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勰（约465年—约532年），南朝文学理论家。他以《文心雕龙》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年代：南朝（5世纪末至6世纪初）。
内容简要：共50篇，系统论述了文学创作的理论和方法。书中提出了“风骨”“神思”等概念，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是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诏策-原文
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
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
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
《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
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
秦并天下，改命曰制。
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
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
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
《诗》云“畏此简书”，《易》称“君子以制数度”，《礼》称“明神之诏”，《书》称“敕天之命”，并本经典以立名目。
远诏近命，习秦制也。
《记》称“丝纶”，所以应接群后。
虞重纳言，周贵喉舌，故两汉诏诰，职在尚书。
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
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
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
及制诏严助，即云∶“厌承明庐”，盖宠才之恩也。
孝宣玺书，责博于陈遂，亦故旧之厚也。
逮光武拨乱，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
诏赐邓禹，称司徒为尧；敕责侯霸，称黄钺一下。若斯之类，实乖宪章。
暨明章崇学，雅诏间出。
和安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请。
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
卫觊禅诰，符采炳耀，弗可加已。
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
刘放张华，并管斯任，施令发号，洋洋盈耳。
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
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蔽乎！
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
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
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
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宪，此其事也。
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及晋武敕戒，备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隐，勒牙门以御卫，有训典焉。
戒者，慎也，禹称“戒之用休”。
君父至尊，在三罔极。
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亦顾命之作也。
及马援以下，各贻家戒。
班姬《女戒》，足称母师矣。
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
契敷五教，故王侯称教。
昔郑弘之守南阳，条教为后所述，乃事绪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施，乃治体乖也。
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庾稚恭之明断，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
自教以下，则又有命。
《诗》云“有命自天”，明命为重也；《周礼》曰“师氏诏王”，明诏为轻也。
今诏重而命轻者，古今之变也。
赞曰∶
皇王施令，寅严宗诰。我有丝言，兆民伊好。
辉音峻举，鸿风远蹈。腾义飞辞，涣其大号。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诏策-译文
皇帝统治天下，他的言语如同神谕。深藏在屏风之后，却响彻四方，这就是诏策的力量。
在古代，轩辕、唐尧、虞舜的时代，他们的命令被称为“命”。命的意义，是制定人性的根本。
在夏、商、周三代，命令的形式包括诰和誓。誓用来训诫军队，诰用来颁布政令，命则象征着天意，因此用来授予官职和封赏。
《易经》中的《姤》卦说：“君主通过颁布命令来治理四方。”诰命能够感动民众，就像风能吹动天下万物。
到了战国时期，命令被称为“令”。令的意思是使唤。
秦朝统一天下后，将命改为制。
汉朝初期制定了礼仪制度，命令分为四种：策书、制书、诏书和戒敕。
戒敕用来告诫州郡，诏书用来告知百官，制书用来颁布赦令，策书用来封赏王侯。
策书是简明的，制书是裁定的，诏书是告知的，戒敕是纠正的。
《诗经》说“敬畏这些简书”，《易经》说“君子通过制定规则来治理”，《礼记》说“明神的诏令”，《尚书》说“敕令天命”，这些都是根据经典来命名的。
远方的诏书和近处的命令，都是沿袭秦朝的制度。
《礼记》中提到“丝纶”，用来应对群臣。
虞舜重视纳言，周朝重视喉舌，因此两汉时期的诏诰，职责在于尚书。
皇帝的言语重大，常常被记录在史册中，一旦发出就像绳索一样，无法收回。
因此，淮南王有英才，汉武帝让司马相如审阅草稿；陇右多文士，光武帝特别注重文辞：这不仅仅是为了当时的美誉，也是为了谨慎对待后世。
观察文景之前的诏书，内容浮杂，汉武帝推崇儒学，选择言辞弘大深奥。
策封三王时，文辞如同训典；劝诫深远雅致，成为后代的典范。
在制诏严助时，提到“厌承明庐”，这是对才子的宠爱。
孝宣帝的玺书，责备陈遂的博学，也是因为旧情深厚。
到了光武帝拨乱反正，注重文辞，但有时喜怒无常，言辞偏激。
诏书赐予邓禹，称司徒为尧；敕书责备侯霸，称黄钺一下。这类言辞，实际上违背了宪章。
到了明帝和章帝时期，崇尚学问，雅致的诏书不时出现。
和帝和安帝时期，政事松弛，礼阁缺乏人才，每次起草诏敕，都假手于外人。
建安末年，文理复兴，潘勖的九锡文，典雅超群。
卫觊的禅诰，文采辉煌，无人能及。
自魏晋以来，诰策的职责在中书省。
刘放和张华，共同掌管这一职责，发布命令，声音洪亮。
魏文帝的诏书，辞义宏伟。
至于作威作福，这是万虑之一蔽。
晋朝中兴，只有明帝崇尚才子，因为温峤文辞清雅，所以被引入中书省。
从此以后，诏书的体制和风格发生了变化。
皇帝的言语崇高而神秘，大观在上，因此百官效法，万邦信服。
因此，授予官职选拔贤才，义理如同重离的光辉；优文封策，气势如同风雨的滋润；敕戒恒诰，笔锋如同星汉的华彩；治戎燮伐，声音如同雷声的威严；眚灾肆赦，文辞如同春露的滋润；明罚敕法，辞令如同秋霜的凛冽：这就是诏策的大致内容。
戒敕作为文辞，实际上是诏书中最切要的部分，周穆王命郊父接受敕宪，就是这样的例子。
魏武帝称戒敕，应当针对具体事情说话，不得含糊，明白治理的要领。
到了晋武帝的戒敕，详细告知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隐，勒牙门以御卫，这些都是训典的内容。
戒的意思是谨慎，禹说“戒之用休”。
君父至高无上，在三纲中无极限。
汉高祖的《敕太子》，东方朔的《戒子》，也是顾命之作。
到了马援以后，各自留下家戒。
班姬的《女戒》，足以称为母师。
教的意思是效仿，说出的话民众会效仿。
契敷五教，因此王侯称为教。
从前郑弘守南阳，条教为后人所称述，是因为事情条理清晰；孔融守北海，文教华丽但很少实施，是因为治理体制不当。
像诸葛孔明的详约，庾稚恭的明断，都是理得而辞中，是教的好例子。
自教以下，则又有命。
《诗经》说“有命自天”，说明命是重要的；《周礼》说“师氏诏王”，说明诏是轻的。
现在诏重而命轻，这是古今的变化。
赞曰：
皇王施令，寅严宗诰。我有丝言，兆民伊好。
辉音峻举，鸿风远蹈。腾义飞辞，涣其大号。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诏策-注解
诏策：古代帝王发布的命令或文告，具有法律效力，用于传达皇帝的意志和政策。
命：在古代，命是指皇帝的命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用于制定国家政策和任命官员。
诰：古代帝王发布的文告，用于传达政策、法令或表彰功绩。
誓：古代用于训诫军队或宣誓效忠的文告，具有约束力。
制：秦朝以后，皇帝发布的命令称为制，具有法律效力。
策书：汉代的一种文书形式，用于封赏王侯或传达重要命令。
戒敕：古代帝王发布的告诫性文告，用于训诫官员或百姓。
丝纶：古代比喻皇帝的诏书，因其言辞如丝般细腻，如纶般有力。
尚书：古代官名，负责起草和传达皇帝的诏书。
九锡：古代皇帝赐予功臣的九种礼器，象征极高的荣誉。
中书：魏晋时期的官署，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和文告。
教：古代帝王或官员发布的训诫性文告，用于教导百姓或官员。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诏策-评注
本文通过对古代诏策、命、诰、誓、制等文体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展现了古代帝王文告的多样性和重要性。从轩辕唐虞时期的‘命’，到秦朝的‘制’，再到汉代的‘策书’、‘制书’、‘诏书’、‘戒敕’，这些文体的演变反映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和皇权的强化。
文中提到的《诗》、《易》、《礼》、《书》等经典文献，进一步说明了诏策文体的文化渊源和经典依据。诏策不仅是皇帝传达意志的工具，更是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这些文体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代帝王如何通过文告来维护统治、规范社会秩序。
文章还特别强调了诏策文体的艺术特色。例如，汉武帝时期的诏书‘选言弘奥’，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魏晋时期的诏书‘辞义多伟’，展现了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诏策文体的语言风格多样，既有威严庄重的‘敕戒’，也有温文尔雅的‘优文封策’，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
此外，文中提到的‘戒敕’、‘教’等文体，进一步揭示了古代帝王如何通过文告来训诫官员和百姓。戒敕的‘慎’与教的‘效’，体现了古代政治文化中对道德教化的重视。这些文体的使用，不仅是为了传达政策，更是为了塑造社会风气，维护统治秩序。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诏策文体的历史演变、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的分析，展现了古代帝王文告的多样性和重要性。这些文体不仅是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对这些文体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古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