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大椿（1693年—1771年），字灵胎，清代著名医学家，精通医理，著有多种医学著作，对后世中医学发展影响深远。
年代：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
内容简要：《医学源流论》是一部探讨医学理论和历史的著作，共2卷。书中系统梳理了中医学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医学见解。徐大椿强调“医者意也”，主张灵活运用医理，反对拘泥于古方。它是研究中医学术史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医学源流论-卷下-古今-四大家论-原文
医道之晦久矣。
明人有四大家之说，指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人，谓为千古医宗。
此真无知妄谈也。
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这孔子。
河间、东垣，乃一偏之家。
丹溪不过斟酌诸家之言，而调停去取，以开学人便易之门。
此乃世俗之所谓名医也。
三子之于仲景，未能望见万一，乃跻而与之并称，岂非绝倒？
如扁鹊、仓公、王叔和、孙思邈辈，则实有师承，各操绝技，然亦仅成一家之言，如儒家汉唐诸子之流，亦断断不可与也子并列，况三人哉？
至三人之高下，刘则专崇《内经》，而实不能得其精义；朱则平易浅近，未睹本原；至于东垣执专理脾胃之说，纯用升提香燥，意见偏而方法乱，贻误后人，与仲景正相反。
后世颇宗其说，皆由世人之于医理全未梦见，所以为所惑也。
更可骇者，以仲景有《伤寒论》一书，则以为专明伤寒，《金匮要略》则以为不可根据以治病，其说荒唐更甚。
吾非故欲轻三子也。
盖此说行则天下惟知三子之绪余，而不深求仲景之学，则仲景延续先圣之法，从此日衰。
而天下万世，夭扎载途，其害不少，故当亟正之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医学源流论-卷下-古今-四大家论-译文
医学的道理已经晦暗很久了。
明朝有人提出了四大家的说法，指的是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人，称他们为千古医宗。
这真是无知妄谈。
张仲景先生，是千古集大成的圣人，就像儒家中的孔子。
刘河间、李东垣，只是偏于一隅的专家。
朱丹溪不过是综合各家之言，调和取舍，为学者提供方便之门。
这就是世俗所谓的名医。
这三个人与张仲景相比，连万分之一都达不到，却与他们并称，岂不是荒谬？
像扁鹊、仓公、王叔和、孙思邈这些人，确实有师承，各有绝技，但也只是形成一家之言，就像儒家汉唐诸子一样，也绝对不可与孔子并列，何况这三个人呢？
至于这三个人的高低，刘河间专崇《内经》，但实际上不能得其精义；朱丹溪则平易浅近，未能看到根本；至于李东垣，他坚持专理脾胃的说法，纯粹使用升提香燥的方法，意见偏颇而方法混乱，贻误后人，与张仲景正好相反。
后世很多人推崇他们的学说，都是因为世人对于医理完全没有理解，所以被迷惑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因为张仲景有《伤寒论》一书，就认为他专门研究伤寒，《金匮要略》则被认为不能用来治病，这种说法更加荒唐。
我并不是故意要轻视这三个人。
如果这种说法流行，那么天下只会知道这三个人的皮毛，而不深入研究张仲景的学问，那么张仲景延续先圣的方法，从此会日渐衰落。
而天下万世，夭折的人会越来越多，危害不小，所以应该尽快纠正这种说法。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医学源流论-卷下-古今-四大家论-注解
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尊为医圣，著有《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对后世中医学影响深远。
刘河间：金元时期医学家，主张以《内经》为基础，强调阴阳五行的理论。
李东垣：金元时期医学家，以脾胃论著称，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强调调理脾胃的重要性。
朱丹溪：元代医学家，主张滋阴降火，对后世温病学有重要影响。
扁鹊：战国时期著名医学家，被尊为医祖，擅长诊断和治疗。
仓公：汉代医学家，擅长针灸和药物治疗。
王叔和：唐代医学家，著有《脉经》，对脉学有重要贡献。
孙思邈：唐代医学家，被尊为药王，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伤寒论：张仲景所著的医学经典，主要论述伤寒病的诊断和治疗。
金匮要略：张仲景所著的医学经典，主要论述杂病的诊断和治疗。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医学源流论-卷下-古今-四大家论-评注
本文通过对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位医学家的评价，反映了作者对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作者认为张仲景是集大成的圣人，其医学成就如同儒家中的孔子，而其他三人则各有偏颇，未能达到张仲景的高度。这种评价不仅体现了对张仲景的崇敬，也反映了对医学传承和发展的重视。
作者批评了后世对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误解，认为这些误解导致了对张仲景医学思想的忽视，进而影响了医学的发展。这种批评不仅是对医学理论的反思，也是对医学教育和社会认知的深刻洞察。
本文还通过对扁鹊、仓公、王叔和、孙思邈等医学家的提及，展示了中国古代医学的丰富多样性。这些医学家各有专长，但作者认为他们的成就仍然无法与张仲景相提并论。这种比较不仅体现了对张仲景的推崇，也反映了对医学历史的深刻理解。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几位医学家的评价和比较，揭示了医学传承和发展中的问题，呼吁人们重视张仲景的医学思想，以促进医学的进步。这种思考和呼吁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对当代医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