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勰（约465年—约532年），南朝文学理论家。他以《文心雕龙》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年代：南朝（5世纪末至6世纪初）。
内容简要：共50篇，系统论述了文学创作的理论和方法。书中提出了“风骨”“神思”等概念，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是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明诗-原文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
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
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
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
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
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
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
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
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
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
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
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
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
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
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
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
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
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
民生而志，咏歌所含。
兴发皇世，风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
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明诗-译文
大舜说：“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语言。”圣人的分析，意义已经明确了。
因此，“在心中是志向，表达出来就是诗”，舒展文辞承载实质，这就是诗的作用吧！诗，就是持守，持守人的性情；《诗经》三百篇的宗旨，归结为“无邪”，持守作为训诫，是有道理的。
人天生有七情，受到外物的刺激而产生情感，感受外物而吟咏志向，这是自然的。
从前葛天的乐辞，《玄鸟》在曲中；黄帝的《云门》，道理不空谈。
到了尧有《大唐》之歌，舜创作了《南风》之诗，看这两篇作品，文辞表达清楚而已。
到了大禹成功，九种功绩都被歌颂；太康失德，五个儿子都怨恨：赞美善行，纠正恶行，这由来已久。
从商朝到周朝，《雅》、《颂》完备，四始辉煌，六义深奥。
子夏欣赏绚丽的文章，子贡领悟琢磨的句子，所以商赐这两个人，可以和他们谈论诗。
自从王者的恩泽枯竭，采风的人停止了采集，春秋时期观察志向，吟诵旧章，酬酢作为宾客的荣耀，吐纳成为自身的文采。
到了楚国讽刺怨恨，就有了《离骚》作为讽刺。秦始皇焚书，也创作了《仙诗》。
汉朝初期的四言诗，韦孟首先倡导，匡正劝谏的意义，继承了周朝的传统。
汉武帝爱好文学，柏梁台列韵；严忌、司马相如等人，写文章没有固定的方法。
到了成帝时期，品录了三百多篇，朝廷的章奏和国家的采风，也算完备了。
但文人的遗作，没有见到五言诗，所以李陵、班婕妤被后代怀疑。
根据《召南·行露》，开始有半章；孺子的《沧浪》，也有全曲；《暇豫》的优歌，远在春秋时期；《邪径》的童谣，近在成帝时期：考察时间取证，五言诗已经很久了。
又古诗中美丽的，有人说是枚叔的，其中《孤竹》一篇，是傅毅的词。
比较文采来推断，是两汉的作品。
看它的结构和文辞，直率而不粗野，婉转而依附事物，惆怅而切合情感，确实是五言诗的顶峰。
至于张衡的《怨篇》，清雅可品味；《仙诗缓歌》，雅致有新声。
到了建安初期，五言诗蓬勃发展，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纵马驰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望路争先；都怜爱风月，亲近池苑，叙述恩荣，描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施展才华；表达情怀指陈事物，不求细腻的技巧，驱遣文辞描绘形象，只求清晰明了：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到了正始时期，诗夹杂了仙心；何晏等人，大多浮浅。
只有嵇康志向清峻，阮籍旨意深远，所以能标新立异。
至于应璩的《百一》，独立不惧，文辞诡谲而意义正直，也是魏朝的遗风。
晋朝的众多才子，逐渐趋向轻浮绮丽。
张华、潘岳、左思、陆机，并肩在诗坛，文采繁缛于正始时期，力量柔弱于建安时期。
有的分析文辞以为妙，有的流于靡丽以自美，这是他们的大致情况。
江东的作品，沉溺于玄风，嘲笑追求实务的志向，崇尚忘却机巧的谈论，袁宏、孙绰以下，虽然各有雕琢的文采，但文辞旨趣一致，没有人能与之争雄，所以景纯的《仙篇》，挺拔而成为杰出之作。
宋朝初期的文咏，体裁有所继承和革新。
庄老思想退去，而山水诗兴起；对偶百字，争奇一句，情感必须极尽描写事物，文辞必须尽力追求新颖，这是近代所竞争的。
所以纵观历代，情感变化的规律可以观察；总结异同，纲领的要义可以明了。
至于四言的正体，则以雅润为根本；五言的流调，则以清丽为主旨，华丽与实质各有用途，取决于才能的适应。
所以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的则有子建、仲宣，偏美的则有太冲、公干。
然而诗有固定的体裁，思想没有固定的位置，随性适分，很少能全面贯通。
如果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
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章；离合的发端，则萌生于图谶；回文的兴起，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的余制；大小或有不同，情理相同，总归诗的范畴，所以不详细说了。
赞曰∶
人生而有志，咏歌所包含。
兴发于皇世，风流于《二南》。
神理与政序相契合。
英华更加繁缛，万代永远沉迷。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明诗-注解
诗言志，歌永言：出自《尚书·舜典》，意为诗歌是表达人的志向和情感的，歌咏则是使这些言辞长久流传。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出自《毛诗序》，意为心中的情感和志向通过言辞表达出来就是诗。
诗者，持也：出自《毛诗序》，意为诗是把握和表达人的情感和性格的。
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指《诗经》三百篇的核心意义在于‘无邪’，即纯正无邪的情感表达。
七情：指人的七种情感：喜、怒、哀、惧、爱、恶、欲。
葛天乐辞：指葛天氏时代的乐歌，传说中葛天氏是上古时期的音乐家。
玄鸟：传说中的神鸟，常与祥瑞和天命相关。
黄帝《云门》：传说中黄帝时期的乐舞，象征天地的和谐。
大唐之歌：传说中尧帝时期的颂歌，歌颂尧的功德。
南风之诗：传说中舜帝时期的诗歌，表达对舜的赞美。
九序惟歌：指大禹治水成功后，九州的秩序恢复，人们歌颂他的功绩。
五子咸怨：指太康失德后，五位贤臣对他的怨恨。
雅、颂：《诗经》中的两类诗歌，雅为朝廷乐歌，颂为祭祀乐歌。
四始：指《诗经》中的风、雅、颂、赋四种体裁。
六义：指《诗经》中的风、雅、颂、赋、比、兴六种表现手法。
离骚：屈原的代表作，表达了对楚国政治的失望和对理想的追求。
仙诗：指秦始皇时期创作的带有神仙色彩的诗歌。
建安：东汉末年的年号，建安文学以五言诗为主，风格慷慨悲凉。
正始：三国时期魏国的年号，正始文学以玄学思想为主，风格清峻。
江左：指东晋时期，文学风格偏向玄学，崇尚清谈。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指东晋时期玄学思想逐渐消退，山水诗开始兴起。
俪采百字之偶：指南朝时期诗歌追求对仗工整，讲究辞藻华丽。
四言正体：指四言诗的正统风格，以雅正和润泽为主。
五言流调：指五言诗的流行风格，以清新和华丽为主。
回文：一种诗歌形式，正读反读皆成文。
联句：多人合作创作的诗句，每人一句，共同完成一首诗。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文心雕龙-明诗-评注
这段文字主要探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起源、发展及其文化内涵。文章从舜帝的‘诗言志，歌永言’出发，阐述了诗歌的本质是表达人的情感和志向，并通过歌咏使其流传后世。这一观点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基础，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情感表达作用。
文中提到《诗经》的‘无邪’之义，表明诗歌的核心在于纯正无邪的情感表达。通过对《诗经》中风、雅、颂等体裁的分析，作者进一步揭示了诗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从尧舜时期的颂歌，到商周时期的《雅》、《颂》，再到战国时期的《离骚》，诗歌始终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紧密相连。
文章还特别提到了五言诗的兴起和发展。从汉初的四言诗到建安时期的五言诗，诗歌的形式逐渐多样化，风格也从庄重典雅转向清新流丽。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著称，而正始文学则带有浓厚的玄学色彩，体现了不同时期社会思潮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东晋时期，玄学思想盛行，诗歌风格偏向清谈和玄理，山水诗开始兴起。南朝时期，诗歌追求对仗工整，辞藻华丽，形成了独特的‘俪采’风格。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既继承了前代的传统，又有所创新，体现了诗歌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最后，文章总结了历代诗歌的特点，指出四言诗以雅正为本，五言诗以清丽为宗，不同风格的诗歌各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作者认为，诗歌创作应随性适分，不拘一格，既要注重形式的美感，又要表达真实的情感。这种观点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通过对历代诗歌的梳理和分析，揭示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它不仅是对诗歌历史的总结，也是对诗歌创作理论的深刻思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