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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铭箴

作者: 刘勰(约465年—约532年),南朝文学理论家。他以《文心雕龙》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年代:南朝(5世纪末至6世纪初)。

内容简要:共50篇,系统论述了文学创作的理论和方法。书中提出了“风骨”“神思”等概念,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是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铭箴-原文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虡而招谏。

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

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

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

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

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

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

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

若乃飞廉有石棺之锡,灵公有夺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

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

详观众例,铭义见矣。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

蔡邕铭思,独冠古今。

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

至如敬通杂器,准矱武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

崔骃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

蓍龟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

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

魏文九宝,器利辞钝。

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

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

斯文之兴,盛于三代。

夏商二箴,馀句颇存。

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

迄至春秋,微而未绝。

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

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

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

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

指事配位,鞶鉴有征,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

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舆》,义正而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

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

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

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

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赞曰∶

铭实器表,箴惟德轨。

有佩于言,无鉴于水。

秉兹贞厉,警乎立履。

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铭箴-译文

从前黄帝在车舆上刻字以纠正错误,大禹在竹简上刻字以招纳谏言。

成汤在盘盂上刻字,记载日新月异的规矩;武王在户席上刻字,题写必须警戒的训诫。

周公在金人上谨慎言辞,孔子在欹器上改变容貌,可见先圣的鉴戒由来已久。

所以铭就是名,观察器物必须正名,审慎使用贵在慎德。

臧武仲论铭时说:“天子记载美德,诸侯记载功绩,大夫记载征伐。”

夏朝铸造九牧的金鼎,周朝刻写肃慎的楛矢,是记载美德的事;

吕望在昆吾上铭刻功绩,仲山在庸器上镂刻业绩,是记载功绩的意义;

魏颗在景钟上记载勋劳,孔悝在卫鼎上表彰勤勉,是记载征伐的类别。

至于飞廉有石棺的赏赐,灵公有夺里的谥号,铭文从幽石中发出,真是奇怪啊!

赵灵在番吾上刻写事迹,秦昭在华山刻写博戏,夸耀示后,真是可笑啊!

详细观察这些例子,铭的意义就显现了。

至于秦始皇在岳山上刻字,政治暴虐但文采润泽,也有疏通的美感。

像班固的《燕然》刻字,张昶的《华阴》碑碣,序言也很盛大。

蔡邕的铭文思想,独步古今。

桥公的钺,吐纳典谟;朱穆的鼎,完全成为碑文,沉溺于所长。

至于敬通的杂器,模仿武铭,但事情与器物不符,繁简失中。

崔骃的品物,赞美多而警戒少,李尤的积篇,意义贫乏而辞藻琐碎。

蓍龟是神物,却放在博戏之中;衡斛是嘉量,却放在臼杵之末。

连名品的分类都来不及,怎能闲适地理清事理呢!

魏文的九宝,器物锋利但言辞迟钝。

只有张载的《剑阁》,才情清丽。

迅足骎骎,后发先至,在岷汉刻写铭文,恰到好处。

箴就是针,用来攻疾防患,比喻针石。

这种文体的兴起,盛行于三代。

夏商两代的箴言,剩下的句子还很多。

周朝的辛甲,百官箴言缺失,只有《虞箴》一篇,体例和意义完备。

到了春秋时期,微弱但未断绝。

所以魏绛用后羿的故事讽谏君主,楚子用勤劳的故事训诫民众。

战国以来,抛弃道德追求功绩,铭辞兴起,箴文衰落。

到了扬雄稽考古籍,开始模仿《虞箴》,写了《卿尹》、《州牧》二十五篇。

及至崔胡补缀,总称为《百官》。

指事配位,鞶鉴有征,真是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

至于潘勖的《符节》,简要但失于浅薄;温峤的《侍臣》,广博但患于繁琐;王济的《国子》,文多但事少;潘尼的《乘舆》,义正但体芜:这些继作,很少有能得中的。

至于王朗的《杂箴》,竟然放在巾履上,得到戒慎,但失去了应用;观察其简约文辞,举要宪章武铭,但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向有偏。

箴言在官中诵读,铭文在器物上题写,名目虽异,但警戒实质相同。

箴言完全防御过错,所以文辞必须确切;铭文兼有褒赞,所以体例贵在弘润。

其取材必须核实以辨明,其文辞必须简练而深刻,这是其大要。

然而直言的道路已经缺失,庸器的制度已经沦丧,所以箴铭很少使用,罕见于后代,只有秉文的君子,应该斟酌其远大。

赞曰:

铭是器物的外表,箴是道德的轨道。

有佩于言,无鉴于水。

秉持这种贞厉,警戒于立履。

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铭箴-注解

帝轩:指黄帝,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五帝之一,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大禹:夏朝的开国君主,以治水有功而闻名。

成汤:商朝的开国君主,以仁德著称。

武王:周朝的开国君主,以武力推翻商朝。

周公:周武王的弟弟,以贤能著称,辅佐周成王。

仲尼:即孔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臧武仲: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以贤能著称。

吕望:即姜子牙,周朝的开国功臣。

仲山:即仲山甫,周朝的大臣,以贤能著称。

魏颗: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以贤能著称。

孔悝: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以贤能著称。

飞廉:商朝末年的暴君纣王的宠臣。

灵公:指卫灵公,春秋时期卫国的君主。

赵灵:指赵武灵王,战国时期赵国的君主。

秦昭:指秦昭襄王,战国时期秦国的君主。

始皇:即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全国的皇帝。

班固:东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张昶:东汉时期的文学家。

蔡邕:东汉时期的文学家、书法家。

桥公:指桥玄,东汉时期的名士。

朱穆:东汉时期的文学家。

敬通:指敬播,东汉时期的文学家。

崔骃:东汉时期的文学家。

李尤:东汉时期的文学家。

魏文:指魏文帝曹丕,三国时期魏国的开国皇帝。

张载:西晋时期的文学家。

扬雄:西汉时期的文学家、哲学家。

潘勖:东汉时期的文学家。

温峤:东晋时期的文学家。

王济:西晋时期的文学家。

潘尼:西晋时期的文学家。

王朗:三国时期魏国的文学家。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铭箴-评注

这段文字主要讨论了铭文和箴文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艺术特色。铭文和箴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铭文主要用于刻在器物上,以记录功绩、警示后人。文中提到黄帝、大禹、成汤、武王等古代圣王,他们通过铭文来传达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铭文不仅是对功绩的记录,更是对后人的警示和教育。例如,黄帝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虡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这些都体现了铭文的警示和教育功能。

箴文则主要用于劝诫和警示,类似于现代的格言或警句。箴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周朝的辛甲所作的《虞箴》是箴文的典范。箴文的内容多涉及道德修养、治国理政等方面,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例如,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这些都是箴文的典型例子。

从艺术特色来看,铭文和箴文都具有简洁、深刻的特点。铭文要求“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箴文则要求“文资确切”、“体贵弘润”。这些要求使得铭文和箴文在表达上既简洁明了,又富有深意。例如,臧武仲论铭时提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这些铭文的内容既简洁又深刻,体现了铭文的艺术特色。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通过对铭文和箴文的讨论,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铭文和箴文不仅是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内容标题:《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铭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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