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尔巽（1844年－1927年），清代著名历史学家。作为清史的编撰者之一，他在清朝历史研究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赵尔巽编写的《清史稿》成为了后世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年代：成书于清代（约20世纪初）。
内容简要：《清史稿》是赵尔巽根据丰富的史料和个人研究，所编纂的清朝历史书籍。书中详细记录了清朝自建立到灭亡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全书通过对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展现了清朝的盛衰和历史进程。它对后世研究清朝历史、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清朝历史的基本参考书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清史稿-志-卷一百二十五-原文
△轮船
自西人轮船之制兴，有兵轮，有商轮。
其始仅往来东西洋各国口岸而已。
中国自开埠通商而后，与英吉利订江宁条约，而外轮得行驶海上矣。
续与订天津条约，而外轮得行驶长江矣。
商旅乐其利便，趋之若鹜。
於时内江外海之利尽为所占。
同治十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论者谓妨河船生计。
鸿章谓当咸丰间河船三千馀艘，今仅存四百艘。
及今不图，将利权尽失。
请破群议力行之。
十三年，鸿章又疏言：
同治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迭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造船章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
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饬由江海关道晓谕各口商人试办。
日久因循，未有成局。
同治七年，仅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旋又中止。
本年夏间，臣於验收海运之暇，遵照总理衙门函示，商令浙局总办海运委员知府朱其昂酌拟轮船章程。
嗣以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各省在沪殷商，或自置轮船行驶各埠，或挟资本依附西商之籍。
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
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
俟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
又海运米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
将来米数愈增，可无缺船之患。
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商等借领二十万缗，以作设局商本，仍预缴息钱助赈。
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当令朱其昂回沪设局招商。
商人争先入股，现已购集坚捷轮船三艘。
经臣咨商浙江督抚臣饬拨明年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津，其水脚耗米等项，悉照沙宁船定章。
至揽载货物，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程，以免藉口。
若从此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於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
疏入，报可。
先是闽厂专为制造兵轮而设。
学士宋晋言糜款过钜，议请罢之。
事下，鸿章力持不可。
略言：
欧洲诸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海外之险，有兵船巡防，而我与彼可共分之。
长江及各海口之利，有轮船转运，而我与彼亦共分之。
或不至让洋人独擅其利与险，而浸至反客为主也。
又言：
沿江沿海各省，不准另行购雇西洋轮船。
若有所需，令其自向闽、沪两厂商拨订制。
至载货轮船，与兵船规制迥异。
闽厂现造之船，商船皆不合用。
曾国藩前饬沪厂造兵船外，另造商船四五艘。
闽厂似亦可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
现与曾国藩筹议，中国殷商每不原与官交涉，且各口岸生意已被洋商占尽。
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本钜用繁，初办恐亦无利可图。
若行之既久，添造与租领稍多，乃有利益。
闻华商原领者，必准其兼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至为洋商排挤。
将来各厂商船造有成数，再请敕下总理衙门，商饬各省筹办。
疏上，下所司议行。
是年冬，招商局成立，以知府朱其昂主其事，道员盛宣怀佐之。
其昂以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招徕商股，入赀者极为踊跃，宣怀亦援粤人唐廷枢、徐润董局事。
购船、设械、立埠，次第经营，悉属商本，规模觕具。
光绪元年，鸿章奏奖其昂等有差。
三年，增购旗昌船舰，始假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东海关官款百九十万两有奇。
初拟购旗昌轮船，宣怀持之最力，需银二百数十万两。
商本无几，不足以应。
宣怀以国防大计、江海利源之说，力陈於江督沈葆桢。
葆桢为所动，拨银百万以济，论者咸谓是举为失计，至以“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於適体”为喻。
事后募集商股，应者寥寥，仅得银四万者以此也。
御史董俊翰言：
招商局每月亏至五六万两。
致亏之由，因置船过多，轮车行驶，经费过钜，必须一船得一船之用，方可无虞折耗。
闻商局各船揽载之资，不敷经费，船多货少。
刻下既未能遽赴外洋各国，以广收贸易之利，祗宜量为变置，使所出之数不至浮於所入也。
六年，祭酒王先谦请整顿招商局务，语涉宣怀。
疏下江督刘坤一，言宣怀於购旗昌轮船时，声言有商款百馀万，实无所有，有意欺谩，冀获酬金，请夺宣怀职。
复请以官款概作官股，以其赢馀作海防经费。
疏入，均不报。
招商局所假官帑，至光绪六年，应分期拔还。
乃偿已逾半，复假洋债。
鸿章言兼筹并顾，招商局力有未逮，请先偿洋债，后及官帑，格於部议。
嗣以递年清还，而商股尚达四百万两焉。
当招商开办之初，仅轮船三艘。
嗣承领闽、沪两厂，购之英国，增至十二艘。
迨购入旗昌轮船十八艘，遂与英商太古、怡和并称三公司。
赀本过钜，收入转微。
是年，以言官劾奏招商局办理毫无实济，请饬认真整顿，谕李鸿章及江督吴元炳澈查。
鸿章等奏言：
轮船招商局之设，乃各商集股，自行经理，已於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与他项设立官局开支公款者，迥不相同。
惟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事体重大，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光绪三年冬曾将商局事宜筹画整顿复奏，并饬江海、津海两关道，於每年结帐，就近分赴沪洋各局清查帐目，如有隐冒，据实奏请参赔。
数年以来，虽有英商太古、怡和洋行极力倾挤，而局事尚足相持，官帑渐可拔还。
复先承运京仓漕米、各省赈粮，不下数百万石，徵兵调饷、解送官物军械者，源源不绝，岂得谓於国事毫无实济？
其揽载客货，以及出入款目，责成素习商业之道员唐廷枢、徐润总理其事，每年结帐后，分晰开列清册，悉听入本各商阅看稽查。
若局中稍有弊端，则众商不待官查，必已相率追控。
而自开办至今，并无入股商人控告者。
现值漕运揽载吃紧之时，若纷纷调簿清查，不特市面徒滋摇惑，生意难以招徕；
且洋商嫉忌方深，更必乘机倾挤，冀遂其把持专利之谋，殊於中国商务大局有碍。
总之，商局关系国课最重，而各关各纳税课，丝毫无亏，所借官款由商局运漕水脚分年扣还，公款已归有着，
其各商股本盈亏，应如前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应俟每年结帐时，照案由沪、津两关道就近清查，以符定章。
疏入，报闻。
十一月，学士梅启照言：
招商局自归并旗昌轮船，各国轮船之利渐减，然祗在香港、福州、宁波、上海、天津、牛庄、长江等处码头，不如推广，竟令其赴东西洋各国。
请饬南北洋大臣，督令局员，酌派丰顺、保大等船，先赴东洋试行。
行之有效，渐及於西洋，则贸迁有无之利，中外分之。
明年，祭酒王先谦亦以为言。
均下所司核议。
先是招商局船驶往新嘉坡、小吕宋、日本等处，不足与外轮竞利，寻即停罢。
嗣遣和众船往夏威仁国之檀香山、美之旧金山两埠，华人麕集，航业颇振。
因复遣美富船往。
而各国商业，英为巨擘。
七年，粤人梁云汉等设肇兴公司於伦敦，船政大臣黎兆棠实倡斯议。
鸿章疏言：
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相表里。
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则整顿尤为急务。
迩者各国商船争赴中国，计每年进出口货价约银二万万两以外。
洋商所逐什一之利，已不下数千万两，以十年计之，则数万万两。
此皆中国之利，有往无来者也。
故当商务未兴之前，各国原可闭关自治。
逮风气大开，既不能拒之使不来，惟有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
前此招商局轮船尝驶往新嘉坡、小吕宋、越南等埠揽载。
近年和众、美富等船分驶夏威仁国之檀香山、美国之旧金山，载运客货，究止小试其端，尚未厚集其力。
英国伦敦为通商第一都会，并无华商前往。
黎兆棠志在匡时，久有创立公司之议，尽心提倡，力为其难。
现既粗定规模，自当因势利导，期於必成。
报闻。
十年，法人来扰，海疆不靖，股商汹惧，局船虑为劫夺，以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暂售之旗昌行主。
事平收回，复增置江新、新昌、新康、新铭各舰。
而沈没朽敝者，不一而足，其后共达二十九艘云。
十二年，鄂督张之洞遣总兵王荣和至南洋，筹办捐船护商事项。
宣统三年，设商船学校於吴淞。
凡此皆为扩充航业之张本，而局船行驶外洋之利，终不能与各国争衡也。
招商局之设，本为挽回江海已失航利。
开办之始，即知为洋商所嫉，而弥补之策，首在分运苏、浙漕米，嗣更推之鄂、赣、江、安。
而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赈粮，胥由局船经营其事。
光绪十一年，道员叶廷眷复条上扶持商局运鄂茶、鄂盐，增加运漕水脚诸策。
事下直督李鸿章。
先是局船运漕，石银五钱有奇。
嗣英、美人揽运，故廉其值，商局运费因之减少，势益不支。
鸿章请稍增益之，格部议，不果行。
盖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局中之侵蚀与局外之倾挤，所有资力颇虞亏耗。
商股不足，贷及官款，继以洋债。
当事者日言维持补救之策，裨益实鲜，而以用款浮滥，复屡为言官所劾。
至是部臣疏言：
“三代之治法，贵本而抑末，重农而贱商，从古商务未尝议於朝廷。
海上互市以来，论者乃竞言商政。
窃谓商者逐什一之利，以厚居积、权子母为事者也。
厚居积，必月计之有馀；权子母，必求倍入之息。
若计存本则日亏，问子母则无著，甚且称贷乞假以补不足，犹号於众曰‘此吾致富之术也’，有是理乎？
尝见富商大贾，必择忠信之人以主会计。
其入有经，其出有节。
守馀一馀三之法，核实厚积，乃能久远。
若主计不得其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取之无度，用之无节，不旋踵而终窭。
用人理财之道，与政通矣。
前者李鸿章、沈葆桢创立此局，谋深虑远，实为经国宏谋，固为收江海之利，与洋商争衡，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尽在此举。
乃招商局十馀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
稽之案牍，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於中饱之员绅。
如唐廷枢、朱其昂之被参於前，徐润、张鸿禄之败露於后，皆其明证。
主计之不得其人，出入之经，不能讲求撙节，又安得以局本亏折，诿之於海上用兵耶？
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脚，减免於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察。
请饬下南北洋大臣，将局中现存江海轮若干只，码头几处，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
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臣应即议处。
报可。
然管理招商局之权，始终属之直隶总督，部臣无从过问。
迨三十三年，商局与英商怡和、太古订利益均享之约，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
此招商局办理之大略情形也。
招商轮船航行各埠，悉自沪始。
驶行长江者曰江轮，驶行海洋者曰海轮。
停泊口岸，大小不一，惟商务殷阗之所，设货栈焉。
以故上海设总栈，而苏之镇江、南京，皖之芜湖，赣之九江，鄂之汉口，浙之宁波、温州，闽之福州、汕头，粤之广州、香港，鲁之烟台，奉之营口，直之塘沽、天津，皆设行栈，而通州以漕运所关，亦设栈焉。
江轮、海轮，时统名之为大轮。
其与大轮并行於内江外海，或驶行大轮所不能达之处，则有小轮。
光绪初，商置小轮之行驶，仅限於通商口岸。
十年，明申禁令，小轮不得擅入内河。
官商雇用，须江海关给照乃可。
然祗限於苏杭之间。
其输运客货、驶入江北内河者，皆在所禁。
十六年，詹事志锐疏请各省试行小轮。
总署王大臣议以为不可。
护湘抚沈晋祥言：
“湘民沿河居住，操舟为业者，实繁有徒。
自上海通商以后，仅有淮盐一项，尚可往来装运，其馀货物，多由轮船载送，湘省民船祗能行抵江、汉而止，舵工水手失业者多。
今再加以小轮行驶内河，诚如总理衙门原奏所云，必至夺民船之利，有碍小民生计。”
江督刘坤一亦言小轮行驶内河，流弊滋多，碍民生，妨国课，病地方，请严禁之。
俱如所请。
初，外轮行驶长江，由沪至汉口而止。
二十一年，马关约成，许日轮一自汉口达宜昌，更溯江上至重庆，一自上海入运河以抵苏、杭，於时朝旨始许华商小轮於苏杭间行驶。
而江督张之洞更推广其航行之路於镇江、江宁、清江浦及赣之鄱阳。
二十四年，长江通商约成，而通州芦泾港、泰兴天星桥、湖北荆河口悉定为洋轮上下搭客处，而桂之西江、直之白河、沈之辽河、松花江，亦先后许外轮行驶。
迨中英马凯约成，更及於粤之北江、东江。
与英、日订内港行轮章程，凡内地水道，外轮悉攫得行驶之权，於是向之华商小轮不得行驶各地，始一律弛禁焉。
江、浙、闽、粤轮船公司次第设立，转输客货，人称便捷。
特以洋商创始於前，华商瞠乎其后，而跌价倾挤，时有所闻，欲求赢利，盖綦难矣。
三十年，商部参议王清穆言：“植商业之基础，莫如内河航政一事。
凡铁路之尚未通者，可藉航路控接之，凡轨路所不能达者，可由航路转输之。
江、鄂诸省，若汉湘，若九南，若镇扬、镇浦、苏杭、苏沪、常镇各航路，四通八达，往往为外人所经营，其公司多不过数万金，视轨路之动需千百万者，难易迥殊，华商之力尚能兴办，洵为今日切要之举。
请饬各省有航路处所，於华商轮船公司亟予保护。
未设者，提倡筹办。
报可。
自是小轮公司渐推渐广，闽、粤滨海之区，轮樯如织，随处可通。
直则有往来安东、天津、大连、营口、牛庄、烟台、龙口、义马岛、威海卫、海参崴之小轮，
苏则有往来镇江、清江浦、通州、海门、上海、苏、杭、江宁、扬州、六合之小轮，
皖则有往来芜湖、庐州、安庆、宁国、巢县之小轮，
赣则有往来南昌、九江、吴城、湖口、丰城、樟树镇、吉安、饶州之小轮，
湘、鄂则有往来汉口、黄州、沙市、宜昌、武昌、嘉鱼、长沙、株州、常德、咸宁、岳州、湘潭、益阳、仙桃镇、老河口之小轮，
桂则有往来梧州、南宁、贵县、柳州之小轮，
浙则有往来宁波、温州、穿山、定海、象山、宁海、台州、海门、沈家门、普陀山、馀姚、西坞、瑞安、平望、震泽、南浔之小轮，
川则有往来宜昌、重庆、嘉定、叙府之小轮，
各公司盈亏不一，而航路四达，商旅便之，实与江海大轮有相辅而行之利。
此外则有各省官用小轮暨专用小轮，是又於商轮之外特设者也。
三十一年，修撰张謇醵银五十万，设大达轮步公司於上海。
宣统三年，吉林巡抚陈昭常创办吉林图长航业公司，自沪越日本长崎达图们江，以沪商朱江募赀为之。
此皆於招商局外别树一帜者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清史稿-志-卷一百二十五-译文
自从西方人发明了轮船，就有了军用轮船和商用轮船。最初，这些轮船只是往返于东西洋各国港口。自从中国开放港口通商之后，与英国签订了江宁条约，外国轮船得以在海上航行。随后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外国轮船得以在长江航行。商人和旅客因为其便利性而纷纷趋之若鹜，内河和外海的利润都被他们占据了。
同治十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设立轮船招商局，有人认为这会妨碍河船的生计。李鸿章说，在咸丰年间，河船有3000多艘，现在只剩下400艘。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将失去所有的利益。他请求打破群议，坚决实行。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再次上疏说：“同治年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担任总督和巡抚，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提出了由华商造船的章程，分运漕米，同时承揽客货。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批准，命令江海关道通知各口商人试办。时间久了，因为拖延，没有形成正式的机构。同治七年，仅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后来又停止了。今年夏天，我在验收海运的空闲时间，遵照总理衙门的指示，商令浙江局总办海运委员知府朱其昂拟定轮船章程。后来因为现在官造的轮船内没有商船可以领取，各省在上海的商人，或者自己购买轮船在各港口行驶，或者用资本依附于西方商人的名下。如果中国自己设立招商局，那么商人所有的轮船股本必将逐渐归入官局，这似乎既顺应了商情，又强化了国家体制。建议先试行招商，作为官商交流的起点。等到商船造好，就可以随时补充，推广使用。另外，海运漕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够，应该请用商船分运，以补充沙宁的不足。将来漕米数量增加，就可以避免没有船只的问题。请按照户部核准的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许商人借领二十万缗，作为设立局子的商本，同时预先缴纳利息帮助赈灾。所有的盈亏，全部由商人承担，与官方无关。命令朱其昂回上海设立局子招商。商人争先恐后地入股，现在已经购买了三艘坚固快捷的轮船。经过我咨询浙江督抚，命令他们明年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往天津，其运费、耗米等项，全部按照沙宁船的规定。至于承揽货物，报关纳税，仍然按照新关章程，以免借口。如果从此轮船畅行无阻，那么可以使我国内河和外海的利润不至于被洋人占尽，这对国家经济和民生确实意义重大。”奏疏上报后，得到了批准。
在此之前，福建的工厂专门用来制造军用轮船。学士宋晋说耗费资金过多，提议停止。事情下达后，李鸿章坚决反对。他简要地说：“欧洲各国入侵中国边界腹地，无不请求通商。海外的危险，有兵船巡逻防范，我们和它们可以共同分担。长江及各海口的好处，有轮船运输，我们也可以和它们共同分担。或许不至于让洋人独占其利和险要，最终反而变成客人当家作主。”他还说：“沿江沿海各省，不准另行购买或租赁西洋轮船。如果需要，让他们自己向福建、上海两厂商订购制造。至于载货轮船，与兵船的规制完全不同。福建工厂现在制造的船，商船都不适用。曾国藩之前命令上海工厂制造兵船之外，还另外制造了四五艘商船。福建工厂似乎也可以间或制造商船，以供华商租赁。现在我和曾国藩商议，中国的商人大多不愿意与官方打交道，而且各口岸的生意已经被洋商占尽了。华商如果租赁官船，另立一帜，洋人势必会带着重金来争夺，那么华商必须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成本巨大，初期恐怕也无利可图。如果长期实行，添造和租赁的船只稍微增多，就会有利润。听说愿意租赁的商人，必须准许他们同时运输漕粮，这样才有专门的生意，不至于被洋商排挤。将来各厂商船造好一定数量后，再请朝廷命令总理衙门，商议各省筹办。
这年冬天，招商局成立，由知府朱其昂负责，道员盛宣怀辅助。朱其昂通过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人招募商股，入股者非常踊跃，盛宣怀也借鉴广东人唐廷枢、徐润的经验，参与管理局事。购买船只、设立器械、建立码头，依次经营，全部是商人的资本，规模初步形成。光绪元年，李鸿章上奏奖励朱其昂等人。三年，增购旗昌船舰，开始借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东海关的官款一百九十万两。最初计划购买旗昌轮船，盛宣怀最为坚持，需要银两二百多万。商人的资本很少，不足以应对。盛宣怀以国防大计、江海利源的说法，极力向江苏巡抚沈葆桢陈述。沈葆桢被说服，拨款一百万来资助，评论者都认为这是失策，甚至用“旗昌弃破烂的皮袄，得到价值另制新衣，以期合体”来比喻。事后募集商股，响应者寥寥，只得到银四万两，原因就在于此。御史董俊翰说：“招商局每月亏损五六万两。亏损的原因，是因为船只购置过多，轮船行驶，经费过大，必须一艘船有一艘船的用途，才能避免损失。听说商局各船承揽的货物收入，不足以支付经费，船多货少。现在既不能立刻前往外洋各国，以扩大贸易利润，只能适量调整，使支出不超过收入。”六年，祭酒王先谦请求整顿招商局事务，言语涉及盛宣怀。奏疏下达给江苏巡抚刘坤一，说盛宣怀在购买旗昌轮船时，声称有商款百万，实际上没有，有意欺骗，希望获得酬金，请求罢免盛宣怀的职务。还请求将官款全部作为官股，将其赢余作为海防经费。奏疏上报后，都没有得到回复。
招商局所借的官款，到光绪六年，应该分期偿还。但已经偿还了一半以上，又借了洋债。李鸿章说，要兼顾并顾，招商局力量不足，请求先偿还洋债，然后再偿还官款，但被部议所阻。后来逐年偿还，商股仍有四百万两。当招商局刚开始时，只有三艘轮船。后来接管了福建、上海两厂，从英国购买，增加到十二艘。等到购买了旗昌轮船十八艘，就与英国商人的太古、怡和并称为三大公司。资本过于庞大，收入却变得微薄。
那一年，因为言官弹劾招商局办理事务毫无实效，请求朝廷整顿，命令李鸿章和江苏巡抚吴元炳彻底调查。
李鸿章等人上奏说：‘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是各商家集资，自行管理，当初设立时就已奏明，盈亏全部由商家承担，与官府无关。轮船商务涉及洋务，更不宜由官府负责，这与设立其他官办机构使用公款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是这一举措是为了收回中国的利益，事关重大，所以需要官府扶持，并适当借官款来帮助商家力量不足。光绪三年冬天，我曾将商局的事宜筹划整顿并上报，并命令江海关、津海关道，每年结算账目时，就近前往上海洋行各局清查账目，如有隐瞒欺诈，据实上报请求查办赔偿。数年以来，尽管有英商太古、怡和洋行极力打压，但局事仍能维持，官款也逐渐可以偿还。还曾先期承运京仓漕米、各省赈粮，不下数百万石，征兵调饷、解送官物军械的任务源源不断，怎能说对国家事务毫无贡献？至于承运客货，以及收入支出，由熟悉商业的道员唐廷枢、徐润负责管理，每年结算账目后，分项开列清单，让所有入股的商家查阅监督。如果局中稍有弊端，商家们不需要官府调查，就会纷纷追责。而自开办以来，并没有入股的商人提出控告。现在正值漕运承运紧张时期，如果纷纷调集簿册清查，不仅市场会因此产生恐慌，生意也难以招揽；而且洋商对此非常嫉妒，一定会趁机打压，企图实现其垄断专利的企图，这对中国的商业大局非常不利。总之，商局与国家税收关系重大，而各关各纳税课，毫无亏损，所借的官款由商局运漕水脚分年偿还，公款已经有了着落，各商家的股本盈亏，应如前奏，全部由商家承担，与官府无关。应在每年结算账目时，由沪、津两关道就近清查，以符合规定。’奏疏呈上，朝廷得知。
十一月，学士梅启照说：‘招商局自从并入旗昌轮船公司后，各国轮船的利益逐渐减少，但只在香港、福州、宁波、上海、天津、牛庄、长江等地的码头，不如推广到东西洋各国。请命令南北洋大臣，督促局员，适当派遣丰顺、保大等船，先前往东洋试行。如果行之有效，逐渐推广到西洋，那么贸易的利润，中外可以共享。’第二年，祭酒王先谦也提出同样的意见。都交由相关部门审议。在此之前，招商局船只驶往新加坡、小吕宋、日本等地，不足以与外国轮船竞争利益，不久就停运了。后来派遣和众船前往夏威夷的檀香山、美国的旧金山两港，华人聚集，航运业相当兴旺。因此又派遣美富船前往。而各国的商业，英国是最大的。同治七年，广东人梁云汉等人在伦敦设立肇兴公司，船政大臣黎兆棠实际倡导了这个建议。李鸿章上奏说：‘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相辅相成。用兵船的力量保护商船，必须先用商船的税收来养兵船，整顿尤为急迫。最近各国商船纷纷来中国，每年进出口货物价值约白银二万万两以上。洋商所追求的十分之一的利润，已不下数千万两，按十年计算，就是数万万两。这些都是中国的利益，有去无回。所以，在商务兴起之前，各国原本可以闭关自守。等到风气大开，既不能阻止他们不来，只有扩大利益来源，鼓励华商出洋贸易，这样土货可以畅销，洋商可以减少，中国的利益也可以逐渐收回。此前招商局轮船曾驶往新加坡、小吕宋、越南等地揽载。近年来和众、美富等船分航夏威夷的檀香山、美国的旧金山，运输客货，只是小试牛刀，还没有充分展示其力量。英国伦敦是通商的第一大都市，没有华商前往。黎兆棠立志振兴时局，早就有了创立公司的想法，尽心尽力地提倡，克服重重困难。现在规模已经初步确定，自当顺势引导，以期必成。’奏疏呈上，朝廷得知。
十年，法国人来侵扰，海疆不安定，股东们恐慌，局船担心被劫夺，用五百二十五万两银子暂时卖给旗昌行主。事情平息后收回，又增加了江新、新昌、新康、新铭等舰船。而沉没、朽败的船只，不止一艘，后来总共达到二十九艘。十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总兵王荣和到南洋，筹备捐船护商的事宜。宣统三年，在吴淞设立商船学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扩大航运业的基础，而局船行驶外洋的利益，最终也无法与各国抗衡。
招商局的设立，初衷是为了挽回江海已经失去的航运利益。从开办之初，就知道会受到洋商的嫉妒，而弥补的策略，首先是在苏、浙两地分运漕米，后来又推广到鄂、赣、江、安等地。而云南的铜币，四川的木材，江、浙的官物采购，直、晋的赈灾粮食，都是由招商局负责运营。光绪十一年，道员叶廷眷再次提出支持商局运输鄂茶、鄂盐，增加漕运水脚等策略。这件事被下达给直隶总督李鸿章处理。在此之前，局船运输漕粮，每石银五钱还有余。后来英、美人参与运输，因此降低了费用，商局的运费因此减少，形势更加困难。李鸿章请求稍微增加一些费用，但遭到部议的反对，最终没有实施。因为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局内的侵蚀和局外的倾轧，所有的资金力量都担心会亏损。商股不足，就借官款，再后来又借洋债。当权者天天说维持补救的策略，但实际上效果很少，而且因为用款浮滥，多次被言官弹劾。到了这时，部臣上疏说：“三代的治理方法，重视根本而抑制末节，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自古以来，商务从未被朝廷讨论。海上互市以来，讨论者竞相谈论商政。我认为商人是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以囤积居奇、操纵借贷为业的人。囤积居奇，必须每月都有盈余；操纵借贷，必须追求倍数的利息。如果计算本金，则会每天亏损；询问利息，则无着落，甚至借贷补不足，还向众人宣称‘这是我的致富之道’，有这种道理吗？我曾见过富商大贾，一定会选择忠信的人来负责会计。他们的收入有计划，支出有节制。遵守留一存三的原则，核实积累，才能长远。如果主管会计的人不合适，生产的人少，消费的人多，取用无度，使用无节制，很快就会陷入困境。用人理财的方法，与政治相通。之前李鸿章、沈葆桢创立此局，深思熟虑，确实是经国宏谋，确实是为了收复江海的利益，与洋商竞争，转贫为富、转弱为强的机会，都在这个举措中。但是招商局十多年来，不仅本金利息没有增加，而且官款、洋债，欠债累累，难道不是策略不当吗？查阅案卷，听取人言，知道所谓的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都归到了中饱私囊的官员和绅士手中。像唐廷枢、朱其昂之前被弹劾，徐润、张鸿禄之后败露，都是明显的证据。主管会计的人不合适，收支的经手，不能讲究节约，又怎么能因为局本亏损，推脱到海上用兵呢？商局既然拨有官款，又以漕运水脚进行补贴，减免货税，其年度收入和支出，应该由官方进行审查。请命令南北洋大臣，将局中现有的江海轮船数量，码头数量，委员和商董的姓名，以及运费支出，分别上报。此后总办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原来的保举大臣应该立即受到处分。”报告得到批准。但是管理招商局的权力，始终属于直隶总督，部臣无法过问。到了三十三年，商局与英商怡和、太古签订利益共享的协议，才避免了相互倾轧，而其利益逐渐显现。这就是招商局办理的大致情况。
招商局的轮船在各港口航行，都是从上海开始的。在长江航行的称为江轮，在海洋航行的称为海轮。停靠的口岸大小不一，只有商业繁荣的地方，才设立货栈。因此上海设立总栈，而江苏的镇江、南京，安徽的芜湖，江西的九江，湖北的汉口，浙江的宁波、温州，福建的福州、汕头，广东的广州、香港，山东的烟台，奉天的营口，直隶的塘沽、天津，都设立了行栈，而因为漕运的关系，通州也设立了栈房。江轮、海轮，时常统称为大轮。那些与大轮在内河和外海并行，或者驶行到大轮无法到达的地方，就有小轮。光绪初年，商办的小轮仅限于通商口岸。十年，明确宣布禁止小轮擅自进入内河。官方和商人雇用小轮，必须由江海关颁发执照才能进行。但是仅限于苏杭之间。那些运输客货、驶入江北内河的小轮，都在禁止之列。
十六年，詹事志锐上疏请求各省试行小轮。总署王大臣认为不可行。湖南巡抚沈晋祥说：“湖南的百姓沿河居住，以驾船为业的人很多。自从上海通商以后，只有淮盐一项，还可以进行运输，其余的货物，大多由轮船运输，湖南的民船只能行至江、汉而止，舵工水手失业的人很多。现在再让小轮在内河行驶，确实像总理衙门原奏所说，必然会导致夺取民船的利益，影响小民的生活。”江苏巡抚刘坤一也说小轮在内河行驶，弊端很多，影响民生，妨碍国税，损害地方，请求严禁。都按照他们的请求执行。
最初，外轮在长江行驶，只到汉口为止。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允许日轮从汉口到宜昌，再逆江而上到重庆，一艘从上海进入运河抵达苏、杭。这时，朝廷开始允许华商小轮在苏杭之间行驶。而江苏巡抚张之洞更推广小轮的航行路线到镇江、江宁、清江浦以及江西的鄱阳湖。二十四年，长江通商条约签订，通州的芦泾港、泰兴的天星桥、湖北的荆河口都定为洋轮上下客的地方，而广西的西江、直隶的白河、沈阳的辽河、松花江，也先后允许外轮行驶。到了中英马凯条约签订，又涉及到广东的北江、东江。与英、日签订内港行轮章程，所有内地水道，外轮都获得了行驶权，于是之前的华商小轮不能在各地行驶，开始全面解除禁令。江、浙、闽、粤的轮船公司相继成立，运输客货，人们都说很方便。只是因为洋商先一步开始，华商只能跟在后面，而降价竞争，时常有发生，想要赢利，非常困难。
三十年，商部参议王清穆说：‘建立商业的基础，没有比发展内河航运更重要的了。对于还没有铁路通达的地方，可以通过航运来连接，对于那些铁路无法到达的地方，可以通过航运来转运。长江、湖北等省份，比如汉水、湘江，以及九江南、镇扬、镇浦、苏杭、苏沪、常镇等各条航线，四通八达，常常被外国人经营，这些公司的资本大多不超过几万两银子，与铁路动辄需要几百万两相比，难度差异极大，而华商的力量还能够承担，这确实是当今最为紧迫的事情。请命令各省在有航路的地方，立即给予华商轮船公司保护。对于还没有设立航路的地方，要提倡并推动其设立。’报告得到了批准。从此，小轮公司逐渐推广开来，福建、广东沿海地区，轮船如织，到处都可以通行。直隶地区有往来安东、天津、大连、营口、牛庄、烟台、龙口、义马岛、威海卫、海参崴的小轮，江苏有往来镇江、清江浦、通州、海门、上海、苏州、杭州、江宁、扬州、六合的小轮，安徽有往来芜湖、庐州、安庆、宁国、巢县的小轮，江西有往来南昌、九江、吴城、湖口、丰城、樟树镇、吉安、饶州的小轮，湖南、湖北有往来汉口、黄州、沙市、宜昌、武昌、嘉鱼、长沙、株州、常德、咸宁、岳州、湘潭、益阳、仙桃镇、老河口的小轮，广西有往来梧州、南宁、贵县、柳州的小轮，浙江有往来宁波、温州、穿山、定海、象山、宁海、台州、海门、沈家门、普陀山、余姚、西坞、瑞安、平望、震泽、南浔的小轮，四川有往来宜昌、重庆、嘉定、叙府的小轮，各个公司的盈亏情况不一，但航路四通八达，方便商旅，实际上与江海大轮相辅相成，有利可图。此外，还有各省官方使用的小轮和专用小轮，这些都是除了商轮之外特别设立的。
三十一年，修撰张謇筹集了五十万两银子，在上海设立了大达轮步公司。宣统三年，吉林巡抚陈昭常创办了吉林图长航业公司，从上海越过日本长崎直达图们江，由沪商朱江募集资金来经营。这些都是除了招商局之外，独立创办的航运公司。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清史稿-志-卷一百二十五-注解
轮船：轮船是一种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船只，19世纪中叶由西方传入中国。在中国，轮船的出现标志着近代航运业的开始，对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江宁条约：江宁条约，又称《南京条约》，是1842年清朝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条约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并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等特权。
天津条约：天津条约，是1858年清朝与英法联军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外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和领事裁判权。
商轮：商轮是指用于商业运输的轮船，与兵轮相对，主要承担货物运输和客运。
兵轮：兵轮是指用于军事目的的轮船，通常装备有火炮，用于海防和军事行动。
招商局：指清朝末年成立的官方航运公司，负责管理中国的对外航运业务。
漕米：漕米是指用于官府的粮食，漕运是指将粮食从产地运往消费地的过程。
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是清朝末年设立的一个负责外交和对外贸易的机构。
海关：海关是负责征收进出口关税、监管进出口货物和人员流动的政府机构。
旗昌轮船：指旗昌轮船公司，是一家西方的航运公司。
太古、怡和：太古和怡和是19世纪中叶在上海成立的两个英国轮船公司，与招商局形成竞争关系。
官帑：指官府的财政资金。
言官：指古代中国的监察官员，负责对官员进行监督，检举不法行为。
劾奏：指弹劾奏章，即向上级官员或皇帝呈递弹劾他人罪行的奏章。
盈亏：指盈利和亏损，指企业或机构的财务状况。
洋务：指清朝晚期，以引进西方技术、发展近代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
漕运：指古代中国通过水路运输粮食至京师的一种制度。
赈粮：赈粮是指用于赈济灾民的粮食。
徵兵调饷：指征召士兵和调配军饷。
官物军械：指官方的物资和军事装备。
道员：道员是清朝的地方行政官员，负责一省或数州的地方行政事务。
东洋：指日本。
西洋：指欧洲。
贸迁有无：指商品交换，即买卖双方交换货物。
通商第一都会：指商业贸易最为繁荣的城市。
海疆：指沿海地区。
股商：指股份制企业的股东。
旗昌行主：指旗昌轮船公司的负责人。
捐船护商：指捐款购买船只以保护商船。
商船学校：指培养商船驾驶员和船员的学校。
江海航利：指长江和海洋的航运利益，由于外国列强的侵略，中国的江海航利受到了严重影响。
洋商：指外国商人。
苏、浙、鄂、赣、江、安：这些是中国的省份名称，苏指江苏，浙指浙江，鄂指湖北，赣指江西，江指江苏，安指安徽。
滇之铜斤：滇指云南，铜斤是指铜币，这里指的是云南的铜矿。
蜀之灯木：蜀指四川，灯木是指用于照明的木材。
官物：指官方采购的物资。
叶廷眷：叶廷眷是清朝的一位官员，他在光绪十一年上奏建议扶持商局运鄂茶、鄂盐。
直督李鸿章：直督指直隶总督，李鸿章是清朝末年的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曾任直隶总督。
英、美人：指英国和美国的人。
商股：商股是指商人投入的股份。
官款：官款是指官方提供的资金。
洋债：洋债是指向外国借的债务。
三代之治法：指夏、商、周三代的治理方法。
商政：商政是指与商业相关的政策。
什一之利：指商业活动中获取的利润。
权子母：权子母是指借贷中的本金和利息。
富商大贾：指富有的商人。
忠信之人：指忠诚可靠的人。
经国宏谋：指为国家长远利益而制定的计划。
江海之利：指长江和海洋的航运利益。
唐廷枢、朱其昂：唐廷枢和朱其昂是清朝末年的商人，他们在招商局的事件中受到了牵连。
徐润、张鸿禄：徐润和张鸿禄是清朝末年的商人，他们在招商局的事件中败露。
江海关：江海关是清朝设立的海关，负责管理长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
通州：通州是清朝的一个行政区划，位于今天的北京市。
小轮：指小型轮船，通常指载客或载货量较小的轮船。
马关约：马关约是指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结束了中日甲午战争。
江督张之洞：江督指江南总督，张之洞是清朝末年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任江南总督。
通州芦泾港：通州芦泾港是位于通州的一个港口。
泰兴天星桥：泰兴天星桥是位于泰兴的一个桥梁。
湖北荆河口：湖北荆河口是位于湖北的一个河口。
桂之西江：桂指广西，西江是广西的一条主要河流。
直之白河：直指直隶，白河是直隶的一条河流。
沈之辽河：沈指沈阳，辽河是辽宁的一条主要河流。
松花江：松花江是中国东北的一条主要河流。
中英马凯约：中英马凯约是指中英签订的马凯条约。
粤之北江、东江：粤指广东，北江和东江是广东的两条主要河流。
商部参议：指清朝官职，商部是负责商业、工业和交通等事务的部门，参议是商部中的高级官员，负责提出建议和参与决策。
内河航政：指对内河航运的管理和规划，内河航政对于促进国内贸易、加强地方经济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铁路：指用蒸汽机车牵引的轨道运输系统，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一种重要交通工具。
轨路：即铁路，指铁路轨道。
江、鄂诸省：指长江和鄂（湖北）流域的省份，这里泛指长江流域及其周边地区。
汉湘：指汉水和湘江，两者都是长江的重要支流。
九南：指九江南路，即长江中下游地区。
镇扬、镇浦、苏杭、苏沪、常镇：这些都是指长江沿岸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如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等。
外人所经营：指外国商人或公司在中国境内经营航运业务。
华商：指中国商人。
轮船公司：指以轮船为主要运输工具的航运公司。
饬：指命令或指示。
滨海之区：指沿海地区。
安东：指今辽宁省的丹东市。
天津：指今天津市。
大连：指今辽宁省的大连市。
营口：指今辽宁省的营口市。
牛庄：指今辽宁省的庄河市。
烟台：指今山东省的烟台市。
龙口：指今山东省的龙口市。
义马岛：指今山东省的义马岛。
威海卫：指今山东省的威海市。
海参崴：指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清江浦：指今江苏省的淮安市。
海门：指今浙江省的海门市。
上海：指今上海市，当时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
苏：指江苏省。
杭：指浙江省的杭州市。
江宁：指今江苏省的南京市，古称江宁。
扬州：指今江苏省的扬州市。
六合：指今江苏省的六合区。
皖：指安徽省。
芜湖：指今安徽省的芜湖市。
庐州：指今安徽省的合肥市，古称庐州。
安庆：指今安徽省的安庆市。
宁国：指今安徽省的宁国市。
巢县：指今安徽省的巢湖市。
赣：指江西省。
南昌：指今江西省的南昌市，是江西省的省会。
九江：指今江西省的九江市。
吴城：指今江西省的吴城镇。
湖口：指今江西省的湖口县。
丰城：指今江西省的丰城市。
樟树镇：指今江西省的樟树镇。
吉安：指今江西省的吉安市。
饶州：指今江西省的鄱阳县，古称饶州。
湘、鄂：指湖南省和湖北省。
汉口：指今湖北省的武汉市，位于长江北岸，是长江中游的重要港口。
黄州：指今湖北省的黄冈市。
沙市：指今湖北省的沙市区。
宜昌：指今湖北省的宜昌市。
武昌：指今湖北省的武汉市，古称武昌。
嘉鱼：指今湖北省的嘉鱼县。
长沙：指今湖南省的长沙市，是湖南省的省会。
株州：指今湖南省的株洲市。
常德：指今湖南省的常德市。
咸宁：指今湖北省的咸宁市。
岳州：指今湖南省的岳阳市。
湘潭：指今湖南省的湘潭市。
益阳：指今湖南省的益阳市。
仙桃镇：指今湖北省的仙桃市。
老河口：指今湖北省的老河口市。
桂：指广西壮族自治区。
梧州：指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梧州市。
南宁：指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
贵县：指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贵港市。
柳州：指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市。
浙：指浙江省。
宁波：指今浙江省的宁波市。
温州：指今浙江省的温州市。
穿山：指今浙江省的穿山镇。
定海：指今浙江省的定海区。
象山：指今浙江省的象山县。
宁海：指今浙江省的宁海县。
台州：指今浙江省的台州市。
沈家门：指今浙江省的沈家门镇。
普陀山：指今浙江省的普陀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
馀姚：指今浙江省的余姚市。
西坞：指今浙江省的西坞镇。
瑞安：指今浙江省的瑞安市。
平望：指今浙江省的平望镇。
震泽：指今浙江省的震泽镇。
南浔：指今浙江省的南浔镇。
川：指四川省。
嘉定：指今四川省的成都市。
叙府：指今四川省的宜宾市。
大达轮步公司：指一家在上海设立的大型航运公司。
吉林图长航业公司：指一家在吉林省图们江创办的航运公司。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清史稿-志-卷一百二十五-评注
王清穆的这段言论，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对于商业发展的深刻思考。他首先提出‘植商业之基础，莫如内河航政一事’，这一观点凸显了内河航政在商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当时，铁路尚未普及，内河航运成为了连接各地区、促进商品流通的重要途径。
‘凡铁路之尚未通者，可藉航路控接之，凡轨路所不能达者，可由航路转输之’，王清穆的这一论述，体现了对于交通网络的全面考虑。他认为，内河航运不仅可以弥补铁路的不足，还可以扩大运输范围，对于推动商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江、鄂诸省，若汉湘，若九南，若镇扬、镇浦、苏杭、苏沪、常镇各航路，四通八达，往往为外人所经营’，这里王清穆指出了当时内河航运的现状，即虽然内河航运发达，但多被外国人经营。这一现象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在内河航运领域的弱势地位。
‘其公司多不过数万金，视轨路之动需千百万者，难易迥殊，华商之力尚能兴办，洵为今日切要之举’，王清穆认为，相较于铁路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内河航运的投资相对较小，华商有能力兴办，因此应予以重视。这体现了他在商业发展中的务实态度。
‘请饬各省有航路处所，於华商轮船公司亟予保护。未设者，提倡筹办’，王清穆的这一建议，反映了他对于国家政策制定的期待。他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措施，保护华商在内河航运领域的利益，并推动未设航路地区的航运发展。
‘自是小轮公司渐推渐广，闽、粤滨海之区，轮樯如织，随处可通’，这里描述了内河航运发展的成果。小轮公司的兴起，使得内河航运更加便捷，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直则有往来安东、天津、大连、营口、牛庄、烟台、龙口、义马岛、威海卫、海参崴之小轮，苏则有往来镇江、清江浦、通州、海门、上海、苏、杭、江宁、扬州、六合之小轮，皖则有往来芜湖、庐州、安庆、宁国、巢县之小轮，赣则有往来南昌、九江、吴城、湖口、丰城、樟树镇、吉安、饶州之小轮，湘、鄂则有往来汉口、黄州、沙市、宜昌、武昌、嘉鱼、长沙、株州、常德、咸宁、岳州、湘潭、益阳、仙桃镇、老河口之小轮，桂则有往来梧州、南宁、贵县、柳州之小轮，浙则有往来宁波、温州、穿山、定海、象山、宁海、台州、海门、沈家门、普陀山、馀姚、西坞、瑞安、平望、震泽、南浔之小轮，川则有往来宜昌、重庆、嘉定、叙府之小轮’，这段描述详细列举了当时内河航运的线路，展现了内河航运的广泛性和便利性。
‘各公司盈亏不一，而航路四达，商旅便之，实与江海大轮有相辅而行之利’，这里王清穆指出，尽管各公司盈亏不一，但内河航运的整体发展对商业贸易的便利性有着积极影响，与江海大轮相辅相成。
‘此外则有各省官用小轮暨专用小轮，是又於商轮之外特设者也’，王清穆最后提到了官用小轮和专用小轮，这进一步说明了内河航运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以及其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张謇和陈昭常的举措，如‘修撰张謇醵银五十万，设大达轮步公司於上海’和‘吉林巡抚陈昭常创办吉林图长航业公司’，都是对王清穆观点的实践。他们通过设立轮步公司，推动内河航运的发展，为中国商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这些举措不仅展现了个人对于国家发展的担当，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内河航运发展的蓬勃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