 冯亮 李谧 郑修
盖兼济独善，显晦之殊，其事不同，由来久矣。昔夷齐获全于周武，华矞和不 容于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许以激贪之用；督其迹者，以为束教之风。而肥遁不 反，代有人矣。夷情得丧，忘怀累有。比夫迈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 得而忽也。自叔世浇浮，淳风殆尽，锥刀之末，竞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离 俗，望古独适，求友千龄，亦异人矣。何必御霞乘云而追日月，穷极天地，始为超 远哉。今录眭夸等为《逸士传》。
眭夸，一名昶，赵郡高邑人也。祖迈，晋东海王越军谋掾，后没石勒为徐州刺 史。父邃，字怀道，慕容宝中书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节，耽志书传，未曾以世 务经心。好饮酒，浩然物表。年二十遭父丧，须鬓致白，每一悲哭，闻者为之流涕。 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顺愿与之交，夸拒而不许。邦国少长莫不惮之。
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浩为司徒，奏征为其中郎，辞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 已，入京都。与浩相见，延留数日，惟饮酒谈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论屈之， 竟不能发言。其见敬惮如此。浩后遂投诏书于夸怀，亦不开口。夸曰：“桃简，卿 已为司徒，何足以此劳国士也。吾便于此将别。”桃简，浩小名也。浩虑夸即还。 时乘一骡，更无兼骑，浩乃以夸骡内之厩中，冀相维絷。夸遂托乡人输租者，谬为 御车，乃得出关。浩知而叹曰：“眭夸独行士，本不应以小职辱之。又使其人仗策 复路，吾当何辞以谢也。”时朝法甚峻，夸既私还，将有私归之咎。浩仍相左右， 始得无坐。经年，送夸本骡，兼遗以所乘马，为书谢之。夸更不受其骡马，亦不复 书。及浩诛，为之素服，受乡人吊唁，经一时乃止。叹曰：“崔公既死，谁能更容 眭夸！”遂作《朋友篇》，辞义为时人所称。
妇父钜鹿魏攀，当时名达之士。未尝备婿之尝，情同朋好。或人谓夸曰：“吾 闻有大才者必居贵仕，子何独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论》以释之。年七十五卒。 葬日，赴会者如市。无子。
冯亮，字灵通，南阳人，萧衍平北将军蔡道恭之甥也。少傅览诸书，又笃好佛 理。随道恭至义阳，会中山王英平义阳而获焉。英素闻其名，以礼待接。亮性清净， 至洛，隐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时展勤。及英亡，亮奔赴，尽其哀恸。
世宗尝召以为羽林监，领中书舍人，将令侍讲《十地》诸经，因辞不拜。又欲 使衣帻入见，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还山数年，与僧徒礼诵为业，蔬食饮 水，有终焉之志。会逆人王敞事发，连山中沙门，而亮被执赴尚书省，十余日，诏 特免雪。亮不敢还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给衣食及其从者数人。后思其旧居，复还 山室。亮既雅爱山水，又兼巧思，结架岩林，甚得栖游之适，颇以此闻。世宗给其 工力，令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视崧高形胜之处，遂造闲居佛寺。林泉 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亮时出京师。延昌二年冬，因遇笃疾，世宗敕以 马舆送令还山，居崧高道场寺。数日而卒。诏赠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遗诫兄子综， 敛以衣幍，左手持板，右手执《孝经》一卷，置尸盘石上，去人数里外。积十余日， 乃焚于山。以灰烬处，起佛塔经藏。
初，亮以盛冬丧，时连日骤雪，穷山荒润，鸟兽饥窘，僵尸山野，无所防护。 时寿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尸，拂去尘霰。禽虫之迹，交横左右，而初无侵毁， 衣服如本，惟风吹幍巾。又以亮识旧南方法师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将来十地果报， 开亮手以置把中。经宿，乃为虫鸟盗食，皮壳在地，而亦不伤肌体。焚燎之日，有 素雾蓊郁，回绕其傍，自地属天，弥朝不绝。山中道俗营助者百余人，莫不异焉。
李谧，字永和，赵涿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学，博通诸经，周览百氏。 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 青，师何常，在明经。”谧以公子征拜著作佐郎，辞以授弟郁，诏许之。州再举秀 才，公府二辟，并不就。惟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览《考工记》、《大戴礼盛 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论》曰：
余谓论事辨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然后 可以称准的矣。今礼文残缺，圣言靡存，明堂之制，谁使正之。是以后人纷纠，竞 兴异论，五九之说，各信其习。是非无淮，得失相半。故历代纷纭，靡所取正。乃 使裴頠云：“今群儒纷纠，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图，其所以居用之礼莫能通 也，为设虚器耳，况汉氏所作，四维之个，复不能令各处其辰。愚以为尊祖配天， 其仪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屋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 斯岂不以群儒舛互，并乖其实，据义求衷，莫适可从哉？但恨典文残灭，求之靡据 而已矣。乃复遂去室牖诸制。施之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以 必须。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余以为隆政必须 其礼，岂彼一羊哉！推此而论，则圣人之于礼，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礼，任意而 忽之。是则頠贤于仲尼矣。以斯观之，裴氏之子以
不达而失礼之旨也。余窃不自量， 颇有鄙意，据理寻义，以求其真，贵合雅衷，不苟偏信。
乃藉之以《礼传》，考之 以训注，博采先贤之言，广搜通儒之说，量其当否，参其同异，弃其所短，收其所 长，推义察图，以折厥衷，岂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然校其大略，则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则据《周礼考工》 之记以为本，是康成之徒所执；言九室者，则案《大戴盛德》之篇以为源，是伯喈 之论所持。
此之二书，虽非圣言，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但名记所闻，未能 全正，可谓既尽美矣，未尽善也。
而先儒不能考其当否，便各是所习，卒相非毁， 岂达士之确论哉？
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号曰《礼记》，虽未能全当，然多得其 衷，方之前贤，亦无愧矣。
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之义， 余故扌采掇二家，参之《月令》，以为明堂五室，古今通则。
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庙， 太庙之东者谓之青阳，当太室之西南者谓之明堂，当太室之者谓之总章，当太室之 北西者谓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谓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
室个 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个者，即寝之房也。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故房、 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
今粗书其像，以见鄙意，案图察义，略可验矣。
故检之五室， 则义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则数协于《盛德》；考之施用，则事著于《月令》； 求之闰也，合《周礼》与《玉藻》。
既同夏殷，又符周秦，虽乖众儒，傥或在斯矣。
《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
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谬于堂 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
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 宗文王、祀五帝者也。
然营构之范，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 之义。
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请施政及记， 二三俱允，求之古义，窃为当矣。
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宗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维。
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美说， 饰之以巧辞，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 用事交于西北。
既依五行，当从其，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攻于异端，言非而 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
《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 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
郑玄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 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 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
而《考工记》“周人明堂”，玄注曰：“或举王 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
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得 异矣。
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 矣。
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 史者也。
《礼记》《丧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 中。”
郑玄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 者也。
论路寝则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盾，通儒之注， 何其然乎？
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
《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
置五室于斯堂，虽便班、倕 构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
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地，而 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
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 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哉？
假在俭矣，为陋过约。论其 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
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南北则狭焉。
余故备论之曰：“若东西二筵，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外复 如此，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
《记》云：“四房两夹窗。”若为三尺之户， 二尺之窗，窗户之间，裁盈一尺。
绳枢甕牖之室，华门圭窦之堂，尚不然矣。
假令 复欲小广之，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之制，不为通矣。
验之众涂，略无算焉。
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则户牖之间不逾二尺也。
《礼记 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
郑玄注曰：“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 说扆制曰：“纵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
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此 之叵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矣。
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 耳，全以置之，犹自不容，矧复户牖之间哉？其不然二也。
又复以世代检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饰。
而夏后世室， 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狭，岂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监郁郁之美哉？
以斯察之， 其不然三也。
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于营制之 法自不
相称。其不然四也。
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复云“凡室二筵”， 而不以几。还自相违，其不然五也。
以此验之，记者之谬，抑可见矣。
《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员下方，东西九仞， 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
余谓《盛德篇》得之于户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 之制，傍有夹房，面各有户，户有两牖。此乃因事立则，非拘异术，户牖之数，固 自然矣。
九室者，论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时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 隅，两辰同处，参差出入，斯乃义无所据，未足称也。
且又堂之修广，裁六十三尺 耳。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其，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计其一室之中，仅可一 丈，置其户牖，则于何容之哉？
若必小而为之，以容其数，则令帝王侧身而入，斯 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
余谓其九室之言，诚亦有由。然窃以 为戴氏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见其制，靡知所置，便谓一室有四户之窗，计其 户牖之数，即以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
蔡伯喈汉末之时学士，而见重于当时，即 识其修广之不当，而必未思其九室之为谬，更修而广之，假其法像。可谓因伪饰辞， 顺非而泽，谅可叹矣。
余今省被众家，委心从善，庶探其衷，不为苟异。但是古非今，俗间之常情； 爱远恶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载之下，独论古制，惊俗之谈，固延多诮。脱有深赏 君子者，览而揣之，傥或存焉。
谧不饮酒，好音律，爱乐山水，高尚之情，长而弥固，一遇其赏，悠尔忘归。 乃作《神士赋》，歌曰：“周孔重儒教，庄老贵无为。二途虽如异，一是买声兒。 生乎意不惬，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乐，终不为人移。脱寻余志者，陶然正若斯。”
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迩悼惜之。
其年，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曰：“窃见故处士赵郡李谧：十 岁丧父，哀号罢邻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顺尽友于之诚。十三通《孝经》、《论语》、 《毛诗》、《尚书》。历数之术尤尽其长，州闾乡党有神童之号。年十八，诣学受 业，时博士即孔璠也。览始要终，论端究绪，授者无不欣其言矣。于是鸠集诸经， 广校同异，比三《传》事例，名《春秋丛林》，十有二卷。为璠等判析隐伏，垂盈 百条。滞无常滞，纤毫必举；通不长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违经，弗饰辞而背理。 辞气磊落，观者忘疲。每曰：‘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绝迹下帏，杜 门却扫，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矣。犹括次专家，搜比谠议， 隆冬达曙，盛暑通宵。虽仲舒不窥园，君伯之闭户，高氏之遗漂，张生之忘食，方 之斯人，未足为喻。谧尝诣故太常卿刘芳推问音义，语及中代兴废之由，芳乃叹曰： ‘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仆有也。’前河南尹、黄门侍郎甄琛内赞近机，朝野 倾目，于时亲识求官者，答云：‘赵郡李谧，耽学守道，不闷于时，常欲致言，但 未有次耳。诸君何为轻自媒衒？’谓其子曰：‘昔郑玄、卢植不远数千里诣扶风马 融，今汝明师甚迩，何不就业也？’又谓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时。但未荐李谧， 以此负朝廷耳。’又结宇依岩，凭崖凿室，方欲训彼青衿，宣扬坟典，冀西河之教 重兴、北海之风不坠。而祐善空闻，暴疾而卒。邦国衔殄悴之哀，儒生结摧梁之慕。 况璠等或服议下风，或亲承音旨，师儒之义，其可默乎！”
事奏，诏曰：“谧屡辞 征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谥曰贞静处士， 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遣谒者奉册，于是表其门曰文德，里曰孝义云。
郑修，北海人也。少隐于岐南几谷中，依岩结宇，独处淡然，屏迹人事，不交 世俗，耕食水饮，皮冠草服，雅好经史，专意玄门。前后州将，每征不至。岐州刺 史魏兰根频遣致命，修不得已，暂出见兰根，寻还山舍。兰根申表荐修，肃宗昭付 雍州刺史萧宝夤访实以闻。会宝夤作逆，事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 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皦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眭夸辈忘怀缨冕， 毕志丘园。或隐不违亲，贞不绝俗；或不教而劝，虚往实归。非有自然纯德，其孰 能至于此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列传-卷七十八-译文
眭夸、冯亮、李谧、郑修
自古以来，人们的行为方式有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区别，显达与隐晦的不同，这些行为方式的不同，由来已久。过去，夷齐在周武王时得以保全，而华矞和却不被太公所容，这是为什么呢？追求内心的人，允许他们以激励贪婪的方式行事；监督他们行为的人，则认为他们应该受到教化的约束。而那些隐居不返的人，历代都有。他们对外界的得失毫不在意，忘怀了世俗的牵累。与那些弘扬道德、匡正风俗、庇护百姓的人相比，他们虽然显得渺小，但也不可忽视。自从世道变得浮华，淳朴的风气几乎消失殆尽，人们争相追逐微小的利益，而能够超然物外、坚定地远离世俗、向往古代、寻求千年之交的朋友，这样的人也是异于常人的。何必非要乘云驾雾去追逐日月，穷尽天地，才能算是超脱呢？现在记录眭夸等人的事迹，编为《逸士传》。
眭夸，又名昶，是赵郡高邑人。他的祖父眭迈，曾任晋东海王越的军谋掾，后来在石勒手下担任徐州刺史。父亲眭邃，字怀道，曾任慕容宝的中书令。眭夸年轻时就有大度，不拘小节，沉迷于读书，从未将世俗事务放在心上。他喜欢饮酒，超然物外。二十岁时遭遇父亲去世，他的胡须和鬓发因此变白，每次悲伤哭泣，听到的人都为之流泪。他高尚不仕，寄情于山水之间。同郡的李顺想与他结交，眭夸拒绝了他。邦国中的老少都对他敬畏有加。
眭夸年轻时与崔浩是莫逆之交。崔浩担任司徒时，上奏征召眭夸为中郎，眭夸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去。州郡逼迫他前往，不得已，他只好进京。与崔浩相见后，停留了几天，只饮酒谈天，不谈世俗利益。崔浩每次想说服他，最终都无法开口。崔浩后来将诏书投到眭夸怀中，也不开口。眭夸说：“桃简，你已经做了司徒，何必用这种小事来劳烦国士呢？我就在这里与你告别。”桃简是崔浩的小名。崔浩担心眭夸会立即回去。当时眭夸只骑了一头骡子，没有其他坐骑，崔浩便将眭夸的骡子关在马厩里，希望能留住他。眭夸于是托付乡人假装是运送租税的人，谎称是驾车的人，才得以出关。崔浩知道后叹息道：“眭夸是个独行士，本不应该用小职位来侮辱他。又让他自己驾车回去，我该如何向他道歉呢？”当时朝廷法律严苛，眭夸私自回去，可能会有私自归乡的罪责。崔浩仍然帮助他，才得以免罪。一年后，崔浩送还了眭夸的骡子，并赠送了自己乘坐的马匹，写信向他道歉。眭夸不接受骡马，也不再回信。等到崔浩被杀，眭夸为他穿素服，接受乡人的吊唁，过了一段时间才停止。他叹息道：“崔公已死，谁还能容忍眭夸！”于是写了《朋友篇》，其文辞和意义被当时的人所称颂。
眭夸的岳父钜鹿魏攀，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之间没有女婿的礼节，感情如同朋友。有人对眭夸说：“我听说有大才的人必定会担任高官，你为什么独自隐居在乡野呢？”于是眭夸写了《知命论》来解释。他七十五岁时去世。下葬那天，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多如集市。他没有儿子。
冯亮，字灵通，是南阳人，萧衍的平北将军蔡道恭的外甥。他年轻时博览群书，又特别喜爱佛理。跟随蔡道恭到义阳，恰逢中山王英平定义阳，冯亮被俘。中山王英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以礼相待。冯亮性格清净，到了洛阳后，隐居在崧高山，感念中山王英的恩德，时常前去拜访。等到中山王英去世，冯亮前去奔丧，尽显哀痛。
世宗曾召他担任羽林监，兼任中书舍人，打算让他侍讲《十地》等佛经，冯亮推辞不拜。又让他穿官服入朝，冯亮苦苦请求以幅巾入朝，世宗不强求。他回到山中数年，以与僧徒礼诵为业，吃素饮水，有终老于此的志向。后来逆贼王敞事发，牵连到山中的僧人，冯亮被押送到尚书省，十多天后，诏令特赦。冯亮不敢回山，于是寓居在景明寺。朝廷赐给他衣食和几名随从。后来他思念旧居，又回到山中。冯亮既喜爱山水，又有巧思，在岩林中搭建房屋，非常享受隐居的乐趣，因此闻名。世宗赐给他工匠，让他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人，巡视崧高的形胜之地，建造了闲居佛寺。林泉奇美，建筑精美，尽显山居之妙。冯亮时常出入京师。延昌二年冬天，他因重病，世宗下令用马车送他回山，住在崧高道场寺。几天后去世。诏令赐帛二百匹，用于丧事。他遗言让侄子冯综，用衣幍收敛，左手持板，右手执《孝经》一卷，将尸体放在盘石上，离人群数里外。十多天后，才在山中火化。在灰烬处，建起佛塔和经藏。
起初，冯亮在严冬去世，当时连日大雪，荒山野岭，鸟兽饥饿，尸体暴露在山野，无人保护。当时寿春的道人惠需，每天早晨去看他的尸体，拂去尘雪。禽兽的足迹遍布左右，但尸体却未被侵毁，衣服完好，只有风吹动了幍巾。冯亮生前认识南方法师信大栗十枚，说是为了将来的十地果报，将栗子放在他手中。过了一夜，栗子被虫鸟偷吃，皮壳留在地上，但尸体未被伤害。火化那天，有素雾缭绕，环绕在尸体周围，从地到天，整日不散。山中道俗前来帮忙的有百余人，无不感到奇异。
李谧，字永和，是赵涿人，相州刺史安世的儿子。他年轻时好学，博览群书，涉猎百家。起初师从小学博士孔璠。几年后，孔璠反而向李谧请教。同门生为此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不常在，明经才是关键。”李谧以公子的身份被征召为著作佐郎，他推辞让给弟弟李郁，朝廷允许。州里两次举荐他为秀才，公府两次征召，他都不就。他只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他阅读《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发现明堂的制度不同，于是写了《明堂制度论》，说：
我认为论事辨物，应当以经典的真文为准；援引证据解决疑问，必须验证于周公孔子的遗训。然后才能称为标准。如今礼文残缺，圣人的言论不复存在，明堂的制度，谁来正之？因此后人纷争，竞相提出异论，五九之说，各信其习。是非无准，得失相半。所以历代纷纭，没有标准。裴頠说：“如今群儒纷争，互相攻击，即使明堂的形象可以画出来，但它的使用礼仪却无法通晓，只是虚设的器物罢了，何况汉朝所建的四维之个，也不能让它们各自处于其位。我认为尊祖配天，其仪式明确；庙宇的制度，理据未分。可以直接建殿屋以崇敬父亲的祭祀，其余杂碎一概废除。”这难道不是因为群儒互相矛盾，都违背了事实，根据义理寻求中道，却无从适从吗？只是遗憾典文残灭，无从考证罢了。于是又去掉了室牖等制度。施之于教，不知其隆政；求之于情，无法理解其必要性。可惜啊！孔子曾说：“赐也，你爱其羊，我爱其礼。”我认为隆政必须有其礼，岂止是一只羊呢！由此推论，圣人对于礼，殷勤而重视，裴頠对于礼，任意而忽视。这样看来，裴頠比孔子还要贤明。以此观之，裴氏之子以
未能通达礼的真谛而失去了礼的本意。我自不量力，有一些浅薄的见解，依据道理寻求意义，以求其真实，重视合乎雅正的心意，不随便偏信。
于是借助《礼传》，考证训诂注释，广泛采纳先贤的言论，广泛搜集通儒的说法，衡量其是否恰当，参考其异同，舍弃其短处，吸收其长处，推究意义，考察图籍，以折中其心意，岂敢说一定完善，只是希望能合乎其言志罢了。
凡是讨论明堂制度的人虽然很多，但考察其大致内容，则只有两种途径。主张五室的人，依据《周礼考工记》的记载作为根本，这是郑康成等人所持的观点；主张九室的人，依据《大戴礼记·盛德》篇作为源头，这是蔡邕等人所持的观点。
这两本书虽然不是圣人的言论，但它们是先贤中博学通达的人所写的。只是记载的内容未能完全正确，可以说是已经很美了，但还不够完善。
而先儒们不能考察其是否恰当，便各自坚持自己所学的观点，最终互相诋毁，这难道是通达之士的确切论断吗？
小戴氏传下的礼事有四十九篇，称为《礼记》，虽然未能完全恰当，但大多得其要旨，与前贤相比，也不愧对了。
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的意义，我因此采纳两家的观点，参考《月令》，认为明堂五室是古今通行的规则。
其中位于中央的室称为太庙，太庙东边的室称为青阳，位于太室西南的室称为明堂，位于太室的室称为总章，位于太室西北的室称为玄堂；四面各有夹房，称为左右个，共有三十六户七十二窗。
室和个的形状，如今殿前的样子，就是其遗留下来的形象。个，就是寝室的房。但明堂与寝室的使用既然不同，所以房、个的名称也随事而变迁。
现在粗略地画出其形象，以表达我的浅见，按照图籍考察意义，大致可以验证。
因此考察五室，则意义明确于《考工记》；校核户牖，则数目符合于《盛德》；考察使用，则事情显见于《月令》；求其闰月，则合于《周礼》与《玉藻》。
既与夏殷相同，又与周秦相符，虽然与众儒的观点相违背，或许就在于此了。
《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以九尺的筵为尺度，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每室二筵。室中以几为尺度，堂上以筵为尺度。”
我认为《考工记》关于五室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关于堂的修广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应当以道理来推断，使其合乎古今的情理。
明堂是用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的地方。
然而其建筑规模，自然应当因地制宜来创制。因此五室合于五帝各居一室的意义。
而且四时的祭祀，都依据其方位的正位。又听朔布令，都合乎其月份的时辰。可以请施政及记载，二三件事都允当，求之于古义，我认为是恰当的。
郑康成是汉末的通儒，后学所宗正，他解释五室的位置，认为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维。
然而四维的室既然违背了其正位，施令听朔各失其衷。左右的个，弃而不顾，反而用美说来修饰，用巧辞来装饰，说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
既然依据五行，应当从其用事之交，出自何经典？可以说是攻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这不是先儒所期望的！
《礼记·玉藻》说，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
郑玄注说：“天子的庙及路寝，都如明堂的制式。明堂在国的阳面，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事毕，返回路寝也是如此。闰月是非常月，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
而《考工记》“周人明堂”，郑玄注说：“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
其同制的说法都出自郑注。然而明堂与寝室不得不同。
而《尚书·顾命篇》说：“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这个翼室，就是路寝。
其下说“大贝贲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东房”，这说明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
《礼记·丧大记》说，“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中。”
郑玄注说：“这是诸侯的礼，带麻于房中，则西南。”天子诸侯的左右房见于注。
论路寝则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的说法还相矛盾，通儒的注，为何如此？
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
《考工记》说：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每室二筵。
将五室置于此堂，即使班、倕构思，王尔营度，也不能使三室不居其南北。
然而三室之间，便占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仅有四尺五寸的堂。
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哉？
假使节俭，也过于简陋。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这是其一。
我担心郑学的学者，为了求胜，竞相生出异端来互相诋毁。
说二筵者，乃是室的宽度，南北则狭窄。
我因此详细论述说：“若东西二筵，则室户之外为一丈三尺五寸。南北外复如此，则三室之中南北仅各一丈二尺。
《考工记》说：“四房两夹窗。”若为三尺之户，二尺之窗，窗户之间，仅盈一尺。
绳枢甕牖之室，华门圭窦之堂，尚且不然。
假使再想稍微扩大，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的制式，不通了。
验证于众途，略无算焉。
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则户牖之间不逾二尺。
《礼记·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
郑玄注说：“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说扆制说：“纵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
以八尺扆置于二尺之间，这不可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
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则户之两颊仅各七尺，全以置之，犹自不容，何况户牖之间哉？这是其二。
又复以世代来检验，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的差别，每加崇饰。
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的制式，反更促狭，岂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监郁郁之美哉？
以此察之，这是其三。
又说“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仅四尺五寸，于营制之法自不
相称。这是第四点不合理之处。
又说“室内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但又说“凡室二筵”，而不用几。这自相矛盾，是第五点不合理之处。
通过这些验证，记录者的错误，或许可以看出来了。
《盛德篇》说：“明堂共有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窗，上面圆形下面方形，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
我认为《盛德篇》在户牖方面是正确的，但在九室方面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五室的制度，旁边有夹房，每面都有门，门有两扇窗。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规则，不是拘泥于不同的方法，户牖的数量，自然是这样的。
九室的说法，与五帝的记载不符，应用于时令，又失去了时辰。左右的角落，重复设置在一个角落，两个时辰同处，参差不齐地出入，这是没有依据的，不足以称道。
而且堂的长度和宽度，只有六十三尺。假设四尺五寸是外部的尺寸，其中五十四尺就是五室的地方。计算一个室的大小，只有一丈，放置门和窗，怎么能容纳呢？
如果一定要缩小尺寸来容纳数量，那么让帝王侧身进入，这就奇怪了。这不仅不符合典制，而且也非常可笑。
我认为九室的说法，确实也有原因。但我私下认为戴氏听说三十六户、七十二窗，没有看到具体的制度，不知道如何设置，便认为一个室有四个窗户，计算户牖的数量，就认为是九室了。或许他没有仔细思考。
蔡伯喈是汉末的学士，当时很受重视，他知道尺寸不合适，但一定没有思考九室的错误，反而进一步扩大，假借法像。可以说是因伪饰辞，顺非而泽，真是可叹。
我现在参考众家之说，专心从善，希望能探求其中的真意，不随意标新立异。但是古非今，是俗间的常情；爱远恶近，是世间的常态。而千载之下，独自讨论古制，惊世骇俗的言论，自然会引来很多嘲笑。如果有深赏君子，阅读并揣摩，或许还能有所保留。
谧不饮酒，喜欢音律，热爱山水，高尚的情操，随着年龄增长更加坚定，一旦遇到欣赏的事物，就会悠然忘返。于是创作了《神士赋》，歌词说：“周孔重视儒教，庄老崇尚无为。两条路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追求名声。生时心意不满足，死后名声又有何用。可以随心自乐，终不为他人所动。如果有寻找我志向的人，陶然正如此。”
延昌四年去世，年仅三十二岁，远近都为之哀悼。
那一年，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四十五名学官上书说：“我们私下看到已故的处士赵郡李谧：十岁丧父，哀号感动了邻居；年幼时侍奉兄长瑒，恭敬顺从，尽到了兄弟之情。十三岁通晓《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历数之术尤其擅长，乡里称他为神童。十八岁时，到学校学习，当时的博士就是孔璠。他从头到尾，论端究绪，教授者无不欣赏他的言论。于是他收集各种经典，广泛校对异同，比较三《传》的事例，命名为《春秋丛林》，共十二卷。为孔璠等人分析隐伏，多达百条。滞无常滞，纤毫必举；通不长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违经，不饰辞而背理。辞气磊落，观者忘疲。他常说：‘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于是绝迹下帏，杜门却扫，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他还括次专家，搜比谠议，隆冬达曙，盛暑通宵。即使仲舒不窥园，君伯之闭户，高氏之遗漂，张生之忘食，与他相比，也不足以比喻。谧曾拜访已故的太常卿刘芳，推问音义，谈到中代兴废的原因，刘芳感叹说：‘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仆有也。’前河南尹、黄门侍郎甄琛内赞近机，朝野倾目，当时亲识求官者，他回答说：‘赵郡李谧，耽学守道，不闷于时，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诸君何为轻自媒衒？’他对儿子说：‘昔郑玄、卢植不远数千里诣扶风马融，今汝明师甚迩，何不就业也？’又对朝士说：‘甄琛行不愧时。但未荐李谧，以此负朝廷耳。’他又结宇依岩，凭崖凿室，想要教导那些学子，宣扬经典，希望西河之教重兴、北海之风不坠。然而祐善空闻，暴疾而卒。邦国衔殄悴之哀，儒生结摧梁之慕。况且孔璠等人或服议下风，或亲承音旨，师儒之义，其可默乎！”
事情上奏后，诏书说：“谧屡次辞去征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以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谥号为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表彰高节。”派遣谒者奉册，于是表其门为文德，里为孝义。
郑修，北海人。年轻时隐居在岐南几谷中，依岩结宇，独处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饮，皮冠草服，雅好经史，专意玄门。前后州将，每次征召都不去。岐州刺史魏兰根多次派人去请，修不得已，暂时出来见兰根，不久又回到山舍。兰根上表推荐修，肃宗昭付雍州刺史萧宝夤访实以闻。恰逢宝夤作逆，事情没有进行。
史臣说：古代所谓的隐逸者，不是隐藏身体而不见，不是闭口不言而不出，不是隐藏智慧而不发。而是以恬淡为心，不皦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眭夸等人忘怀缨冕，毕志丘园。或隐不违亲，贞不绝俗；或不教而劝，虚往实归。非有自然纯德，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列传-卷七十八-注解
眭夸：眭夸，一名昶，赵郡高邑人，晋东海王越军谋掾眭迈之孙，慕容宝中书令眭邃之子。眭夸少有大度，不拘小节，耽志书传，未曾以世务经心。好饮酒，浩然物表。年二十遭父丧，须鬓致白，每一悲哭，闻者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
冯亮：冯亮，字灵通，南阳人，萧衍平北将军蔡道恭之甥。少傅览诸书，又笃好佛理。随道恭至义阳，会中山王英平义阳而获焉。英素闻其名，以礼待接。亮性清净，至洛，隐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时展勤。
李谧：李谧，字永和，赵涿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学，博通诸经，周览百氏。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谧以公子征拜著作佐郎，辞以授弟郁，诏许之。州再举秀才，公府二辟，并不就。惟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
郑修：郑修，未详。
明堂：古代帝王举行大典、朝会、祭祀等活动的场所，象征天圆地方，具有重要的宗教和政治意义。
五室：明堂的一种布局形式，指中央太庙和四方的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四个室，合称五室。
九室：明堂的九个房间，象征九州的划分，体现古代中国的宇宙观和政治理念。
《周礼考工》：《周礼》中的一篇，记载了古代建筑和工艺的规范，是研究古代建筑制度的重要文献。
《大戴盛德》：《大戴礼记》中的一篇，记载了古代礼仪和制度，是研究古代礼仪制度的重要文献。
郑康成：东汉时期的著名经学家郑玄，字康成，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对《礼记》等经典有重要注解。
《礼记》：儒家经典之一，记载了古代礼仪制度和社会规范，是研究古代礼仪文化的重要文献。
《月令》：《礼记》中的一篇，记载了古代根据季节变化制定的政令和礼仪，是研究古代时间观念和礼仪制度的重要文献。
《玉藻》：《礼记》中的一篇，记载了古代服饰和礼仪，是研究古代服饰文化和礼仪制度的重要文献。
《考工记》：《周礼》中的一篇，记载了古代建筑和工艺的规范，是研究古代建筑制度的重要文献。
《尚书顾命篇》：《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周成王临终前的遗命，是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文献。
《丧大记》：《礼记》中的一篇，记载了古代丧葬礼仪，是研究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文献。
户牖：门和窗，古代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象征内外沟通和天地交流。
五帝：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五位圣王，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代表古代中国的理想统治者。
戴氏：指戴德，汉代学者，以研究《礼记》著称，其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
蔡伯喈：即蔡邕，东汉末年著名学者、文学家，精通音律、书法，著有《琴操》等。
仲舒：指董仲舒，西汉著名儒家学者，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郑玄：东汉末年著名经学家，注疏《诗经》《尚书》等经典，对后世经学影响深远。
卢植：东汉末年著名学者，精通经学，曾师从马融。
马融：东汉著名经学家，精通《春秋》《尚书》等经典，门下弟子众多。
隐逸：指隐居不仕的生活方式，强调恬淡无为、与世无争的精神境界。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魏书-列传-卷七十八-评注
本文通过对眭夸、冯亮、李谧三位逸士的生平事迹的描述，展现了他们在乱世中坚守个人理想、追求精神自由的高尚品格。眭夸不慕权贵，拒绝崔浩的征召，宁愿隐居山林，饮酒自娱，体现了他的超然物外和对世俗名利的淡泊。冯亮笃信佛教，隐居山林，结架岩林，造闲居佛寺，展现了他对佛教的虔诚和对自然的热爱。李谧博学多才，却不愿出仕，专心研究经典，著书立说，体现了他的学术追求和对礼制的重视。
这三位逸士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选择了远离世俗纷扰，追求内心的宁静和精神的自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对个人自由和精神独立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艺术特色上看，本文语言简练，叙事清晰，通过对人物言行的细致描写，生动地刻画了他们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特别是对眭夸与崔浩的交往、冯亮的隐居生活、李谧的学术研究的描写，既展现了他们的个性，又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使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他们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态度。
从历史价值上看，本文不仅记录了三位逸士的生平事迹，还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士人心态。通过对这三位逸士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士人对个人自由和精神独立的追求，以及他们对世俗名利的淡泊和对精神生活的重视。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通过对明堂制度的探讨，展现了古代礼仪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者通过对《周礼考工》和《大戴盛德》的比较，提出了明堂五室和九室两种布局形式，并通过对《礼记》、《月令》、《玉藻》等文献的引用，进一步论证了五室布局的合理性。
作者在文中表现出对古代经典的深刻理解和批判精神。他不仅引用了大量的经典文献，还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和批判，指出了其中的矛盾和不足之处。例如，他对郑康成的注解提出了质疑，认为其解释不符合古代礼仪的实际应用。
本文还体现了作者对古代礼仪制度的深刻理解和创新精神。他不仅对明堂的布局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其功能和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明堂不仅是祭祀和颁布政令的场所，更是国家权威和秩序的象征。
通过对明堂制度的探讨，本文不仅展现了古代礼仪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体现了作者对古代经典的深刻理解和批判精神。作者通过对经典文献的引用和考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前人的解释进行了批判和修正。这种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对于研究古代礼仪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明堂制度的探讨，展现了古代礼仪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体现了作者对古代经典的深刻理解和批判精神。作者通过对经典文献的引用和考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前人的解释进行了批判和修正。这种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对于研究古代礼仪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通过对明堂制度的讨论，展现了古代中国建筑与政治、宗教的紧密联系。明堂作为古代帝王举行大典的场所，其设计不仅体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还象征了帝王对天下的统治。文中提到的“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等数字，反映了古代中国对数字的象征性运用，尤其是“九”作为阳数之极，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
作者对《盛德篇》中明堂九室制度的批评，体现了对古代经典的理性思考。他认为九室制度与五帝时期的五室制度不符，且在实际建筑中难以实现，反映了古代学者对经典文本的批判性态度。这种态度不仅体现了对传统的尊重，也展示了学者们对经典文本的重新诠释和修正。
文中提到的蔡伯喈（蔡邕）对明堂制度的修正，反映了东汉末年学者对经典的重新解读。蔡邕作为当时的著名学者，其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作者认为蔡邕的修正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因“因伪饰辞”而显得可笑。这种批评不仅体现了对经典的尊重，也反映了作者对学术严谨性的追求。
文章后半部分通过对李谧和郑修两位隐士的描述，展现了古代中国隐逸文化的特点。李谧博学多才，却选择隐居不仕，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郑修则通过隐居山林、耕读自足的生活方式，展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两位隐士的选择，反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与个人理想之间的挣扎与平衡。
最后，史臣对隐逸文化的总结，强调了隐逸并非逃避，而是一种“恬淡为心，不皦不昧”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不仅体现了对世俗名利的超越，也展示了古代知识分子对自然与社会的深刻理解。隐逸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体而言，本文通过对明堂制度和隐逸文化的讨论，展现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经典、政治、社会的深刻思考。文章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后世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