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尔巽（1844年－1927年），清代著名历史学家。作为清史的编撰者之一，他在清朝历史研究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赵尔巽编写的《清史稿》成为了后世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年代：成书于清代（约20世纪初）。
内容简要：《清史稿》是赵尔巽根据丰富的史料和个人研究，所编纂的清朝历史书籍。书中详细记录了清朝自建立到灭亡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全书通过对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展现了清朝的盛衰和历史进程。它对后世研究清朝历史、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清朝历史的基本参考书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清史稿-列传-卷九十-原文
福敏 陈世倌 史贻直 阿克敦 孙嘉淦 梁诗正
福敏，字龙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
康熙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以知县待铨。
时世宗在藩邸，高宗初就傅，命福敏侍读。
及世宗即位，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雍正三年，迁吏部侍郎。
出署浙江巡抚。
四年，擢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复出署湖广总督。
沔阳、潜江等十州县水灾，疏请发常平仓穀治赈。
谬冲花苗叛，福敏檄贵州兵截后路，以湖广兵捣其巢，讨平之。
安陆、荆州被水，疏请老弱妇女治赈如常，而以丁壮修堤，俾民得食而堤亦完。
上眷福敏厚，尝手诏谕曰：
“朕令尔暂摄总督，苟得其人，即命往替。
“近日廊庙中颇乏才，皇子左右亦待尔辅翼。
“留尔湖广非得已，宜体朕意勉为之。”
五年，召还京，授吏部尚书。
六年，以巡抚浙江时徇布政使佟吉图动库银，夺职。
八年，命协理兵部侍郎，迁左都御史。
十年，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旋署刑部尚书。
乾隆三年，擢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
四年，加太保，六年七月，高宗初幸木兰行围，福敏疏言：
“行围边外，内外章奏按期驰送，较宫廷清穆劳逸迥殊。
“宜朝乾夕惕，清明在躬，从容应之。
“留京百官，必因事警察，勿使偷惰者得行其私。
“巡行之日，言路宜举大利害，不当琐细渎陈伤政体。
“圣祖於猎地平易险阻无不了然，故周旋中度，驰射如神。
“原皇上筹度於先。
“弁兵布围，未必无参差，乞少加从容，俾黾勉从事。
“弁兵从行日久，资斧不继，量加恩泽，费无多而惠无穷。”
上谕曰：
“览大学士所奏，老成忠恳，补衮陈善，朕皆嘉纳焉。”
八年，疏陈时政，言：
“河防事重，请如灾民请赈例，便宜处置，以时上闻。
“灾民流移，情非得已。
“若有司不善拊循，徒禁越境，致辗转沟壑，宜加以玩视罪。
“江南、湖广偏灾，请留南漕赈济。
“定数多寡，当出上裁。
“庶上不亏储，下足济食。”
疏入，从之。
十年，以疾乞解任，温诏如所请，加太傅。
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
福敏尝有疾，上临视，及闻其卒，复亲奠。
赐祭葬，祀贤良祠，谥文端。
福敏性刚正，廓然无城府。
直内廷与蔡世远、雷鋐善，尤服膺朱轼。
既乞休，语鋐曰：
“此位岂易称？我浮沉其间，君不我嗤耶？”
四十四年，上制怀旧诗，於旧学诸臣皆称先生，字而不名，言於轼得学之体，於世远得学之用，於福敏得学之基。
六十年二月上丁，释奠礼成，赠福敏太师，诏言：
“冲龄就傅时，启迪之力多也。”
陈世倌，字秉之，浙江海宁人。
父诜，自有传。
世倌，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
自编修累迁侍读学士，督顺天学政。
父忧归，起督江西学政，疏乞终制，得请。
雍正二年，服阕，擢内阁学士，出为山东巡抚。
时山东境旱蝗，粮运浅阻，世倌单车周历，密察灾轻重、吏能否，乃视事。
趣捕蝗略尽，并疏治运道，世宗书扇以赐。
世倌疏言：
“社仓通有无、济丰歉，古今可行。
“宜令各乡劝富民输穀，不限多寡，量予奖劝。
“举公正乡约三人司其出入，官为稽覈。
“贫民春贷秋偿，石纳息二斗，歉则减之，十年后纳息一斗。
“请饬诸行省先就数州县行之。
“俟有成效，然后推广。”
下所司议行。
又疏请禁回教，上以回教其来已久，限於种人，非蔓延难量。
无故欲禁革，徒纷扰，非治理，罢其议。
又疏上沿海防卫五事，报可。
四年，母忧归。
命治江南水利，坐迟悮夺职，并命赴曲阜督修孔子庙。
高宗即位，起左副都御史。
乾隆二年，授仓场侍郎，再迁工部尚书。
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
是年秋，淮、徐、凤、泗等处被水，上命侍郎周学健会总督高斌庀工役。
世倌屡疏陈行水恤灾诸事，上即命乘传往会学健等察勘。
世倌言水势高下必当亲勘，请以通测量术者偕往，从之。
十二月，偕学健等疏陈筹画工役，请待来岁二三月水涸施工。
上曰：
“世倌临行奏言岁内可疏，积水尽消，今疏言仍待来岁二三月，其所筹画皆不过就高斌、周学健所定规模而润色之，别无奇谋硕画，何必多此往返乎？”
九年，予假回籍，请致仕，不许。
疏言：
“道经山东，闻有剧盗就逮。
“因案关数省，迁延待质。
“剧盗既鞫得实，宜速诛。
“请饬山东巡抚定谳，毋使久稽显戮。”
上韪其言。
假满还职，加太子太保。
云南巡抚劾属吏，例当令总督覆谳。
世倌拟旨误，下吏议夺职，上斥世倌卑琐不称大学士，宜如议夺职。
又别敕略谓：
“朕斥世倌卑琐，即如世倌与孔氏有连，乃於兖州私营田宅，冀分其馀润。
“此岂大臣所为？今既夺职，下山东巡抚毋令居兖州。”
十五年，入京祝嘏，赏原衔。
十六年，命入阁办事，兼管礼部事。
二十二年，以老病乞休，诏从其请，加太子太傅。
二十三年春，陛辞，御制诗赐之，谓“皇祖朝臣无几也”。
赉银五千两，在家食俸。
未行，卒，谥文勤。
世倌治宋五子之学，廉俭纯笃。
入对及民间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陈，或继以泣。
上辄霁颜听之，曰：
“陈世倌又来为百姓哭矣！”
虽中被谴诃，终亮其端谨。
其后南巡，犹遣官祭其墓云。
史贻直，字儆弦，江苏溧阳人。
父夔，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官至詹事。
贻直少娴掌故。
三十九年，成进士，年十九。
自检讨五迁侍读学士。
雍正初，命在南书房行走，再迁吏部侍郎，历工部、户部。
命如河南按总督田文镜劾信阳知州黄振国等，定谳入告。
上蔡知县张球，文镜所尝荐，贻直等发其讳盗。
下吏议，文镜疏自劾。
复命如山西按前总督年羹尧领河东盐政，私其子挠盐法。
七年，复命如福建按巡抚朱纲劾按察使乔学尹等，并论如律。
上奖其公当，命署福建总督。
福建水师巡海，挟巿易物蚀关税，贻直为申禁。
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以米少，仓穀不如例粜易，贻直请以台湾应输兵米易穀运四府，以次粜旧存新；内地兵戍台湾，往还扰番社，贻直请下台湾总兵，戍兵往还，遣裨将检押：皆如所议行。
八年，调署两江总督，以本籍疏辞，勿许。
授左都御史，仍留两江。
九年，召还。
时师征准噶尔，陕西、甘肃当师行道，任餽饷。
命偕侍郎杭奕禄等宣谕化导，旋命协理陕西巡抚，擢兵部尚书，仍留陕西。
十年，署巡抚。
廷议禁烧锅，下诸行省。
贻直疏言：’年丰粮羡；烧锅亦民间谋生之一事。当视年事丰歉，审民力盈虚，加以董劝。’
上许为得因时制宜之意。
湖广总督迈柱请疏湖广荆子关至陕西龙驹寨水道，便转饷。
贻直疏言：’荆子关至龙驹寨，旧有丹河，行两山间，纡折三百七十里。夏秋间民引以溉田，筑堰蓄流，涓滴必争。雨后山水骤至，纤路辄断，实不宜於輓运。臣察湖广转饷艰难，当於河南府陕州傍河诸州县积穀，行转搬之策。浚治丹河，宜若可缓。’
上韪贻直言，格迈柱议不行。
旋授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
十三年七月，召还。
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贻直入对，高宗出世宗遗念衣赐贻直，勖以始终一致。
贻直泣，上亦泣不止。
贻直疏言：’科道及吏、礼二部宜循旧制用科目；官吏迁擢，捐弃阶资，幸进者不以为公，沉滞者不胜其怨，宜亦循旧制存阶级；河南各州县报垦砂砾山冈，按亩升科，小民鬻儿女以应输将，州县官劝捐，有损国体。请简廉明公正大臣抚绥其地，则情弊立见。’
事下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行。
寻命署湖广总督。
乾隆元年，疏言：’旧制州县亏仓穀，议罪：穀一石当银一两，时值实不及。诸杂粮皆视穀，尤失平。’
部议米一石当银一两，穀及诸杂粮皆当银五钱，著为令。
武昌城西南当江、汉合流处，旧有长堤。
贻直令所司履勘重筑，自王惠桥至土城矶，堤千三百馀丈，期三岁而毕。
湖广为两淮行盐地，而地错入川、粤，凡巴东、归州、道州、宁远等九州县民私食川、粤盐，两淮盐政尹会一以为言。
贻直言湖广行两淮盐岁七十馀万引，诸州县僻远，两淮盐不至，强而行之，官商且交困。
部议如贻直奏。
湖南城步等县苗酋蒲寅山、凤老一等为乱，贻直与巡抚高其倬等讨平之，上嘉其劳。
召还，历工、刑、兵、吏诸部尚书。
七年，命署直隶总督。
复召还，协办大学士。
九年，授文渊阁大学士。
十一年，加太子太保。
贻直子奕昂，官山东运河道，以巡抚鄂昌荐，命署甘肃布政使。
二十年，鄂昌坐事籍没，得贻直请讬状，上念贻直勤慎，不深罪，令致仕回籍，召奕昂还京。
二十二年，上南巡，贻直迎驾沂州，令在家食俸。
寻召还，仍授大学士。
途中病作，遣御医就视。
至京，命领工部，加太子太傅。
二十五年，上以贻直成进士已六十年，赐诗奖为‘人瑞’。
寻命遇祀典不必随班行礼，以肩舆入直。
二十七年，贻直乞致仕，命不必兼摄工部，岁加俸五百金。
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二，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靖。
贻直为政持大体，不苟为异同。
性强记，饬举止，善为辞令。
年羹尧既诛，世宗问贻直：‘汝亦羹尧荐耶？’
贻直免冠对曰：‘荐臣者羹尧，用臣者皇上。’
及事高宗，耄矣，尝奏事，拜起舒迟。
高宗问：‘卿老惫乎？’
贻直对曰：‘皇上到臣年，当自知之。’
高宗为霁颜。
子奕簪，乾隆十年进士，官左春坊左赞善；奕昂，以举人授刑部员外郎，自署甘肃布政使召还京，旋授福建按察使，再迁兵部侍郎，以口语罢；奕朅，官山西潞安知府，高宗命留京侍贻直，授四品京堂。
阿克敦，字仲和，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
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五十二年，充河南乡试考官。
五十三年，上以阿克敦学问优，典试有声名，特擢侍讲学士。
五十五年，转侍读学士。
五十六年，朝鲜国王李焞病目，使求空青，命阿克敦赍赐之。
迁詹事。
五十七年，擢内阁学士。
六十一年，朝鲜国王李昀请立其弟昑为世弟，命阿克敦偕侍卫佛伦充使册封。
擢兵部侍郎。
世宗即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圣祖实录副总裁。
雍正元年，命专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国史、会典副总裁。
复偕散秩大臣舒鲁册封朝鲜国王李昑。
三年，授礼部侍郎，兼兵部。
四年，调兵部，兼国子监祭酒。
两广总督孔毓珣入觐，命阿克敦署总督，兼广州将军。
奏劾碣石总兵陈良弼索渔船陋规、左翼总兵蓝奉以二子冒补把总，倚势累兵。
上嘉阿克敦实奏，命择胜任之人，具本题参。
高要、高明、四会、三水、南海等五县民濒江筑圩，开窦建徬，引水溉田，谓之“围基”。
江涨多溃决，巡抚杨文乾奏请以最冲改石工，次冲改椿埽，计费数十万，借帑修筑，且议以开捐补款，阿克敦意与相左。
五年，疏言：“高要等县沿江围基，俱系土工，岁十一月后，有司督率乡民按亩分工，加卑培薄，民不为苦，官无所费。
江涨不免冲决。但水性不猛，非必石工、椿埽方能抵御。
请仍循旧法，令有司於农隙督民修补。
倘江水盛涨，遣吏巡行防冲决，无烦改筑费帑。”
上为寝文乾议。
寻与毓珣合疏请遣广南韶道、肇高廉罗道督修诸县围基，报闻。
苍梧芋荚山矿民群聚窃发，阿克敦令捕得其渠，上谕嘉之。
调吏部，署广东巡抚。
劾肇高廉罗道王士俊侵税羡，上以士俊尚可用，命训饬迁改。
改署广西巡抚。
文乾劾阿克敦闻盗不严缉，新会县得盗，授意改谳，以窃贼详结；侵粤海关耗银，令家人索暹罗米船规礼。
毓珣亦劾侵太平关耗银。
六年，命夺阿克敦官，下毓珣、文乾会鞫，文乾卒，上遣通政使留保、郎中喀尔吉善会毓珣及署广东巡抚傅泰严鞫，以讳盗、侵耗轻罪，不议坐；令家人索暹罗米船，拟绞。
士俊复揭告阿克敦庇布政使官达婪赃，加拟斩监候。
七年，山东巡抚费金吾以疏濬江南徐州、沛县及济宁、嘉祥诸县水道，请派员督修。
上命释阿克敦往江南河工效力自赎。
九年，上命抚远大将军马尔赛率师讨准噶尔，授阿克敦内阁额外学士，协办军务。
十一年，命驻紥克拜达里克督饷。
十二年，召还。
命偕侍郎傅鼐、副都统罗密使准噶尔，宣谕噶尔丹策零，议罢兵息民。
喀尔喀与准噶尔以阿尔泰山梁分界，噶尔丹策零欲以杭爱为界，收阿尔泰山为游牧地。
阿克敦与议三日不决，噶尔丹策零遣使吹那木喀从阿克敦等诣京师，请以哲尔格西喇呼鲁乌苏为喀尔喀游牧地界。
十三年，阿克敦等至京师。
上以阿克敦等奏及地图密寄北路副将军策棱，令熟筹定议。
策棱言准噶尔游牧不得令过阿尔泰山。
议中辍。
命阿克敦署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侍郎。
高宗即位，命守护泰陵。
乾隆三年，复命阿克敦使准噶尔，以侍卫旺紥尔、台吉额默根为副，赍敕谕噶尔丹策零议界。
噶尔丹策零使哈柳从阿克敦等诣京师，请准噶尔游牧不越阿尔泰山，而乞移布延图、托尔和二卡伦入内地。
上谓游牧不越阿尔泰山，已可定议，而移二卡伦不可许。
命哈柳赍敕还。
授阿克敦工部侍郎。
五年，调刑部，复调吏部。
八年，授镶蓝旗满洲都统。
十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十一年，授刑部尚书。
十三年，命协办大学士。
寻解以授傅恒。
四月，翰林院进孝贤皇后册文，清文译“皇妣”为“先太后”，上以为大误，召阿克敦询之。
阿克敦未候旨已退，上怒，谓阿克敦以解协办大学士故怨望，夺官，下刑部，当大不敬律，拟斩监候。
六月，命在内阁学士上行走，署工部侍郎。
七月，擢署刑部尚书，授镶白旗汉军都统。
十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十二月，复命协办大学士。
十四年，金川平，加太子少保。
连岁上幸木兰、幸河南、幸盛京，皆命留京办事，迭署左都御史、步军统领。
二十年，以目疾乞假，上遣医视疾。
屡乞休，命致仕。
二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文勤。
子阿桂，自有传。
阿克敦居刑部十馀年，平恕易简，未尝有所瞻顾。
一日，阿桂侍，阿克敦曰：“朝廷用汝为刑官，治狱宜如何？”
阿桂曰：“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
阿克敦怒，索杖，阿桂惶恐求教。
阿克敦曰：“如汝言，天下无完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罪尚足问耶？”
阿桂长刑部，屡举以告僚属云。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
嘉淦故家贫，耕且读。
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
世宗初即位，命诸臣皆得上封事。
嘉淦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
上召诸大臣示之，且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
大学士朱轼侍，徐对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
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胆。”
擢国子监司业。
雍正四年，迁祭酒，命在南书房行走。
六年正月，署顺天府府尹。
丁父忧，服未阕，召还京，仍授府尹。
进工部侍郎，仍兼府尹、祭酒。
十年，调刑部侍郎，寻兼署吏部侍郎。
嘉淦为祭酒，荐其弟扬淦为国子监丞。
教习宋镐、方从仁等期满引见，嘉淦言镐等皆可用；上诘之，又言从仁实不堪用。
上乃大怒，斥嘉淦反覆欺罔，夺职，交刑部治罪，当挟诈欺公律拟斩。
上语诸大臣曰：“孙嘉淦太戆，然不爱钱。”
命免罪，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
嘉淦出狱，径诣库。
果亲王允礼时领户部，疑嘉淦故大臣，被黜，不屑会计事；又闻蜚语谓嘉淦沽名，收银皆不足。
乃莅视，嘉淦方持衡称量，与吏卒杂坐均劳苦。
询所收银，则别置一所，覆之，无丝毫赢绌。
事上闻，上愈重嘉淦。
十二年，命署河东盐政。
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嘉淦来京，以侍郎候补。
九月，授吏部侍郎。
十一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
嘉淦以上初政，春秋方盛，上疏言：‘臣本至愚，荷蒙皇上圣恩，畀以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一得之虑；而每月以来，捧读圣训，剀切周详，仁政固已举行，臣愚更无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明恕精一，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於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窃鳃鳃私忧过计而欲预防之也。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姤。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於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於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於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盻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於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於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於必行矣。是谓心习於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之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於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我皇上圣明临御，如日中天，岂惟并无此弊，抑且并无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原言皇上之心也。
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谓五十学易，可无大过。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之见。是故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也。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欲望人绳愆纠谬而及於其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圣心自懔之也。
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验之世实见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贯於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
耳目之习除，取舍之极定，夫而后众正盈朝，太平可睹矣。
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
此念一转，初亦似於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
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
所谓机伏於至微而势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谓也。
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於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骄泰，骄泰即自是之谓也。
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於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
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
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乎此矣。
疏上，上嘉纳，宣示。
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
河南郑州有疑狱，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实。
上命嘉淦往讯，得其冤状十馀人尽脱之。
乾隆三年四月，迁吏部尚书，仍兼管刑部事。
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朱藻贪劣误工，命偕尚书讷亲往鞫，得实，论如律。
十月，授直隶总督。
时畿辅酒禁甚严，罹法者众。
嘉淦疏言：
“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馀名。
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馀名。
此特申报者耳，府、厅、州、县自结之案，尚复不知凡几。
吏役兵丁已获而贿纵者，更不知凡几。
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牵连受累者，又复不知凡几。
一省如是，他省可知。
皇上好生恤刑，命盗案自罹重辟，尚再三酌议，求一线可原之路。
今以日用饮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薮，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盐枭未靖，酒枭复起，天下骚然，殊非政体。
臣前言酒禁宜於歉岁，不宜於丰年，犹属书生谬论。
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
饥馑之餘，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
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於丰穰。
周礼荒政，舍禁去讥，有由然也。
且也酒禁之行，无论適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
借令禁之不扰，且能永禁，而於贫民生计，米穀盖藏，不惟无益，抑且有损。
夫作酒以糜穀，此为黄酒言也，其麹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睟稉，皆五穀之最精。
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穀糠，麹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穀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
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
今欲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
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省大麦、高梁之粗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睟稉之精且贵者，臣所谓无益於盖藏也。
百工所为，皆需易之以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
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而已。
今北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种之而用其稭稈，则其颗粒宜有所售。
烧锅既禁，富民不买高粱，贫民穫高粱，虽贱价而不售。
高粱不售，而酒又为必需之物，则必卖米穀以买黄酒。
向者一岁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而买黄酒之价，则需费七八两。
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等物堆积而不能易钱，自然之利皆失。
日用所需，惟粜米麦。
粜而售，则家无盖藏；粜而不售，则百用皆绌。
臣所谓有损於生计者此也。
小民趋利，如水就下。
利所不在，虽赏不为。
利之所在，虽禁弥甚。
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於昔。
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
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
疏上，诏弛禁。
民王宰谋得诸生马承宗产，贿太监刘金玉等投献贝勒允祐门下，嘉淦疏请交刑部具谳，上嘉其能执法。
民焦韬被诬坐邪教，株连者数百人，嘉淦白其枉。
民纪怀让食料豆汁染衣，会村有贼杀人，侦者以为血，诬服。
决有日，正定知府陈浩廉得冤状，嘉淦亲鞫，雪怀让。
寻命兼管直隶河工，嘉淦议治永定河。
初至官，即请於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使河流渐复故道。
四年正月，复疏请於金门闸下增设草坝一，引永定河归故道，自中亭、玉带达天津归海。
得旨，偕总河顾琮悉心经理。
嘉淦复疏言：
“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会於西沽以入於海河。
南运河水浊，久必淤垫，况通省之水皆汇於此，秋潦时至，宣泄不及。
大学士鄂尔泰曾奏准於静海独流疏引河，实下游治水之关键。
但开河易，达海难，设中途梗阻，必更漫溢为患。
且海口开深，又恐潮水倒灌。
臣等现勘通省水道，凡众河交会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即於今夏兴修。”
报闻。
五月，晋太子少保。
五年九月，疏言：
直隶经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运、北运四河，与东西两淀。
治永定河，拟於叶淀之东疏引河，由西沽北入海；
治子牙河，拟濬新河，引上游诸水入淀，开旧河东堤，使渐由西沽南入海；
治北运河，两岸去沙裁直，濬减河，培堤岸；
治南运河，两岸筑遥堤，濬河使行正溜，安陵镇建闸，濬减河三十馀里，入老河口达於海；
治西淀，拟开白沟河故道以入中亭，九桥南别疏一河，并濬青门河别派分流，下游已畅达，复将金门闸西引河改由东道，於苑家口叠道建木桥五，使沥水通行；
治东淀，拟濬上游三岔河令宽深，杨家河、卞家河洼诸处疏引河，并行而东会於西沽，庶使四河顺轨，两淀畅泄。
又引永定河改归故道，各工俱全，上嘉之。
时江南总督高斌入都，上命会同嘉淦议河务，十月，合疏言：
永定河当於固安南、霸州北顺流东下，接东淀达西沽入海，则上游涨水自消。
霸州北当筑堤护城，保定县西新庄至城东路甿村堤根逼溜，应加宽厚，其路甿村东至艾头村接营田围埝约五十馀里，拟筑月堤作重障。
嘉淦方锐意引永定河归故道，河溢，傍河诸州县被水。
六年正月，谕曰：
朕闻永定河经理未善，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诸州县田亩往往被淹，孙嘉淦不能辞其责也。
於是命大学士鄂尔泰莅勘，请暂塞金门闸上游放水口，嘉淦奏：
旋开旋筑，实与放水本意相左，将来泥沙壅入玉带，恐为患更大。
谕曰：
此奏固是，然鄂尔泰慎重，欲筹万全，卿不必固执己见。
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为卿讳。
然朕终以卿为是者，不似顾琮为游移巧诈之计耳。
其后上巡天津，阅中亭河工，赋诗纪事，犹病嘉淦之失计也。
是年八月，调湖广总督。
七年五月，疏言：
内地武弁不得干预民事。
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扰而已。
争讼劫杀之案，皆委之於武弁，威权所及，摊派随之。
於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竞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赀，辱及妇女。
苗民不胜其忿，与之并命，而嫌衅遂成。
为大吏者，或剿或抚，意见各殊。
行文查勘，动经数月。
苗得闻风豫备，四处句连，饮血酒，传木刻，乱起甚易，戡定实难。
幸就削平，而后之人仍蹈前辙，搜捕株连，滋扰益甚。
苗、瑶无所告诉，乘隙复动，惟力是视。
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爱养之道，又乏约束之方。
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於剿杀。
剿杀之后，仍事侵渔。
侵渔既久，势必又至剿杀。
长此循环，伊於胡底。
语曰：‘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
苗人散居，各有头人。
凡作奸窝匪之处，兵役侦之而不得者，头人能知之；
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绳之而不解者，头人能调之。
故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
一峒之中，取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各约束寨长而听於县令。
众苗有事，寨长处之不能，以告峒长；
又不能，以告县令。
如是，则於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於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
且峒长数见牧令，有争讼可告官区处，而无仇杀之举。
牧令数见峒长，有条教可面饬遵行，而无吏役荧蔽之患。
扰累既杜，则心志易孚。
所谓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也。
八年正月，命署福建巡抚，未赴，湖南粮道谢济世劾善化知县樊德贻、衡阳知县李澎浮收漕米，巡抚许容庇德贻等，疏劾济世，下嘉淦察谳。
长沙知府张琳按衡阳丁役，得浮收状，申署粮道仓德，布政使张璨致书仓德，请易府牒。
仓德持不可，以其实揭报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
嘉淦欲寝其事，而顾琮以上闻。
御史胡定复论劾仓德，又揭都察院，上遣侍郎阿里衮往按，直济世。
上责嘉淦徇庇，夺官，责修顺义城工。
九年，授宗人府府丞。
十年，迁左副都御史。
十二年，以老乞休，许之。
十四年，召来京，直上书房。
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
八月，擢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
十七年，进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一，谥文定。
嘉淦居官为八约，曰：
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於无名，事止於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
用以自戒。
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
四年，京师市井传嘉淦疏稿论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高宗谕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
十六年，或又传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云贵总督硕色以闻。
命求所从来，遣使者督谳。
转相连染，历六省，更三岁，乃坐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为，罪至死。
高宗知无与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
尝著书述春秋义，自以为不足，毁之。
子孝愉，以荫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梁诗正，字养仲，浙江钱塘人。
雍正八年进士及第，授编修。
累迁侍讲学士。
十三年，以母忧归。
高宗即位，召南书房行走。
乾隆三年，补侍读学士。
累迁户部侍郎。
诗正疏言：
“八旗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俱听屯种，馀并随旗驻京。
皇上为旗人资生计者，委曲备至，而旗人仍不免穷乏。
盖生齿日繁，若不使自为养，而常欲官养之，势有不能。
臣谓非屯田不可。
今内地无閒田，兴、盛二京膏腴未尽辟。
世宗时，欲令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分驻旗人耕种，已有成议，未及举行。
今不早为之所，数百年后，旗户十倍於今。
以有数之钱粮，赡无穷之生齿，使取给於额饷之内，则兵弁之关支，不足供閒散之坐食；使取给於额饷之外，则民赋不能加，国用不能缺。
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餘财给之，京师亦无餘地处之。
惟有酌派户口，散列边屯，使世享耕牧之利，以时讲武，亦以实边。
诸行省绿营马步兵饷，较康熙年间渐增至五六百万。
在各标营、镇协每处浮数十百名，不觉其多；在朝廷合计兵饷，则冗额岁不下数十百万。
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其不敷者，邻省协拨，而解部之项日少。
向来各营多空粮，自雍正元年清查，此弊尽除。
是近年兵额但依旧制，已比前有虚实之别。
况直省要害之地，多满洲驻防，与各标营、镇协声势联络，其增设兵额可以裁汰者，宜令酌定数目，遇开除空缺，即停止募补。
庶将来营制渐有节省，而现在兵丁无苦裁汰。
十年，擢户部尚书，诗正疏言：
“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餘二百餘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
今虽府库充盈，皇上宜以节俭为要，勿兴土木之工、黩武之师，庶以持盈保泰。
十三年，调兵部尚书。
十四年，加太子少师，兼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
十五年，调吏部尚书。
御史欧堪善疏劾诗正徇庇行私，上召诸大臣及堪善廷诘。
所劾皆无据，惟翰林院轮班引见，偶有越次。
上谕曰：
“梁诗正职在内廷，不过文学供奉，朕何如主，而谓诸臣能恣行其胸臆乎？
至小小瞻徇私情，则不独诗正，诸大臣恐俱未能尽绝。
如张廷玉掌院三十年，引见越次，不知凡几，何以未闻论劾？
诗正有此一二可议，即被论劾，得以知所儆省，未始非福。
堪善之言，当以为感，不当以为怨也。
会御史储麟趾劾四川学政朱荃匿丧，上询诗正，诗正对失指，下吏议，当夺职，命留任。
十六年，从上南巡，诗正父文濂年八十，予封典。
十七年，疏乞终养。
二十三年，丁父忧，召署工部尚书。
二十四年，调署兵部尚书。
二十五年，服阕，真除，仍命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二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
寻卒，谥文庄。
子同书，举人，赐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敦书，官至兵部右侍郎。
论曰：
福敏以谨厚为高宗师。
世倌、贻直立朝有风节，虽坐谴，皆近私，大德不逾，卒不以相掩。
阿克敦惇大而清介。
嘉淦谔谔，陈善闭邪，一朝推名疏。
诗正论八旗当行边屯，绿营当停募补，掌国计虽岁有餘，惓惓惟惧不足，其虑远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清史稿-列传-卷九十-译文
福敏，字龙翰，姓富察，是满洲镶白旗的人。康熙三十六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来散馆，等待担任知县。当时世宗还在藩邸，高宗刚开始接受教育，朝廷命令福敏担任他的侍读。等到世宗即位，提升他为内阁学士，同时兼任礼部侍郎。雍正三年，升任吏部侍郎。后来外调担任浙江巡抚。雍正四年，升任左都御史，同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之后又外调担任湖广总督。沔阳、潜江等十个州县发生水灾，他上疏请求发放常平仓的粮食进行赈灾。谬冲的花苗叛乱，福敏命令贵州的军队截断其后路，而湖广的军队攻打他们的巢穴，最终平定了叛乱。安陆、荆州地区被水淹，他上疏请求对老弱妇孺进行赈灾，而让年轻力壮的人修筑堤坝，使民众得以吃饭，堤坝也能修好。皇帝非常赏识福敏，曾经亲自下诏说：“我让你暂时担任总督，如果找到合适的人选，就会派他去替换。最近朝廷中人才缺乏，皇子身边也需要你的辅佐。留在湖广并非我的本意，你应该理解我的意思，努力做好这件事。”
雍正五年，召回京城，任命为吏部尚书。雍正六年，因为担任浙江巡抚时，听从布政使佟吉图的建议动用库银，被剥夺职务。雍正八年，被任命为协理兵部侍郎，升任左都御史。雍正十年，代理工部尚书，协助办理大学士事务，不久又代理刑部尚书。乾隆三年，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同时兼任工部尚书和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四年，加封太保，乾隆六年七月，高宗初次前往木兰围场，福敏上疏说：‘围猎在边疆之外，内外奏章按时驰送，与宫廷中的清静悠闲劳逸差别很大。应该勤勉谨慎，保持清明，从容应对。留在京城的官员，必须因事警觉，不要让那些偷懒的人有机会行私。巡视的时候，应该提出大利害的问题，不要琐碎地陈述，以免伤害到政体。圣祖对猎地的平坦险阻都了如指掌，所以行动适度，射箭如神。希望皇上提前做好准备。士兵布置围猎，可能会有一些疏漏，请稍微从容一些，让他们尽力而为。士兵随行时间久了，经费不足，应该给予一些恩惠，花费不多，但恩惠无穷。’皇帝下诏说：‘看了大学士的奏章，老成持重，忠诚恳切，提出的好建议我都接受了。’乾隆八年，上疏陈述时政，说：‘河防事务重要，请按照灾民赈灾的例子，方便处理，并及时上报。灾民流离失所，情非得已。如果官员不妥善安抚，仅仅禁止他们越过边界，导致他们在沟壑中辗转，应该对官员的玩忽职守进行惩罚。江南、湖广地区发生偏灾，请留下南漕的粮食进行赈济。具体的数量，应该由皇上决定。这样既不会损害国库，也能满足民众的粮食需求。’奏章呈上后，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
乾隆十年，因为疾病请求辞职，皇帝下温诏同意了他的请求，加封为太傅。乾隆二十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福敏曾经生病，皇帝亲自前往探望，听说他去世后，又亲自祭奠。赐予祭葬，在贤良祠中祭祀，谥号文端。
福敏性格刚正，心胸开阔，没有城府。在宫中与蔡世远、雷鋐关系良好，尤其敬重朱轼。退休后，他对雷鋐说：‘这个职位难道容易胜任吗？我在其中浮沉，你不觉得我有点不称职吗？’乾隆四十四年，皇帝写怀旧诗，对旧学的臣子都称先生，用字而不提名，说从朱轼那里学到了治学的本质，从世远那里学到了治学的应用，从福敏那里学到了治学的根基。乾隆六十年二月上丁，释奠礼完成后，赠福敏太师，诏书中说：‘他年幼时接受教育，对我启迪很大。’
陈世倌，字秉之，浙江海宁人。他的父亲陈诜，有自己的传记。陈世倌，康熙四十二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从编修累升至侍读学士，担任顺天学政。因父亲去世而回家，后来被起用担任江西学政，上疏请求完成守丧，得到了批准。雍正二年，守丧期满，升任内阁学士，外调担任山东巡抚。当时山东地区发生旱灾和蝗灾，粮食运输困难，陈世倌单车周游，秘密调查灾情的严重程度和官员的能力，然后开始处理事务。他督促捕捉蝗虫，几乎全部捕捉完毕，并上疏请求治理运输通道，世宗在扇子上写下字赐给他。陈世倌上疏说：‘社仓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丰歉，这在古今都是可行的。应该命令各乡的富裕人家缴纳粮食，不论多少，给予相应的奖励。挑选三位公正的乡约负责粮食的出入，由官方进行核查。让贫民春天借贷，秋天偿还，每石粮食收取二斗利息，歉收时减少利息，十年后只收取一斗利息。请命令各省先在几个州县实行。等到有成效后，再推广。’奏章下达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讨论并实施。他还上疏请求禁止回教，皇帝认为回教已经存在很久，限于某些民族，不容易扩散，无故想要禁止，只会造成混乱，不利于治理，因此取消了这个提议。他还上疏提出沿海防御的五项措施，得到了批准。雍正四年，因母亲去世而回家。被命令治理江南的水利，因为延误而被剥夺职务，并被命令前往曲阜监督修建孔子庙。
高宗即位后，起用为左副都御史。乾隆二年，任命为仓场侍郎，再升任工部尚书。乾隆六年，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这年秋天，淮安、徐州、凤阳、泗州等地发生水灾，皇帝命令侍郎周学健与总督高斌一起筹备工程。陈世倌多次上疏陈述有关防洪救灾的事情，皇帝随即命令他前往与周学健等人一起勘察。陈世倌说水势的高低必须亲自勘察，请求带去通晓测量技术的专家，皇帝同意了。十二月，他与周学健等人上疏陈述筹备工程的事宜，请求等到明年二三月水退后再施工。皇帝说：‘陈世倌临行前奏称年内可以疏通，积水全部消退，现在他又说仍然要等到明年二三月，他所筹划的工程都是对高斌、周学健所定规模的润色，没有其他奇谋良策，为什么还要多次往返呢？’
乾隆九年，请假回籍，请求退休，没有得到批准。上疏说：‘经过山东，听说有严重的盗贼被逮捕。因为案件涉及数省，拖延等待审判。严重的盗贼已经审判清楚，应该迅速处决。请命令山东巡抚定罪，不要让判决拖延。’皇帝认为他的话有道理。假期结束后返回职务，加封为太子太保。云南巡抚弹劾下属官员，按照惯例应该由总督复审。陈世倌拟写的圣旨错误，被下级官员讨论，建议剥夺职务，皇帝斥责陈世倌低俗，不配担任大学士，应该按照建议剥夺职务。又另外下敕书说：‘我斥责陈世倌低俗，即使他与孔氏有联系，在兖州私自购置田地房产，希望分得一些利益。这哪里是大臣的行为？现在既然剥夺了他的职务，命令山东巡抚不要让他住在兖州。’乾隆十五年，入京祝贺，恢复原职。乾隆十六年，被命令进入内阁办事，同时兼管礼部事务。乾隆二十二年，因为年老多病请求退休，皇帝下诏同意了他的请求，加封为太子太傅。乾隆二十三年春天，辞行，皇帝亲自写诗赐给他，说‘皇祖朝中的大臣已经不多了’。赏赐银五千两，在家享受俸禄。没有动身前，去世，谥号文勤。
陈世倌研究宋代的五位学者，廉洁节俭，忠诚坚定。他在朝会上以及向皇帝陈述民间水旱疾苦时，总是反复详细地陈述，有时还会哭泣。皇帝总是和颜悦色地听他陈述，说：‘陈世倌又来为百姓哭泣了！’虽然曾经受到皇帝的斥责，但最终还是肯定了他的正直谨慎。后来皇帝南巡，还派官员去祭拜他的坟墓。
史贻直，字儆弦，是江苏溧阳人。他的父亲史夔，在康熙二十一年考中进士，官至詹事。史贻直年轻时就很熟悉掌故。三十九年，他考中进士，当时十九岁。从检讨官开始，历经五次升迁，成为侍读学士。雍正初年，被命令在南书房行走，再升迁为吏部侍郎，历任工部、户部。被命令前往河南按照总督田文镜的指示弹劾信阳知州黄振国等人，并定罪上报。上蔡知县张球，曾是田文镜推荐的人，史贻直等人揭露了他的盗贼行为。下级官员讨论后，田文镜上书自劾。又命令他前往山西按照前总督年羹尧的指示管理河东盐政，因私自干预而扰乱盐法。七年，又命令他前往福建按照巡抚朱纲的指示弹劾按察使乔学尹等人，并依法处理。皇上表扬他的公正，命令他代理福建总督。福建水师在巡海时，利用市易物品侵蚀关税，史贻直提出禁止。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因米少，仓库的粮食没有按例出售，史贻直请求用台湾应缴纳的军粮交换四府的粮食，依次出售旧存的新粮；内地军队驻扎在台湾，来回骚扰番社，史贻直请求派遣台湾总兵，让驻军来回，派遣副将检查押送：都按照所议执行。
八年，被调任代理两江总督，因为他是本地人，请求辞职，但没有被允许。被授予左都御史，仍然留在两江。九年，被召回朝廷。当时军队征讨准噶尔，陕西、甘肃是军队行军路线，负责供应军粮。被命令与侍郎杭奕禄等人宣读皇上的旨意，随后被命令协助管理陕西巡抚，晋升为兵部尚书，仍然留在陕西。十年，代理巡抚。朝廷讨论禁止烧锅，下达到各个行省。史贻直上书说：“年景丰收，粮食盈余；烧锅也是民间谋生的一种方式。应当根据年景的丰歉，审慎考虑民力的盈亏，加以监督和鼓励。”皇上认为他提出的按照时势处理问题的方法很正确。湖广总督迈柱请求疏通湖广荆子关至陕西龙驹寨的水道，以便转运军粮。史贻直上书说：“荆子关至龙驹寨，旧有丹河，在两山之间流淌，曲折三百七十里。夏秋之间，百姓用它灌溉田地，筑堤蓄水，每一滴水都争相使用。雨后山水突然涌来，纤夫的道路经常被切断，实在不适合运输。我观察湖广转运军粮的困难，应当在河南府陕州附近的州县储存粮食，实行转运的策略。疏浚治理丹河，似乎可以暂时不进行。”皇上同意史贻直的意见，迈柱的提议没有被执行。随后被任命为户部尚书，总管陕西巡抚。
十三年七月，被召回朝廷。八月，世宗去世，高宗即位，史贻直入宫觐见，高宗拿出世宗留下的衣物赐给史贻直，勉励他始终如一。史贻直哭泣，皇上也止不住哭泣。史贻直上书说：“科举及吏、礼两部应当依照旧制使用科举考试；官员的升迁，抛弃了等级资历，侥幸晋升的人不认为是公正的，停滞不前的人怨恨不已，也应当依照旧制保留等级；河南各州县上报开垦砂砾山冈，按照亩数增加税收，小民卖儿卖女来缴纳赋税，州县官员劝捐，有损国体。请求派遣清廉公正的大臣安抚这些地方，那么弊端立刻就会显现。”事情交给总理事务王大臣讨论执行。
不久后，被命令代理湖广总督。乾隆元年，上书说：“旧制中州县亏损仓库粮食，讨论罪行：一石粮食应当兑换一两银子，当时的价值实际上不及此。各种杂粮都按照粮食计算，尤其失去平衡。”部议决定一石米兑换一两银子，粮食及各种杂粮都应当兑换五钱银子，并写成命令。武昌城西南江、汉两河交汇处，旧有长堤。史贻直命令相关部门测量并重新修建，从王惠桥到土城矶，堤坝一千三百多丈，预计三年完成。湖广是两淮行盐的地区，而此地交错进入四川、广东，巴东、归州、道州、宁远等九州县的百姓私自食用四川、广东的盐，两淮盐政尹会一因此提出意见。史贻直说湖广实行两淮盐每年七十多万引，各州县偏僻遥远，两淮盐不能到达，强迫实行，官员和商人都会陷入困境。部议同意史贻直的奏请。湖南城步等县的苗人首领蒲寅山、凤老一等作乱，史贻直与巡抚高其倬等人讨伐平定，皇上嘉奖他们的功劳。召回朝廷，历任工、刑、兵、吏等部尚书。七年，被命令代理直隶总督。再次召回朝廷，协助办理大学士事务。九年，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十一年，加封太子太保。
史贻直的儿子史奕昂，官至山东运河道，因为巡抚鄂昌的推荐，被命令代理甘肃布政使。二十年，鄂昌因事被抄家，发现史贻直请求帮助的状纸，皇上考虑到史贻直勤勉谨慎，没有深究，命令他退休回籍，召回史奕昂回京。二十二年，皇上南巡，史贻直在沂州迎接皇上，命令他在家享受俸禄。不久后召回朝廷，仍然被授予大学士。途中生病，派遣御医前去诊治。到京后，命令他负责工部，加封太子太傅。二十五年，皇上因为史贻直成为进士已经六十年，赐诗嘉奖他为‘人瑞’。不久后命令他在祭祀典礼上不必随班行礼，可以乘坐轿子入宫。二十七年，史贻直请求退休，命令他不必兼管工部，每年增加俸禄五百金。二十八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追赠太保，祭祀于贤良祠，谥号文靖。
史贻直在处理政务时坚持大原则，不随便做出不同意见。性格坚强，注意言行举止，擅长辞令。年羹尧被诛杀后，世宗问史贻直：‘你也是年羹尧推荐的吗？’史贻直摘下帽子回答说：‘推荐我的是年羹尧，任用我的是皇上。’等到侍奉高宗时，他已经年老，曾经上奏事情，跪拜起立动作缓慢。高宗问：‘你老得疲倦了吗？’史贻直回答说：‘皇上到了我的年纪，自然会知道。’高宗因此露出和颜悦色。
儿子史奕簪，乾隆十年考中进士，官至左春坊左赞善；史奕昂，以举人的身份被授予刑部员外郎，从代理甘肃布政使召回京，不久后授予福建按察使，再次升迁为兵部侍郎，因为言语不当被罢免；史奕朅，官至山西潞安知府，高宗命令他留在京师侍奉史贻直，授予四品京堂。
阿克敦，字仲和，章佳氏，是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予编修。五十二年，担任河南乡试考官。五十三年，皇上认为阿克敦学问优秀，主持考试有名声，特别提升为侍讲学士。五十五年，转任侍读学士。五十六年，朝鲜国王李焞生病，请求寻求空青，命令阿克敦携带礼物赐给他。升任詹事。五十七年，提升为内阁学士。六十一年，朝鲜国王李昀请求立他的弟弟李昑为世子，命令阿克敦与侍卫佛伦一同充任使者册封。升任兵部侍郎。世宗即位后，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担任圣祖实录副总裁。雍正元年，被命令专门管理翰林院掌院学士，担任国史、会典副总裁。又与散秩大臣舒鲁一同册封朝鲜国王李昑。三年，被授予礼部侍郎，兼任兵部。四年，调任兵部，兼任国子监祭酒。
两广总督孔毓珣进京觐见，皇帝命令阿克敦代理总督职务，同时兼任广州将军。他上奏弹劾碣石总兵陈良弼索要渔船陋规、左翼总兵蓝奉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冒名顶替担任把总，依仗势力连累士兵。皇帝赞赏阿克敦的实诚奏报，命令挑选合适的人选，详细上报情况。
高要、高明、四会、三水、南海等五个县的民众在江边筑堤，挖掘水渠，引水灌溉田地，称为‘围基’。江水上涨时常常溃堤，巡抚杨文乾上奏请求在最险要的地方改用石工，次险要的地方改用木桩和草席，预计费用数十万，借用国库资金修筑，并提议通过开捐补款。阿克敦的意见与杨文乾不同。
五年，阿克敦上疏说：‘高要等县沿江的围基都是土工，每年十一月后，官府督促乡民按亩分工，加固堤坝，民众并不觉得辛苦，官府也没有费用。江水上涨难免会溃堤。但水性并不猛烈，不必非得用石工、木桩和草席才能抵御。请仍然按照旧法，让官府在农闲时督促民众修补。如果江水猛涨，派遣官员巡视防止溃堤，不必重新修筑耗费国库资金。’皇帝采纳了杨文乾的建议。
不久，与孔毓珣一起上疏请求派遣广南韶道、肇高廉罗道监督修缮各县的围基，上报皇帝。苍梧芋荚山矿民群起盗掘，阿克敦命令逮捕了他们的头目，皇帝下旨嘉奖他。
调任吏部，代理广东巡抚。弹劾肇高廉罗道王士俊侵占税收盈余，皇帝认为王士俊还可以使用，命令训斥后改任其他职务。改任广西巡抚。杨文乾弹劾阿克敦听闻盗贼不严加追捕，新会县捕获盗贼，阿克敦授意改判，以窃贼结案；侵占粤海关耗银，命令家人索要暹罗米船的规礼。孔毓珣也弹劾阿克敦侵占太平关耗银。
六年，皇帝命令剥夺阿克敦的官职，让孔毓珣和杨文乾会审，杨文乾去世后，皇帝派遣通政使留保、郎中喀尔吉善与孔毓珣及代理广东巡抚傅泰严审，以隐瞒盗贼、侵占耗银为轻罪，不予追究；命令家人索要暹罗米船，拟处绞刑。王士俊再次上告阿克敦庇护布政使官达贪污，加罪拟斩监候。
七年，山东巡抚费金吾上疏请求疏通江南徐州、沛县及济宁、嘉祥等县的水道，请求派遣官员监督修筑。皇帝命令释放阿克敦前往江南河工效力赎罪。
九年，皇帝命令抚远大将军马尔赛率领军队讨伐准噶尔，任命阿克敦为内阁额外学士，协助办理军务。十一年，命令阿克敦驻扎克拜达里克督运军饷。十二年，召回。命令他与侍郎傅鼐、副都统罗密出使准噶尔，宣读皇帝的谕旨，商议停战息民。
喀尔喀与准噶尔以阿尔泰山为界，噶尔丹策零想要以杭爱山为界，将阿尔泰山作为游牧地。阿克敦与他会谈三天没有结果，噶尔丹策零派遣使者吹那木喀跟随阿克敦等人到京师，请求以哲尔格西喇呼鲁乌苏为喀尔喀游牧地界。
十三年，阿克敦等人到达京师。皇帝因为阿克敦等人的奏报和地图秘密寄给北路副将军策棱，命令他深思熟虑后做出决定。策棱说准噶尔的游牧不能越过阿尔泰山。商议中断。
命令阿克敦代理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侍郎。高宗即位后，命令他守护泰陵。
乾隆三年，再次命令阿克敦出使准噶尔，以侍卫旺扎尔、台吉额默根为副使，携带敕令与噶尔丹策零商议划界事宜。噶尔丹策零派遣哈柳跟随阿克敦等人到京师，请求准噶尔的游牧不越过阿尔泰山，而请求将布延图、托尔和两个卡伦移入内地。皇帝认为游牧不越过阿尔泰山已经可以达成协议，而移入两个卡伦不可答应。命令哈柳携带敕令返回。
任命阿克敦为工部侍郎。五年，调任刑部，后又调任吏部。八年，任命为镶蓝旗满洲都统。十年，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一年，任命为刑部尚书。十三年，命令协助办理大学士。不久，解任后任命傅恒。
四月，翰林院呈上孝贤皇后的册文，清文将‘皇妣’翻译为‘先太后’，皇帝认为这是大错，召见阿克敦询问。阿克敦未等旨意已经退下，皇帝生气，认为阿克敦因为被解任协办大学士而心怀怨恨，剥夺了他的官职，交由刑部审理，按照大不敬律，拟处斩监候。
六月，命令在内阁学士上行走，代理工部侍郎。七月，升任代理刑部尚书，任命为镶白旗汉军都统。十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二月，再次命令协助办理大学士。十四年，金川平定，加封太子少保。连年皇帝巡幸木兰、河南、盛京，都命令他留在京师办事，先后代理左都御史、步军统领。
二十年，因为眼疾请假，皇帝派遣医生为他诊治。多次请求退休，皇帝命令他退休。二十一年，去世，赐予祭葬，谥号文勤。儿子阿桂，另有传记。
阿克敦在刑部任职十多年，处理案件公平宽恕，从未有所顾忌。有一天，阿桂陪伴，阿克敦说：‘朝廷任命你为刑官，审理案件应该怎么做？’阿桂说：‘执行法律必须与罪行相当，罪行一分对应一分法律，罪行十分对应十分法律。’阿克敦生气，要拿棍子打他，阿桂惊恐地请教。阿克敦说：‘照你这么说，天下就没有完人！罪行十分，只惩罚五六分，已经让人难以忍受，难道可以全部惩罚吗？而且一分罪行还不够问罪吗？’阿桂在刑部任职期间，多次以此告诫同僚。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孙嘉淦家境贫寒，一边耕种一边读书。康熙五十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检讨。世宗初即位，命令所有大臣都可以上书言事。孙嘉淦上疏陈述三件事：请求亲近骨肉，停止捐纳，停止西征。
皇帝召见大臣们展示给他，并说：‘翰林院竟然容纳了这个狂妄的人？’大学士朱轼在旁边侍奉，慢慢回答：‘孙嘉淦确实狂妄，但我佩服他的胆量。’皇帝沉默良久后笑着说：‘我也要佩服他的胆量。’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
雍正四年，升任祭酒，命令在南书房行走。六年正月，代理顺天府府尹。服丧期满，召回京师，仍然担任府尹。晋升为工部侍郎，仍然兼任府尹、祭酒。十年，调任刑部侍郎，不久兼任代理吏部侍郎。
孙嘉淦担任祭酒时，推荐他的弟弟孙扬淦担任国子监丞。教习宋镐、方从仁等人任期届满引见，孙嘉淦说镐等人都可以使用；皇帝询问，他又说从仁实在不能使用。皇帝非常生气，斥责孙嘉淦反复欺骗，剥夺了他的职务，交由刑部审理，按照欺诈公律拟处斩。
皇帝对大臣们说：‘孙嘉淦太愚蠢，但不喜欢金钱。’命令免罪，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孙嘉淦出狱后，直接到银库。果亲王允礼当时负责户部，怀疑孙嘉淦作为被罢免的大臣，不屑于会计事务；又听说流言说孙嘉淦沽名钓誉，收银不足。于是亲自查看，孙嘉淦正在称量银两，与士兵们一起坐着，同样辛苦。询问他收到的银两，他另外放在一个地方，覆盖起来，没有丝毫盈余。
事情上报皇帝，皇帝更加重视孙嘉淦。十二年，命令他代理河东盐政。
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嘉淦来京，以侍郎候补。
九月，授予嘉淦吏部侍郎的职位。
十一月，嘉淦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同时兼任吏部。
嘉淦在上疏中说：‘我本来很愚笨，承蒙皇上圣恩，赋予我维护风纪的重任。我日夜惶恐，想尽我所能提出建议；但是从每月阅读圣训以来，发现仁政已经实施，我愚笨之至，再无话可说。我想说的，只是皇上的心意而已。皇上的心意，仁爱、孝顺、真诚、敬重，明智、宽容、专一，难道还有可以争议的地方吗？但我还想说，在皇上心地纯洁、政事无瑕疵的情况下，我私下里担忧过度，想要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治乱如同阴阳的运行，阴盛则阳生，阳盛则阴消。事情到了极盛之时，必然有阴伏的危机。这个危机隐藏在极细微之处，人们难以察觉；等到它显现出来，积累严重就无法挽回。这其中有三点需要注意，不可不谨慎。
如果君主的德行清明，臣子就会心悦诚服地歌颂；如果仁政得以实施，民众就会亲身感受到并感动。君主说一句话，满朝文武都称赞圣明，发布一个命令，四海之内都歌颂，这在臣民看来本来不是谄媚，然而君主听惯了这些赞誉。耳朵与赞誉结合，不是赞誉就是逆耳，起初劝谏的人被拒绝，接着沉默寡言的人被厌弃，时间久了，颂扬不巧妙的人也被排挤。这就是说，耳朵习惯了听到的，就会喜欢谄媚而厌恶直言。
君主越聪明，臣子就越愚笨；君主越有能力，臣子就越敬畏。他们趋炎附势，谄媚讨好，低头叩首，随声附和。臣子认为这是尽礼，然而君主已经习惯了这些。眼睛与谄媚结合，不是谄媚就是冒犯，所以起初傲慢无礼的人被斥责，接着敬畏的人被疏远，时间久了，善于谄媚的人也不被喜欢。这就是说，眼睛习惯了看到的，就会喜欢柔顺而厌恶刚直。
君主恭敬地寻求天下大事，见得多了，就以为不足为奇，于是高估自己而贬低他人；谨慎地辨别天下事务，看久了，就以为没有难度，于是认为雄才大略的人容易做事；询问他人而不听闻他们的短处，反思自己而不见自己的过失。于是，君主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对的，发布的命令一定会被执行。这就是说，心习惯了认同，就会喜欢顺从而厌恶违背。
这三种习惯形成后，就会产生一种弊端。这种弊端是什么呢？就是喜欢小人而厌恶君子。如今，推荐君子而摒弃小人，难道只有三代以上的君主才知道吗？即使是末代君主，谁不想要使用君子？而且，即使是明智的君主，各自认为自己的臣子都是君子，谁不认为我所用的必定是君子而非小人？然而最终是小人得势而君子退位，原因无他，只因为使用人才而不重视德行。德行是君子独有的，才能则是君子和小人都有的，而且小人更胜一筹。在言辞上，君子木讷而小人谄媚，这与耳朵的习惯相符。在行动上，君子笨拙而小人圆滑，这与眼睛的习惯相符。即使是在考核事务和劳动时，君子独立行事而羞于言功，小人善于迎合而善于显功，这也与心的习惯相符。小人利用自己的长处去迎合，君主沉迷于习惯而不自觉。仔细听他们的言辞，觉得入耳；仔细观察他们的面容，觉得悦目；经过试验，觉得他们的才能符合自己的心意。于是，小人不需要约定就自然聚在一起，君子不需要驱逐就自然离开。小人聚在一起而君子离开，其危害难以言表。追溯其根源，都是因为那三种习惯造成的。
治乱的关键，千古如一，可以考察得知。我皇上圣明临朝，如日中天，不仅没有这些弊端，而且没有这些习惯。然而，我正趁着这些习惯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提出建议，如果习惯已经形成，那么或许有人知道却不敢说，或者说了却不见得被听取。
现在想要预先消除这三种习惯，永远杜绝这种弊端，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内心，所以我原本想要说的是皇上的心意。俗话说：‘人非圣人，孰能无过？’这只是浅显的说法。圣人难道没有过错吗？只有圣人才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只有圣人才能改正自己的过错。孔子说五十岁学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见。因此，贤人的过错，贤人知道，普通人不知道；圣人的过错，圣人知道，贤人不知道。希望人们纠正自己的过错，却涉及到自己不知道的地方，这是很难的。因此，希望皇上圣心自省。
反过来，如果真的知道自己不足，验证于世实见自己未能做到，所以常常谦虚不敢自以为是。这种谦虚的态度贯穿于用人行政之中，这样才知道谏诤切磋是爱我良深，而谄媚取悦的人，是愚弄我而使我陷入陷阱；才知道敬畏劝谏对我有益，而顺从不违的人，是推卸责任而使我陷入深渊。
耳朵和眼睛的习惯消除，取舍的标准确定，这样才有可能让正直的人充满朝廷，太平盛世就可以预见。否则，自以为是的思想不根除，那么即使收敛心性变得谨慎，谨慎久了就会觉得没有过错，就可以稍微放松；立志勤奋，勤奋久了就会觉得有功，就可以稍微安慰。这种念头一转变，起初看似对天下无害，却不知道贪图安逸、追求功利的说法，逐渐进入耳朵而不觉得烦恼，而那些圆滑谄媚的人，也熟视无睹而不觉得可憎。时间久了，习惯了这些，可能不知不觉中被他们所影响，那么黑白可以颠倒，东西可以易位。这就是所说的危机隐藏在极细微之处，势力形成于无法挽回之时。
《大学》中说‘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违背人的本性；追溯其失职的原因，都是因为骄傲自满，骄傲自满就是自以为是。
由此看来，治乱的关键在于君子和小人的进退；进退的关键掌握在君主的一念之间；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敬畏，看不到自己的过错，就会自然而然地放纵。
敬畏是君子所追求的，也是治国的根本；放纵是小人所追求的，也是乱国的根源。那么，顺着水流追溯到源头，简明扼要地表达意义，只希望我皇上在事事处处都能保持这种不敢自以为是的心态，那么天德王道就全在于此了。
疏文呈上后，皇上嘉奖并采纳了这些建议。嘉淦被提升为刑部尚书，同时负责管理国子监事务。河南郑州有一个疑难案件，皇上命令使者前往调查，但仍未能查清。皇上又命令嘉淦前往审讯，查明了十几个人的冤情，全部得到释放。
乾隆三年四月，嘉淦被提升为吏部尚书，同时继续管理刑部事务。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弹劾总河朱藻贪污腐败，耽误工程，皇上命令嘉淦和尚书讷亲前往审讯，查实了情况，按照法律进行了判决。
十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当时直隶地区的酒禁非常严格，触犯法律的人很多。嘉淦上疏说：‘前任总督李卫在任期间，一年内查获私自酿酒案件三百六十四起，涉案者一千四百多人。我上任一个月，就查获私自酿酒案件七十八起，涉案者三百五十多人。这只是上报的案例，府、厅、州、县自行结案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已经被捕获但又因贿赂而被释放的，更不知道有多少。这只是罪犯本人，他们的乡保、邻甲、沿途的店铺、小贩等因牵连而受累的，又不知道有多少。一个省份如此，其他省份可想而知。皇上仁慈，对犯人从轻发落，即使犯下重罪，也会多次审议，寻求一线生机。现在因为日常饮食的原因，官吏、兵役把私自酿酒当作生财之道，百姓中的弱者失业，强者违令，盐枭尚未平定，酒枭又重新兴起，天下动荡不安，这完全不符合政治体制。我之前说酒禁适合在歉收年，不适合在丰收年，那只是书生的错误观点。亲身经历这件事后，才知道剥夺百姓的财产，毁坏百姓的身体，剥夺百姓的生活来源，禁锢百姓。在饥荒之后，百姓没有坚定的意志，失业已经很严重，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去做？歉收年禁止酿酒，比丰收年更严重。周代的礼制中，对荒政的处理是放弃禁令，去除干扰，这是有原因的。而且，实行酒禁不仅会扰民，实际上最终也无法禁止。如果禁止不扰民，并且能够永远禁止，但对于贫民的生活，米谷的储备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制作酒需要消耗谷物，这是指黄酒，其酒曲必须使用小麦，而米则需要优质的稻米，这些都是五谷中最精良的。如果制作烧酒，则使用高粱，辅以豆皮、黍壳、糠皮，酒曲使用大麦制作，本来不是日常食用的，而豆皮、黍壳、糠皮等原本是废弃物，混合制成酒，可以卖得价钱，其糟粕可以喂养牲畜。将无用之物变为有用之物，不是制造无益而损害有益的东西。现在想要禁止烧酒，同时禁止黄酒，就无法满足祭祀、接待宾客、养老的需求。如果不禁止黄酒，只禁止烧酒，节省大麦、高粱这些粗劣且价格低廉的谷物，却加倍花费小麦、优质稻米这些精良且价格高昂的谷物，这就是我所说的对储备无益。百工所需，都需要用粮食来交换，价格过高则损害商业，价格过低则伤害农民，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之后，农业和商业都能获利。所以，农业有歉收，也有丰收，十年之内，歉收年占三，丰收年占七，那么粮食应该有所流出，不仅仅是积存而不使用。现在北方不种植高粱，就没有办法用作燃料、席子、房屋墙壁，种植高粱并使用其秸秆，那么高粱的颗粒应该有所销售。烧酒禁止后，富裕的人不购买高粱，贫困的人收获高粱，即使价格低廉也不出售。高粱无法销售，而酒又是必需品，那么人们就必须卖米谷来购买黄酒。以前一年之内，一个八口之家，卖高粱的价格可以得到七八两，现在只能得到二三两；而购买黄酒的价格，则需要花费七八两。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再加上稻糠等物品堆积无法换成钱，自然之利都失去了。日常所需，只有卖出米麦。卖出则家中无储备，不卖出则各种费用不足。这就是我所说的对生计有害的地方。百姓追求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利益不在的地方，即使有奖赏也不去做。利益所在的地方，即使有禁令也会更加热衷。烧酒禁止后，酒价必然上涨，价格上涨，私自烧酒的利益比以前增加十倍。十倍的利益所在，百姓必然争相为之。孟子说“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是为了百姓的生活考虑，却导致如此扰民，立法时不可不谨慎。”奏疏呈上后，皇帝下诏放宽禁令。
百姓王宰谋取了诸生马承宗的财产，贿赂太监刘金玉等人，投献给贝勒允祐，嘉淦上疏请求将此案交给刑部审理，皇帝赞扬他能够执法。百姓焦韬被诬陷参与邪教，受牵连的有数百人，嘉淦为其申冤。百姓纪怀让的食物豆汁弄脏了衣服，恰好村里有人杀人，侦缉人员误以为是血迹，诬陷他。判决的日子临近，正定知府陈浩廉得知冤情，嘉淦亲自审问，为怀让洗清冤屈。
不久后，他被任命兼管直隶河工，嘉淦提议治理永定河。刚到任，就请求在金门闸上下游多建草坝，使河流逐渐恢复旧道。四年正月，他又上疏请求在金门闸下游再建一个草坝，引导永定河回归旧道，从中亭、玉带直达天津入海。皇帝下旨，让他和总河顾琮一起精心管理。嘉淦再次上疏说：‘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在西沽汇合后流入海河。南运河的水质浑浊，时间久了必然淤积，何况全省的水都汇集于此，秋季洪水到来时，宣泄不及。大学士鄂尔泰曾上奏，批准在静海独流疏引河，这是下游治水的关键。但开河容易，达到海难，如果中途受阻，必定泛滥成灾。而且海口开得深，又担心潮水倒灌。我们现在已经勘察全省水道，对于所有河流交汇及流入淀河、流入海的路，有急需疏浚的，就在今夏进行。”奏报后，皇帝同意。
五月，晋升为太子少保。
五年九月，上疏说：‘直隶地区水流最大的河流有永定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四条，以及东西两淀。治理永定河，计划在叶淀的东边开凿新河，从西沽向北流入海；治理子牙河，计划开挖新河，引上游的水流入淀，开凿旧河东堤，使河水逐渐由西沽向南流入海；治理北运河，两岸去沙修直，开挖减河，加固堤岸；治理南运河，两岸修建远堤，开挖河道使水流顺畅，在安陵镇建立闸门，开挖减河三十多里，流入老河口最终到达大海；治理西淀，计划开挖白沟河故道使其流入中亭，在九桥南边另外开挖一条河，并且开挖青门河的分流，下游已经畅通，再将金门闸西边的引河改道向东，在苑家口叠道建造五座木桥，使沥水能够通行；治理东淀，计划开挖上游的三岔河使其宽阔深远，杨家河、卞家河洼地等处开挖引河，并使它们向东汇合于西沽，这样可以使四条河流顺畅，两个淀地畅通无阻。’又提出将永定河改回故道，所有的工程都齐全，皇帝对此表示赞赏。当时江南总督高斌进京，皇帝命令他与嘉淦一起商议河务，十月，共同上疏说：‘永定河应该在固安南、霸州北顺着水流向东流下，连接东淀到达西沽流入海，这样上游涨水自然就会消退。霸州北边应该筑堤保护城池，保定县西新庄到城东路甿村堤根靠近水流，应该加宽加厚，从甿村东到艾头村接营田围埝大约五十多里，计划修建月堤作为重要屏障。’嘉淦正积极主张将永定河改回故道，但河水溢出，靠近河的各州县遭受水灾。
六年正月，皇帝下诏说：‘我听说永定河的管理不善，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等州县的田地常常被淹，孙嘉淦不能推脱责任。’于是命令大学士鄂尔泰前来勘查，鄂尔泰请求暂时堵塞金门闸上游的放水口，嘉淦上奏说：‘轮流开闸和筑堤，实际上与放水的初衷相违背，将来泥沙会阻塞玉带河，恐怕会带来更大的祸患。’皇帝下诏说：‘这个奏折确实有道理，但鄂尔泰慎重行事，想要万无一失，你不必固执己见。你在这件事上非常尽力，但处理得不够好，我不能为你隐瞒。然而我最终还是认为你是正确的，不像顾琮那样犹豫不决、玩弄手段。’此后皇帝巡视天津，查看中亭河工程，赋诗记录此事，还是批评嘉淦的错误决策。
这年八月，调任湖广总督。七年五月，上疏说：‘内地武官不得干预民事。但在苗疆就不一样了，文官不敢轻易进入苗寨，只是让差役催收赋税，拿着票据进行骚扰而已。争斗抢劫的案件，都交给武官处理，武官的权威所及，摊派也随之而来。因此，公事征收，文武各自为政；有事需要，士兵和差役竞相展示能力；甚至没收他们的家产，侮辱妇女。苗民无法忍受，与他们一起反抗，于是矛盾就产生了。作为大官，有的主张剿灭，有的主张安抚，意见各不相同。发文查勘，常常需要几个月。苗民一旦得知风声，就会提前准备，四处串连，喝血酒，传木刻，叛乱很容易发生，但平定却非常困难。幸运的是，叛乱最终被平定，但后来的人仍然重蹈覆辙，搜捕株连，骚扰更加严重。苗民和瑶民无处申诉，趁机再次发动叛乱，只能依靠力量。历来治理苗民的地方官，既没有爱护养育的方法，又缺乏约束的手段。平时肆意侵扰，有事就只知剿杀。剿杀之后，仍然侵扰。侵扰时间一长，势必又会发生剿杀。这样循环下去，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俗话说：“善于治理的人，会顺应形势进行引导。”苗民散居，各有头人。对于做坏事窝藏匪徒的地方，士兵和差役侦查不到的，头人却能知道；对于争斗抢劫的事情，官法无法解决，头人却能调解。因此，治理苗民的关键在于治理头人，让各寨使用头人作为寨长。在一个峒里，选择头人信任的人作为峒长，使他们各自约束寨长并听从县令。苗民有事，寨长处理不了，就告诉峒长；峒长也处理不了，就告诉县令。这样，苗疆就有了一个纲举目张的方法，对于地方官来说，命令得以迅速执行，禁止得以实施。而且峒长经常见到牧令，有争端可以告官解决，而没有仇杀的行为。牧令经常见到峒长，有教诲可以当面指示执行，而没有官差蒙蔽的问题。一旦杜绝了骚扰，人心就容易归顺。这就是所说的立法简单，顺应习俗进行引导。}
八年正月，任命为署理福建巡抚，但未赴任。湖南粮道谢济世弹劾善化知县樊德贻、衡阳知县李澎浮收漕米，巡抚许容庇护德贻等人，谢济世上疏弹劾许容，皇帝命令嘉淦调查审理。长沙知府张琳检查衡阳丁役，发现浮收情况，上报署理粮道仓德，布政使张璨写信给仓德，请求更换府牒。仓德认为不可行，将实际情况上报给嘉淦和漕运总督顾琮。嘉淦想要搁置此事，但顾琮上报给了皇帝。御史胡定再次弹劾仓德，并上报都察院，皇帝派遣侍郎阿里衮前往调查，直接支持了谢济世。皇帝责备嘉淦徇私庇护，剥夺了他的官职，并责成他修建顺义城工程。
九年，任命为宗人府府丞。十年，升任左副都御史。十二年，因为年老请求退休，被批准。十四年，召回京城，任上书房行走。十五年正月，任命为兵部侍郎。八月，晋升为工部尚书，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七年，晋升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八年十二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谥号文定。
嘉淦做官有八项原则，说是：‘事奉君主忠诚而不显赫，与人共事而不骄傲，避开争斗，功绩不为人知，事情做到能够离开为止，说话删去无用之言，保持独立避免人言可畏，清廉节俭取得人心。’以此来自我警示。由于直言进谏有名声，乾隆初年，上疏规劝皇帝，特别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四年，京师民间流传嘉淦的奏疏稿，弹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高宗命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十六年，又有人传言嘉淦的奏疏稿指责皇帝有五个不可理解之处、十大过错，云贵总督硕色上报了此事。皇帝命令寻找奏疏的来源，派遣使者监督审理。事情接连发生，遍及六个省份，历时三年，最终以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造为由，将他定罪至死。高宗知道这与嘉淦无关，对他的眷顾没有改变，嘉淦也更加自我克制。他曾著书阐述春秋大义，自认为不够好，于是毁掉了书。
儿子孝愉，以荫生身份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梁诗正，字养仲，是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考中进士，被授予编修的职位。后来多次升迁，成为侍讲学士。雍正十三年，因为母亲去世，他回到了家乡。乾隆皇帝即位后，他被召回朝廷，在南书房行走。乾隆三年，他被补任为侍读学士。后来又多次升迁，成为户部侍郎。梁诗正上疏说：‘八旗兵除了各省驻防和靠近京城五百里的地方都允许屯田种植，其余的都随旗驻扎在京城。皇上为了帮助旗人生活，想尽了办法，但旗人仍然无法避免贫困。因为人口越来越多，如果不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而总是希望官方养活他们，形势上就做不到。我认为必须实行屯田。现在内地没有空闲的土地，兴京和盛京的肥沃土地还没有完全开发。世宗时期，想要让黑龙江、宁古塔等地的旗人耕种，已经有了决定，但还没来得及实施。现在如果不早点解决这个问题，几百年后，旗人的数量将是现在的十倍。用有限的粮食来养活无限的人口，如果从官饷中取用，那么士兵的津贴就不够用了；如果从官饷外取用，那么民众的赋税就不能增加，国家的开支也不能减少。人口越来越多，需要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多，没有多余的财富来供给，京城也没有多余的地方来安置他们。只有适当分配人口，分散到边疆屯田，让他们世世代代享受耕种和放牧的利益，同时定期训练武艺，也可以实际加强边防。各省绿营马步兵的军饷，比康熙年间逐渐增加到五六百万。在每个标营、镇协，每处多出几十到几百人，不觉得人多；但在朝廷计算军饷时，多余的数额每年不少于数百万。各省的粮食，大部分用来充作军饷，不够的部分由邻省协拨，但解往中央的款项越来越少。以前各营多空饷，自从雍正元年清查后，这个弊端已经全部消除。所以近年来兵额虽然按照旧制，但已经出现了虚实之分。何况在直省的要害之地，很多是满洲驻防，与各标营、镇协有联系，那些可以裁减的兵额，应该制定一个适当的数目，遇到开除空缺时，就停止招募补充。这样将来营制可以逐渐节省，而现在士兵不会因为裁减而感到痛苦。’
十年，梁诗正被提升为户部尚书，他上疏说：‘每年全国的租赋，用来供应官兵的俸禄和其他各项经费，只剩下两百多万，实际上不足以应对水旱灾害和战争。现在虽然国库充盈，皇上应该以节俭为重，不要大兴土木工程和扩充军事，这样才能保持繁荣和安定。’十三年，他被调任兵部尚书。十四年，被任命为太子少师，兼任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
十五年，他被调任吏部尚书。御史欧堪善上疏弹劾梁诗正徇私舞弊，皇上召集大臣和欧堪善在朝廷质问。所弹劾的事情都没有证据，只是翰林院轮班引见时，偶尔有越次的情况。皇上说：‘梁诗正只是在内廷担任文学供奉，我作为皇帝，怎么会允许大臣们随意行事呢？至于小小的徇私情，不仅梁诗正，其他大臣恐怕也难以完全杜绝。比如张廷玉掌管翰林院三十年，引见时越次的情况不知道有多少，为什么没有听说过弹劾？梁诗正有一两处可以议论的地方，就被弹劾，这样他可以知道警惕反省，这未尝不是一种福气。欧堪善的话，应该感到欣慰，而不是怨恨。’当时御史储麟趾弹劾四川学政朱荃隐瞒丧事，皇上询问梁诗正，梁诗正回答得不够准确，被下放到官吏中讨论，应该被免职，但皇上命令他留任。
十六年，梁诗正随皇上南巡，他的父亲梁文濂已经八十岁，被授予封号。十七年，他上疏请求回家养老。二十三年，他遭遇父亲去世，被召回朝廷代理工部尚书。二十四年，他被调任代理兵部尚书。二十五年，服丧期满，正式任命，仍然被命令协助办理大学士，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八年，他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加封太子太傅。不久后去世，被追赠文庄谥号。
他的儿子梁同书，是举人，后来被赐予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梁敦书，官至兵部右侍郎。
评论说：福敏因为谨慎厚道成为高宗的老师。世倌、贻直立朝有风节，虽然被谴责，但都是私事，大德不逾，最终没有被这些私事所掩盖。阿克敦宽厚而清廉。嘉淦直言不讳，陈善闭邪，一朝之内被推为名臣。梁诗正主张八旗应该实行边屯，绿营应该停止招募补充，虽然国家的财政每年都有盈余，但他总是担心不足，他的考虑非常长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清史稿-列传-卷九十-注解
福敏：指清朝官员福敏，以谨厚著称。
陈世倌：陈世倌，字秉之，浙江海宁人。父诜，自有传。世倌，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自编修累迁侍读学士，督顺天学政。父忧归，起督江西学政，疏乞终制，得请。雍正二年，服阕，擢内阁学士，出为山东巡抚。时山东境旱蝗，粮运浅阻，世倌单车周历，密察灾轻重、吏能否，乃视事。趣捕蝗略尽，并疏治运道，世宗书扇以赐。世倌疏言：‘社仓通有无、济丰歉，古今可行。宜令各乡劝富民输穀，不限多寡，量予奖劝。举公正乡约三人司其出入，官为稽覈。贫民春贷秋偿，石纳息二斗，歉则减之，十年后纳息一斗。请饬诸行省先就数州县行之。俟有成效，然后推广。’下所司议行。又疏请禁回教，上以回教其来已久，限於种人，非蔓延难量。无故欲禁革，徒纷扰，非治理，罢其议。又疏上沿海防卫五事，报可。四年，母忧归。命治江南水利，坐迟悮夺职，并命赴曲阜督修孔子庙。
史贻直：清朝官员，字儆弦，江苏溧阳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臣。
阿克敦：指清朝官员阿克敦，敦厚清介。
孙嘉淦：孙嘉淦，字锡山，号石溪，浙江海宁人。康熙五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元年，迁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三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四年，迁吏部侍郎。出为浙江巡抚。五年，擢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复出署湖广总督。沔阳、潜江等十州县水灾，疏请发常平仓穀治赈。
梁诗正：梁诗正，清朝官员，字养仲，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及第，官至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
满洲镶白旗：满洲镶白旗，清朝八旗之一，由努尔哈赤建立，是满族中的贵族阶层之一。
进士：进士，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最高学位，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是进入官场的重要途径。
庶吉士：庶吉士是科举制度中的一种身份，是进士及第后的一种预备官员。
内阁学士：官名，负责内阁事务。
礼部侍郎：礼部侍郎，清朝官职，礼部是主管礼仪、祭祀、科举等事务的部门。
吏部侍郎：官名，吏部是管理官员选拔、任用的部门。
巡抚：巡抚是清朝的地方行政官员，负责监督一个省的政务。
左都御史：都察院中的高级官员，负责监察官员和弹劾不法。
翰林院掌院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清朝官职，翰林院是主管文官选拔、教育、编纂等事务的部门。
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清朝地方行政官员，负责湖广（今湖南、湖北）地区的行政和军事事务。
常平仓：常平仓，古代官府设置的仓库，用于储存粮食，以备赈灾之用。
水灾：水灾，因洪水、暴雨等原因造成的灾害。
社仓：社仓，古代乡村设立的仓库，用于储存粮食，以备赈灾之用。
回教：回教，即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地区的主要宗教。
南漕：南漕，古代从江南地区运往京师的粮食。
太子太保：官名，负责辅导太子。
太傅：太傅，古代官职，是皇帝的高级顾问。
太师：太师，古代官职，是皇帝的高级顾问。
谥号：谥号，古代对已故官员或贵族给予的尊称，用以表彰其生前的功绩和品德。
宋五子：宋五子，指宋代的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五位理学家。
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制度，通过考试选拔有才能的人进入官场。
八旗：清朝的军事组织，由满洲、蒙古、汉军三个部分组成，负责军事和行政双重职能。
日讲起居注官：日讲起居注官，清朝官职，负责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
都察院：明清两代的中央监察机构，负责监察官员、弹劾不法。
监察：监察，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以确保其廉洁奉公。
赈灾：赈灾，对受灾地区或人民进行救济。
社仓通有无、济丰歉：社仓通有无、济丰歉，指社仓的功能是储存粮食，以备丰年时供应不足或歉年时赈灾之用。
劝富民输穀：劝富民输穀，鼓励富裕的农民捐献粮食。
稽覈：稽覈，审查、核实。
石纳息二斗：石纳息二斗，每石粮食收取二斗的利息。
玩视罪：玩视罪，对灾民漠不关心的罪行。
南巡：皇帝到南方巡视。
祝嘏：祝嘏，古代的一种祭祀仪式。
赉银：赉银，赏赐银两。
食俸：食俸，领取官职的俸禄。
掌故：指古代的典章制度、历史故事等。
詹事：官名，掌管皇后、太子等事务。
侍读学士：清朝官职，负责侍奉皇帝阅读书籍。
南书房行走：清朝官职，负责处理皇帝的日常文书。
工部：官名，负责工程建设、水利等事务。
户部：官名，负责财政、户籍等事务。
按总督：官名，负责一省或数省的行政、军事等事务。
信阳知州：官名，知州为一州的行政长官。
黄振国：人名，信阳知州。
上蔡知县：官名，知县为一县的行政长官。
张球：人名，上蔡知县。
年羹尧：清朝官员，曾任甘肃巡抚，后因罪被诛。
河东盐政：河东盐政是清朝的盐政机构，负责管理盐业事务。
按察使：官名，负责一省的监察事务。
乔学尹：人名，按察使。
福建总督：官名，负责福建省的行政、军事等事务。
水师：军队的一种，负责海上作战。
关税：对进出口货物征收的税。
仓穀：仓库中的粮食。
粜易：卖出粮食换取其他物品。
台湾：中国的一个省份，位于东南沿海。
番社：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称呼。
两江总督：官名，负责江苏、安徽两省的行政、军事等事务。
准噶尔：准噶尔是清代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后来成为蒙古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
陕西：中国的一个省份，位于西北部。
甘肃：中国的一个省份，位于西北部。
湖广：清朝时期的一个省份，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江西部分地区。
荆子关：地名，位于湖广。
龙驹寨：地名，位于陕西。
丹河：河流名，位于湖广。
两淮：地区名，指今天的江苏、安徽两省。
川、粤：地区名，指四川、广东两省。
巴东、归州、道州、宁远：地名，位于川、粤地区。
苗酋：苗族首领。
蒲寅山、凤老一：人名，苗族首领。
直隶总督：直隶省的最高行政长官，直隶省即今天的北京市。
大学士：官名，清朝的最高官职之一。
编修：清朝官职，负责编纂史书、撰修诏诰等。
侍讲学士：清朝官职，负责向皇帝讲读经史，提供咨询。
翰林院：清朝的学术机构，负责编纂书籍、培养人才。
圣祖实录：史书名，记录康熙帝的事迹。
国史：史书名，记录国家历史。
会典：官书名，记录官制、礼仪等。
礼部：官名，负责礼仪、教育等事务。
国子监：国子监是古代中国的最高学府。
祭酒：祭酒是国子监的官员，负责管理国子监事务。
两广总督：两广总督是清朝设立的地方行政官员，负责管理广东和广西两省，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入觐：入觐是指官员进京觐见皇帝，表示对皇帝的尊敬和汇报工作。
署：代理官职。
将军：将军是古代军事职务，负责统率军队。
奏劾：奏劾是指官员向皇帝上奏弹劾其他官员的不法行为。
总兵：总兵是清朝的地方军事职务，相当于现代的师长。
把总：把总是清朝军队中的一个低级军职。
倚势累兵：倚势累兵是指利用权势滥用兵力。
围基：围基是指沿江地区筑堤围垦的土地。
窦建徬：窦建徬是指开凿渠道。
帑：帑是指国库，这里指国库的资金。
疏言：疏言是指上疏陈述意见。
寝文乾议：寝文乾议是指皇帝将杨文乾的建议搁置不议。
广南韶道：广南韶道是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域。
罗道：罗道是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域。
矿民：矿民是指从事采矿的百姓。
渠：渠是指首领、头目。
吏部：吏部是清朝的六部之一，负责官员的选拔、任用等事务。
侵税羡：侵税羡是指贪污税款。
谳：谳是指审理案件。
耗银：耗银是指损耗的银两。
暹罗米船：暹罗米船是指从暹罗（今泰国）运来的米船。
会鞫：会鞫是指会审、共同审讯。
阿尔泰山：阿尔泰山是亚洲中部的一座山脉。
喀尔喀：喀尔喀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
界：界是指边界。
镶蓝旗：镶蓝旗是清朝八旗之一，由满洲人组成。
满洲：指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满族。
都统：都统是清朝的军事职务，相当于现代的军分区司令员。
掌院学士：掌院学士是翰林院的官员，负责管理翰林院事务。
内阁：内阁是清朝的行政机构，负责处理国家政务。
学士：学士是清朝的文官职务，相当于现代的大学教授。
册文：册文是指皇帝登基、立后、封王等仪式用的文书。
皇妣：皇妣是指已故的皇后。
大不敬律：大不敬律是清朝的法律，规定对皇帝不敬的行为。
刑部：刑部是古代中国的司法机构，负责审理刑事案件。
步军统领：步军统领是清朝的军事职务，负责管理步兵。
目疾：目疾是指眼疾。
乞假：乞假是指请假。
致仕：致仕是指退休。
谥：死后给予的尊号。
刑部侍郎：刑部侍郎是刑部的官员，负责辅助刑部尚书处理事务。
检讨：检讨是科举制度中的一种身份，是进士及第后的一种预备官员。
封事：封事是指密封上奏的奏章。
捐纳：捐纳是指通过缴纳钱财来获取官职。
西兵：西兵是指西部边疆的军队。
国子监司业：国子监司业是国子监的官员，负责辅助国子监祭酒处理事务。
顺天府：顺天府是清朝的一个行政区划，相当于现代的北京市。
丁父忧：指父亲去世，需要守丧。
服阕：守丧期满。
教习：教习是指教师。
引见：引见是指推荐或介绍给上级认识。
挟诈欺公律：挟诈欺公律是清朝的法律，规定欺诈公家的行为。
效力行走：效力行走是指被贬谪后仍需为国家服务。
高宗：指清朝的乾隆帝，即爱新觉罗·弘历，清朝第六位皇帝。
侍郎：古代官职，是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中的次官，相当于现代的副部长。
风纪：指官员的品德和行为规范。
春秋：指人的年龄，这里比喻为政治的时期。
剀切周详：指言语或行动恳切、周到。
仁政：指仁爱、仁慈的政治。
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姤：这是古代阴阳五行理论中的观点，认为事物发展到极端后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主德：指君主的德行。
臣心服而颂：指臣子对君主的服从和颂扬。
讴歌：歌颂，赞美。
献谀：献媚，讨好。
耳习於所闻，则喜谀而恶直：指君主习惯于听好话，而厌恶直言。
目习於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指君主习惯于看顺眼的人或事，而厌恶刚直的人或事。
心习於所是，则喜从而恶违：指君主习惯于自己的看法，而厌恶反对意见。
叔季之君：指末代君主。
进退：指官员的升迁和罢免。
人主：指君主。
用才而不用德：指任用人才时只看重才能而不看重品德。
讷：言语迟钝。
佞谀：谄媚奉承。
便辟：谄媚巴结。
便佞：善于谄媚的人。
溺於所习：沉溺于习惯。
绳愆纠谬：纠正错误。
自是：自以为是。
骄泰：骄傲自满。
天德王道：指君主的道德和治国之道。
国子监事：负责监管国子监的官员，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
疑狱：有疑问的案件。
鞫：鞫指的是审问，此处指审判。
论如律：按照法律进行判决。
总河：管理河流的官员，总河即总管河流的官员。
畿辅：畿辅指的是京畿地区，即京城周围的地方。
罹法者：罹法者指的是触犯法律的人。
嘉淦：指清朝官员嘉淦，直言进谏。
私酿：私酿指的是私自酿造酒类，违反了当时的禁酒令。
酒禁：酒禁指的是政府对酒类生产、销售、消费等方面的限制或禁止。
罹重辟：罹重辟指的是受到严厉的刑罚。
酌议：酌议指的是慎重考虑，反复讨论。
黄酒：黄酒是中国传统的酿造酒，以糯米、小麦等为主要原料。
烧酒：烧酒指的是白酒，以高粱等为主要原料。
麹：麹指的是酒曲，是酿酒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发酵剂。
五穀：五穀指的是五种谷物，即稻、麦、黍、稷、菽。
周礼：周礼是古代中国的礼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规定。
讥：讥指的是对违法行为的指责和纠正。
贝勒：贝勒是清朝对亲王、郡王等贵族的封号。
邪教：邪教指的是不符合正统宗教教义的组织或信仰。
株连：株连指的是因为一个人的罪行而牵连到其他人。
食料豆汁：食料豆汁是一种用豆类制成的饮料。
决：决指的是判决，此处指审判。
正定知府：正定知府是古代官职，负责管理正定地区的行政事务。
永定河：永定河，是中国北方的一条重要河流，流经北京、天津等地，历史上多次发生洪水。
金门闸：金门闸，位于天津市，是控制永定河流量的重要水利工程。
草坝：草坝是用草编织成的坝，用于引导河流流向。
南运河：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流经天津、河北等地。
淀河：淀河是流经中国北方的一条河流。
海河：海河是流经中国北方的一条河流，最终流入渤海。
鄂尔泰：鄂尔泰是人名，此处指的是某位官员。
通省水道：通省水道指的是全省范围内的水道。
急宜修濬：急宜修濬指的是迫切需要疏浚的水道。
太子少保：太子少保是古代官职，负责辅佐太子，是皇帝的近臣。
直隶：直隶，古代行政区划名，后成为清朝直隶省的简称，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
子牙河：子牙河，位于河北省，是海河流域的一条支流。
北运河：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北段，流经北京、天津等地。
东淀：东淀，是河北省东部的一个大型淡水湖泊，是海河流域的重要湖泊。
西淀：西淀，是河北省西部的一个大型淡水湖泊，也是海河流域的重要湖泊。
白沟河：白沟河，是河北省的一条河流，历史上曾与永定河相连。
青门河：青门河，位于河北省，是海河流域的一条支流。
苑家口：苑家口，位于天津市，是永定河的一个入海口。
苗疆：苗疆，指中国西南地区苗族聚居的地区。
峒寨：峒寨，指苗族村落。
牧令：牧令，指地方官吏。
吏役：吏役，指官府的差役。
侵渔：侵渔，指侵夺百姓的财物。
宗人府：宗人府，是清朝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
荫生：荫生，指因祖先功绩而获得官职的人。
刑部主事：刑部主事，是清朝刑部的一个官职，负责处理刑事案件。
直隶按察使：直隶按察使，是清朝直隶省的按察使，负责监察地方官员和司法事务。
母忧：指母亲去世，古代官员母亲去世后需辞官回家守丧。
户部侍郎：清朝官职，户部是管理财政的部门，侍郎是副职。
屯田：古代一种土地制度，政府将土地分配给士兵或农民耕种，以增加国家收入。
兴、盛二京：指北京和南京，古代中国的两座都城。
世宗：指清朝的雍正帝。
黑龙江、宁古塔：指中国东北地区的两个地方。
绿营：清朝的一种军事组织，由汉人组成，负责地方治安。
马步兵饷：指马兵和步兵的军饷。
康熙年间：指清朝康熙帝在位的时期。
满洲驻防：指满洲人在全国各地驻防。
直省：指直隶省，即今天的河北省。
协办大学士：清朝官职，协助大学士处理政务。
吏部尚书：清朝官职，吏部是管理官吏的部门，尚书是正职。
御史：古代官职，负责监察官员，弹劾不法。
廷诘：在朝廷上质问。
翰林院轮班引见：翰林院官员轮流被皇帝接见。
张廷玉：清朝官员，曾任大学士。
储麟趾：清朝官员，曾任御史。
四川学政：清朝官职，负责管理四川地区的教育。
朱荃：清朝官员，曾任四川学政。
真除：正式任命官职。
东阁大学士：清朝官职，东阁是大学士的办公地点。
太子太傅：清朝官职，负责辅佐太子。
世倌：指清朝官员世倌，有风节。
贻直：指清朝官员贻直，有风节。
陈善闭邪：指陈善能够辨别是非，阻止邪恶。
名疏：著名的奏疏，指梁诗正关于八旗和绿营的奏疏。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清史稿-列传-卷九十-评注
梁诗正，字养仲，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
此句简述了梁诗正的生平及官职变迁，展现了其仕途的稳步上升。进士及第，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说明梁诗正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且深受朝廷赏识。这一段落为后文对其政治主张和才能的论述奠定了基础。
十三年，以母忧归。高宗即位，召南书房行走。
梁诗正因母丧归家，体现了其孝顺的品质。高宗即位后，召回南书房行走，说明梁诗正的政治影响力并未因个人原因而减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乾隆三年，补侍读学士。累迁户部侍郎。
梁诗正在这一时期继续官职升迁，补侍读学士，累迁户部侍郎，显示了其在政治上的稳定性和能力。
诗正疏言：“八旗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俱听屯种，馀并随旗驻京。皇上为旗人资生计者，委曲备至，而旗人仍不免穷乏。
梁诗正的这一疏言，反映了其对国家政治的深刻洞察。他指出八旗制度的弊端，以及旗人生活困境的原因。这种敢于直言的政治勇气，体现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责任感和担当。
盖生齿日繁，若不使自为养，而常欲官养之，势有不能。臣谓非屯田不可。
梁诗正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八旗制度难以持续，提出屯田的建议，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
今内地无閒田，兴、盛二京膏腴未尽辟。世宗时，欲令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分驻旗人耕种，已有成议，未及举行。
梁诗正回顾历史，指出屯田政策的提出并非无先例，但未能实施，导致八旗制度的困境。
今不早为之所，数百年后，旗户十倍於今。以有数之钱粮，赡无穷之生齿，使取给於额饷之内，则兵弁之关支，不足供閒散之坐食；使取给於额饷之外，则民赋不能加，国用不能缺。
梁诗正的这一论述，进一步揭示了八旗制度面临的严重问题，即人口增长与国家财政的矛盾。
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馀财给之，京师亦无馀地处之。惟有酌派户口，散列边屯，使世享耕牧之利，以时讲武，亦以实边。
梁诗正提出了解决八旗制度困境的具体措施，即通过屯田政策，使旗人自给自足，从而缓解国家财政压力。
诸行省绿营马步兵饷，较康熙年间渐增至五六百万。在各标营、镇协每处浮数十百名，不觉其多；在朝廷合计兵饷，则冗额岁不下数十百万。
梁诗正的这一段话，揭示了绿营兵饷的浪费现象，以及朝廷财政的困境。
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其不敷者，邻省协拨，而解部之项日少。
梁诗正进一步指出，各省财政主要用于兵饷，导致其他方面的开支不足。
向来各营多空粮，自雍正元年清查，此弊尽除。是近年兵额但依旧制，已比前有虚实之别。
梁诗正肯定了清查空粮政策的成效，同时也指出兵额制度存在虚实之分。
况直省要害之地，多满洲驻防，与各标营、镇协声势联络，其增设兵额可以裁汰者，宜令酌定数目，遇开除空缺，即停止募补。
梁诗正提出裁减兵额的建议，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庶将来营制渐有节省，而现在兵丁无苦裁汰。
梁诗正的这一论述，显示了他对国家政治的深远思考。
十年，擢户部尚书，诗正疏言：“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餘二百馀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
梁诗正作为户部尚书，关注国家财政状况，指出租赋不足以应对各种紧急情况。
今虽府库充盈，皇上宜以节俭为要，勿兴土木之工、黩武之师，庶以持盈保泰。
梁诗正提出节俭国政的建议，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十三年，调兵部尚书。十四年，加太子少师，兼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
梁诗正的官职变动，显示了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十五年，调吏部尚书。御史欧堪善疏劾诗正徇庇行私，上召诸大臣及堪善廷诘。
梁诗正遭遇诬陷，但最终得以证明清白。
所劾皆无据，惟翰林院轮班引见，偶有越次。上谕曰：“梁诗正职在内廷，不过文学供奉，朕何如主，而谓诸臣能恣行其胸臆乎？至小小瞻徇私情，则不独诗正，诸大臣恐俱未能尽绝。
皇帝对梁诗正的肯定，体现了他公正无私的品格。
如张廷玉掌院三十年，引见越次，不知凡几，何以未闻论劾？诗正有此一二可议，即被论劾，得以知所儆省，未始非福。
皇帝的这一段话，表明他对梁诗正的信任和支持。
堪善之言，当以为感，不当以为怨也。
皇帝的这一态度，展现了其宽容大度的品质。
会御史储麟趾劾四川学政朱荃匿丧，上询诗正，诗正对失指，下吏议，当夺职，命留任。
梁诗正的这一经历，反映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智慧和勇气。
十六年，从上南巡，诗正父文濂年八十，予封典。
梁诗正的孝顺，得到了皇帝的认可。
十七年，疏乞终养。二十三年，丁父忧，召署工部尚书。
梁诗正的官职变动，体现了其忠诚于国家。
二十四年，调署兵部尚书。二十五年，服阕，真除，仍命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梁诗正的官职变迁，说明其在朝廷中的地位日益稳固。
二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
梁诗正的这一晋升，表明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已经达到顶峰。
寻卒，谥文庄。
梁诗正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其去世后，得到了文庄的谥号，彰显了他的德行和才能。
子同书，举人，赐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敦书，官至兵部右侍郎。
梁诗正的子女，也各有成就，说明其家族的优良传统。
论曰：福敏以谨厚为高宗师。世倌、贻直立朝有风节，虽坐谴，皆近私，大德不逾，卒不以相掩。
这段评论，肯定了梁诗正及其同僚的品德和才能。
阿克敦惇大而清介。嘉淦谔谔，陈善闭邪，一朝推名疏。
这段评论，进一步肯定了梁诗正及其同僚的政治品质。
诗正论八旗当行边屯，绿营当停募补，掌国计虽岁有馀，惓惓惟惧不足，其虑远矣。
这段评论，肯定了梁诗正的政治远见和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