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毕沅（1730年—1797年），清代史学家、官员，主持编撰《续资治通鉴》。他以博学多才著称，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
年代：编撰于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
内容简要：《续资治通鉴》共220卷，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续作，记载了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历史。全书按编年体例编写，内容详实，是研究宋、元历史的重要文献。它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七十九-原文
章惇、张璪皆南人，恐害于国。”帝曰：“为是旧臣。”岩叟曰：“孰非旧臣？”帝曰：“近日颇旱。”岩叟曰：“以圣德如此，无致灾变之理；唯政府有此人，所以致旱也。”
庚寅，尚书左仆射蔡确罢。山陵使事毕，确犹偃蹇于位，于是刘挚、王岩叟、孙觉、苏辙、硃光庭弹章交上十数。确浸不自安，遂连表乞解机务，表词有曰：“收拔当世之耆老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严边备以杜强邻之窥觎，走轺传以察远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厉公平之大道以合众志之异同。”其高自矜伐如此。孙觉、苏辙愈不平，复上疏论之，疏曰：“自法行以来，民力困敝，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寝疾弥留，灼知前事之失，亲发德音，将洗心自新，以合天意；此志不遂，奄弃万国。是以皇帝践阼，圣母临政，奉承遗旨，罢导洛，废市易，捐青苗，止助役，宽保甲，免买马，放修城池之役，复茶盐铁之旧，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五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命令所至，细民鼓舞相贺。今小臣既经罢黜，至于大臣则因而任之，臣窃惑矣。确所上表，虽外逼人言，若欲求退，而论功攘善，实图自安。所云收拔当世之耆艾以陪辅王室，臣谓当世之耆艾，乃确昔日之所抑远者也。所云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臣谓有司之烦碎，乃确昔日创造者也。此二事，皆确为政无状，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独见，谁能行此？确不自引咎，反以为功，则是确等所造之恶皆归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归于确也。”时司马光、吕公著进用，蠲除烦苛，确言皆己所建白，公论益不容，太皇太后犹不忍遽斥。至是始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寻改毫州。
以门下侍郎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光以疾方赐告，不能入谢，帝遣阁门副使赍告印至其家赐之，光辞。疾稍间，将起视事，诏免朝觐，以肩舆三日一入都堂或门下尚书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光肩舆至内东门，子康扶入对小殿，且命无拜，光惶恐，请对延和殿。诏许乘肩舆至崇政殿，垂帘日引对，馀依前降指挥。光入对，再拜，遂退而视事。王安石时已病，弟安礼以邸吏状示安石，安石曰：“司马十二丈作相矣！”怅然久之。
诏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详定役法以闻，从吕公著言也。
壬辰，以尚书左丞吕公著为门下侍郎。
命司马光提举编修《神宗实录》。
丙申，诏：“提举官累年积蓄，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
丁酉，王岩叟入对，言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则奸人有以迎意进说。又奏乞察贤不贤而去留之，若贤者留，不贤亦留，则贤者耻而不乐为用。又奏两宫垂帘，杜绝内降，太皇太后曰：“此事必无，不须忧也。”
癸卯，刘挚言：“保甲罢团教，臣窃有私忧过计者。夫乡野之民，其性易于转习。今之保甲，衣必华细，食必酒肉，固已变其向者布麻粗粝之习矣；群聚而笑喧，奋臂而矜勇，固已移其椎鲁劳苦之习矣。臣愚以为宜有法以敛制之。凡保甲之技艺，强弱高下，州县皆有等籍，今案取优等，愿为兵者刺以为本州禁军，自馀中下等，亦依近制募充弓手、刀手、耆壮、户长之役。”苏辙言：“河北之民，喜为剽劫，近岁创为保甲，驱之使离南亩，教之使习凶器。今虽已罢，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复执锄，酒肉之口不可以复菇蔬，既无所归，势必为盗。臣愿于元丰库或内藏库乞钱三十万贯，为招军例物，选文武臣僚有才干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于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为禁军，随其人才，以定军分。上为先帝收恩于既往，下为社稷消患于未萌。”
刘挚言：“知枢密院章惇，素无才行。近者差役之复，乃三省同枢密进呈，惇果有所见，当即敷陈讲画，今敕命宣布，始退而横议。惇非不知此法之是与非也，盖宁负朝廷而不忍负王安石，欲存面目以见安石而已。”
甲辰，刘挚言：“臣伏见户部尚书曾布，在熙宁初，王安石托以腹心，故其政皆出于布之谋，其法皆造于布之手。臣时为御史，曾以此告之先帝曰：‘大臣误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盖指布辈也。”
硃光庭奏：“今日庙堂之上，司马光未出，唯有吕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馀皆奸邪。伏望圣慈早进范纯仁，庶得贤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辅圣政。”
丙午，以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为校书郎，用王岩叟荐也。
庚戌，诏：“英州编管人郑侠特放自便，仍除落罪名，尚书吏部先咨注旧官，与合入差遣。”从监察御史孙升、左司谏苏辙所奏也。
辛亥，知枢密院事章惇罢。司马光、吕公著改更弊事，惇与蔡确在位，窥伺得失，惇尤以谑侮困光，台谏交章疏其罪，未报。已而惇复与光帘前争论喧悖，至曰它日安能奉陪吃剑，太皇太后怒。于是刘挚奏言：“惇佻薄险悍，谄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朝廷，遂得进用。及安石补外，又倾附吕惠卿，夤缘至于执政。以强市两浙民田及寄语台官等事为言路所击，而先帝益薄其为人。黜人未几，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夫去恶莫如尽，陛下既去确而今尚留惇，非朝廷之利。乞正其横议害政、强愎慢上之罪。”王岩叟奏言：“惇廉隅不修，无大臣体，每为俳谐俚语，侵侮同列。谏官孙觉尝
论边事，不合惇意，而惇肆言于人，云议者可斩，中外闻之，无不骇愕，自古未尝有大臣敢出此语胁谏官者。
陛下诏求直言，而惇斥上书人为不逞之徒，其意不欲陛下广聪明也。
陛下登用老臣旧德，而惇亦指为不逞之徒，其意不喜陛下用正人也。
今复于帘前争役法，辞气不逊，陵上侮下，败群乱众，盖见陛下用司马光作相，躁忿忌嫉，所以如此。
伏乞罢免以慰天下之望。”惇遂罢，以正议大夫知汝州。
甲寅，诏：“侍从、御史、国子司业各举经明行修可为学官者二人。”
乙卯，以同知枢密院事安焘知枢密院事，试吏部尚书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
权给事中王岩叟言：“安焘资材阘茸，器识暗昧，旧位且非所据，况可冠洪枢、颛兵柄！所有画黄，谨缴进。其范纯仁除命，伏乞分为别敕行下。”
苏辙、孙觉、刘挚亦相继论焘不当骤迁。
丙辰，罢诸州常平管句官。
丁巳，安焘辞免新命。敕黄付王岩叟书读，岩叟又封还。
诏：“放免内外市易钱并坊场净利钱。”又诏：“已前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
三月，己未，王岩叟言：“陛下用范纯仁虽骤，何故无一人有言？盖赏贤也。一进安焘，则谏官、御史交章论奏，盖非公望所与也。臣两次论驳，窃闻已有指挥，门下省更不送给事中书读，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夺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夺；身可忘也，而爱君之心不可忘。陛下既重改成命，则愿差官权给事中，以全孤臣之守。”
庚申，刘挚言：“安焘、范纯仁告命不由给事中，直付所司，陛下自堕典宪，使人何所守乎！”不报。
详定役法所言：“乞下诸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从之。
王安石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
壬戌，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为今日计，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穀梁、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
光以奏稿示范纯仁，纯仁答光曰：“《孟子》恐不可轻。且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众之义。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者更俟诸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矣。”
光欣然纳之。
戊辰，苏辙言：“陛下用司马光为相，而使韩缜以屠沽之行与之同列，以臣度之，不过一年，缜之邪计必行，邪党必胜，光不获罪而去，则必引疾而避矣。去岁北使入朝，见缜在位，相顾反臂微笑。缜举祖宗七百里之地，无故与之。闻契丹地界之谋，出于耶律用正，今以为相。彼以辟国七百里而相用正，朝廷以蹙国七百里而相缜，臣愚所未谕也。
辛未，以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常，文士，少吏干，或疑其不胜任，以问司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计，则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贪吏掊克之患，庶几少息矣”
以中书舍人胡宗愈为给事中，起居舍人苏轼为中书舍人。
军器监丞王得君言：“臣僚上章与议改法，但许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内出手诏曰：“予方开广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无状若此，可罢职与外任监当。”得君于是谪监永城县仓。
诏：“毋以堂差冲在选已注官。”
置诉理所，许熙宁以来得罪者自言。
命太学官试，司业、博士主之，如春秋补试法。
壬申，诏：“安焘坚辞知枢密院事，特依所乞，仍同知枢密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
癸酉，置开封府界提点刑狱一员。
女真贡良马于辽。
乙亥，罢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
己卯，复广济河辇运。
辛巳，诏：“民间疾苦当议宽恤者，监司具闻。”
以校书郎程颐为崇政殿说书，从司马光言也。
颐进三答刂，其一曰：“陛下春秋方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乞遴选贤士入侍劝讲，讲罢，常留二人直日，夜则一人直宿，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
其二曰：“三代必有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臣以为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应宫人、内臣，并选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须质朴；及择内臣十人，充经筵祗应，以伺候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
其三曰：“窃见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乞今后特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
颐每以师道自居，其侍讲，色甚庄，言多讽谏。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帝曰：“有之。”颐曰：“推
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帝尝凭栏偶折柳枝，颐正色曰：“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帝不悦。
御史吕陶言：“司农少卿范子渊，在元丰时提举河工，糜费巨万，护堤厌埽之人，溺死无算，而功卒不成，乞行废放。”于是黜知峡州，制略曰：“汝以有限之财，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诸必死之地。”中书舍人苏轼词也。
夏，四月，己丑，右仆射韩缜罢。
先是台谏前后论缜过恶甚众，皆留中不报。
太皇太后宣谕孙觉、苏辙曰：“进退大臣，当存国体。缜虽不协人望，要须因其求去而后出之。”
刘挚等攻之益急，缜遂乞出，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
内批：“缜自以恐妨贤路，故乞出外，视矜功要名而去者，缜为得进退之体，宜于制词中声说此意。”
矜功要名，盖指蔡确、章惇也。
诏太师致仕文彦博肩舆赴阙，令河南津置行李。
先是司马光除左仆射，固辞以疾，乞召用彦博。
范纯仁亦以彦博老成，劝帝召致之。
及将罢韩缜，太皇太后以御札付光，欲除彦博太师兼侍中、行右仆射事。
光奏：“彦博官为太师，年八十一，臣后进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伦也。”不听。
庚寅，苏辙言：“礼部欲复诗赋，司马光乞以《九经》取士，二议并未施行。乞先降指挥，明言来年科场一切如旧，但所对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不专用王氏之学，仍罢律义，然后徐议，更未为晚也。”
辛卯，司马光乞“令提点刑狱司指挥逐县令佐，体量乡村人户有阙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报，即将本县义仓及常平仓米谷直行赈济。夏秋成熟，令随税送纳，毋得收息。令佐有能用心存恤，民不流移者，优与酬奖；否则取勘闻奏。”从之。
辛卯，诏：“诸路旱伤，蠲其租。”
壬辰，以旱虑囚。
癸巳，特进、荆国公王安石卒，年六十有六。
安石性强忮，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安石著《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镇、吕诲、苏轼及一时之贤者，皆重为诋毁，晚居金陵，于钟山书室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恨为吕惠卿所误也。及卒，司马光于病中闻之，亟简吕公著曰：“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其不修怨如此。
戊戌，辽主北幸，遣使加统军使及静化军节度使爵秩，仍赐赍诸军士。
辛丑，诏：“执政大臣各举可充馆阁者三人。”
壬寅，诏：“文彦博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以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太皇太后欲用彦博为右相，刘挚、王觌并言彦博春秋高，不可为三省长官。
硃光庭亦三上章，以为：“彦博师臣，不宜烦以吏事。若右相，则吕公著、韩维、范纯仁皆可为之。”
帝问司马光，光对曰：“若令彦博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亦足尊老成矣。”
又言宜为右相者莫如吕公著，帝皆听之。
又诏：“彦博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辅臣议事；如遇有军国机要，即不限时日，并令入预参决。”
先是执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吏目抱文书历诸厅白之，故为长者得以专决，同列难尽争也。
光尝恳蔡确，欲数会议，庶各尽所见，而确终不许。
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长贰并得议事，遂为定制。
乙巳，诏户部裁冗费，著为令。
黜内侍李宪等于外。
刘挚言：“宦者李宪，贪功生事，渔敛生民膏血，兴灵、夏之役，首违师期，乃顿兵兰州，遗患今日。王中正将兵二十万出河东，逗留违诏，精卒劲骑，死亡殆尽。宋用臣董大工役，侵陵官司，诛求小民，夺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领皇城司，纵遣伺者，飞书朝上则墓入狴犴，朝士都人相顾以目者殆十年。此四人者，权势烽焰，张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镇厌，不然，其为祸岂减汉、唐宦者哉！”
侍御史林旦亦以为言。
诏并降官，宪、中正、得一提举宫观，用臣监太平州税务。
辛亥，文彦博入对，命其子贻庆扶掖上殿，赐贻庆金紫章服。
扬王颢、荆王頵并特授太尉。
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武各举所知，以勉厉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若所举人违犯名数，必坐举主毋赦。
于是诏：“自今凡遇科举，令升朝官各举经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与升甲。罢谒禁之制。”
知诚州周士隆抚纳谿峒民一千三百馀户，赐士隆银帛。
癸丑，三省言：“尚书六曹，职事闲剧不等，今欲减定，以主客兼膳部，职方兼库部，都官兼司门，屯田兼虞部，定为三十五员。”
又言：“常平奏春秋敛散，以陈易新，及岁饥赈贷，主司并依法推行。降贷常平钱谷，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并纳者，止出息一分。”
并从之。
五月，丁巳朔，以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韩维为门下侍郎。
罢诸路重禄，复熙宁前旧制。
辽自马群太保萧托辉括群牧实数以定籍，厥后柬册国岁贡千匹，女真诸国及铁骊诸部岁
贡良马，仍禁朔州路鬻羊马于南朝，吐浑、党项鬻马于西夏，以故牧马蕃息，多至百有馀万。辽主赏群牧官，以次进阶。
庚申，夏国遣使来贺即位。
壬戌，诏侍从、台官、监司各举县令一人。
丁卯，刘挚上疏曰：“学校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从出，非行法之所。虽群居众聚，帅而齐之，不可无法，亦有礼义存焉。先帝养士之盛，比隆三代。然太学屡起狱讼，有司缘此造为法禁，烦苛甚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上下疑贰，以求苟免。尤可怪者，博士、诸生禁不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月巡所隶之斋而已。斋舍既不一，随经分隶，则又《易》博士兼巡《礼》斋，《诗》博士兼巡《书》斋，所至备礼请问，相与揖诺，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请，以杜贿赂。学校如此，岂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愿罢其制。”戊辰，诏孙觉、顾临、程颐同国子监长贰修立太学条制。
己巳，幸扬王、荆王第，官其子九人。
乙亥，苏辙言：“前参知政事吕惠卿，诡变多端，见利忘义。王安石初任执政，以为心腹，青苗、助役，议出其手。韩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当时执政皆闻德音，安石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为小官，自知失势，上章乞对，力进邪说，荧惑圣听，巧回天意。身为馆殿，摄行内侍之职，亲往传宣，以起安石，肆其伪辨，破难琦说，仍为安石画劫持上下之策。自是诤臣吞声，有职丧气，而天下靡然矣。至于排击忠良，引用邪党，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后又建手实簿法，尺椽寸土，检括无遗，鸡豚狗彘，抄答刂殆遍，小民怨苦，甚于苗役。又因保甲正长，给散青苗，结甲赴官，不遗一户，上下骚动，不安其生，遂至河北人户流移。旋又兴起大狱以恐胁士人，如郑侠、王安国之徒，仅保首领而去。其心本欲株连蔓引，涂污公卿，独赖先帝仁圣，每事裁抑，故不得穷极其恶。既而惠卿自以赃罪被黜，于是力陈边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变军制，杂用蕃、汉，违背物情，坏乱边政。西戎无变，妄奏警急，擅领大众，涉入戎境，竟不见敌，迁延而归，恣行欺罔，立石纪功。自是戎人怨叛，边鄙骚扰，河、陇困竭，海内疲劳。永乐之败，大将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荐擢任，始终协议，遂付边政；败声始闻，震动宸极，驯致不豫。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反眼相噬。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抳其归。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至死地。安石之党，言惠卿使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钱置田产等事，朝廷遣蹇周辅推鞫，狱将具而安石罢去，故事不复究，案在御史，可履视也。惠卿发安石私书，其一曰“无使齐年知”，齐年者，冯京也，先帝犹薄其罪；惠卿复发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肝，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间。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随相抉擿，不遗馀力。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惠卿用事于朝廷，首尾十馀年，操执威柄，凶焰所及，甚于安石。乞陛下断自圣意，略正典刑，追削官职，投畀四裔。”
诏特赠吕诲通议大夫，子由庚与堂除合入差遣，以刘挚、吕大防、范纯仁言其触忤时宰，谴死外籓故也。
辽主驻纳葛泺。
戊寅，辽宰相梁颖出知兴平府事。
壬午，诏：“文彦博已降旨令独班起居，自今赴经筵都堂，凡同三省、枢密院奏事，并序官位在宰相上。”
乙酉，监察御史上官均言：“今之议者，必以为往时之散青苗，出于抑配，故有前日之弊；今则募民之愿取者然后与之，而有司又不以多散为功，在民必以为便。臣以为不然。今天下民，十室之中，资用匮乏者六七，诱以青苗之利，无知之民，不暇远计，必利一时之得，纷然趋赴。虽曰不强抑配，然而散敛追呼督促之烦，道涂往来之费，轻用妄费，贱售谷帛之患，未免如前日也。故臣愿行闰二月八日诏书，罢去青苗法，复常平昔年平粜之法，兹万世之通利也。”
是月，辽放进士张毂等二十六人。
六月，丁亥朔，辽以左伊勒希巴耶律坦为特里衮，知枢密院事耶律额特勒兼知伊勒希巴事。
戊戌，诏：“自今科场程试，毋得引用《字说》。”从林旦言也。
癸卯，辽遣使案诸道狱。时景州刺史耶律俨入为御史中丞，案上京滞狱，多所平反，擢同知宣徽院事、提点大理寺。
甲辰，置《春秋》博士。
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吕惠卿落职，降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苏辙、刘挚、王岩叟相继论惠卿罪恶，故有是命。
监察御史韩川言：“市易之设，虽曰平均物直，而其实不免货交以取利，又所收不补所费。请结绝见在物货，画日更不收买。”从之。
右正言王觌言：“先帝令常平钱斛存留一半，遇谷贵减市价出粜，成熟时增市价收籴，务在平谷价而已。郡县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于为利，故于青苗新令则竞务力行，于粜籴旧条则仅同虚设。伏望朝廷罢散青苗钱，行旧常平仓法，以成先帝之素志。”
辽以同
知南京留守事耶律诺音知右伊勒希巴事。
乙巳，准布部长朝于辽，辽主命燕国王延禧相结为友。
丙午，王岩叟、硃光庭、苏辙、王觌言：“吕惠卿责授分司南京，不足以蔽其罪。臣等岂不知降四官、落一职为分司，在常人不为轻典乎？盖以尧之四凶，鲁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当复用常法制也。”
戊申，吏部尚书孙永等请以富弼配神宗庙庭，诏从之。初议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吴充，太常少卿鲜于侁曰：“勋德第一，唯富弼耳。”
辽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阿苏兼知北院大王事。
庚戌，太白昼见。
辛亥，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从王岩叟等四人所奏也。苏轼草制词，有曰：“先帝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以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又曰：“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天下传诵称快焉。
甲寅，诏曰：“先帝讲求法度，爱物仁民，而搢绅之间，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边事，或连起犴狱，久乃知弊。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惩革，整饬风俗，修振纪纲，盖不得已。况罪显者已正，恶钜者已斥，则宜荡涤隐疵，阔略细故。应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状者，一切不问，言者勿复弹劾。”
始，邓绾谪滁州，言者未已。太皇太后因欲下诏慰存反侧，吕公著以为宜然，遂从之。或谓公著曰：“今除恶不尽，将遗患它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网漏吞舟。且人才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邪！”
复置通利军。
乙卯，程颐上疏曰：“今讲读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职，独臣不领别官，近差修国子监条例，是亦兼也，乃无一人专职辅导者。执政之意，盖惜人材，不欲使之闲尔，又以为虽兼它职，不妨讲读，此尤不思之甚也。古人斋戒而告君，臣前后两得进讲，未尝敢不宿斋戒，潜思存诚，觊感动于上心。若使营于职事，纷其思虑，待至上前，然后善其辞说，徒以颊舌感人，不亦浅乎？今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罢，且乞免臣修国子监条例，俾臣夙夜精思竭诚，专在辅导。”颐一日讲“颜子不改其乐”，既毕文义，乃复言曰：“陋巷之士，仁义在躬。人主崇高，奉养备极，苟不知学，安能不为富贵所移！且颜子，王佐才也，而箪食瓢饮；季氏，鲁国蠹也，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非后世之鉴乎？”文彦博、吕公著等入侍，闻其讲说，辄相与叹曰：“真侍讲也！”
彦博对帝恭甚，或谓颐曰：“君之倨，视潞公如何？”颐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颐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此颐与潞公所以不同也。”
是月，夏主遣使来求兰州、米脂等五砦，司马光言：“此乃边鄙安危之机，不可不察。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砦，皆是彼田。今既许其内附，若靳而不与，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卑辞厚礼以事中国，庶几归我侵疆，今犹不许，则是恭顺无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则上书悖慢，大则攻陷新城。当此之时，不得已而与之，其为国家耻，无乃甚于今日乎！群臣犹有见小忘大、守近遗远、惜此无用之地者，愿决圣心，为兆民计。”时异议者众，唯文彦博与光合，太皇太后将许之。光欲并弃熙河，安焘固争之曰：“自灵武而东，皆中国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无故弃之，岂不取轻于外夷邪？”光乃召礼部员外郎、前通判河州孙路问之，路挟舆地图示光曰：“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光乃止。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七十九-译文
章惇、张璪都是南方人，恐怕对国家有害。”皇帝说：“他们是旧臣。”王岩叟说：“谁不是旧臣？”皇帝说：“最近有些干旱。”王岩叟说：“以圣德如此，没有导致灾变的道理；只是政府中有这样的人，所以导致干旱。”
庚寅日，尚书左仆射蔡确被罢免。山陵使的事务结束后，蔡确仍然傲慢地占据职位，于是刘挚、王岩叟、孙觉、苏辙、硃光庭等人纷纷上奏弹劾他。蔡确逐渐感到不安，于是连续上表请求解除职务，表词中说：“选拔当世的老臣来辅佐王室，减免官府的繁琐事务以安抚民心，加强边防以杜绝强邻的窥视，派遣使者以考察远方的疾苦，明确法令的美意以弘扬先帝的恩泽，推行公平的大道以调和众志的异同。”他自夸如此。孙觉、苏辙更加不满，再次上疏弹劾他，疏中说：“自从新法实施以来，民力困乏，天下愁怨。先帝晚年，病重弥留，深知前事的失误，亲自发出德音，决心洗心革面，以合天意；这一志向未能实现，便突然去世。因此皇帝即位，圣母临政，奉承遗旨，废除导洛、市易、青苗、助役等法，放宽保甲、免买马、停止修城池的劳役，恢复茶盐铁的旧制，罢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五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人。命令一到，百姓欢欣鼓舞。如今小臣已被罢黜，而大臣却仍然留任，臣感到困惑。蔡确所上的表，虽然表面上迫于舆论，似乎想求退，但实际上却在论功自夸，图谋自保。他所说的选拔当世的老臣来辅佐王室，臣认为这些老臣正是蔡确昔日所排斥的人。他所说的减免官府的繁琐事务以安抚民心，臣认为这些繁琐事务正是蔡确昔日所创造的。这两件事，都是蔡确执政无方，连累了先帝的英明；若非陛下卓然独见，谁能做到这些？蔡确不自我反省，反而以此为功，那么蔡确等人所造的恶都归咎于先帝，而陛下所行的善都归功于蔡确了。”当时司马光、吕公著被重用，废除繁琐苛政，蔡确却说这些都是他的建议，舆论更加不容，太皇太后仍不忍心立即罢免他。至此才罢免他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不久改任毫州。
任命门下侍郎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因病刚刚告假，不能入朝谢恩，皇帝派阁门副使带着告印到他家中赐予他，司马光辞谢。病情稍有好转，准备起身上朝，皇帝下诏免去他的朝觐，允许他每三天乘肩舆一次入都堂或门下尚书省，司马光不敢接受，说：“不见君，不可以视事。”皇帝下诏让司马光乘肩舆到内东门，由他的儿子司马康扶入小殿，并命令他不必拜谢，司马光惶恐，请求在延和殿对答。皇帝下诏允许他乘肩舆到崇政殿，垂帘日引对，其余依前降指挥。司马光入对，再拜，然后退下视事。王安石当时已病重，他的弟弟王安礼将邸吏的状子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说：“司马十二丈作相了！”怅然良久。
皇帝下诏让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详细制定役法并上报，这是听从吕公著的建议。
壬辰日，任命尚书左丞吕公著为门下侍郎。
命令司马光提举编修《神宗实录》。
丙申日，皇帝下诏：“提举官多年积蓄的钱物，全部作为常平仓的钱物，委派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按照常平仓法执行。”
丁酉日，王岩叟入朝对答，说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则奸人有以迎意进说。又上奏请求考察贤与不贤来决定去留，如果贤者留，不贤者也留，那么贤者会感到羞耻而不愿为用。又上奏两宫垂帘，杜绝内降，太皇太后说：“此事必无，不须忧也。”
癸卯日，刘挚说：“保甲罢团教，臣私下有私忧过虑。乡野之民，其性易于转习。如今的保甲，衣必华细，食必酒肉，已经改变了他们过去布麻粗粝的习惯；群聚而笑喧，奋臂而矜勇，已经改变了他们过去椎鲁劳苦的习惯。臣愚以为应该有法来约束他们。凡保甲的技艺，强弱高下，州县都有等籍，现在取优等，愿意为兵的刺以为本州禁军，其余中下等，也依近制募充弓手、刀手、耆壮、户长之役。”苏辙说：“河北之民，喜为剽劫，近年创为保甲，驱之使离南亩，教之使习凶器。如今虽已罢，但弓、刀之手不可以复执锄，酒肉之口不可以复茹蔬，既无所归，势必为盗。臣愿于元丰库或内藏库乞钱三十万贯，为招军例物，选文武臣僚有才干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于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为禁军，随其人才，以定军分。上为先帝收恩于既往，下为社稷消患于未萌。”
刘挚说：“知枢密院章惇，素无才行。近来差役之复，乃三省同枢密进呈，章惇果有所见，当即敷陈讲画，如今敕命宣布，始退而横议。章惇并非不知此法之是与非，只是宁负朝廷而不忍负王安石，欲存面目以见安石而已。”
甲辰日，刘挚说：“臣伏见户部尚书曾布，在熙宁初年，王安石托以腹心，故其政皆出于布之谋，其法皆造于布之手。臣时为御史，曾以此告之先帝曰：‘大臣误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盖指布辈也。”
硃光庭上奏：“今日庙堂之上，司马光未出，唯有吕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余皆奸邪。伏望圣慈早进范纯仁，庶得贤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辅圣政。”
丙午日，任命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为校书郎，这是听从王岩叟的推荐。
庚戌日，皇帝下诏：“英州编管人郑侠特放自便，仍除落罪名，尚书吏部先咨注旧官，与合入差遣。”这是听从监察御史孙升、左司谏苏辙的奏请。
辛亥日，知枢密院事章惇被罢免。司马光、吕公著改革弊政，章惇与蔡确在位，窥伺得失，章惇尤其以戏谑侮辱困扰司马光，台谏纷纷上疏弹劾他的罪行，未得回复。不久章惇又与司马光在帘前争论喧闹，甚至说日后怎能奉陪吃剑，太皇太后大怒。于是刘挚上奏说：“章惇轻佻险悍，谄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朝廷，遂得进用。及王安石外放，又倾附吕惠卿，夤缘至于执政。以强市两浙民田及寄语台官等事为言路所击，而先帝益薄其为人。黜人未几，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夫去恶莫如尽，陛下既去蔡确而今尚留章惇，非朝廷之利。乞正其横议害政、强愎慢上之罪。”王岩叟上奏说：“章惇廉隅不修，无大臣体，每为俳谐俚语，侵侮同列。谏官孙觉尝
讨论边境事务时，章惇的意见与众人不合，他公开对人说，那些提出异议的人应该被斩首，朝廷内外听到后都感到震惊，自古以来从未有大臣敢用这种话来威胁谏官。
陛下下诏征求直言，而章惇却指责上书的人是不安分的人，他的意图是不希望陛下广开言路。
陛下重用老臣和有德行的人，而章惇也指责他们是不安分的人，他的意图是不喜欢陛下任用正直的人。
现在他又在帘前争论役法，言辞不逊，凌驾于上，侮辱于下，败坏群臣，扰乱众人，大概是因为看到陛下任用司马光为相，他感到急躁、愤怒和嫉妒，所以才这样。
恳请罢免他以慰天下人的期望。”于是章惇被罢免，以正议大夫的身份出任汝州知州。
甲寅日，下诏：“侍从、御史、国子司业各自推荐两位经学明达、品行端正的人担任学官。”
乙卯日，任命同知枢密院事安焘为知枢密院事，试吏部尚书范纯仁为同知枢密院事。
权给事中王岩叟说：“安焘的才能平庸，见识浅薄，旧职位尚且不适合他，更何况让他担任枢密院的首脑、掌握兵权！所有的任命文书，我谨此缴回。关于范纯仁的任命，恳请分别下诏执行。”
苏辙、孙觉、刘挚也相继上奏，认为安焘不应被迅速提拔。
丙辰日，罢免各州的常平管句官。
丁巳日，安焘辞去新任命。敕令交给王岩叟审读，王岩叟又将敕令封还。
下诏：“免除内外市易钱和坊场净利钱。”又下诏：“以前积欠的免役钱，减免一半。”
三月己未日，王岩叟说：“陛下任用范纯仁虽然迅速，为什么没有人提出异议？这是因为陛下在赏赐贤能的人。一旦提拔安焘，谏官和御史就纷纷上奏反对，这是因为安焘并非众望所归。我两次上奏反对，私下听说已有命令，门下省不再将敕令送给事中审读，而是直接迅速执行。我的职位可以被剥夺，但坚守职责的志向不可剥夺；我的身体可以被遗忘，但爱君之心不可遗忘。陛下既然已经决定改变任命，那么希望任命一位权给事中，以保全我这个孤臣的职责。”
庚申日，刘挚说：“安焘、范纯仁的任命不经给事中审读，直接交给有关部门执行，陛下自己破坏了典章制度，让人如何遵守呢！”没有得到回复。
详定役法所上奏：“请求下令各州，除衙前役外，其他各类役人只按现有人数定差，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的命令不再执行。”皇帝同意了。
王安石听说朝廷改变了他的法令，淡然不以为意；等到听说废除助役法，恢复差役法，他惊讶失声说：“连这个也要废除吗？”过了很久又说：“这个法令终究不能废除。”
壬戌日，司马光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应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在文学之中，又应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为今之计，不如依照先朝成法，将明经、进士合为一科，设立《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命令天下学官依照注疏讲解，学者广泛阅读各家学说，自行选择优劣，各从所好。《春秋》只用《左氏传》，公羊、穀梁、陆淳等学说，都作为诸家学说。《孟子》只作为诸子之一，不再考试大义，应举者可以自行选择。学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但都必须学习《孝经》、《论语》。”
司马光将奏稿给范纯仁看，范纯仁回答说：“《孟子》恐怕不能轻视。而且朝廷想要征求众人的意见，而宰相先提出意见，似乎不符合明夷莅众的原则。不如清心等待众人的意见，可行的就采纳，不可行的再等待其他贤人讨论，这样既轻松又容易成功，有问题也可以改正。”
司马光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
戊辰日，苏辙说：“陛下任用司马光为相，却让韩缜以屠沽之行为与他同列，以我看来，不过一年，韩缜的邪计必定得逞，邪党必定胜利，司马光如果不获罪而去，就一定会因病避让。去年北使入朝，看到韩缜在位，互相看着反臂微笑。韩缜将祖宗七百里之地，无故送给契丹。听说契丹地界的谋划，出自耶律用正，现在让他为相。契丹因为开辟七百里土地而任用耶律用正，朝廷因为失去七百里土地而任用韩缜，我愚钝，实在不明白。”
辛未日，任命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李常是文士，缺乏吏治才能，有人怀疑他不能胜任，去问司马光，司马光说：“让这个人掌管国家财政，天下人就会知道朝廷并不急于征利，贪官污吏的祸患，或许会有所减少。”
任命中书舍人胡宗愈为给事中，起居舍人苏轼为中书舍人。
军器监丞王得君说：“臣僚上奏章讨论改法，只允许陈述事实，不得妄加指责。”皇帝亲自下诏说：“我正在广开言路，王得君却想堵塞人言，如此无状，可以罢免他的职务，外任监当。”王得君于是被贬为永城县仓监。
下诏：“不要以堂差冲在选已注官。”
设立诉理所，允许熙宁以来获罪的人自行申诉。
命令太学官试，由司业、博士主持，按照春秋补试法进行。
壬申日，下诏：“安焘坚决辞去知枢密院事，特依所请，仍为同知枢密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
癸酉日，设立开封府界提点刑狱一员。
女真向辽国进贡良马。
乙亥日，罢免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
己卯日，恢复广济河辇运。
辛巳日，下诏：“民间疾苦应当讨论宽恤的，监司要详细上报。”
任命校书郎程颐为崇政殿说书，这是听从了司马光的建议。
程颐进呈三答刂，其一说：“陛下年纪尚轻，辅养之道不可不重视。一般来说，一天之中，与贤士大夫接触的时间多，与宦官、宫妾接触的时间少，自然气质会发生变化，德器会成就。恳请选拔贤士入宫劝讲，讲完后，常留两人值班，夜里则一人值宿，以备咨询。如有小过失，随时规劝。时间久了，必定能养成圣德。”
其二说：“三代必有师、傅、保之官。师，负责教导；傅，负责德义；保，负责身体。我认为傅德义的人，在于防止见闻之非，节制嗜好之过；保身体的人，在于适应起居之宜，保持敬畏谨慎之心。恳请皇帝左右扶侍的宫人、内臣，都选择四十五岁以上稳重小心的人，服饰器玩都要朴素；并选择十名内臣，充任经筵祗应，以伺候起居，凡动静必使经筵官知道。”
其三说：“我见经筵臣僚，侍者都坐着，而讲者站着，于礼不合。恳请今后特令讲者坐着讲，以培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我认为天下重任，唯有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于宰相，君德成就责于经筵，由此言之，怎能不重视！”
程颐常以师道自居，他侍讲时，神色庄重，言辞多含讽谏。听说皇帝在宫中盥洗时避开蚂蚁，问：“有这事吗？”皇帝说：“有。”程颐说：“推
这种心态能够影响到四海之内，是帝王的重要原则。
皇帝曾经靠在栏杆上偶然折断了柳枝，颐正色说：“现在是春天，万物生长，不应该无故摧折。”皇帝不高兴。
御史吕陶说：“司农少卿范子渊，在元丰时期负责河工，浪费了巨额资金，护堤的人溺死无数，但工程最终没有成功，请求将他废黜放逐。”于是他被贬为峡州知州，制略说：“你用有限的财富，兴办必定不能成功的工程；驱赶无辜的百姓，将他们置于必死之地。”这是中书舍人苏轼的措辞。
夏天，四月，己丑日，右仆射韩缜被罢免。
之前台谏前后多次弹劾韩缜的过错，但都被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太皇太后对孙觉、苏辙说：“进退大臣，应当考虑国家的体面。韩缜虽然不符合人们的期望，但必须等他请求离开后再让他离开。”
刘挚等人攻击他更加激烈，韩缜于是请求离开，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担任颍昌府知府。
内批说：“韩缜自己担心妨碍贤路，所以请求外放，比起那些为了功名而离开的人，韩缜更懂得进退的体面，应该在制词中说明这一点。”
矜功要名，指的是蔡确、章惇。
诏令太师致仕文彦博乘轿前往朝廷，命令河南津置行李。
之前司马光被任命为左仆射，他坚决以疾病为由推辞，请求召用文彦博。
范纯仁也因为文彦博老成持重，劝皇帝召用他。
等到要罢免韩缜时，太皇太后将御札交给司马光，想要任命文彦博为太师兼侍中、行右仆射事。
司马光上奏说：“文彦博官为太师，年八十一岁，我后来居上，位居他之上，这不符合大伦。”皇帝不听。
庚寅日，苏辙说：“礼部想要恢复诗赋，司马光请求以《九经》取士，这两个建议都没有施行。请求先下达命令，明确说明来年的科场一切如旧，但所对的经义要兼取注疏和诸家议论，不专用王氏之学，仍然罢免律义，然后慢慢商议，还不算晚。”
辛卯日，司马光请求“命令提点刑狱司指挥各县令佐，体察乡村人户中有缺粮的，一面向上司和本州报告，不再等待回报，立即用本县的义仓和常平仓的米谷直接赈济。夏秋成熟时，让他们随税送纳，不得收取利息。令佐中有能用心存恤，使百姓不流离失所的，给予优厚的奖励；否则就调查上报。”皇帝同意了。
辛卯日，诏令：“各路的旱灾，免除他们的租税。”
壬辰日，因为旱灾而考虑囚犯。
癸巳日，特进、荆国公王安石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王安石性格刚强，自信自己的见解，坚持不回头。在讨论变法时，朝廷中的人都反对，王安石引用经义，表达自己的意见，辩论常常长达数百言，众人无法反驳。他甚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几乎罢黜了所有朝廷中的老成之人，多用门下的年轻聪明人。时间久了，因为旱灾而引退。等到他再次担任宰相，一年多后被罢免，终神宗一朝不再召用。王安石著有《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镇、吕诲、苏轼及当时的贤者，都被他严重诋毁，晚年居住在金陵，在钟山书室中多次写下“福建子”三字，大概是恨自己被吕惠卿所误。他去世后，司马光在病中听说，急忙写信给吕公著说：“介甫的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之处，但性格不明事理，喜欢坚持错误，现在正在纠正他的过失，革除他的弊端。不幸介甫去世，那些反复无常的人，必定会百般诋毁。我认为朝廷应该特别优待，给予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他不修怨如此。
戊戌日，辽主北幸，派遣使者加封统军使和静化军节度使的爵位，并赏赐诸军士。
辛丑日，诏令：“执政大臣各自推荐可以充任馆阁的三人。”
壬寅日，诏令：“文彦博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以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太皇太后想要用文彦博为右相，刘挚、王觌都说文彦博年纪太大，不能担任三省长官。
硃光庭也三次上奏，认为：“文彦博是师臣，不应该让他烦劳于吏事。如果是右相，那么吕公著、韩维、范纯仁都可以担任。”
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回答说：“如果让文彦博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也足以尊老成矣。”
又说最适合担任右相的是吕公著，皇帝都听从了。
又诏令：“文彦博一个月两次参加经筵，六天一次入朝，顺便到都堂与辅臣议事；如果遇到军国机要，就不限时日，都让他参与决策。”
之前执政官每三五天聚集一次都堂，吏目抱着文书到各个厅报告，所以长者可以专断，同僚难以尽争。
司马光曾经恳求蔡确，想要多次会议，以便各尽所见，但蔡确始终不允许。
吕公著执政后，就每天聚集都堂，长贰都可以议事，于是成为定制。
乙巳日，诏令户部裁减冗费，制定为法令。
罢黜内侍李宪等人到外地。
刘挚说：“宦官李宪，贪功生事，剥削百姓的血汗，兴灵、夏之役，首先违背师期，于是顿兵兰州，遗患至今。王中正率领二十万军队出河东，逗留违诏，精锐士兵和骑兵几乎全部死亡。宋用臣负责大工役，侵犯官司，剥削小民，夺走他们的衣食之路。石得一掌管皇城司，纵容派遣探子，飞书朝上则墓入狴犴，朝士和都人相顾以目者几乎十年。这四个人，权势如火焰，燃烧中外，幸好先帝神武，足以镇压，不然，他们的祸害岂不比汉、唐的宦官还要严重！”
侍御史林旦也这样说。
诏令并降官，李宪、王中正、石得一被提举宫观，宋用臣被监太平州税务。
辛亥日，文彦博入对，命令他的儿子贻庆扶掖上殿，赐贻庆金紫章服。
扬王颢、荆王頵都被特授太尉。
司马光请求设立经明行修科，每年由升朝文武官员各自推荐所知之人，以勉励天下，使士人敦厚品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如果所推荐的人违犯名数，必定追究推荐者的责任，不予赦免。
于是诏令：“从今以后，凡遇科举，命令升朝官各自推荐经明行修之士一人，等到登第之日，与升甲。罢免谒禁之制。”
知诚州周士隆抚纳谿峒民一千三百余户，赐士隆银帛。
癸丑日，三省说：“尚书六曹，职事闲剧不等，现在想要减定，以主客兼膳部，职方兼库部，都官兼司门，屯田兼虞部，定为三十五员。”
又说：“常平奏春秋敛散，以陈易新，及岁饥赈贷，主司并依法推行。降贷常平钱谷，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意并纳者，只出息一分。”
皇帝都同意了。
五月，丁巳朔日，任命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韩维为门下侍郎。
罢免各路的重禄，恢复熙宁前的旧制。
辽自马群太保萧托辉括群牧实数以定籍，之后柬册国每年进贡千匹，女真诸国及铁骊诸部每年
进贡良马，同时禁止朔州路向南朝贩卖羊马，吐浑、党项向西夏贩卖马匹，因此牧马繁殖，数量多达一百多万。辽主赏赐群牧官，依次晋升。
庚申日，夏国派遣使者来祝贺即位。
壬戌日，下诏令侍从、台官、监司各自推荐一名县令。
丁卯日，刘挚上疏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首要之地，教化从这里产生，不是执行法律的地方。虽然大家群居在一起，需要统一管理，不能没有法规，但也有礼义存在。先帝培养士人的盛况，堪比三代。然而太学屡次发生诉讼，有关部门因此制定法规，繁琐苛刻超过治理诉讼，条目比防盗还多，上下互相猜疑，以求苟且免罪。尤其奇怪的是，博士和学生禁止见面，教学无法实施，提问无从下手，每月只是巡视所属的斋舍而已。斋舍不统一，按照经书分属，于是《易》博士兼巡《礼》斋，《诗》博士兼巡《书》斋，所到之处备礼请问，互相揖让，有时甚至不交谈就退下，以防止私下请求，杜绝贿赂。学校如此，岂是先帝培养士人的本意！希望废除这种制度。”戊辰日，下诏令孙觉、顾临、程颐与国子监长贰一起修订太学条例。
己巳日，皇帝到扬王、荆王府第，任命他们的九个儿子为官。
乙亥日，苏辙说：“前参知政事吕惠卿，诡计多端，见利忘义。王安石初任执政时，把他当作心腹，青苗法、助役法，都是他提出的。韩琦最初指出青苗法的危害，先帝幡然醒悟，想罢免王安石而采纳韩琦的建议。当时执政大臣都听到了皇帝的旨意，王安石也多次上表请求退职，天下人都欣然期待能卸下负担。吕惠卿当时只是个小官，自知失势，上章请求面见皇帝，极力进献邪说，迷惑皇帝，巧妙地改变了皇帝的意愿。他身为馆殿官员，代理内侍的职责，亲自前往传旨，以起用王安石，肆意诡辩，驳斥韩琦的建议，还为王安石策划劫持上下的策略。从此谏臣不敢发声，有职者丧失士气，天下风气败坏。至于排挤忠良，引用邪党，吕惠卿的作用占了八九成。后来他又制定了手实簿法，连一尺椽子、一寸土地都要检查，鸡狗猪羊都要登记，百姓怨声载道，比青苗法更甚。又通过保甲正长，发放青苗钱，结甲赴官，不漏一户，上下骚动，百姓不得安宁，导致河北人户流离失所。接着又兴起大狱以恐吓士人，如郑侠、王安国等人，仅保住性命而离开。他本意是想株连蔓引，污蔑公卿，幸亏先帝仁圣，每件事都加以裁抑，所以他的恶行没有达到极致。后来吕惠卿因贪赃罪被罢免，于是极力陈述边事，以迎合皇帝的心意。他在延安时，开始改变军制，混杂使用蕃、汉士兵，违背人情，破坏边政。西戎没有变故，他却妄奏警急，擅自率领大军，进入戎境，竟然没有遇到敌人，拖延而归，肆意欺骗，立石纪功。从此戎人怨恨叛乱，边境骚扰，河、陇困竭，天下疲惫。永乐之败，大将徐禧本是吕惠卿从布衣保荐提拔的，始终与他合作，遂交付边政；败讯传来，震动朝廷，导致皇帝身体不适。王安石对吕惠卿有养育之恩，有师长的情义，当他求进时，两人紧密合作，互相推荐，以欺骗朝廷。等到他们的权位相当，便反目成仇。起初，王安石罢相，以执政推荐吕惠卿，吕惠卿得位后，担心王安石复出，便兴起王安国、李士宁的狱案以阻止他回归。王安石察觉后，被召即起，互相攻击，誓要置对方于死地。王安石的党羽说吕惠卿指使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钱置田产等事，朝廷派蹇周辅审理，案件即将结案时王安石罢去，故事不再追究，案卷在御史台，可以查阅。吕惠卿揭发王安石的私信，其中一封说‘不要让齐年知道’，齐年指冯京，先帝尚且减轻他的罪责；吕惠卿又揭发另一封说‘不要让皇上知道’，王安石因此获罪。吕惠卿与王安石，肝胆相照，托付妻子，平时结交，唯恐不深，所以即使欺君之言见于书信，也不怀疑。吕惠卿在无事时，已一一收录以备不时之需，一旦争利，便互相揭发，不遗余力。这是连猪狗都不做的事，而吕惠卿却做了！吕惠卿在朝廷掌权十多年，操持威柄，凶焰所及，比王安石更甚。请陛下决断，略施刑罚，追削官职，流放边疆。”
下诏特赠吕诲通议大夫，其子由庚与堂除合入差遣，因为刘挚、吕大防、范纯仁说他触犯时宰，被贬死在外藩。
辽主驻扎在纳葛泺。
戊寅日，辽宰相梁颖出任兴平府事。
壬午日，下诏：“文彦博已降旨令独班起居，自今赴经筵都堂，凡同三省、枢密院奏事，并序官位在宰相上。”
乙酉日，监察御史上官均说：“现在的议论者，必定认为过去发放青苗钱是由于强制摊派，所以有前日的弊端；现在则是招募愿意领取的百姓然后发放，而有关部门又不以多发放为功，百姓必定认为方便。臣认为不然。如今天下百姓，十户之中，有六七户资用匮乏，以青苗之利引诱，无知的百姓，无暇长远考虑，必定贪图一时之利，纷纷前来领取。虽然说不强制摊派，但发放和收回时的追呼督促之烦，道路往来的费用，轻用妄费，贱卖谷帛的弊端，仍不免像以前一样。所以臣希望执行闰二月八日的诏书，罢去青苗法，恢复常平仓昔年的平粜法，这是万世的通利。”
这个月，辽国放榜进士张毂等二十六人。
六月，丁亥朔日，辽国任命左伊勒希巴耶律坦为特里衮，知枢密院事耶律额特勒兼任伊勒希巴事。
戊戌日，下诏：“自今科场考试，不得引用《字说》。”这是采纳林旦的建议。
癸卯日，辽国派遣使者审理各道案件。当时景州刺史耶律俨入朝为御史中丞，审理上京积压的案件，平反了许多冤案，升任同知宣徽院事、提点大理寺。
甲辰日，设立《春秋》博士。
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吕惠卿被免职，降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苏辙、刘挚、王岩叟相继弹劾吕惠卿的罪恶，所以有此命令。
监察御史韩川说：“市易法的设立，虽然说是为了平均物价，但实际上不免通过货物交易来获利，而且收入不足以弥补支出。请结清现有货物，指定日期不再收购。”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右正言王觌说：“先帝命令常平钱粮存留一半，遇到谷价高时减价出售，成熟时增价收购，目的是平抑谷价。郡县官吏，妄自揣测朝廷的法令，急于谋利，所以对青苗新令竞相执行，对粜籴旧条则视同虚设。希望朝廷罢去青苗钱，恢复旧常平仓法，以完成先帝的夙愿。”
辽国任命同
耶律诺音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同时兼任右伊勒希巴的职务。
乙巳日，准布部的首领前来辽国朝见，辽国皇帝命令燕国王延禧与他结为朋友。
丙午日，王岩叟、硃光庭、苏辙、王觌上奏说：“吕惠卿被贬为分司南京，这样的惩罚不足以掩盖他的罪行。我们难道不知道降四级官职、免去一个职位作为分司，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不算轻了吗？但是像尧时代的四凶、鲁国的少正卯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普通人，不应该用普通的法律来对待。”
戊申日，吏部尚书孙永等人请求将富弼配享神宗庙庭，皇帝下诏同意了。最初讨论时，有人提议用王安石，有人提议用吴充，太常少卿鲜于侁说：“功勋和德行第一的，只有富弼。”
辽国任命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阿苏兼任北院大王的职务。
庚戌日，白天出现了太白星。
辛亥日，吕惠卿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本州，不得签署公事；这是根据王岩叟等四人的奏请。苏轼起草的诏书中说：“先帝以帝尧的仁慈，姑且试用伯鲧，最终以孔子的圣明，不信宰予。”又说：“尚且宽恕了两观的诛杀，轻微地惩罚了三苗的流放。”天下人传诵并称赞这一决定。
甲寅日，皇帝下诏说：“先帝讲求法度，爱护百姓，但官员之间不能推究其本意，有的妄自挑起边境事端，有的连续引发监狱案件，时间久了才知道弊端。这就是为什么群言未息，朝廷要惩处和改革，整顿风俗，修整纲纪，实在是不得已。况且罪行明显的人已经受到惩罚，恶行重大的人已经被斥退，那么应该清除隐藏的瑕疵，忽略细小的过失。对于今天以前涉及这些事情的人，一律不再追究，言官也不要再弹劾。”
起初，邓绾被贬到滁州，言官们还在继续弹劾。太皇太后因此想下诏安抚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吕公著认为应该这样做，于是皇帝同意了。有人对吕公著说：“现在除恶不尽，将来会留下祸患。”吕公著说：“治国之道在于去除极端。文、景时代，法律宽松到连吞舟之鱼都能漏网。而且人才难得，应该让他们自新，怎么能让他们自暴自弃呢！”
重新设置了通利军。
乙卯日，程颐上疏说：“现在讲读官共有五人，其中四人都兼任重要职务，只有我没有兼任其他官职，最近被派去修国子监条例，这也算是兼职，却没有一个人专职辅导。执政者的意思，大概是珍惜人才，不想让他们闲着，又认为即使兼任其他职务，也不妨碍讲读，这尤其是不深思熟虑的。古人斋戒后才向君主进言，我前后两次进讲，从未敢不斋戒，潜心思考，存诚于心，希望能感动皇帝的心。如果让他们忙于职务，分散了思虑，等到上朝时，再精心准备言辞，仅仅用口舌去感动人，不是太肤浅了吗？现在各位大臣所兼任的都是重要官职，如果不能立即罢免，至少请免除我修国子监条例的职务，让我日夜精思竭诚，专心辅导。”程颐有一天讲“颜子不改其乐”，讲完后又说：“住在陋巷的士人，仁义在身。君主地位崇高，奉养极其完备，如果不知道学习，怎么能不被富贵所动摇！况且颜子，是辅佐君王的才子，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季氏，是鲁国的蛀虫，却比周公还富有。鲁君用人的取舍如此，不是后世的借鉴吗？”文彦博、吕公著等人入宫侍奉，听到他的讲说，都感叹说：“真是侍讲啊！”
文彦博对皇帝非常恭敬，有人对程颐说：“你的傲慢，比起潞公如何？”程颐说：“潞公是三朝大臣，侍奉幼主不得不恭敬。我以布衣身份成为皇帝的老师，怎么敢不自重！这就是我和潞公不同的地方。”
这个月，夏国君主派使者来请求归还兰州、米脂等五个寨子，司马光说：“这是边境安危的关键，不可不慎重考虑。灵、夏之战，本是由我们挑起，新开的几个寨子，都是他们的田地。现在既然允许他们内附，如果吝啬不给，他们一定会说：新天子即位，我们以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侍奉中国，希望归还我们被侵占的领土，现在还不答应，那么恭顺也没有用，不如用武力夺取。小则上书傲慢，大则攻陷新城。到那时，不得已而给他们，这对国家的耻辱，不是比今天更严重吗！群臣中还有人见小忘大、守近遗远、舍不得这些无用之地的人，希望皇帝下定决心，为百姓考虑。”当时反对意见很多，只有文彦博和司马光意见一致，太皇太后准备同意。司马光想一并放弃熙河，安焘坚决反对说：“从灵武向东，都是中国的故土。先帝有此武功，现在无故放弃，岂不是让外夷轻视我们吗？”司马光于是召见礼部员外郎、前通判河州孙路询问，孙路带着地图给司马光看，说：“从通远到熙州只有一条路，熙州的北面已经与夏国接壤。现在从北关靠近大河，建城兰州，然后才能防御；如果放弃给敌人，整个防线就危险了。”司马光于是作罢。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七十九-注解
柔兆摄提格：古代纪年法中的一种，用于表示年份。柔兆摄提格是干支纪年法中的一种，具体对应的是哪一年需要根据上下文或历史资料来确定。
神宗：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名赵顼，庙号神宗，年号熙宁、元丰。他在位期间推行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钦圣皇后硃氏：宋神宗的皇后，名硃氏，谥号钦圣皇后。她是宋哲宗的母亲。
熙宁九年：宋神宗熙宁年号的第九年，即公元1076年。
检校太尉：古代官职名，属于高级武官，通常为荣誉性职位，不实际掌兵。
天平军节度使：古代官职名，节度使是唐代至宋代的地方军政长官，天平军是其所辖的军队名称。
均国公：古代封爵名，国公是封建时代对皇室成员或有功之臣的封号，均国是封地名。
元丰五年：宋神宗元丰年号的第五年，即公元1082年。
开府仪同三司：古代官职名，属于高级文官，通常为荣誉性职位，表示其地位与三司（太尉、司徒、司空）相当。
延平郡王：古代封爵名，郡王是封建时代对皇室成员或有功之臣的封号，延平是封地名。
元祐元年：宋哲宗元祐年号的第一年，即公元1086年。
混同江：古代河流名，位于今中国东北地区，具体位置可能因时代变迁而有所不同。
承议郎：古代官职名，属于文官，负责起草诏令、文书等。
起居舍人：古代官职名，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属于文官。
邢恕：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承议郎、起居舍人等职。
高公绘：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承议郎等职。
硃太妃：宋神宗的妃子，名硃氏，封号太妃。
太皇太后：指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她在宋哲宗时期掌握实权。
蔡确：北宋政治家，曾任宰相，因支持王安石变法而闻名，后因政治斗争被贬。
章惇：北宋政治家，曾任宰相，因支持王安石变法而闻名，后因政治斗争被贬。
韩缜：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宰相等职。
青苗法：北宋熙宁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旨在通过政府贷款给农民购买种子，以促进农业生产。
免役法：北宋熙宁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旨在通过缴纳免役钱来免除徭役，减轻农民负担。
茶盐法：北宋时期的税收政策，主要针对茶叶和盐的专卖制度。
司马光：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反对王安石变法，主张恢复旧制，著有《资治通鉴》。
吕公著：北宋政治家，曾任宰相，与司马光一同反对王安石变法。
范百禄：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中书舍人等职。
韩绛：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安抚使等职。
邓温伯：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修撰官等职。
陆佃：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修撰官等职。
林希：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检讨官等职。
曾肇：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检讨官等职。
范镇：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光禄大夫等职。
刘挚：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御史中丞等职。
栋戬：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武威郡王等职。
阿里骨：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河西军节度使等职。
蔡京：北宋末年权臣，曾任宰相，以权谋和奢侈著称，是北宋末年的重要政治人物。
东府：指北宋时期的宰相府，是中央政府的核心机构之一。
白光：北宋时期的官员，具体事迹不详，此处为蔡京所媚的对象。
王岩叟：北宋官员，曾任权给事中，以直言敢谏闻名。
苏辙：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轼之弟，曾任右司谏，以文学和政治见解闻名。
真宗：北宋第四位皇帝赵恒，其在位期间被称为“咸平之治”，注重文治。
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均为北宋时期的著名文臣，以谏诤和文学成就著称。
丁谓：北宋时期的权臣，曾一度掌握朝政大权，后被流放。
仁宗：北宋第五位皇帝赵祯，以仁厚著称，其在位期间被称为“仁宗盛治”。
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均为北宋时期的著名文臣，以直言敢谏和文学成就著称。
吕诲、范镇：北宋时期的官员，以直言敢谏著称，曾因反对变法而得罪。
韩维：北宋时期的侍读，以文学和政治见解著称。
夏国：指西夏，北宋时期的西北少数民族政权。
蹇周辅：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宝文阁待制、刑部侍郎，因变湖南盐法而被贬。
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辙之兄，以文学成就和政治见解闻名。
范纯仁：北宋官员，范仲淹之子，曾任同知枢密院事，以清廉正直著称。
王安石：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主持变法，对北宋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吕惠卿：王安石变法时期的重要助手，后与王安石关系破裂。
毕仲游：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卫尉丞，以政治见解和文学成就著称。
辽主：指辽国的君主，此处指辽道宗耶律洪基。
山榆淀：辽国的一处地名，具体位置不详。
张璪：北宋官员，与章惇同为南人，因政治立场相似，常被一同提及。
岩叟：指王岩叟，北宋官员，以直言敢谏著称。
保甲：北宋时期的一种地方自卫组织，王安石变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曾布：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曾任户部尚书。
郑侠：北宋官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
章惇罢：指章惇被罢免宰相职位，反映了北宋后期政治斗争的激烈。
惇：指章惇，北宋政治家，曾任宰相，以强硬手段推行新法，与司马光等旧党对立。
安焘：北宋官员，曾任同知枢密院事，因资历和能力受到质疑。
役法：指北宋时期的徭役制度，王安石变法中曾进行改革，后司马光等人主张恢复旧制。
经筵：宋代皇帝与大臣讨论经史的学术活动。
程颐：北宋理学家，与兄程颢并称“二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帝王之要道：指帝王治理国家的核心原则和方法，强调以仁德治国，关心百姓疾苦。
颐正色：颐指严肃、庄重的态度，正色表示态度严肃，不苟言笑。
元丰：宋神宗的年号（1078-1085年），期间王安石变法全面推行。
提举河工：负责管理水利工程的官员，此处指范子渊在元丰年间负责黄河治理工程。
黜知峡州：黜指贬职，知峡州指被贬为峡州的知州。
中书舍人：宋代官职，负责起草诏令、文书等。
观文殿大学士：宋代高级文官衔，通常授予退休或有功的大臣。
内批：皇帝或太皇太后直接下达的批示，通常不经中书省等机构。
《九经》：指儒家经典《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礼》《仪礼》《孝经》《论语》。
提点刑狱司：宋代负责地方司法和刑狱的机构。
义仓：古代为备荒而设立的粮仓，用于赈济灾民。
常平仓：古代政府设立的粮仓，用于调节粮食价格，防止粮价波动过大。
荆国公：王安石的封号，荆国指其封地。
《日录》：王安石晚年所著的日记，记录其政治思想和变法经历。
馆阁：宋代负责图书编纂、校勘的机构，也指其中的官员。
都堂：宋代宰相办公的地方，也是朝廷决策的重要场所。
皇城司：宋代负责京城治安和情报的机构。
经明行修科：宋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科目，注重考察考生的德行和经学知识。
谒禁之制：宋代科举考试中禁止考生拜访考官的制度。
谿峒民：指居住在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
尚书六曹：宋代尚书省下设的六个部门，分别负责不同的政务。
贡良马：指进贡优良的马匹，是古代国家间交往的一种礼仪，表示友好和尊重。
朔州路：古代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划，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北部，是重要的军事和交通要道。
吐浑、党项：吐浑和党项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吐浑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青海一带，党项则是西夏的主体民族。
西夏：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由党项族建立，存在于1038年至1227年，位于今天的宁夏、甘肃一带。
群牧官：古代管理牧场的官员，负责马匹的饲养和繁殖。
太学：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主要培养官员和学者。
博士：古代学官名，负责教授学生和进行学术研究。
青苗、助役：王安石变法中的两项政策，青苗法是指政府向农民提供贷款，助役法则是减轻农民的劳役负担。
市易：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政策，旨在通过政府干预市场，调节物价，防止商人垄断。
南京留守事：指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担任留守的官职，负责地方行政和军事事务。
右伊勒希巴事：辽朝官职名，具体职责不详，可能与宗教或礼仪有关。
准布部长：准布部是辽朝的一个部族，部长即该部族的首领。
燕国王延禧：辽朝的皇族成员，被封为燕国王。
分司南京：指被贬为南京的分司官员，分司是宋代的一种官职，负责地方事务。
尧之四凶：指尧帝时期的四个恶人，分别是共工、驩兜、三苗和鲧。
鲁之少正卯：春秋时期鲁国的恶人，孔子曾主张诛杀他。
配神宗庙庭：指将某人的神位供奉在神宗的庙庭中，以示尊崇。
契丹行宫都部署：辽朝官职名，负责管理契丹行宫的事务。
北院大王：辽朝官职名，负责管理北院的事务，北院是辽朝的一个重要机构。
太白昼见：太白星（金星）在白天出现，古代认为是不祥之兆。
建宁军节度副使：宋代官职名，节度副使是节度使的副手，负责地方军事事务。
两观之诛：指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故事，两观是鲁国的两个城门。
三苗之窜：指尧帝时期将三苗部族流放的故事。
通利军：宋代军队名称，负责地方防御和治安。
颜子不改其乐：指颜回（颜子）虽然生活贫困，但始终不改其乐观的态度。
箪食瓢饮：形容生活极其简朴，箪是盛饭的竹器，瓢是舀水的工具。
季氏：春秋时期鲁国的权臣，富可敌国。
兰州、米脂等五砦：指宋代在西北边境设置的五个军事要塞。
熙河：指宋代在西北地区设置的熙河路，包括今天的甘肃和青海部分地区。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七十九-评注
这段古文主要记载了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的政治事件和官员的任免情况，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策调整。
首先，文中提到了哲宗的即位背景，他是神宗的第六子，母亲是钦圣皇后硃氏。哲宗在元丰五年被封为延平郡王，元丰八年被立为皇太子。这些记载展示了北宋皇位继承的复杂性和宫廷政治的微妙关系。
其次，文中详细记录了元祐元年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包括改元、官员的任免、政策的调整等。例如，邢恕因教唆高公绘上书而被贬，王岩叟奏请废除青苗、免役等新法，司马光因病未能参与朝政但仍上书请求废除免役法等。这些事件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对新法的争议和权力斗争。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太皇太后的祈雨活动，以及辽主召讲《五经》大义等事件，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和文化氛围。太皇太后的祈雨活动反映了古代中国对自然现象的敬畏和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而辽主召讲《五经》大义则体现了当时对儒家经典的重视和文化的交流。
最后，文中还提到了司马光对免役法的批评，他认为免役法有五害，并提出废除免役法的建议。这一部分内容不仅展示了司马光作为反对新法的主要人物的立场，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新法的不同看法和争议。
总体而言，这段古文通过详细的历史记载，展示了北宋哲宗元祐元年的政治局势和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通过对这些事件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北宋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
这段文字主要反映了北宋时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官员之间的权力博弈。蔡京作为权臣，通过五日限令和差役制度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试图通过媚上取宠来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然而，苏辙等官员则通过谏言和批评，试图纠正朝廷的弊端，维护国家的稳定和风俗的纯正。
苏辙的谏言中，强调了风俗的重要性，认为风俗的正邪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盛衰。他通过列举真宗和仁宗时期的例子，说明了正直官员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变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弊端。苏辙的谏言不仅体现了他对国家的忠诚，也反映了他对政治现实的深刻洞察。
司马光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试图通过恢复差役制度来纠正免役法的弊端。然而，苏轼等人则认为变法应当循序渐进，避免因急功近利而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这段对话不仅反映了司马光和苏轼在政治见解上的分歧，也揭示了北宋时期变法与守旧之间的激烈斗争。
范纯仁的劝谏则体现了对司马光的忠诚和对国家大局的关切。他提醒司马光在变法过程中应当虚心听取各方意见，避免因个人偏见而导致政策失误。范纯仁的劝谏不仅体现了他对司马光的尊重，也反映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深思熟虑。
毕仲游的书信则进一步揭示了王安石变法的深层次问题。他指出，王安石变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财政问题，但也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毕仲游的建议是通过全面改革财政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从而避免变法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通过多个历史人物的对话和谏言，生动地展现了北宋时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官员之间的权力博弈。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现实，也揭示了变法与守旧之间的深刻矛盾。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北宋时期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变迁。
这段文字反映了北宋后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文中提到的章惇、张璪、蔡确等人都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而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则是反对派。两派之间的斗争不仅体现在政策上，还涉及到个人品德和政治立场的攻击。
王岩叟的直言敢谏体现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政治责任感。他在面对皇帝时，敢于指出政府中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精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尤为可贵。
文中提到的保甲制度是王安石变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加强地方自卫能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甲制度逐渐暴露出问题，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刘挚和苏辙对保甲制度的批评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这一制度的反思。
司马光的复出和蔡确、章惇的罢免标志着反对派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司马光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对北宋后期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段文字还反映了北宋后期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蔡确、章惇等人因政治斗争被贬，甚至被罢免，显示了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同时，文中提到的郑侠被特赦，也反映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北宋后期政治斗争的具体事件，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氛围和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理念。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北宋后期的政治生态和历史背景。
这段文字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和政策变动，反映了当时新旧两党之间的激烈冲突。章惇作为新党的代表人物，其强硬手段和对旧党的打压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不满。司马光作为旧党的领袖，主张恢复旧制，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其政治理念和施政方针与章惇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中提到的“役法”是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政策问题。王安石变法中对役法进行了改革，试图减轻百姓的负担，但由于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引发了诸多争议。司马光上台后，主张恢复旧制，这一政策变动不仅影响了百姓的生活，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
安焘和范纯仁的任命问题，反映了当时朝廷在用人方面的争议。安焘因资历和能力受到质疑，而范纯仁则因其清廉正直受到推崇。王岩叟等人的直言敢谏，体现了北宋时期谏官制度的运作和官员们对朝廷事务的积极参与。
程颐的进言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北宋时期对皇帝德行培养的重视。程颐作为理学家，强调皇帝的德行修养，主张通过经筵讲学来培养皇帝的圣德。他的建议不仅体现了理学家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皇帝行为的期望和要求。
总体而言，这段文字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行，生动地展现了北宋时期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政策变动以及士大夫阶层对皇帝德行的关注。这些内容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后人理解北宋政治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段文字记载了北宋时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变法与保守的冲突，以及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复杂关系。首先，文中提到宋神宗在春天折柳枝时，大臣颐正色劝谏，强调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不应无故摧折，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细节也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皇帝的道德约束，体现了‘帝王之要道’的核心思想。
其次，文中提到范子渊因治理黄河工程失败而被贬，反映了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一些问题。范子渊的失败不仅是技术上的问题，更是变法过程中对民力的过度消耗和对百姓生命的漠视。苏轼在制词中批评他‘以有限之财，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诸必死之地’，深刻揭示了变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
再次，文中提到韩缜的罢免和文彦博的起用，反映了太皇太后高太后在宋哲宗时期的实际掌权。高太后在罢免韩缜时，强调‘进退大臣，当存国体’，体现了她对朝廷稳定的重视。而文彦博的起用则反映了保守派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重新崛起。司马光在文彦博起用问题上的谦让，体现了他对‘大伦’（即君臣、长幼等伦理关系）的重视，这也是宋代士大夫普遍推崇的道德准则。
此外，文中还提到苏辙和司马光关于科举考试的争论。苏辙主张恢复诗赋考试，而司马光则主张以《九经》取士，反映了当时士大夫对科举制度的不同看法。司马光的建议最终被采纳，体现了保守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力。
最后，文中提到王安石的去世及其晚年的反思。王安石作为变法的核心人物，其性格刚愎自用，坚持己见，导致变法过程中树敌众多。晚年他在《日录》中对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保守派人物进行诋毁，反映了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深刻矛盾。然而，司马光在王安石去世后，仍主张对其‘优加厚礼’，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不修怨’的宽厚品格。
总体而言，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北宋中期的政治事件，还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思想冲突和士大夫的道德追求。通过对这些事件的描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宋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段古文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一些政治事件和政策变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政治斗争的激烈。首先，文中提到了辽国进贡良马，并禁止在朔州路向南方宋朝出售羊马，同时吐浑和党项族也不得向西夏出售马匹。这一政策不仅体现了辽国对宋朝的友好态度，也反映了当时各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辽国通过控制马匹的流通，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对周边国家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其次，文中提到了刘挚上疏批评太学的管理制度。他指出太学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应该注重礼义教化，而不是过分强调法律约束。刘挚的批评反映了当时太学管理中的一些问题，如博士和诸生之间缺乏交流，教学效果不佳等。这一批评不仅揭示了太学管理中的弊端，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再次，文中提到了苏辙对吕惠卿的弹劾。苏辙指责吕惠卿诡变多端，见利忘义，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苏辙的弹劾不仅揭示了吕惠卿的个人品行问题，也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吕惠卿在变法中的一些做法，如手实簿法、保甲法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的控制力，但也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引发了社会的不满。
最后，文中提到了关于青苗法和市易法的争议。上官均和王觌等人主张废除青苗法，恢复常平仓法，认为青苗法虽然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农民，但实际上却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这一争议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看法，也揭示了变法在实际操作中的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记载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策变动，展现了北宋时期社会的复杂性和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它不仅反映了当时各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揭示了教育、政治和经济等领域中的一些问题。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理解北宋时期的历史和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段古文记载了宋代和辽朝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事件，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关系。首先，文中提到辽朝的官员任命和外交活动，如耶律诺音被任命为南京留守事，准布部长朝见辽主，燕国王延禧与准布部长结为友，这些事件展示了辽朝的政治结构和外交策略。
其次，文中提到宋代的政治斗争和官员的贬谪，如吕惠卿被贬为分司南京，王岩叟等人上书要求严惩吕惠卿，苏轼起草的贬谪诏书被传诵称快。这些事件反映了宋代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官员的道德评价标准。
再次，文中提到宋代的文化和教育政策，如程颐上疏要求专职辅导皇帝，强调讲读官的重要性，程颐在讲学中引用颜回的故事，强调仁义和学问的重要性。这些内容展示了宋代的文化氛围和教育理念。
最后，文中提到宋代的边疆政策和军事防御，如夏主请求归还兰州、米脂等五砦，司马光主张放弃这些地区以维护和平，安焘则坚持保留这些地区以维护国家尊严。这些事件反映了宋代在边疆问题上的复杂决策过程。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不仅记录了具体的历史事件，还展示了宋代和辽朝的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通过对这些事件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